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媒体和互联网并不传播民主编辑本段回目录
像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不能确保全球民主,Andrew Keen如是说。
对于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站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政治化夏天。最早的民主的twitter对伊朗革命推波助澜已经被一系列数字化的现实主义政治教训所取代。一个始于嘈杂拥挤的德黑兰街道上的乐观的夏天,正在以沉默的协作的全球互联网活动对抗一个孤独的格鲁吉亚博客而结尾。
回到六月,似乎像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实时社交网站能够帮助协调一个有效的民主反抗来对抗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威权体制。但今天,除了那些相当可怜的Twitter淡绿色用户头像和那些逐渐减少的还声称自己的地址在“德黑兰”的现任伊朗政府的西方反对者,没有谁依然那么乐观了。
同时,生活也在互联网的实时洪流中横冲直撞。伊朗被Twitter上的流行话题撞上了,首先是迈克尔杰克逊突然的死亡,然后是大规模的Twitter和Facebook的屏蔽,现在,是已经在美国成为一个的发光的大棒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用来支持和攻击奥巴马的医疗政策提案。
奥巴马没能成功地复活他曾经强有力的互联网政策来对抗民主党人对他医疗政策的反对突出了用来维持一个数字分布的政治组织的后勤挑战。然而,对那些认为社交媒体是天然的对抗威权政府的有效武器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更多不好的预兆是在8月6日和七日Twitter和Facebook停止服务背后的受干扰的形势。
最初被不便捷的社会媒体世界所欢迎,认为是拉斯维加斯黑客或艾哈迈迪内贾德同情者的杰作。但很快被弄清,Twitter和Facebook的停止服务是被一个专业组织的并拥有有充足财政支持的拒绝服务阴谋用来使一个叫“Cyxymu” 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的博客沉默。社交媒体被认为的民主交流功能被他们的威权政府所利用。与其说给市民们提供了一个反抗专制的群体声音,还不如说数字科技已经成为了压制言论自由和迫害独立社交媒体活动分子的工具。
很多西方分析家认为是莫斯科发起的这场与“Cyxymu”的数字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威权政府利用最新的联络科技来使他们的敌人沉默。昨天,一来自于叫做美国网络结果单元(US Cyber Consequences Unit)的非营利做组织的九页报告指出,俄罗斯黑客们利用微软软件和攫取像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上的数据在去年8月份的战争中发起了对格鲁吉亚政府的网络攻击。这些攻击是这样的有效组织的以至于他们不仅成功地破坏了个格鲁吉亚总统和国家银行的网站,还端掉了大多数媒体组织。
在为数不多的警告会出现这种黯淡的数字情景的西方互联网分析家中,Evgeny Morozov是其中之一,现在为纽约索罗斯支持的开放社团机构工作并且是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 magazine)的博主。我昨天和Morozov在Skype上聊了一下,去理解对于互联网理想主义者来说,2009年沮丧的夏天教给了我们关于互联网政治现实的什么。
在进入令人压抑的关于互联网如何被用于颠覆民主的冗长叙述之前他告诉我,“我试着去带给这场谈话一些现实主义内容”。从普京的肮脏电脑欺诈部门,到中国的五毛,到伊朗政府在宗教研究所发起的博客研讨会,Morozov认为威权体制已经成功地运用了社交媒体作为他们自己的反民主工具。对于互联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是本质上自由的了,白俄罗斯出生的Morozov告诉我。就像任何其他媒体技术一样--例如斯大林用于宣传的电视,或者是纳粹对于广播的使用--互联网很容易被政治独裁者使用。
但是就是互联网的文化软实力--一种被他形容为“大众的鸦片”的东西--是Morozov最害怕的,就像对老大哥(Big Brother)的恐惧一样. 套用Huxley的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而不是奥威尔(Owell)的1984,Morozov相信互联网正在产生一种“互联网享乐气候”在威权主义国家,就像沙特阿拉伯那样,政府拿社交和黄色网站的自由来交换他们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
那么,理想化互联网的本质究竟应该怪谁?不仅仅应该怪像Morozov批评的那个夸大互联网自由化和全球化潜力的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Nicholas Negrophonte那样的激进分子。西方政治家,Morozov认为,是互联网和政治联姻的“真正罪魁祸首”,因为他们把社交媒体看作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传统对外政策的替代品。
Morozov挑出了英国首相布朗作为“天真的”,视社交媒体网络为在威权政府制造反对者的方式的典型。批评布朗上个月在牛津TED会议上的题目为“联网全球造福人类”演讲,同样在TED做过演讲的Morozov反驳道,布朗是错的去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社交网站和博客可以保证避免像卢旺达种族灭绝那样反人类的犯罪的时代。相反,最近的刚果种族屠杀和伊拉克战争发生了,尽管我们有社交网站和博客。
那么我和你应该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用互联网来帮助传播民主?Morozov认为仅仅加入Facebook上关于自由伊朗和自由中国的群组然后希望民主最后会奇迹般地到来是不够的。作为一个政治积极分子,我们需要把我们从理想主义者转换成现实主义者并且系统的全面的做我们的作业,去了解威权社会的复杂性。
一个普通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当然在今年沮丧的政治夏天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且Morozov对新现实主义的关于社交媒体在威权社会影响的倡议是正确的。讽刺的是,他的数字品牌的现实主义也许最终会成为使整个世界更加民主的最有效的战略。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social-media/6049066/Social-media-and-the-internet-do-not-spread-democrac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