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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CC)

翻译出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已于2008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8年11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五分册“发酵与食品科学”已于2008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8年8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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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第一卷总论,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史,最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 1954年出版,
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释家及宋明理学)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给予高度评价,1956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1959年出版,仍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个分册。第一分册详细论述了物理学的基础声学、光学和磁学在中国的发展,1962年出版,由李约瑟与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执笔。第二分册论述了中国传统机械工程的发展历史,探讨了畜力、水力及风力在机械中的开发与应用,并论述航空的史前时期、水运机械钟在六百年间的发展,196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第三分册论述中国古代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远洋航行技术,197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
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是全书最大的一卷,共有13个分册。第一分册讲造纸术及印刷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钱存训执笔,1985年出版。第二分册讲炼丹术的起源,讨论中国的长生不老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4年出版。第三分册研究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从古代的丹砂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由李约瑟、何丙郁与鲁桂珍执笔,1976年出版。第四分册比较研究中西化学仪器的发展、中国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及其在阿拉伯、拜占庭及欧洲的传播,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斯帕拉塞斯(Paracelsus)药化学学派的影响,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执笔,1980年出版。第五分册讲生理炼丹术(内丹)、原始生物化学及中世纪性激素的制备,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84年出版。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由李约瑟、王铃、果里柯夫斯基(K. Gawlikowski)与叶山(Robin Yates)共同执笔,1994年出版。第七分册研究火药与火器史,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和王铃共同执笔,1984年出版。第八分册为军事技术的续篇,由耶茨·迪安(Albert Dien)和美国加州大学的罗荣邦执笔。第九分册研究纺织技术,包括纺纱与纺车技术,由德国的库恩执笔,还包括制盐及深钻技术,由李约瑟与罗荣邦执笔。第十分册讨论织造与织机技术,由库恩执笔。第十一分册为有色金属及冶炼,由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与贝思朗(John Berthrong)执笔。第十二分册讲钢铁冶炼,由瓦格纳(Donald Wagner)执笔。第十三分册讲陶瓷,由台北屈志仁执笔。
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一分册谈植物学及古代进化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第二分册讲农业,讨论了农业区、古农书、大田系统、农具及技术、谷物系统,最后讨论农业变化与社会的关系,由白馥兰女士执笔,1984年出版;针灸分册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9年出版;动物学和医学其他分册正在准备中。
第七卷分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卷的合作者有卜德、卜鲁、卜正民等人。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工作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约瑟博士花费近50年心血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并已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名著。这部巨著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大量的东西方比较研究,全面地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其内容涉及中国哲学、历史、科学思想、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农学、医学及工程技术等许多领域,从而向人们展示出一幅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宏伟画卷,为加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起了很好的作用。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指出:“李约瑟博士著作在实践上的重要性,与其在知识方面的意义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的西方人的‘承认’行动。”美国著名汉学家富路德(L. C. Goodrich)指出:“正是这样一部书,将会改变所有后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1983年,李约瑟博士为此荣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2年,江泽民主席又以“明窗数编在,常与物华新”的题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鉴于李氏著作的重要性,早在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将这部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并委托张友渔和宦乡同志负责落实,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具体组织力量进行翻译。1986年11月,胡乔木同志在北京和胡耀邦同志在上海又先后指示中国科学院加速进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翻译出版工作。此外,方毅、宋健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也都有重要指示。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1986年12月,中国科学院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卫生部、农业部、建设部、水电部等有关部委组织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来主持这项工作,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任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曹天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教授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泽宗教授任副主任委员, 其后又增补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张存浩教授为副主任委员,以在组织领导上督促、协调和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卢嘉锡任委员会主任委员(已故),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前主任张存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任副主任委员,主持该书的翻译出版工作。项目的组织实施和具体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附设的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编辑本段回目录

(英)李约瑟/著,何兆武等/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翻开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每个领域、每个时期都产生过具有巨大影响的世界名著。世界名著不仅带给我们阅读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思维方式的革命和观念的更新。在名著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伟人,他们和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然而,对于广大青少年读者来说,普遍存在对名人名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而名著,是人类进步的阶石,它在与物质世界的比照中,体现了精神的价值和力量,这是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也是最深层的素质培养。

1998年年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海飞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素质教育,通过通俗、生动、简明的导读,使青少年对于中外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有更加切实的了解,对于曾经并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名著有一定的领会,从而开阔视野、启迪思维、调整和完善知识结构。接着,出版社组织了编委会,由一些专家、学者通过认真的筛选和反复的论证确定了书目。本套丛书最终确定的书目,打破以往名著丛书的单一架构,特别注意到了知识的整体结构,除文学名著外,还选了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名著,使知识的分布合理,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力量”。每册书基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作者生平;第二部分介绍原著梗概;第三部分是评介和导读,这样的编排有利于青少年的阅读和名著的传承。

本套书选定书目的原则是:

1.首先考虑权威性和知名度,即经过历史检验被公认为具有重要地位、价值和重大影响的名著。

2.在比例分配上,文学名著约占 52%,计26本;人文(社科)名著约占36%,计18本;自然科学(非纯专业,带有一定的人文价值和哲理色彩)名著约占12%,计6本。

3.适当考虑时间跨度,从古代到近现代,同时,也考虑到典型性,如《马可·波罗游记》、《中国科学技术史》等。

内容提要......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第一部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宏篇巨著。这部巨著计划出版7卷,共34册。全书出齐时,将超过4500万字。目前已出版18册。这部著作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史、各学科专业史,如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化学及相关技术、生物学及相关技术以及社会背景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论证和分析。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都是令人惊讶和叹服的。写就这部巨著的就是英国著名的科学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今世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师——李约瑟博士。

《中国科技技术史》讲述了些什么呢?”这些恐怕是每一个初知此事的人都急于想知道的问题。为了解开这些“问号”,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李约瑟博士,读一读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译本序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1900年12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他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成绩斐然,尤以1931年出版三卷本《化学胚胎学》而著称于世。李博士从1937年开始学习中文,1939年完成第一篇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1942年来华,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在华期间,他一方面积极为战时的我国科学家提供各种帮助,与我国科学界有了密切的接触;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敬慕和进行深入研究的愿望,广泛搜集图书资料,并以惊人的勇气和独到的见解,毅然转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对他说来是全新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转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科学部主任,1948年返回剑桥大学,着手撰写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1954年,该书第一卷问世。随后于1956年出版了第二卷,1959年出版了第三卷。

    根据作者新近修订的编写计划,这部巨著拟出7卷共34册:第一卷,导论(1册);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册);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1册);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3册);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14册);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10册);第七卷,社会背景和总结(4册)。目前,第一卷至第四卷已全部出齐,第五、六两卷各分册正陆续出版,第七卷在编写中。

    李氏所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若直译应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或《科学与文明在中国》。我们在六十年代曾将其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冀朝鼎博士(1903-1963年)当初为原著题写的书名。在这次翻译出版新中译本过程中,我们专门就书名问题进行了讨论,又与李约瑟、鲁桂珍两位博士书翰往还并多次面商。我们认为,冀朝鼎博士的题名沿用已久,较其他译法切题,且符合作者的写作目的,因此决定仍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为书名。

    李博士是一位学识渊博、研究成绩卓著的科学家。他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造诣很深,而且熟悉哲学、历史、文学和多种语言。他有很高的西方文化素养,又对东方文化有相当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因而他能充分地认识到,世界上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在科学技术方面是通过交流而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是汇合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科学技术精华而加以发展和创新的结果。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李博士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尤其是对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正是通过详细而具体的分析与比较,这部巨著才能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向人们展示出一幅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宏伟画卷,从而为西方学术界打开一个过去知之甚少的知识领域,促进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李氏著作的另一特色在于他并非仅仅着眼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而是把科学史同思想发展史、社会经济发展史有机地联系起来,把他所研究的对象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和社会根源的深度来阐发。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赞赏和借鉴。他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和问题,也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以之作为我们深入研究的起点。譬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光辉灿烂,许多发明和发现往往早于同时代的欧洲,而为什么后来却未能得到持续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等等。这些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已引起了哲学界、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关注,直至最近国内外学术界还在不断就此展开热烈争论。这也是李博士所要着重研究的重大课题。显然,他多年苦心求索的成果,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又如,中国古代炼丹家曾发现了许多化学现象,掌握了不少有意义的化学知识,并且制备出一些新的化合物。但由于炼丹术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用语隐晦难懂,因而研究难度很大。过去虽有些学者做过开榛辟莽的工作,但未获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李博士用四册书的篇幅阐述中国炼丹术发展史,从古代丹药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和欧洲的炼金术作了对比,内容相当精彩。他的工作展示了中国古代炼丹术在早期化学和早期生物化学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表明,这个课题疑蕴尚多,仍然是值得化学史家深入发掘的“富矿”。

    我们阅读这部著作一定还能体会到,要组织和完成这样一项编著大百科全书式的宏伟工程,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统览全局的意识不行,没有周密的计划不行,没有庞大的资料库和合理的检索系统不行,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也不行。李博士的处处留心、不耻下问、探幽烛微、见微知著、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等等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这类事例几乎到处可见:一件古瓷瓶上的彩画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线索;一张告诫行人慎防恶犬的墙帖是我国早期发展印刷术的见证;从大渡河上的铁索桥联想到当年钢铁冶炼工艺的水平;从涌潮、验潮、潮汐表以及有关理论加以推演,引人入胜地写出了我国的潮汐学史。这种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写作方式,也把可能会艰深枯燥的学术著作写得深入浅出,有声有色。他还在每册书后分三类开列出大量参考文献。如在第三卷中三个参考文献目录共计一百多页,单以地学而论,所引文献即达一千七百余种。这样做既尊重了他的先行者的成就,又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李博士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所显示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出色的写作能力和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高尚品德,都是值得我们的科学史工作者赞赏和学习的。

    这部著作自开始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地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年)曾对这部书作了如下的评价:“李约瑟博士著作的实际影响,正如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的西方人的‘承认’行动。”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叶企孙(1898-1977年)说过:“全球的学术界将通过这部书而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全面的清楚了解。”从1982年起,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已先后在鲁汶(比利时)、香港、北京(中国)、悉尼(澳大利亚)和圣迭戈(美国)召开过五届,第六届会议已决定于1990年李约瑟博士九十华诞前夕在英国剑桥举行。以一个国家的科学史为主题,定期召开国际性的会议,到现在还只有中国科学史一家。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局面,与李氏这部著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大力发掘和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遗产,深入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鉴于李氏这部巨著的重要性,周恩来总理早在1964年就指示要把它译成中文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随即组织力量着手翻译。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翻译计划未能顺利实现。一直到1975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分7册出版了原著第一卷和第三卷的中译本。在此前后,台湾同业在陈立夫老先生主持下也组织进行了翻译和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第一卷至第四卷以及第五卷二、三两册的中译本,共14册。这项工作理应继续下去,不能半途而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华民族不仅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而且必须善于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我们相信,对这部著作进行全译,出版新中译本,必将有助于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心,有力地促进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1986年12月,中国科学院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水利电力部、农牧渔业部、卫生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等单位,组织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来主持这项翻译工作,并委托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们现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既需要竞争,又需要合作,还需要协调,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各种关系和发挥各自优势。这两年来,我们正是本着这三“co”(competition,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精神开展了紧张的工作:诸如组织翻译队伍;确定翻译原则,制订“译、校、审条例”;将已出版过的第一、三两卷中译本进行重校,纠正过去翻译上的错讹,补译过去节译和漏译的段落;校审第二卷和第四卷各分册译稿;开译第五卷和第六卷等。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又随时与李约瑟博士和他的长期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合作。我们希望在5到7年内把原著已经出版的14册全部翻译出版;此后,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出一册,我们将尽速翻译出版一册。

    李氏巨著的翻译出版,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大盛事,也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性文化建设。象这样的名著,由于文体、史料、名词术语及对原文理解等原因,海峡两岸有两种中译本,无妨可以并存。这部巨著卷帙浩繁,又有大量文献资料引自中文和许多种文字的外文书刊等,译校审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加上历史和哲学观点,见仁见智,未必完全相同,要在译文上做到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原始史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如第二卷中所引先秦诸子,历来校注诸家聚讼纷纭,我们的校译者采用了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本,作为校勘和标点的依据。我们也曾参考过台湾学者的有关论著,但有时又发现所需要的部分或有疑义或付之阙如(如《墨子今译》未收“大、小取”等)。因此,假如读者有机会将这两种版本合而读之,或可取长补短,获得对作者原意更准确的理解。作为原籍台湾的科学家,我个人还十分恳切地希望海峡对岸的同行们,能在不远的将来把两岸的这项翻译出版工作看成共同事业,与我们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样就一定能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缩短出版周期,使这部名著得以尽快和尽可能完美地与国人见面。这将是一件值得共同庆幸、共同享受的大喜事、大快事,企予望之。

    在结束本序文前,我愿借此机会提起前年(1987年)两度访英期间专程到剑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拜访李约瑟博士的愉快情景。这个图书馆已由东亚科学史董事会(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命名为李氏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他的工作室是一间典雅而简朴的学者书房。房间里,聚书环壁,积稿盈案。点缀有致的中国字画,尤使来访的中国学者倍感亲切。先师化学家张资珙教授赠给李博士的像片,更引起我的思念和回忆。我在厦门大学理科一年级从张老师学习普通化学时,他动员我改成化学主系,从此,化学就成为我毕生研习的方向。或许正因为我是学化学的缘故,李老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他的关于火药为什么也是“药”的新观点。李博士虽已年登耄耋,但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在这里,他每天还工作十几个小时,抓紧时间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尚未完成的部分。这充分显示出他孜孜不倦、老而弥坚的研究毅力和精神。锐志求真,夙夜辛劳,荟萃成书,业广功高。他辛勤播下的学术和友谊的种子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他的卓越成就已经赢得世界学界的公允肯定和人们的由衷敬佩。我和我国的同行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早日把这部巨著出齐,为世界科学技术史做出不朽的贡献。

    最后,谨在此向协助将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出版的所有人士表示感谢,向原著的合作者们表示敬意,并试拟俚句七绝,奉赠李老约瑟博士,聊表微忱:

         颂我古兮不薄今,烛微知著为求真。

         辉煌七卷科学史,天下谁人不识君!

                         卢嘉锡

                 1989年春节于中国科学院

作 者 序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为卢嘉锡主持翻译出版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全译本而作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全译本将由我的老朋友卢嘉锡主持问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喜讯。早些时候,北京和台北都曾有译本,但不很完全;由于种种原因,也并非尽如人意。我在研究中国与西方关系方面所发现的全部宝藏,将能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字与中国读者见面,真可谓猗欤盛事。

    如果要让我明确指出,中西关系研究的最主要特点是什么,我就会说是比较法。当然,还有许多别的要求。例如,必须能阅读中文和多种西方文字;必须具有能看出并非每一部著作都符合人们所声称的写作年代的良好的语文学基础。然而,绝对不可缺少的要求是,要能充分理解中国和西方许多发现和发明的年代差异。

    例如,许多中国学者并非不知道苏颂在1094年撰著的《新仪象法要》[自动浑仪和浑象(天文钟)的新设计]。他们很熟悉这部著作,但却无人由于书中描述了擒纵机构这种巧妙的装置而产生强烈的印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迟至公元1300年左右,欧洲还没有类似的设计。擒纵机构是一种减低轮速的装置,以便实现它与人类的原始时计(星空的周日视运动)同步。办法是把时间分割为很短而均等的间隔。至于动力来源,究竟是使水或水银从一个液面恒定的容器(平水壶)流入轮边的许多水斗(受水壶)中去,还是象后来欧洲那样,来自下降的重锤,则完全与本题无关。中国的水轮联动擒纵机构,领先于欧洲的立轴横杆式擒纵机构至少二百年。我至今仍然觉得,这就是所谓“激发性传播(Stimulus Diffusion)”的例证。我猜想,当时欧洲人曾互相传告:“在遥远的东方,人们已经找到办法把时间分割为很短而均等的间隔,以减低轮子的转速。我们为什么不照办呢?”于是,他们利用希腊早就使用的重锤,着手发明了立轴横杆式擒纵机构。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年代差距,可能远远超过二百年。现有足够资料证明的第一个水轮联动擒纵机构,是一行和梁令瓒在公元720年前后制成的。因此,差距就不是两个世纪,而是将近六个世纪。由于东汉张衡有可能采用过类似的方法,因而,中国的水轮联动擒纵机构,就有可能领先于欧洲的立轴横杆式擒纵机构近十二个世纪。这一切意味着,如果早在公元9世纪有中国人来到欧洲,他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地方。无论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比较的观点的确至关紧要。人们有了它才能认清,直到1300年以前,也就是在但丁时代以前,欧洲还没有任何种类的擒纵机构。

    关于旋转运动与直线往复运动相互转换的标准方法,情况也是这样。这种装置包括在今天的蒸汽机车甚至内燃机上都可见到的转轮、偏心曲柄、连杆和活塞杆。从1313年王祯的《农书》开始,在一切有关的中国著作中,都有结构与此类似的各种机械的插图与说明。由它们驱动的不仅有冶金鼓风器,还有筛粉机(面罗、水打罗等)以及其他需要直线往复运动的机械。差别只在动力来源不同:中国是用水轮驱动,欧洲的原始发动机则以蒸汽力作用于活塞。至于结构方面,其形态大致相同。中国机械把圆周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因为一开始使用的就是水轮;反过来,欧洲机械则把直线运动转换成圆周运动;两者在其余各方面基本上完全一样。约在1445年,安东尼奥·皮萨内洛(Antonio Pisanello)绘制的一幅图,是欧洲有关这种机械整体结构的最早的绘画。图中有一对活塞泵,由摇杆操纵,摇杆则靠连杆上下运动,而连杆是由安装在上射水轮两侧相距180°的两个曲柄带动。因此,“推动活塞”装置(ad-pistonian arrangement)在欧洲出现,肯定比“活塞推动”装置(ex-pistonian arrangement)要早得多。事实上,在1780年“活塞推动”装置才由詹姆斯·皮卡德(James Pickard)获得专利。

    从王祯书中的插图到安东尼奥·皮萨内洛的绘画,相距一百年或者更长一些。但是,中国机械中的许多构件,都可以追溯到比1313年早得多的年代。

    曲柄最早以手柄形式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明器农家庭院中的整体式风扇扬谷机上。到南朝(420-589年)时,又加上了连杆,使几个人能共同推动一盘人力磨1)。由1313年上溯,我们找到公元10世纪的一幅画,题为“闸口盘车图”。这是南唐卫贤的作品,约作于公元965年。这肯定是所谓《农书》型机械中有关“水排”的现存最古老的绘画。

    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把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的机械,公元547年即已存在了。这是《洛阳伽蓝记》的成书年代。该书记载了洛阳寺院中的奇观。关键是一个“簸”字。它指的是由水力驱动的筛粉机。看来,除非把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否则它是无法工作的。因此,现有资料表明,公元6世纪中叶是已经存在这种机械的最早年代。

    再提一下,很多中国学者无疑都了解《农书》中的描述,但却无人意识到这一事实——皮萨内洛的画晚出了一百年。现在我们知道,就这类机械而言,中国人更可能领先了九百年。我举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在机械方面,运用比较法是多么重要。它们还只是机械工程上的例子。其他学科如天文学和医学,也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上的作用,在过去30年间,经历过一场名副其实的新知识和新理解的爆炸。对中国人来说,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值得自豪的巨大的泉源,因为中国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

    最后,我不能不在结束这篇序文之前赞颂一下我的中国合作者。我经常说,这项工作所要求的知识范围极广,单由中国人和西方人来承担,几乎不可能有所作为,只能依靠我们的共同努力。因此,请允许我向鲁桂珍博士、王铃(王静宁)博士、何丙郁博士和黄兴宗博士——这里,我仅仅举出四位——致以深切的谢意,感谢我的合作者们多年来给予的创造性帮助和提供的许多真知灼见。

                                    李约瑟

                                  1988年5月10日

                              (刘祖慰 译 袁翰青 卢嘉锡校)

————————

1)应该注意,这是“活塞推动”装置,与后来欧洲的发动机相仿,因为它把直线运动(推和拉)转换成旋转运动。

李约瑟小传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约瑟(Joseph Needham)真可说是集数家于一身。有些人也许还不知道,他在37岁开始对中国产生深厚兴趣之前,就已经是著名的科学家了。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被让·布拉歇(Jean Brachet)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这是因为李约瑟自1922年从事研究工作起,就一直想把生物化学方法应用于研究发育过程中的胚胎。他在所著三卷本《化学胚胎学》中,试图概括地论述胚胎发育期所发生的全部化学变化(1931);在另一部著作《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中,又试图把胚胎的发育与他当时称为的“形态发生激素”或“组织者物质”联系起来,这部著作在他首次赴华的那一年出版(1942)。

    李约瑟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作曲家,两人不甚相投。李约瑟也象父母亲不够和谐的其他孩子一样,总是一个架桥者。他在父母亲之间所作的沟通工作,日后却以更广泛的方式继续下来。

    李约瑟在中学和大学学习期间,就曾经想方设法把科学与宗教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他曾极大地受益于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和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这些人把人类认识宇宙的经验,概括为五种形式—科学、宗教、历史、哲学和艺术创造,并认为不涉猎这一切,就不能被视为全面的人。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那些年间,李约瑟又一次忙于架桥工作。但这一次他想沟通的,却是以解剖学或形态学的影响为一方,而以生物化学的影响为另一方。如何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一个大课题。基因和激素的分子显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问题是如何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搞清楚。

    最后,从1937年起,他要解决的明显课题,就是如何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李约瑟在这方面所做的架桥工作,导致现已出版的17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其余的12册或更多的卷册出齐之后,全书即可告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约瑟必须首先成为科学史专家。实际上,他早已有志于此。在撰写《化学胚胎学》时,他就写下了胚胎学通史作为绪论。这部分内容后来以《胚胎学史》的名义另版单行。他以自己的成果否定了一种成见,即认为只有通过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人,才能撰写科学史。李约瑟以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表明,先前的生物化学家大可在科学史领域内成绩斐然。上述那种门户之见,与几乎全体医学史家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大相径庭,因为几乎所有这些人在成为医学史家之前,所获得的都只是医学学位。另外,还有一个语言问题。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与本世纪同庚。但他在37岁以前,却并不认识任何汉字,可是要研究中国科学史,又绝对需要使用原始资料,因此,他面临的工作量大得惊人。然而,李约瑟并没有退缩,反而学习和掌握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以至能在编写本书时直接利用原始资料。

并非人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成果通过经常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而传之久远。但这对李约瑟来说,已经实现了。他对中国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历史所作的研究工作,促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第一届于数年前在比利时的鲁汶举行,主席是数学史家李倍始(Ulrich Libbrecht),上一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举行,组织者是物理学史家程贞一(Joseph Chen),那已经是第五届了;第六届将于1990年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及罗宾逊学院(Robinson College)举行,这也是为了庆祝李约瑟九十华诞。让我们按照中国古老的长寿概念共同祝愿李老:工作顺遂,寿比南山。  

                                        鲁桂珍

1989年6月26日

(刘祖慰 译  卢嘉锡 校) 

 各卷册翻译加工情况一览

 

卷册
 内容
 出版

年份
 翻译出版情况
 
1
 导论
 1954
 1990 年出版
 
2
 科学思想史
 1956
 1990 年出版
 
3
 数学、天学和地学
 1959
 待加工
 
4-1
 物理学
 1962
 2003 年出版
 
4-2
 机械工程
 1965
 1999 年出版
 
4-3
 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
 1971
 2008 年出版
 
5-1
 纸和印刷
 1985
 1990 年出版
 
5-2
 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点金术和长生术
 1974
 出版中
 
5-3
 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
 1976
 加工中
 
5-4
 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
 1980
 已有少量译稿,求聘译者
 
5-5
 炼丹术的发现与发明(续):内丹
 1983
 出版中
 
5-6
 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
 1994
 2002 年出版
 
5-7
 火药的史诗
 1986
 2005 年出版
 
5-8
 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5-9
 纺织技术:纺纱
 1988
 翻译中
 
5-10
 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5-11
 有色金属冶炼术    
 
5-12
 陶瓷技术
 2004
 待译 ,求聘翻译和校订者
 
5-13
 采矿
 1999
 待译 ,求聘翻译和校订者
 
5-14
 盐业、墨、漆、颜料、染料和胶粘剂  
 
6-1
 植物学
 1986
 2006 年出版
 
6-2
 农业
 1984
 加工中
 
6-3
 农产品加工和林业
 1996
 校订中
 
6-4
 园艺和植物技术(植物学续编) 

6-5
 发酵与食品科学
 2000
 2008 年出版
 
6-6
 医学
 2000
 加工中
 
7-1
 传统中国的语言与逻辑
 1998
 翻译中
 
7-2
 总的结论和思考
 2004
 待译,求聘翻译和校订者
 
7-
 经济结构    
 
7-
 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条例 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4年修订稿)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学术巨著,拟出7卷34册。为了做好该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必须各方面密切合作。译校审工作做得认真细致,不仅可以保证书稿质量,而且可以为编辑、排版、校对等一系列工作提供方便,从而有利于提高出版质量和缩短出版周期。李书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曾于1986年印发了一个《译审条例》,1987年又印发了一个《补充说明》,现在此基础上结合在已出版的第一、二卷和第五卷第一分册的译校审和编辑加工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提出本书的《译审条例(修订稿)》,务请译校审者参照实行。

一、翻译原则
    1. 忠实原著,忠实英译引文原意。按原书逐句翻译,不加删改。

    2. 一般不加译注,对学术问题不加评论。如遇个别重大问题,可由译者提出初步意见,校订者表明看法,审定者妥善处理;如有明显资料错误,可酌加脚注说明,并注明依据,注法见后。

二、译校审者职责
(一)译者
    1. 译文质量主要由译者负责。

    2. 译文使用规范化现代书面语言,避免有歧义的语句、欧化语句和长句,力求做到准确、简练、流畅,尽可能体现原著风格。

    译者遇到确实难译的语句和字词等,可以试译,并在稿纸边白处注明;亦可暂不译,留出适当位置,由校审者或请教专家确定译文。切勿回避难点,敷衍硬译。译者感到无把握的译文,亦请标明,以便引起校、审者注意。

    书中引自中国古籍的引文,除忠实原文转译成现代汉语外,还须查出对应的古文原文附于译文之后(具体要求见后)。

    3. 译者所完成的译稿须符合本条例中所提出的体例要求。

(二)校订者
    校订者应逐字逐句对照原文从语言和专业两方面校订译稿,改正误译,指出漏译(可自行补译,亦可退原译者补译),修改中文表达欠佳及其他不当之处,一一核对译者所附中国古籍的原文。重大改动,请注明依据。译稿中的体例不当之处,亦请注意改正。

(三)审定者
    审定者负责对已校订之译稿审查、润色、定稿。凡校者改动处,务请对照原文复校。其余部分,可据专业学识审阅,并改正校者未发现的原稿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但凡有改动,仍须查对原文。

    译校审者均须按商定日期交稿。

    译稿经审定后,须经译校审者复查,填写复查意见表,并在译稿首页天头处签署各自姓名。再由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以通读方式作最后审查(亦可委托专人通读)并签准,然后交付出版社责任编辑进行编辑加工。

三、体 例
(一)书写要求
    1. 译稿(清定稿)采用A4纸打印。如译者不能提交打印稿,则请在8开25×20=500字稿纸上用钢笔誊清,要求字迹清楚工整,无不易辨认之处,切勿潦草;所用誊写稿纸如无法自行解决,可由办公室提供。

    2. 一律使用已正式公布的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译稿中需要保留的繁体字和异体字,请用铅笔注明。个别字应注音,以免混淆,如赵汝适(kuo),“适”非“適”的简化字。

    3. 标点符号以199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总暑修订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务请书写清楚,以免辨认不清。标点符号写在稿纸格内,占一格。逗号、句号等不宜出现在稿纸各行的首格,可在上行末超出一格书写。

    4. 外文字母最好打字,需排斜体时,请在相应的部分下划横线。无条件者,请仿印刷体书写,遇易发生字母大小写误认时,请标明大小写;在易混淆的字母旁,用铅笔注上“英文”、“希文”等字样以区别文种;请注意将梵文和阿拉伯文的拉丁对音以及非英语词汇的标音符号书写清楚;在词间要留有足够的间隔以便辨认。外文单词尽可能不要移行书写。

(二)人名、地名、书名、民族名、机构名和学术名词
     要求准确、规范、全书统一。

人名:
    1. 原著中的中国人名,应恢复汉语原名。无法查找而音译者,在首次出现时应标明“音译”字样,并注出原书所用西文名。如:李涛(译音,Li Thao)

    2. 外国人名译法,以特为翻译此书编发的《外国人名译名表》为准。《译名表》中未收入的外国人名,按如下方法处理:

(1)    有沿用已久的汉名者,一律用其汉名。

(2)    有中文习惯译法者,按“约定俗称”原则,取其习惯译法。

不属于以上两类的外国人名;按“名从主人”原则,据其母语发音音译。

(3)    可参考辛华编的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

翻译办公室将提供汇集的《来华、汉学相关人名表》以及相关的译名参考资料供译校审者参考。

译名确定的优先顺序:

(1)    翻译办公室编发的《外国人名译名表》

(2)    翻译办公室将提供汇集的《来华、汉学相关人名表》,《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美国中国学手册》

(3)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罗马尼亚语姓名译名手册》、《意大利语姓名译名手册》

(4)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姓名译名手册》

(5)    对于可能有通行译法的人名,可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各卷所附的“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建议译者利用网络检索功能帮助确定译名。

译名手册未录的,可根据新华社《译音表》音译,译者确感难译而无把握者,可仅写原名,这两种情况均请用另纸注明试译名和依据,及所在译稿的页码。如对《译名表》上的译法有异议,可仅写出外文原名,并用另纸注明拟用译名、依据及所在译稿的页码。

3.     所有外国人名在所负责之译稿中首次出现时,均于其汉译名后加圆括号写出原书所用姓名,待审定时再按全书译稿决定取舍。遇原书在人名(包括中国、日本等国的人名)后括有文献编号的情况,处理方法见本条例“文献”条。

4.     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人名,采用其固有汉字写法,包括姓和名两部分。其余外国人名,一般只写姓的汉译(注意匈牙利人和芬兰人的名字是姓在前,名在后,并请注意原著可能已按西方的一般习惯颠倒)。如必须姓名并用以区别不同人物的,可译全名或仅加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视原文酌定。

5.     外国人名中,与君主、教皇连用的序数词,一般汉译形式为“几世”。只表示承袭长辈姓名的序数词,汉译为“第几”。

6.     译者须保持所译全稿的译名统一,并随译稿提交译名对照表或译名卡片。译名对照表和译名卡片包括:原名、中译名、译名出现的原文页码、确定译名的依据。

地名:
    1. 外国地名尽量采用定译。不常见的外国地名,在译稿中首次出现时须加圆括号注出原文。译述地名,依次以下列各书为准:

    (1)《外国地名手册》(地名委员会);(2)《世界地名录》(大百科出版社);(3)《世界地图集》(地图出版社)。

    2. 中外古地名,首次出现时应尽可能括注今地名。

    3. 无现成译名可循的地名,可根据注有音标的外国地理辞典或地名委员会的《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音译,并用另纸写出原名拟译名和依据及其所在译稿的页码。

民族名:
    中外民族名的确定可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和《世界民族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外国民族名的汉译名在所译稿中首次出现时,须括注原文。

机构名称:
    中国的机构名称,按当时的实际名称查定。外国的机构名称,尽可能用定译,并在所译稿中首次出现时括注原文;名称中有人名、地名的,须按人名、地名的译法确定。

学术名词:
    1. 现代学术名词尽量采用各学科现代通用名词、术语。

    2. 易混淆和不常见的学术名词,以及自拟的译名,在译稿中首次出现时,要在该译名后加圆括号注出西文原名。

(三)书名
    1. 书籍、报刊、文章、戏剧、绘画和雕塑等的题名,一律加书名号(《……》)。

    2. 外文书名和文章名等,应译成中文,并尽量采用前人定译;在译稿中首次出现时,其后应加圆括号注明其西文原名或西文译名。如仅为注解正文中引文出处而出现在下注中的外文书名及卷、页等,请照录,无须译成中文。所有西文书名,应与原著一致,应排斜体者,请在相应部分下划横线。

    3. 译文中中国古籍书名与篇名合用时加间隔号(中圆点),如《左传·昭公七年》,《史记·项羽本纪》。篇章分上中下、一二三者,应标出,如《国语·周语下》,《战国策· 秦策一》。注意原书中中国古籍书名后的“ch.”(chapter),“chs.”一般指古籍中较小的篇章单位,故需在查核古籍原文之后确定译作“篇”、“章”或“卷”,如《庄子·天下》篇,《抱朴子内篇》卷一,《系辞上》第三章等。四书章句中的引文注法尤请注意,如“Lun Yu, X VII, V”,当译作:《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五章。

    4. 在根据原书中卷、篇编号译出古籍篇名时,因李氏的编号方式与古籍计篇方式有不同,特别是当古籍中的篇章有增阙时,请译者注意核实。

(四)纪年
1.     生卒年、起迄年等,原文在数前加“-”表示“公元前”译作“前”;原文“+”表示“公元后”,译文一般不加“公元”,行文中如有必要,可加“公元”字样。

2.     用括号加注的公元年份,不论只指一年或包括起止年,书籍和论文等完成或出版年代,数字后都要加“年”字。起止年如全系公元前年份,当表示为“公元前××—前××年”。

3.     西元纪年及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如1929年5月19日、19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纪年用汉字,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如原著未用中国历史纪年,则不必补注。

4.    表示约略年代(或世纪)的“about”和“c.”,可译作“约”;“fl.”可视具体情况译作“鼎盛于”或“××—××年在位”。

(五)引文
1.     书中引文引自外文著作者,如译文系参考或采用前人中译文,请在稿纸边白处注出中译文出处,以及对前人译文是“参考”还是“采用”。如原著用非英语文种,或在英译引文后附有原文,在中译文后应加圆括号注出。非英语文种的引文如在原文正文中已英译,而原文列于下注中,下注中的原文则照录。

2.     书中引文引自中国古籍者,除按英译文忠实转译成现代汉语外,还须尽可能据已标点的通行版本(如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点本,《新编诸子集成》等)查出对应的古文原文附于译文之后(格式详下)。如无标点本可用,则由译者加以断句和标点。所附的古籍原文,请用铅笔在引文边白注出出处,及是否由译者断句、标点。未查到者,务请在稿纸上留出适当位置,边白处注明,以便请专人查找补入。

3.     引文书写格式:

    夹在正文中的小段中国古籍引文原文用圆括号加引号注于译文之后,如“……。( “……。” )”或“……( “……” )。”。

    原著中另起的大段引文的译文左侧缩进两格(起行再缩进两格),右侧不缩进。

    所附的中国古文,同上处理,首尾加尖括号。

(六)注释
    正文的注释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原注在文中词句右上角注以“a, b, c,…”者,译文均改为在对应的译文词句的右上角注以“阿拉伯数码+右半圆括号”如“1),2),…”,数码以在译稿该页出现的顺序排序。请译者注意原注所注的对象与译文相应词句的对应。

    2. 原著在标注的汉字拼音后注以“1,2,3,…”者,一般可直接采用相应汉字。如需先保留原文的直译再注出原汉字者,可在文中用圆括号加引号注出,如“工具(“器”)”等。原文所用的阿拉伯数码应删去。出现在下注文中的此类情况,同此处理。

    3. 原著正文括注的短注,如“(见上文p. 15)”等,亦当对应翻译注出。

    4. 原著在下注中省去正文中的人名,只留文献编号和页码者,在汉译稿中应补齐人名。

    5. 注文注于同页正文下端,与正文用横划线分隔。与正文中对应的注号置于稿纸左起第三格,然后书写注文,注文从第二行起顶格书写。注文一般不要转页书写,如遇注文太长,可在下页的与正文分隔的横线下接写,并在两页的相接部分用铅笔在边白处注明。

    6. 注释中的一些技术性语词、文献及其页码的处理方法见下。

(七)译注
    1. 对正文中的句词加译注时,在对应部分的右上角加“※”表示,注文书写在同页原注文之后,格式同原注译文,以“……。——译者”结尾。

    2. 对原注文加译注时,则在需加注部分后加圆括号注出,即“……(……——译者)……”。

(八)非英语词语
    原著中非英语词语的拉丁字母转写形式,一般排斜体,汉译本与原著保持一致。需排斜体的字母,请在其下划一横线。

(九)图表
    1. 插图不必重绘,请在正文中相应位置剪贴原大复印图,并在图下写出图序、图题及图注的译文。如果图中有需译出的文字,请将译文剪贴在复印图上相应位置。如遇原著中的整页插图(包括图版),请相应用整页稿纸作如上处理。

    2. 表格应相应制表译出,如需横页制表,可拼接稿纸,保证行间有空,以便校改。

    3. “PLATE XIV ”译作“图版 一四”;

      “Fig. 37”译作“图37”在图下方顶格书写,空一格后再书写图题及图注的译文;

      “Table 15”,译作“表15”,在表上方空一格再书写表题的译文。

(十)文献
    1. 原著中常在人名(包括中、日人名的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后括注阿拉伯数码来表示文献,其中阿码排正体者为西文文献,排斜体者为中、日文文献。在译文中,若是西文文献则在其汉译名后括注原名和阿码,如“卜德 [Bodde (3)] ”;遇中、日人名时亦应注出原著用拼音,如“ 冯友兰 [Feng Yu-Lan (3)] ”,若系中、日文文献,则在汉字原名后直接括注阿码,并在阿码下划横线表示斜体,如:“冯友兰(1)”。

    2. 在注文中,如仅指正文中的引文或参考文献的出处而无行文需要者,中、日文文献可同上处理,西文文献则直录原文,无须译出人名,如:“ Bodde (3), vol. 3, pp. 55, 76 ff. ”

    3. 以缩略形式出现的文献名及页码,亦直录原文,并注意原著所用的正斜体在译稿中应相应标出,如“TT 1013”,“RII, 1251”。

(十一)页码
    1. 原著在中国古籍(属书后所附文献A)后给出的页码在译文一律译作“第××页”,原页码后所附的a, b, 不译,如“《化书》,第二十九页”,“《宋元学案》卷六十七,第十五、十六页,第二十页以下”。

    2. 原著在近现代中、日文文献(属于书后所附文献B)后给出的页码译文一律译作“第××页”,数码用阿拉伯数字,如“参见李济(1),第169页”。

    3. 原著在西文文献后给出的页码,译文一律直录,如“参见Forke (9), pp. 5, 7, 9 ff.”注意表示页码的 “ p., pp. ” 一律小写。

    4. 如原著指示参考本书的其它卷、册或本卷、本册的某部分,其页码表示方法同西文文献。

(十二)译稿的边码
    请在译稿左侧边白的中间与原著各页第一行相应译文的位置,标明原著对应页的页码。

(十三)“参考文献”
    原著各卷、册书后均附有“参考文献”A, B, C, 及“参考文献”所用的缩略语表。

    1. 文献A部分,译稿除保留原文的书名西译名外,其余全部译出,次序同原文,并按书名的汉语拼音重新排序。

    2. 文献B部分,同上条处理,恢复汉字人名,文献编号数码用斜体,如“江恒源(1)”,并按人名的汉语拼音重新排序,条目中出版单位或刊物的缩略语须参考缩略语表查核译出。

    3. 文献C部分,采用照排,由出版社负责。

    4. 缩略语表中,属中日文刊物者须译出,置于文献英文名之后。顺序不变。

(十四)索引
    1. 书后的“索引”翻译时,可据各条目所附页码,由译稿的边码捡出译文对应的译名等。人名、地名、机构名、学术名词等须与原文一致。

    2. 外国人名的汉译名后须括注原名。原文括注的非英语名词也予保留。条目括注的说明事项相应译出。

    3. 属主题索引性质的条目,应归纳原译文后译出。

    4. 各条目后所附的页码照录;页码后如括注脚注序号字母,改用在该页码的右上角加星号表示。

    5. 原条目中参见条目,一般亦译出,重复者只保留附有页码的条目。

    6. 条目后的参考文献编号应予保留,如有西文文献,则须在人名后加圆括号注出原书所用名。注意标出斜体的文献编号阿码。

    7. 全部条目译出后,须按汉语拼音重新排序。

(十五)一些技术性用语的译法
    1. 出现在正文和注释中的 “ see ” 译作“见”;“ cf. ” 后接论著者,译作“参见”,后接实物或引语等,可译作“参照”;无 “ see ” 和 “ cf. ”字样者,汉译也不加“见”或“参见”。

    2. 正文和注释中的 “ above ” 和 “ below ” 可译作“上文”和“下文”,必要时视具体情况译作“本卷”或“本册”。

    3. 原著在表示引证文献的起始页时用 “ ff. ”。若是西文文献,仍用 “ ff. ”;若是中、日文文献,酌情译作“起”或“…页以下”,例如“《孙子算经》卷中,第三十五页起”。

    4. 注文中的 “ tr. ” 译作“译文见”, “ tr. auct. ” 及 “ eng. auct. ” 译作“由作者译成英文”,“ adjuv. ” 译作 “借助于”;“ mod. ” 译作“经修改”。如:“ Tr. auct., adjuv. Ritti (2), mod. ” 译作:“由作者译成英文,借助于Ritti (2), 经修改。” “ Tr. Eisenhelm (5), eng. auct. ” 译作:“译文见Eisenhelm (5), 由作者译成英文”。

    5. 原著中各章编号译作“第××章”,数字用汉字,如“第二十九章”,各小节的标题编号照录。

    6. 正文与注释中,引用本书章节时的译法请参考下例:“cf. Vol. II, Sect. 15 (a)”译作“参见本书第二卷,第十五章 (a)”。

(十六)数字
  除本条例已有规定的外,表示数字的方法如下:

    1. 一般记数和计量,如分数、小数、百分数、经纬度等使用阿拉伯数字。

    2. 下列场合一般使用汉字数字:

(1)特定词和词组。如“七巧板”,“三一学院”,“四部丛刊”等。

(2)星期几。

(3)简单的序数词,简单的百分比和比例,如“第三”,“百分之九”,“五分之四”。亦可酌用9%等,视原文而定。

(4)邻近两个数词并列连用,表示概数。如二三米,六七月份。

(十七)计量单位
    1. 计量单位,照译原文,不加折算。

    2. 不常见的外国古代计量单位,在译稿中首次出现时,须在括号内加注原文。

    3. 起止号按原文,用“—”表示,占一格。角度起止的前后数字均加“°”,如:30°—50°。温度起止,只在后一数字后加“℃”,如30-50℃。

凡 例


1. 本书悉按原著迻译,一般不加译注。第一卷卷首有本书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卢嘉锡博士所作中译本序言、李约瑟博士为新中译本所作序言和鲁桂珍博士的一篇短文。

2. 本书各页边白处的数字系原著页码,页码以下为该页译文。正文中在援引(或参见)本书其他地方的内容时,使用的都是原著页码。由于中文版的篇幅与原文不一致,中文版中图表的安排不可能与原书一一对应,因此,在少数地方出现图表的边码与正文的边码颠倒的现象,请读者查阅时注意。

3. 为准确反映作者本意,原著中的中国古籍引文,除简短词语外,一律按作者引用原貌译成语体文,另附古籍原文,以备参阅。所附古籍原文,一般选自通行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二十四史、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等。原著标明的古籍卷次与通行本不同之处,如出于算法不同,本书一般不加改动;如系讹误,则直接予以更正。作者所使用的中文古籍版本情况,依原著附于本书第四卷第三分册。

4. 外国人名,一般依原著取舍按通行译法译出,并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原文或拉丁字母对音。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人名,复原为汉字原文;个别取译音者,则在文中注明。有汉名的西方人,一般取其汉名。

5. 外国的地名、民族名称、机构名称,外文书刊名称,名词术语等专名;一般按标准译法或通行译法译出,必要时括注原文。根据内容或行文需要,有些专名采用惯称和音译两种译法,如“Tokharestan”译作“吐火罗”或“托克哈里斯坦”,“Bactria”译作“大夏”或“巴克特里亚”。

6. 原著各卷册所附参考文献分A(一般为公元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B(一般为公元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和论文),C(西文书籍和论文)三部分。对于参考文献A和B,本书分别按书名和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重排,其中收录的文献均附有原著列出的英文译名,以供参考。参考文献C则按原著排印。文献作者姓名后面圆括号内的数字,是该作者论著的序号,在参考文献B中为斜体阿拉伯数码,在参考文献C中为正体阿拉伯数码。

7. 本书索引系据原著索引译出,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重排。条目所列数字为原著页码。如该条目见于脚注,则以页码加 * 号表示。

8.在本书个别部分中(如某些中国人姓名、中文文献的英文译名和缩略语表等),有些汉字的拉丁拼音,属于原著采用的汉语拼音系统。关于其具体拼写方法,请参阅本书第一卷第二章和附于第五卷第一分册的拉丁拼音对照表。

9. p. 或 pp. 之后的数字,表示原著或外文文献页码;如再加有ff.,则表示指原著或外文文献中可供参考部分的起始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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