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卖裤衩书写了企业发展史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要思想独立首先要完成财务上的独立
关键词：柳传志卖裤衩书写了企业发展史，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要思想独立首先要完成财务上的独立。
吴晓波档案：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之一，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著有《大败局》、《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大败局2》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电脑报记者 黄旭
话说吴晓波听闻丁磊养猪的消息后，发短信问丁磊：“这事儿真的么？”丁磊回：“兄弟，这事可真有。”吴晓波大笑：“好哥们，你去养猪，我去种菜。”
菜种在哪里？吴晓波自己的小岛上。他10年前在浙江千岛湖买了一座小岛，种了数千棵杨梅。记者采访时，适逢杨梅丰收，吴晓波遂邀约：“走，吃我的放心杨梅去。”
吴晓波希望退休后做回果农。但现在，他除了拥有小岛和几套别墅，10年来还保持每年买房一套的习惯——“即使要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对此，吴晓波说，既非炫耀，更非露富，其实跟财富观有直接关系——如果我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每天跟这帮富人在一起，吃的是鲍鱼甲鱼，回到家里住三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拿2000块钱的工资，怎么能够平和得了？不“革命”怎么行呢？
30年草莽英雄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这是《激荡三十年》正文的第一句话，很普通的一句话，却轰然开启了中国企业家三十年的激荡风云录。
如同那时的柳传志一样，12岁的吴晓波也想不到自己未来人生图景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10年后，柳传志的联想正飞跃发展，吴晓波则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为工作分配问题而烦恼：为了爱情，他必须回杭州。随后，他骑着自行车到新华社浙江分社碰到了好运气。
至此，吴晓波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以记者的身份，从1990年起，吴晓波至少调研、访问了1500多个企业家，与几乎所有国内知名的企业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
身为记者，吴晓波看着干部纷纷下海，新公司纷纷成立；看着柳传志、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看着西湖彩电厂、西泠电器、金松电器从发展到分崩离析；看着爱多VCD、秦池一个个标王诞生，又陨落……这一切，后来都成了吴晓波《大败局》、《激荡三十年》中的宝贵素材。
25岁时，吴晓波成了杭州第一个开专栏的人，1996年，吴晓波开始写书，从此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一发而不可收，内容大多与经济有关，模糊许久的理想渐渐清晰起来。
2004年，吴晓波离开新华社。同年，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此时的吴晓波，正陷入焦虑之中，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而苦恼。两年前，他写了一本研究中国企业失败案例的《大败局》，一夜之间影响了诸多商业人士。随后，其他书籍虽然都保持了稳定的销量，还是未能企及《大败局》达到的高度。
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期间，他悲哀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份史料可以对美国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国的商业思想和脉络到底如何形成的，其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吴晓波感到一件工作必须去做——创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在MSN上，吴晓波告诉国内的妻子，他决定写一部横跨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企业史。
这是一个枯燥和充满挫败感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很绝望，感觉就像是在大雾中一寸一寸地匍匐前进”。14年记者生涯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一切，为吴晓波积累了足够多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究竟应以怎样的叙述逻辑来呈现这惊心动魄的30年？
最终，吴晓波选择了编年体，把自己定位于一段历史和一个群体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其模本是记录1932年~1972年美国社会历史的《光荣与梦想》，以时间为切割面，通过国有企业、外资和民营经济三股力量的博弈来呈现这30年的中国企业改革进程。明线叙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日新月异，暗线则叙述那些试图冲破制度束缚的企业家。这些人包括鲁冠球、柳传志、张瑞敏、顾雏军等。
这部由众多人物命运和历史细节构筑起来的中国企业史，为中国企业改革30年提供了诸多宝贵细节和资料。比如潘宁用手锤等简陋工具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冰箱那天，雷雨交加，他一个人冲进大雨中号啕大哭；比如2004年柳传志收购IBM，在北大总裁班上问：“有多少人看好这次并购？”结果只有3个人举手。
对吴晓波而言，《激荡三十年》只是一个开始，写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东西不是30年的产物，中国商业有它内在的血脉。”这个血脉的梳理让他创作了《跌荡100年：中国企业1870-1977》。这仍然不是最终目标，“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的分封制，中国商业的核心逻辑是有脉络可循的……撰写中国2000年商业史是下一个艰巨任务。”吴晓波说。
访谈
柳传志卖裤衩书写了企业发展史
电脑报：应该怎么来看待中国企业家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
吴晓波：我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企业界有三次创业高潮点，分别是1984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均在这一年创办企业)、1992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以及2001年(受互联网经济和中国加入WTO的双重感召)。
我研究的一个结论是，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有“预谋”的改革，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路该怎么走，结果会怎样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显赫的大型企业，像联想、万科、海尔，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早期时也是一片茫然起步的。张瑞敏在海尔当厂长，他给海尔定的第一条规矩是：不准随地大小便。柳传志去办联想的时候，拿了钱不知道干什么，还被一个外地女人骗走了一部分钱。
我还给你透露一个故事，柳传志曾经在社科院门口卖过运动裤衩。这是属于柳传志的原始积累过程。你现在看到一个伟大公司的诞生和成长，其实都是从一些很草莽的细节和故事中走过来的。这些公司的成长历程和曲折，也是中国公司或者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过程。在《激荡三十年》中我写道：一群小人物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将中国历史不可逆转地推向了未来，这是很了不起的。
电脑报：从《大败局》，到《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创作过程最艰难的是哪部，为什么？
吴晓波：创作中最艰难的数《激荡三十年》了，如何描写那段历史、用怎样的体例和主线来记叙、比重怎样分配、如何处理庞杂的历史材料与细节，想明白这些问题，我用了1年多时间。而《大败局》是我的成名作，它采用一种案例集的模式，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组合，并且是一个新颖的视角，但今天看来，它的创作门槛不是很高的。而《跌荡一百年》虽然历史更加悠久，但体例上是《激荡三十年》的延续，因此难度相对较小，只要解决素材问题就行了。
电脑报：对于历史的认知与定性往往一言难尽，那么在你的创作中，是如何体现对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
吴晓波：确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读。我曾被问到过一个关于孔祥熙的问题，在《跌荡一百年》中，我更多的是从负面角度来描绘他的，他是民国的“误国首恶”，但问题是，孔祥熙在山西故里太谷也做过很多教育普及工作，对于当地教育作出过贡献啊。因此对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说民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的话，那一定有导致失败的人和力量，孔祥熙就一定是那个人了，因为孔氏在很长时间里是国家的财政首长，一度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百年以来，没有人在财经事务上比他权力更大，但他把国家纲常全数败坏，而自己则成为举国首富，因此他是国家主义与官僚资本勾结的一个最恶劣的标本。
我在写作历史时，很少对人有强烈的好恶感，也拒绝用个人的情感来影响理性的判断。但是，孔氏是一个例外。
电脑报：你的作品大多都是精英史，对低层民众的关注是不是太少了？你对你作品的读者是如何定位的？
吴晓波：那你说《史记》是平民史还是精英史？历史是由全民参与的，但书写历史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不矛盾。我的作品就是记录在商业兴起时代里的特殊族群。我的成功也说明我这条创作道路是可以成功的。
我很庆幸有很多人喜欢看我的书，卖得也不错。畅销书是相对于数量上的概念，我更觉得我的作品是长销书，至少在规划时，我是站在历史价值的角度来思考的，因为我设想：当外国人、50年以后的人要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该怎么办？这就是我的定位与受众所在。
电脑报：说到成功，在刚结束的一个评选中，你获得了与林毅夫、王石同样的奖项和“中国青年领袖”的评价，你如何看待你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贡献？
吴晓波：是，我获得了一些奖项，这是社会对我的认可，但也是对文字工作者的认可。我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始终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我只希望我能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去研究中国经济。至于被认可的经验，我只想说两点，一是要做好自己的创作规划，二是坚持不懈地写作。冯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这点对任何人都适用。
中国经济风向标是“猪”
电脑报：你对中国IT历史同样研究颇深。在你看来，你觉得互联网对文艺创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网络创作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淘汰掉你这种类型的创作？
吴晓波：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宝库，这我很认同。网络将散落在各处的零碎价值拼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种工具，给我们从事创作者提供的便利难以想象。
未来世界一定是一个电子化的世界，但我认为传统创作依然会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是电子化的，因为类似于财经写作必定需要依托于现实的采访与调查，第一手内容的价值永远存在。
电脑报：问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你说自己“即使要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那么你对金钱、财富是什么样的态度？
吴晓波：的确那样，但我的意思是，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要思想独立，首先要完成财务上的独立。当年我看《红楼梦》，就在想，曹雪芹一定富贵过，因为没有富贵过的话不可能对财富有这样的态度。财富这个东西，人的天性就很容易仇恨它。知识分子对待财富保持一种很平和的态度，这是很难的。我现在看企业家真的是很平和的——你有1000个亿、100个亿。第一，这跟我没关系；第二，我也不羡慕；第三，我很尊重他们。我写这些企业家，其实跟我的财富观是有关系的——如果我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每天跟这帮富人在一起，其实心态会很差的。我和他们在外面吃一顿饭，吃的是鲍鱼甲鱼，回到家里住三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拿2000块钱的工资，我怎么能够平和得了？我不对你“革命”怎么行呢？
但是我现在尽量不让自己变成一个商人，因为你真正做企业以后，一定会丧失掉很多立场。人都是这样的，一定会捍卫某一个阶层，你要不捍卫他，你就会跟他绝缘，有距离。我蛮喜欢那个当年和萨特搞对立的雷蒙·阿隆，他就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我觉得我们媒体人也要有这样的姿态，就是一个旁观者，但你又不会离他很远。
电脑报：最后一个问题，根据你数十年来对企业的研究，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冲击下，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应警惕的因素是什么？
吴晓波：经济危机对企业是一次冲击，也是一次机遇。中国制造在亚洲金融风暴时水落石出，而此次危机后，我们最应警惕和思考的，是如何站在未来的角度上思考现在。巴菲特说：我们要去他们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认同这句话，我认为目前中国公司最缺的还是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突破。
电脑报：那在你看来，中国经济是否复苏，该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呢？
吴晓波：猪！我的答案永远是猪！当然，不是说丁磊去养的猪。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全球会不会复苏，要看亚洲；亚洲会不会复苏，要看中国。那么中国会不会复苏，要看什么呢？众说纷纭，有说要看制造业，有说要看外贸，有说要看4万亿投资的成效，还有说要看地产、看股市、看老百姓有没有信心。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看猪。看猪会不会飞起来。猪曾飞起来过，在2007年。两年前的那次通货膨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猪肉疯了一样地涨。后来，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一个劲地鼓励农民去养猪，养一头补贴100元。可是，到今年，生猪批发价突然跌到了10元/公斤。按现在的价格，一头猪要少掉500元到700元纯利，这意味着，一年前所有响应号召的农民都血本无归了。
前面讲的是生猪养殖方面的情况，可是，猪真的要长上翅膀飞起来，还需要有别的“生长激素”。它是什么呢？那就是货币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飞猪的“头号饲养员”是美联储和中国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