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
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赫数、马赫带也是其研究成果。
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1838年2月18日生于奇尔利茨。父亲是家庭教师。童年时代在大自然的魅力下善于用听觉、触觉观察事物的因果关系，初中时，他对教会学校的课程不感兴趣而被视为不适宜研究学问、成绩不佳的孩子。父亲的藏书成了他自学的宝库。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1860年毕业，并获博士学位。1864～1867年在格拉茨大学先后任数学教授和实验物理学教授，1867～1895年在布拉格大学任实验物理学教授，两度被选为校长。1901年退休，但仍在家继续从事科学著述。1916年2月19日在德国特斯特腾逝世。
马赫一生主要致力于实验物理学和哲学的研究。发表过100多篇关于力学、声学和光学的研究论文和报告。他研究物体在气体中高速运动时，发现了激波。确定了以物速与声速的比值（即马赫数）为标准，来描述物体的超声速运动。马赫效应、马赫波、马赫角等这些以马赫命名的术语，在空气动力学中广泛使用，这是马赫在力学上的历史性贡献。他首先用仪器演示声学多普勒效应，提出过n维原子理论等。
马赫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物理学家。他通过对科学的历史考察和科学方法论的分析，写过几本富有浓厚认识论色彩和历了史观点的著作，其中以1883年《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简称《力学史评》）这部著作影响最大，对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书中对牛顿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批判以及对惯性的理解，对爱因斯坦建立广义相对论起过积极的作用，成为后者写出引力场方程的依据。后来爱因斯坦把他的这一思想称为马赫原理。马赫的科学认识论曾在自然科学家中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受其影响的科学家最著名的是爱因斯坦和布里奇曼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些物理学家。
马赫还写过再版20次使用40年的《大学生物理学教程》（1891）和《中学生低年级自然科学课本》（1886），是有名的物理学教育家。
马赫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逻辑实证论者。他否认气体动理论和原子、分子的真实牲。对此，玻耳兹曼有过尖锐的批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也批判了马赫的唯心主义观点。
马赫——伟大的超级哲人科学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马赫在不幸瘫痪之后，并没有向冷酷的现实低头，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过人的精力与命运抗争，作出了令正常人也难以想象和完成的工作。在生命的黄昏时分，他的大脑涌现出的新思想，依然光彩熠熠，描绘出一幅“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绚丽画卷。爱因斯坦在悼念马赫逝世的文章中，准确而传神地揭示了马赫晚年的内心追求和精神境界：
“他对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也就是对斯宾诺莎(B．de Spinoza，1632~1677)所谓的‘对神的理智的爱’，如此强烈地进发出来，以致到了高龄，还以孩子般的好奇的眼睛窥视着这个世界，使自己从理解其相互联系中求得乐趣，而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从1898年7月右半身偏瘫到1916年逝世，在将近整整18年间，马赫不仅行动不便，而且不断遭到其他疾病的折磨。他年事已高，生活无法自理，耳聋，讲话声音含糊，后又患上风湿痛(1903年)、神经疼(1906年)、前列腺炎和膀胱病(1913 年)。但是，病魔并没有制服他。瘫痪后不几天，他就开始练习用左手扫写。他不能穿衣、吃饭、洗澡，全靠妻子精心照顾他；他不能走路，就用手杖和轮椅，必要时出动救护车；他不能写字，就用左手的一个指头打字；他不能作实验，他儿子路德维希替他作实验，路德维希是位医学博士，他从1880年代后期在布拉格就承担起马赫实验室的主要责任，现在又成了他父亲的保健医生，还要在父亲生病时帮助复信和处理诸多事务。因此，布莱克默认为马赫一生最后18年(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后30年)的历史是由马赫父子—人“共同谱写的”，路德维希是“幕后的巨人”。
马赫1901年从维也纳大学正式退休。他原准备退休后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定居，在那里他能够同布伦塔诺和斯特洛(J．B．Stallo，1823~1900)交谈。斯特洛这位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德、美哲学家早先就了解马赫的许多思想。马赫在《热学》第二版中提到，他是从罗素《几何学基础》(1898年)的参考文献中注意到斯特洛《近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1882 年)“这一丰富的、明晰的著作”的，而斯特洛的思想和文章早在1860年代末和1870年代初就发表了。斯特洛的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为该书德文版 (1901年)写了序，并把他的《热学》第二版(1900年)题献给斯特洛。不巧，斯特洛在世纪伊始去世，马赫也就打消了去意大利度晚年的计划。
从1900~1913年，马赫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诸多写作和出版任务。他修订了《感觉的分析》(在篇幅上扩大了一倍)，删节并增补了《力学》。给《讲演》德文版增补了7章，他把自己的科学哲学讲演汇集成一部新著《认识和谬误》。他连续3年(1901~1903年)为《一元论者》杂志撰写了3篇论文，从感觉生理学和心理学、历史和物理学的观点讨论了空间概念的本性、起源和发展问题；他的研究对几何学的哲学基础的讨论作出了独特的和不可或缺的贡献，“赢得了权威性和统帅地位”；这3篇文章的英文合集以《空间和几何学》为题于1906年在美国初版。他在1913年还完成了《光学》前一半，并为他最后一部著作《文化和力学》收集资料。
在此期间，马赫还就哲学、通俗科学、科学实验工作发表了15篇新写的文章。他的两篇重要哲学文章很长，1919年以书的形式出版。马赫还为10多本书写了序言，并在旧著的新版本中添专门的章节或注释，为他的思想辩护。此外，他还就科学和哲问题与众多的学者和年轻人通信。他还参与了许多支持正义和进步事业的活动，他的政治活动在1907年达到高峰。他还在1910发表了《我的科学知识论的主导思想及我的同代人对它的反应》论文，回答了普朗克的挑战。马赫多种著作的外文译本也在这时候相继在世界各地出版，旅居锡兰(现称斯里兰卡)的生理家比尔(Theodor Beer)甚至在科伦坡看到，马赫的著作的当地语言文本摆在书摊上。
也许下述事件最能说明，马赫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还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思想的青春活力。1911年，美国人类学家洛伊 (R．H．Lowie，1883~1957)闯入马赫的生活。他在同年3月写信给马赫，告知马赫的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中成为关注焦点，后来又陆续寄来他撰写的文章和书籍。这些出版物讲述洛伊在印第安部族中的所见所闻，马赫对此产生了全新的兴趣。其间，马赫的妹妹出版了她的自传，书中有门的内哥罗(黑山)、布科维纳(俄、罗)等地的民族风俗习惯的细节，这进一步激起马赫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兴趣，尤其是对原始文化群体的兴致。到1913年春，马赫把未完成的《光学》放在一边，全心全意地致于新的研究方向。大儿子路德维希帮他在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资料，三儿子(他是一位画家)帮他制图和绘画，小儿子(他开设了一个机械工场)为他提供有关用手和机器加工日常器皿的知识的咨询，老伴帮他料理生活，马赫自己则专心致志地撰写力学前史的著作。他想描绘原始人如何逐渐学会制作、使用工具和器皿，他哀叹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准确信息。就这样，马赫克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终于在1915年8月为《文化和力学》写完了序言，并于当年出版了这本浸透着马赫及其家人心血的书。洛伊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友好的热情使马赫最后几年的岁月变得充实而愉快。
路德维希由于铝镁合金和干涉仪等发明专利而发了财，他于1912年为父亲在巴伐利亚建立了家庭实验室。马赫起初不愿离开旧居，后来当他转而渴望去时，却在一次偶然事故中损伤了髋骨，又受到前列腺炎和膀胱病的折磨，使得他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卧床难起。 1913年5月，马赫终于离开维也纳附近的多瑙河城，迁到慕尼黑附近紧靠哈尔镇的法特尔斯特滕村。对于个人生死，他早就置之度外，因为他早已视死如归：
“ 自我同物体一样，不是绝对恒久的。我们那么怕死，就是怕消灭自我的永恒性。但这种消灭实际上在生存中就已经大量出现了。我们所珍视的东西在无数摹本中保存下来，或是因为有卓著的特点，通常会永垂不朽。可是，即使是最好的人也有其个人的特点，对于这些特点的丧失，他自己和别人都不必惋惜。其实，死亡作为摆脱个人特点来看，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愉快的思想。”
但是对于他所处时代的前景(当时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一年)，马赫却显得忧心忡忡。在离开维也纳时写给奥地利科学院的一封告别信中，他在诙谐的话语中却不免流露出忧悒之情：“这封信应该是我的最后一封信，我只是请你们设想，卡隆 这个淘气鬼已把我带到还没有加入邮政联盟的邮政所。”
身体瘫痪的马赫是以“卧式”方式乘火车到慕尼黑，然后改换救护车抵达新宅。也许是地处大森林的幽雅环境，出乎意料的是，马赫的健康状况显著改善了。到 1913年7月，他重新开始紧张的写作，并高兴地接待众多来访者。他再次与大儿子路德维希密切合作，进行光学实验。有时困难不能尽快克服，他们就把自己锁在实验室，内，靠巧克力度日，直到问题解决为止。他们曾在工作室连续呆过两天。。在逝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关注着各种科学和哲学问题。例如，1913年，当有位科学家怀疑多普勒理论与相对论不相容时，他用实验证据再次表明，多普勒的思想是正确的。他在1916年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重申他坚信拉马克、赫林和无意识的“记忆”——这是马赫的“天鹅之歌”。
1916年2月19日，在西线战事暂时平静之时，恩斯特•马赫因患心脏病不愈而安详地合上了他的双眼，享年恰恰78岁零一天。一个不断喷涌新思想的大脑永远停止了思维，一颗热爱人类进步事业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一位从不知道疲倦的伟大的人永远地安息了!马赫生前留下遗嘱，他的葬礼应该“最大可能的节省”，节省下来的钱捐赠普及教育协会和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工人报》。他的家人遵照死者的遗愿，葬礼简朴而肃穆。卡鲁斯用如下语句描绘了马赫的火葬仪式：“他躺在冷杉树丛之中，他最近喜爱在冷杉树下消磨时光。他的左手旁放着拐杖，这根手杖16年来是他的忠实伙伴。他头上戴着月桂花环，这是他女儿亲手编织的。2月22日清晨，马赫教授的遗体被十分平静地送入火焰之中。”
马赫离开了与他日夜相伴的亲人，离开了与他共同奋斗的同事、学者和朋友，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善良的人们。他是幸福地离去的，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幸福，因为他的观念和思想已融入永恒的生命之中。他在《感觉的分析》中早就这样写道：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分的、独立于别人之外的单一体，所以他只知道自己。可是，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内容会冲破个人的这种界限，又自然而然地附属于个人，不依靠发展出这些内容的那个人，而长久维持着一种普遍的、非私人的、超私人的生命。对这个生命作出贡献是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社会改革家等等的最大幸福。”
“回到马赫去”
马赫是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伊始的伟大科学家和伟大哲学家，他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本世纪初的科学革命和紧随其后的哲学革命。
仅此两点，就足以确立马赫在科学史和哲学史中的牢固的、不朽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和取代的。
而且，马赫除在世纪之交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所影响外，在本世纪中叶相继涌现的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科学哲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费耶阿本德的批判主义和方法论的多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归纳主义中，都或多或少有马赫播下的种子和掺入的酵素。
在本世纪末叶，马赫富有启发性和预见性的思想，又在自然主义和进化认识论中开花、结果。马赫又一次扮演了思想先驱的角色。
作为时代骄子的马赫，他的思想不仅哺育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也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智力世界。马赫是时代的产儿，时代也是马赫思想活动的大舞台。
马赫无疑是一位有过重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这是每一个尊重事实的人有目共睹的。但是，马赫的思想现在还有生命力吗?
有人认为，马赫的认识论态度今天已经过时，它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和魅力，正在遁入古老幽深的典籍王国，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
费耶阿本德却不作如是观。他针锋相对地大声疾呼：“回到马赫去”!
费耶阿本德的呐喊不无道理。因为马赫的生命是“一种普遍的、非私人的、超私人的生命”，尽管他本人早已作古；因为马赫的思想是“生活的真正珍珠”，它“能够被唤起和结果实”，尽管它现在已不存在于波普尔的“世界尸(马赫的大脑)而仅存在于“世界3”。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以自身为对象的思想是万古不没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读马赫的书还能产生意义共鸣和获得启迪的原因。
“回到马赫去!”并不是要回到马赫去的激进经验论去。因为经验论和理性论的古老对立，实在论与观念论的传统相背，正在新的探索中逐渐渗透、消融，并失去其绝对僵硬的意义。
“回到马赫去!”也不是要回到马赫的要素一元论去。尽管要素说中的“天人合一”真谛仍待人们去发掘、去认识，但诚如马赫所说，它毕竟只适应于当时的“知识总和”，它并“不自命为万古不灭的哲学”，并“随时准备”“让位于更好的见解”。
那么，“回到马赫去!”究竟要回到哪里去呢?
这就是要象马赫那样，把认识提高到科学实践的高度来研究，把科学的新鲜气息注入认识论。当年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学广播操”对此根本无济于事，现今沿用的几对陈旧的、干巴巴的概念的排列组合，对此也是无能为力。认识论研究的勃兴只能寄希望于科学的认知理论。
这就要象马赫那样，把科学与哲学密切结合，让科学哲学真正成为科学家的哲学。这样一来，哲学才能汲取科学的营养，成为与科学实践密切相关的智慧的哲学；科学才能焕发出哲学精神，成为超越功利和超越知识本体的智慧的科学。
这就要继续弘扬马赫统一科学的思想，使科学文化人文化，人文文化科学化，从而消除二者之间现存的藩篱和鸿沟。
这就要认真发掘马赫的自然主义和生态伦理的思想遗产，使人类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这就要大力发扬马赫及其哲学的自由、启蒙、怀疑、批判、历史、实践、兼融、宽容、谦逊、进取的精神气质，克服盲从和轻信，警惕教条和僵化。我们这个世界受教条之害、蒙盲从之难实在太多了。
这就要批判地继承和光大马赫的科学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这三者已经成为现时代的主旋律，马赫的思想遗产无疑可以成为谱写这个主旋律的一串美妙音符。
“回到马赫去!”就是要开掘和拓展马赫的上述思想遗产，要深思和领会马赫的下述有现实意义的遗训：
“今天，当我们看到社会动荡，看到人们像一个机关的登记员按照他的状态和一周的事件改变他在同一问题上的观点时，当我们注视这样产生的深刻的心理苦恼时，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我们哲学的不完备和转变特征的自然而必然的结局。有资格的世界观从来也不是作为赠品得到的，我们必须通过艰苦的劳作获得它。只有准予在理性和经验起作用的领域内自由地倾向于理性和经验，对人类的幸福来说，我们才能缓慢地、逐渐地、但却是有把握地趋近统一的世界观的理想，只有这种世界观才能与健全精神的经济和谐共存。”
回顾历史，马赫的思想确曾“杂花纷陈醉流莺”；展望未来，马赫的遗产也能“出水芙蓉晚更明”。在新的世纪之交，我们有理由这样确信和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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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马赫：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无论从那方面讲，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都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注定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作为科学家，他在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诸领域都进行了精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著，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尽管人们完全可以对马赫思想的长短优劣做出各种评价，但是难以否认的是，马赫毕竟是一位冲破教条主义统治的启蒙哲学家和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自由思想家。马赫基本上是在奥匈帝国度过了他的一生的。马赫的青少年时代，是民族自决日益增长的时代，非日耳曼人确定统一语言的时代。周围的人们对自然界、政治、宗教和社会现状充满了怀疑、不受拘束、好加批判和执着地追根求源的精神。尤其是，马赫的双亲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父亲是一位自由思想者，母亲是一位具有艺术气质的妇女，他们都同情匈牙利革命，批评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rug)的独裁统治。马赫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主义、怀疑主义、理想主义和个人奋斗精神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难怪他从小就对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格言不感兴趣。这一切，在成年时又通过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和合作者的磨砺而得到加强。
1859年，当马赫大学毕业时，适逢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接着，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又出版了。此前不久，亥姆霍兹已经把能量守恒的普遍原理置于物理学研究的中心。马赫没有像通常的自然科学家那样，致力于增加各不相关的发现相信息的积累，他独立自主地选择了适合于自己的道路和工作方法。他把着眼点放在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并注意历史地、批判地研究它们，这导致了他的关于知识本性的一系列观点的全面复兴。马赫就是这样从科学本身出发，经过科学史而达到科学哲学的。其结果，这位在各个知识领域无偏见地漫游、而无意于作哲学家的马赫，竟然“在今天被认为是对于我们这一代最有影响的、最典型的上一代启蒙哲学家” 。
马赫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中找到了他的精神发祥地。他在《力学史评》中写道：“在18世纪的启蒙文献中，似乎第一次呈现出一个广泛的基础。人文科学、哲学科学、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当时有了接触，并且彼此激励向着比较自由的方向前进。凡是经历过这种高翔和解放的人，那怕只是部分地经验到的，通过这些文献都会对18世纪感觉到一种忧郁的怀昔之情。” 他盛赞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极力谴责莱辛对伏尔泰的攻击。但是，对启蒙运动的倾倒并没有使他把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家加以偶像化，相反地，他接过了那些伟大的启蒙人物的批判精神，同他所处时代的误用概念作斗争，正像他们同他们所处时代的误用概念作斗争一样。在他与之作斗争的概念中间，碰巧有许多是１８世纪启蒙者所宠爱的概念，这些概念大部属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马赫的启蒙哲学和启蒙精神在他1883年出版的《力学史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部历史批判著作中，马赫以深切的感情洞察了力学的成长，追踪了在这些领域中起开创作用的研究者的工作，—直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他分析了古典力学中流行已久的概念(不是依据它们的形而上学建筑，而是依据它们同观察的相互关系)，指明了它们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所依赖的条件，揭示了它们是怎样从经验所给予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他以坚不可摧的怀疑主义和独立性，批判了古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后人对它们的误用，批判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力学先验论和机械自然观。他通过剖析力学中的神学、泛灵论和神秘主义观点，表露了自己的内心思想和理智倾向。马赫的启蒙式的批判，唤醒了在教条式的顽固中昏睡的物理学家，为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而发出了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对于马赫的这种启蒙作用，爱因斯坦多次给以充分的肯定：“可以说上一世纪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而且，他们还孜孜不倦地企图把这一时期逐渐取得全面胜利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也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甚至连麦克斯韦和赫兹，在他们的自觉思考中，都始终坚信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是恩斯特•马赫，在他的《力学史评》中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甚至连马赫的激烈反对者普朗克也承认马赫学说对心灵的启蒙作用。
当然，启蒙哲学也有悲剧性的特征。正如弗兰克所指出的：它破坏了旧的概念体系，但是当它建造新体系时，它又为新的误用打下了基础。因为没有一种理论是没有辅助概念的，而这样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被误用。科学的进步处于永恒的循环之中，创造性的力量必然会创造出会枯萎的芽。它们在人类意识中被那些以破坏为标志的力量所破坏。尽管如此，要使科学不致僵化成一种新的教条或经院哲学，需要的正是这种水不止息的启蒙精神。假如物理学变成宗教教义，马赫也会大声疾呼：“我不愿被人称为物理学家！”
马赫是一位具有罕见的独立判断力的自由思想家。“他对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也就是对斯宾诺莎所谓的‘对神的理智的爱’如此强烈地进发出来，以致到了高龄，还以孩子般的好奇的眼睛窥视这个世界，使自己从理解其相互联系中求得乐趣，而没有什么别的要求。”([4]，p．83)作为思想先驱者的马赫，他的智力的原始创造物和无意识的构造，并没有假设一种外在的形式，它们的形式就是它们本身。在马赫身上，孩子般的单纯与大人般的成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普通人的心灵的思想进程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普遍人心灵的思想进程就像处在被催眠状态中的人的行为一样，并非自愿地按照催眠者的话语在他心灵中所造成的想像而行动。而马赫的心灵则处于高度的清醒和自由状态，其思想进程出自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唯一的前提只是思想对事实的适应以及思想对思想的相互适应，而不是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亘古不变的教条的顺从。
马赫坚决否认科学理论是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的神话，他认为这些理论停留在未完成的、甚至永远也不会终止的经验上。康德在提出“纯粹自然科学怎么是可能的”问题时，他并不是把物理学和化学设想为历史的现实，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把它们看作是柏拉图的理念。对马赫来说，科学首先足现在给定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某种实际友现形式。他从生物进化论出发，把科学的历史看作人类进化史的一部分。康德认为，哥白尼学说是“一次”革命，它在这个专业领域里清除了以前的错误并建立了一个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马赫则明确指出，哥白尼学说也只不过是我们认识宇宙的一个确定阶段，它可能由于吸收新事实而再次被修正，甚至会被完全不同的领域的新发现所修正。科学的发展表明，马赫的见解是正确的。马赫自认有自我启发的强烈欲望，他要作一个不受他所接触的专家们的成见所影响的物理学家，他更喜欢思想自由。
马赫在早期科学生涯中，对自然现象采取了彻底的机械论的解释，并且承认原子论，对物理现象采取了富于哲理性的原子论描述。但是不久，他在抛弃机械论的同时也激烈地反对原子论——否认原子的实在性。在本世纪初，当原子的存在似乎有了确凿的实验证据时，马赫在1914年致友人的信中把他年轻时所写的《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年）说成是“与事实不符，过时的和怪癖的” 。据推断，这很可能是指书中反原子论和言论。尽管马赫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否承认原子论(他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并不反对原子论)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76岁高龄的马赫还保持着内心的自由，乐于承认错误，甚至把他年富力强时所持的观点作为“怪癖的”东西加以摈弃。这也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人和科学家的高贵品质。
马赫不仅保持着内心的自由——这是大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最珍贵的礼物，而且也大力呼吁创造外在的自由。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前的10多年，马赫就曾提出，在受偏爱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的“机构应限制在些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方面，因为其余的个人的自由应该被保护。否则，即使是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奴役也可能变得比在君主国家或寡头政治的国家里更为普遍和暴戾。（[6]）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人们不难从马赫这段深中肯綮的言论中获得丰富的教益。
尽管马赫就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和著述，但他并没有自封为哲学家，也反对别人加封他为哲学家。他在《感觉的分析》(1886年)里郑重声明：“我不自命为哲学家，我只是要在物理学内采取这么一个观点：当我们的眼光转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时候，也无须立即放弃它，因为归根结底，一切事物都必须成为一个整体。”“我仅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我仅寻求一种稳固的、明确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无论在心理生理学领域里，还是在物理学领域里，都能指出一条走得通的道路来，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形而上学的烟雾能阻碍我们前进。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在《认识和谬误》(1905年)中再次强调：“首先是不存在马赫哲学。至多只有科学方法论和认识心理学；这二者像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是暂时的、不完善的尝试。对于借助外加配料由这些尝试能够编造出来的哲学，我概不负责，……超验的领地对我紧闭着大门。如果我坦率地供认，这个领地的居民根本不能激起我的好奇心，那么你们便可以估计出，在我和许多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宽阔的深渊。为此理由，我已经明确地宣布，我决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不过，假若有人偶尔叫嚷着要把我列入哲学家的名单，那么我对此不负责任。当然，我也不想作一个盲目地把自己委托给纯粹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就像莫里哀的医生期望并要求他的病人所作的那样。”
马赫的郑重声明既不是轻视哲学，也不是什么伟大谦虚，而是极力设法在他自己的学说和传统的哲学学说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界限。纵观上述引语中的“哲学”一词，联系马赫的整个思想，人们不难发现，马赫是以两种方式定义哲学的。当他在反对的意义上提到哲学时，其“哲学”一词的含义是指形而上学，例如康德的关于物自体的学说，贝克莱的以神的存在为原因的学说，一切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假定等等；相反地，当他在赞同的意义上提到哲学时，则是指批判地把各种特殊科学统一为一个整体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那些自己不要求成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并不是最不成器的哲学家。正由于马赫以反对形而上学和统一科学为目标和己任，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寻科学的起源、发展、结构和本性，而没有拘泥于具体的专业领域，因而他客观上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为了对历史负责，人们还是把哲学家的头衔加在他的身上。不过，马赫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在这方面马赫和科学家们的志趣相投：他们都不需要一种专门的哲学，而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对科学方法和作为一切科学出发点的事实做出细致的分析。
弗兰克认为，马赫的主要哲学倾向可以用这样两个口号来描述：“科学的统一”(即经济的描述)和“清除形而上学”。这是很有道理的。的确，马赫曾一再申明他的这种意向：“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性。”“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仅是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现在逐渐提倡的这个崭新见解，必然会指导我们排除掉一切无聊的、无法用经验检查的假定，主要是在康德意义下的形而上学的假定。如果在最广泛的、包括了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研究范围里，人们坚持这种观点，就会将‘感觉’看作是一切可能的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共同‘要素’，并且把这种看法作为我们最基本的和最明白的步骤，而这两种经验不过是这些要素的不同形式的结合，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来，一系列妨碍科学研究前进的假问题便会立即销声匿迹了。”([7]，pp．iii，iv~v)在谈到科学统一时马赫说：“在我的著作里，人们不难发现我重视真正的哲学的努力，即努力把许多知识的溪流引导到一条小河中去，……”([2]，pp．xxiii~xxiv)他还说：“谁想把各种科学集合而成为一个整体，谁就必须寻找一种在所有科学领域内都能坚持的慨念。如果我们将整个物质世界分解为一些要素，它们同时也是心理世界的要素，即一般称为感觉的要素，如果更进一步将一切科学领域内同类要素的结合、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当作科学的唯一任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在这种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同时摆脱恼人的、引起思想紊乱的二元论。”([7]，p. 240)
从这些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出：第一，马赫的两个口号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要实现科学统一，就必须清除形而上学；只有清除形而上学，才能为统一科学的进程扫除障碍；马赫正是通过清除形而上学来实现科学的统一的，从而成为“科学统一运动”的思想先驱。第二，马赫之所以引入感觉要素，因为它对统一科学和清除形而上学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手段。马赫所谓的“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其真正用意并不在于宣布一条本体论的论断和关于实在世界的一种性质的陈述。如果死死抓住马赫用以达到口的手段(“感觉要素”)不放，而忽视马赫哲学的真正意图——统一科学和清除形而上学，那就大大误解马赫的苦心了。
卡尔纳普从语言的角度分析了马赫的意图。在马赫看来，要使科学统一成为可能，只有把一切科学命题都表述为一些关于知觉(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的复合的命题。凡是叙述关于我们观察的命题，总含有某一术语，例如“绿 ”、“热”等等作为谓词——卡尔纳普称这些术语为知觉术语。如果一个命题不能还原为谓语只包含知觉术语的命题，它就无法用经验来检验，它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因此，对马赫来说，“清除形而上学”这种说法就意味着要清除所有这样的句子，即不能化归为只含有知觉术语作为谓语的句子。因此，如果我们向科学要求一种关于我们经验的经济表象，即用一种统一的概念体系来做表象，我们就必须从承认可以化归为仅含有以知觉术语为谓语的命题。由此可见，马赫并不想提出一个关于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样一个问题的陈述，他只是想指出，为了使科学有可能统一，科学命题应当怎样来构成。
马赫坚信，他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这是因为，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科学家的思想也不会在自然界之外，而且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没有那个事实或真理能够与经验无关地建立起来。马赫一生在各个知识领域漫游，正是为统一科学而作的尝试和努力。他正是通过引入中性的“要素”说，将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
值得指出的是，马赫也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他追求真理，酷爱和平，主持正义，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投身于人类思想解放事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一边，反对教权主义，争取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工人的合法权益。兴趣广泛、古道热肠的马赫，不仅力图使自然科学各学科得以统一，而且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也在他身上取得了和谐的一致。“在读马赫著作时，人们总会舒畅地领会到作者在并不费力地写下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话语时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读，不仅是因为他的美好的风格给人以理智上的满足和愉快，而且还由于当他谈到人的一般的问题时，在字里行间总闪烁着一种善良的、慈爱的和怀着希望的喜悦的精神。”([4]，pp．89~90)
马赫一生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怀有浓厚的兴趣。要知道，这二者不仅自身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而且它们也是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效中介。马赫在科学哲学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是为统一科学服务的，他对科学史的研究也超出了纯粹的专业价值。他说：“对科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以免在科学发展中所积存起来的原理变为一个一知半解的法定体系，或者更糟糕，变成偏见性的体系。对科学的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通过揭示历史上存在着的大量的传统性的和偶然性的东西，不但能够加深我们对现今科学发展的了解，而且能给我们带来科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他强调指出：“(科学的)启发只有一种方法 —学习历史!”
在马赫的哲学中，既可以看到先前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康德、孔德、内在论者)影响的痕迹，也可以发现时代科学精神(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所打上的烙印。但是，马赫观点的形成主要并不在于继承前人的思想，而是通过长期的自我探索形成的。他的思想既没有受既成的、僵硬的体系的束缚，又超出了一般科学家的视野，从而使他能够以独创性的贡献(如上面提及的关于科学的本质、目的和对象问题)站在他所处时代的制高点上。
像几乎所有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一样，马赫既不热衷于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也不迷恋于追求完备的世界观。马赫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和有可能完成的一切科学和哲学，同日常生活中的朴素实在论相比，都是短暂的产物，而后者则是用作为千万年进化结果的日常语言表达的。
马赫埋怨他的观点常常被人误解。他说：“这些批评家还责难我没有将我的思想适当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仪仅应用了日常语言，因此人们看不出我所坚持的‘体系’。按照这种说法，人们读哲学最主要是选择一个‘体系’，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体系之内去思想和说话了。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非常方便地拿一切流行的哲学观点来揣度我的话，把我说成是唯心论者、贝克莱主义者，甚至是唯物论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关于这点，我相信自己是没有什么过失的。”([7]，p．38)
无论怎么看，马赫的实证论观点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恰恰是这种观点，“从各方面来说，对于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马赫‘给科学以新的精神’，没有马赫这样的实证论的经验论传统基础，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如石里克、汉思、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是无从借助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的发展创立所谓新实证论即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用马赫自己的话来说，是‘一般文化发展的产物’。无可讳言，马赫对这种一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洪谦教授的评论，正确地揭示了马赫实证论思想在哲学史乃至一般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人们对马赫实证论观点的某些误解，既有对实证论一般的牢固偏见的原因，也有仅仅抓住马赫片言只语而不及其余的原因。其实，正如伯格曼所指出的，尽管实证论者与实在论者在观念上分歧多么大，他们在实际上并无原则性的区别。实在论者确信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的存在，并且把我们的实验、观察和测量看作是发现这些外界性质的手段。实证论者在其纯粹的形式下，认为追究独立于我们观察而存在的世界的实在性是没有意义的，只承认通过感觉印象给予我们的世界，他们贬低或排除形而上学之类的探究，主张科学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经验系统化，发现持久的特性和规律性，或者预言尚未完成的实验结果；认为一切断言只有在它们能够被证实的程度上，即是说在最终能够把它们还原为与感官知觉有关的陈述时，才是有意义的。由于这两个派别的科学信念和哲学信仰不同，因此其争论必定会长期存在下去，远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实在论者和实证论者主张的差别，感情上的成分多于逻辑上的成分。实际上，在科学实验室中，或者在解释记录数据的过程中，二者几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马赫的实证论对于摧毁旧的教条无疑是必不可少的锐利武器，便是它决不足纯粹的“否定论”，用马赫自己的话说，其破坏性仅仅是针对掺入我们概念中的多余的、会迷误人的东西。它也具有某种建设性，逻辑实证论的兴起，物理学革命的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马赫思想的印记。连普朗克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要给它(马赫的实证论)以充分的荣誉，因为面对着威胁性的怀疑论，它再次树立起一切自然研究的唯一合法的出发点，即感官知觉。”
毋庸讳言，由于马赫主要的任务是为自然科学的经验方面辩护，反对先验论和绝对论的未经证明的主张，因而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科学结构中的数学和逻辑方法。排除同经验没有对应概念的科学，在理论中只应使用那些从观察得到的现象的陈述中推断出的命题，马赫的这个总目标似乎也显得狭隘，因而难以适应高度抽象性的现代理论科学的发展。但是，马赫在这里也没有把事情推到极端。对于科学框架而言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即事实和思想，他一方面承认感性事实是科学家用思想适应经验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思想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肯定思想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带来的根本变革，并认为自然科学家的直观表象与概念思维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很大的、不可跨越的。他甚至提倡超越实际可能的界线、达到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对象的想像。马赫本人就具有诗人的想像力，他认为诗人的梦想不仅是一切心理发现的开端，而且是经验本身即作为事实存在的东西的完善调整的源泉，从而也是假设和理论形成的源泉。
还在马赫在世日时，他的观点就被人指责为唯心论或唯我论。对此，马赫本人的态度是鲜明的：“造成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我的观点过去是从一个唯心主义阶段发展出来的，这个阶段现在还在我的表达方式方面有痕迹，这些痕迹甚至在将来也不会完全磨灭。因为在我看来，由唯心主义到达我的观点的途径是最短的和最自然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种误解“再三抗议”，反对把他的观点和贝克莱的观点“等同起来”。他对“唯我论是唯—的彻底的观点”这种说法感到“惊奇”，认为唯我论只适于“沉思默想、梦中度日的行乞僧”，而不适于“严肃思维、积极活动的人”([7]，pp．278~279，276)。
马赫的态度获得了一些科学家的理解。奥斯特瓦尔德写道：“像恩斯特•马赫这样一位明晰的、深谋远虑的思想家，竟被看作是空想家，这无法使人信服的，一个了解如何做出如此完善的实验工作的人怎么会在哲学上讲—些令人生疑的昏话呢。 ”（[9]）爱因斯坦在提及马赫的哲学研究时也说：“他把一切科学都理解为一种把作为元素的单个经验排列起来的事业，这种作为元素的单个经验他称之为‘感觉’。这个词使得那些未仔细研究过他的著作的人，常常把这位有素养的、慎重的思想家，看作是一个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唯我论者。”([4]，p．89)
爱因斯坦的辩护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的确，马赫的研究同世界究竟是由感觉还是由物质组成的这类问题毫不相干。这只不过是传统哲学所惯用的提问题的典型方式，而马赫大力反对的正是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在马赫看来，既然感觉和感觉的复合能够是并且必须是关于外在世界的那些陈述的唯一对象，那就根本无需假定在感觉之后潜在的、不可知的实在，这样他就把康德的物自体抛弃了。马赫认为，他的观点是排除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不论这些问题是此刻不能解决的或是根本永远无意义的。他觉得拒绝回答这类无意义的问题，绝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科学家面对大量可以研究的事物所能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态度。
马赫既拒绝唯心论，也拒绝唯物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在它们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在他看来，这两大派别都是形而上学的命题体系，都不是科学理论，因为它们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想用科学成就来支持任何一方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马赫发现：“哲学唯灵论者往往感到，要使自己的那种用精神创造出来的物体世界具有其应有的坚实性是很困难的；同时唯物主义者又感到，要使物体世界有感觉，也不知所措。”([7]，p．11)为了克服精神与物质、自我与世界的尖锐对立，把认识论提高到新的科学实践的高度，马赫才把要素(感觉)置于第一性的地位(而不是把自我或物质)。正是通过感觉，物体世界变就了我们能够抓得到的东西，变成活生生的、为人的世界，就此而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存在原则性的差别。问题恰恰在于，要避免走这个危险的极端：唯心论在苍白的唯灵论中消失，唯物论的生气在机械论中枯竭。
把马赫的哲学说成是唯心论或唯我论，这就无法解释，它怎么十分容易地就蜕变为物理主义呢?在维也纳学派中，很快就从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使用的现象语言，转变到纽拉特主张的物理语言了，而物理主义所使用的语言是非常接近于唯物论的。更何况，马赫认为科学家的思想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比单纯的物理主义还要彻底得多。在这里，我无意于把马赫划入唯物论的阵营。对于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而言，他们的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开始的，他们的思想火花往往是在科学研究中突发的，但实际上则是对科学中的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长期沉思的结果，他们是被问题的逻辑指引获得这些前所未有的结果的。他们在实践中并不愿意背负着现成的认识论体系去寻求答案，也无意于把针对具体问题找到的答案编织成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我们又何必把他们强行纳入普罗克拉斯提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的床上呢?
其实，马赫并不想排除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粗糙的物质概念，也没有否认朴素实在论，他认为这二者都是自然地、本能地形成的。对于后者，他说：“假如朴素实在论可以称为普通人的哲学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有得到最高评价的权利。这个观点不假人的有意的助力，业已发生在无限久远的年代；它是自然的产物，并且由自然界保持着。虽然承认哲学的每一进展，甚至每一错误，在生物学方面都有道理，但哲学做出的一切贡献，与这个观点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瞬息即逝的人工产物。事实上，我们看到每个思想家，每个哲学家，一到实际需要驱使他离开自己的片面理智工作时，都立刻回到了这个普通的观点上。”([7]，p．29) 在科学实践中，马赫始终坚持，每一个促使我们调整和改变我们思想的动机，都来自新的、反常的和不理解的事物，它使有较强思考能力的人立即使思想与观察到的现象相适应。他还认为，最令人愉快的思想并不是来自天国，而是从已有的观念中产生的。这就是思想对事实的适应和思想彼此之间的适应。马赫断定，科学无法想像出这样一种原理，它能使一个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知识的人构造出一个经验世界来。马赫的这些见解，并没有隐含唯心论或唯我论的意思。
马赫的哲学观点从它们问世一直至今天，不断有人提出批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中的批评，其真正目的是针对马赫的俄国信徒的，也即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敌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909年写信告诉马赫说：“不懂这个问题的人在该书中所能够发现的所有论据部结合得很巧妙。列宁过去并不关心哲学，而现在花了一年时间研究哲学，……当然他没有时间详细思考解决的方法。他实际上认为要素是骗人的把戏。……人们不可能在他的书中找到任何必须认真对待的论据。”对于列宁的批评，马赫认为与他感兴趣的问题相距甚远，因而没有答辩。但是列宁的毁灭性批判却在社会主义国家宣布了马赫哲学的死刑，因为人们此后很难自由地、不带偏见地评论马赫。“要是列宁本人还活着，看到这种情况，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书由偶然的政治论战著作预料不到地变成了声望极高的认识论经典著作而感到惊愕。”（[6]）
早年对马赫思想十分推崇的爱因斯坦，在1917年春致贝索的信中对马赫哲学表示不满，并在1922年4月访问法国时对马赫哲学进行了公开批判。爱因斯坦的批评主要是([4]，pp．106，438，169，212，214，438)：①马赫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对经验材料的整理，他没有辨认出在概念形成中自由构造的元素。②马赫哲学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而只能扑灭有害的虫豸。③马赫的思维经济有点太浅薄、太主观。④马赫不仅把感觉作为必须加以研究的唯一材料，而且把感觉本身当作建造实在世界砖块，从而否定了物理实在这个概念。⑤马赫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拙劣的哲学家。
在本文，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详细分析爱因斯坦的批评，在这里仅想简要说明。批评①是正确的；批评②有部分道理，但把话讲绝了；至于批评③，我在一篇论文中已作了分析；批评④有误解的成分；批评⑤是感情的成分多于理智的成分。关于批评⑤尚须作如下说明：在马赫1913年7月为《物理光学原理》写的序中，马赫断然否认他是相对论的先驱，并认为相对论变得越来越教条了。该书迟至马赫逝世五年后(1921年)才出版，而在此之前，爱因斯坦一直以为马赫是支持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显然认为被马赫作弄了，其愤懑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从而于次年发表了关于马赫是“拙劣的哲学家”的偏激谈话。最近，国外有人提出，《物理光学原理》的序是马赫的儿子伪造的。” 当然，这还不能算是定论。
马赫哲学有缺点，有矛盾，有站不住脚的地方。但是，正如石里克所说：“没有任何批评会有损于马赫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声誉：心平气和的公正态度，没有偏见和独立自主，他就以这些原则作为出发点来研究他的问题，他不可动摇地热爱真理和明晰性，这些品德在任何时候都能使哲学家做出解放人类思想的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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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马赫与原子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年2月18日~1916年2月19日)是奥地利著名的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的整个工作，他的精湛的实验，他的历史著作，他的科学哲学学说，将列入人类的思想宝库，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与发掘。他的坚定不移的怀疑主义和独立性，他珍惜思想自由胜过珍惜生命安全和对智力财产的占有的高尚品格，他的人道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所显示的博大胸怀，将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人类自身的更新和文明社会的进步。
然而，反对相对论和原子论，似乎成了马赫科学生涯中的两个污点。关于前者，沃尔特斯在他的近著 中一反传统的成见，认为马赫1913年7月所写的《物理光学原理》序言是他的大儿子伪造的。这是否成定论，还有待日后见分晓。至于马赫对原子论的态度，正是本文将要论述的课题。
一、马赫对原子论态度的变化
马赫在其科学生涯中对原子论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赞同和怀疑时期。从1860年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无公薪讲师，直到1863年，马赫对自然现象采取彻底的机械论解释，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原子论，承认气体动力学理论，至少是把原子论当作有用的工作模型或工作假设。在这个时期，马赫仿效在物理学家中流行的观点，对物理现象作了富于哲学性的原子论的描述。他早期关于原子论的观点包括在关于多普勒效应、毛细现象、气体光谱、共振以及声音在耳中传播的研究中。
在 1861~1862年的冬季学期，马赫在维也纳大学举行了“医用物理学”讲座，这些讲稿在1863年以《医用物理学纲要》为题出版了。他在书中使用原子理论解释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他把原子分为两类：与相隔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力相互吸引的物质原子，比距离平方增加还要急剧减少的相互排斥的以太原子。他觉得物质的原子理论比动力理论和连续理论更能可信地解释各种物理现象，热和光现象也受到原子假设的支持。他认为，以原子论为基础的波动论对物理学而言是有生命力的，因而原子论也是有生命的。
在1862年的一个短评中，马赫探讨了化学物质明线光谱纯粹力学解释的可能性，希望能够利用这一研究明确解释原子理论的许多观点；在1863年发表的论述听觉器官的文章中，他借助于可想象的任意维度探讨了原子和分子的性质。
也就在马赫赞成并使用原子论的时候，他已对该理论持有某种程度的疑惑。在前述的《医用物理学纲要》中，马赫还是直率地讨论了原子论的不足之处。他评论说，无论将来可能提出什么样的关于物质的形而上学概念，按原子论所得的结果总有可能转变为另一种概念，正如极坐标公式可以在直角坐标中表达出来一样。他指出，作为物理学目标的最高原理还没有找到，我们此时只能满足于所谓的原子理论。他心里很清楚，原子论还没有受到判决实验的检验，所有物理现象是否能够还原为原子的平衡和运动，我们还只能猜测。他虽然借助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理论在电与原子概念联系起来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仍觉察到深深的暗影笼罩了电的本性问题。在同年发表的“论听觉器官理论”的文章中，年轻的马赫对把自然现象还原为原子或分子的力学运动的尝试表示怀疑。他开始批判性地审查机械论和原子论在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作用，把依据二者所进行的解释抛在一边。
1863年夏季，马赫就心理物理学发展的系列讲演，标志着他对机械论和原子论已失去兴趣。他证明，精密科学的表达没有必要归结为任何一门特殊科学，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每一种东西都扔进标有质量、时间和空间的三只桶中。基于原子论无法研究智力活动，原子论甚至不能作为临时假设来处理人的思维过程，他指出，大多数人习惯于使问题实体化，但是这种观点具有内在的困难。他反问道：“我们如何设想原子呢？有色的，灼热的，发声的，坚硬的?”
1864年，当马赫到格拉茨大学接受了数学正教授职位后，他对原子论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修正。这年，他就炽热气体的光谱发表了第二篇短论。他说：“……我决没有认为原子理论是本质上已经成立的东西；而宁可把它看作是有用的、暂时性的经验处方，看作是接近真理的一种有规则的虚构。” 他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对原子和力学解释表示失望。但是，在此后的将近10年内，马赫处理感觉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实验显著增加了，对原子概念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原子似乎在马赫的考虑中消失了。
2．批判时期。1872年，马赫出版了《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这本小册子标志着批判时期的开始。它囊括了马赫青年时期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他有生之年继续深入探讨的课题：科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生理学和感觉心理学对一般自然科学认识论的重要性，思维经济原则，牛顿力学的不妥之处，原子论的毫无结果，对古典派的因果关系的尖锐批判，物理还原论，机械论，唯物论，以及一切形而上学臆测的形式。在这本著作中，马赫把他批判原子论的观点明显地与他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联系起来，他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提出了明确抛弃力学自然观的结论，他坚决反对亥姆霍兹和克劳修斯用原子，分子论解释热理论的观点。
对原子论的尖锐批判也出现在他80年代和90年代的主要专题著作中。例如，在《力学力评》 (1883年)的“科学的经济功能”一节中，马赫写道：“但是原子这一精神设计物并不是根据连续性原理形成的；恰恰相反，这是为着一定的目的而专门设计的产物。原子不能被感官感知；像一切物质一样，它们是思维的东西。而且，原子被赋予了与迄今在物体中观察到的属性绝对矛盾的性质。原子论尽管很适宜于摹写某些事实，但是熟悉牛顿定律的物理学家只能把它看成是暂时的帮助，还要努力以更自然的方式求得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来代替它。在《感觉的分析》(1886 年)中，他断言原子论并不能适应统一科学的需要。他认为，“物理学和化学中那些人造的、假设的原子和分子”只是表示“感性要素相对稳定的复合体”的“一种不自觉地构成的、很自然的思想符号”。“这些理智方法的价值对于物理学和化学的特殊的、有限的目标所起的作用是无可非议的。它们永远是把物理学和化学的经验符号化的方法。”但是，它们并不能给予我们对经验更多的东西。
3．在他—生的最后20年，马赫曾做出某些尝试，试图使他的观点系统化，并使之与新证据相一致。1908年，让•佩兰以出色的实验证实了分子的实在性。此后，尤其是1910年后，马赫对原子理论的功效的估计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新著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否定原子论的言论，并多次说过原子理论的经济性。其中有三件事颇值一提。
其一，据维也纳物理学家斯忒藩•迈耶尔 (Stefan Meyer)报道，有一次他向马赫演示α粒子在荧光屏上产生的可见痕迹时，马赫喊道：“现在我相信原子的存在了，在短短的两三分钟内，我的整个世界观改变了。”这插曲有人说发生在1903年，但很可能发生在1910年(是年维也纳镭研究所建立)。这是否能说明马赫承认原子的实在性，还是有疑问的，因为对马赫这样的人来说，接受一个理论决不意味着接受相应的本体论。
其二，1910年9月爱因斯坦到维也纳访问马赫，他向马赫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证明了由假定原子的存在就有可能预测气体的一种性质——这种性质不用原子假设就不能预测，而且这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性质——那么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呢?当时，马赫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原子假设有可能使某些可观察到的性质在逻辑上联系起来，而要是没有这种假设就永远无法联系，那么就不得不接受原子假设。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定原子可能存在，那该是经济的，因为人们能够由此推导出观察之间的关系。
其三，马赫1914年6月在写给奥地利的化学家的信中指出，他已重新评价自己在《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中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早期研究。他把这本书说成“与事实不符，过时的和怪癖的”。沃尔特斯认为，从信的上下文推断，马赫在这里意指在原子理论方面的进展。这些事例虽不能充分说明马赫明确承认了原子存在，但起码可以说明他的态度有所转变，说明他晚年还保持着内心的自由。
二、马赫不赞成原子论的理由
关于马赫不赞成原子论的理由，有人从哲学(感觉论)上找原因，有人从科学上找原因，有人认为二者兼而有之。L．劳登认为，这种寻找理由的途径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从马赫感觉论的认识论找原因的人认为，马赫断言世界仅仅是由感觉(或要素)构成的，任何超越于感觉的实在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就外部客体所能说的一切只是我们实际或可能的感知的速记方式。因为原子和分子原则上超越于我们感官所能达到的范围，它们根本是不可感知的，所以原子和分子论是没有意义的。
劳登指出，—上述看法从年代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在马赫成为虔诚的感觉论者之前很久，他就对原子论的存活力和有效性发生了严重的怀疑。几乎在他《感觉的分析》之前 1／4世纪，以及现象论的认识论之前10年，马赫就对原子、分子论持有重要的保留意见。作为马赫反对原子论基础的感觉论缺乏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否则，便要宣称马赫早在发表任何认识论问题或一般哲学问题之前很久就采纳感觉论了。其次，马赫对原子和原子论的大量保留与原子不能还原为感觉毫无关系。他的论据来自各个方面，而不在于他的哲学体系。最后，这种解释无法指出，冒犯马赫哲学的敏感性的问题特别是原子论。因为马赫本人曾坚定地指出，每一种科学理论都假定超越于我们感觉经验的客体，都要把精神的概念添加到我们的感觉经验上。可是，马赫并未因此而反对化学元素理论、静力学和天体力学等理论。他既不一般地反对理论化，也没有反对他所处时代的大多数科学理论。
E．希伯特提出，马赫抛弃原子论有两个直接的科学理由（[2]）。一是马赫发现某些经验现象(尤其是元素光谱)似乎不能用原子论来解释；二是在1865年后，马赫大部分科学工作与宏观水平的问题有关，而原子，分子则涉及到微观问题。希伯特宣称，假如马赫致力于物理学的其他领域，他会十分乐于容忍原子论。劳登认为，这并未言中马赫反对原子论的基本理由。假使希伯特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马赫对原子论的态度就应该与他的科学研究内容一致。这就很难解释，马赫为何在他早期工作中利用原子论时就对原子论发生了怀疑。说马赫反对原子论是基于实验上的反对，那么奇怪的是，在马赫论及原子论的大多数场合，都没有详述支持原子论的实验是软弱无力的，他也没有列出与他所处时代的微观物理学冲突的经验异常的详细清单，而19世纪后期大多数反原子论者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因为，马赫并不关心仅仅证明原子论是假的，他更想证明原子论作为一种理论化是不恰当的和危险的。
据此，劳登得出结论说，马赫反对原子论既不是由于抽象的认识论，也不是由于具体的物理学，其根源在于马赫关于科学探索的目的和方法的观点，这提供了马赫对原子、分子假设提出大多数批评的框架。他逐一分析了马赫反对原子论的四个主要理由，目的-理论的反对理由，解释的反对理由，纲领的反对理由，推论的反对理由。
劳登的分析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我觉得，探讨马赫不赞成原子论的原因，必须在抽象的哲学和具体的科学之间的中介层次去寻找，即在马赫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中去寻拔。这是因为，19世纪的原子论既不是抽象的哲学理论，也不完全是纯粹的物理学和化学理论，它是一种带有强烈哲学色彩的科学理论。因而，在哲学与科学的结合部探讨马赫不赞成原子论的原因是恰当的。另外，这样作对解释马赫在科学生涯中对原子论态度的变化也是自然的。假如马赫从感觉论出发反对原子论，那么他晚年的态度就不会有微妙的变化，因为人们至今也不能直接感觉到原子，假如马赫以科学的理由反对原子论，那么在佩兰实验之后，他就应该像奥斯特瓦尔德和彭加勒等人那样，痛快地承认原子的存在，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以此看来，从马赫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入手，也许可以找到马赫不赞成原子论的思想真谛。
1．对于马赫来说，抛弃力学自然观是与怀疑批评原子论同步进行的，因为原子论本来就是力学自然观在物质结构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力学解释的基础之一。早在马赫在维也纳大学作无公薪讲师时，他就对把力学作为整个物理学基础以及一切物理现象都要用力学来解释的力学自然观发生了疑问。他指出力学没有明确在什么是先验的、什么是经验的、什么是假设的之间作出区分，并批评了牛顿的质量定义(物质的量)。在《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中，他通过历史的考察，明确提出要否定力学自然观，因为这种自然观是误想的后果。《力学史评》是马赫系统批判牛顿力学体系的著作。他在书中强调，力学原理尽管在一些领域是有效的，但决不能把它们推广到经验界限之外。“把力学作为物理学其余分支的基础以及用力学观念来解释所有现象的观点”(力学自然观)是一种“偏见”和“神话”。马赫由对原子论的赞成到否认，是与他的自然观的转变密切相关的。
在19世纪中叶，还原论的观点也颇为流行，它实际上也属于力学自然观的思想范畴。在马赫看来，原子论这一特殊企图只是更为普遍的自然科学还原纲领的一部分。一方面，原子被看作是把自然界的一切还原为力学的媒介物，尤其是对那些难以直接还原为力学的热、化学变化等现象，不可见的原子的行为就起着这种作用。另一方面，在把第二性的质还原为第一性的质时，原子同样起媒介物的作用。
因此，马赫批判原子论的论据是与直接反对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自然观联系在—起的。企图把一切自然现象还原为力学原子的行为，就是要人们承认一切变化都是力学变化，一切质统统是力学的质。然而，马赫断然否认世界上有纯粹的力学现象，不认为我们关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经验对我们关于颜色、声音、温度等等的经验更具有客观意义，也不认为把所谓客观物体的第二性的质还原为不可感知的物质的猜测性的第一性之质是有健全意义的。热、光、功、压力等是可感觉的物体的明显的质，没有必要加以还原。马赫强烈地感到力学的原子论的局限性，尤其是把它用于生物学和心理学时。他认为费希纳和其他科学家试图用原子、分子术语解释智力现象是“臭名昭著的荒谬”。作为一位心理-物理学家，马赫明智地避开了费希纳关于所有心理现象都能够还原为物理现象的路线；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他坚定地认为物理学中的每一事物并不能被力学穷竭。马赫相信，各种现象并不处于相互还原的关系中，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领域、概念、方法。这是马赫对原子论持异议的一个前提条件。
2．从科学观上考察，马赫不赞成原子论的理由可以在他关于科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的观点，即在现象论的描述观和实证论的构造观中去寻找。
马赫认为，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仅是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科学的目标广就是用直接可测量的诸量的函数关系来描述各种现象。这种现象论的描述观对科学理论的要求是：通过作出尽可能少的关于存在的许诺，能够解释已知的自然规律，并导致发现新的自然规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理论完全可以有效地超越我们已知的世界，可以断言我们还未探索的现象的关联。不过，它们必须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一是，理论应该导致我们正确预期观察材料之间的关联，即它们应该预言后来的实验可以证实的某些定律；其二是，如果它们是科学体系中相对永久的部分，我们就必须能够得到这样的理论所假设的所有实体存在的直接证据。
马赫承认，原子论曾经帮助科学家发现了现象之间的关联(如化学中的定比定律和倍比定律)，它曾具有巨大的启发功能。但是，原子论早就耗尽了它的有用性，它对热现象的描述就不如现象论的热力学，况且人们并没有原子存在的直接证据。马赫的立场很明确：理论仅就能够在实验上确定或测量的实体或性质作出描述和断言。但是，马赫在对原子论的使用上并不是教条的。只要理论能导致发观新的经验上可检验的关系，马赫就认为它们在科学上是有用的，而不管我们是否能够观察到理论所假定的实体。如果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理论所涉及的一些实在存在的直接经验证据，那么我们就应该认为这些实体是方便的虚构，而不认为它们暴露了自然界的真实本体。在马赫所处的年代，原子和分子明显地属于这个范畴，马赫在1882年的讲演中强调了这一点。
19世纪的实证论，并不反对推测性的理论构造，从孔德到马赫，都热情地接受了康德的能动认知者的观点，轻视18世纪那种认为理论是以某种方式从材料中机械地产生出来的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的观点，都强调理论和假设对于连贯地收集实验证据是先决条件。但是，实证论者对科学理论化的看法毕竟是保守的。他们认为，一旦给定理论的目的是把事实关联起来，一旦给定关联的过程必须采取超越于事实的过程，就不应该假设任何对于关联任务来说是不必要的实体或过程。为了整理和关联已知的现象，就要提出假设和理论，这样做就要使用机械论和实体，它们原则上超越了实验分析所能接近的东西，这便把科学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了。
马赫挥起实证论的奥卡姆剃刀，从科学思维的经济原理出发，要求把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统统排除掉。他指出，不受实验分析和控制的任何理论实体都应删除，或者作为虚构物、作为临时性的技巧来看待。马赫认为原子概念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实体，自然应在删除之列。
3．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马赫反对原子的原因在于他对假设的看法及原子论者的错误推论上。
对于假设在科学中的作用，马赫向来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他也强调指出，不能把假设的内容看得比事实更有价值；如果对假设的信赖超过了对事实的信赖，那对科学进步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关于假设的作用，马赫告诫说：一旦假设通过代替比较熟悉的观念，而尽最大努力推进了我们关于新事实的观点，它的功能就耗尽了。一旦脚手架达到了它的目的，就应该迅速地拆除它。假设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它仅仅是通向描述性的物理学理论的准备步骤。他认为原子和分子假设是建立在形象抽象的基础上，它们作为一种不可见的实在还没有从外部被规定。而且，它与实际的物理经验相矛盾，与物质连续性的观念相对，它是一个很不经济的概念。
在把原子论看作是一种启发性假设这一点上，马赫并没有否认原子论，而且肯定了它的价值。所谓启发性假设，即不具有存在的意义，而仅对作进一步的实验、新的观测或探索纲领有启发意义；启发性假设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者是一种手段。但是，马赫反对把原子假设视为实在论的假设，即认为原子论具有实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否定原子论的。
原子论的拥护者常常假定，他们的理论行得通的事实是这个理论真理性的推论证据(presumptive evidence)。马赫认为，这是靠不住的，因为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有非原子论的理论(如热力学理论)也符合事实。在马赫看来，科学理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能够精确地解释事实，它应该内在地一致。在原则上有许多不同的关于世界的理论或概念，它们都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优先选择一种模式构想世界而不选择另一种模式构想世界，完全是任意的。不同的概念能够以同样的精确性表示观察领域的事实，原子论者的推论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马赫对原子论的另一重要保留意见是该理论涉及到“超验”推理。在这里，马赫的中心论据出自他对牛顿著名的哲学推理第三法则的解释。该法则试图指定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从我们已知的世界的宏观结构推论出他的微观结构的性质。但是，归因于原子的许多性质(如刚性、不可分性等)都不是实验室的物体所显示出来的性质。由此可见，原子沦者犯了一个基本的归纳推理、理论推理的谬误，这只能引起马赫对它的怀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赫对原子论的保留意见既不是起因于他的感觉论，也不起因于他的物理学，而是源于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总的看法，以及他对科学的作用、意义和方法的理解，换句话谈，源于他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
三、最后几点说明
1．严格地讲，马赫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原子论，而是对原子论持有保留意见。这不仅表现在他早年对原子论的基本赞同上和晚年对原子论的态度转变上，即使在他批评原子论最激烈的时期，他也只是不同意把原子看作本体论意义上的实在，他仍肯定了原子论作为一种“作业假设”和“辅助概念”的价值。马赫这一看法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今天的场论和基本粒子理论，岂不是富有启发意义吗?
2．马赫和批判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在批判力学自然观方面是步调一致的，这也是他们成其为批判学派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对原子论的态度上却不尽相同，不能混为一谈。马赫的态度前已述及，他对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学和唯能论并不赞成。彭加勒在科学共同体内既避免把他与能量学联系起来，也避免把他与力学物理学联系起来，他偏爱热力学，但并没有否定原子论。他只是认为原子、分子论不能解释所有已知的实验事实，既不能把它视为真实的，也不能把它视为虚假的，它作为助发现的工具是贫乏还是丰富，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在“中性假设”的意义上承认原子论的价值，并在佩兰实验之后承认了原子的实在性。奥斯特瓦尔德早年也是一位原子论者，后来他才转向能量学和唯能论而反对原子论。在佩兰实验之后，他承认了自己反原子论的错误，但并没有放弃唯能论的立场。迪昂由于专注于热力学，由于他对科学方法论的一般解释，他彻底地反对力学模型和原子论。他不相信实际已知的物理现象能够方便地从粒子假设中推导出来，他认为分子和原子实在性的问题是纯粹的形而上学，都在科学辖域之外。
3．在辩论原子和分子的解释中，在反对19世纪原子论固有的力学纲领中，在坚持科学从根本上是描述的，在要求微观理论必须在观察和测量水平上是富有成效的，马赫讲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看法，而是整个一代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渴望与忧虑。即使在原子论的最热情的信徒中间，也普遍接受了马赫关于科学理论是健全的和合理的方法论标准，玻耳兹曼和普朗克便是如此。
参考文献
G．Wolters，Mach Ⅰ，MachⅡ ，Einstein und die Relativitätstheotie，Eine Fä1schung und ihfc Folgen，1987. 其内容大要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2期作者的文章：“现象论、相对论和原子：为恩斯特•马赫的科学哲学恢复名誉”。
E．N．Hlbert，The Genesis of Mach’s Early View On Atomism，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I，pp．79~105.
E．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6th ed., Translated by T. J. McCormack,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60, p.559.
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版，第24，239页。
参见Motion and Time，Space and Matter， Edited by P. K．Machamer and R. G.Turnbull，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中Laurens Laudan所写的Chapter Fourteen.
略论马赫的经验论哲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内容提要] 本文集中论述了马赫经验论的根基、内涵，并剖析了对马赫经验论的普遍误解。
[关键词] 马赫，经验论，要素一元论，感觉经验论
马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超级哲人科学家。马赫哲学属于经验论的范畴。这种经验论既有对传统经验论的继承，也有超越，突破和创造，从而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马赫的经验论是感觉经验论，它虽则激进和彻底，但并不极端和狭隘。
1）马赫经验论的根基：要素一元论及其真谛
“要素”一词是马赫的要素一元论的核心概念。在马赫看来，构成世界的要素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但是为了分析和研究的方便，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组：外部要素或物理要素，用符号ABC……表示它们是那些通常被称之为物体的，由颜色、声音等组成的复合体，内部要素或生理要素，用符号KLM……表示，它们是那些叫作我们身体的，在前一类复合中以某些特点为优异标志的一部分复合体；内部要素或心理要素，用符号αβγ……”表示，它们是由意志、记忆印象等等构成的复合体。这样人为的划分，对应着科学研究的三个领域——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马赫认为，通常人们把组成自我的复合体αβγ……KLM……与组成物质世界的复合体ABC……置于对立的地位。但是，有时只把αβγ…… 视为自我，把KLM……ABC……视为物质世界。初看起来，好像ABC……是离自我而独立的，并且是与自我相对立的。可是，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一经研究，就消失了。
按照马赫的观点，“要素是构成物理的(同时也是心理的)世界的最简单的基石”，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能再作进一步分解的成分”，即“最后的组成部分”。([1]，pp. 33，4)虽然要素依照联系的方式，时而表现为物理要素，时而表现为心理要素，然而“这些要素总是一样的，仅仅是一个种类的。”“一切要素都是等价的。 ”([1]，pp.49，250)“我们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的暂定的基本共同的组分，我们称之为要素。从形式上看，马赫的要素概念与原子假设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从实质上看，马赫的要素比原子更广泛、更根本。更何况，实在论者或唯物论者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使用原于概念的，而马赫提出的要素概念并无本体论的涵义。
马赫虽然暂定地赋予要素以终极的基元地位，但他并没有陷入独断论，没有把要素视为至高无上的、 神圣不可侵犯的宝物。马赫指出，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会合之时，各种各样的原子论和单子论都无能为力，但要素是世界要素的观念却消解丁疑难(且有经济功能)，取得了成功。要素说“这个基本见解，虽然不自命为万古不灭的哲学，但现在在一切经验领域里都可以采取它，因此，这个见解费力最小，比其他见解都更为经济，适合于现时的知识总和。并且，这个基本见解明白它自己的功能是纯经济的，因而对于其他见解最能宽容。它并不闯入现在流行的见解还适用的领域。它也随时准备着以后经验领域扩大时让位于更好的见 解．”([1]，p. 25)马赫进而强调指出：要素不是最终的，“它们正如炼金术的原素和今日化学的元素一样，是尝试性的和初步的”，也没有必要把研究的每一个片断都归诸于它们。
马赫的要素说是与笛卡儿的广延和思维对立的二元论、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和多元论以及后来的亨普尔的两个面(理论面和观察面) 格格不入的，他在要素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元论的世界观即要素一元论。马赫这样写道：“谁想把各种科学集合而成为一个整体，谁就必须寻找一种在所有科学领域内都能坚持的概念。如果我们将整个物质世界分解为一些要素，它们同时也是心理世界的要素，即一般称为感觉的要素，如果更进一步将一切科学领域内同类要素的结合、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当作科学的唯一任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这种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同时摆脱恼人的、引起思想紊乱的二元论。”([1]，p. 240)马赫还明确指出，他的“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一元论”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只涉及对二者相互依存方式的观察”。他继续说：“我之所以也达到了这种一元论，是因为我认为生命的统一性先于自我和客我的区别。 “这里，马赫的要素一元论与他的自然主义和进化认识论关联起来了。
马赫意识到他的要素一元论“陈述不够明确”，他相信这是“可以完全克服的”([5]，p. 69)。但他坚决拒绝把自我与世界、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属性与实体绝对对立的二元论的世界观。他认为“心物二元论是人为的，是不需要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并不存在”。“表象会多少摹写事实这个问题，像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个自然科学的问题。”([1]，pp. 32，252)他在批评笛卡儿的二元论时说：“二元论代表了从纯粹的唯物论到纯粹的唯灵论过渡的整个范围，这取决于我们如何估价物理的和心理的东西，即把一个看作是基本的，把另一个看作是派生的。与任何自然的观点相反，二元论的对比变得如此剧烈，以致排除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所有接触，这便产生了像‘ 偶因论’(occationalism)或‘先定的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这样的怪物。”([2]，p. 5)
马赫有时也把“感觉”、“感觉的复合体”与“要素”和“要素的复合体”相提并论，因此他的要素一元论也被称之为感觉一元论．但是他提醒人们注意：“只有在这里所指的联系或关系中，只有在这里所指的函数的依存关系中，要素才是感觉。在另一种函数关系中，要素同时又是物理对象。我们用附加名词‘感觉’表示要素，只是因为所指的要素作为感觉(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等等)对大多数人更熟悉得多……’([1]，pp.12~13)但是，马赫还是觉得感觉一词“ 包含着任意性的、片面性的理论” ，他宁可只谈更中性的词“要素”。这是因为在马赫看来，感觉的概念容易被人误以为，被感知的对象总是通过感知者的行动为某一主体所了解的。便是，自我并不是一种具有任何物质性的主体，而仅仅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不同意下述看法，“有人以为世界是由一种神秘的东西构成的，这些神秘的东西与另一个同等神秘的东西即自我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所能经验到的感觉。”([1]，p. 23)
在某种程度上，要素一元论既是马赫对自己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为了科学统一而作出的尝试．马赫受到费希纳心物平行论的影响，但他依据经验不同意费希纳关于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而认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鸿沟。马赫指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和“对立”，“也不存在内部和外部”，而存在着“要素”的简单的同一性；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按照临时考察的方式来区分的”，“完全是实用的和约定的”([1]，pp. v, 35, 238~239)。马赫断言，“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在原则上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这一看法，只不过是“从原始文化那儿得到的、迄今还未完全消除的偏见的遗迹”([2]，p.360)。马赫认为，他的这一观点和作法也“会成功地开辟科学研究的新道路 ”([1]，p.239)。
马赫虽然不自命为哲学家，但他并不满足于科学专业的狭窄界限．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寻找一条在各个学科都行得通的道路，要寻求一种在科学领域中转移时无需立即放弃的普适观点。马赫发现，对于纯粹物理学家来说，物体这个观念会使他在研究中易于辨明方向，同样追求实用目的人也可以从自我这个观念得到切实的支持。可是，到了物理学和心理学会合之时，把这一领域的观念移到那一领域内，就显得要不得了。在马赫看来，人类的科学知识无非是来自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的区分并非题材不同，而只是审查同一个世界的方法论视角(或探求的方向，或对感觉的态度)不同而已，是出于研究方便的考虑。实际上，“物理学研究与心理学研究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只有它们的结合才能构成一门完备的科学”([1]，pp. 14，262)．马赫引入要素概念，正是为了消除设置在各门学科之间人为的鸿沟和藩蓠，把科学统一起来，因为“正是这些要素构成最广义的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桥梁”([1]，p.284)。马赫对感觉分析的贡献，就是按照这个进路所作的有益而成功的探索。也许正是对要素概念的科学起源和科学功能的洞察和彻悟，费耶阿本德甚至多少有点偏颇地认为，马赫的要素一元论不是哲学学说，而是科学理论（[3]）。
2）马赫的感觉经验论及其内涵
经验论把感觉经验视为知识的唯一的源泉和最后的检验标准，把经验科学视为知识的理想形态。以此观之，马赫哲学无疑落入经验论的范畴。因为他这样讲过：“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的唯一直接源泉是感性知觉。” 最能促进科学思想的因素是逐渐扩展的经验范围。”([6]，p. 223)在马赫看来，近代科学就是在经验论的进路中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不是从思辨，而是尽可能从事实力求构造它的世界图像的。它求助观察证实它的构造……把在理论上构想的或理论上猜测的某种东西交付观察直接证实，即使之变得让感官可以触知，始终是特别有吸引力的([6]，p.310)。
当然，马赫的经验论也有他自己的特点。如果说经验论在培根身上找到了它的先知，在洛克身上找到丁它的公众领袖，在休寞身上找到了它的批判家的话，那么在马赫身上则找到了它的承前启后者。哲人科学家马赫把经验论纳入科学的轨道，提高到科学的层次，并把感觉作为经验论的核心概念，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马赫的经验论可称之为“感觉论的经验论”，或“感觉经验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科学经验论”。
据布莱克默研究，马赫是以三个物理学和心理学定义为“感觉”划定范围的。在1872年，感觉是与呈现presentation)或观念区分的。在1886年，感觉被贴上要素的标签，囊括了所有实在，但是感觉也为与人体相关的那些要素保留着。在第三个定义中，他在“可度量的感觉”与“不可度量的感觉”之间作了区分，这个定义从1860年代起日益强固了他的观点。不管怎样，我觉得，马赫最常用、定义得比较严格的还是第二个。马赫在1875年就这样简短而明确地陈述如下：“现象可以分解为要素，就这些要素被认为与身体的一定过程相联系并为这些过程所决定而言，我们称它们为感觉。”([1]，p. 13)在1886年出版的《感觉的分析》中，他数次作了类似的定义。在1905年，他这样写道：“就我的物理发现物的总和而言，我能够把这些分析为现在不能再分析的要素：颜色、声音、压力、温度、气味、空间、时间等等．这些要素依赖于外部和内部的环境，当包含后者并且仅包括后者时，我们可以称这些要素为感觉。”([2]，p. 6)
马赫给感觉在认识论中以很高的地位，他的简单而基本的感觉仿佛是“经验原子”。他认为感觉比形式逻辑或数学定理和假定更可靠，他并不把分析真理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米泽斯(R．von Mises)在剖析马赫的经验论的科学概念时说得好：感觉印象不是靠不住的，而且它们并不欺骗我们：只有通过感觉印象的世界才是给予我们的世界。我们全都试图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就是要用先前收集的经验来补足必然不完全的实际现时的观察。无论在什么领域做出的一切断言，只有在它们能够被证实的程度上，即是在说在它们最终能够被还原为同感官知觉有关的诸陈述的程度上，它们才是有意义的。
由此可见，马赫的经验论不仅把感觉置于科学认识的起点(唯一源泉)和终点(最后检验)，而且把科学认识的对象限于感觉世界，否认在感觉之外或之后的形而上学的“物自体”之类的东西。马赫之所以重视感觉的分析，之所以把科学的主要范围限于感觉的分析，这是由于他“深信全部科学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的基础，须等待着生物学、尤其是感觉的分析作进一步的重要阐明。 ”([1]，p. i)
马赫不仅对感觉分析做出了科学贡献，而且这种分析本身就具有认识论意义。例如，他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感觉、记忆、知觉、观念的逐步形成过程，感觉与直觉的概念的关系等等([2]，ChapterⅠ，Ⅳ)。他把这种分析称为“探索的心理学”，这是他的《认识与谬误》的重要主题。他的《感觉的分析》，也是对感觉所作的物理学的、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分析。这两本书都具有丰富的科学认识论的内容，是他把经验论提高到科学水平上的标志。此外，他还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以当时的科学成果为背景，以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为工具，通过对感觉要素的内在结构的分析，来揭示感觉的认识功能，消除形而上学哲学家们在感觉概念解释上的歧义和对立。马赫的这一探索，在对感觉这一重要概念的哲学解释中，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划界”意义。这对于那种仅仅将感觉作“唯物”的“唯心”的机械语义分析的哲学家来说，无疑是极有意义的矫正。马赫的这一做法，显然对其后的逻辑经验论是一种启示。
作为哲人科学家的马赫，既不愿盲目地追随某个有体系的哲学家，而是博采众家之长，也不想自己去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而是面对的现实问题随机应变地作“机会主义”的处理，因此他的经验论(广而言之，他的哲学)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几乎包容了经验论的主要变种的成分，也融进了非经验论的诸种因素。
（1）马赫常常被普遍地看作是实证论者，是孔德实证论和逻辑实证论的中途人物或所谓第二代实证论者。布莱克默给众说纷纭的实证论下了种种定义，并细致地分析了马赫的实证论的内涵([8]，pp. 164~169)。他认为马赫的实证论是自我定义的实证论(至少就科学而官，实证论是科学的方法论，它不仅不是哲学，而且其目的使所有的哲学成为多余的)，宗教反对的实证论(唯物论的和无神论的哲学)，部分的狭义实证论(孔德哲学)和十足的广义实证论(把认识论的现象论和科学主义即相信科学技术进步的合乎需要性结合起来的哲学)。石里克更是明确揭示出，包括孔德和马赫在内的实证论的特征是反对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马赫和孔德都一致认为，超越经验的、超越我们知觉以外的知识，设想得到某种存在于经济彼岸的“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实证论的其他基本之点是把经验和完全的“所与”，也就是和我们意识的内容等同起来，即与作为这种直接经验的对象，例如作为呈现于我们头脑中的感觉、回忆、感情等等同起来。
马赫拒绝实证论的标签，他也不要作实证论哲学家。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只有一处对孔德作了重要涉及，即关于人类智力发展的“三阶段论”([2]，p. 72)．直到晚年，他才在一篇文章(1910年写成，1919年发表)中心照不宜地接受了普朗克授予他的头衔，埋怨普朗克并没有对他的“实证论做出正确判断”([4]，p. 206)。马赫之所以被吸引到实证论，是因为他相信实证论能为科学提供可靠的基础．马赫不愿接受实证论者的名号，是因为实证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具有坏的内涵，是因为他确实超出了孔德的实证论(他不钦佩孔德)。事实上，他的思维经济原理和进化认识论已赋予实证论以新的涵义。他的实证论意向与孔德截然不同 ”（[9]）：他力图改造自然科学，使科学能够被理解为一种统一的事业，孔德则以改造社会科学为己任，以物理学为范例建立所谓的社会物理学，而其后的逻辑实证论则致力于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此外，马赫实证哲学是感觉取向的，而孔德这位“社会学”术语的发明人则蔑视内省心理学。
(2) 按照传统的解释，马赫哲学也就是属于现象论这样一类经验论哲学。科恩(R．S．Cohen)指出，马赫的现象论立足于对感觉外观的依赖，把科学说明的本质看作是协调现象之间的函数关系 。门杰说马赫把自己限制在现象之内，拒绝寻找现象或资料的客观原因，马赫哲学常常被称为现象论。沃尔特斯(G．Wolters)认为，马赫的现象论即是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由感觉材料构成的观点，现象论表达了马赫的世界观，而且对心理学和物理学这样的异质领域的科学研究有特殊的方法论作用，但不是马赫科学哲学的基础，马赫的科学哲学有实践基础。杉山滋郎认为马赫的现象论意谓用直接可测量的诸量的函数关系来描述各种现象，并以此作为科学的目标 。熊谷阳一认为马赫哲学是非主观主义的现象论。也许布莱克默的分析最为详尽了：马赫是认识论的现象论者，他把知识限制于观念和感觉，认为我们只能知道(或经验、或确信)观念和感觉，他也是本体论的现象论者，他把实在限定于观念和感觉内，并用关系的实在扩充它，他还是指称现象论者，他认为有意义的指称是被有意识地经验的或能够被有意识地经验的东西，即指称隐含实在，至少隐含感觉的存在或现象的存在，但马赫不是内在现象论者，他通常不认为在意识中显示出的感觉都是真实的，他十分不情愿容许在科学中谈论未意识到的感觉，例如他反对赫兹诉诸潜运动作为物理学的合理进路：马赫现象论的科学目的概念复活了贝拉明(C．Bellarmine)的现象论立场 ([8]，pp. 31~35)。
我觉得，马赫的现象论主要并不体现在他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中，而充满在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和科学观中。按照马赫的观点，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外观(appearance，亦可译显现、现象)或现象(phenomena)，他拒斥超现象的推理或推测。他说：“我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在自然研究中，我们仅处理外观相互关联的知识。我们想象在外观背后的东西仅存在于我们的理解中，对我们来说仅具有记忆技巧或公式的价值，因为它们是任意的和不相关的，所以它的形式随我们文化的立场而改变。” 以此出发，他把空间和时间不是视为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现象相互依赖的形式，他的质量定义也是竭力建立现象的相互依赖和消除形而上学朦胧的结果。马赫认为，要是“否定整个现象世界”，科学“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十分人为的世界图解，我们在这个世界图解中几乎辨认不到实在”；对于否定者来说，“正巧熟悉的感觉世界突然在他们眼中变成了最大的‘世界之谜’。”([7]，p. 297)
马赫的现象论的科学观把“研究现象的相互依赖视为自然科学的目的”，认为“自然科学的目标是现象的关联”([17]，pp. 9，74)。马赫把物理学理论分为力学物理学和现象论物理学([7]，333-335)，他偏爱以热力学和能量学(energetics) 为范型的现象论物理学。他长期以来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能够发现普遍的现象论的定律，力学现象作为特例可以分类在这些定律之下。力学并不是用来说明这些现象论定律的，它只是作为探索现象论定律的指示器([7]，pp. 328~329)。
马赫的现象论也与他的其他哲学思想相关．他认为揭示现象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感觉经验，关于外部世界的交流唯一可靠的基础是对现象进行观察。他用他的进化认识论和经济理论证明现象论是有正当理由的，只有现象论才能给科学以所需要的确定性，从而有利于人这个种族的幸存和昌盛。此外，“如果我们一旦使自己明了，我们仅仅关心查明现象的相互依存，那么一切形而上学的暧昧都会消失。”([13]，pp. 275~276)马赫直止晚年还坚信，现象论的物理学不仅是所向往的科学目标，而且也是可靠的科学方法和实验物理学的唯一恰当的方法。
(3) 操作论是20~30年代由布里奇曼提出的一种实证论哲学，它断言科学的表述仅在它们能转换为一系列操作术语时才有意义。布里奇曼是在马赫关于质量概念的测量定义的启发下提出操作论的。所谓“操作”，他意指某类实验。由于实验能够被分解至少粗略地为感性知觉，因而布里奇曼的立场与马赫十分类似。其实，早在 1883年在“论静电学的基本概念”的讲演中，马赫就表明，电的“度规概念”(metrical concepts)是“在思想中精确模写事实”的“工具”([6]，pp. 107~108)。在《热学》中讲到概念时，马赫已明显具有操作论的概念观的胚芽。他敏锐地察觉到，“包含在概念使用中的操作群常常是复杂的”，要实际拥有该概念，就必须“彻底进行”这样的“操作”。“正如技术操作可以用来检验给定对象或构造新对象一样，概念也可以这样在检验或构造的意义上被使用。 ”([7]，pp. 381~382)他甚至一般地认为；“语词引起的感性活动可以由许多操作组成，其中一种操作可以包含另一种操作。”([1]，p. 248)
(4) 工具论也许可以看作是强现象论在经验领域后退的产物。马赫也具有工具论的倾向，他把科学理论视为在世界和生活中定向的工具。他也正是在工具论而非实在论的意义上承认原子和分子可以作为“描绘现象的“经济的工具”([6]，p. 207)。
(5) 马赫的感觉经验论也浸透着描述论(descriptionalism或dcscriptionism)，这充分体现在他的科学观中．在马赫看来，“所谓描述科学必定依然主要满足于重构个别事实”([13]，p. 582)，“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仅是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理论物理学就是“用要素作一般描述的问题”([1]，pp. iv，260)。马赫充分注意到描述在科学中的意义和功能：“科学知识的交流总是必须包括描述，即在思想中摹拟事实的摹本，用来代替它的客体，省去新的经验的麻烦。此外，为了节省教育和获取的劳动，人们力图简明而扼要地描述．这实际上是自然定律意谓的一切。”([6]，pp. 192~193)在这里，马赫事实上把描述视为全部经验的浓缩和凝结。像现象论一样，描述论在马赫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布莱克默甚至认为，马赫作为哲学家的最大成功是说服几代在哲学上有倾向性的科学家，赞成贝拉明描述和关联现象的科学的现代版本([8]，p. 170)。确实，在19世纪末，由于热力学的成功和马赫哲学的影响，现象论和描述论的理论被视为最高级、最尖端的理论。
马赫对描述本身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描述是在思想中建立事实”([6]，p. 252)，“计算描述是可以想象的最简单的描述”([2]，p. 240)。他把描述分为两类([6]，pp. 236~2581；[7]，pp. 363~370)：直接描述是仅仅使用纯粹概念工具的事实的言语交流，间接描述是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在其他地方已经给出的系统描述，甚或还没有精确地做出的描述，如光象波动或电振动。于是，所谓的理论或理论观念都落入间接描述的范畴。马赫指出，用直接描述代替间接描述似乎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直接描述不包含非本质的东西，它把自己绝对限制在对事实的抽象理解中。此外，马赫还认为，科学是描述而非说明，描述要优于说明。
(6) 马赫的经验论也呈现论而非表象论的。所谓呈现论，是认为心智所知觉的东西就是对象本象，是在没有任何中介介入的情况下直接感知的，所谓表象论，则认为心智所知觉的东西是心智之外的物质对象的心理影像即表象。19世纪，孔德在社会科学，马赫在自然科学，都尝试把科学的基本假定从表象论的认识论转移到呈现论的认识论。马赫宣称我们的科学研究仅能以感觉世界为基础，认为感性知觉是在我们之外存在的(超越意识的)物体对自我所起的作用的观点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对于所谓外在陈述只能以感觉为根据。因此，感觉和感觉的复合能够而且必须是关于外在世界的那些陈述的唯一对象，根本不需要假定一种在感觉之后潜在的、不可知的实在。正如布莱克默注意到的，马赫的现象论在描述和说明两方面是呈现论的。像因果实在论一样，它把表观的物理客体等同于感觉，像朴素实在论一样，它在描述自然时是呈现论的，但是与朴素实在论和因果实在论不同的是，它拒绝把力或动力作为原因，而赞同用术语“定律”、“数学函数”或“事件的规则序列”来说明([8]，p. 11)。
(7) 马赫对以詹姆斯等人为首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强烈的智力亲缘关系。马赫哲学本身也具有实用主义成分。例如，马赫拒绝大多数人对真理的理解，即真理是一个断言与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实在或事件之间的可靠符合。他偏爱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即为真的断言是满足“人的目的”、“人的生物学需要”或有利于“人种或人类种族幸存”的断言([8]，p. 28)．但是，当詹姆斯轻率地推断说，基督教满足大量人们的“生物学需要”，因而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至少对那部分人为真时，马赫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因为它亵渎了马赫的无神论和反对有组织的宗教的立场。马赫的真理观虽然含有传统实在论的真理符合说(思想对事实的应)和内在实在论的真理融贯说(思想对思想的适应)的因素，他甚至还讲过“所有的进步旨在理论更符合实在”([2]，p. 356)的话，但他还是不大偏爱实在论的真理观：“即使物理学家关于某些个人的物理感觉经验的最简单思想也并不完全符合实在，思想通常比经验包含较少的实在，它仅仅是实在的图示的表象，具有偶然的、未事先考虑的条件。 ”([2]，p. 137)马赫本人则认为“知识和错误从同一心理源泉流出，只有成功才能告诉是知识而不是错误。”([2]，p. 84)这显然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
3）马赫的经验论并非是狭隘的或极端的经验论
马赫的要素一元论和感觉经验论具有过分强烈的经验论色彩，这种经验论尽管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背景中起过除旧布新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对感觉和观察的偏窄理解，对理论化和形式化的忽视或轻视，以及对现代科学高度抽象的人为特征的低估，因而难以适应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发展。这是马赫主导哲学思想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之真正所在。但是，不少人在没有认真研读马赫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来的结论或片面的印象，误以为马赫的经验论是狭隘的，极端的。这实在是误解(作者在此之前也有误解)了马赫！
马赫主导哲学是一种彻底的或激进的经验论，但并不是狭隘的或极端的经验论。马赫大概没有忘记经验论先知培根的遗训(理性在经验论的知识见解中是不可或缺的)和纲领(新经验论者是采花酿蜜的蜜蜂，而不是理性论者蜘蛛和老经验论者蚂蚁) ，也恐怕了解实证论鼻祖孔德机敏的洞见和预示(人类精神必须要有某种理论，才能进行观察) ，尤其是现实的科学实践也不容许他完全倒向无论哪一“极”，因此马赫哲学虽然激进和彻底，但并不极端和狭隘。其理由如下：
(1) 马赫主导哲学包含着反经验论即理性论的成分，这种成分有时显得足够强烈，以致莱伊觉得马赫更加接近理性论，以致费耶阿本德认为马赫哲学是“辩证理性论”（[3]）。尽管我不赞成他们二人的结论，但他们所言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马赫确实曾经说过理性高于感觉，理论优于观察的话：“然而，我们具有一种感官，就它能理解的关系的范围而言，这种感官比其他任何感官都要丰富。它就是我们的理性。这处于感觉之上。只有它才能发现关于世界的永久的、充分的观点。”([6]，p. 105)“与观察(因为总是有大量的、复杂的附属环境的影响)实际上能够保证的相比，理论则更局单、更精确地描述事实，只有理论符合明确的、决定性的理想。理论的这种精确性能使我们通过一系列相等或不等的步骤，演绎出具有深远意义的与该理论一致的推论。”([2]，p. 357)
不仅如此，马赫还认为，为了发现世界秩序，科学家通过咨询实验、本能的思想实验和直觉等探索原理；原理定义了一种思维风格，以此概述或理想化已知事实。马赫还把直觉乃至诗人的想象都归属于科学研究合理性的原则之下，诗人的想象是心理发展的开端，是假设和理论形成的源泉。他早已洞察到当代科学哲学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几乎任何一个观察都已经受到理论的影响”([2]，p. 120)。他甚至认为：“没有某种先入之见，实验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形式是由先入之见决定的。”([4]，p. 188)
(2) 马赫主导哲学溶进了非经验论即约定论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事实，马赫是约定论的先驱之一，彭加勒则是约定论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 。马赫的约定论思想已具有彭加勒经验约定论的部分内容。马赫的约定论思想早在他对经典力学概念框架和力学自然观的怀疑和批判时就初露端倪。他在1872年就明确指出，他在处理热和电时的不同观点的理由纯粹是历史的，完全是约定的，因为基本事实的选择也是一个“方便”的问题([1]，pp. 44，57)。在《力学》中，他已明确地揭示出，牛顿力学中隐含着约定成分，物理学各个分支的划分部分是约定的”，要除去“其基础是历史的、约定的或偶然的概念”，可借助比较物理学达到([13]，pp. 596~599)。马赫也认为：“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完全是实用的和约定的。”([1]，p. 239)不仅学科划分是约定，马赫表明科学中的一些术语、名、概念、测量单位等也都包含着约定。例如，他说：“所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术语——在科学中存在着大量的不适合的和怪异的组合——都建立在约定的基础上．”([6]，p. 342)“名(name)是约定的产物”，“温度数建立在任意约定的基础上”，测量单位是一种约定地确立的比较的事实”([7]，pp. 68，63，370)。但是马赫看到，比较普遍的概念可以“摆脱约定的限制”([2]，p. 327)。马赫像古希腊原子论者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一样，也持有感觉的质是约定的观点：“亮、暗、光和颜色不能被叙述。这些具有正常视力的人经验的感觉只能被命名，即借助于普遍承认的任意约定或自然想起的约定来称呼。”
(3) 马赫对经验论的方法论即归纳主义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我们在《热学》中读到：“无论谁埋头于研究或研究的历史，他确实不会相信，发现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或培根的归纳图式即枚举相互一致的例子做出的．假如他是如此作的话，那么发现事实上就是十分容易的事情。”([7]，p. 402)在马赫看来，在科学探索或科学发现中，“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甚至归纳逻辑都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智力情境本身从来也不会完全重复。 ”([2]，p. 146)在这里，马赫坦白地表达了他的非归纳主义乃至反归纳主义的观点([2]，pp. 225~237)：“三段论和归纳都不能创造新知识，而只是确信在我们的各种洞察之间没有矛盾，表明这些洞察是如何关联的，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个特殊洞察的不同方面，教给我们在不同形式中辨认它……相当奇怪的是，大多数涉及到探索方法的探索者仍然把归纳视为主要的探索方法，仿佛自然科学无所事事，只不过是直接分类敞开摆在周围的个别事实而已。并非我们希望否认也是重要的东西，而是它并未穷尽探索者的任务：他尤其必须发现相关的特征及其关联，这比分类已知的东西更难。对自然科学来说，‘归纳科学’的名字因而是不正确的。”
马赫进而揭示出，“归纳科学”只是从早已过时的传统和仍在坚持的习俗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被用不恰当的名字“归纳”来称呼的心理操作，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心理操作过程．它不是逻辑过程，而是抽象和想象的过程，这种可以导致发现激励的操作过程与归纳毫不相干．马赫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说：“完备的归钠并不比三段论提供更多的经验拓广。通过把个别判断提高到一个类判断，我们仅仅使我们的知识更简明，我们仅仅更扼要地表达了它。另一方面，不完备的归纳虽然先干知识的扩展，但因此也包含着错误的危险，从一开始就预定要受到检验、校正甚或拒斥。我们较容易得到的一般判断绝大多数是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的，仅有极少数是通过完备归纳得到的。用这种方式形成的一般判断不是片刻的事情，也不是仅仅发生在单个个人中．所有同代人，所有阶层，事实上整个几代人都协同校正这样的归纳。”
(4) 马赫多次为科学的抽象本性辩护，强调普遍概念和数学概括在科学中的巨大作用。马赫也许从力学发展的几个阶段(观察事实，抽象概括，演绎和形式发展)中就认识到，真正的科学都必须具有抽象的和数学的本性。比如，早期力学探索者的任务是建立重要的事实，其后的追随者则是在此基础上用数学物理学的方法演绎地逻辑地制作它们。在马赫看来，抽象的、理想化的描述理论才是唯一合理的“终极科学”(end science)，只是数学化的科学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马赫虽然坚持“我们能够从世界上知道的一切东西必然是由感觉表现出来的，这些感觉能够以精确陈述的方式摆脱观察者个人的影响”，但是他接着就表明：“我们能够想要知道的一切都是以数学形式表示的问题的解、由感觉要素相互之间函数相关的断言给出的。这种知识穷尽了‘实在’的知识”([1]，p. 284)。
(5) 作为思想家的马赫象亚里士多德和彭加勒一样([22]，p. 231—234)，也极度重视推崇、赞美思想和观念。他说：“思想能够被唤起和结果实，就像一块田地由于阳光和雨露而结果实一样。”“最令人愉快的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已有的概念中产生的。”([6]，pp. 366，226)他把没有伴随思想的经验视为异己的，认为一个面对感觉经验而没有思想的人是迷糊的，不能完成最简单的任务（[3]）。他以诗人的想象、以诗一般美丽的语言这样赞颂观念和思想：“观念不是生活的全部。它们只是用来照亮意志道路的短暂的光华。但是作为我们有机进化的精妙反应，观念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没有什么理论能否认我们感到观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根本变革。我们甚至不必为这种进程找证据，我们只须立刻确信它……我们觉得生活的真正珍珠在于不断变化的意识内容，而个人仅仅是一条把这些珍珠串在一起的无关紧要的象征性的线。因此，我们准备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每一个观念当作宇宙进化的产物和主体：我们必须坚定地、无阻挡地沿着未来将向我们敞开的道路前进。”([6]，pp.233~285)请仔细品味一下，这能出自极端的或狭隘的经验论者之口吗?在这里，联想起来亚里士多德“思想是至高无上的”箴言，回忆起彭加勒“思想是漫漫长夜中的闪光”的妙语，我们怎能不吟咏出“身五彩风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诗句来呢。
(6) 马赫在论述有关具体问题和关系时，注意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张力，而没有囿于经验论一极。在谈到科学的功能及理论和经验的关系时，马赫说：“科学的功能就是代替经验。一方面，科学必须依然停留在经验之外，经常地期待着确认，经常地期待着驳倒。科学不关心既不可能确认也不可能反驳的东西……理论和经验的比较，将随着我们的观察手段的改进而扩展得越来越远．如果没有和经验相联系的观念，单单经验只会使我们感到陌生．观念如果适合于最广阔的研究领域，并给最大量的经验做出补充，那就是最科学的观念。”([13]，pp. 586~587)在谈到事实和观念或观念和观察的关系时，马赫进了一段颇有辩证法色彩的、在对立的两极保持了必要的张力的话：“英国哲学家惠威尔指出，对于科学的形成来说有两件事是必需的，即事实和观念。只有观念只会导致空洞的猜想，而仅有事实也不会产生有组织的知识。我们看出，一切取决于使现存的概念适应于新事实的能力。过于迅速地屈从于每一个新事实会妨碍稳定的思想习惯的形成，而过分僵硬的思想习惯又妨碍观察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斗争中，在判断和预断(成见)之间的妥协中使用该关系，那么我们理解事物的范围就会扩展。”([6]，pp. 231~232：[7]，p. 358)
类似的论述在马赫的著作中还可顺手拈来。例如，在谈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时，马赫说得好：“我们称思想对事实的适应为观察，我们称思想的相互适应为理论．观察和理论也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因为几乎任何一个观察都已经受到理论的影响，观察要是足够重要的话，反过来也作用于理论。”([2]，p. 120)在谈到思想与实验的关系时，他说：“思想与实验的密切结合建立了现代的自然科学．实验产生思想，思想然后进一步被转向与实验再次比较和修正，这样便产生新的概念，如此反复不已。”([2]，p. 146)他还告诫人们，不要以为单独一个实验或观察就能确认观点的正确性([2]，p. 89)．他指出，尽管经验最初导致了某些几何学命题的知识，但科学的几何学则是直觉、物理的经验和概念的理想化三个因素合作的结果([1]，p. 150~151)。
(7) 马赫本人也不同意把他的思想划入狭隘的或极端的经验论范畴。他在为自己被误解而辩护时讲得言之有理，“有人从其他方面发现，我的观点可以从过分重视感性和相应不了解抽，象作用和概念思维的价值得到理解．须知，若不重视感性，自然科学家便不会有多大成就，而重视感性，并不会妨碍他建立明晰而精确的概念。恰恰相反1近代物理学的概念在精确性和抽象程度方面可以与任何其他的科学概念相比，同时还表现出一个好处，即人们总能轻而易举地、确定无疑地追溯到建立起这些概念的感性要素。对于自然科学家，直观表象与概念思维之间的鸿沟决不是很大的、不可跨越的．我可以顺便指出，我决没有轻视物理学的概念，而是在过去几乎 40年中，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彻底地从事于评论这些概念。”([11]，p. 280)
不管怎么说，马赫的主导哲学毕竟是偏向感性、偏重事实的。马赫在当时采取激进的或彻底的经验论立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是合理的)，这既是他抵御新康德主义的先验论和黑格尔思辨的自然哲学的影响的需要，也是他反对力学神话(力学先验论和力学自然观)的要求．而且，正如马赫的自我辩护词所讲的，以感觉和经验作为自然科学的出发点和基础，本来就无可厚非，倒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弗兰克在谈及这一点时说：马赫哲学的价值不在于它帮助物理学家在工作中怎样前进，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保卫物理学大厦，反对外来攻击的手段，把物理学放在无懈可击的位置上。事实上，普朗克在提及马赫实证论时也看清了这一点：“要给它以充分的荣誉，因为面对着威胁性的怀疑论，它再次树立起一切自然研究的唯一合法的出发点——感性知觉。”([9]，pp. 219~234)连人文学者马克思也一般地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扣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事实上，正如马赫所言，感性知觉和概念思维之间的鸿沟并不很大的。马赫的实验心理学方程是这样的：感觉＋精神＝感性知觉。因此，科学中的智力因素在马赫那里并不是在实验之后添加的，而本来就象面包中的酵母一样，早就融会在一起了([4]，pp. 169~17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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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实践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 要： 恩斯特•马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哲人科学家，他的思想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逻辑实证论)。文章立足于对马赫原著的研究和对现实背景的考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马赫社会哲学的各个方面：他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科学主义、无神论和教育思想。像马赫这样的哲人科学家，在科学上有重大建树，又对社会发展和人的自我完善充满关爱，从而成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
关键词： 马赫；哲人科学家；社会哲学
Abstract：Mach was a great philosopher-scientist in the time between the end of l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His ideas led directly to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10gical positivism)．On the ground of studies of Mach's original works and investigation of present backgrounds，this paper expounds comprehensively all aspects of Mach's social philosophy: humanism，pacifism，scientism ，atheism，and his educational thinking. As a philosopher-scientist，Mach had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meanwhile he showed great concern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lf-perfection．Therefore he was regarded as the carrier and founder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 culture．
Key words：Mach；philosopher-scientist；social philosophy
马赫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思想家，是一位身体力行、勇于进行社会探索和实践的伟大战士。马赫从小就对一些古怪而颠倒的社会现象迷惑不解：人们怎么能让他们自己受一个国王的统治?世间富有的人为何只是拥有财富?这种与人类休戚与共、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品格和志向贯穿于马赫的整个生涯，尤其是在他功成名就、具有社会感召力和世界影响之时。他坚信科学技术对文明的促进作用，他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充满信心，他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热爱真理主持正义，他拥护和平并反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战争。一言以蔽之，他对真善美满腔热忱，对假恶丑疾首蹙额。路德维希公正地写道：马赫一生都受到一种根本冲动的支配，这就是光明磊落。他是大众教育和进步的斗士，当他看到真理时，他总是毫不畏惧地献身于真理。
本文将集中论述一下马赫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描述一下他的切实的行动。读者将不难从中看到马赫真实的、完整的形象，而且也会明白：列宁给马赫无端罗织“反动”罪名，给马赫脸上恣意抹黑，是多么粗暴，多么没有道理。
一、马赫社会哲学的基础
马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科学主义者。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深深根植于他关于社会进步、关于道德世界秩序理想的始终不渝的信念和深挚的社会理性论。马赫改良了黑格尔的乐观主义，认为即使合理的并非总是现实的，至少它通常会变成现实的：“从理论了解到实际举动的距离无论怎么远，后者终究不能够抵抗前者。” 马赫看到，在他所处的时代，物质福利“不幸地仅为某些人所拥有”，但他相信“可以期望未来的事情会变得更好—些” 。
马赫相信伦理和法律在建立社会新秩序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他指出：“把伦理建立在其正确性不能被检验的基础上肯定不是理性的。”例如，把一个阶层的人宣判为奴隶，而另一个阶层的人则以保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既得利益为目的。在这样的地方，死后报应的道德对第一种人具有不可估量的安慰作用，对第二种人则是十分合乎一时需要的。然而，如果道德以事实为基础，那么它就是健康的，就像高度发达的中国人的学说那样。马赫的下述言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伦理和法律是社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其水准越高，粗俗思想的成分被科学思想取代的也就越多。”（[3]，p. 75）
在这里，马赫不仅指明了伦理和法律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而且也隐含着社会的进步，包括精神文明的进步。他的下述言论更是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提并论，甚至尤为强调精神的东西的价值以及它在公众中的传播与普及：
“ 文化的进步只有存在某些冒险性时才是可以想象的，从而只有通过部分地从劳累中解放出来的人才能普遍被推进。这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的东西二者都成立，精神的东西具有壮丽的性质，人们不能阻止它们传播到人类负担沉重的阶层：这些人将或迟或早地认识到真实的事态，并面对统治阶层而要求更廉价、更恰当地使用普通股权。（[3]，p.56）
二、马赫的人道主义
马赫的人道主义的最高宗旨在于，他把全人类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倡导社会公正、平等，呼吁社会成员互助、博爱，并在坚持个人自由的原则下反对利己主义。在谈到生命进化是对不断拓展的活动领域的适应时，马赫提到人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以致在非洲或亚洲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都会在他的生活中留下痕迹。他接着以诗一般的语言充满深情地写道：
“让我们看看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悲伤，有多么大的部分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所反映!……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品质，他们的意图，有多大的份额我们不是通过诗歌和音乐汲取的!虽然它们只是轻微地触动了我们情感的琴弦，但是像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在成年人的心灵上柔和地注入生机一样，我们无论如何再次部分地体验到他们的境况。”
马赫在为这段话所加的注释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务必不要受人欺骗而设想，其他人的幸福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的十分显著和十分基本的部分。正是公共资本，不能由个人创造，也不会随其消亡。自我的形式的和实质的限度仅对最原始的实际目标是必要的和充分的，而在广泛的概念上则是无法理解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犹如珊瑚虫。把个体联合起来的物质的和有机的粘结剂确实有用；这些粘结剂只是妨碍运动和进化的自由。但是，终极目的即整体的精神关联通过比较丰富多彩的发展可以在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从而使自由成为可能。”（[4]，p.235）看来，马赫是决不让利己主义在人类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他想通过教育达到这一目标，从而使人既有个人自由，又有整体的协调。
马赫看到，科学和艺术都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产物。只有部分人从事物的牵挂中解脱出来，有了足够的自由和闲暇，有兴趣对与应用无关的东西进行观察和研究时，科学本身才能真正诞生并获得独立。像科学一样，艺术也是必需品满足的副产品。马赫写道：
“ 艺术和科学，任何正义和伦理观念，事实上任何较高级的智力文化，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只有当一部分人使其他人减缓了物质牵累时才能兴盛。让‘上流社会’明确认识到他们向做工的人付出了什么!让艺术家和科学家想到，他们支配和提供的正是一笔庞大的公共的和共同获得的人类财产!”（[3]，p.61）
作为上流社会一员的马赫，对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工农大众给以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和赞颂，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多么难能可贵! 事实上，这种人道主义的平等于博爱情操，可以追溯到马赫的青少年时代。马赫从小干过农活，学过木工，他从中懂得了“对体力劳动者应有的尊重”。马赫后来回忆说：“这种尊重体力劳动者的特点，在我和同事们的谈话中就时常表露出来。”
马赫谙熟并热爱东方文化，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和西方人的优越感。马赫对印度文学和科学的兴趣是从了解古典印度戏剧开始，经过熟悉印度人的众神，最后被吸引到印度的数学和逻辑。他在格拉茨的一次讲演中提到“科学曾经和诗处于完全不同的关系。古代印度数学家用诗句写下他们的定理，荷花、蔷薇和丁香，美丽的风景、湖泊和山岳都在他们的问题中出现。 ”（[4]，p.30）马赫还把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看作是两条有代表性的发展路线：
“书写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或者对事物的描写通过迅速简化的手写缩减为概念的约定记号，像在中文中那样；或者以描述难题的方式想起词的发音之一，图画转为语音记号，像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那样。抽象地思维的倾向和为此目的谋求书写的需要导致前一种方法，而写出人的名字和一般地写出恰当名词的需要导致第二种方法，这便产生了文字手写。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殊的优点。第二种方法与十分微弱的工具有关，容易听清楚语言中的每一个语音的和概念的变化。第一种方法是完全独立于语音的，以致日本读者能阅读中文，而他们在语音上讲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中文书写几乎是万国语，尽管它需要随每一个概念的变化而变化。”（[3]，pp.59~60）
马赫似乎对中国文化更为熟知，对中国文明更为钦慕，对中国的事情更为兴味盎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的语言、文字、绘画、伦理、科技、典籍等”。他喜爱中国绘画，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绘画不画阴影，这与他童年时的倾向一致。他认为中国人的伦理学说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是“健康的”、“高度发达的”([3], p.75)他对中国古代的计数筹板便利计算的作用评价颇高。他在1882年的著名讲演《物理研究的经济本性》的开头和结尾处分别提到了中国哲学家列子寓意深刻的名言：“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和“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4]，pp. 186,213）
东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马赫的思维方式，以致布莱克默认为：马赫的现象论和科学的“内部的”目的是“东方的”，而他的达尔文主义和科学的“外部的”目的则是“西方的”。([1], p. 293)
马赫的人道主义在他同情、支持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中得到最为革命性的体现，他是一位坚定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赫之所以倾向和赞同社会主义，是因为他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端和工人阶级的非人状况。他期望社会公正，期望社会成员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在这方面，他的观点接近社会整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马赫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现存的经济和工业状况表示义愤，但马赫拒绝把有利于个人的“利己主义的”经济原因作为首要的恶棍，他似乎也不主张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来达到社会公正，而主张用非暴力的联合行动达到目的。不管怎样，马赫对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
“人们不会失望，有一天人类的这一部分在正确地认识到这种状况时将联合起来，反对那些巨头和雇主，并要求对我们的公共财富进行比较有目的地、相互比较满意地使用和分配。”（[1]，p.233）
马赫的观点不光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他把它们切实地落实在自己的具体行动中。马赫是一位真正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赫长期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负责人阿德勒父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896年，他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一起，反对执政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成人教育的否定，他担任抗议集合的主席。1899 年，他公开宣布，自愿把一大笔钱馈赠给成人教育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报》。1901年，半身不遂的马赫乘坐救护车以个人身份出席奥地利上议院会议，投下关键性的一票，支持把煤矿工人工时限制到9小时的法案。1902年，他作了一次坦率而成功的发言，反对执政党在萨尔茨堡建立排他性的天主教大学。 1906年，马赫被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狄慈根的思想所吸引，他敦促他的哲学信徒学习狄慈根的著作。1907年，马赫的政治活动达到高峰，他又一次坚持出席奥地利上议院会议，为的是投票赞成选举改革法案。他给报纸写了几篇文章：一篇反对种族歧视，一篇反对罗马天主教教皇关于天主教教义的新大纲，为维也纳大学学生反对市政府的不公正行为的运动辩护。在讲德语的国家中，马赫是支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为数极少的大学教授之一。马赫这样一个光明正大的，为正义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竟被列宁指鹿为马地斥之为“反动的哲学教授”“‘最新的’反动教授 ” ，这岂不是天方夜谭！
对于社会主义，马赫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他担心在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中，集权和独裁会造成对个人和社会的侵害，“奴役也完全可能变得比在君主政体或寡头独裁政治的国家更加泛滥和暴戾”。为此，他赞同有关具体的预防性措施：“多数原则的第二位的需要，受保护的独立的个人是根本的需要。”（[3]，p. 63）。这是马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最为人道的、最有启发意义和最富实践意义的部分。
马赫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十多年发出的告诫，至今仍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和魅力。无独有偶，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爱因斯坦，也在1949年发出同样的告诫：社会主义“ 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他指出社会主义需要解决的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才能使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马赫人道主义的深层底蕴也许蕴涵在他的自由而开明的人道主义的人生观中。马赫通过对“自我”的分析得出结论：
“ 自我是保存不了的。部分地由于这个认识，部分地由于害怕这个认识引起了许多极其奇怪的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的、宗教的、苦行主义的和哲学的荒诞表现。人终究不能够对于心理学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简单真理熟视无睹。这样，人就不再会以为有那么高的价值了。——自我就是在个人生存时也有很多变化，并且自我在睡眠时，在沉醉于一个直观，沉醉于一个思想时，正在最幸福时，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不复存在。于是，人们就愿意放弃个人不朽的想法，而不认为次要的东西比主要的东西有更高的价值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会排除对于其他自我的蔑视和对自己的过高估价。以这种人生观为依据的道德理想，离苦行主义者的理想同离骄横的尼采式‘超人’的理想一样远；前一种理想从生物学上看来不能为苦行主义者所坚持，随着他的死亡也就同时消失了；后一种理想是其他人所不能容忍的，而且也不希望人们容忍。”（[2]，pp.19~20）
马赫的人道主义不仅仅面对整个人类，而且也面对整个有机界乃至无机界。马赫反对滥用和浪费能源和资源，他告诫人们，地球的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马赫的下述言论也许是发出了当代的生态伦理学的先声：
“ 我们无法为未来科学划出一道严格而可靠的界线，但是我们能够预见．现今把人和世界分开的坚硬的墙壁将逐渐消失；人将不仅以较少的自私心和较强的同情心彼此相处，而且也将如此这般地对待整个有机体世界和所谓的无生命世界。大约两千年前，中国哲学家列子，也许就具有像这样的预感。他当时指着一堆腐朽的枯骨，对他的门徒以严谨的、精确的口吻说：‘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4]，p. 213）
三、马赫的和平主义
马赫终生坚持不懈地反对强权和暴力，拥护公理与和平，是一位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在马赫看来，物理学中的force(力)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社会上的force(暴力)在实践的意义上也是可以被消除的，和平能够成为自然的、充满人性的状态。在1897年发表的关于射弹的讲演中，马赫涉及到战争与和平问题。他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为数众多的参与战争的人和沉默不语的人都断言，持久和平是一个梦，而且是一个不甚美丽的梦。我们可以把对此的判断留给深刻的人类研究者，我们也能意识到士兵极端厌恶过于漫长的和平引起的沉滞。确实，在国际关系还没有希望大大改善的情况下，中世纪的野蛮状态是不可克服的。当时暴力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蛮横的攻击和同样蛮横的自卫是接连不断的。但是，事态的暴虐反过来又迫使人们结束它，只是最终不得不靠大炮来发言。暴力统治并未迅速被废除，只不过转化为其他暴力而已。我们不必使自己沉湎于卢梭型之梦。法律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强权问题。即使在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都给予同样权利的美国，选举权也只是对暴力的温和代替。在这里，马赫对严峻实的洞察可谓入木三分。尽管如此，他还是满怀信心地认为：
“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交往将逐渐地采取比较文雅的方式，没有一个真正了解往昔的人会真诚地希望再次倒退，不管往昔在绘画和诗歌中可能被描绘得多么美妙。”（[4], p.336）
马赫接着分析说，虽然旧的暴力统治还处于支配地位，但是由于它的统治正在极度地对国家智力的、道德的和物质的资源横征暴敛，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减少负担，胜利者比被征服者几乎没有减少压力。因此，它必然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容忍。马赫坚信，理性、理智、道德和理想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所幸的是，理性不再为那些庄重地称他们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人所全部拥有。在这里，正像在每一个地方一样，罪恶本身将唤起理智的和道德的力量，这些力量注定要平息暴力。纵使种族和民族的仇恨尽其可能地放纵，国家的交往还将扩大并变得更加密切。与把国家分开的问题相比较，要求未来人全部能力的伟大而共同的理想将会更加显著、更加有力地陆续涌现出来。”（[4], pp. 336~337）
马赫还在讲演中对战争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的私利，竟以高价悬赏第一个枪杀法国人的德国士兵和第一个枪杀德国人的法国士兵。这是对陷入极端困境的广大民众、广大贫苦青年工人和农民的极度蔑视，这种蔑视在德法战争中表现得异常阴森恐怖。
马赫始终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阶级偏见持否定和反对态度，他在布拉格大学任职期间忠实地实践了这一切。他从未讲过挑动民族仇恨的话，一直希望各民族能相互了解，和睦相处，他的许多好朋友都是犹太人。在马赫看来：
“阶级意识、阶级偏见、民族感情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对于某些目的是很重要的。可是，这种见识不是眼光广阔的科学家的特点，至少在研究的时刻不是这样。所有这些以我为中心的见识只适合于实用目的。”（[2], p. 18）
马赫的上述清醒意识，加上他善良的、慈爱的、满怀希望的心灵，使他未像当时大多数德、奥知识分子那样，染上时代病——民族狂热病。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知识界在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下，于同年10月发表了《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侵略行为辩护。93位享有某种国际声望的艺术家、科学家、牧师、诗人、律师、医生、历史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在宣言上签了名。著名科学家哈伯、海克尔、能斯特、普朗克、伦琴、维恩、奥斯特瓦尔德等出于种种缘由也卷入其中。这种状况在爱因斯坦后来有些言过其实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德国人的罪恶，真是记载在所谓文明国家的历史中的最令人深恶痛绝的罪恶。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 ”（[7], p. 265）但是，马赫在当时并未被这种甚嚣尘上的民族狂热和战争煽动所裹挟。虽然马赫只是很迟才得知战争爆发，未及对此直接加以公开评论，但是他在自己最后一部著作《文化与力学》(1915)中，谴责了“现代的金融战争”，认为它“对于后代来说，是历史上最可耻的一章。”
马赫的和平主义多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而且也具有绝对和平主义的弱点。但是，他的闪耀着理性光华的和平思想，他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尤其是他的积善有余的心肠和卓尔不群的行动，实在难能可贵，即使在今天也会令人肃然起敬、赞佩不已!
四、马赫的科学主义
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有一部词典这样释义的：(1)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是典型的方法和态度，或认为是自然科学家所具有的方法和态度；(2)过分信赖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如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功效。第二个释义与所谓的“科学万能论”相通。其实，不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共同体，还是稍有头脑的科学家，都不认为科学无所不能。马赫就对带有弱肉强食色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好感。这种万能论的科学主义含义，实际是外人强加给科学和科学家的。这里所指的科学主义，是指科学家对自身、对科学共同体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目的、限度、思想、方法、价值、精神气质、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等的看法，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具体的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本身。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可称为“科学论”。
马赫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相信科学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相信科学具有神奇的威力，能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带来幸福，而自身却不要求什么回报。他还以优美而畅晓的笔调写道：
“ 自然界具有神秘魔力的信念逐渐消逝了，起而代之的是新的信念，即相信科学不可思议的威力。科学并不像反复无常的小女妖，只把财宝投入所偏爱的少数几个人的怀抱，而是把她的财宝投入全人类的怀抱，且其慷慨与大方是任何传奇从未梦想到的!因此，她的外行赞美者把揭示感官无法看穿的自然界的无底深渊的能力归功于她，这显然是十分公正的。是的，把光明带给世界的科学能够彻底驱除神秘的黑暗和浮华的外表，她既不需要以这样的外表证明她的目的正当，也不需要以此粉饰她的明显成就。”（[4], p. 189）
马赫接着进一步强调丁科学的公有性和无私利性的特征：“科学事业相对于每—个其他行业而言，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即没有一个人由于它的财富的积累而蒙受一丁点损失。这也是科学的赐福、科学的慷慨和科学的保全能力。”（[4], p. 198）
然而，马赫并没有陶醉于科学的胜利进军之中，也没有沉溺于科学的慷慨赐福中，他在当时就清醒地意识到硬币的另一面：科学运用不周和不当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等。
“当我们考虑硬币的另—面并观察—下那些维持这些交通的疾速行进的人的辛苦时，事情看来就不同了。鉴于紧张的文化生活，其他想法产生了：有轨电车的嘈杂声，工厂机器轮子的飞转声，电灯的灼热；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每小时需要燃烧的煤的数量，我们对这一切就不完全高兴了。我们正迅速地趋近这一时刻：地球在年轻时建立起来的贮藏将在老年时逐渐耗尽，那么怎么办?我们将遁入野蛮状态吗?或者那时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并学会当家吗?”（[3], p. 58）
马赫对此没有作出直接的回答，但是，从马赫的一贯思想来看，他是坚决抵制反科学主义者叫嚷的回到“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或原始社会的。与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相反，马赫坚信“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以日趋完善的“社会文化技术”和更加发达的科学来减小和防止有关弊端。
作为—位关心社会问题和科学后果的哲人科学家，马赫有着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他在关于射弹的讲演中说：
“射击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相互在对方身上穿尽可能多的弹孔——并非总是出于可原谅的目的和鹄的，这似乎导致了现代人的庄严责任；现代人尽管歧见纷纭，目的截然不同，但是同样受到下述神圣义务的约束：要使这些弹孔尽可能地小，如果造成了弹孔，则要尽可能快地止住伤口并使之治愈。”（[4], pp. 309~310）
就是在这篇充满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讲演中，马赫再次提醒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时，时刻不要忘记他们的成果所可能导致的可怕应用，不要忘记他们肩负的神圣而重大的社会责任：“凡是有机会仔细察看枪炮和射弹的惊人的完善、威力和精确性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高水平的技术成就和科学成就在这些对象中找到了它们的体现。我们可能完全沉溺于这种印象，以致片刻忘却它们服务的可怖目的.”([4], p. 335)
关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马赫认为二者的作用是交互的。虽说科学的“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产生科学的智力斗争的伴随物，但是没有一个人低估科学的实用性。不过，科学并非仅仅对实际的人有用，“科学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的所有事务、我们的整个生活中；科学的观念处处都是决定性的”。另—方面，科学是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的产物。同时，已成立的科学业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只有作为社会的事业才能生存。因此，与社会脱离的、完全沉浸在他的思维中的探索者也许在生物学意义上是无法生存的病态现象的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与其说是为科学而出生，还不如说是为生存而出生。然而，按照其内在冲动行动的人却乐于为观念而做出牺牲，而不是力求提高他们的物质福利。这些人往往被视为傻瓜。马赫断然不同，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实利主义的市侩的浅薄之见。
关于科学和宗教神学的关系问题，马赫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想当然就能说明的。他说：
“如果我们进入德国客厅，听到人们讲某人十分虔诚地信奉宗教，却没有道出名字，我们可能想象，被议论的是枢密顾问官X或Y绅士；我们几乎不会想到是我们相识的科学家。”（[1], p. 541）
马赫依据科学史的考察指出，我们的确有教会反对科学和进步的长篇罪行录。在科学与神学的冲突中，教会如此自私、如此无耻、如此残酷地使用了世俗社会从未有过的卑鄙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在教会的“高尚的殉道者的队伍”中，也有不少不亚于伽利略和布鲁诺这样的杰出人物。最大的错误也许是假定：“科学的战争”一语是对宗教一般历史态度的正确描述；对智力发展的唯一压制来自教士，如果他们不插手的话，那么成长的科学便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马赫揭示出，在宗教几乎是唯一的教育和唯一的世界理论的文明阶段，为数众多的宗教物理学家的出现本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每一个无偏见的人都必须承认，力学科学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是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神学问题由每件事情引起，并更改每一事物，力学也因此而染上神学色彩。欧拉在最小作用原理中坚持神学观点，认为显示最大和最小的东西是造物主的手工作品。物质量不变、运动量不变、功和能不灭等支配近代物理学的概念，都是在神学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们只不过是与造物主的永恒性相协调的过程。在整个16和17世纪，乃至到18世纪，探索者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是在所有物理学定律中发现造物主的某种特定显示和杰作。直到拉格朗日，才彻底与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决裂。他指出，神学具有靠不住的、与科学不相关的本性。就这样，神学和科学是知识的两个不同分支的思想，从它最初在哥白尼思想中萌芽到拉格朗日最终把二者截然分开，几乎花了两百多年时间才得以明晰。马赫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历史的观点是客观的、公正的，它比那些把宗教简单地视为科学死敌的片面观点要有见地得多。但是，马赫并不笃信宗教，就在同一处谈到光沿最小光程传播时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在造物主的智慧中去寻找理由，那么我们就抛弃了这个现象的一切未来的知识。”（[1], p. 554）
关于科学探索的动机，马赫不仅给出了生物学意义的解释(物质生存和解除理智烦恼的需要)，而且也指出，有意识地探寻真理是科学探索者的强大动力和重要动机。在马赫的心目中，“比诗更崇高、更宏伟、更浪漫的是真理和实在”，“真正的探索者无论在乡间小道上漫步，还是在大城市街道上徜徉，都处处寻求真理。”([4], pp.281, 63)
马赫对真理的热爱和向往跃然纸上!马赫明白，真理并非是一蹴而就、唾手可得的；“为了达到真理，需要许多著名思想家整整一个世纪的工作.”([4], p. 281)这除了要与所研究的自然界和问题本身斗争外，还要与探索者自己头脑中残存的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作斗争。马赫向探索者敲响警钟：“在他的观念的转变中，最艰难的战斗是与他自己作斗争。”([4], p. 63)
作为一位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马赫敢于革故鼎新、标新立异，但是他也深知其中的甘苦。他以审慎的科学态度写出了值得每一个真理探求者深思的劝戒：
“ 亚里士多德说过：‘所有事物中最美妙的是知识。’他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去设想，新观点的发表都产生无限的美妙，那么你就会铸成大错。没有一个人因用新观点扰乱他的同胞而不受惩罚。擅自变革关于任何问题的流行的思维方式，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任务，尤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提出新观点的人们完全知道，严重的困难耸立在他们的道路上。人们应以诚实的、值得赞扬的热忱去着手探索不适合于他们的一切。”（[4], pp. 296~297）
五、马赫的无神论和教育思想
马赫从小就对宗教没有好感，后来他成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战斗的反教权主义者。马赫哲学坚持以观察和经验为证的原则，它必然是反形而上学和反神学的。尤其是，马赫认为，如果根本不存在“我”或个体的灵魂，那么显然就不会有个人死后灵魂的拯救或幸存；也就是说，死亡本身只不过是关系的变更或要素的分解和重新组合。没有上帝，也没有与上帝有关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马赫出于实际的理由通常对此保持缄默，只是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才直抒己见，或者偶尔从侧面提及他的反宗教神学的观点。马赫的反宗教观点在他的《力学》的字里行间得以显现：
“对于唯灵论者和对于地狱的安放位置左右为难的神学家来说，第四维空间是非常合乎时宜的发现。唯灵论者就是这样利用第四维的。……要从一个有限的封闭空间出来而不通过其界面，则只有通过四维空间才是可能的。甚至变戏法的人从前在三维空间里无害地表演的戏法，现在也被第四维罩上了一道新的光环。……我自己甚至在黎曼的论文发表之前，就把多维空间视为数学物理学的帮助。但是，我希望没有人会利用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想、所说和所写的东西作为捏造鬼神故事的基础。”（[1], pp. 390~391）
不过，马赫在反对宗教和神学的同时，叶尊重、宽容他人的信仰。
马赫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是教权主义的敌人。1912年，他挺身而出反对教会反动派企图在奥地利建立“自由天主教大学”。1907年，他撰文反对罗马教皇颁布的教义大纲。1910年他为《一元论者》杂志写了作为讣告用的小传，为的是在“涅槃”之前，对奥地利的宗教反动时代不能无言。1912年，他参与了奥斯特瓦尔德领导的“退出教会者委员会”发起的脱离教会运动，他是在脱离教会宣言上签名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维也纳大学教授，他对被教会视为眼中钉的无神论者海克尔和奥斯特瓦尔德深表钦佩和敬意。就是这样一位被柏林某教授称之为“比十足的无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宗教神学的斗士，其思想竟被列宁斥之为“不仅栖身于信仰主义的羽翼下而且还达到了信仰主义的思潮”，“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6]， pp. 223,184,356）。这种指皂为白的做法实在令瞠目结舌。
马赫反对宗教，但却有着相当明显的佛教意识。马赫早年就表现出佛教对动物的生命和情感的尊重。他的佛教意识首次在1875年出版的《动觉理论大纲》中透露出来，他在书中反对活体解剖的科学必要性。马赫的佛教意识的强烈表述是在他 1913年为奥斯特瓦尔德所写的未发表的自传片断中：
“我既已认识到康德的“物自体”是无意义之物，也就必须把“不变的自我”看作一种幻象。当摆脱了那使人烦恼的种种人格不朽的荒唐思想并且看到自己被引导着领悟了佛教观念时，我所感到的幸福几乎是难以言说的，这种幸福是欧洲人很少享受过的。自我不是不变的，而是在生命的过程中极其缓慢地变化着，在经过缓慢发展之后，遂在死亡中全然消失。有了自我的连续性，才可能有名人和小市民；它可能带着或大或小的改变而在每一后裔中得到重生。这并不否弃佛教思想的真谛。”（[5], pp. 79~80）
在马赫晚年的通信和论著中，多次涉及到对“涅槃”(Nirvana)的探讨，而很少提及基督教的术语“天国”(Heaven)。马赫倾向于佛教思想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马赫倾向佛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他受到他的朋友卡鲁斯这位佛教徒和佛教学者的影响；在二儿子海因里希博士年仅20岁自杀给他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后，他也许从佛教中找到了某种精神解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猖蹶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愤懑，使他对佛教的和平思想和普济众生的情怀不免崇尚。从主观上讲，他早年的自发的生命伦理意识，他对东方文明的景仰和对东方文化的挚爱，也为他倾向佛教提供了契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要素一元论和现象论，他的“力” 和“自我”非存在哲学，他的因果概念，他的反形而上学，尤其是他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情怀，与佛教哲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诸如心物不二、万有因果、无我学说、非暴力观念、四无量心——慈无量心(思如何予众生以快乐)、悲无量心(思如何拯救众生脱离苦难)、喜无量心(见众生离苦得乐而喜)和舍无量心(对众生一视同仁)等等都是共鸣的或相通的。
但是，马赫并不是佛教的虔诚信仰者，更不是佛教徒。作为哲学家的马赫部分接受了佛教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学说，但是对于佛教中的神秘主义、厌世主义、苦行主义、禁欲主义、无所作为等因素，马赫是断然否弃的。他不能接受佛教关于生活中的“不幸”比“幸福” 占压倒优势的主张，他不认为生活中的不幸不可避免，他不赞同佛教用消灭意欲的办法解决问题，他相信用积极的或科学的手段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并提倡一种自由、开明的人生观。马赫摒弃了佛教学说的糟粕，汲取了佛教学说的精华——佛的智慧和佛的良心——戈姆佩尔茨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马赫是“科学之佛” 的。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兴起，在整个欧洲和美国激起了教育改革的要求。然而，职业教育家和旧教育制度的捍卫者立足于传统的道德和文明的价值基础，极力维护文科中学的现状。德国教育改革的领导者保尔森(F．Paulsen)向教育体制挑战，揭示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训练的“人文论据”的起源，他的《学习训练史》(1885)成为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但是，改革进展步履艰难。直到1900年，新的实科中学毕业生人数仍不到20％。在这个时期，马赫独立地提出了与保尔森类似的思想，并与奥斯特瓦尔德结伴，为推动德、奥教育改革而呼号。1886年，在德国多特蒙德的讲演中，马赫并不是不分清红皂白地要求为科学而牺牲古典语言的训练。他说，拉丁语教育是由罗马教会与基督教一起引入的，它长期以来也是学者的语言。拉丁语后来不再作为交流的媒介，并不是它无力容纳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新观念和新概念——它表达起来也很方便，而是由于贵族的影响。因为贵族需要通过比拉丁语较少使人厌烦的媒介享用文学和科学成果。古典语言的教育曾经是自由的、高级的、理想的教育，因为它在当时是唯一的教育。在今天，它对于直接与古代文明有关的专业人员来说也还是必要的，如法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并且一般而言对于少数不得不在古典著作和文献中查找资料的人也是必要的。但是对一般并非与之有关的人而言，花8年或10年时间学习古典语言是得不偿失的，是毫无必要的，是把非本质的和偶然的外表看得比实质内容还要高，以从古典著作中获取文字财富，获取经验和判断，获取再创造、启发和理智愉悦的丰富源泉为理由，要求他们苦读古代语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同样可以从良好的译文中获得这一切。
马赫的教育思想虽说未成体系，但还是比较丰富且相当有见地的。在马赫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像科学和人类活动的目的一样，是以尽可能经济的方式有助于满足人的生物学需要。所谓人的生物学需要，马赫的意思是指在集体意义上最有利人类种族在道德和文明水平上的幸福与进步。教育的特殊目的只不过是保全经验，即教育提供了一种迅速而有效的学习和交流方式，以学会许多人现在知道的东西和前世人们过去知道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仅仅借助自己有限的、耗时的个人经验、试验和错误来学习。
马赫通过他童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无意识记忆”信念得出结论，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是不妥当的，甚至是有害的。儿童缺少成功的可能会转而使他抗拒某种类型的学习，就像他小时讨厌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或者他学习的东西可能消灭、弄混他通过本能知道的东西。马赫反对儿童玩具，尤其是精心制作的商品化玩具。玩具使儿童在构造事物时变得笨拙、踌躇，延误儿童向成人发展。美丽的童话也是如此，它们导致白日梦，使儿童把幻想与现实混同起来，干扰通向因果进路的发展。马赫的这些观点与当今流行的观点和作法截然不同，到底哪个有理，恐怕一时难以说清。
关于传授教育的方法，马赫认为最经济的方式是间接的方式。直接教科学的最终结果即概念、公式、数学方程和函数不是最经济的，不应该把它们教条式地引入。概念应从事实中提出，抽象应从材料中抽取，要从形象的例子和富于想像力的演示开始训练，逐渐进入该科目的历史描述。只有当学生在具体的和历史的发展中把握了问题，他才能理解该问题的普遍的和抽象的解答。换句话说，最经济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应该从不经济的理解（即“图像”和“历史”）开始，在渐进的过程中达到顶点，即用数学函数描述感觉经验。
马赫积极倡导以历史方式教科学，尤其是对初学者。要向他们讲清早期科学家思想的形成和推进，为的是阐明近代理论的逻辑发展。他不是要求教特定科学家的特定行为或思想，他也不是过分对理论的实际历史发展感兴趣。马赫把历史注入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当代科学更容易理解，而不是使过去的科学更可以理解——这与历史研究的目的截然不同。马赫充分肯定了“历史方法在教学中的价值”。他这样说：“即使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观点的可变性，那么这也是非常珍贵的”。“对于自然研究者来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标准的教育，这就是了解他的科学的历史发展。”
马赫坚决反对通过加大学习任务，延长学习时间的作法搞教学。他指出，思想不能通过堆积材料和增加教育时间，也不能通过任何种类的戒律来困扰，思想必须自然地、自愿地成长。而且，思想在一个人的头脑的聚集不能超过某一限度，就像一块田地的产量不能超过某一限度一样。对有用的教育来说，必需的内容的数量是很少的。马赫主张大大削减低年级古典课程和科学课程的内容，显著缩短课时和压缩课外作业。他不赞同许多教师的看法：儿童一天学习10小时并不太多。他提请人们注意：教和学不是在长时期内能够机械地继续下去的例行公事。即使是例行公事，最终也会感到劳累。撇开过度学习对身体有害不谈，它对精神来说肯定糟糕透顶。
马赫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在于他深知，教育主要不是积累实证知识，而是训练智力。这一思想也许是马赫教育思想中最富有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部分。请听马赫是怎么讲的：
“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是以迟钝的和枯竭的精神进入大学，如果他们在预备学校没有丢掉他们应该在那里集聚的生气勃勃的精力，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比学得大多的可怜人更烦恼的事了。他们的思想沿着同一路线周而复始地在名词、原理和公式后面小心翼翼地蹒跚而行，却没有健全的、强有力的判断能力；假如他们一无所学，各种判断能力也许还会成长呢。他们获得的是柔弱得无法提供真正支撑的思想蜘蛛网，但却错综复杂得足以产生混乱。……在这里，问题更多的不是实证知识的积累问题，而是智力的训练问题。所有分支都应在学校处理，严格相同的学习应在所有学校追求，这似乎也是不必要的。”（[4], pp. 367~369）
为了达到训练智力的目的，马赫认为要给学生和教师以显著的自由。他说，一致对于土兵来说是极好的，但一致并不适用于头脑。因此，强制性的教学内容不应超过某一限度，尤其是对于高年级应该设想不同的形式，要注意为未来的职业提供真正有用的准备，而不应把模式仅仅限定在律师、部长和语文学家的需要上。学校的功能往往最适合于按部就班训练的人，因而要防止把那些不善于循规蹈矩的有特殊才能的人从竞争中排挤出去。马赫强调：“必须引入一定量的学习选择的自由”([4], p. 369)，“谨防过于僵化的程式！”([3], p. 62)当然，他也意识到，真正的自由教育无疑是十分罕见的。要在任何时候给“自由”教育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也是十分困难的；而要下一个一百年内都成立的定义，就更为困难了。事实上，教育的理想变化多端。在这方面，爱因斯坦的看法与马赫不谋而合：“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该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7], p. 147)“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优越呀。” 这是心灵的神交，这是思想的共鸣，这是智慧的汇流。
在马赫的社会哲学和社会实践中，处处闪耀着理性的光华，时时洋溢着实践的激情，“纯真的爱”和 “天赋的善”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但是，列宁则莫名其妙地指责说：“……马赫在社会学中的漫游，可以归结为市侩的无限愚蠢，他们在‘新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体系和术语的掩饰下沾沾自喜地散布陈词滥调。浮夸的言辞、牵强的三段论、精巧的经院哲学，一句话，无论在认识论上和社会学上，都是一路货色，都是在同样诱人的幌子掩盖着同样反动的内容。”（[6], p. 328）只要读者把这些责骂与马赫的言论和思想稍加对照，就不难看出，列宁在“沾沾自喜”之时写下的这样的“浮夸的言辞”，显得多么苍白，多么乏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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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43~44页。
师里克认为，“纯真的爱”和“天赋的善”是“人类发纯粹感情中所共有的”。参见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149页。
略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编辑本段回目录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多次强调指出，他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由于他并不满足于实验研究和数理分析，而是对追究科学的起因、结构、过程、概念的根源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以追求科学统一为目标，从而使他也成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史家和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不用说，马赫在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诸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作为物理学家，他在音响学和光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马赫数”代表了他的巨大功绩。此外，他还是相对论的先驱。
在哲学上，马赫的主要思想是要素一元论和思维经济原理。对此，学术界却颇多争议。本文只拟简略地论述一下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以期引起同行们的讨论。
1）思维经济原理的提出
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是在1868年发表的“液体的形态”的讲演和其后出版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年)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在讲演中把液体的表面原理和裁缝最大限度节省布料的吝啬而明智的商业原理作了对照，并进而指出：“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难道科学要为这样一个原理感到羞愧吗?科学……作为一个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其本身不是比商业更商业吗?用尽可能少的功、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以尽可能少的思维去获取尽可能多的永恒真理，这难道不是科学的任务吗？”
在 1872年出版的书中，为了更一般地讨论科学定律的意义，马赫系统地阐述了科学中的思维经济原理。他认为，随着知识的日积月累，科学家被激励简化他们的智力成果，达到定律在结构上的经济。这个原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节约原理或“奥卡姆剃刀”，也类似于牛顿的科学思维法则。但是，在马赫看来，思维经济应该被看作是我们文明的特殊形式的一条基本原则。马赫呼吁：“在科学中……我们要关心方便和节约思维。”
后来，马赫在1882年的“论物理研究的经济本性” 和《力学史评》(亦译《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的一个专门章节中，重申并再次强调了思维经济原理及其与数学推理、因果性、目的论、进化论和心理现象的关系。这一原理在马赫的其他论著中也无处不在，以致C．S．皮尔斯这样写道：“恩斯特•马赫博士具有哲学家能够具有的最大毛病之一，那就是至死都要骑着他的马，他关于科学中的经济原理就是这样做的。”（[1]）
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既不是凭空臆想的产物，也不是灵机一动的结果。它的提出既得益于对前人和同代人思想的深思，也渊源于马赫本人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经验的总结。
1861年至1867年间，当马赫在格拉茨大学任教时，他结识了该校的经济学教授赫尔曼(E．Hermann)，他们过从甚密。在赫尔曼的影响下，马赫认识到科学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经济的思维活动，科学也有一个经济问题或节约问题。正当马赫想用赫尔曼经济理论的中心概念(经济概念)解决科学理论的动力学问题，即哪些要素决定假设和理论的变化和进步问题之时，赫尔曼本人则在努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考察经济原理所引起的一些经济问题。这两位科学家都相信，人和自然的分离只能人为地达到：就像雾在阳光下消散一样，在人和迷信与虚妄信念创造的其余一切之间划的那可怜的界线也必定在科学的光芒下消失；我们知道只有一个自然，而人作为由众多个体合作进行创造的存在物，在其中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人类劳力，我们的建筑物、机器等的节省都同植物的生命器官、动物的感官和心智器官之起作用和创造的经济相仿。
少年时代的马赫就听老师介绍了拉马克的生物进化理论(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前)。马赫对这个理论深信不疑，他永远也无法使自己摆脱建立在获得性遗传基础上的潜在的进化认识论。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加深了他的认识。马赫看到，如果按照达尔文学说对我们的启发，将整个心理生活——包括科学在内——看作生物现象，并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物种进化的自然淘汰理论应用于这些现象，那么思维经济原理就会有一个广阔的基础和新的科学阐明。马赫指出，科学的生物学工作为充分进化的个人提供了一个尽可能理想的自我定向的方法。无论是在科学家之间还是在科学理论之间，都存在着生存竞争。只有那些坚持思维经济的科学家所创造出来的简单、方便、经济的理论，才能在斗争中幸存下去。另一方面，我们最初的知识是一种本能的、经济的产物，通过交流，才能把个别人的经验集中到一起而变成许多人的经验。知识的交流的必要和每个人(因为个人的生命有限)力求用最少的脑力花费来组织经验，迫使我们把知识组织成经济的形式。我们接受其他个人的经验，实际上是以往全部世代的经验．这个过程类似于把千万年积累的经验传递给生物，使得这些经验作为遗传禀性传达给后代的过程，仿佛是知识繁殖一样。马赫以因果性为例提出：“因果观念之所以拥有很大的权威，多半由于它们是本能地、不由自主地发展起来的，并且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个人对因果观念的形成是无所贡献的。的确可以说，我们对于因果性的意识并不是由个人获得的，而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完备起来的。所以原因和结果是思维的东西，具有一种经济的功能。”（[4]）
马赫关于思维经济的见解，也是从他的教学经验中，从他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发展出来的。早在1861年，当他开始以无公薪讲师的身份开课的时候就有了这种见解。他说，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节省经验，这样一个人的劳动就可以免去其他许多人的劳动。进而，人们力求简要地、概括地进行描述，也是为了节省教育和探索所需要的劳动。当时，他还以为自己是唯一懂得思维经济原理的人，后来他发觉这个原理永远是，也必然是所有思考科学研究过程的本性的研究工作者共同具有的。在科学研究中，马赫具有把复杂的、含混的关系归纳为简单概念的令人赞叹的才能，他从中发现这里表达出的经济观念(别处也称之为理性机巧)是知识进步史中的富有成果的手段。马赫认为，思维经济原理可以采用十分不同的形式来表述，例如，在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工作中显示得非常清楚的那种简单性和美的基调，就具有经济的特征；牛顿的哲学思维规则本质上也是受经济观点影响的，尽管思维经济原理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来。
2 思维经济原理的涵义和精神实质
马赫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多次阐述了他的思维经济原理。这个原理的涵义是相当宽泛的，据布莱克默的分析 ，其涵义大体有以下诸方面。
1．思维的经济：人的生命和能力有限，只有通过巧妙的思维经济和谨慎的积累，经济地整理无数人的共同经验，个人才能获得名副其实的知识。
2．精力的经济：认识论的现象主义可使人们耗费最少的精力，也就是对现有的知识状况来说，它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经济。
3．功和时间的经济：科学家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尽可能少的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并且用尽可能少的思维，获得尽可能多的真理。
4.方法论的经济：用以获得知识的诸方法都是经济的。
5．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简单性的要求对于内行和新手当然是不同的问题。首先，用一个微分方程组的描述是充分的；其次，超出初等定律的一个逐渐的构造是需要的。
6．作为简化的经济：科学的经济程式有它的长处和短处。事实的表示总是要牺牲其完整性的，而且这种表示绝不比目前正当的要求吏精确。
7．作为抽象的经济：我们的成为思维事实的复制品总是抽象，这又是一种经济倾向。 8．作为不完善的经济的逻辑：经济的要求比逻辑的要求更多，可以说，逻辑只可以看作是一种消极的规则。
9．本体论的经济：主要的事情是废除不必要的双重存在(“现象”和“实体”)。
10．自然界中没有经济：不能说物理过程中的经济，因为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事件之间有所选择。
11. 语言的经济：语言，这个交流的工具，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发明。
布莱克默的分析比较全面地揭示了马赫思维经济原理的涵义，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原理的理解。不过，他的分析似乎使人不得要领，无法把握思维经济原理的精神实质，这显然难以洞见到该原理的深层意义。那么，思维经济原理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窥见一斑。
1．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马赫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用思维对事实的模写和预测来代替经验，科学的这种贯穿其整个生命的经济功能是一望即知的。在科学知识的形成、传授、交流中，都可以看出其经济倾向。例如，科学(语言数字、代数符号、化学符号、公式等)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手段，数学模型、假设的运用，也是为了简化对事实的摹写。在科学的细节中，经济性质更加明显。例如，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折射定律，只有各种不同的折射情况，折射定律是我们为在精神上摹写这一事实而设计出来的简明规则。马赫指出，从经济的角度看来，高度发展的科学，即是那些可以把事实归结为少数性质相似的要素的科学。力学、物理学和数学就是这样的学科。在力学中，我们仅限于处理空间、时间和质量，预先建立的数学的经济功能对它很有帮助。物理学也有不少思维经济的例子：转动惯量可以使我们不必对各个质点分别考察，力函数可以使我们不必对力的各个分量一一进行研究，高斯折射光学可以使我们不必对折光系统中的每一个折射面单独探讨。至于数学，它可以被定义为计算的经济。数学以最概括、最经济的方式，用已知结果的旧有演算去代替新的演算。依靠数学，可以使我们获得精神上的完全解放，因为数学的力量就在于回避不必要的思想和奇迹般地减少思维操作。正是基于对科学经济功能的全面考察，马赫得出结论说：“可以把科学看成一个极小值问题，这就是花费尽可能少的思维，对事实做出尽可能完善的描述。”([4])
2．思维经济是方法论的原则。马赫说过：“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科学成果，如果没有方法，是不能在其主要之点达到的。而事实上，由于人的生命短促，人的记忆能力有限，任何一项名副其实的知识，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思维经济，都是不能得到的。”在马赫看来，思维经济之所以能作为一条方法论原则，也是由人的思维形式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在思维中摹写事实时，从来不是把事实全部摹写出来，而只是摹写其中对我们重要的那个方面；而且，我们总是从比较稳定和熟悉的复合开始，然后再用不常见的复合补充那些复合，加以校正。这种摹写过程永远是一些抽象，这里具有经济倾向。进而，在从众多的事实中归结出少数性质相似的要素(概念)和寻求它们的共同特点 (定律)时，人们也总是自觉地或本能地体现出思维经济的要求。事实上，概念和定律所包含的内容总是少于事实本身，因为它们不是把整个事实重新产生出来，而只包含那些对我们是重要的东西，其余部分则有意识地、或根据需要加以省略。这种以最少的思维花费，从一给定领域中获得概观以及用某个单独思维过程来表示这一领域中所有事实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的倾向。马赫甚至强调，思维经济原则是区别科学认识方式和非科学认识方式的特征原则。首要的是，一个事实领域的历史、方法论猜想、研究和表示与其说是知识的纯偶然的增进，还不如说是科学地证明为合理的。因此，发现的方法和表示的系统方法都服从经济原则，即用定律取代事实是一重经济，在心智中把实验定律凝结成理论时又是一重经济。在这种意义上，马赫的作为方法论原则的思维经济， 既
是科学发现的逻辑，也是科学研究的心理学。
3．思维经济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在马赫看来，我们对事实描述或摹写得越经济、越简单，那么就对事实的认识越深入、越完善，这样的描述或摹写在科学研究上起的作用也越大，它也具有较高的价值。最有助于思维经济的概念，即是能普遍适用于最广阔的研究领域，并且给最大量的经验做出补充的概念，也就是最科学的概念。马赫洞察到，一门科学的系统化形式，是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从同一原理中推出来的，但是必定有一些演绎系统比其他的演绎系统更符合思维经济原理，符合得好的系统就是好系统。马赫指出，理论的经济性或简单性是相同的，但对内行说来认为简单的理论在外行看来也许就是复杂的，不过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4．思维经济是反形而上学的武器。马赫多次强调：“ 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仅是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现在逐渐提倡的这个崭新见解，必然会指导我们彻底地排除掉一切无聊的，无法用经验检验的假定，主要是在康德意义下的形而上学假定。”因为“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性。” 马赫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驳倒的东西。科学是不关心这些东西的，科学必须停留在经验范围之内，又必须超出经验以外，经常地期待着证实，经常地期待着反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马赫提出了他的现象论的研究纲领，并建议抛弃那些无法感知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也正是出于思维经济的考虑，马赫给质量和力下了操作性的定义，以消除牛顿定义的形而上学的朦胧。
3 思维经济原理的历史命运
在马赫提出思维经济原理前后，其他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也先后提出过或提出了类似的思思。例如，阿芬那留斯写了《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1876年)，基尔霍夫在《力学》(1874年)提到“全面而又极简单的记述”，克利福德(Clifford)等人也谈到这个问题，表示赞同马赫的这一原理。
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马赫同属“批判学派” 的彭加勒和迪昂，对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更是推崇备至。彭加勒在《科学与方法》(1908年)中写道：“著名的维也纳哲学家马赫曾经说过，科学的作用在于产生思维经济，正像机器产生劳力经济一样，这是十分正确的。”他像马赫一样地认为：“思维经济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是科学的永恒趋势，同时也是美的源泉和实际利益的源泉。” 彭加勒主要是从简单性的角度理解思维经济原理的，并给它赋予了科学美的内容，这也是他对思维经济感兴趣的原因。迪昂在他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1906年)中，也表示赞同马赫关于“整个科学的目标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智力操作来代替经验”的观点。他这样写道：“构成理论的抽象和推广的双重工作带来了双倍的思维经济：当用一个定律代替许多事实时，这是经济；当用一小批假设代替一大堆定律时，这又是经济。”他指出：这就是物理学家为什么首先要把无数真实的或可能的事实浓缩到一个定律中，为什么要形成许多定律的极其浓缩的综合即理论的原因。”
不用说，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1900年~1901年)第一卷中，批评思维经济是科学思想的堕落，是与粗俗的或盲目的思想的结合。对马赫主义及其思维经济原理进行毁灭性批判的，则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午写成)。列宁指出，思维经济这个范畴是“荒谬的、主观主义的”。“只要把这样荒谬的概念搬入认识论，那么不用说，‘设想’只有我和我的感觉存在着，是最‘经济’不过的了。”他表示赞同赫尼格斯瓦尔德(R. Hönigswald)和冯特的观点，也认为思维经济“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而是在一切经验之前就存在着的”，它”实质上是先验的”。他还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人的思维在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思维的经济性只不过是用一个笨拙的极其可笑的名词来代替正确性”。
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也受到一些科学大家的批评。爱因斯坦认为这个以“可疑的商业上的名称”命名的原理“的确有点太浅薄”，马赫的简单性这一观念也“太主观”。不过，他也指出，“马赫的思维经济概念可能包含有部分真理”，并在逻辑简单性或逻辑经济的意义上接受了马赫的这一概念。他多次强调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要在“逻辑上比较经济”，并认为“相对论是要从逻辑经济上来改善世纪交替时所存在的物理学基础而产生的”。他在1953年写信给挚友索洛文，提到他关于总场理论的一个尝试“可能算是极完美的了(独立概念经济，假设经济)，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其中是否含有物理真理”。玻恩认为马赫的思维经济“是可以大加非难的”，他“不赞成”“必须把思维经济当作科学的唯一根据”。他指出：“我们若想使思维经济化，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应该是完全停止思考。”不过，他也表示“不否认思维经济和结果的浓缩是很重要的”，并认为“拉普拉斯的普适公式是这一倾向的一个正当的理想”，“哈密顿原理乃是这一倾向的恰当的表述”。
对于胡塞尔的批评，马赫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胡塞尔完成他的著作前不作详尽答复，因为胡塞尔的研究并没有触动他的研究结果，他真诚地希望这些著作获得最大的成功。他只是作了以下几点说明。他说，作为—个自然科学家，他喜欢从一些特殊的确定的问题出发，让相同的东西从各个方面对自己起作用，然后从特殊情况上升到一般观点。他提出思维经济原理就是遵循这个习惯的，因为这种关于理论的理论，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他认为自己是完全有能力区别心理问题(“盲目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思维)和逻辑问题的。不过，他也强调指出：即使所有科学部门的逻辑分析都是完善的，对它们的发展作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依然是必要的。如果把思维经济理论仅仅设想成一个目的论的。暂时的指导原则，那么这个见解并不排斥它可以建立在一个更加深刻的基础上，而它正是这样作的。何况，思维经济决不是那样，它是一个纯粹的逻辑理想，直到它的逻辑分析已达完善，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价值。马赫最后自信地说：“当我发现思维经济观念在我对它加以说明以前和以后都不断地受到重视时，我对个人成就的估价就必须低一些，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思想本身倒是更由此获得自己的价值；胡塞尔把它看成是科学思想的堕落，是与粗俗的或‘盲目的’思想的结合，而我认为它正是一种精炼。思维经济观念已脱离学者的研究，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生活之中，并对人类生活发生有力的反作用。”([4])
对于列宁的批判，马赫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1909年5月)之后两个月就了解到了。据西德学者的研究，事情是这样的：与马赫交往甚密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阿德勒(F．Adler)之妻是俄国人，她把列宁的书译成了德语，一部分是笔译的，另一部分是她口译给马赫听的。当时马赫的反应是：一方面，他很高兴，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要不是阿德勒妻子介绍，他简直无法知道还有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本书完全是党派争论的著作，与他感兴趣的问题相去甚远，因此他对此书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至于爱因斯坦和玻恩的批评，都是马赫去世以后的事了，马赫当然无从答辩。
撇开“思维经济”这个术语是否“ 笨拙”、是否“可疑”不谈(这不是实质问题)，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境遇、立场、需要、经验和知识背景，对它的意义和意向做出自以为恰当的理解，并就它的优劣得失加以评论。但是，在我们看来，人们似乎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易于对思维经济原理发生误解和曲解。
1．思维经济原理是主观的、先验的吗?
从前面的叙述不难看出，马赫思维经济原理的提出，既不是主观的臆想，也不是先验的虚构。它的提出是马赫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一个时代的人的智力成果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位科学史家，马赫对科学发展史作了缜密的考察，他从中洞见到科学的经济功能和科学理论的经济倾向，也看到科学家把思维经济或简单性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位科学哲学家，马赫了解人类的认识史和思想史，他从中觉察到，“当人类思维凭借共有限的能力企图反映世界上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其自身只不过是这一世界的一小部分时，显然他是不可能穷尽这一认识的，鉴于此，人们不得不经济地思维。因此，各个时代的哲学都表达了同样的趋势，即通过少数基本的思想来把握实在的根本特征。”([4])思维经济原理正是揭示了人类认识的这一趋势。
不用说，思维经济原理包含有主观性(爱因斯坦只是嫌它包含的主观性太多了)。不过，这也是科学的主观性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所具有的科学信念的主观性的自然体现罢了。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的确是客观的。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迫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是受科学家的心理状态制约的。这样—来，把思维经济作为科学的目的，又有什么理由加以过多的非议呢？另一方面，科学信念是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之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事先所具有的自以为可以确信的看法。它有时也以方法论的原则和评价理论的标准的面目出现。尽管科学信念——开始并未得到实践的检验，也许有的科学信念根本就无法用实践检验，但是科学家还是坚信它们，事实上它们也往往不会使科学家受骗。科学信念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因素，它决定着着科学家研究的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科学家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的动力之一。由此可见，科学和科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和“先验”(相对于实验检验之后的“后验”而言)因素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科学方法论原则和评价理论标准的思维经济，应该享有它的合法地位。何况，马赫在提出思维经济是科学目的的同时，也强调“思想对事实的适应，是自然科学工作的目标 ”（[7]，p．99）。
至于人类思维具有经济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人类思维的本性或本能(当然后天学习无疑会加强这一倾向，并使之变为有意识的)。这乍看起来是先天的，实际上却是生物漫长进化和人类精神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已往经验在人的遗传基因上的积淀。这种对某一具体个人说来具有先天因素的倾向，对整个人类而言则依然是后天的。正如前面所述的，马赫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现代科学也许会愈来愈多地证实这一事实)。而且，他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认为：“在精神上确实存在着—个统摄新经验的‘观念’，但是那个观念本身是从经验中发展出来的。”（[4]）马赫进而更明确地指出，人不仅得到自然的信息，而且也得到精神的信息，就此而言，人属于两个世界，我们和我们自然环境中的事物属与同类，我们正是通过我们自己认识它们的。这种获得概念工具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最初还是在没有反思和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我们在学习过程的某个阶段上变得有意识了，那么我们便发现我们已有一幅相当完整的世界图景。但是，这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当然不是先验的(我们的“本能知识”可能使人认为它是先验的)，而这激起了巨大的信心。这个世界图景无非是经验财富，它像物质财富一样，也是把许多人的工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从而得以节省和解放智力。([5])
这还未触及问题的要害。某些批评家指责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主观，先验，关键在于马赫认为自然界中没有经济或没有简单性。自然界是否简单或经济? 对于这个带有强烈“二律背反”色彩的本体论问题，人们自然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念和答案。牛顿认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以夸耀自己。爱因斯坦指出，自然规律的简单性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正确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或现象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或心理的经济和逻辑上的经济)保持平衡；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马赫的思维经济“太主观”的，因为马赫的天平偏向了主观方面；不过，他也坦率地承认，他永远不会说他真正懂得了自然规律简单性所包含的意思。海森伯像爱因斯坦一样相信，自然规律的简单性具有一种客观的特征，他甚至被自然界显示出的数学体系的简单性和美强烈地吸引住了。与此相反，玻思却认为，经济的不是自然界，而是科学。普利高津则强调指出，不仅人对自然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向着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发展的根本变化，而且科学的兴趣正从简单性向复杂性转变。
出现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自然界是否简单或经济这个本体论问题本身，本来就是一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问题。我们用什么来证明它呢？我们只能用科学，用科学定律和理论。即使我们所发现(恰当地讲，应是“发明”)的定律和理论是简单的，那也只是说明科学本身是简单的，无论如何不能说明自然界是简单的。还是彭加勒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谨慎，比较巧妙。他说：“自然界的简单性问题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自然界不一定是简单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相信它是简单的而去行动，只有这样科学才是可能的。
2．思维经济是要人们停止思维和随心所欲地设想吗?
这是对马赫思想的明显曲解。思维经济并没有要求科学家减少观察的数目和停止思维，也没有说科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或凭空杜撰事实和理论。事实上，马赫本人就是一位勤奋的观察家和思想家。他从小就对远处的东西看来变小和磨房风车的转动感到惊奇；即使到了高龄，他还强烈地进发出对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还以孩子般的好奇的眼睛窥视着世界，使自己从理解其相互联系中求得乐趣，而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像这样一位在众多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以批判机械自然观和力学先验论为己任，以追求科学统一理想为奋斗目标的严肃的科学家，怎么会让人们停止思维和随心所欲地设想呢？
马赫的思维经济是针对科学的最终结果(科学共同体智慧的结晶)和科学家追求的目的而言的，并不是针对科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具体过程和个别科学家的发现(或发明)过程而言的。前科学的知识和不成熟的科学，一般说来并不是经济的、简单的，但是发达的科学则必然简单或经济。思维经济作为方法论的原则和评价理论的标准，引导或启发科学家选择较为实际的道路和较为方便的途径，以达到经济或简单的结果，但并不是说科学家就可以不费气力，不走弯路，顺手就能拈来科学之果。作为研究者的马赫当然深知，“科学研究只能通过曲折的道路达到向直观认识直接显示出来的东西”([7]，p．106)，他的方法论只是希望人们少走弯路而已。
因此，思维经济原理并不是要求科学家停止思维或随心所欲地设想，而只是引导科学家更积极、更有效地思维，从而达到经济、简单的结果。再者，思维经济也不是科学的唯一根据。事实上，除此而外，马赫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方法论原理，如观念适应事实原理、观念彼此适应原理、思维连续性原理、补偿原理、思维恒久性原理、概念嬗变原理、充分区别原理以及思想实验方法等。所有这些原理都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了马赫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在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3．思维在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吗?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真的不见得是经济的，正确性并不等价于经济性。就科学理论而言，正确性是对它的最根本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而经济性则是对它的更进一步、更高一级的要求，二者在层次上是不同的。事实上，马赫也是这样评价科学理论的：观念适应事实即是实验证实，观念彼此适应即是理论之间无逻辑矛盾，在此基础上才要求理论要简单、经济。况且，正确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及的，马赫已经洞察到：一门科学的系统化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尽管都正确，但必有一些更为经济。爱因斯坦则进一步揭示出：“对应于同—个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从那些由理论得出的能够加以检验的推论来看，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以致在两种理论中间难以找出彼此不同的推论来。” ([12]，p．115)例如，在达尔文关于物种由于生存竞争的选择而发展的理论中，以及在以后天性遗传假设为根据的发展理论中，就有这种情况。洛伦兹的电子论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两种理论在数学形式和观察预言上是等价的，它们都可以说是正确的，即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真理。但是前者用了 11个特设假设，显得牵强、复杂，后者仅用了两条公理(基本假设经济)，就构成了简单、优美的完整体系。正因为如此，电子论虽然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杰作，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忘了，仅有历史的价值。
正是面对科学理论的这种现实状况，马赫和爱因斯坦才分别把经济原理和逻辑简单性原则作为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和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相对于实验检验这一外部标准而言)。逻辑简单性原则可以说是思维经济的深化和集中化，因为它要求的只是科学理论的根基，即逻辑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经济。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觉得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太浅薄”。其实，马赫不仅把有用的形式逻辑附属于他的现象论和经济学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后者也是他的逻辑理论，他只不过是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认识得更为明确、更为深刻而已。
翻开科学史和哲学史，我们不难看到其中奔腾着人类追求理论的简单性和思想的经济性的不可遏止的潮流。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奥卡姆的剃刀、牛顿的节约原理、马赫的思维经济、彭加勒的力戒特设假设和科学美、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原则、惠勒 (J．A．Wheeler)的质朴性思想……，就是这股潮流上几朵有代表性的浪花。有人认为，马赫的哲学是没有意义的空话和胡说。有人认为，马赫哲学虽然在历史上曾起过某种启蒙作用，但在现代科学面前已失去了它的魅力，正在遁入古老幽深的典籍王国。有人认为，马赫哲学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他的思维经济原理和统一科学的理想，至今依然是人类智力武库中的有用的武器。看来，要对马赫哲学做出比较公正、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还需要进一步批判地分析一切材料，科学地把握历史事实。不费气力地人云亦云是万万使不得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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