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一、读解美国，不要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
用利益论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动机，有其正确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讲的，利益论非常适用于日本这样的彻底地世俗化的国家。日本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传统上是儒教的世俗主义国家，在近代也没被宗教化过，佛教一直是个人或阶层的信仰问题，从来没被提高到国家或政治权力斗争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着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的原则。
用利益论解释欧洲国家的外交也有实用性，因为欧洲国家虽然原来为基督教国，但现在已经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则。
欧洲和日本跟着美国的外交跑，是因为美国是西方盟主的缘故，美国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二战后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发生大的冲突的时候，欧洲与日本都会选择摆脱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实现现实利益的外交，不为意识形态牺牲现实利益。这是世俗化国家的一贯作风。
但是，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则不灵了，综上所述，美国的外交，是实现基督教理念、传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外交。占国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经常的情形是，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对外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传教实体，成为实践基督教理念的团体，这个基督教理念，就如前面所说，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全球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等基督千禧国的梦想。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不是宗教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的区别，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笃信者的不同集团的区别；克林顿与布什的区别也只是基督教文明护教者与狂热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在对外上，在异教徒面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为都主要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党缘故，他们执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为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这个秩序，就是他们眼中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体制。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在这样的国民和政治家面前，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的进行的无数场宗教战争，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为信仰牺牲性命的宗教热情，再看到依然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利益论显然就不灵了。用利益论来解读美国，会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质。
诚然，我们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美国人在为其战略资源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大打出手的场面，但这个国家利益，也很少会脱离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其外交的关系，就如在前言中所说，“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泛利益论会误导对美国的读解。
比如，就如第一章起头所说，利益论的一个名言，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于美国，容易让人忽略美国外交因基督教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战斗性的本质。
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反基督者是一个宗教概念，是指来自撒旦的与基督精神针锋相对的人或实体，《圣经》认为反基督者的出现是必然，并在多处对他的出现作了预言。“反基督者”一词具体所指，因时代而异。在古代，疯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尼禄被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反基督者。在现代，希特勒及纳粹、苏联及斯大林都获取过这个称号。现在，独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就像艾森豪威尔说，反民主就是反上帝。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势力或人，都被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美国的一贯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
再比如，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打压，利益论者解释，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将中国看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所以处处打压中国。
这种泛世俗化泛利益论的解释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仅仅是日本经济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近七分之一，欧盟的三分之一。并且，在产业结构上，在军事技术上，中国不仅与美国相差一截、甚至与欧盟日本都相差许多。中国成为美国独霸世界的竞争对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在世界上，在多数人眼里，还是与印度、巴西等一样的地区大国。
况且，国家实力并不是与美国形成对立的原因，如果论国家势力，欧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为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对手，他们与美国的对抗势力和潜力，远在中国之上。但这些国家没有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威胁，没有与美国在全世界各地争斗。印度的经济发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瞩目，也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在积聚势力，并且发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没有被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美国甚至帮助其搞核力量。
但中国与美国明里暗里地交手。
中美之间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基督新教信徒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是美国基督教徒与中国的传统力量的较劲。
所以，中美之间的对立关键，是谁接受谁的价值观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官方价值观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指向，相反，美国一直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并一直在为之努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归根结蒂是，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的问题，也就是接受那套大众民主、全民性人权、广泛的自由等带有明显的近代基督教胎记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人民币升值若干，对外贸易自我设限若干，或多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等做法能解决了的。
美国人的外交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与苏联联手打击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联手威胁不大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对抗强敌苏联，联手伊斯兰世界的独裁政体打击本拉登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善于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与苏联联手消灭纳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对苏联封锁和对抗。谁是主要敌人，主要看谁是威胁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当前的主要势力。这种灵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耶稣多次告诉弟子，传教要有智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智慧”。（1）智慧在基督教里甚至有着与上帝一样的高度，《圣经》的一些篇章说耶稣就是智慧，上帝与智慧一起创造了世界。用智慧解决问题是基督徒处世的一个原则，美国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这一原则。
看清美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的本质，而不用泛利益论的方法来分析其外交行为，这很重要，这样就会明白美国人眼中的真正的敌友及真实的外交动机与目的。
二、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具体到中美关系上，把握美国的国家本质，看清美国的外交实质，就会真正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把握住美国的未来的国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关系的走向。
我们依据美国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立足于上述对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分析，结合国际一些理论和人的看法，来看看今后中美关系今后的可能的互动和走向。
依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现行的体制和价值取向及宗教倾向不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不会变。随着基督教保守势力在美国的增长和扩张，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可能演变为敌对关系。
如上所述，美国人因为其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在全世界建立起实践基督教理念的社会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来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国。
美国在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过程，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包括，在他们看来不民主的体制，反民主的人物，反基督教的体制，反基督教的人物等等。在过去，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的军国主义肇始者霍亨佐伦王朝，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的希特勒政权和日本法西斯政权，通过二战后与苏联的冷战竞争，搞垮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目标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复活的伊斯兰世界。
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初期，美国把红色中国看成了与苏联一样的意识形态大国，对中国实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人醒悟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共产主义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共产天国，不如说是要追求富国强兵之策，要摆脱近百年的国家耻辱和民族危机，它的本质是近百年来各种救国方策和主义的一个承续。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杀和打击，而是“在交往中改变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在交往中，中国如果不改变它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在美国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过程中，在美国建立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就会成为一个要扫除的敌对目标。
实际上，小布什上台以来，由于小布什政权的神权政治色彩，由于现在掌握白宫外交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标准，唯物主义的中国已经被他们列为敌人。布什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在谈到对世界的威胁时候，说：“从长远说来，我们的问题在中国”，（2）说明了美国保守派对中国的界定。
环顾世界，在今天，世界已经朝美国努力的方向上大迈了一步，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得以扩张，全世界卷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数国家变成宗教自由的国家，曾经是美国对头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宣布要加入北约，也开始了回归西方文明的进程，普京上台后也宣布，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将成为立国之本，要将俄罗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仍然在坚持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就只有伊斯兰和中国了。
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被美国描述成没有 “宗教自由”的国家，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旨在消灭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一些人权团体和宗教团体，每年都要列举中国存在的大量“人权问题”和“宗教迫害”，尤其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并在中国重要人物发言中寻找中国敌对基督教的证据，每当发现这些迫害和敌对的证据时，都要在美国国民及政治家产中引起新一波反华情绪。
美国现在专注于伊斯兰世界的事务，美国有可能被伊斯兰的反基督教势力如原教旨主义者拖入泥沼，美国需要中国在其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中予以协助，并在针对伊斯兰世界改造行动中保持中立，所以，依据“智慧外交的原则”，美国在现阶段把中国还称为朋友，甚至有时把与中国的关系称为“伙伴关系”。
但是，反基督者是美国永恒的敌人，这是美国在其意识形态外交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或早或晚，美国都会与“反基督”的国家或势力冲突，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伊斯兰世界问题解决之后，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仍然是把唯物主义无神论当作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那么，由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以及始终如一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目标，无论布什之后是谁当权，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将成为美国国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将被视作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最主要障碍，那样，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走向进一步对立，甚至演变为敌对关系
美国作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孟洛（ Ross Munro）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不久将与中国斗》，在美国和日本都很畅销。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唯物主义者是冥顽不化的，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义。这本书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在访华时，曾向一位地方官员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据说这位官员很不愉快。作者说，中国难以改变，务实主义让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功只加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自信，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与美国在各方面发生斗争和冲突。该书清楚地描绘了中国与美国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神学上的一种见解，也会助长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
长期以来，在部分神学家那里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撒旦因素。他们说：中国人千百年来崇拜龙，视蛇为神物，而龙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征。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诱惑才堕落的，在末世，撒旦将以巨龙的形式与上帝争战，最后这条巨龙被上帝捆绑扔入永火。中国人千百年来喜好龙崇拜龙、对龙顶礼膜拜，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子孙，引以为傲。这不暗示着中国与龙冥冥中有着某种亲和关系吗。
他们说，中国人又喜好算卦占卜，听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认为是撒旦的伎俩，是通邪术，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会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诅咒的。
他们说，中国人千百年来没有发展出一种追求天国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价值“福禄寿”，而世俗的福禄寿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视作是“肉欲”，是来自撒旦的诱惑。
他们说，中国人在与基督教长期的接触中也没有接受基督教，唯独对搞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独钟，崇信千年，顶礼膜拜，而拜偶像信假神也是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视的。
现在，他们说，中国干脆相信仰和追捧起了无神论，把基督教当作毒害人民的鸦片，当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定要被消灭的东西。
他们说，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文化和本性，带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迹。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界定，固然激起了美国人的对华传教热情，使得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亟需传播福音的地方，对在中国的传教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这种界定也一直让美国人对中国有着警觉，这个警觉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撒旦影响的文明，会不会哪天也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鲜明的反基督教势力？黄祸论过去反映了这个警觉。
现在，这个警觉又反映在中国与反美势力结盟的猜想当中。
中国在传统上就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友好，当年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策略让中国与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结下深厚友谊，近年，中国出于国家的自身利益，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的缘故，发展了与这两个地区国家的传统友谊，其中包括一些反美情绪严重的国家，如苏丹、埃塞俄比亚、伊朗等等。这种友谊让美国人警觉中国会与反美国国家结成一个反对基督教文明的联盟。
尽管中国一直在宣布不与任何国家结成联盟关系，但是美国人一直相信，由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撒旦色彩，以及现在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实际已经存在着一种旨在对抗基督教世界的“儒教-伊斯兰联盟”，这个联盟的现实目标是对抗美国的基督教全球化战略，在将来，会带来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教与儒教伊斯兰等异质文明的对抗。
伊斯兰世界一些领袖的发言，也让美国人对这正联盟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卡扎菲说：“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之间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他结盟，与他同一条战线作战，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3）。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基于对文明和现实政治的考察，也认为这种联盟已经存在。
这种神学上的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警觉，也加深了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这种敌意既是神学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圣经》说，在世界的末日会有一场善与恶的世界范围的大战，这场大战之后将是基督的再临和千禧国的实现。在千禧国的信奉者当中，就如前面所说，有人认为在人类扫除了撒旦势力之后耶稣才降临，他们说，现在进行的善的势力的斗争是在为耶稣的再临做准备。统治神学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现在进行的善与恶的斗争是世纪末大战的序曲。
在这些末世大战的信奉者当中，由于中国与伊斯兰和其他反美力量的关系，由于中国的近年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对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有的人就认为，末世大战看来已经进入了序曲阶段，善的势力与恶的势力都大概整合完毕，中国崛起了，而且改变不了传统的世俗主义和偶像崇拜，又加上了一个反基督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离神越来越远，伊斯兰世界又与中国同气相求，所以，末世大战将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联盟与以中国为首的“龙—伊斯兰联盟”之间进行。
这种敌意将中国看成了上帝命定的撒旦，看成了宗教的最终的憎恶标的。
但是，同样在美国，也有一种观点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表示乐观，这种观点同样立足于对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的认识，立足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考察。
这种观点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会恶化，不会在对立以至对抗这条路走下去。中美即将和好，甚至有可能结成同盟。
为什么？这种观点说，中国的传统意识儒教并不是像“龙论”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撒旦要素，是一种现实指向的世俗主义意识，虽然远离神，但不敌对神，不像伊斯兰那样直接否定耶稣的教义。中国长期奉信的佛教也只是偶像崇拜，虽然不信神，但也不敌对神。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上帝缺如”的文明，是“上帝不在”的文明，并不是赤裸裸敌对上帝的文明。
这种观点说，这样的文明不敌对基督教，中国自唐朝开始的基督教传入以来，并没有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针对基督教的迫害，甚至在唐朝唐太宗的时候，对基督教表现得相当友善和宽容。朝廷那时帮助传教士传教，提供资金，那时的基督教传教士被封以朝廷命官，基督教人口也占人口的相当的一部分。在清朝的很长一段时期，传教士也被朝廷重用。
这种观点说，这样的文明也容易接受上帝，接受基督教，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证就是中国的邻国韩国，韩国也是以儒教与佛教为传统文化中心的国家，但韩国自七十年代开始，短短的三十年里，基督教人口增长到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宗教。
这个观点说，中国的现在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致命的敌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不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条狂，而是崇信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在寻找富国强兵之策，而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意识形态的实验地，所以，中国一直在不断地依据现实在改变它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改变的依据就是实事求是原则。依据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在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脱离共产主义说教，国家也在朝脱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迈进。
因此，中国不是长久的敌人，不是注定要与基督教世界对抗和对立的撒旦的子孙、龙的传人。
相反，鉴于中国文明的“上帝缺如”的特性，鉴于中国人对心灵安宁的渴求，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像邻国韩国一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且现在正显示出这样的趋势，基督教信徒呈几何级数地增长，而且越来越向中国的精英层渗透发展，越来越有影响力。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与美国的联盟，将产生于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之后。
这种观点说，如果中国变成像韩国那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的越来越明晰的脱意识形态化，中国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基督教大国，成为世界的重要的福音力量。中国因此会受到美国的欢迎，就会与美国彻底和好，甚至很可能会像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结成盟国，共同维护建设和维护世界的文明秩序。那时，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本质，美国那时将会支持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台湾问题将迎刃而解。
比较代表性地反映这种乐观观点的，是美国《时代周刊》长期在华的一位记者埃克曼（David Aikman）写的书，原文叫《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anity is transi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意思为《耶稣在北京—看基督教在中国怎样传播以及怎样改变世界力量平衡》，中文译本翻译为《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
这本书的作者在华多年，一直是《时代》周刊的中国地区的负责人，是美国知名的大牌记者，在华期间，与政府官员、学术科研单位学者有着广泛的关系。
作者依据自己的在华经历说，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督教力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人数上，据作者断定，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不少于五千万，这个包括官方教会和各种没有登记注册的家庭聚会。其次，在基督徒的人员构成上，也呈知识分子化趋势，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他们通过自己的知识优势，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再次，是在官员中也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徒，他们主要是受在美国等海外亲戚的影响。作者具体列举说，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个女儿全都受了洗，归信了基督。
作者说，现在，在中国，无论你去那里，无论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还是偏远的西北山区，你都可以看见耸立的众多的教堂，在教堂里，聚集着多得都站不下挤得密不透风的信徒。除这些官方的教堂之外，同时在许多的家庭中，也举行着同样敬拜耶稣的聚会。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愈来愈明显的脱意识形态化倾向，也在助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说，中国政府由邓小平时代经江泽民时代，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务实色彩和脱意识形态化，由改革开放黑猫白猫论，到三个代表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表现出僵硬化，而是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地在脱意识形态化道路上迈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与这种脱意识形态化同步发生的是，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显示出未曾有的宽容，尽管在一些小地方，官员对基督教的聚会还严格掌控，但在大城市，基督徒的聚会已经不受什么外界干涉，并且一些官员也是秘密的基督徒，也在暗中支持基督教的发展，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宽松的环境。
作者推断，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宽容，可能与美国政府的压力有关，美国政府对保护基督教的传播很重视，美国国民的宗教热情，都不断地引起务实的中国政府的注意，并逐渐看清美国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本质。
作者认为，这种状态将促使中美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为什么？作者说，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本质的看清，务实的中国政府将会拿对基督教的宽容来与美国做交易，以获取美国百姓对中国政府的好感，让美国国内的反华主张没有市场，以减轻美国国会中右派人士对中国的压力，并换取其他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表现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政府急于获得的，比如贸易上的利益，台海问题上的政治利益等等。而美国基于基督教的国家性质，也乐于并鼓励中国政府来做这种交易。
作者说，中国政府将认识到，仅仅靠游廊说客和贸易利诱来争取中国的利益是不够的，决定美国政策的根本，是美国民众的好恶。美国民众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反华，主要是因为媒体对中国迫害基督教等负面报道。相反，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对中国的好感也会增加，政治家和商人的对华友好政策，就会有市场，就会获得支持，这样，就会给中国带来利益。这种认识将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共识，中国也会沿此道路长走下去。
其结果，作者说，“当中国政府试图在不危害它的统治而从基督教中获得好处的时候，耶稣的羊就终究会驯服中国的龙，”(4)也就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基督教化的国家。
什么是基督教国家？作者说，也就是中国的人口的30%以上将归信基督教，并且在官员当中也会有基督教徒，甚至在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中也会有基督教徒。那时候，基督教将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时代的来临，作者估价在今后的30年内。
作者说，中国的基督教化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会改变中国，而且会深刻地改变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将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基督教国家，这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力量的格局，美国与中国将会彻底和解，不仅和解，亲基督教的国民与亲基督教的政府将会与美国结成良好的关系，甚至会结成盟国，共同对抗伊斯兰极端势力。
同时，作者认为，因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传统的良好关系，中国将成为向伊斯兰国家传播福音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会向伊斯兰朋友传教，而且，由于伊斯兰世界人对中国人的传统好感，在这种传教活动中，中国人不会被他们敌视。中国人将成为把福音接续向西传的使者。
《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这本书基于对美国国家性质的考察，结合中国的现状，对中美关系的演变描绘了一个很美好的前景。
对中美关系持乐观展望并且同样立足于中国将福音化为依据的，是国外基督教界对中国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主要存在于海外的华人基督教界。这种观点说，《圣经》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现在轮到中国了。上帝在现在开始拣选中国人了，中国人吃尽了苦头之后，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理，上帝已为中国人做了很好的预备。中国将像邻国韩国一样，实现了基督教化之后，将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将国泰民安，进入蒙上帝祝福的时代。当然，那时，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将不象现在这样尖锐，将和平友好相处。
在这种“拣选中国论”当中，还有一种颇为著名的“最先拣选中国论”，这个理论说，实际上帝在拣选犹太人之前，最先拣选了中国人，只是中国人没跟上帝走，被撒旦诱惑，神才转而拣选了犹太人。这种说法颇为一些人欣赏，鼓舞了一些华裔基督教徒，让他们颇有了一些中国仍是最先的感觉。但是，这种说法也被一部分人苛病，说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这个理论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属于没有神学依据的论断。
无论是“先拣选论”还是“后拣选论”，由于海外华人基督教界与美国基督教界的密切关系，这些说法也在影响着美国基督教民的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界定，对缓和上述神学上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关系。
当然，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认为中国将要基督教化的看法，难免有些天真和一厢情愿，生活在中国的百姓很难赞同这种说法。但是，美国人自与中国接触以来，就一直抱着福音化中国的梦想，并且为了这个梦想，众多的美国人包括政府和基督教团体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价，他们吸收中国留学生、派遣传教士、支持国内基督教团体，支持亲基督教政府，他们为了这个梦想在一直努力，为此很多人把一生都给了中国，比如那位司徒雷登，终生在中国传教，虽然因为政治原因而死在美国，但最后骨灰也洒回了中国，是美国把中国福音化努力的一个缩影。因此，在现在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国相对开放的时代，美国人又重温起福音化中国的梦，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美国国家的基督教性质，考虑到美国政府的外交实质，再考虑到美国人民的基督教热情，美国人所说的因为中国的福音化而实现的中美之间的和好及结盟，姑且可以认为是中美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前景之一。
上述的各种理论和预测，无论是中美关系悲观论，还是中美关系乐观论，都是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做出的预测，可以说把握住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质，把握了问题的关键，跳出了利益论的传统窠臼，不再从力量均衡和利害得失的角度来把握中美之间的互动，可谓一语中的。至于是悲观论正确还是乐观论正确，主导权似乎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百姓一直是聪明智慧务实而又敬畏天道的。
但究竟如何，只有拭目以待了。
一、读解美国，不要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
用利益论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动机，有其正确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讲的，利益论非常适用于日本这样的彻底地世俗化的国家。日本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传统上是儒教的世俗主义国家，在近代也没被宗教化过，佛教一直是个人或阶层的信仰问题，从来没被提高到国家或政治权力斗争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着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的原则。
用利益论解释欧洲国家的外交也有实用性，因为欧洲国家虽然原来为基督教国，但现在已经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则。
欧洲和日本跟着美国的外交跑，是因为美国是西方盟主的缘故，美国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二战后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发生大的冲突的时候，欧洲与日本都会选择摆脱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实现现实利益的外交，不为意识形态牺牲现实利益。这是世俗化国家的一贯作风。
但是，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则不灵了，综上所述，美国的外交，是实现基督教理念、传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外交。占国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经常的情形是，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对外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传教实体，成为实践基督教理念的团体，这个基督教理念，就如前面所说，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全球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等基督千禧国的梦想。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不是宗教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的区别，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笃信者的不同集团的区别；克林顿与布什的区别也只是基督教文明护教者与狂热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在对外上，在异教徒面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为都主要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党缘故，他们执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为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这个秩序，就是他们眼中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体制。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在这样的国民和政治家面前，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的进行的无数场宗教战争，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为信仰牺牲性命的宗教热情，再看到依然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利益论显然就不灵了。用利益论来解读美国，会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质。
诚然，我们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美国人在为其战略资源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大打出手的场面，但这个国家利益，也很少会脱离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其外交的关系，就如在前言中所说，“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泛利益论会误导对美国的读解。
比如，就如第一章起头所说，利益论的一个名言，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于美国，容易让人忽略美国外交因基督教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战斗性的本质。
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反基督者是一个宗教概念，是指来自撒旦的与基督精神针锋相对的人或实体，《圣经》认为反基督者的出现是必然，并在多处对他的出现作了预言。“反基督者”一词具体所指，因时代而异。在古代，疯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尼禄被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反基督者。在现代，希特勒及纳粹、苏联及斯大林都获取过这个称号。现在，独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就像艾森豪威尔说，反民主就是反上帝。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势力或人，都被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美国的一贯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
再比如，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打压，利益论者解释，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将中国看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所以处处打压中国。
这种泛世俗化泛利益论的解释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仅仅是日本经济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近七分之一，欧盟的三分之一。并且，在产业结构上，在军事技术上，中国不仅与美国相差一截、甚至与欧盟日本都相差许多。中国成为美国独霸世界的竞争对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在世界上，在多数人眼里，还是与印度、巴西等一样的地区大国。
况且，国家实力并不是与美国形成对立的原因，如果论国家势力，欧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为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对手，他们与美国的对抗势力和潜力，远在中国之上。但这些国家没有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威胁，没有与美国在全世界各地争斗。印度的经济发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瞩目，也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在积聚势力，并且发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没有被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美国甚至帮助其搞核力量。
但中国与美国明里暗里地交手。
中美之间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基督新教信徒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是美国基督教徒与中国的传统力量的较劲。
所以，中美之间的对立关键，是谁接受谁的价值观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官方价值观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指向，相反，美国一直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并一直在为之努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归根结蒂是，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的问题，也就是接受那套大众民主、全民性人权、广泛的自由等带有明显的近代基督教胎记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人民币升值若干，对外贸易自我设限若干，或多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等做法能解决了的。
美国人的外交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与苏联联手打击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联手威胁不大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对抗强敌苏联，联手伊斯兰世界的独裁政体打击本拉登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善于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与苏联联手消灭纳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对苏联封锁和对抗。谁是主要敌人，主要看谁是威胁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当前的主要势力。这种灵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耶稣多次告诉弟子，传教要有智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智慧”。（1）智慧在基督教里甚至有着与上帝一样的高度，《圣经》的一些篇章说耶稣就是智慧，上帝与智慧一起创造了世界。用智慧解决问题是基督徒处世的一个原则，美国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这一原则。
看清美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的本质，而不用泛利益论的方法来分析其外交行为，这很重要，这样就会明白美国人眼中的真正的敌友及真实的外交动机与目的。
二、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具体到中美关系上，把握美国的国家本质，看清美国的外交实质，就会真正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把握住美国的未来的国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关系的走向。
我们依据美国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立足于上述对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分析，结合国际一些理论和人的看法，来看看今后中美关系今后的可能的互动和走向。
依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现行的体制和价值取向及宗教倾向不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不会变。随着基督教保守势力在美国的增长和扩张，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可能演变为敌对关系。
如上所述，美国人因为其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在全世界建立起实践基督教理念的社会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来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国。
美国在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过程，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包括，在他们看来不民主的体制，反民主的人物，反基督教的体制，反基督教的人物等等。在过去，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的军国主义肇始者霍亨佐伦王朝，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德国的希特勒政权和日本法西斯政权，通过二战后与苏联的冷战竞争，搞垮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目标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复活的伊斯兰世界。
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初期，美国把红色中国看成了与苏联一样的意识形态大国，对中国实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人醒悟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共产主义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共产天国，不如说是要追求富国强兵之策，要摆脱近百年的国家耻辱和民族危机，它的本质是近百年来各种救国方策和主义的一个承续。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杀和打击，而是“在交往中改变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在交往中，中国如果不改变它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在美国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过程中，在美国建立世界范围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就会成为一个要扫除的敌对目标。
实际上，小布什上台以来，由于小布什政权的神权政治色彩，由于现在掌握白宫外交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标准，唯物主义的中国已经被他们列为敌人。布什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在谈到对世界的威胁时候，说：“从长远说来，我们的问题在中国”，（2）说明了美国保守派对中国的界定。
环顾世界，在今天，世界已经朝美国努力的方向上大迈了一步，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得以扩张，全世界卷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数国家变成宗教自由的国家，曾经是美国对头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宣布要加入北约，也开始了回归西方文明的进程，普京上台后也宣布，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将成为立国之本，要将俄罗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仍然在坚持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就只有伊斯兰和中国了。
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被美国描述成没有 “宗教自由”的国家，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旨在消灭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一些人权团体和宗教团体，每年都要列举中国存在的大量“人权问题”和“宗教迫害”，尤其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并在中国重要人物发言中寻找中国敌对基督教的证据，每当发现这些迫害和敌对的证据时，都要在美国国民及政治家产中引起新一波反华情绪。
美国现在专注于伊斯兰世界的事务，美国有可能被伊斯兰的反基督教势力如原教旨主义者拖入泥沼，美国需要中国在其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中予以协助，并在针对伊斯兰世界改造行动中保持中立，所以，依据“智慧外交的原则”，美国在现阶段把中国还称为朋友，甚至有时把与中国的关系称为“伙伴关系”。
但是，反基督者是美国永恒的敌人，这是美国在其意识形态外交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或早或晚，美国都会与“反基督”的国家或势力冲突，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伊斯兰世界问题解决之后，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仍然是把唯物主义无神论当作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那么，由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以及始终如一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目标，无论布什之后是谁当权，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将成为美国国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将被视作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最主要障碍，那样，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走向进一步对立，甚至演变为敌对关系
美国作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孟洛（ Ross Munro）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不久将与中国斗》，在美国和日本都很畅销。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唯物主义者是冥顽不化的，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义。这本书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在访华时，曾向一位地方官员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据说这位官员很不愉快。作者说，中国难以改变，务实主义让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功只加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自信，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与美国在各方面发生斗争和冲突。该书清楚地描绘了中国与美国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神学上的一种见解，也会助长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
长期以来，在部分神学家那里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撒旦因素。他们说：中国人千百年来崇拜龙，视蛇为神物，而龙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征。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诱惑才堕落的，在末世，撒旦将以巨龙的形式与上帝争战，最后这条巨龙被上帝捆绑扔入永火。中国人千百年来喜好龙崇拜龙、对龙顶礼膜拜，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子孙，引以为傲。这不暗示着中国与龙冥冥中有着某种亲和关系吗。
他们说，中国人又喜好算卦占卜，听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认为是撒旦的伎俩，是通邪术，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会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诅咒的。
他们说，中国人千百年来没有发展出一种追求天国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价值“福禄寿”，而世俗的福禄寿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视作是“肉欲”，是来自撒旦的诱惑。
他们说，中国人在与基督教长期的接触中也没有接受基督教，唯独对搞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独钟，崇信千年，顶礼膜拜，而拜偶像信假神也是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视的。
现在，他们说，中国干脆相信仰和追捧起了无神论，把基督教当作毒害人民的鸦片，当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定要被消灭的东西。
他们说，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文化和本性，带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迹。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界定，固然激起了美国人的对华传教热情，使得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亟需传播福音的地方，对在中国的传教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这种界定也一直让美国人对中国有着警觉，这个警觉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撒旦影响的文明，会不会哪天也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鲜明的反基督教势力？黄祸论过去反映了这个警觉。
现在，这个警觉又反映在中国与反美势力结盟的猜想当中。
中国在传统上就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友好，当年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策略让中国与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结下深厚友谊，近年，中国出于国家的自身利益，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的缘故，发展了与这两个地区国家的传统友谊，其中包括一些反美情绪严重的国家，如苏丹、埃塞俄比亚、伊朗等等。这种友谊让美国人警觉中国会与反美国国家结成一个反对基督教文明的联盟。
尽管中国一直在宣布不与任何国家结成联盟关系，但是美国人一直相信，由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撒旦色彩，以及现在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实际已经存在着一种旨在对抗基督教世界的“儒教-伊斯兰联盟”，这个联盟的现实目标是对抗美国的基督教全球化战略，在将来，会带来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教与儒教伊斯兰等异质文明的对抗。
伊斯兰世界一些领袖的发言，也让美国人对这正联盟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卡扎菲说：“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之间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他结盟，与他同一条战线作战，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3）。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基于对文明和现实政治的考察，也认为这种联盟已经存在。
这种神学上的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警觉，也加深了美国国民对中国的敌意，这种敌意既是神学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圣经》说，在世界的末日会有一场善与恶的世界范围的大战，这场大战之后将是基督的再临和千禧国的实现。在千禧国的信奉者当中，就如前面所说，有人认为在人类扫除了撒旦势力之后耶稣才降临，他们说，现在进行的善的势力的斗争是在为耶稣的再临做准备。统治神学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现在进行的善与恶的斗争是世纪末大战的序曲。
在这些末世大战的信奉者当中，由于中国与伊斯兰和其他反美力量的关系，由于中国的近年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对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有的人就认为，末世大战看来已经进入了序曲阶段，善的势力与恶的势力都大概整合完毕，中国崛起了，而且改变不了传统的世俗主义和偶像崇拜，又加上了一个反基督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离神越来越远，伊斯兰世界又与中国同气相求，所以，末世大战将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联盟与以中国为首的“龙—伊斯兰联盟”之间进行。
这种敌意将中国看成了上帝命定的撒旦，看成了宗教的最终的憎恶标的。
但是，同样在美国，也有一种观点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表示乐观，这种观点同样立足于对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的认识，立足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考察。
这种观点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会恶化，不会在对立以至对抗这条路走下去。中美即将和好，甚至有可能结成同盟。
为什么？这种观点说，中国的传统意识儒教并不是像“龙论”所说的那样充满了撒旦要素，是一种现实指向的世俗主义意识，虽然远离神，但不敌对神，不像伊斯兰那样直接否定耶稣的教义。中国长期奉信的佛教也只是偶像崇拜，虽然不信神，但也不敌对神。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上帝缺如”的文明，是“上帝不在”的文明，并不是赤裸裸敌对上帝的文明。
这种观点说，这样的文明不敌对基督教，中国自唐朝开始的基督教传入以来，并没有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针对基督教的迫害，甚至在唐朝唐太宗的时候，对基督教表现得相当友善和宽容。朝廷那时帮助传教士传教，提供资金，那时的基督教传教士被封以朝廷命官，基督教人口也占人口的相当的一部分。在清朝的很长一段时期，传教士也被朝廷重用。
这种观点说，这样的文明也容易接受上帝，接受基督教，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证就是中国的邻国韩国，韩国也是以儒教与佛教为传统文化中心的国家，但韩国自七十年代开始，短短的三十年里，基督教人口增长到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宗教。
这个观点说，中国的现在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致命的敌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不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条狂，而是崇信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在寻找富国强兵之策，而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意识形态的实验地，所以，中国一直在不断地依据现实在改变它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改变的依据就是实事求是原则。依据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在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脱离共产主义说教，国家也在朝脱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迈进。
因此，中国不是长久的敌人，不是注定要与基督教世界对抗和对立的撒旦的子孙、龙的传人。
相反，鉴于中国文明的“上帝缺如”的特性，鉴于中国人对心灵安宁的渴求，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像邻国韩国一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且现在正显示出这样的趋势，基督教信徒呈几何级数地增长，而且越来越向中国的精英层渗透发展，越来越有影响力。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与美国的联盟，将产生于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之后。
这种观点说，如果中国变成像韩国那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的越来越明晰的脱意识形态化，中国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基督教大国，成为世界的重要的福音力量。中国因此会受到美国的欢迎，就会与美国彻底和好，甚至很可能会像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结成盟国，共同维护建设和维护世界的文明秩序。那时，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本质，美国那时将会支持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台湾问题将迎刃而解。
比较代表性地反映这种乐观观点的，是美国《时代周刊》长期在华的一位记者埃克曼（David Aikman）写的书，原文叫《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anity is transi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意思为《耶稣在北京—看基督教在中国怎样传播以及怎样改变世界力量平衡》，中文译本翻译为《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
这本书的作者在华多年，一直是《时代》周刊的中国地区的负责人，是美国知名的大牌记者，在华期间，与政府官员、学术科研单位学者有着广泛的关系。
作者依据自己的在华经历说，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督教力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人数上，据作者断定，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不少于五千万，这个包括官方教会和各种没有登记注册的家庭聚会。其次，在基督徒的人员构成上，也呈知识分子化趋势，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他们通过自己的知识优势，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再次，是在官员中也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徒，他们主要是受在美国等海外亲戚的影响。作者具体列举说，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个女儿全都受了洗，归信了基督。
作者说，现在，在中国，无论你去那里，无论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还是偏远的西北山区，你都可以看见耸立的众多的教堂，在教堂里，聚集着多得都站不下挤得密不透风的信徒。除这些官方的教堂之外，同时在许多的家庭中，也举行着同样敬拜耶稣的聚会。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愈来愈明显的脱意识形态化倾向，也在助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说，中国政府由邓小平时代经江泽民时代，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务实色彩和脱意识形态化，由改革开放黑猫白猫论，到三个代表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表现出僵硬化，而是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地在脱意识形态化道路上迈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与这种脱意识形态化同步发生的是，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显示出未曾有的宽容，尽管在一些小地方，官员对基督教的聚会还严格掌控，但在大城市，基督徒的聚会已经不受什么外界干涉，并且一些官员也是秘密的基督徒，也在暗中支持基督教的发展，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宽松的环境。
作者推断，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宽容，可能与美国政府的压力有关，美国政府对保护基督教的传播很重视，美国国民的宗教热情，都不断地引起务实的中国政府的注意，并逐渐看清美国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本质。
作者认为，这种状态将促使中美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为什么？作者说，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本质的看清，务实的中国政府将会拿对基督教的宽容来与美国做交易，以获取美国百姓对中国政府的好感，让美国国内的反华主张没有市场，以减轻美国国会中右派人士对中国的压力，并换取其他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表现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政府急于获得的，比如贸易上的利益，台海问题上的政治利益等等。而美国基于基督教的国家性质，也乐于并鼓励中国政府来做这种交易。
作者说，中国政府将认识到，仅仅靠游廊说客和贸易利诱来争取中国的利益是不够的，决定美国政策的根本，是美国民众的好恶。美国民众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反华，主要是因为媒体对中国迫害基督教等负面报道。相反，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对中国的好感也会增加，政治家和商人的对华友好政策，就会有市场，就会获得支持，这样，就会给中国带来利益。这种认识将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共识，中国也会沿此道路长走下去。
其结果，作者说，“当中国政府试图在不危害它的统治而从基督教中获得好处的时候，耶稣的羊就终究会驯服中国的龙，”(4)也就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基督教化的国家。
什么是基督教国家？作者说，也就是中国的人口的30%以上将归信基督教，并且在官员当中也会有基督教徒，甚至在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中也会有基督教徒。那时候，基督教将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时代的来临，作者估价在今后的30年内。
作者说，中国的基督教化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会改变中国，而且会深刻地改变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将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基督教国家，这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力量的格局，美国与中国将会彻底和解，不仅和解，亲基督教的国民与亲基督教的政府将会与美国结成良好的关系，甚至会结成盟国，共同对抗伊斯兰极端势力。
同时，作者认为，因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传统的良好关系，中国将成为向伊斯兰国家传播福音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会向伊斯兰朋友传教，而且，由于伊斯兰世界人对中国人的传统好感，在这种传教活动中，中国人不会被他们敌视。中国人将成为把福音接续向西传的使者。
《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这本书基于对美国国家性质的考察，结合中国的现状，对中美关系的演变描绘了一个很美好的前景。
对中美关系持乐观展望并且同样立足于中国将福音化为依据的，是国外基督教界对中国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主要存在于海外的华人基督教界。这种观点说，《圣经》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现在轮到中国了。上帝在现在开始拣选中国人了，中国人吃尽了苦头之后，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理，上帝已为中国人做了很好的预备。中国将像邻国韩国一样，实现了基督教化之后，将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将国泰民安，进入蒙上帝祝福的时代。当然，那时，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将不象现在这样尖锐，将和平友好相处。
在这种“拣选中国论”当中，还有一种颇为著名的“最先拣选中国论”，这个理论说，实际上帝在拣选犹太人之前，最先拣选了中国人，只是中国人没跟上帝走，被撒旦诱惑，神才转而拣选了犹太人。这种说法颇为一些人欣赏，鼓舞了一些华裔基督教徒，让他们颇有了一些中国仍是最先的感觉。但是，这种说法也被一部分人苛病，说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这个理论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属于没有神学依据的论断。
无论是“先拣选论”还是“后拣选论”，由于海外华人基督教界与美国基督教界的密切关系，这些说法也在影响着美国基督教民的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界定，对缓和上述神学上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关系。
当然，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认为中国将要基督教化的看法，难免有些天真和一厢情愿，生活在中国的百姓很难赞同这种说法。但是，美国人自与中国接触以来，就一直抱着福音化中国的梦想，并且为了这个梦想，众多的美国人包括政府和基督教团体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价，他们吸收中国留学生、派遣传教士、支持国内基督教团体，支持亲基督教政府，他们为了这个梦想在一直努力，为此很多人把一生都给了中国，比如那位司徒雷登，终生在中国传教，虽然因为政治原因而死在美国，但最后骨灰也洒回了中国，是美国把中国福音化努力的一个缩影。因此，在现在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国相对开放的时代，美国人又重温起福音化中国的梦，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美国国家的基督教性质，考虑到美国政府的外交实质，再考虑到美国人民的基督教热情，美国人所说的因为中国的福音化而实现的中美之间的和好及结盟，姑且可以认为是中美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前景之一。
上述的各种理论和预测，无论是中美关系悲观论，还是中美关系乐观论，都是基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做出的预测，可以说把握住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质，把握了问题的关键，跳出了利益论的传统窠臼，不再从力量均衡和利害得失的角度来把握中美之间的互动，可谓一语中的。至于是悲观论正确还是乐观论正确，主导权似乎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百姓一直是聪明智慧务实而又敬畏天道的。
但究竟如何，只有拭目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