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女程序员——张绮霞编辑本段回目录
她的名字找不到，但我们这些曾经以编程序为生的，都该来对她表达一份敬意。
因为，她是我国第一代程序员中唯一的女性，苏联专家什米格列夫斯基最优秀的弟子之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地面跟踪，主要程序就是出自她的手笔。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不适合作编程。这不知道是从何而起，据说世界上第一个程序员就是女的。“女性不适合编程”这是不是传说暂且不论，至少她是这个传说的绝对颠覆者。
父亲回忆当年的工作时讲过，“张绮霞（天，写到此处忽然灵光一闪，这个名字一下就冒了出来，虽然最后那个字是不是这个霞有待存疑，但肯定是这个音）编的程序，一次就过。”
这份本领，当时几个男的程序员都比不了。
编过程序的人，大体能够感到其中的厉害——至少我编程从来不敢说一次就过，要反复修改，才能剔除其中的Bug。
当然，我知道自己的朋友中，能够编程不出错，一次就过的也会有，也很了不起。
慢……
请记住时间背景——那是五十年代的编程阿。
什么是五十年代的编程呢？这意味着没有Basic,没有汇编，没有Colbol。。。这种编程不是今天那样的“写”程序，而是用机器语言来编！也就是说，编出的程序根本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在纸带上打出的不规则小孔（修改程序就是给纸带打补丁），程序员需要先把给计算机的指令换算成二进制数字，然后把二进制数字转成这些小孔，每一个小孔代表了给计算机的一个信号，上百个小孔驱使计算机作一个动作，成千个小孔形成一条指令！
那根本不是人能看懂的东西。
让我用成千个小孔向计算机下达指令……别说作这样的程序了，就看懂它，也足以令人恐怖。而张绮霞编的程序“一次就过”！这种本领，就太……空调可能坏了，后背一阵发冷。弄明白这件事后，当时我见到她常常会多看两眼，而且根本不敢跟她提自己也是个编程序的……
早年曾对这些带点儿“非人”的描述有所疑惑，但真正见识了几次，心里又有点儿怯惧，只是找不到表述那种感觉的方法。直到看了冯骥才先生的“刷子李”。
“刷子李”是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一位粉刷师傅，据说是这样的——“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最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
这简直不是人的本事。
刷子李收了个徒弟曹小三，曹小三不大信师傅有这个本事，老想看出破绽来。于是，第一次跟着师傅刷房子，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父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妨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想拿砖头砸冯先生的冲动。
没说的，这句话值得记一辈子。
不过，我见到张绮霞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在她退休以后。那时，她常来找父亲帮忙——多半是相机玩不转了。还有的时候是微机玩不转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今天的计算机和当年简直没有相似的地方，整个一个家用电器。这些作研究的，多半是对着二进制口若悬河，自家的电视有几个功能永远搞不清楚。计算机成了家用电器他们玩不转，恐怕一点儿也不奇怪。
后来她曾经说过，这些搞计算机的老人儿，应该自己成立一个组织，相互通气，交流技术。
估计是觉得跟小辈儿们请教Windows里面打印机在哪儿设置这类事情多少有点儿伤自尊吧。
再看这张照片，目光清澈犀利的张绮霞女研究员，和计算所食堂前面清晨举着把剑锻炼身体的张阿姨。。。 无法分明的感觉。
大巧若拙，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写到中间，因为心里打鼓，给一个出身计算所的朋友写了个邮件确认，他的回信让我放了心——张绮霞，的确是这位我国第一位女程序员的名字。他还说了一件事——1960年，陈赓大将来所里，看了张绮霞编的程序，听人家说明白这是干什么的，大为钦佩，一个劲儿地敲自己脑袋。
能让陈赓大将敲自己脑袋的，能有几个？
记计算所软件工作的初创阶段编辑本段回目录
董 韫 美
一、首届训练班
1956年秋，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计算所）调集人员，开办了计算机训练班和计算数学训练班（简称机器班和数学班），我就在这时被派到数学班学习。
数学班的学员主要是当时（1956年）分配来或调来的各大学数学系的应届毕业生（21人），还有调集到计算所筹备处来的科技人员（5人），此外，还有各高等院校、部队的进修教师（17人）。上课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数学班先后开设的课程有：清华大学孙念增先生讲苏联科学院БЭСМ机说明书中有关数制及指令系统部分，北大胡祖炽先生讲数值分析，北大张世龙先生讲无线电原理，冯康先生讲数学物理中的直接法，何国伟先生讲微分方程数值解。另外，数学班和北大1957年毕业的计算数学班同学还有一个联合讨论班，学习线性代数计算方法。
与训练班同时，还有一些同志在苏联科学院和高校实习和进修学习。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第一届训练班也就结束。
二、苏联算子法
随后计算所，成立了若干个组，其中的程序设计组，由我任组长，组员有李开德、陈式曾、张绮霞、邱佩瑜、甄学礼、许自省等同志。
1957年秋，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的什梅格列夫斯基（Ю·Д·Шмыглевский）气动力学专家，在所内讲授“机器数学”课程。除原训练班学员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听众。所讲内容包括程序设计基础、程序自动化、程序的检查及其自动化、机器上的工作组织问题、试验机器的检验程序等课题。主要围绕苏联的M-3和箭牌计算机讲，后来讲稿部分内容整理成书，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程序设计书（Ю·Д·什梅格列夫斯基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译，程序设计基础，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
什梅格列夫专家讲完程序设计基础之后，又专门为程序组讲叶尔晓夫（A·П·Ерщов）的《ППЫЭСМ》一书手稿（该书当时在苏联尚未出版），把苏联李雅普诺夫（Ляпунов）算子法介绍到中国，并且介绍了苏联的ПАПА（相当于联结装配程序），美国Grace Hopper的AZ自动编码系统，结合介绍苏联在初等函数计算方法的成果，指导程序组编制了M-3机上初等函数计算程序。
1958年夏，苏联专家回国，我们的工作开始了新的阶段。首先是大跃进开始，重新调整组，程序组的人员有董韫美、李开德、仲萃豪（1957年北大毕业后分配来）、陈式曾。我们又重读了А·П·Ерщов的书（刚刚出版），后来，耿立大把该书译成中文出版了，我为译稿进行了校对。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讲程序自动化的书（А·П·叶尔晓夫，快速电子计算机编制程序的程序，科学出版社，1959年8月第一版）。
随后杨奇从苏联学习结束回国，来到程序组并担任组长。全组进行了一次ПП（编译程序）的练习，即按算子法思想自己设计了框图，并人工模拟计算机走了一遍。
程序组同时进行的工作包括：为第二届计算技术训练班讲课（董韫美、仲萃豪讲程序设计），103机（即M-3机）和104机（即БЭСМ机）检查机器程序的编制和配合机器联调工作。
三、最初的实践
1958年底杨奇回原单位，仲萃豪继任程序组组长。该组主要围绕如何使用103机、104机的问题做工作，包括写典型计算方法标准程序，参加外出调查实用问题和编制某些实用问题程序等。
1959年卢慧琼和周师曾分配来组（周不久后调离），陈式曾调离。在大跃进的形式下各地纷纷成立科学分院，许多院校上马搞计算机，第二届计算数学训练班结束，许多人留下来到各室进修，原来只剩4人（仲、董、李、卢）的程序组一下子增添了十多名进修人员，1959年分配到组来的还有曹东启、时方绰，后来又来了刘启业。1959年中，除学习程序自动化知识之外，全组主要还是围绕使用103、104机解决问题来安排各项工作。
1960年，程序组开展了两项主要工作，即晶体结构分析标准化系统（与科学院物理所合作）和104机编译程序。前者实际上是一个晶体结构分析计算的软件包，后者是我们在机器上实际试验的第一个编译程序。与此同时，在1960年和1961年都设计过程序库的方案，但都没有实用化。此外，曹东启摸索计算机辅助医疗诊断问题，时方绰、刘启业承担了检查机器程序编制任务。后来，程序组不再承担检验机器程序的任务，时、刘两位调到了逻辑设计组。晶体分析系统是由董韫美（前期题目负责人），卢慧琼（后期题目负责人）、郑人杰（清华大学进修教师）、程虎、王廷俊（1960年底分配来所、参加后期工作）和物理所的范海福、梁栋材等承担的。
1960年5月，程序组正式开始了104机编译程序的工作。1960年6-8月进行总体设计，参加人员有本所仲萃豪、董韫美、李开德、卢慧琼，进修教师杨箎引、罗文化、王茀留。在总体设计前期，北大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部分师生开展教育革命运动结合实际，双方曾就总体设计问题进行过几次共同讨论。
从1960年9月—1961年3月进行逻辑设计、程序设计和分调，其间本所人员只李开德一人参加，其余均为进修人员（这是为了给进修同志最大限度地提供程序自动化的实践机会），计有：杨箎引、罗文化、谢奇光、李万学、邵兴方、李振华、程锦松、汤怡群、佟大铁、曾继钊、张毅等同志。1961年4月—8月，进行总调、试用和修改。由仲萃豪、谢奇光、邵兴方、李振华等承担。
104机编译程序的指导思想来自FortranII和苏联算子法两方面。曾用它编写解算了10个数值分析方面的题目，是国内第一个能够运行的编译程序，但它毕竟只是一个试验性系统。有关工作，曾在全国第二次计算技术交流会（1961年12月，汕头）上提出两篇文章。
1961年中，我从晶体分析课题中抽出和李开德一道来做104编译程序检查工作。当时，并无完整正确的资料，因此，我们的办法是逐条读真地址程序（6700多条三地址指令），从中获得一些信息：系统的功能，它所接受的语言，信息编码方式，加工的算法，目标程序结构等。这番检查，获益极深，最主要的就是深刻认识到必须把编译程序工作置于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上。
四、整备和中心转移
1962年初，仲萃豪转到机器翻译组任组长，由刚刚回国不久的许孔时任程序组组长（他是在1958年底去苏联跟А·П·Ерщов进修的），董韫美任副组长。进修人员大部分陆续返回原单位，组内增加了朱三元、周少柏。
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程序组的工作也进入一个整备阶段。
总结104机编译程序的经验，程序组决定从原来学习苏联算子法，彻底地转到以ALGOL60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验证明这一转变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当时ALGOL60正在成为国际上程序语言的注意中心。我们组织了一个讨论班，系统地轮流报告有关ALGOL各方面问题的国外文献和自己的工作，吸引了不少外单位的同志，清华大学周寿昌、孙永强及其它青年教师都来积极参加。据有记录可查的讨论班从1962年3月到1963年11月共报告了36次。
1962年起，胡世华先生为年青同志讲授数理逻辑课，程序组的同志大多参加学习，此后又学习了能行性理论方面的课程。
同时，许孔时编译了一本算法语言文集，向国内读者介绍ALGOL语言及其发展情况（科学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
曹东启与张绮霞、朱淑霞合作编写了“实用程序设计”一书总结了三室所积累的程序设计经验。
程序组围绕ALGOL的工作分成以下几个方面。语法形式化：为刻划ALGOL或类似语言的语法，董韫美、李开德提出了一种新的语法模型-P语法，除了用BNF来描述语言结构之外，同时可用递归谓词刻划上下文关系。这项工作曾于1963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第三次计算技术经验交流会（即633会议）上报告。语义问题：谢奇光、朱三元详细调查了ALGOL60语义描述中存在问题的讨论和各种建议，并且他们自己也提出若干问题和改进建议。编译算法和目标程序结构：主要是学习了大量国外文献。
1962年秋来组的同志有：凌征海、付作新、彭志松、苏海岛。
1963年成立九室，许孔时转到信息加工组任组长（1964年初——1965年又到英国进修），程序组改名程序自动化与程序理论组（九室四组），由董韫美任组长，周少柏任副组长。
五、实用化的编译技术
633西安会议后程序组开始考虑为119机建立编译系统的问题。
1964—1965两年的时间，九室四组为119机建立了编译系统BX119。参加人员有董韫美、周少柏（以上为题目负责人）、李开德、卢慧琼、曹东启、谢奇光、王廷俊、程虎、朱三元、凌征海、付作新、彭志松、苏海岛等13人。
该系统包括算法语言BCY、和把BCY译成119机器语言的两个编译程序BCI和BCII。
根据1962—1963两年中对ALGOL的诸方面问题的系统学习研究，我们知道，真正ALGOL60编译程序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为ALGOL60写编译程序的人必须按他自己的意思把该语言语法语义中的漏洞堵上（如果他真的懂ALGOL60的话），对含混的地方作出精确规定。我们决定，与其去修改ALGOL60，不如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设计新的算法语言，这就是BCY语言的来由。BCY自然受ALGOL的深刻影响，但也增加了某些新的成分，使得可以在程序中使用外存储器和对机器字进行部分字的运算，并含有描述机器上的运算过程所需的其他有关成分。在语法方面，证明了BCY无二义性（李开德做的工作）。语义方面当时虽然没有系统的办法来保证什么，但也借鉴ALGOL60语义中发生的问题，尽力使语义精确化。
两个编译程序接受同样的源程序，产生不同的目标程序，BCI的目标程序执行速度较快，适于正式计算用；BCII的目标程序注重调试方便，适用于调试计算方案。也就是分别在目标程序优化和调试目标程序的手段措施上分别下了工夫。它们都是多遍的编译程序，前三遍是共同的，在最后才分开。编译中还自动搜集源程序和编译过程中的各种统计资料几百个数据。
源程序语法检查是全面的，错误被限止在很小的范围内。事实上，找到了后来国际上称之为LL（1）文法的条件和机械地生成语法状态矩阵的方法（董韫美做的工作）。在建立BX119的过程中，还对有关编译的其他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内外存自动调度和半自动调度方法，自编译方法等。只因不想把目标弄得过大，头绪弄得太繁，才没有搞到实现方案中去。BX119的工作写成六篇文章在全国第四次计算技术交流会上发表（1965年，哈尔滨）。
从技术水平上讲，BX119比起国际上当时的ALGOL编译系统并无逊色。通过该项工作，我们掌握了编译技术。
但是119机是一台不稳定的电子管计算机。用五单位纸带输入和窄条数字印出，用BCY写的程序要经过人工八进数编码转换，编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格式的丰富数据及资料印出后也得人工转换；两磁道磁带机不可靠，既无纠错也无校验，编译程序只好存在纸带上，整整5大盘，输入一次得5分钟（如果万幸没有出错的话）。编译过程中的人机联系是靠控制台开关搬键和指示灯。总而言之，这样的硬件只适于采用第一代工作方式：即人工八进制程序设计和程序员自行上机独占机器手工操作，实际上也是这样干的。当时的领导和用户对编译系统也并不抱希望，没有要求。虽然从1961年冬104机编译程序建立之后起，我们就呼吁解决多个文字符号输入输出问题，但是只是从109丙机开始，才有了八单位穿孔机和宽行打印机。
在BX119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109丙机上马，程序组的力量（已抽出5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就转到109丙机搞BX109B。同时，周少柏、曹东启与三室仲萃豪、姚伟民等一道搞109乙机上的编译程序。
从BX119发展起来的编译技术被搬用于BX109B和BX015，这两个系统成为实用系统，特别是BX015被用户广泛使用。
BX109B工作刚开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艰苦的条件下，总体完成了编译技术的实用化。此后，计算所软件工作从人员队伍、工作内容，都发生了原来意想不到的变化。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fellow.51cto.com/art/200903/11453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