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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培育我们心灵的神圣能力编辑本段回目录
（1699年10月18日）
3/6/2006 1:23:44 PM 维柯
维柯（1668-1744），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语文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其著名代表作有《新科学》、《普遍法》及《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全面培育我们心灵的神圣能力（1699年10月18日）
“认识你自己”是任何人尽快把握任何学术领域的最大动力
的确，我们的先辈们已经有了无数充满智慧的发明创造和习俗制度，在这些基础上创建的社会文明，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安排，使得我们的生活能够美满而幸福；但其中最有远见卓识的却是，他们规定在每年的今日，我们要全面恢复因暑假而中断的学习研究，并要求我们用演讲来庆祝新学期的开始，且以此劝勉青年学子们，让他们以愉悦的精神准备开始辛勤的耕耘。然而，既然人的本性就是好逸恶劳、畏避艰险、舍难求易，所以非常需要，甚至有必要晓之以理，使他们决心投身于各门高贵的艺术和科学的学习研究中。因为，无论研究哪一门科学艺术，都离不开精神的最大努力，离不开高度的专心致志和辛勤汗水，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勤奋和敏锐的洞察力。和平社会的一切成果，很大程度上就汇聚在各种各样的学问研究中，它们要求我们必须加以培育；而我要说，所有这些成果就像大树孕育于种子一样，汇聚在这极为有用的制度之中。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为值得称赞的特征，或更可以说在这种社会文明中各种学问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人们自幼年时起，就被一种对这些学问的令人惊叹和不可思议的渴望所吸引；他们并不热衷于某种凡俗而平庸的学说，而是要通过学习研究，孜孜以求达到对事物更加神圣和更加深刻的多种多样的认识。正当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恰好掌管此事的校长于几天前给了我这样一个任务；虽然这个任务给得不合时宜并且出人意料，我本可有理由拒绝，但我当时认为这毫不困难亦不，麻烦，于是我就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事实上我还认为，这对于一个不善言辞之人无论如何都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的演讲在于呼吁青年学子们去研究各门好的学问，而且这些青年学子们怀着这样一种精神来聆听他的演讲，即他们为满足他们的学习渴望甚至毫无节制，放任精神的热情无限伸展。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追随圣贤的高度热忱，是它导引和驱使我做出了这个不够审慎的判断。因为，虽然当时我认为我的思考是根据正确的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从起点上就让人灰心失望。因为，具有高贵天赋的青年朋友们，你们并无必要，也不适宜于用这些艺术之中就够了。有了这些艺术，如果你追求用益，那么就会有无比丰厚的成果；如果你追求愉悦，那么就将有无比甘美在等待着你；如果你追求辉煌和伟大，你将会无比荣耀，并且会发现，你能够无比确定而稳固地奠定不朽的名声。不过，实际上你们早已熟悉了这个论点，并且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毫不新奇。所以你们期望，我今天会讲出更为崇高的东西；而且尤其是，因为在你们的胸中涌动着的不是一个如此渺小的精神，以至于仅仅满足于某种单一的学说，并将一切容纳于其中。还可以这么说，在你们心中涌动着这样一股高贵的求知欲，即，假如他并没有很好地耕耘过所有的学术领域，也没有在任何学说上有如此精细入微的全面掌握，犹如仅仅在这一方面，他已经穷尽毕生之力，你们谁都不会认为他已经无比博学。那么我的听众们，我要奉献出什么内容，才能配得上你们的期望，并以此满足你们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高贵精神，同时，这个论点又不委屈你们的希望和你们的尊贵呢？有什么能配得上这个无比神圣的智慧圣殿呢？又有什么论点配地上这极为宽广、极为辉煌的讲堂呢？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准备我的演讲，尚不习惯，但看到你们济济一堂地围坐在我周围，每个人的面容和表情都流露出热切的期待，这些不仅鼓励和感动了我，使我获得了力量和肯定，而且推动着我向着那更高的事物进军。于是今天我就向你们推出这个论点，以便仅仅通过这个论点，就使你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不仅人人能胜任，而且都能更好地迅速掌握各门优秀艺术和科学的整体。我所要讲的问题范围将围绕着这个核心和关键点而展开：“认识你自己”是任何人尽快把握任何学术领域的最大动力。同样，你们就是那高贵的青春的花朵和枝芽，我的这篇演讲也主要是为你们而作，所以振奋精神，倾心聆听吧。因为我信赖你们的善意，希望它卓有成效，以使今天对我来说意味着成功，又能给你们带来丰厚的成果。
用德性和智慧塑造我们的精神
我当然能够重述在任何历史时代敌人之间的残酷而野蛮的征服，但哪一页人类活动的历史，或者编年史，或者回忆录，不是到处充斥着对读者来说“沉重得难以描述，残酷得难以承受”的东西呢?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过多地引经据典了，只要你们用你们的精神想像那残酷而可怕的战争场景就可以了。交战双方将人马拉出大营，布阵于战场之上，一旦将领一声令下，便马上爆发出一片呼喝之声，双方士兵势如猛虎奔驰于战场之上相互厮杀，在谁的胸中不是激荡着何等残忍而敌对的仇恨，燃烧着何等不可遏止的激愤呢?作为勇猛的不可分割的伴随者——狂怒，何尝不是弄瞎了心灵的眼睛?②还有，多么疯狂的杀戮欲望占据了他们的精神呢?所有人都如凶神恶煞一般威胁着要杀死的敌人，每个人都眼中喷火，握紧残暴的拳头，挥着嗜血的利刃，急欲给敌人以致命一击。如若一方受挫而退却，另一方则紧追不舍；如若一方严守阵形，另一方就发狠猛攻；而如果一方军心溃散，另一方就挺进直击。当两军密集交接进行胶着的肉搏战时，人人皆欲取对方性命而后快；而当双方都列队围攻时，便在移动中对敌人进行残酷杀戮；如果一些人战死，那么其他人便补充上来加入战斗；只要有人刚刚由于疲劳和受伤而从前线撤退，那么马上就有士兵补充上去接着战斗。③其所渴求者无非夺人首级，其所嗜好者无非制造杀戮；一言以蔽之，消灭敌人。所有这一切都在于杀伤和屠戮。一旦交战的一方获得胜利，你就会无比恐怖和无比悲哀地看到，战败方的许多人惊恐地四处逃散，并且悲惨地被屠杀于逃亡途中；而另外一些人则宁愿战死沙场，他们密密麻麻地堆积在屠宰场上，正如他们的命运和德性所规定的，无论步兵或骑兵、战胜方或战败方都躺在那里，脸上还僵留着活着的时候精神的残暴。你还可以看到，一些人在污秽的尘土中咽下最后一口气；另一些人则在将被屠杀时伸着脖子露出咽喉，乞求战胜者放出他们最后一滴鲜血。此外，战胜者们或出于狂热而凶残的报复欲，对那些悲惨的战败者进行讽刺和辱骂，或奔走跨越以求收获战利品；并且，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战败者或斩膝盖或斩胳膊，或把人一劈两半，以便能更方便地剥夺他们身上的武器和盔甲。但胜利并不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开始在广袤的城市和乡村里进行掠夺和抢劫了。这一幕幕的躲藏、驱逐、逃避、追击、看守以及破坏等，还有对惊恐悲惨的人们的凶狠残暴，对他人不幸的幸灾乐祸，暴露了多少战争的残酷和丑恶!任何地方，只要用你的眼睛看一下，用你的精神去感觉一下，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残酷和敌对：孱弱的病人、年迈的老者、尊贵的慈母、高贵的处女、可爱的孩子们，或于床上，或在室内，或在房间的深处，躺在父母的怀抱里，在灶前，在庙堂，他们的生命被剥夺，未来被剪除，一切美好和幸福都化为乌有，——简直是灭绝人性，不分善恶无所不为。
可以说战争带来的灾难、丑恶以及破坏是无比巨大和无比痛苦的，所以任何人即便拥有坚强刚毅的精神，只要想像到那些场景，也会悲痛而惊恐地极力逃避。但谁如果拨开错误的迷云，让真理的太阳之光照亮他的思想，并将这种悲惨和向自己开战的愚人给自己所带来的悲惨相比的话，只要他稍能感知，他就会承认，后者远比前者要尤以为甚。实际上，我们在做外科手术时所承受的创痛常常要比敌人所造成的创痛要更为剧烈。那些限于绝望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法律的禁止，很可能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死亡，就像士兵杀死其敌人一样。他们的城邦被抢了吗?是那些邪恶之人自觉而清醒地将其毁坏。他们的财富被掠夺了吗?那些饕餮挥霍者早就因为纵欲奢侈而将其化为乌有。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吗?那些自暴自弃者竟已容忍贱卖自身。相反(你们要注意，听众们，这并不是小事一桩；你们要注意，这正是你们的事情)，我要说，愚人向自己开战，并不为刀、枪这类武器所伤，而是被无可比拟的折磨碾得粉碎。再没有比压倒愚人的这种力量更为雄猛的了；其所被掠夺的城邦只有一个；其所被劫的财富连国王们都眼热；而他自己却被投进无比悲惨、无比黑暗的监狱中。最后他被贬为奴隶，忍受着无比残暴的统治。
也许你们会认为，我在这里小题大做地谈论一些无稽之事?并不是这样，感谢上帝的眷顾，并不是这样：我讲的的确是真实的事情，假如某个愚人来到我们面前，——当然我是不相信这会发生的——，假如他现在认识一下自己，他就能做出关于自己的推断了。愚人的武器就是精神的无可节制的情感；战胜愚人的力量就是良知；他们被洗劫的城邦就是世界；他们被剥夺的财富就是人的幸福；他们被囚禁的监狱就是肉体；统治他们的主人就是命运。这里的每一个论点，当我逐一扩展开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听众们，我请求你们一如既往地耐心聆听。（P24-27）
让我们脱离一切虚伪空洞的学识（1702年10月18日）
如果我们要用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坚实的而不是空洞的学识来修养自身的话，那么在学问的社会就应该远离一切蒙骗
在至大至善的上帝所赐予的福祉中，——它们从黑暗的虚无里创生并展开于世界之光中——，你们谁如果用自己的精神正确地思考的话，他就会承认，其中再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类心灵的自由意志更为灿烂和伟大了，这是从上帝的无限的善而来，并由上帝允诺和赐给人类的。这确实是一份无比丰厚和高贵的礼物，因为其他一切创造物都是各自的本性的奴隶，而只有人可以命令自己的本性。地球永恒地处于自身的重量平衡之中，既不左摆右晃，也不摇摇欲坠；海洋毫不停歇地为浪涛所激荡，但却从不逾越自身的界限；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他的工作，从不偏离半分，也从不停歇片刻；大地每年都按时返绿，按时收获，唯雄师不减其胆，野兔不壮其志，虎不去其凶残之性，牛不弃其驯顺之习。然而只有人是其所要，成其所欲望，为其所喜。同样，既然人类的始祖亚当是上帝根据可敬的大马士革的原型创造出来的，那么我当然也相信，如果被称为世界的万物之宇宙有感觉的话，既然她规定所有创造物都要顺从于其自然本性，却将人类看作他自己的管理者和主宰者，既然人类从本性上来说就具有这种自由，那么她当然也承认，人即使不是，但也几乎就是他自己的主人。然而不朽的上帝还规定，人的本性也是他自身的奴隶，正如其他创造物一样！因为，由于人类生成就是要正确运用他的理性，假如人类的自由意志受到约制那么他追逐正义会比日月星辰围绕其轨道运行还要坚贞，在生活的谐定上会比地球的自身体存还要稳固，在坚持人类法和神圣法的目的上会比海洋为海岸所包容史为虔敬，他将创造出与人的成长时期相合相应的德性硕果，即青年人要行制，成年人要刚毅，老年人要审慎，而人在整个一生都将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他将永远不会为情欲向丧失人性，也不会因陷于贪欲而变成无理性的动物，像是中了女巫喀耳刻的蛊毒一样。实际上，人类精神的自由抉择是一切恶的源泉，也是人类所承受的所有的衰败、毁灭以及任何灾难的原。所以，由于自由意志的滥用，人类用他的智力将一切本来无害的事物变成有害之物：搬运千钧巨石压于头顶，最终招致恶果；冒险航海以致船毁人亡；将铁刀磨得锋利，最后自己反受其伤；贪恋精玉美食从而招来饥饿；饱饮美酒因而思卧贪眠；为满足各种日腹之欲，因而早早地将自己送入坟墓；他处处自寻事端，败坏、毁灭自己的本性。
但这些危害比起下面这些来还是尚可忍受的，即他们滥用了学问研究，而学问研究之本来用途就在于纠正堕落的意志所带来的危害本身。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精神的食粮和愉悦变成凶恶无情的毒药：这些事物本来要或单独或联合地发挥作用，以求培养精神的安宁，形成完美的习俗，但他们却仅仅从事物自身来搜刮操心的原因，并且他们的败坏的心智似能传染般地破坏了它们。如果我们用爱比克泰德的话来说，这些人要么就是些虚伪的学者，要么就是仅仅具有空洞的学问。因为前者期望被视为学者，然而实际却并不是；而后者尽管可以说是某种学者，然而他们的所有学间都不是为了培养智慧、精神的谦逊和人性，而是为了捞取空洞的虚名。所以，为了避免这两种弊端，前途无量的青年学子们，你们既然倾心于追随真正有学问和有智慧之人，就有必要在今天订立如下誓约：远离可能存在于你们身上的学问的社会里的一切蒙骗。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演讲的论点，你们要诚心聆听。
内在于人类精神中的一种无比巨大和无比强大的能力，就是使人与人在社会中相互协调和相互联合的能力。所以不可能存在这样卑鄙。邪恶和不法之人，他浑身充满了邪恶的欲念，甚至都不会为了社会的利益而保留和爱护哪怕一点点正义，仿佛是燃烧后的灰烬，其中既保存不了也挑不出一点点尚存的火星。这方面的证据就是在其他任何场合中都惹人憎恶的海盗和强盗们。就连他们也像信奉宗教一样，虔诚地遵循着他们邪恶社会的法律，例如他们要各施其能、各尽其责地对付共同的危险，例如无论什么地方有困难都应当施以援手，例如战利品应该诚信无欺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等。而有些学者跻身于学问的共同体之中，却搞起虚伪的或空洞的学问；他们是否神圣地维护和遵守了这个社会的法度，你们可以参照这方面的法律，并且按照法律所提供的你准来评判他们。
论英雄心灵（1732年10月18日）
青年人为光荣，成年人为权能，而老年人为效用所引导——《民俗学》
在这所皇家学院里，一项极为有用的传统已终止很久了，也就是向你们青年学子，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在礼仪和秩序中，以庄严的演讲庆祝每一个新学年的开始。今天，这个日子重新来临了，我们新当选的校长，他学识渊博，并以最大的热情献身于你们的教育事业，第一个很高兴地重拾起我们这个老传统。而我，作为修辞学教授，已经为此项事业奉献了整整33年，而且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了严肃的学问思考，更应该奉献给大家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全新的论点，这个论点不以华词丽句新饰旧题，而是尽其对能，以其本身内容之重要性取胜，并且给你们带来累累硕果。因为就这个论点的本性而言，她就饱含着伟岸、辉煌和崇高，其中把道：
……我将成为磨刀石，使铁器锋利，发挥其本性，而自身却并不切割，
还因为，这里一切事物为你们而设，而你们也为几许承诺所鼓舞，故而在我将要做的演讲的这个导六中，你们已经做好准备洗耳恭听了。
高贵的青年学子们，在科学研究中你们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以追求财富的积累为目的，这样即使平庸粗俗之人也能轻易打败你们；也不要以名誉和权势为目的，因为军人和法官将会远远地胜过你们；最后，也不要像哲学家那样，他们迷失于纯粹自身的求知欲中，人人隐逸，终身埋葬于幽暗之中，以使其精神享受着安逸宁静。我对你们有远为高尚的要求和期望。“那么是什么呢？”你们之中必定有人会惊奇地问，“难道您向我们要求超越人类条件的东西吗？”我指的正是这个，但它们是如此超越你们的人类条件，以至于正好符合你们的自然本性。
我要说，向你们所期望者，乃是在学问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并以此来展现你们的英雄心灵，培育为人类谋福利的智慧。据此建议而行，尽管你们蔑视财富和权力，它们也会向你们涌来；尽管你们一点也不在乎荣誉和权能，它们也会自动追随。在为促使你们通过你们的科学研究展现你们的英雄心灵时，我许不乏言辞和分量。因为，如若英雄为诗人所言传或创造，并赞美其神圣的源头“来自于最高的天神”那么自然而然，即使不考虑任何神话虚构，人类心灵都有其神圣起源，对此尚亟须由教育和学养加以揭示。你们看看，我要求你们要多么高地超越人性，以使你们发扬你们心灵的近乎神圣的本性！
因为哲人们就将英雄定义为“近乎崇高者”。而崇高对他们本身来说，就是那至大至善者：其一即是那超越自然的上帝而在自然中，即是那可见的万物之宇宙，其中再没有什么比人类更伟大，此外，再没有什么比人类幸福更好的东西了，而这就是每一个英雄都一致要去追求的唯一的东西。他们的伟大功勋使他们的声名在人类中流芳千古，这就是西塞罗以远播各族的振聋发聩之声所正确地定义的东西——光荣，由此英雄们为自己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名声。因此对你们来说，首先应该以至大至善的上帝为目的热爱你们的科学研究。然后，由于上帝命令我们要热爱整个人类，所以你们也要在上帝的荣耀下，以人类幸福为目的进行你们的科学研究。由此我已摆明了我的论点和目的，那么，行动吧，为那至大至善各内生的年轻学子们，用你们的英雄心灵，召唤你们那全心全意向着上帝的精神，并已进而涤净一切世俗的欲望，投身于那学问研究的整个世界，最后你们要用你们的巨大进步来验证这个神圣的真理：“智慧的开端是敬畏上帝。”
由于心灵的本性就是欢喜那神圣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事物，故而不能不上思慕那崇高者，不能不去尝试那伟大者，不能不去造就非凡业绩——故而，这就是最不轻率的证明：当内心满爱怜之人潜心于学问研究之后，总在某种神圣力量的帮助下，如巴洛尼主教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创造出无论在数量上、智力上还是在学问上都令人惊叹的成就。因此，当你们真正以英雄心在站在门口迎接那种智慧的时候，就应以伟大的精神深思这在你们眼前所呈现的东西。
《维柯论人文教育》
维柯 著
责编：周伟
2005年12月第1版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 编辑本段回目录
8/4/2008 4:06: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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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来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于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将甚至不记得我们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
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我们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的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从未有人似乎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四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五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六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 -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
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七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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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豪索尔仁尼琴：古拉格劳改营的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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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89高龄的俄罗斯文豪索尔仁尼琴3日晚间辞世，他是一位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同样具有崇高道德影响力的人物，一个世代以来，将同胞渴望美好未来的希望化为具体文字，成功破坏苏联政权的道德基础，间接带动苏联崩解。有俄罗斯诗人称其为：“从地底带来活生生文字的但丁再世”。
索尔仁尼琴拥有第三颗原子弹
据中央社报道，十月革命过后两个月出生的索尔仁尼琴，以果戈里及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传统先知定位自己，一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为俄罗斯良心发声，反对苏联极权压迫与后共产时代的俄罗斯黑手党、以及麦当劳式的物质主义。除此之外，他以自我投射的角色回忆古拉格，以俄罗斯诗人乔科夫卡亚的话来说，他成了“从地底带来活生生文字的但丁再世”。
索尔仁尼琴生于布尔什维克掌权、苏联发生内乱之后，1945年被判劳改八年，后来战胜癌症与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暗杀企图，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自我选择与外界隔离，晚年以他在后苏联俄罗斯看到的道德沦丧书写痛苦的故事。
青少年时期的索尔仁尼琴虔诚信奉列宁主义，甚至到他赴前线当炮兵军官时，都还曾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会很高兴地把生命奉献给列宁。”不久后，他就因为在给同僚的信中批评斯大林被捕。1945年，一切都变了，他被发放到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劳改营，以古拉格标准看来，这里的条件相对来说还算可以忍受，但他故意换成哈萨克劳改营痛苦的劳动，并分摊普通囚犯的工作量，这种典型的自我苦行，差点让他送命。
斯大林死前几个月，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索尔仁尼琴获释，花了三年时间自我精神放逐，一度罹患癌症而后痊愈，后来屈就利珊一所学校教书；1961年，他以《伊凡生命中之一日》一书崛起文坛。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很难打从心底欣赏索尔仁尼琴披露劳改营世界带来的爆炸性冲击，他的友人就曾对着此书手稿哭泣说，世界上有三颗原子弹，肯尼迪有一颗，赫鲁晓夫有另一颗，而你拥有第三颗。
《伊凡生命中之一日》在俄罗斯畅销
《伊凡生命中之一日》在俄罗斯《新世界》杂志刊登后，两刷85万本一推出随即售罄，后来的估计显示，如果苏联允许民众买书，约有850万人会购买此书。
苏联当局当时不知该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1971年，索尔仁尼琴突然中暑，后来根据参与者表示，那是因为索尔仁尼琴在一间拥挤商店被偷偷注射蓖麻毒素，意图致他于死而起。1974年KGB终于决定流放索尔仁尼琴，他待在瑞士两年后，移居美国佛蒙特州偏远村庄，撰写以俄国革命前的事件为基础的虚构小说《红轮》（Red Wheel）。
世界开始发现另一个索尔仁尼琴，一个强烈抨击西式作风与制度、呼吁以基督价值重整道德的人，这让他在东西方都渐渐失去朋友，最后只能隐世过活。
索尔仁尼琴1994年的衣锦荣归，预告着“反高潮”的结局，新建立的俄罗斯对他来说，就像过去的美国一样疏离，他在俄罗斯“ORF”电视台节目中固定与观众分享这个观点，直到这段节目后来被电视台抽掉为止。
他的著作销售量就像苏联崩解一样地快速下滑，1998年短篇作品集《崩解的俄罗斯》出版一刷仅卖出五千本。索尔仁尼琴之后继续在俄罗斯各地旅游，对小众演讲，偶尔会出现在电视节目，但由于观众骤减，多数时间淡出国家舞台。
书店里也越来越难找到他的书，对富裕的“新俄罗斯人”子女来说，索尔仁尼琴的世界就像哥德与拉辛一样遥远。
萨尔科奇缅怀索尔仁尼琴：可登伟人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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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法国总统萨尔科奇4日向甫去世的俄罗斯文学家索尔仁尼琴致意，赞扬他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良心之一”。索尔仁尼琴3日晚间与世长辞，享年89岁。
据中央社报道，萨尔科奇发表声明说：“在俄罗斯革命结束后一年出生，长时期活在苏维埃恐怖统治中，他是“异议的化身。”他说：“索尔仁尼琴让世界一窥苏维埃体制的真面目，他的遭遇与经历打动全球人心。”
他说：“索尔仁尼琴坚拒为了大力痛批统治者暴行而离开祖国，反而甘冒生命危险写下名著《癌症病房》（Cancer Ward）及之后的《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刻划对抗政治迫害淋漓尽致。”
他认为：“忍尼辛的不屈不挠、个人理想以及长年多舛的一生，使得索忍尼幸继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后，成为一代传奇人物。他足堪荣登世界伟人殿堂，我深深缅怀他遗留人世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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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格拉群岛》读后的回忆
在我印象中，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中译本颇为神秘，这不是因为它上中下三大本、将近170万字的巨大篇幅，而是因为这本由公安部主管的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的书每册扉页都印有“内部发行”的字样，难怪我1993年7月刑满出狱之后一直查问不到什么地方卖这本书。后来应邀到北京《人物春秋》编辑部当编辑时，在一次特价书市的群众出版社发行部设的摊位上偶然看到了这套书，而且不要什么特殊手续，于是尽管不打折，我还是如获至宝地把它买下来了。
我猜测，该书的献词肯定一下子就抓住了也有上“岛”经历和体验当过中共政权的政治犯的人们的心——当然不可能抓住声称“儿子挨了母亲打怎么能计较”那样人的心。题词是：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但愿他们原谅我，
没有看到一切，
没有想到一切，
没有猜到一切。
当然，我只有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上“岛”的经历，而且具有“中国特色”，我自己和我认识的政治犯难友当然也有受到肉刑和虐待的经历，对《古格拉群岛》中再现的种种体制性情境无疑似曾相识。但他们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没有生存下来的”。而属于此列——准确地讲被判处死刑并已经枪决的，都是刑事和经济罪名的难友。即使按照当今大陆社会流行的死刑观，被处决者之中罪不当死的也非极少数，有的明显是当局滥用死刑的牺牲品。所以第一次看到索尔仁尼琴的献词，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
是啊，无论何处，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吞噬生命的暴政歇斯底里的牺牲者们“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作为他们牺牲的见证者如果保持沉默，只能说自己的良心已经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这里只能表达有关的片断印象。
“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
以便活下去”（《古格拉群岛》）
——而待处决的死囚呢……
之 一
“年轻的布勃诺夫……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
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1）
同样年轻，在被视为战友的我这样的政治犯面前
你甚至不无负疚、羞涩——为自己是经济犯
主要是挪用公款约八、九万
所以本号新年晚会上你一直沉默
但工工整整地把北岛的一首诗用毛笔
抄在墙报上——但我读完唯有沉默
一块儿聊天说起当兵时除夕准备年夜饭
如何被罚站岗、跑腿儿，因擀皮、包饺子都不会
有一天叫我看起诉书副本，你预测自己的事
最多判个八、九或十来年，说是
爱人借钱退还了全部款子……等等
所以，我想像那个春光明媚的上午
你在听到女书记员宣读一审判决瞬间
整个世界肯定立即一片空白——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管教叫号里为你“收拾东西”
我帮着整理，你夹在书里一张照片
掉在地上——是你爱人的，刚寄来
阳光似乎凝固了：所有人唯有沉默
我忽然想起北岛的诗句——
喂，太阳——万花筒
旋转起来吧
告诉我们无数个未知的梦……
之 二
“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
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
——但是，你并没有像弗拉索夫那样
往巡视监狱的某位处长威严的脸上
“浓浓地”“淬了口吐沫”（2）
只是在预审者恶毒地诅咒你母亲时
你突然站起来大声对骂……
于是肯定“从严”！您是寄押我们号里的
我已经是老号，管教布置注意您的情绪
我看了材料调侃说您这么“不懂事”
恕我直言，硕士阁下：本来也就几年
但您学到的任何经济理论逻辑都没用
现在您可是戴脚镣的重犯。您对我笑笑
说脾气臭、老毛病，还让我估计一下怎么判
我说主要打态度，不过翻番也就十来年
所以同样可以想象您听到一审判决时的反应
——死刑，立即执行……
不知道在等待枪决的死囚单间里
您是否也像弗拉索夫那样拒绝上诉
但幸运的是结局与他一样——
几个月后的二审时已经改判……
还是有次放风听到一位管教
大声训斥隔壁风圈里的您
我才知道您运气真好，还在人间……
2008年4月15日星期二0:01:25
注释：
（1）“年轻的布勃诺夫……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引自《古格拉群岛》中译本第606页，原文前后相关内容连起来为：“……而当时我朗诵了叶赛宁的诗篇，在战前他的诗差不多是被禁止的。年轻的布勃诺夫，一个被俘人员，原先好像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就凭他的纯真和性格的耿直，十之八九是要死在那儿。像他这样的人在那种地方是活不长的。”
（2）像弗拉索夫那样 / 往巡视监狱的某位处长威严的脸上 /“浓浓地”“淬了口吐沫”—— 引自《古格拉群岛》中译本第464页。弗拉索夫是关在死囚室等待枪决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的罪名是反对斯大林说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判决死刑等待处决时“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于是一位处长巡视监狱时，弗拉索夫借机往他脸上 “浓浓地”“淬了口吐沫”。但出乎意外，“第四十二天上”，宣布改判2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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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年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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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部分言论
官僚统治
俄罗斯的历史极具悲剧性。即便是今天的政治现状离我们理想的道德标准也相距甚远。7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国家和人民再度遭受掠夺，俄罗斯重又陷入了毁灭的旋涡。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俄罗斯会沦为"第三世界"。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始终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俄罗斯精神是崇高的，它远远高于目前苦难的现实。
人民自治
我曾有机会对普京总统讲，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俄罗斯的繁荣是不会到来的。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繁荣，还需要积极有效的，从下到上不断增强的地方自治，以及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我们的宪法第12条已经对此作了规定。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组织目前不存在，也无人去建立。尽管许多省份曾迫于压力进行了这样的尝试。然而，人民政治组织应该是这样的：先是地方的，然后从中派生出地区的，其后是州一级的，只有这样产生的自治组织与政府的相关机构相互协调，才可能赋予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杜绝空谈
拯救危难的祖国，不能从讨论国家的象征开始。对于那些年轻力壮却又毫无出路的男人们来说，在他们的头顶上奏响什么样的国歌，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双头鹰怎么也不会帮助呻吟在贫困中的数百万民众。我认为，关于国家象征的所有问题，至少推后25年再议，眼下讨论这些问题不合时宜。
普京功过
评价总统普京的政绩，议论他治国的一些具体举措时，不应该忘记，他接手的是怎样的俄国。不要嫉妒他当上了总统。叶利钦时代，首先国家财产被掠夺瓜分，数千亿美元流失到蔚蓝的海岸岛国。当然，叶利钦具有不可多得的"才能"，他为俄罗斯的解体创造了一切条件。他以私人交易的方式进行政治行贿，并以此取代国家法律制度。眼下普京面临的不是数十个，而是数百个触目惊心的问题。要一下子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不出一点错。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批评他，依我看，他明显的错误只是取消生态委员会和森林管理局的自主权。因为这一结果导致对大自然和森林的出卖和掠夺。
还有一些我觉得则是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联邦议会即上院的改革问题。原来是由各地区有资格的，能够承担责任的省长们组成。现在，提出要由那些得势的、永久迁居到莫斯科，并将享受部长级生活待遇的、也许是三流的政治家们替换他们。毫无疑问，普京总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俄罗斯，加强俄罗斯的统一。但是，议会改革这样的方案是不能为他的目标服务的，正好适得其反。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普京总统有着非常明智的决策，而欠缺果断的实施。例如，他同那些在近年内靠掠夺，侵吞，贪污而发迹的暴发户的斗争。那些人无偿或是半价得到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因为这些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始终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完善的私有制度，而这样下去俄罗斯则不复存在。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国家杜马已经开始酝酿有关经济大赦草案。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以前偷的就一笔勾销了，从今后大伙开始诚实地生活。这是很荒谬的。在腐败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完全不可能站稳。普京应该在施政前，为了国家肌体的健康，首先清除这个毒瘤。
土地问题
卖，还是不卖农业用地--我们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的。新富们的贪婪驱使着他们尽快将自己的不义之财投到有利可图的土地上。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着手开办地区性土地银行和设立土地委员会。如果没有资助(分期付款和低息)，我们是不会有合适的买主的。土地银行资助了土地购买者，然后又清算偿还。在发生买卖行为的时候，不以任何国家任职级别为条件。(如果是被国家没收了土地的富农后代，一旦有旁人佐证就可以无偿拨给土地。)占有取得的地块应通过个人和继承的方式。但是，应当有一个规定：所得地块只能作为农业用地。当地的土地委员会要对此进行监督。如果土地挪作它用，由土地委员会决定收回用地。土地银行将退赔付款和已经发生的土地费用。
乌克兰
同乌克兰签署的最后一个协议令我大惑不解。叶利钦在十年间不断地在乌克兰总统们面前一味地低头妥协。他丝毫不关心在乌克兰和克里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关心俄语的命运。他看中的是与克拉夫丘克和库马奇的拥抱。今天情形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仍然继续妥协。在乌克兰，俄罗斯文化遭到践踏侮辱和充满敌意的禁封。中学里俄语受压制，大学则完全遭禁。乌克兰已经从俄罗斯夺走了黑海，现在又隔开了亚速海。这个可以通航的海峡，纷争从未停息。乌克兰还故意让北约在自己的领土接二连三地搞军事演习。为什么我们允许他们推迟十年偿还债务?以优惠价卖给他们天然气?似乎是自己人要偷就让他们偷吧!对此，我无法理解。
车臣问题
众所周知，车臣战争不是源自普京，而是叶利钦1994年丧失理智的决策结果。这是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尽管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宽恕。马斯哈托夫在这三年里为了自己的独立都做了些什么?在恢复公民生活方面，他无所作为。是的，在这三年中，他让车臣储满炸药和各种武器，训练一批狂热的雇佣兵。我在1992年曾建议叶利钦："放弃车臣吧，他们要脱离出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让他们去吧，国界就沿铁尔科划定。"但是马斯哈托夫利用这三年制造恐怖爆炸活动。我发现我给叶利钦的建议错了。车臣为了成为军事恐怖的政体而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独立。不是普京侵犯车臣，而是马斯哈托夫的部队侵犯达吉斯坦。那么，是否要让出达吉斯坦?然后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是的，对俄罗斯来说，车臣战争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如同其它任何一种自由一样，是一件异常珍贵的礼物，但它却具有双重性，当人们谈及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时，作为一个从苏联时期过来的历史见证人，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目前新闻传媒基本上是自由的，畅所欲言，无所顾虑，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至于新闻工作在许多方面受制于出资人的意图则是另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我收到几份报纸，都看了。又收到几百封信，人们在大声抱怨他们所经受的一切。这些当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我敢断言，报刊所反映的生活较之我们现实的实际生活要肤浅得多，琐碎得多。报纸在忙于应付政治阴谋，而极少关心人民的福利。为了装饰门面，把一些生活事件写进报纸和电视里。最可怕的是按照来自上层官僚们、来自最高权力机关、法律机构和教育阶层的意见来决定一切!似乎不需要人民自治，一切由上层来考虑，一切由上层来决定。这种对新闻自由的内在干扰是很危险的。只有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双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俄罗斯的繁荣才会真正到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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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otus-eater.net/ReadNews.asp?NewsID=3510&BigClassName
http://www.lotus-eater.net/ReadNews.asp?NewsID=5641&BigClass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