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系建系背景及早期历史编辑本段回目录
1957年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全体师生合影
1958年完成的我国自行研制的模拟计算机红旗-551
1964年研制成功的我国高校首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911机
1987年计算机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何敬民与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合影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自动控制系。50年来，经历了自动控制系 （1958年）、电子工程系（1970年）、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1979年）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1984年）的演变过程。
自动控制系的筹建工作始于1955年初。当时国家决定独立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为配合这方面的人才培养需要，我校于当年增设10个新专业，其中在电机工程系增设“自动学远动学”专业，由钟士模教授负责筹建，这就是“自动控制”专业的前身。1955年秋和1956年秋，从全国统考中录取两届新生，并于1956年从电机工程系其它专业抽调部分学生组成三、四年级。这就形成了同时具有4个年级、7个班近200名本科生的自动控制专业。
1956年3月31日，高等教育部正式批复清华大学建立 “电子计算机”专业。电子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学生是当年全国统考入学的新生，二、三年级的学生从我校电机系、动力系和机械系抽调，四年级学生由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电机系抽调组成。这样，我校的电子计算机专业在建专业开始就同时有一至四共4个年级、6个班近200名学生。电子计算机专业开始设在无线电系，1956年暑假后转到电机系。1957年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34名电子计算机专业毕业生。
1957年初，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院长与我校蒋南翔校长签订合作协议，确定清华大学自动学远动学专业和电子计算机专业除配合国家原子能事业的需要外，也要同他们密切配合，为国家的航天事业服务。1958年6月，聂荣臻副总理批准高等教育部的报告，进一步明确清华大学自动学远动学和电子计算机两个专业为国家尖端工业服务的方向。 1958年7月3日，清华大学1957~1958年度校务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自动控制系，设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机两个专业，钟士模任系主任。校党委决定成立电机系与自动控制系总支，凌瑞骥为总支书记。
1958年，在工程力学数学系建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并开始招生，这是我校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前身。从1959年开始在自动控制系开展的电子管计算机911机和此后的晶体管计算机112机的研制过程中，计算数学专业的师生一直与计算机专业师生一起并肩工作，从事这些机器的指令系统和程序设计工作，形成了硬件和软件紧密结合的研究队伍。1969年，计算数学专业正式合并到我系，成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从1958年自动控制系建系到1965年“文革”前最后一批新生入学，自动控制、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专业共为国家培养了2600多名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输送到航天工业与核工业部门，成为服务国家尖端工业和“两弹一星”研制的重要技术力量。
1970年，无线电系迁至四川绵阳，其无线电技术专业和半导体专业留在北京并入我系。当时，我系将系名改称为电子工程系，下设电子计算机、计算机软件、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半导体物理及器件五个专业。“文革”后，无线电系迁回北京，无线电技术和半导体专业回归无线电系。此时，从事自动控制的部分教师调到精仪系和自动化系，留系的自动控制专业教师开始从事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智能控制与智能机器人等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在全系形成了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和理论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三个二级学科的完整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1979年我系更名为“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198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4年最终确定系名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1985年开始，全系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个专业招生，1989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1990年建成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1996年成为全国首批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2007年成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
亲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创建 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欢庆我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50周年庆典，心中萌生起充满自豪的感情和回忆。
首先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使用罗盘和算盘的光荣历史，如果说我们系是第一批国内建立的计算机系，指的自然是现代技术的电子计算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于1945年诞生于美国，但计算机作为一门学科则是发生在较晚的时候。例如国际知名的专门针对计算机科学的学术组织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只是创建于1947年。由ACM和IEEE 计算机学会出版专门的计算机学术刊物只是开始于1955年。可以认为我们计算机系建立于1958年，或者更准确地说开始筹备建立于1956年，在国际上来看也是比较早的。
另外，ACM在去年5月份出版了纪念60周年的专刊，其中有一篇文章[1]回忆了ACM早期介入模拟计算技术的历史，说明计算技术更早是从机电控制技术发源的。那时的研究兴趣主要是计算过程的自动化，属于自动控制领域是很自然的。从本质上说，物理模拟本身就是重现它的数学描述，进而利用专门的模拟器件直接实现任意的数学运算。我们系的建立也经历了这样一条道路，即首先从电机工程系分离出自动控制系，培养初始的计算机硬件教师队伍，接着吸收计算数学专业的软件人才，使我们系逐步地转向数字计算机领域，建立起一支优秀的软件硬件齐全，系统理论应用结合的计算机专业队伍。
我1952年被派往当时的苏联学习，认识和接触计算机技术也大致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以炮火控制仪为模型的机电技术和以运算放大器为元件的电子计算网络，构成了模拟计算技术的基础。进而以更大的发展动力转向以二进制代码为计算对象的数字计算技术。在1955年，我首次看到了前苏联科学院计算所开发的БЭСМ-1计算机以及工业部门开发的M2数字计算机，它们是典型的计算机第一代，反映了当时苏联计算技术的较高水平，也成为后来我们学习数字计算技术的起点。
肩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双重任务，我国的计算机事业于1956年的第一次全国科学规划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我由于在国外学习，无缘了解这次科学规划的具体情况，但有幸参加了1956年秋我国派往前苏联的计算技术考察团的全面学习过程。事实是这样：当时我正好等待着论文答辩，有时间和能力为代表团担任全程翻译工作。代表团访苏三个月期间，受到了苏方很好的接待和礼遇，并在11月7日参加了在红场的观礼。这次毕业前实习不但给我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更重要的是为我以后回国工作中加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与国内计算机界特别是科学院计算所的联系和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科学规划后，我国计算机科研生产的发展力量包括科学院、工业部门和国防三大方面，但具体的研制工作都集中在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代表团成员中如何包含这三个方面的科学家，我现时回忆不是很清楚。但他们多数都是1955年前后从国外返回祖国任职计算所的骨干科学家，例如吴几康、蒋士騛，范新弼、夏培肃等，还有任职我校的闵乃大，周寿宪。领导和行政干部则有王正(后来计算所所长是闫培霖)、张效祥、何绍宗等。
1956年12月底，我从原苏联毕业回国。1957年刚过了年假，便立即参加了我们计算机系的前身 — 自动控制系 — 的筹建工作。当时的第一任系主任是钟士模教授，他1947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初次为我们讲授以模拟方法研究自动控制系统的过渡过程，60年前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深深怀念。第一任总支书记是凌瑞骥，全面统筹建系的大量组织工作，并建立了系内的党支部。筹建的四个新专业是计算机、火箭技术、原子能控制以及运筹学，这是1956年蒋南翔校长率团访问前苏联后战略部署的重大发展。当时刚从前苏联回国的我和章燕申，以及唐泽圣和从国外回国的周华章分管这四个方面。开始时保密程度很高，在封闭环境中办学，师生凭证出入系馆内的专门区域。当时恰逢1957年5月7日前苏联首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它震惊了全世界，也使我们对卫星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学校的安排，校内各系与卫星工程有关的专业集中在保密区内学习和讨论方案。章燕申和我参加了这项工作。参加人员各自介绍与自己的专业有关的卫星技术以及可能的攻关设想。但后来由于计划未能立案，有关的任务也就中止了。
前面说过，我们系的研究工作是从模拟计算机发源的。这是指我们从1958年开始研制55X序列模拟计算机。它的第一个型号551于开始的同一年即告完成，为以后陆续开发同一序列的后续各型号552--556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产品曾经参加国内外多次展览，为我系争得了荣誉，并经批量生产获得了实际应用。
我们系在数字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开始于1959年，反映在被命名为911的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任务上。这个型号代表1959年第11号任务，对应于第一代数字计算机的技术水平。它是一个全部使用真空管线路，包含运算控制器、磁芯存储器、机电式外部设备以及带有充电设备(直流发电机组)的蓄电池组和空调系统的庞然大物，光是几十个机架就占满了主楼二区一层的一间大教室，外加周围安装电源系统及其他辅助设备的许多房间。这项任务的难度更多地表现在它的全部加工过程要由我们自己来完成，包括全部印刷电路板和它们的插头插座，全部磁芯存储矩阵从磁芯的测试挑选到穿线工艺等。 为此，我们系建立了自己的计算机生产车间。由于当时复杂的生产工艺条件还不能完全到位，装配好的全机总调稳定性成为一大难题，不易过关，致使这项任务于1964年方才最终完成，但仍在全校范围内受到表扬。我们的队伍在从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中受到了全面的锻练，为进一步开发新一代计算机打好了基础。
这个新一代计算机就是1964年我们自行研究设计的112全晶体管计算机，属于计算机的第二代。它是一台小型计算机。当时，美国开始流行的第二代计算机是IBM360系列机，它是最早的中型机系列。我们在缺乏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自行设计了独特的系统结构。例如说，它在机器内部直接用二进制符号绝对值代码实现加减运算，简化了浮点数操作和人机接口；它引入了“广义指令”的概念，实现浮点乘除等复杂运算，用最少的硬件实现中型机的功能。这台机器研制的主要困难在于它的制造过程。当时晶体管生产在国内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如果说国内第二代计算机研制的领先水平以科学院计算所的109晶体管计算机为代表，它需要的晶体管尚且要由附设的109厂专门研制和供应，我们的机器如果没有晶体管供货渠道的保证，它的设计再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北京市电子工业内部建立和打通了这个渠道，由北京计算机三厂和沙河半导体研究所协作，开发和生产合格的半导体器件，并由我系王尔乾和有关教师密切配合，进一步完善测试开发工作，终于使我们的第二代计算机在1965年底奇迹般地诞生了。后来，我们系车间曾经小批量生产小型计算机，开始的型号就是我们自行设计的112机。后来，我们在DJS130和140小型机研制任务上又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定型工作，为我国计算机的序列化和推广应用作出了贡献。但那已经是进入70年代属于第三代计算机的后续时期了。
1969年我被派往江西鲤鱼洲农场进行劳动锻炼，1971年最后一批随农场撤回北京，又在学校发电厂继续劳动一段时间。回到计算机系时，第三代大型计算机724机的研制任务刚刚开始。我被分配在运算控制器组，组长是王克宏。我得知724机已经是一台设计好的计算机，服务于卫星跟踪任务，指令系统等系统结构参数都已固定。我们的任务只是把提供的全部设计资料消化吸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改进，进而产生插件板和机架布线等工艺资料，并进行生产和调试。由于电子数字计算机的运算控制器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同步式自动机，严格地按照时钟频率的节拍工作，我们用图表(格)形式把这个时序过程描写出来，称它为操作表。这样既易于理解，又便于发现设计中的错误。它的最大好处是用图解方法比用语言方法更加直观，易于发现每条指令所需的最少周期以及哪些指令可以共享同一组控制命令。这样我们运算控制器组完成了最佳化设计，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后来我由于与谢锡迎等被派往南京开门办学，没有机会参加724机的总调和交机，但整个过程我还是很清楚的。在南京我和从无线电系同样派去开门办学的王汉生合作开发了图形显示终端，算是有了一点成绩吧。
我们开展第四代计算机的研究是在10年“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的闭塞时期之后，当时我们对国际计算机的发展已经是很生疏了。我仍记得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例子。那时我们开始被允许接待外宾了，和他们讨论问题时甚至会遇到一些新鲜专业名词而不知其准确含义。经过努力，到1979年，我们系组织一个5人小组访问美国11所著名大学时， 我们已能够应对自如，主动地完成被赋予的学习交流任务，为回国后重建我们的计算机系和确立新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和依据。这些新的研究方向，从本质上说，是围绕第四代计算机的发展来进行的。
第四代计算机起源于1978年美国Intel公司利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技术首先研制出微型处理器芯片。它奠定了第四代计算机赖以发展的技术基础。我们系在此后新的发展时期中在下列方面体现了它的影响：
(1) 制造计算机不再是计算机系的附属车间能全部胜任的工作。为此学校建立了新的半导体专业和配备精密制造工艺设备的实验室或超洁净车间，但它属于无线电系。
(2) 初期的微处理器芯片尚不是一台完整的微计算机，至少需要配备内存储器和外设接口才能构成一台最低功能的单板计算机。但如此简单的新型微计算机依靠VLSI技术却开辟了计算机普及和应用的广阔领域，例如人工智能，过程控制，模式识别，图像处理，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它们分别成为我们系有关教研组在计算机应用方面新的研究发展方向。
(3) 微处理器及其代表的VLSI技术成为第四代计算机的发展动力，构成各种类型，规模和应用对象的计算机系统。它为我们系另外几个教研组在计算机系统设计方面衍生出新的研究发展方向，包括微型计算机组织和设计、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系统结构等。
我工作在系统结构教研组，亲身经历了1979至1988年我们组的科研工作。最早引起我们兴趣的科研方向是互连网络和并行处理。我和王鼎兴、沈美明合作编写了《并行处理计算机结构》一书于1982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当时比较热门的课题是巨型计算机，它属于多处理机类型，即多个处理器通过互连网络和多个并行存储器模块连接成一个大系统，解决单一的巨型题目。研制成功的典型机器首推美国的CRAY机。它通过大量寄存器组向多个流水线函数部件源源不断地供给数据，以达到高速处理的目的。因此，它属于按单指令流多数据流(SIMD)模式工作的向量计算机一类。它能较好地满足国防气象等应用领域的需要，但处理速度取决于应用程序的向量化程度。由于它耗资巨大，没有国家级任务，是不适合我们的研究环境的。实际上我们从1980年开始就在另一方向研究用多台微计算机组成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这种系统速度较慢，但成本低，应用灵活，能较好地适应多指令流多数据流(MIMD)处理模式的需要。因此，我们这项工作被确立为国家教委重点科研任务，命名为THUDS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经全组师生的积极努力，于1987年圆满完成任务，通过了专家组鉴定，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结合这项科研任务，单凭我参与次数的统计，我们组曾经发表了至少23篇文章，包括我们教研组集体在国内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杂志1984年第1期至1985年第3期上发表的11篇连载文章，用以介绍这一新的科研领域。另外，我们组在完成国家863计划的任务上作出了更大的成绩，在分布式计算机系统方面完成了有实用价值的产品。
就这样，我们系经历了从计算机的第一代到第四代的锻炼，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近30年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使我们系的专业重新成长为在全国和国际有影响的第一流专业。因此，我们多次被评为重点学科，第一批被赋予博士学位授予资格，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我们全系于1996年获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之前，早在1981年我们就已经在计算机系统与结构学科评审中被赋予博士学位授予资格，并指定我为唯一的博士导师。我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科学技术评审组组长，亲身经历了这一光荣的历史时刻，至今不能忘记。在欢庆我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5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母系更加进步，兴旺发达，以现代计算机本身前所未有的特高发展速度继续向最高峰迈进。
作者简介：金兰，男，192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教授，1945年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34班就读，1946年学校迁回北京清华大学原址，1949年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公派赴苏留学，1957年获副博士学位，并回到清华任教，参与筹建自动控制系，直至1991年离休。曾任副系主任兼计算机教研组主任、高性能计算机教研组主任等职。兼任校务委员会和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评议组组长、还曾先后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执行委员兼计算机学报付主编、普及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1988年亚太地区计算机教育学术会议主席、国家教委全国大学计算机教材编辑委员会主任等职。1984-86年先后接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州州立大学分别邀请担任访问教授。离休后受聘于美国弗雷斯洛加州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任教，随即获得该校终身教授职位。
参考文献
[1] Care, Charles, Not only Digital: A Review of ACM’s Early Involvement with Analog Computing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50, No.5, May 2007, pp. 42-45.
[2] 周立柱.奋起腾飞(1987到 1998).《智圆行方》.
倾心尽力 培育根基 茁壮成长编辑本段回目录
——回味我系创建初期发展轶事
■王继中
写在前面：2008年是中国年，在这一年，北京将举办奥运会，这一年也适逢清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原自动控制系）成立50周年的喜庆年。在我系的系史中闪光的亮点的确众多，而我曾幸运地部分参与和伴随了从它建系开始的我系前半程建设的历程，有不少值得珍视的纪念。虽然时光久远，这些追忆已不可能完整和全面了，也会有不真切和不准确的地方，但还是应我系《系史》编写组的要求，主要从曾参与550和520专业建设的当事人的角度，写了点追忆和感想，藉以和大家一起回味、赏析和共勉。
奉调参与筹建计算机新专业
时光易逝，从1956年起我在清华参加筹建我国第一个计算机专业，从而和计算机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以来，已有50多年了，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经历。回忆1956年夏天，奉调参与筹建清华计算机专业时，对我来说是完全意外的。记得当时我还在电机系担任电气车间主任的工作，因为那时学校为加强校办工厂的生产工作，刚把电机系的电气车间、无线电系的电子车间和机械系的金工厂合建为全校性校办工厂不久，所以，接到这个调动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我还清楚记得是凌瑞骥同志在他当时所住的五公寓宿舍找我谈的话。我那时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计算机？”但也没有得到他清晰的回答，而只是给了我第一个任务是到武汉举行的苏联展览会上去搬运一台计算机展品回校。我便一个人出差去了武汉。到那里时，展览会已结束，展品也已装箱，所以在那里并未见到实物。我联系办理提机货运等手续后，通过铁路货运将箱子运回了清华园火车站，再将那台机器搬回学校来。开箱后，才弄清楚是一台由电子管直流放大器组成的模拟计算机。这台苏联产的型号为ＭＨ７的模拟机成了我们筹建计算机专业在实验室装备的第一台宝贝计算机。那时，我们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的还只有少数几个人。最初，只有赵荣久、韩在瑞等几位教职工。1956年暑假后，在电机系成立了自动学和远动学和计算机专业教学工作合在一起的教研组，逐渐开始了全面地创建新专业的工作。
以不同寻常的做法从零开始创建新专业
从1956年暑假后，加快了计算机等新专业的建设。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出学生，我们没有按常规采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马的办法，而是四个台阶一起上，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可以说是革命的办法。在1956年夏天，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实现为国防两弹事业培养人才的任务，在清华办的电子计算机专业抽调学生组成了一年级到四年级的班级，并同时上马全面的教学任务，其中四年级的高班学生是从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专门抽调的。这个班也就是后来大家常说起的计七班，当时是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合办的，学生在该研究所参加过听课和研制计算机的实习。他们经过一年的紧张学习后就毕业了，使得在1957年就有了第一班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这个计七班是一个很重要的毕业班，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留在我系成为师资，或留在科学院计算所成为了研究骨干。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创建新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中都起了重要的中坚作用。在1958年７月正式组建自动控制系后，教育部又从十所高校抽调了287名高年级学生到自控系四、五年级学习，其中计算机专业就有三个班的学生，系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了。
那时，我们是边建设边筹建师资队伍的。由于以往还没有计算机专业，所以第一批的教师都是改行过来，从零开始的。当时，师资力量是非常紧缺和宝贵的，开始时钟士模老师是电机系副系主任，他和凌瑞骥同志主要担当起了设法搭建队伍和开始建系的重任。除了最初仅有几位教职工以外，从电机系的工业企业电气化等专业调来了几位年轻教师和职工。1957年后，周华章、石纯一等加入筹建运筹学专业；章燕申、唐泽圣、张毓凯、林尧瑞、褚家晋、吴麒、刘植桢、冯元琨、袁增任、杜毅仁、陈永乐、张跋、耿文菊、王亚光、王秉钦、王礼信、郑大钟、唐美刚、钱宗华、岳震五等也陆续加入自动控制专业教师队伍。单就计算机方面的师资而言，由于从合办的计七班毕业生中留下了王尔乾、胡道元、徐路、王爱英、郑衍衡、熊云高等，加上先后从其他来源的，包括：金兰、房家国、谢树煜、汤弘寿、谢锡迎、王春元、王鼎兴、吴企渊、苏伯珙、苗永蔚、廖先、李三立等的到来，形成了计算机专业师资的骨干力量，系的筹建力量大大地增长。从全系来看，从1957年起几位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几位年长教师章燕申、吴麒、金兰、周寿宪、周华章等在建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专家苏启林和克洛里的到来也加强了系的筹建，例如，两位专家所开的课程为培养系里的师资起了启蒙作用。当时，还有教育部所属的其他高校，例如，东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和哈工大等校的教师来系里听课与进修，为在他们学校建设新专业新课程和提高师资水平也起了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经过学校领导的交涉争取工作，和国防部门高层的批准，我们系里的一些骨干教师也曾有机会去北航听了苏联专家开设的导弹自动导航系统等方面的课程。
自力更生、锲而不舍、艰苦创业
自1957年金兰同志从苏联学成回国后，我们计算机专业就有了学科领头人，建设新专业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并上了轨道。我们模拟组方面的人员在胡道元、徐路、汤弘寿、王鼎兴、沈美明、吴企渊等好几位同志加入后，教学和科研力量有了增强，我们自己也为我系自008-010班的学生开设了解算装置等课程。与此同时，开始启动了自行研制模拟计算机的工作，使教学、科研和生产走上了三结合的道路。随着数字机方面筹建和人员的逐渐增多，在1958年正式建立自动控制系时，已形成了5组（即模拟机组）和6组（即数字机组）两个教学组，成为正式成立的550教研组（即计算机教研组）赖以构成的在同一个目标下两支并肩作战的队伍。金兰同志任550教研组第一任主任，我和房家国任教研组副主任，同时，我还兼任教研组党支部书记。教研组大家庭的成员们都在倾心尽力地工作，例如，从国外归来的周寿宪教授，在教研组里虽然寡言少语，但作为少有的老教师，他的经验和学识在教研组里也起了重要的均衡和领航作用。那个时期，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因为处于系和专业的初创阶段，一切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面临困难众多，任务是比较重的，但大家都能自觉地从为了国家成长新专业和培养人才队伍的事业心出发倾心尽力，忘我地夜以继日地团结奋战。除了５组连续开展了几个型号模拟机的研制工作以外，最重要的是以６组为主开展了911计算机的研制工作。911机是一台在高教系统研制的第一代中大型电子管计算机，从外形体积上来看是一个庞然大物，有二十多个大机柜。911是1959年启动的全校重点科研项目，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群年轻人在无私奉献、为国分忧的精神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克服了因器件短缺和毫无经验的极为困难的条件，经历长达６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研制任务，911机成功地投入了运行。特别是在任务上马不久又遇到国家经济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在缺粮少油、甚至出现浮肿病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高昂的斗志。我还记得为了克服营养严重不足的困难，系里还曾经在东主楼系馆的九区和十区之间的五楼阁楼摆下几十个大玻璃缸，试图通过培养“小球藻”来改善营养欠缺问题，由此也可见当时的困难程度之大。911研制过程中，所遇到的器材供应的困难程度，也是从今天的市场供应条件的角度来看是难以想象的。例如，研制运算控制器时，能拿来构成大量触发器等组件使用的只有原来用于做三管和五管小收音机的小“花生”电子管。又如，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连最基本的电阻电容器件都难以保证数量和质量，不要说金属膜电阻拿不到，就连最普通的碳膜电阻生产厂也不能保证供应。有些电阻器件只能从厂里运回成箩筐的半成品回，由系里组织许多学生和教师们从中自己动手挑选刻槽和测试后，再用丝网印刷的办法一个个印上相应的电阻值后装机使用。再如，所用的外存存储器只能是靠自己去研制磁鼓存储器，记得为研制它所需要的杜拉铝材质的大直径铝材，是几经寻找周折后，从地处远郊偏僻的航空器材研究所得到支援，我们的学生用板车运回来的，由系车间车工师傅加工成磁鼓的圆柱体外形，再喷上磁性材料和加上磁头装置完成的。但是，911机的研制工作在建系和建专业工作中是功不可没的。它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提供了一个从计算机的设计、制造、到运行，从器件、硬件、软件到应用的全面接触和深入掌握的大好实践机会。我们系计算机专业的一大批师资队伍就是这样经过项目大战的实践锻炼、扎实培养起来的。为进一步开展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包括热火朝天开展的911机项目在内的新系新专业的建设工作也得到了学校和外界的及时肯定，例如1960年1月，作为我系的代表，钟士模系主任、赵荣久和我三人被评选为北京市劳模，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好几天的北京市“群英会”，为系增添了荣誉。
系的建设方向是在实践中逐步明确的
摸索建立新专业的具体工作是从建立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逐渐积累教学内容和培养人才起步的。在实验室工作方面，例如，我们计算机专业就是从建立解算装置模拟计算机实验室开始起步的，当时建立实验室的条件是很艰苦的，记得为了寻求可用的设备和零部件，我们曾经拿着国防部门的特批文件到海军舰队的废旧品库里寻找还可以使用的零配件和机箱。其中搬回来的最大的一件物品是一枚旧鱼雷。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一些科研设备，充实实验设备装置。努力为学生开设实验课，同时，在为学生进行的教学实践和科研活动中自觉积累能力、经验和知识。在实际工作中探索，是我们的学习源泉和得以不断成长的主要途径。
在系的建设中，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科研工作。一方面通过承接项目和来自国家发展两弹事业的需要挂上钩，另一方面也在这些工作中具体感受到国家发展和需求的脉搏，明确和促进系的建设方向。那时钟士模老师已是全国自动控制学会的副理事长，与国防部门和中国科学院所属院所的专家们不仅有联系，而且也享有声誉。有一段时间，钟士模和章燕申每周还去第五研究院直接参与建设导弹事业的工作，我们和海军第七研究院等单位也建立了承建项目的良好工作关系，从这些工作中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国家的需求。在1966年之前，我们系已在科研方面有了不少创新成果，除了获过奖的551到556几个型号的非线性模拟计算机、和前面提到过的第一代的911电子管计算机以外，那时，我们曾研制成功第二代的112晶体管计算机、724航天器跟踪计算机、我国第一代数控铣床的数控部分（包括101采用直流电机的半闭环伺服系统和102劈锥加工数控计算机及采用步进电机的液压伺服系统等）；还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三自由度飞行模拟平台和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核反应堆所需的控制系统。在自动元件方面也进行了陀螺仪使用的微特电机电器、无刷直流电机和磁滞电机等新型元件的研制等等。通过这些热火朝天的工作不仅为系的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进一步明确了我系和专业的发展方向。
“绿色”是我们系的传家本色
我们系从一开始就称得上是环保的绿色新系。系务委员会开会时，从来没有一个人抽烟，完全称得上是环保的系务委员会。这在当时各系中是少见的，可以称得上是我系的一个特色。因为建国以来运动多，开夜车的就多，我就见到原来电机系的领导班子中不少人因为开夜车太犯困了，就不知不觉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开起会来常常是烟雾缭绕。然而，在我们自控系，由于钟士模、凌瑞骥等领导人都不抽烟的带头和榜样作用，因此，我们系里不需要号召禁烟，全系就已是各系中难得一见的无烟环境。这也是我们新系可以自豪的新气象吧。又由于我系是新系，在人、财、物各方面的资源都比其他系紧缺也就容不得浪费，大家都很爱惜资源，从各方面收集来的旧器材，能利用的就自觉利用，例如，我们从海军仓库中收集来的废旧器材和机柜，有许多后来都加以改造用于实验室建设或科研项目的自建的设备上了。可以说我系是一个注重资源的环保利用和节约建系的典范。
两个车轮前进，在建系中发挥人的积极性
我们系在建系过程中十分重视调动和发挥教师、职工及学生的作用，不仅重视“团结百分之百教师”的作用，而且认真贯彻了校党委提出的学校前进需要有“两个车轮”的观点，注意发挥和依靠职工的作用。记得有一次周总理陪外宾来电机系参观听取讲解时，敏锐地察觉到在讲解中只强调了学生的作用而没有提到教师的作用时，曾严肃给予过批评，指出“党的工作就是要做好平衡工作”。这件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回忆起来，我系的建设过程中既得益于原有的老教师的学科带头作用得到了发挥，也得益于年轻教师得到了培养和提拔；并且得益于系职工队伍发挥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赵荣久、周普渭、吴伯新、钱美英、顾志芳等一批实验员，以及1958年到系的一批复员专业军人如王桂平、龙辉等，都在系的行政或生产岗位上为建系作出了出色贡献，更不必说最初到系在教学行政岗位上始终坚持教学行政工作的葛承洁同志了。她1956年随从上海远来北京的一批十几岁的小姑娘到清华大学支援工作，像她这样兢兢业业默默地为我系的建设一直工作到退休，贡献了宝贵青春和毕生精力的同行人，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的。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建设我系车间的各位老师傅，他们同样为我系贯彻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方针，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系的建设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在建系的各个阶段许多同学都和教职工并肩战斗，例如1958年有一段时间系里大部分师生都离校去参加十三陵的劳动了，留下的一小批学生则响应校系的号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坚持研制非线性模拟计算机，经过日以继夜的奋战，终于在童诗白、胡道元等几位老师的指导下和系车间师傅们的支援下，仅用2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全机从机壳制造一直到调机测试完成的全部研制任务，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奇迹。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还能清晰地显现出朱菊芬、彭一苇等当时一批学生骨干的身影。
钟士模老师的至理名言
钟士模老师是系里的领路人，他的学识渊博，而且是十分罕见的博学精深，他的学识堪称国宝。他在教学上能深入浅出，讲透基本概念，在西主楼三区208阶梯教室里为两百多个学生讲课时，不仅潇洒自如、声如洪钟，而且能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使满堂听众个个听得入迷。他的教学效果特别杰出，无愧是系里的第一把手。在平时他处处严于律己，为人又十分平易谦和，没有一点点架子，让人觉得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系里工作有了他的领导，我们都觉得心里踏实。那时，我们系里的主要干部还常在新林院的钟老师家里聚会，商讨系的发展事宜。记得有一天，钟士模老师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新系新专业从零开始建设，要像植树那样，边长根基边长树干，才能根深叶茂；他还说：培养学生也要这样，打好基础，让学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后才有后劲。而不要用像用砖瓦盖房子的办法，把房子盖起来后房子的样式和跨度大小就框死了，不容易再根据需要拆改。而新系新专业和新人的建设总是要适应发展变化的，所以要打好基础，适应变化。钟士模老师是我们的一代宗师，他十分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在关怀新师资队伍的成长上，钟士模老师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记得我们520教研组刚成立时，为了提高师资水平，他主动提出来要亲自为我们讲提高课。从此，他每周都定时安排讲课，前后持续了好几个月。他学识功底深厚，记得第一堂课为我们讲的是欧姆定律，围绕这个似乎简单的欧姆定律，他竟能有精辟内容、引人入胜地为我们讲解了整整一堂课，彻底帮我们纠正了十分关键而以往容易忽视的在设置电压和电流正方向上的毛病。而又由于在直流电路中设置正方向问题上的解决，打好了必要基础，在讲到交流电路时就能顺理成章易于透彻掌握了。在随后几个月的提高课中，他又为我们讲解了高深的电磁场理论，一直引申到导出了电机旋转力矩的统一适用公式。用这个一般公式，他又为我们推导出了以往我们只是孤立分隔学习过的感应电机、同步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各种转矩公式，使这些知识能融为一体。这是我们过去学电工原理和电机原理时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精辟内容。由于深入掌握了旋转电机转矩公式，使我们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基础理论水平，也相应提高了教研组为学生开课的质量；而且使我们后来在开展研制各种形状特殊的微特电机的科研工作中掌握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有力利器。
奋发图强创建520新专业
520教研组即自动控制元件教研组是为创建520新专业在1962年正式成立的，这个专业的建立，既适应了发展两弹事业和创建微电机产业的需要，也使我系的教研组和专业设置更加全面，有了510、520、530、570四个教研组的建制，我系在规模上有了进一步的壮大。520成立之初，正值国家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条件还是艰苦的。创业时缺乏老教师。只有三位1953年毕业的年轻“老教师”（方棣棠、石定机和我），系里要求我担当教研组主任、方棣棠担任副主任，杨品担任党支部书记，陈学恭是教研组秘书，组建的教师队伍中陆续有吴文虎、李树青、陈永康、高正翔、涂莲华、王尚印、戴述祖、王博文等几位教师的加盟。随着我们自己培养的几届学生林学闫、钟玉琢、徐光佑、巴林凤等多位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教研组力量得到补充和增强；还有郭秀廷、龚春生两位原来是高级技工老师傅出身的、有特长的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使教研组在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力量得到了有力补充；使教师队伍逐步成形。实验室的工作也因王泽保实验员的到来在管理上更有序了。520教研组承担起了制定完全崭新的微特电机和电器专业的教学计划的任务，开出各门新课程和安排好培养学生的各个教学环节，在实现教学、科研和生产的结合上走上了轨道，依靠的就是当时各位同事的辛勤努力。和系里其他教研组一样，我们520教研组这支新军也是一支和谐团结、奋发向上的好团队。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出了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门课程、实验，并安排好了校外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并且让学生在毕业设计中真刀真枪、努力贯彻学校提出的高教学质量要求：让毕业生“学会杀一头猪”的分析和解决问题本领。要求学生班级实现“思想好、学习好、劳动好、身体好”的四好要求和使学生毕业后能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曾经是我们专业建设的奋斗目标。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微电机专业办学方向和工作是和国家需要是密切相关的，感受到了国家需要办自控元件新专业的需求氛围，并以此作为我们的工作动力；而我们的建专业工作也被国家所承认，例如，在1964年，我被国家科委聘为科委微电机专业组的组员，拿到的是有聂荣臻副总理签发的聘书；并在1965年应一机部的邀请出国考察，参加了组团去西欧调研法、德、英、意四国微电机产业和技术的长达100天的考察活动。520专业从正式建立教研组的第二年开始，就为国家培养出了国防事业和国民经济所急需自动控制元件专业毕业生。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些班级和学生在校时有的已是四好班级和优秀学生，他们毕业出校后被分配到国防口专业对口的工厂和研究所工作等单位工作时，在三十多年中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和母校的培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拼搏奉献，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其中有的成了高级专业人才，有的成了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或技术骨干，有的设计生产出了国防和民用所需的微特电机，因此也可以说是因为培养出的近200名毕业生他们的勤奋努力和出色贡献，圆满地体现和实现了当初创办520专业的初衷和目的。
DJS 100系列的上马和快速完成研制任务
DJS 130集成电路小型计算机的上马和研制是在1973—1974年进行的。这一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对于那个动荡年代坚持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DJS 130的研制样机是在短短的一年两个月里完成的，它带动了我国的计算机产业、计算机器件和计算机应用的发展。对于我系自身的成长来说也是跨入了承建第三代计算机的新时期，它对于人才成长、教材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而这项工作是在“四人帮”爪牙还盘踞在清华的特殊时期和顶着清华“三个月运动”的风浪的间隙中进行和完成的，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标志着我国第三代研制计算机的一次突破，也是我们系直接参与国家计算机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创举。
记得DJS 100系列机的上马研制是在1972年我从绵阳分校被调回北京之后的事情。当时，我所看到系里的情况已和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大不相同，科研工作已凋敝和停摆，而系里不少教师仍然私下里有着希望能开展一些工作的愿望。那时，我已“靠边站”，只是作为系教改组里的一名办事员而已。为了寻求可能的工作项目只能到校外去找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洽和争取，了解到四机部在1973年初刚开过电子计算机专业会议，明确提出了“大中小结合，中、小为主”，发展系列产品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要由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向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换代。为此正在计划发展集成电路计算机的系列，其中DJS 100小型集成电路计算机系列的项目任务还没有人接，因为搞这样的计算机的总体设计在技术上有难度，而且存在着首先要突破和完成TTL集成电路等器件和制造工艺上的难题，经过多次去当时的四机部争取，最后，刚从五七干校回京恢复工作不久的四机部科技司罗沛霖司长欣然同意交由清华大学组织和主要承担此项研制任务，但是有一个条件，需要从一开始就吸收和带动全国各地的计算机工厂参与研制。我们答应了这个条件，在清华吸收聚集了来自十来个工厂的技术人员一起开始进行DJS 130机的研制工作，成立了DJS 100系列机的领导小组，组长是由四机部罗沛霖司长亲自担任的，我是副组长之一。因为罗司长不能常来清华，除了部里的陈正清同志经常来校起了重要的联络员作用外，项目的所有实际组织和设计研制工作都交由清华负责。在清华成立了DJS 100系列联合设计组，由房家国担任设计组的大组长，吕文超担任党小组长，联合设计组的副组长则由北京无线电三厂的华平澜和天津无线电研究所的刘连棣担任，他们两位和苏州无线电厂派来的王春元也恰好是我系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校友。当时，为完成全机的研制，分别成立了运控、内存、外设、器件、软件等设计组。吕文超、王爱英、潘孝梅等在运控组，房家国、林定机等在内存组，王春元、王孝良、唐龙、徐时新、郑维民等在外设组，王尔乾等在器件组，林行良等在软件组，他们都在组里担任了繁重的设计和组织工作，在全机研制工作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参加联合设计组的除清华大学外，还有北京无线电三厂、天津无线电研究所、苏州无线电厂等十来个校外单位。根据那时的条件一切从实际出发，存储器只能研制和采用由磁芯组成的内存版，4k的内存板就需要质量均匀合格的6万8千多颗外径3毫米内径为1毫米的小磁芯。由于此前我国还没有研制过这样的磁芯，所以一开始的磁芯试烧结研制工作都是争取到校内冶金系应允承接进行的，但是磁芯的专用测试仪器和大量测试工作则都要由我们系里自己完成，工作也是相当繁重的。当时林定机家还住在中关村，每天要骑自行车往返，晚上都要坚持工作得很晚很劳累了才回家，而那时去中关村的道路还都是小路，路灯条件也差，加上林定机的眼睛已高度近视，记得有一天他回家骑车时就撞上了树，虽然出了这样的事故，但他依然能心情愉快地坚持工作的确是实属不易的，因而在联合设计组内被誉为佳话。要完成DJS 130机，首先就需要和工厂一起共同突破研制所需的TTL成套集成电路器件的难关，王尔乾为此曾经有好几个月一直就住在北京半导体器件二厂现场和工厂人员配合进行测试等工作来完成研制任务。DJS 130机的设计工作是从1973年６月正式开始的，经过共同研制上的努力，到1974年8月第一台样机在清华通过了四机部的部级鉴定，用时仅仅一年零两个月，这期间还顶住了校内“三个月运动”的干扰。这的确是不容易的，这是参加联合设计组各个单位和人员大力协作的结晶，完成研制速度之快也的确是一个奇迹。DJS 130机和随后的该系列其他机型的研制成功和投产成了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史中的一个闪亮的里程碑。DJS 100系列是从1956年到改革开放前那段国产计算机中产量和应用最多的计算机机型。据统计，DJS 100系列各个型号的计算机生产总量一共达到一千多台。数量之多是建国后前所从未有过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一千多台计算机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当时的国产计算机中绝对是一个惊人的大数量，因为我国在DJS 100系列机出现之前在将近20年期间中研制和生产过的国产计算机的总数一共只有区区200多台，在型号上却有100多种，它们在性能上不少属于低水平重复，从来没有形成过上一点规模的批量生产。DJS 100系列机的出现起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带动了我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全国有三十多个工厂相继投产过DJS 100系列的130机、高端的140机和142机、低端的120和110机，和其他派生机型；它带动形成过我国计算机应用的一个高潮，如130等机型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卫星遥感测试系统、计算机测绘系统、传真照片的图像处理系统、海关信息管理系统、石油油品储运信息系统中都推动过成功应用；它也带动了我国计算机专业的成长和教材及教学内容的更新。例如吕文超这位原来是硬件方面的能手教师，就在参与研制DJS 100参与系列机研制工作中通过钻研深入掌握了操作系统等软件的真谛，并编写出操作系统的教材和第一个在清华开出了操作系统这门新课程。而且130等机型在我系车间的投产也起了促进我系生产工作的作用。此外,在我们盘点研制DJS 130机得以成功的原因和经验的时候，我们应不忘衷心感谢各方面曾给予我们的支持，其中，包括北京市仪表局领导王震寰同志曾多次给予过我们的悉心关怀及具体帮助；北京市无线电三厂周慎培厂长等校外工厂领导对样机组装工作的大力支持。正是依靠了这些宝贵的帮助，我们才能顺利、快速和圆满地完成任务。
DJS 050系列机的研制与意义
在开展DJS 100系列机的同时，我们系还进行了另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当时，无线电系未去绵阳分校的一部分教职工是并入我们系和我们并肩战斗的，在九区一层是我系的半导体车间，开展的是MOS电路的研制工作。开始时，开发的只是中小规模的MOS系列数控电路几十个品种。1974年我们从四机部又争取到以清华我系为主研制DJS 050微型机的任务，转而向大规模MOS电路的开发研制方向发展。当时，半导体车间主任是徐葭生，支部书记是李晔。在工作中不仅有徐葭生、李瑞伟、程渝荣、孙义和、王水弟等一批在硅半导体器件的设计和制造工艺方面的好手，还有一批包括朱家维、谢树煜、张洁渝、刘凤云、奚和泉、郭尚才、岳震五等在计算机技术和逻辑设计上有专长的教师投入半导体器件的技术融合工作。计算机和半导体不同专业的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很好地实现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不久，李志坚教授从绵阳分校返京加盟，更加强了半导体学科的技术力量，加上软件教研组的洪先龙、蔡大用等人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制版软件技术上的突破，和依靠精密仪器系等校内的大力协作，我们自行研制成功了高精度图形发生器。这样，为用于更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创造了条件，我们又争取到北京市科委的支持。市科委副主任白介夫同志亲自带领条件处顾处长等人马到我们当时改造中的半导体车间视察，帮我们解决了资金和设备缺口，使我系半导体车间的超净生产线的改造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使超净工作间的净化级别达到了1000级以上，满足了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所需的基本环境条件。我们又在工作中和校外企业紧密合作、相互促进，终于逐步提高和解决了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所必须的超高质量光刻胶和电子级以上的化学试剂和超纯气体等原材料问题。通过这些基础性工作的实现，保证了为DJS 050微型机研制成套集成电路器件任务所必需的生产工艺条件。经过顽强拼搏，我们先后研制成功DJS 050所需的全套电路器件、字符发生器器件和1KB硅栅动态存储器等多种大规模集成电路，使我系成为我国MOS集成电路研制的最早发源地，也使我国计算机和半导体事业开始迈进了研制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的门槛。在DJS 050系列机的研制工作中，我们还建立了和四机部六所、安徽无线电厂的合作，促进了彼此的双赢发展和产品生产和应用的能力，DJS 050系列微机的开发研制，也给我系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不仅很快完成了我国自制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并顺利交由校外工厂接产。我系自身的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工作也因为计算机硬件、软件和器件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上的结合，而增加了活力。DJS 050机的研制成功得到了全国科技大会优秀成果奖。
雄关漫道从头越
回顾系的创建和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的前进轨迹，从创建初期起我们就以响应国家的号召作为自己的责任，在钟士模恩师和一批老教师的引领下，正确选定了创建新系的方向，努力和国家的发展需要和规划衔接挂钩，全体成员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拼搏奉献、求实创新、团结奋战的只争朝夕精神。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团结奋战，努力创建新专业，促进系的建设，为国家输送了数以千计的合格毕业生，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在我国发展计算机事业的各个阶段找准自己的位置，因而，在我国自行研制第一代到第四代的计算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能看到我系的矫健身影。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建立新系曾经是困难的和曲折的，为创建新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我们的不少同事为之付出了青春年华，甚至毕生心血，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经历、珍贵回忆和经验教训。但往事毕竟已逝去，看到今日清华计算机系这颗大树已日益树壮叶茂，令人为之欣慰和动容。然而，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第一台计算机在世界上问世不过60多年历史，我们系计算机等专业从筹建至今也不过50来年，这是一个发展极快的充满活力的事业，更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只有不断努力攀登才能适应21世纪信息化社会和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各行各业信息化的普及和发展，对我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如何继续站在前列，继续适应计算机技术和事业的飞快发展，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这无疑是一个更大更新的挑战和机遇。
2008年是奥运年，是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年，也是我系正式建系的50周年喜庆年，更美好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相信我系全体教职工和学生队伍，一定能把握和抓住我们改革开放更深入的战略机遇，迎接更严峻的挑战，更好跟踪信息化技术革命，不断凝聚和加强队伍，改革和调整机制，形成和开展有特色的重点科研、不断发展学科和提高教学水平，为国家培养和输送高质量人才，早日完成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前沿学系的历史任务。
后记
由于时间久远，在清华的许多经历已逐渐淡忘，但是仍有些事情是记忆犹新的。我在清华连同上学和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毕竟有26年之久，也就是度过了9000多个曾令人魂牵梦系的日日夜夜，在这里既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珍贵记忆和收获。我从1976年离校后，仍然受益于在清华所受的教育和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它们一直伴随着我激励着我去适应新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南翔同志提出的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任务，对于在校期间的良师益友和亲密同事们我一直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衷心感谢你们给过我的教诲、友谊、帮助和支持。在此谨祝愿大家健康幸福，也祝愿我系更加茁壮成长，根深叶茂。
（2007年1月7日初稿，2007年7月1日修订稿）
作者简介：
王继中 男 1932年生 安徽旌德人 研究员 北京市劳模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950年入清华电机系电31班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奉调参与筹建清华计算机专业，曾任550教研组副主任,520教研组主任,自动控制系党总支副书记和副系主任等职、1976年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作，曾为美国ＭＩＴ和ＮＩＨ访问学者。担任过第十一届亚运会计算机系统工程总指挥和总设计师，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来源：《历久弥新——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50年回忆与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