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T业30年编辑本段回目录
记者 申明
1978年，春。走出会议室的柳传志从北京街头漫天飘飞的柳絮中感受到了一丝“踌躇满志”，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这一天，中科院向全体职工传达的“全国科学大会”精神让这位34岁的中科院计算所技术员意识到他的“春天”就要来了。柳传志后来回忆说：“科学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
而此前柳传志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是在喝茶读报中度过，尽管他是一名合格的工程师。
30年后，已经身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的柳传志坚定地认为，这一年也是中国IT(信息技术)业的春天。自此以后，中国IT业在政策引导、市场培育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高速发展之路。
30年来，中国IT业由20世纪80年代最初几十亿的产业规模，发展到数万亿，IT业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数字也许更能说明一切，电子信息产业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5.6万亿元，软件业务收入5800亿元。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12%，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达5.27%。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显著的提升，CPU、第三代移动通信，数字电视等研发成果产业化成效明显，涌现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总体差距逐步缩小。
30年后的中国已无可争议的跨入IT大国行列。
差距！差距！
2008年6月24日，中科院计算所楼前，人头攒动。大家聚集在这里等待着一个令人兴奋消息的发布。当天，目前中国运算速度最快的高性能计算机曙光5000正式发布，其浮点运算处理能力可以达到230万亿次，这个速度让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再次跻身世界前十。
让我们把时光倒流到1956年。同样是在中科院计算所，一群技术人员拿着苏联人的图纸，开始制造我国第一台计算机“103机”，这台计算机的每秒运算只有30次。在今天看来，这样的速度实在“够慢”，但它却在诞生后的22年后，迎来了自己的“加速度”。
改革开放让每秒30次的运算速度“奔跑”至230万亿次。数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IT产业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当时我国计算科学一片空白，国际社会实行对中国的禁运政策。“即使是机器卖给中国，很多关键部门的计算机还被关在‘玻璃房子’里受监控，中国人也不得进入。”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回忆说。
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标志着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开始。而那时，人们几乎没有人知道计算技术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磁芯存储器，不知道集成电路，甚至没有人见过一台真正的数字计算机。
在前苏联的帮助下，相继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小型机———103机和第一台大型机———104机。之后，又研制成功107、119、111、717、757等计算机。
“这些高科技成果在国防、石油勘探、天气预报、水利工程等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李国杰充分肯定了这些“功勋”计算机的历史贡献。
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敌人的时候，我们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开始逐渐拉大。1974年，美国人组装出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牛郎星8800”，这意味着PC机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却还在以国家的意志，将精力集中在大型机的研制上。
“当时研制的磁盘容量只有29兆，就这还是罗马尼亚做出来后，我们仿制的。”对于技术的差距，柳传志感触颇深，“除了硬件之外，在计算机的应用上差距更明显。”
“我们上学时编写程序用穿孔机，要写很长时间。”东软软件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回忆他在读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时说，“软件的应用案例非常少。”
变革！变革！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
可是这种情绪并没有影响柳传志等一些科技工作者。柳传志发现眼前的这条科研道路叫人觉得压抑。“我们的科研成果很多，但可惜很少能够变成老百姓用的东西。”
柳传志不在乎生活上的贫苦，但是他不能允许自己虚度光阴：“要紧的是确实要做一点事情。”他感觉心里憋得慌。
感到憋屈的并不仅仅柳传志一个人。
“在美国，科研机构很注意自己的研究或成果与工业界的合作；而这个时候，国内的科研还不大关心成果的实用价值、市场价值。”这是刘积仁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学习期间的最大收获。这也成为他回国后，一心想办一个新型研究所，使科研与产业更加密切的最初动力。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央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
这年秋天，新时代的气息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冲进了拥有68所大学和270家科研机构的中关村，也冲进了沉寂的科研人员的心中。
这段时期，辞职成了潮流，“下海”成了最流行的词。而不甘于现状的科技人员也纷纷“下海”，他们给这段历史留下了“拓荒者”的烙印，许多日后名噪一时的IT公司都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这股创业浪潮中。
柳传志，带领10人，怀揣着20万元以及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决心，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成立了联想公司，只不过当时的名字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发誓要做“中国的IBM”；刘积仁，以3个人、3万元钱、3台微机建立了东软的前身———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计算机软件与网络研究室；王文京，借款5万元在中关村一间9平方米的房间创建了用友软件……
产业！产业！
我国的IT企业最初是通过对外合资、技术合作和商业合作等手段发展壮大的。上世纪80年代初，刚打开国门的IT业迅速受到了国外厂商的冲击，先进的计算机等设备源源不断地涌到市场上来，让闭塞已久的国人目不暇接。
1987年，留学回国的李国杰花了1500美元买了一台8位PC机。
犹如摸着石头过河，刚“下海”的科技人员并不明白企业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从给国外企业做服务、做代理开始，一边培育市场，一边完成资金、技术、人才的原始积累，小心翼翼地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据一份资料显示，1986年我国已有5500台计算机，其中80%为小型机，PC机应用受到重视，增长较快。中国的软件产业也开始形成，1990年已达到1.2亿的产值。要知道，早期的软件还谈不上产业，虽然有软件，但却不是产品，多为硬件的附属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摸索前行的中国企业缺钱、缺人、缺项目、缺政策的发展环境是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就在此时，中国IT企业发展之路应如何走的话题，由柳传志引发。
在联想的发展初期，柳传志就明确提出“贸工技”发展道路。就是先学“贸”，再去办工厂，做“工”，再来搞研发，做“技”。而这条路线也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中国IT企业的现状。
然而，这条“贸工技”道路却充满争议。有人认为联想只是贸易和制造企业，而非一家高科技企业。面对业界的种种质疑，柳传志说，“当时，我们的科学家是和市场脱节的，他们对于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技术创新必须经过市场环节，即将技术成果投入市场，实现商品化，产生经济效益，才完成了技术创新的全过程。”
“企业要面向市场现在已成为一种常识，但当时却非常重要。”回首这段争论经历，柳传志说，正是以市场为导向研发流程的建立和完善，让联想接连开发了中国第一台286电脑、第一台自主品牌服务器、第一台因特网电脑、第一台国产万亿次计算机、第一款“关联应用”电脑、第一块安全芯片……
其实所谓的路线之争，恰恰反映了当时我国IT技术薄弱的窘境，这是企业在生存和灭亡之间的本能选择。
当时光的指针摆动到1998年，邓中翰回国创办中星微电子时，曾经喧嚣一时的路线之争自然烟消云散。
有意思的是，路线之争并没有掩盖国内“声名显赫”的IT企业大多是靠自己的核心技术挖到“第一桶金”的事实。
1985年6月，联想汉卡完成了最后测试。这项技术完美地解决了当时进口的电脑只能使用英文的问题，联想依靠汉卡成功进入PC领域，但没人会想到，20年后这家企业却吞并了IBMPC业务。1986年，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方正的前身诞生了。两年后，方正凭借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功能称雄市场，并将外国公司全部挤出了中国市场。
而刘积仁也将自己的论文成果，以80万美元买给了日本客户，挖到了第一桶金。如今东软已拥有1.3万名员工，市值约150亿元的软件集团。
此后在电子政务、“12金”等信息化建设投资的拉动下，中国IT产业犹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今天，中国的互联网网民数量世界第二，占世界总网民的17%；台式计算机市场排世界第二，占世界台式计算机市场的10%；数码设备产品市场排世界第一。而软件产业规模在全球软件产业中的份额由2000年的1.2%提升至8.7%，居世界第四位。
创新！创新！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技术的差距并没有随着招商引资而缩小。
在计算机领域，由于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公司手中，我国的PC厂商赚的只是低廉的浅层技术加工费，毛利率只有5%%左右。柳传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卖一台电脑才赚了一捆大葱的钱。”
“市场换技术并没有换来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李国杰说，政府和产业界意识到，核心技术是引不来的，不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仍然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正如攀登珠穆朗玛峰有“南坡”和“北坡”之分一样，中国IT产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创新精神。
1999年10月，中星微电子在中关村一个不起眼的办公楼里成立。邓中翰选择了当时空白的数字多媒体芯片行业为切入点，避开了较为成熟的CPU芯片和存储芯片。
2001年3月11日，“星光一号”研发成功，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重要的是两个月后，“星光一号”就实现产业化。
“我们现在以1300多项的国内外专利，过亿的芯片销量，占据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拥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邓中翰说。
2001年10月13日，我国第一款通用式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龙芯”问世，改变了中国计算机的无“芯”历史。此后，龙芯电脑、服务器相继问世，而16核的龙芯芯片也将在2009年年底推出。
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Linux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嵌入式软件、信息安全软件及办公套件等相关产品，在电子政务建设和行业信息化推进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0年来，我国计算机事业经历了风风雨雨，每一点进步都是自主创新的结果。”说这番话时李国杰信心满满。
除了技术上的创新突破外，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也已经成为中国IT业的常态，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深层次改革让中国的IT业充满生机。
作为第一个将硅谷模式引入中国的企业，中星微以知识产权以无形资产入股，形成一家产权极为明晰的企业，在发展思路、经营思路上做到了完全自主。这在改革开放仅仅20年的中国无疑是一次跨时代的创新。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载体，也是自主创新的动力之源。”刘积仁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企业只有眼睛盯着市场，心里想着市场，才能使技术创新找到生命的源头，才能使技术创新实现其真正的价值。
30年来，我国的IT业从国外封锁条件下的起步到依靠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走向价值链的高端；从科技人员自筹资金“下海”创业发展到大批“海归”携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国际资本回国创业；从计算机的汉化技术发展到主导创制国际标准；从单一企业的独立创新发展到联盟和集群式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下一个30年，以创新为特征的中国IT业必将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不竭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