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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计算技术的建立与初期发展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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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计算技术的建立与初期发展编辑本段回目录

 

赴苏考察团成员与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及研究室负责人合影。第二排左起第4位是团长闵乃大,第5位是列别捷夫院士、所长,第3位是潘诺夫副所长(曾担任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计算机组顾问)

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56年6月14日,是一个极其难忘的日子,在中南海怀仁堂草坪,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五百多位科学家并合影。我作为规划办公室的秘书和计算技术界的吴几康、夏培肃、范新弼、蒋士騛等参加了接见。当时,电子计算机在我国还是空白学科,十二年科学规划将与两弹一星直接配套的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列为国家四项紧急措施。就是在这次接见之后,开始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一、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建立——先集中后分散

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华罗庚院士

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科学院杜润生副秘书长、数理化学部恽子强副主任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从组织上落实规划文件确定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二机部(后来分出四机部)、高等院校现有的计算技术方面的专家组成筹委会,对外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华罗庚任主任,何津、王正、阎沛霖任副主任,我任办公室主任;总参三部和二机部各派一位副主任。宣布了将近代物理所计算机组的吴几康、夏培肃、范新弼、王庭梁、梁吟藻、张玉生、曹酉申、李龙、安建勋等14人,和数学所计算数学组的闵乃大、王树林、甄学礼、徐国荣、崔蕴中、石钟慈、黄启晋等9人划归计算所建制。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筹建计划中的有关问题,并决定租用西苑大旅社(西苑饭店的前身)三号楼作为办公和实验室的临时地点等。科学规划会议后,我被留下来筹备计算所。当时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仍在西郊宾馆搞规划的地点办公。第二个调来工作的是政法学院的卫振盛同志(人事科长);第三个调来的是公安部陈仁庆同志(秘书)。9月办公室副主任总参三部的邓明德中校到职。9月成立了党支部,张克明同志任支部书记。后陆续通过选调、合作、进修、分配大学生等途径,至年底在西苑大旅社集中了314人。

其中研究技术人员185人,占一半以上。技术力量集中之后,组建了三个研究室。一室为计算机整机研究室,闵乃大任主任;二室为元件室,王正任主任;三室为计算数学室,徐献瑜任主任。计算机方面,逻辑设计组夏培肃负责,运算控制组吴几康负责,存储器组范新弼、黄玉珩负责,外部设备组孙肃负责,电源组莫根生负责。蒋士騛负责半导体新电路的研究工作。张克明、安其春和后来调入的冯康同志,协助徐献瑜负责计算数学方面的工作。

二、研究工作——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新

苏考察团成员与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及研究室负责人合影。第二排左起第4位是团长闵乃大,第5位是列别捷夫院士、所长,第3位是潘诺夫副所长(曾担任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计算机组顾问)

当时,我国的计算机技术虽然只比日本晚一两年,但在世界上,毕竟距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晚了十年。是迎头赶上,还是一切从头开始?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先学习掌握苏联已有的技术,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即“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新”。9月,我国派出赴苏计算技术考察团。团长闵乃大,副团长王正,我担任秘书,团员有吴几康、范新弼、夏培肃、蒋士騛、周寿宪、孙肃、莫根生、徐献瑜、严又光,翻译张伟、穆立立、李象生共15人。接待我们的单位是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分别对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计算技术的科研、生产与教育进行了考察,并重点对M-20计算机进行了学习。通过这次考察与学习,我们受益匪浅。

次年4月,我作为郭沫若院长的代表,拜访了苏联科学院,并经政府途径订购了M-3计算机和БЭСМ计算机图纸资料。在考察和取得图纸资料的基础上,研制工作开始了。以张梓昌、莫根生为首,组织了M-3(代号103)计算机工程组。通过全体研制人员的努力和738厂的密切配合,于1958年8月1日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这台电子管的运算速度每秒30次的计算机,填补了我国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空白。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曾风趣地说,这台计算机叫“有了”。1957年2月,我国派出了以张效祥同志为领队的进修队,去苏联学习БЭСМ计算机。9月,苏联科学院派谢尔巴柯夫(负责电源和机房建设),维宗(负责磁芯研制),什梅格列夫斯基(负责程序设计)三位专家来我所工作。1958年2月计算所搬到中关村新楼。5月,收到了БЭСМ计算机全套技术资料。8月,去苏联实习БЭСМ计算机的人员回国。

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在738厂和各有关单位的密切配合下,于1959年10月1日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БЭСМ(代号104机),向国庆十周年献了礼。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喜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关计算就是由这台计算机完成的。

通过103机和104机的仿制,掌握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并在磁芯、磁鼓、磁带机、光电输入机、打印机等试制加工以及系统配套方面奠定了基础。仿制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在仿制104机的同时,以吴几康同志为首的119机(每秒运算5万次),以蒋士騛同志为首的109乙机(半导体电路)和夏培肃同志为首的107机(与科技大学合作)的研制工作开始了,利用国产元器件,走自己的路,自行研制。

1960年4月107机试制成功;1964年119机通过国家鉴定,交付使用,荣获国家工业新产品展览一等奖;1965年6月109乙机通过国家鉴定。从此,我国电子计算机由第一代——电子管机进入了第二代——半导体计算机的时代。半导体计算机的研制,促进了我国半导体的研制工作和半导体工业的建立。为我国的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大型计算机——109丙机,就是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我国的计算技术专家积国外和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在计算所研制成功并交付使用的。

三、培养干部——办学习班、进修、合作、派出国学习

我们党和国家一向重视计算技术干部的培养。1956年筹建计算技术研究所时,我国各大学都还没有计算机专业。为了解决研究和教学人员的来源,1956年9月我们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高年级学生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办了两个训练班。计算机71人,计算数学班61人,于1957年上半年毕业,充实了研究与教学队伍。

用抽调大学高年级学生办训练班,再学习一年与计算技术有关的课程然后再毕业的办法,于1957年9月至1962年又办了第二、三、四期训练班。学生来源得到教育部(高教司)和各大学的积极支持。但办训练班的条件是艰苦的,除第一期是和清华、北大合办,有现成的课堂、食堂、实验室、宿舍外,第二期以后几期是在西苑兵营(华北革大旧址)、香山大庙、林学院举办的。在这远离市区的古庙里办现代电子计算机训练班,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困苦程度且不说,其教学仪器及设备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但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计算技术,大家同心协力胜利完成了教学任务。四期训练班共毕业学生684人。培养干部的另一种形式是科学分院、高等院校派人来研究所进修。进修的同志主要是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掌握技术、增长知识、提高水平。104机、119机、109机的研制成功,都倾注了全国各单位先后来进修的300多位同志的辛勤劳动。再者就是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到国外学习计算技术。如1956年10月从留苏预备班选拔30名学生,其中孙乐之、杨培青、王振山等15名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梁琦、张修、苏学智等15名到列宁格勒工学院学习;李三立等5名研究生到莫斯科大学学习等。

从1956年到1960年,全国有关计算技术的单位和专家,经过约四年时间的集中,总参三部、二机部、原国防部五院参加合作的同志,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建立起了各具特点的计算机研究所;来进修的有关高等院校的同志也先后回去,建立起了计算机专业。地方科学分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上海、沈阳、武汉、西安、成都、兰州、合肥、南京、天津、太原等地先后建立起来了近20个计算所、计算站、计算机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1960年底竟达1410人。有的同志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是个大熔炉”。有的说:“是中国计算机的大本营,为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培养输送了大批计算技术骨干”。是的!的确是这样!全国有相当一些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是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过、学习过的。

四、骊山微电子学研究所的建立——微计算机与集成电路相结合

1964年10月,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线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同志带队,我们先后到四川、陕西选点。最后选定陕西临潼距县城一公里半的骊山脚下,作为未来的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研究所的所址。

中国科学院为了承担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现称航天总公司)提出的导弹控制系统计算机的研制任务,1965年8月8日,在科学会堂召开党组会,决定将中国科学院与微电子有关的计算所(11研究室,13研究室)、物理所、电子所、应化所、西北计算所、东北物理所等六个单位的七个研究室,组建为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研究所,代号156工程处(开始叫计算所二部)。赵松岩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同时在临潼进行基建,代号为324工程,由江文、唐云和赵正隆同志负责。第二年春天,东北、西北的同志,带着实验室设备,搬到了北京中关村,全面开始了研制工作。

计算机专家吴几康、沈绪榜;半导体专家黄敞、吴锡九,半导体化学专家沈天慧、何泽仁、阮洪义等都集中到了这里。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裴丽生同志在接见大家时,把为了尖端科学事业从全国各地专家集中到一起叫“牵牛入社”,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条件是困难的,但大家不分昼夜地苦干,后来把这种精神叫做“灯火辉煌156”精神!在109厂等兄弟单位的配合下,终于在1966年国庆节前夕在计算所的南楼,调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研究制做的集成电路的空间计算机,向周总理报了喜。

这个单位于1969年12月21日搬迁到临潼。单位编制几经变化,于1975年划规为七机部,代号为771所。后发展成为骊山微电子公司,我曾担任所长和公司经理。这个所为1980年洲际导弹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成功,为我国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成功,卫星发射成功,神州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结束语

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我国计算技术发展的根本保证。1956年,我国计算技术尚处空白学科的时候,十二年科学规划将“计算技术的建立”列为国家四项紧急措施之一。在组织上采取了“先集中后分散”的方针;在科研工作上确立了“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新”的方针;采用了办训练班、进修、合作、派出国学习的办法加速培养干部的方针。实践证明,这些方针与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在国际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由于我们有了自行研制的电子计算机,发展了我国的核技术和航天技术,使我国的国防尖端科学有实力、有能力屹立于世界之林。(何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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