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话交换机
北京邮电大学原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生院院长 宋俊德
编者按：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著名电信专家、北京邮电大学原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宋俊德专门为新浪科技“30年IT印记”撰写文章，回忆了其从1947年第一次见到“红色电话交换机”到2008年与互联网的“每天握手”，其中，尤其是其回顾了红色“电话交换机”、摇把子机、一个鸡蛋钱才能发一个字的电报、90年代初的互联网 电信业的历史变迁赫然在纸上。
宋俊德简介：著名电信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邮电大学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生院院长，1962年北京邮电学院(后改为北京邮电大学)任教至今；1982～1984年作为国家首批访美学者赴美进修、教学及科研合作；1989、1990-1992年于莫斯科电子工程学院教学和研究合作，被授予莫斯科电子工程学院荣誉博士；1993～1994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再次访问美国。宋俊德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教委和电子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多次获得邮电部电子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并承担了多个国家"863"、国家自然基金、科技攻关和国际合作等重大项目，在移动通信与互联网、宽带无线接入、未来通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下一代网络等领域发表论文200多篇，专著和高校教材13部。宋俊德当前研究重点包括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广带移动无线接入网、下一代网络、异构网络等。
(一)我见到的最早的红色“电话交换机”
一九四七年我的家乡——沧州解放了，共产党进城建立了沧县县政府。我的一位亲戚在县政府机要室工作，我当时还是小学生，常去他办公室玩，据说他是机要干部，管着各位领导的电话，现在看来他的工作室是个“交换机房”，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十七门的交换机房。但是它是为我党和政府服务的，所以可誉为“红色十七门”交换机房。
这个交换机很简单，我一个小学生当时却看得明白，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那是两条并排平行的一米半长木板条，每个木条上有二十个塞孔，然后都和外面用包皮铜软线相连。在这两条大木条下面有一个桌子放着一个手摇的电话机，话务员耳边戴着一个话机，脖子套上面有个话筒，支在嘴的前面，电话铃一响，他就问“你找谁？”(没有电话号码，你说找哪位领导即可)，然后他用一根两端有插头的包皮铜软线，一头插在来方，一头插到他要求接通的一方，之后摇把一摇，被接方听到了铃声，双方即开始通话。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台人工电话交换了，是六十年前的事，当时全沧州除政府有电话，老百姓(包括大资本家)均无电话，所以当时的电信主要是为政府和军队服务的，可以称它为“红色电话交换机”。
后来才知道中南海到八十年代仍采用人工电话交换机，当然技术上要比沧州的先进多了，不过人工有人工的好处，中南海的接线员(相当于我那亲戚在沧州的工作)给中南海安全带来保证：为国务院、党中央领导接续电话，话务员熟悉各位领导的声音，甚至知道如何找到他们在哪儿能接电话，不可能有失密、窃密和骚扰之类的电话，因为他们都是从众多的话务员中选拔的最可靠的最守纪律的工作者。他们的工作保证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通信安全。可见安全保密的关键仍然在于人呀！
(二)七十年代我们还在用“摇把子电话机”
如今我们只有看电影时才能见到那种手摇发电并拨号的电话机，特别是在打战时首长一着急，喔喔就使劲地转电话机上的摇把。
你可以不知，他这一激动，一使劲，发出来的电压就有120~140伏之高，如果修电话的工作人员是工作在线杆维修，这个电压是可把一修线员从电线杆上打下来，这种事故就发生在当时五七干校所在地——河南确山，那件打人落地的事故是在一九七一年发生的。
有人会问怎么七十年代还有摇把子机，因为当时我国生产电话机能力很低，几乎1945年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下来的一些老旧电话机仍在县城一级城市使用，那时交换机房电话标准电压是24伏，但遇上这种手发电的电话机就麻烦了。
后面我还会讲到我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发展，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不仅工作电压降成了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而且电位(在几伏以下)功率损耗都小多了。但当时我们同时又有两种电话机(脉冲型和数字型的)。脉冲型的发出的脉冲电压一旦太高，可能把交换机上的数字集成电路打穿，试想当时最贵的交换机每线300美元，一不小心烧了损失多大啊！
(三)电报和短信
从一个鸡蛋钱发一个字到一角钱发一封信！
其实，无线电通信是从无线电报开始的，比较公认的是马可尼发明的可跨越远洋的无线电报通信。它是靠了一串时间长短不同的脉冲通过无线电波由发方传到收方。后来定名为电报，以莫尔斯码用得最广。按照脉冲长短组成译成文字。这个技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现在世界上用它的太少了，很少有人再想起发电报了。
如今的手机，就是每个人手持的电报机，而且人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和当年电报不同，电报中每个汉字是对应4个阿拉伯数字，而每个数字又有长短不同脉冲可代表。如今发个短信，成了所有手机用户的专利。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可直接用拼音，也可用一笔、二笔……王码等不同输入方式，总之人人会用。用的熟的还属年轻人，叫作拇指阶层。他发一句“父母您好”，只要把手机举起，右臂一轮的瞬间，就发出去了。
当年发一封电报可不容易，要到电报局(北邮学生喜欢坐车到西单去电报大楼发)，还要有专门发报员(他熟悉各种电码，如莫尔斯码……)，电报房里是嘀嘀嗒嗒的声音。大家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中的李白，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他用他的勇敢和无线电报技术为党立了丰功伟绩。当然那不是民用电报，是军事和党的机要通信。
在我上初中时，每月伙食费是3.5元，一个鸡蛋3分钱，电报中按字收费，每字3分钱，即一个鸡蛋钱可发一个字。当时人们收入很低，发个电报要把字少了再少。如“急事速归”、“某病危速归”，即不特别重要的事不会发电报。如果家中有老人的最怕收到电报通知(专门有电报投递员——有点像现在的速递EMS)，会认为是不祥之兆。
现在短信是一条一角钱，如果70个字为限，则每字仅有1厘4。如今一个鸡蛋(健康的)至少要3角左右吧！你看如今一个鸡蛋钱可发多少个电报字呀！200多个字呀！即时过三十年，“现代电报”降价200倍。谢谢短信，谢谢现代移动通信！
(四)谁想到无线电通信会这样“火”
一九五七年我考上北京邮电学院，我最崇敬的一位物理老师(他毕业于北洋大学，就职于英国航空局，脑部受伤来到我们中学教物理)帮我选了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通信工程系。
九月，在入学迎新的车上，一位学兄告诉我北邮有三个系，无线电系最受欢迎，录取分也最高，当然听到了心花怒放十分高兴。
62年我毕业之时，赶上我国经济的“困难时期”，当时的无线电系学生不好分配，原因是我们一方面反对美帝，一方面又反对苏修(原来的老大哥与我们决裂了)国际形势紧张，无线电通信不保密，因此在各省邮电管理局中，无线电通信还仅是配角，即常处于备用状态，只有有线电通信出了问题或应急通信才用一下。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记得我在邮电部出国培训班时，一位老师得到英国一个大学的邀请，去学习研究无线电蜂窝通信，当时周围人都反对他去，说学习了回来也用不上，其实他去了才知道就是研究的美国发明的车载蜂窝移动通信，他回国后正逢中国的蜂窝移动通信开始在广东试点，而后北京、上海，用的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TAKS。
如果从1978年广东开始建TAKS系统算起，仅仅二十年移动通信世界大变样，就拿北京来说吧，当时的北京无线电局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他们在八十年代未给邮电部的上级领导打了报告，希望在北京引进1000台手持模拟“大哥大”，竟有的领导发怒的说“你们疯了，二万元一台“大哥大”，北京会有一千人买”，事实证明这位领导者当时的观点错了。
“大哥大”一进北京就火了，一周内一千台被一抢而空。如今北京数字移动电话大过五百万部了。算一算二十年变迁用户增加了五千倍呀！哪个行业能和移动通信来比阿！
(五)当年电话局的人像大老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电话主要是为了党、政、军服务的，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才有一些企事业装上了固定电话。普通老百姓家能有一个电话是到了八十年代的事。
记得八十年代在报纸上有一则报道：两个青年男女谈恋爱，互相很认可，但彼此对对方家境并不了解。分别时女的向男方询问家里电话号码，男方说：“对不起，我家没装电话”。气得女方甩手而去!
因为在那个时代家里如有电话是权利、财富的标志。装电话也是按官的级别由高向下慢慢安排的。有钱人可以多花钱走后门求得一线电话。一般都要先交装机费七千到一万元左右，话机是电信部门专卖的。还要对装机人好加伺候、吃饭、送烟、送酒，不然装一个电话可以拖两三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到，两点离开)。电话局的人很像大老爷，说不给你装就明年再见了。
到了九十年代末，交换机价格便宜了。运营商之间有了竞争，也讲效益了。运营商改变了态度，鼓励人们装电话，主动上门服务。甚至有些地方电信员工要背上指标，即每人平均动员几家装电话才算完成任务，才会发奖金。不到三十年，电信市场就由卖方市场转到了买方市场!
(六)谁想到互联网会这样火啊
八十年代的互联网，在国外已进入快速发展和普遍使用的时代，在我国，七十、八十年代对互联网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一则对网上一些与我国政治、文化理念不同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黄色的、灰色的、显色的东西不欢迎，另外就是对那些过于“开放”，过于“自由”的东西也不喜欢，我们曾发生过因国内某高校学生从网上下载并打出一些黄色照片，而使某全国性网络停运整顿三个月的事情，也有不少大学因网上一些“不利”和谐的东西，导致领导立即关停互联网。
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之一则是我们在这方面法律不健全，另一方面是不少人始终把互联网看成一个“怪物”。
记得九十年代初，筹划中国的CERNET(中国教育科研网)时，当时的筹备小组的组长单位是清华，副组长单位是北邮，我有幸参加过一段筹备工作)，其实当时网络的技术问题应该说国内的专家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最难的是政治上的要求如何实现。
一九九二年我被教育部选为高级访问学者派往美国进修，临走时教育部的一位同志和我说“宋老师，你到美国要研究下互联网，能不能为我国找出一些办法，把对我国有利的东西都让自由的传入，而对我国不利的东西都可截在大门之外”。我记住了，到美国也询问了，也研究了，结论大家自然会知道——太难实现了！
如今我国的互联网用户数已成为世界第一。首先要感谢网络建设者们提供了这种可能，也要感谢成千上万互联网的工作者的贡献。最该感谢的是我们主管部门的领导在政策上给予的肯定支持和帮助。胡主席和温总理也上网与网友交流就是一例。
如今信息通信业的人们明白，互联网将会占据未来并大行天下，谁先知先觉，谁就会在未来发展的更好，包括我们长期从事通信(包括移动通信、固网以及卫星通信)的人一定要把未来眼光放在与互联网真正的融合上。
这次美国奥巴马竞选获胜，不少选民高兴却让AT&T不太高兴，因为怕奥巴马可能会对信息通信保持中立，对互联网更有利，不管如何，只要我们认识到互联网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应用美景，不管我们现在正在作什么，请伸出你的右手和互联网握手，开始真诚的合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