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裂变》率先触“柳倪之争”根源，联想怒撤2000万广告费编辑本段回目录
由于联想对中文媒体强大的控制力，关于“柳倪之争”的讨论，信息不对称，成了一边倒，除联想官方言论外，“反方”意见几乎不能发表。2000年1月3日，《计算机世界》新千年第一期以8个整版篇幅发表《痛苦的裂变》
，因为该文涉及“柳倪之争”的根源，且不合联想官方口味，被联想处以停止近2000万广告费的惩罚，那么，《痛苦的裂变》究竟在哪里冒犯了联想？这点联想没有挑明。
本来，这篇文章是《计算机世界》记者蒋青玥通过对计算所和联想发展的调查研究写出来的，它探讨了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产业化、企业和研究所关系等问题，不应引起联想官方的反感，但文章披露了某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这可能得罪了联想官方，例如《痛苦的裂变》专题中《缠绕的痛苦和委屈》一文，专门写“柳倪之争”，蒋青玥这样写道：
“倪认为柳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为，柳传志在没有通过北京联想董事会的情形下，私自将北京联想从中国银行借来的钱转借了552万美圆给一个香港的私人公司，即香港导远的吕谭平等四人。”
“港方人员于1998年离开了香港联想的经营管理层，带走了约2亿股的股票，但贸促会仅有1500万股权，原本素昧平生的香港人没花多少力气，便依仗联想人劳动创造的财富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豪，而为联想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倪光南和柳传志等创始人却几乎赤贫（2000年1月的柳传志还没有拿到后来的股权）。”
“柳的这种贷款行为可能已构成违法。因为国家明文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准借贷资金，贷款给私人负债持股也是违法的。1998年中科院在调查结论中确认，柳传志向港商提供巨额贷款确有其事，但未对此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做出评价，并指出柳个人确实并未从中获取好处。”
也许还有一些，但仅仅这些披露，恐怕就足以若恼联想官方了。
首先，吕谭平等人在香港联想上市后确实成了数十亿港币的富翁。联想曾大张旗鼓的在媒体上宣传联想想出多少个“百万富翁”，但为什么出了几十亿港币的“亿万富翁”反而不宣传？非但不宣传，连披露一下都要受到制裁呢？
问题就出在，吕谭平致富的路不够光明正大，试想，比尔 盖茨再多的钱也不讳言他的致富之路，但当别人问吕谭平：你的钱是怎么挣来的？吕谭平就说，是祖上留下的。他不敢说，这是靠借贷联想的钱买低价股票赚来的。吕谭平等与香港联想原来的另一股东贸促会相比，“贸促会仅有1500万股权”，为什么吕谭平等能比贸促会等多拿1.8亿多股呢？是因为借了552万美圆，简单做一个除法，吕谭平借钱买到的股票价格大约为3美分（合港币2毛多），而据联想老员工说，香港联想上市时，他们从股市上买到的股票是港币2元多。更令人羡慕的是，吕谭平不但拣了便宜货，而且连腰包都不用掏，难怪联想有人说，“如果当初这552万美圆借给我，我不就成吕谭平了。”刚进联想时吕谭平不过小康水平，这552万美圆他当然承担不起，好在一切有联想担着。
后来联想官方为平息由此引起风波，曾大力宣传吕谭平的贡献，好象不给吕谭平这么多好处就对不起他。现在高科技公司给干股也是有的，不过拿“干股”后这些人要留下来做贡献。哪有箱吕谭平一样，拿了2亿干股（后来联想股票1分4，就是8亿股），造成香港联想巨亏，然后抛股套现后，就金盆洗手，一走了之呢？这一切，在香港联交所应该有案可查。（摘转自《失去联想》/王育琨著）
中科院和联想集团否认“痛苦的裂变”说法编辑本段回目录
为“新媒体”而“征战”编辑本段回目录
此后不久，《痛苦的裂变》作者蒋青便似乎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传说该记者已被某种力量“封杀”。直到不久前，中信出版社将蒋青洋洋30万言的大作——《新媒体征战》付梓。
这些年，国内的多数报纸在铺天盖地抢夺报摊儿，抢夺眼球，抢夺广告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弱势”群体，一些媒体为了广告，不惜背离社会公义，对恶劣、虚假的社会现象装聋作哑，甚至满口“虚言假语”。一篇报道触怒广告客户，报社领导立刻“跪下”，记者则“失踪”。像《南方周末》那样，虽然历尽波折却依然自始至终坚持自己原则，挺直自己脊梁的报纸，似乎正日益变成“珍稀动物”。而且，在一些传媒人看来，简直还是一种渐为商品经济大潮所不容，即将被现代的“物种竞争”所淘汰的“珍稀动物”。
当前，在中国的传媒界，“拜金”成了时尚，而坚守社会良心，坚持传媒公信，却被怀疑为冥古不化，落伍的“恐龙”。
在经历《痛苦的裂变》事件巨大的心灵创伤之后，作者蒋青花了近3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完成了30余万字的《新媒体征战》。或许，它对于当前国内传媒业界最大的启示意义就在于，作者从国际到国内，援引了大量的事实、数据，无可辩驳地分析和论证了：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即使是一家完全依靠广告收入，而并非政府的财政拨款才能生存的“新媒体”，它的“上帝”依然是自己的目标读者，而并非广告客户。即使在最“商品化”的美国，最“新潮”的IT业界，“新媒体”依然必须坚守社会良心，坚持传媒公信，这不仅是“新媒体”肩负的社会责任，也是“新媒体”根本的“生命线”。从这个角度看来，“拜金”不仅是令人不齿的“媚俗”，而且，也违反了“新媒体”的生存原则，从根本上违反了普遍的经济规律。
有人对“新媒体”的概念表示不解，蒋青在《新媒体征战》中对它进行了清楚的划分：“新媒体”的概念与IT无关，仅指以彻底媒体公司的方式，完全依据市场规律运作的媒体，而“准新媒体”指的是都市类、财经类、生活类、时尚类以及IT类等等，事实上必须依据市场收入才能生存，才能发展，然而，体制上依然未及彻底向“新媒体公司”转型的媒体。目前中国媒体市场上一多半的市场价值，皆系由该类媒体所创造。
按照这样的定义，目前在中国大陆，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是惟一的一家“新媒体”。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惟一一家受到国内主管部门认同、合法的媒体公司。《新媒体征战》正是将这个20年前便实现了合资经营，由国际传媒大亨“IT媒体之王”麦戈文担任副董事长，始终站在中国传媒改革最前沿的“新媒体”公司作为案例，论述了它的“新媒体”价值观。
近些年，随着国内市场改革的深化，盲目的媚金潮被当作“新思维”而风行，它助长了国内企业，尤其个别被捧为“旗帜”的所谓“排头兵”企业，总试图利用广告、利用金钱干预甚至控制舆论。一幕幕与之相关的活剧几乎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再三搬演。
愿我们的总编辑、社长不再因为广告而“跪下”！愿我们的记者不再因为触怒了某位有钱人而“失踪”！这也许便是《新媒体征战》的一种价值，也是我们为“新媒体”而战，为正确的“新媒体”价值观而战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17pr.com/html/30/t-3613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