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的硅谷与硅谷中的斯坦福编辑本段回目录
硅谷分布图
１９６５年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１９６５年后，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就是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硅谷，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科技社区，它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世界性平台。
斯坦福的硅谷与硅谷中的斯坦福
一般人说起硅谷，总是少不得要提到斯坦福大学。然而，硅谷与斯坦福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斯坦福创造了硅谷，还是硅谷成就了斯坦福的辉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今天硅谷能有作为世界信息技术圣地麦加的声名，显然把它归因于仅仅拥有一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在工程领域，ＭＩＴ应该说比斯坦福更出色，但毗邻ＭＩＴ和哈佛的１２８公路至今也无法与硅谷争锋。然而，如果没有斯坦福，还会不会有今天的硅谷以及硅谷目前依然风头正劲的发展态势、甚至于一度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支撑？估计也没有人敢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概言之，斯坦福的存在肯定不是硅谷形成的充份条件，但是没有斯坦福这个必要条件，恐怕也同样不会出现硅谷。本文便试图对斯坦福与硅谷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希望以此为我国高校发展以及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提供一些启发。
一、斯坦福对硅谷的历史贡献
今天的硅谷一般是指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圣克拉拉山谷、距加州著名的旧金山市５０英里左右的圣何塞城及周边社区。１８７６年，加州前州长老利兰·斯坦福捐出了他８０００多英亩专供培育良种马的帕罗阿图农场，要创办一所完全不同于东部长春藤联盟的大学，即一个没有宗教派系之争、重实用技术、培养有教养且有用公民的大学。在经过５年的精心筹备和计划后，１８９１年，斯坦福大学，一所融合了美国特有的西部精神的现代大学，就在这块丰饶的谷地上正式创办了。老斯坦福的个人风格、共和党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创业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所后来被称为“西部哈佛”的大学奠定了基调，即崇尚个人奋斗、平等、务实的精神。而也就是融入了这种西部精神的斯坦福办学风格，以及老斯坦福慷慨的８０００多亩土地的捐赠（ＭＩＴ和耶鲁都不足两百英亩），又为此后斯坦福参与硅谷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在斯坦福大学成立２０年后，无独有偶，１９０９年，也是凭着一种到西部开拓和冒险的精神，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艾沃尔（Ｅｌｗｅｌｌ），在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乔丹（Ｄａｖｉｄ Ｓｔａｒｒ Ｊｏｒｄａｎ）和工程系主任马克斯（Ｃ．Ｄ．Ｍａｒｘ）的支持下，在今天的硅谷创办了鲍尔森无线电话电报公司，即后来的联邦电报公司（ＦＴＣ）。紧随其后，１９１２年，耶鲁出身的后来被称为“电子管之父”的德福雷斯特（Ｌｅｅ Ｄｅ Ｆｏｒｓｔ），怀揣着他的真空三极管专利，同时又背着被联邦法院以商业诈骗传唤的罪名，也来到帕罗阿图碰运气，创办了自己的个人公司。在艾沃尔以及联邦电报公司为其支撑起来的保护伞下，德福雷斯特先后完成了大量的技术发明，这些包括电子管放大器在内的大量的技术发明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ＡＴ＆Ｔ）。
ＦＴＣ大概是比较早的一个由大学参与其中的公司，斯坦福大学不仅为其投入了一定的经费，特别是系主任马克斯本人就是公司的投资者，而且斯坦福的高压实验室以及教授们直接为公司提供了研究支持。由于长期受到居于垄断地位的美国无线电公司（ＲＣＡ）的挤压，作为一个商业意义上的公司，ＦＴＣ应该说也算不上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但是，ＦＴＣ与大学间的密切合作却为此后斯坦福参与硅谷高科技社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ＦＴＣ创立伊始，它的研发型小公司派生模式就初具雏形。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两个丹麦人杰森（Ｊｅｎｓｅｎ）、阿尔伯提斯（Ａｌｂｅｒｔｕｓ）便与派迪哈姆（Ｅ．Ｓ．Ｐｒｉｄｈａｍ），一位斯坦福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ＦＴＣ雇员，一同离开公司在那浓（Ｎａｐｏ）的一个车库中，创办了一个小型研发型音响设备公司（Ｍａｇｎａｖｏｘ），所以真正开“车库创业”先例的并不是后来的惠普；此后，比较著名的还有１９３６年公司职员费舍尔（Ｆｉｓｈｅｒ）离开ＦＴＣ创办的费舍尔实验室，１９３２年理顿（Ｌｉｔｔｏｎ）出走建立的理顿工程实验室等等。总之，几乎所有自立门户的雇员都是带着自己的技术发明而离开公司的。斯多根（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Ｓｔｕｒｇｅｏｎ）在评价ＦＴＣ公司的这种现象时说到：早期ＦＴＣ的雇员脱离公司、自立门户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它通常被认为是后仙童（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时代硅谷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徵，而实际上，早在１９１０年，这一模式特徵包括后来人们频繁传诵的车库创业佳话在硅谷就出现了。
惠普创业的车库
客观而言，斯坦福作为ＦＴＣ的参与者或经营者并不成功，但其作为一个孵化器的角色却是相当的成功。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成功的经营者，却为后期大学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产业经济提供了经验教训；而也正是因为它在不经意之中所扮演的孵化器角色，才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硅谷创业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胚芽。诚如斯多根所言：硅谷的真正起源不是以惠普等第一批重要的电子企业的出现为标志，也不是以特尔曼鼓励自己的学生大胆创业的举措为起点，它的发达史要前推到２０世纪初，而不是１９５５年。的确，现在回头追溯硅谷早期发展史，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另类大学斯坦福的诞生，没有早期一大批工业“牛仔”的冒险创业行为，很难说一定会出现１９５５年硅谷发展的转型和此后的迅速崛起。
硅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标志是：１９５５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创立。从历史角度分析，肖克利实验室之所以被视为具有标志意义，其原因就在于它在硅谷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实际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除了与前述历史有关以外，还有两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而这些事件无不与斯坦福关系密切。一是惠普的诞生。１９３８年，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主任特尔曼（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ｅｒｍａｎ）（通常被人称为硅谷之父）的鼓励下，在东部工作的斯坦福毕业生体利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ｗｌｅｔｔ）与帕卡德（Ｄａｖｅ Ｐａｒｋａｒｄ）双双返回圣克拉拉，在特尔曼的帮助下，两人在帕罗阿图镇的爱迪生大街３６７号的一间车库中创办了一家公司（如今被加州定为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这就是今天依旧如日中天的惠普公司。惠普发展迅速，到二战结束资产已达到数百万，并于１９４７年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惠普的崛起备受世人瞩目，也引起了当时正在贝尔实验室的斯坦福毕业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肖克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ｏｃｋｌｅｙ）的关注，１９５５年，看好硅谷这块风水宝地的肖克利也回到硅谷创立了自己的半导体实验室，并网罗了一大批一流的技术精英。至此，在斯坦福的门生们主导下的硅谷，真正开始启动了它作为世界电子技术摇篮的进程。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福大学鉴于内部财政上的吃紧，在当时副校长特尔曼的建议下，决定将老斯坦福慷慨捐赠的靠近帕罗阿图的部份土地出租，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１９５１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区建设计划正式启动，包括瓦里兰、柯达、通用、惠普一批电子企业纷纷来园区创业，新辟出来的７００多英亩的土地到７０年代末陆续租完。现在的斯坦福园区已经拥有包括电子、软件、生物科技等领域的１５０多家公司，还有大量的律师事务所、财经服务机构、策划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等。然而，也许正是鉴于历史的教训，斯坦福并不介入园区任何企业的经营，园内也没有一家属于斯坦福的公司，斯坦福只是坐收批租土地的渔翁之利。这一点无论是对斯坦福还是硅谷的形成都具有特殊意义，即所谓的肖克利实验室产生的“启后”效应。
肖克利是一位知名学者，凭借天才学者的魅力，他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一批年轻科学家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然而同样，也正是由于他是一位太单纯、太学究气和学阀气息浓厚的学者，又注定了他成不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注定了肖克利实验室最终不幸的命运。但是，所有这些关于他个人的有幸和不幸，现在看来都恰恰在偶然之中成就了硅谷的崛起。１９５７年，肖克利实验室的八位最杰出精英因不满肖克利的唯我独尊而集体出走，即所谓硅谷最为经典的“八叛逆”事件，从此点燃了硅谷这个高科技社区发展引擎的导火索。随后，八人所创办的仙童（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公司利用半导体技术优势，在短短时间内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到１９６７年就已经创下营业额２亿美元的硅谷神话。然而，“八叛逆事件”的真正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仙童开始，硅谷逐渐成为风险投资家的乐土，美国西部精神通过技术创新与工业冒险而重焕生机，叛逆和跳槽成为一种时尚。在肖克利实验室之后，仙童成为半导体技术人才的孵化器，八叛逆中的赫尔尼（Ｊ．Ｈｏｅｒｎｉ）、罗伯茨（Ｓ．Ｂｏｂｅｒｔｓ）、克莱尔（Ｅ．Ｋｌｉｎｅｒ）等出走并自立门户之后，诺伊斯（Ｎ．Ｎｏｙｃｅ）和摩尔（Ｒ．Ｍｏｏｒｅ）也脱离仙童，成立了今天计算机行业的大鳄英特尔公司，一批批人才从仙重跳槽，在斯坦福附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时间，个人创业成为硅谷的潮流。据统计，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有一半以上是仙童的近亲。由此，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硅谷现象、硅谷文化、硅谷模式或硅谷神话等也正式出笼。摩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到，人们通常把对硅谷的理解赋予一个魔幻般的公式：技术＋企业家＋资金＋阳光＝硅谷，或者用一串人物勾勒出硅谷的历史连续性。实际上，硅谷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所有硅谷人的经验积累。对此，他将硅谷经验概括如下：一是科学家成为管理者；二是把科学商业化、产业化；三是善于识别、创造和捉住机会。此外，还有一个是限制竞争的维度，即强调专业化。
对于摩尔的经验之谈，我们还有另外一层理解：如果说早期的斯坦福是硅谷的奠基者或硅谷模式形成的功勋，那么在１９５５年之后，斯坦福则既是硅谷高科技社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同时又是硅谷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此，斯坦福与硅谷之间不存在主导与被主导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硅谷不是斯坦福的硅谷，而是整个美国甚至世界的硅谷。如艾利（Ｊａｍｅｓ Ａｌｅｙ）说到：因为斯坦福才有了硅谷，但是，伯克利、卡耐基－梅隆、加州理工和ＭＩＴ以及其他每一所超一流大学都在为硅谷提供技术和人才，许多人会认为，事实上，ＭＩＴ是美国最好的工科学府，然而，没有人会认为，ＭＩＴ周围的高科技社区能达到硅谷的繁荣程度。斯坦福有别于其他人才中心之处不在于它拥有一批有想法、绝顶聪明的人，而在于硅谷这儿的大量聪明人其中有一部份是世界级的裁缝，他们善于把想法变为有利可图的现实。硅谷甚至也不是美国的硅谷，而是世界的，据粗略估计，现在的硅谷仅常驻的亚裔人口就占１／４，而其中的ｌ／３为炎黄子孙，伯克利的安娜莉·萨克森奈恩（Ａｎｎａｌｅｅ Ｓａｘｅｎｉａｎ）教授甚至认为，在硅谷，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已不仅仅代表“集成电路”，而且是代表印度人和中国人。换言之，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的硅谷，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科技社区，它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世界级平台。
二、作为一个社区的硅谷对斯坦福的影响
自仙童公司的创办到如今，硅谷的发展和变化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半导体、７０年代的处理器，到８０年代的软件业，再到９０年代的互联网；从惠普当年借特尔曼的几百美元创业，再到如今占美国人口不足３％的圣弗兰西斯科海湾地区，集结了全美由私人公司提供的用于高风险创业资金总额的３５－４０％，这种突变恐怕就是当年硅谷之父特尔曼也无法料想的，更不要说带着落寞和失意回到斯坦福重执教鞭的肖克利。毫无疑问，硅谷的迅速崛起，为斯坦福所带来的直接回报就是金钱，但最大的回报恐怕还是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生气勃勃的发展活力。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斯坦福每年仅仅从工业园区的土地租赁中就坐收６００万美元。如今，随着房地产业价格火箭般地攀升，没有人说得清楚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将来意味着什么。然而，房地产绝对不是斯坦福硅谷收益的主要进项，凭借硅谷的技术开发优势，斯坦福另外一笔不菲的收入应该是专利出卖所得。据雷马斯（Ｒｅｉｍｅｒｓ）统计，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７年，斯坦福的出卖专利收入不过４５０００美元左右，然而，从１９７０年斯坦福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创办开始到１９９８年，斯坦福的专利收入已达到３亿美元。当然，相对于由斯坦福分娩产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这才不过是个零头；除此之外，斯坦福重要的一个非政府来源就是校友捐助，大批的硅谷精英和新秀不时地为母校注入大量的资金。比较著名的是１９７７年惠普的休利特和帕卡德两人共同为斯坦福捐助了９２０万美元，就是用这笔资金，斯 坦福建立了弗里德里克·特尔曼工程中心。在１９９１年肯尼迪校长任上，斯坦福一举创造了百年校庆募捐１２６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在整个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新记录，甚至连豪华世家哈佛也望尘莫及。
金钱或许不是万能的，它并不一定能够为斯坦福带来荣誉，因为至少到今天，在东部的一些老长春藤大学特别是耶鲁眼中，斯坦福还不过是一个新贵和暴发户，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正因为有了近水楼台的硅谷，有了充裕的经费来源，后起的斯坦福办学层次和水平提高之快令人震惊。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几乎与硅谷的发展同步，斯坦福在全美大学评估中的地位也扶摇直上，目前，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院以及主要的几个专业学院，都基本在全美的前５名之列。显然，在此讲资历、论传统，斯坦福一百多年的历史实在有些“浅薄”，或许正因为此，它也无意去与哈佛、耶鲁等比拼历史和传统，而唯一所凭依的就是发展实用科学和开发技术，即通过摩尔所谓的科学商业化创造和积累财富，再转过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增强基础研究实力。而学校地位的攀升，又是学校吸引优秀生源、抬高门槛值的前提条件。随着斯坦福地位的上升，联邦拨款和专项资助、基金会的赞助越来越多，学费额度也节节拔高，由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度的１２０美元，到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度的２４００美元，再到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的１４２８０美元和如今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的２７２０４美元，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高额的学费收入对学校而言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总之，斯坦福能有今天，当然要归功于它成功的办学策略，而这一策略的根源在于老斯坦福本人崇尚的实用哲学，特尔曼则是这一哲学功勋卓著的实践者，而硅谷特殊的社区环境无疑为这一哲学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事实上，无论那些老牌大学如何在表面上看轻斯坦福的锐气，但在行动上，却也难说不为斯坦福所动。１９７０年，虽然鉴于大学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不利的历史教训，但是又实在无法抵挡大学内部研究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的诱惑，斯坦福成立了第一家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由校方对于那些有广泛应用价值、可以市场化的研究项目，专门负责专利申请、谈判和推广。学校为专利申请提供相关的费用，而专利一旦被推广和市场化，学校是其中的当然受益者之一。但是，斯坦福从不参与企业的经营，而只是从中分享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它的这种大学内部研究转化机制，后来纷纷为ＭＩＴ、哈佛和耶鲁等所仿效。不过在具体运行中却略有差异。例如，在斯坦福，教师只要在不影响份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均可以直接参与创业活动，但在耶鲁，这种行为却得不到许可。正如耶鲁该机构负责人加德涅（Ｇａｒｄｉｎｅｒ）所言，斯坦福和ＭＩＴ可以不插手教师的创业活动，是因为他们周围存在一个有利于此的环境，但是，耶鲁却做不到。斯坦福和ＭＩＴ的教师有足够的创业经验，耶鲁的教师则缺乏这种背景。从中，我们不难领会硅谷对于斯坦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有了硅谷作为世界电子技术领头羊和大量风险资金集结的创业环境，再加上斯坦福对教师和学生创业的默许，就不难理解为何斯坦福人对应用技术开发如此情有独钟、个人的创业热情何以如此高涨。据粗略估计，在过去的５０年中，硅谷之中由斯坦福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１２００多家，目前５０％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开办的公司。无疑，在这种氛围下，斯坦福中最落魄和失意的学科和人群可能是人文学科及其从业者。然而，恐怕也只有在硅谷中的斯坦福人能够意识到这些学科的经济开发价值。如费舍尔指出：传统上人们认为，斯坦福的人文学科的价值也不过是如同烙印在Ｔ恤和杯子上的“斯坦福”字样，然而现在不同了。斯坦福大学专门成立了教育风险办公室，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展冠以“斯坦福”商标的多媒体开发。如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前人文学科系主任艾克曼迪（Ｊｏｈｎ Ｅｔｃｈｅｍｅｎｄｙ）说到：“是真的，（人文学科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智力资源或许也可以通过开发创造稳固的收入。这种想法，在耶鲁或哈佛，恐怕即使不为人所责难，也会因为它过于功利而为人所侧目。
至于斯坦福对于通常老长春藤大学所痴迷于其中的普通教育课程或核心课程的态度，在硅谷这个多民族混杂、技术至上的氛围中也可想而知。也许为了追求更像一所大学（老大学）的样子，１９８０年，斯坦福也第一次开设了反映西方价值和传统的“核心课程”，然而，计划刚出台便遭到大多学生和年轻教授们的敌视。因为它们离现实实在太远，且多少带有种族歧视性质。后来，迫于压力，核心课程被改为现在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课程，并淡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这样，该计划方才勉强得以实施。然而，其效果仍然大打折扣。１９９６年，斯坦福的一个针对四年级本科生关于“文化、思想和价值”课程调查结果表明，约有４５％的人认为它“没有或有轻微的价值”，２５％认为“一般”，只有３０％认为“极有价值”。
三、关于斯坦福与硅谷的启示
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斯坦福算得上是一个“另类”。然而，或许也就是这所集结了１７位诺贝尔奖、４位普立策奖、２２０位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和１２８名国家科学学会会员的豪华教师阵容，拥有大批学术界领袖、工商界成功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校友群体的另类大学，可称得上是最有美国色彩的研究型大学。故而，人们往往又把它视为大学之中美国精神的一面旗帜或美国梦成真的典范。斯坦福大学地处美国西海岸，一个曾经是老一代移民的寻梦之所；一位在西部淘金中成功“牛仔”的慷慨义举；一个被视为现代世界技术圣地麦加的硅谷；还有不断涌来的新一代企望实现自己梦想的技术移民；大批风险投资家的巨大赌注……所有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颇为生动且壮观的现世图景。
斯坦福没有多少传统，如果一定要追溯它的传统，那就是讲求实用、追求财富的短短发达史。老斯坦福极为反感大学的宗教派别之争，因此，斯坦福没有哈佛和耶鲁等原生的宗教性。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传统的束缚，斯坦福追求实用技术的冲动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于是，便有了它在圣克拉拉播下的种子，随之也便有了后来充满生气的硅谷。而一旦这些种子破土而出，并在硅谷四处生根、开花和结果，斯坦福就成了收获者。它不是硅谷中的最大收益人，却是硅谷最稳定的收益人。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收益反过来又为斯坦福注入了更为旺盛的活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网络泡沫的大大缩水，也许多少预示了硅谷不是一个永远无法打破的神话，但是，因为斯坦福的存在，当然也包括伯克利、加州理工以及圣何塞大学等其他知名和不知名大学的存在，相信硅谷的技术发达史在不远的将来还会继续谱写出新的篇章。
对硅谷历史曾有过专门研究的科学史学者伦奥尔（Ｔｉｍ Ｌｅｎｏｉｒ）认为，如果说在１９６５年以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那么１９６５年后，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就是一种盘根错节、相互交缠的关系，同样有趣的是，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他指出，从那时起，硅谷中充斥了大量的怀揣博士学位的人们，形成了一支频繁流动的高水平劳动力队伍，并造就了一种在高风险中求得回报的文化，一种共同体的合作精神，一个竞争的开发和投资环境；另外还有大学之间的互动，人们对高质量物质生活的追求，政府的介入、特别是对研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种专门事务部门如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完善，如此等等，为斯坦福作为技术孵化器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斯坦福作为孵化器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硅谷对研究生研究的资助来实现的，一句话，在此，“每一件事情都是围绕研究而被组织起来的”。
总之，因为有了务实及对有形财富的关注远胜于无形资源的斯坦福（特尔曼就是一位把能否为学校带来财富视为终身教授评聘的基本标准的富有争议性人物），才有圣克拉拉朴实乡村景观到技术圣地之旧貌换新颜；因为有了硅谷这样一个对技术有着宗教般虔诚的社区，即在人类学家英吉莉·卢克（Ｊ．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ｕｅｃｋ）看来，一个技术理性无所不在甚至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细微环节之中硅谷，斯坦福才成为了研究型大学林立的美国新宠。没有多少深厚文化底蕴的斯坦福，因为它短短的发达史，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曾一度被哈佛著名的社会学家里斯曼（Ｄａｖｉｄ ｋｉｅｓｍａｎ）戏称为“流星”大学，然而，至少到现在，这颗流星还没有陨落，甚至看起来较以前更为炫目。我们固然不能断言斯坦福是“借”了硅谷的光而熠熠生辉，但毫无疑问，没有令世界瞩目的硅谷，斯坦福的光环会黯淡许多。
正如同硅谷是不可复制的一样（至少到今天，无论是ＭＩＴ的１２８公路、剑桥的剑桥高科技园区、台湾的新竹等等，还没有一个能够取代硅谷的地位），斯坦福大学的发达史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这其中实在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历史机遇和错综复杂的文化因子。但是，即使如此，从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些许启示，这就是大学完全有能力去塑造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社区，并在对社区的参与和社区的互动中，为自己赢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办学环境。大学的社区塑造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而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立足自己特色并不断探索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也许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何与斯坦福同样以工程见长、且更胜一筹的坎布里奇社区中的ＭＩＴ，难以创造出一个比硅谷更出众的园区，因为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声名，文化的哈佛都盖过了ＭＩＴ，所以拥有哈佛与ＭＩＴ的坎布里奇社区，更突出的特色是典雅华贵、雍容大度，而不是被老派的人们所斥责的斯坦福的“粗俗的、势利的技术功利主义”。以此来理解拥有中科院、北大、清华以及其他众多院校的中国超级豪华阵容的中关村，也颇意味深长。不知道以实用见长的清华、中科院以及大批其他传统行业院校，还有以人文见长的北大、人大和北师大，究竟谁能够成为中关村的主导？表面上看，中关村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硅谷”，技术开发与市场策划是主旋律，然而，这一主旋律之中也同样存在不同的变奏，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诸如北大南墙被推倒又被重建的戏剧性事件。方兴东先生将此斥之为“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校园文化与中关村文化融合的最终失败”。其实，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文化的北大本身就是中关村社区中的一道景观，该事件本身的意义或许不是标志着它与中关村文化的融合失败，而正体现了北大的文化精神对社区文化的一种抗拒，而这种抗拒同样也是大学与社区间的一种互动形式。人们不能强求一所大学磨掉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品格而去追随社区文化，否则，大学也就失去了它在社区中存在的意义。
布朗等人认为，硅谷之中大量企业云集是因为存在一种氛围，一种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们面对面交流频繁的富有活力的知识生态。然而，相对于硅谷，中关村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生态，同时，也有着比硅谷更为深厚的区域历史背景，这里荟萃了太多的中国高水平科研院所，且各自的风格和特色迥异。因此，中关村无法也没有必要一定去克隆硅谷的模式。它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和人文生态的复杂性，其实也正是它作为一个文化与科技社区的优势所在。因此，中关村能否真正崛起并形成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关村模式”，取决于这里众多知名大学、科研院所的广泛参与，并在与社区以及彼此间的互动中，形成一种特有的社区发展和社区文化模式。，当然，也取决于城市管理部门的规划、投资、创业和人才流动等政策导向。
斯坦福，硅谷的起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而这成为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的起点和桥梁。
有人形象地描述道“斯坦福就是硅谷的孵化器”。早年对偏于一隅的斯坦福来说，与东部的名牌大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西部远不如东部发达，人才流失现象比 较严重。时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弗里德里克·特曼很有先见地认为，高校的未来在于人才，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 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在他看来，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第一流的教授，但当时的斯坦福对名牌教授还没有很大的吸引 力。为此，特曼提出了著名的“学术尖端”构思，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吸引顶尖人才，二是树立顶尖科系。
斯坦福大学
正是基于招揽出色 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学术尖端构想，特曼教授和当时的校长华莱士·斯德林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而把钱——通过聘请著名教授——变成学术上的威望。 于是，他们划出7.5%的校园土地，约655英亩，出租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工厂，这便是斯坦福工业园区。之后，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 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继续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在谈到斯坦福的办学理念时说道：
“我们的理念是要追求新的知识、推动我们的学业与学生进行交流，因为我们不断地进行研究，不断地进行教育，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财产就是要双方都达到优秀，在教和学方面相互影响，而且都达到杰出的效果，这是我们大学的一个理念。”
而对于这个理念具体表现在哪里，亨尼斯是这样说的：
“斯坦福最有特点的、区别于很多世界其他大学的就是它有不断冒险的精神，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有这样的精神，不断地寻求和探索新的方向及新的理念。”
创业文化的教育背景
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弗里德里克·特曼，被誉为“硅谷之父”。如果没有这个人，硅谷的诞生必定会晚得多。
特曼从小在斯坦福的校园长大，耳濡目染斯坦福学术自由的气息和青春的活力。1922年，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和电子工程两个硕士学位，并于两年后返回 斯坦福大学工作，担任电子工程系教授。踏上工作岗位的他承袭了斯坦福的一贯风格，不固守，不止步，他始终认为，大学不仅仅是象牙塔，工程系教授更应与工业 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他鼓励自己的学生要勇于拼搏闯荡，在学校附近开设公司，进行创业活动。
学生惠利特和普卡德正是在特曼的出谋划策下，于1937年成立了著名的惠普公司，而第一个产品正是他们做研究生时的课题——声频振荡器。
创业初期，惠利特和普卡德严重缺乏资金，租不起办公室，只能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小车库进行办公和研究。
两位创始人始终秉持着在斯坦福形成的不断挑战自我、不断推陈出新的理念，不断研制新的更好的产品服务于人类，终于慢慢成长为今日闻名世界的跨国企业，全球 员工达到12万以上，年收入超过250亿美元以上。而那个当年挑战之旅中的暂时落脚点，著名的小车库，也被荣幸地誉为“硅谷的诞生地”。
雅虎公司联合创始人杨致远，于199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迈开了其努力进取的脚步。
可以说，斯坦福对杨致远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这个硅谷的人才摇篮，他受到这股强有力的创业风潮的影响，想到也应该创办一个自己的公司。机缘巧合，他和自己的助教戴维·费罗走到了一起，成了合作无间的最佳拍档。
一开始，两人的研究方向是自动控制软件，但不久他们发现这个方向已经被几家公司给垄断了，发展机会不多。此时，第一个Web网浏览器出现了，它可以让他们查到各种资料，网络开始真正地改变人们。
杨致远很快就被它给迷住了，他和费罗制作了各自的主页，并乐此不疲地天天泡在网上，开始各自收集自己喜欢的站点，并互相交换。随着交换频率越来越高，收集的站点资料越来越多，他们觉得不胜其烦，想到如果开发一个数据库系统，那么就可以管理全部所收集到的资料。
在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要去这么做，杨致远和费罗这对拍档把网络资料整理成方便的表格，并将它命名成“杰里万维网向导”（“杰里”是杨致远的英文名）。他们 将这一共享资源的站点分类，又将类分成子类，于是“Yahoo”的雏形诞生了。其核心——按层次将站点分类——直到现在仍没有改变。
在斯坦福，不仅是学生，很多教授也都有过创业的经历，或者担任过创业公司的董事。他们会将自己的经验告知学生：如何面对创业中的客户、员工管理、筹资等问题，在董事会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等等。
摘自《从大十名校看美国式精英教育》
斯坦福和硅谷，谁成就谁编辑本段回目录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邻近的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在学术和学生体育运动上双双驰名时，斯坦福大学还“默默无闻”。斯坦福的腾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的事，如果说得简单一点，还得归功于校园面积的巨大。
创立第一个大学高科技园区
当时的斯坦福对名牌教授并没有吸引力。学校也没有权威学科。而八千多英亩的面积，学校用也用不完，于是1959年，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和当时校长华莱士·斯德林（WallaceSter－ling）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有了钱后聘请名教授，最终变成学术上的威望。他们的办法就是如此简单，出租土地为学校挣钱。
这便是斯坦福的转折点，近千亩土地廉价地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科技公司，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斯坦福于是成为世界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这个工业园区，就是今日硅谷之由来。现在，这种以大学为主体建立高科技园区的模式，在世界各地包括我国传开。
■教授老板
如，当今闻名世界的惠普公司，就是在研究园区起家的。当时，在特曼教授学术和资金等各方面的帮助下，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休利特和帕卡德以538美元创办了惠普公司。斯坦福研究园区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创业者技术、信息、资金的保障。这样一种把大学与工业联系在一起的环境也造就了许多教授企业家。电器工程系教授林维尔（JohnL invill）就是一个典型，他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在硅谷工作，他本人也在好几个公司兼职。1971年他与别人共同创立了著名的美国遥感系统公司，专门制造视觉—触觉转换器，使得万名盲人享用电子式的阅读。
■学生企业家
老师带头，学生岂不跟风？大学生创业家也比比皆是。苹果电脑公司就是由两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乔布斯和沃兹尼克创办的。创业已经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重要文化，这也是研究园区和硅谷根深叶茂的深刻底蕴。斯坦福大学开设了创业课程，从理论上给企业家进行指导。一些著名的创业家，如擅长销售的AMD公司创始人桑德斯，不断另起炉灶的“创业狂”安戴尔，电子游戏工业的泰斗布什内尔等，都是在这里起家和成长的。
■资本闻风而来
科技成果和人才的涌现使资本像鲨鱼闻到血腥气一样蜂拥而来，如今在学校周围乃至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门面就像餐馆那么多。这种模式谱写着上世纪科技带来的经济格局，至今影响着世界。一位朋友从大公司的工程师职位上辞职出来自己创业，靠一份商业计划拿到了2千万的风险投资，开始从技术型转向管理型。他说比过去做技术要累但更兴奋了，而且，他把家也搬到了斯坦福大学附近。去他家，每次会听到激动人心的新技术，他的理想是用学到的理论在市场上实践，公司成功了，他就可以创建自己的资本理论。
斯坦福大学的基础研究在大学实验室进行，也在工业界的研究室内进行。工业界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大学跟踪应用于工业界的技术。许多项目是大学和公司一起开发。如世界最强的集成电路系统研究中心目前就有斯坦福大学80位教师，400名学生直接在参加。
■富豪校友
斯坦福大学还采用闭路电视，把课程传送到坐落在研究园区的高技术企业，各公司对参加学习的职工，支付了加倍的学费。对公司来说，技术转移的速度十分惊人，往往教师刚刚获得的实验成果和毕业生的革新计划，能马上在公司中实现。在硅谷发迹的斯坦福校友对母校也作出不少贡献。例如，休利特和帕卡德当初从特曼那里得到538美元的资助而办起了惠普公司，在他们发达之后，不忘母校和师恩，于1977年回赠920万美元，后来又一次给了几亿美元。斯坦福校友至今共捐赠26亿美元，最多一次是一人捐十亿。斯坦福大学本身就是硅谷地区运作得最成功的一家“公司”。
■善于应对
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电讯业的衰退和“9.11”事件的冲击，硅谷经济首当其冲，学校许多和工业界挂钩的项目也深受影响。有远见的斯坦福早已经做好准备，设定了长远路线，从多方面着手，以培育更多新经济领域的专才，充分显示美国知识分子在逆境中高速应变求存的能力。在环保科技方面，斯坦福继续与联邦和州政府紧密配合，在科研方面积极带动生物科技革命等。今年，他们鼓动旧金山市政府拿到加州的干细胞计划基地，而学校医学院简直就是美国新药开发基地之一，和附近的美国基因技术公司打得火热。
■Bio-X
早在1998年，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斯坦福教授便产生了一个新构想——生物科技革命，希望结合不同专业人才的研究，于是跨学院、跨科系的大规模计划Bio-X产生了。
Bio-X诞生，紧密连结医学院、工学院、生物科学、化工、化学、物理、电机、电脑等科系的教授及学生。创立Netscape与Silicon Graphics的前斯坦福电机系教授Jim Clark捐出1.5亿元给大学，在校园内盖建生物医疗工程及科学中心，用于尖端生物科技研究，去年夏季刚完工。另有一名匿名人士捐出6000万元的款项给Bio-X计划，使经费扩增到2亿美元以上。
三分之二大法官出自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是个“全才”。就在我写稿的今天晚上（2005年9月3日），电视上报道美国的第一大法官去世，他和前一阵子告退的女法官都是斯坦福的同学。此前，美国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竟有六个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法学院在美国专业排名上一直是前三、四名，1998年一跃而与哈佛法学院并列第二。而斯坦福的企业管理研究所，1998年更是与哈佛企管所并列第一。据说斯坦福的数学、艺术和音乐系力量稍微薄弱一些。
教授豪华超强阵容。校方常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统计学教了16年好不容易爬上系主任宝座的教授，宁愿到斯坦福大学来当一般教授。
几年前的统计（最新的我没查到），1300多位教授中，有27位诺贝尔将得主，5位普利策奖得主，142位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84位国家科学院院士，和14位国家科学奖得主。
1991年，在它庆祝百岁生日之时，它也达到了美国大学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十亿元校友捐助”的目标，引得东部学校纷纷效仿。
斯坦福对硅谷的历史贡献 编辑本段回目录
《南风窗》 作者：雁 鸣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成立，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正当铁路大王的儿子小斯坦福将要进入大学的时候，突然染病去世。老斯坦福希望通过捐一笔钱给哈佛大学来作为纪念。但是哈佛办事人员的傲慢让他改变了主意。
1887年5月，铁路大王老斯坦福来到旧金山以南约40英里的帕洛阿托小镇，捐资约2000万美元，买下5万公顷牧场，建立起斯坦福大学。他决心要在西部建立一所可以和东部大学媲美的学校。斯坦福大学,全称小利兰斯坦福大学( LelandStanfordJuniorUniversity),1891年10月1日正式开课。1920年斯坦福大学还只是一所“乡村大学”，但到了1960年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更被评为全美大学的第一名。
一位美国科学家这样说：“硅谷之于美国，正如美国之于世界。”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校长说：“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硅谷由一系列小城市组成，位于美国西部金门湾区的西南部，原是农产区。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的P aloAlto市(译为帕洛阿图或帕洛阿托，意为“高树”)，由于她的建立与努力，这里成了高科技重镇。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为硅谷微电子工业创造了条件，同时，硅谷的发展也帮助了斯坦福大学，使她得以有今天的成就。
硅谷的形成与很多条件有关，比如说美国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优势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个别人物的行为会对事物的进展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至今许多人认为，被称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努力也是硅谷出现的必要条件。我们只要看看半个多世纪之前开始至今天的一系列著名公司与人物的出现及其连锁影响，就会欣然同意这种判断。
1930年代，特曼成了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系主任。他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就业机会。当时的毕业生都要到美国东部去找工作，为此他必须在西部鼓动起高科技创业。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两个学生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休利特的硕士论文是“可控频率音频振荡器”。他向他们两人指出了该论文成果的商业化潜力，鼓励他们创业。
为了解决资金的困难，特曼想办法从当时主要的军工承包商SperryGyroscope公司处为他们取得了1 000美元的赠款，其中500美元用于购置设备，另外500美元则作为帕卡德的工资(他已经结婚)，他为此放弃了毕业后在东部的GE公司的工作，为了创业只拿原来的一半工资。HP公司就538美元的资产注册成立，公司就设在帕卡德夫妇租来的房子的车房当中。
特曼常去看望他们，当他看到车子停在外面的时候，就知道公司接到了订单。帕卡德回忆说，在他成为特曼班上的学生之前，特曼就已经因为他常去旁边的实验室摆弄无线电收音机而注意上他，特曼甚至查阅了帕卡德的高中成绩以及大学入学考试成绩，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了他的特长爱好。
特曼不断鼓励毕业生们创业和鼓励教师们当公司的顾问、投资或者自己成立新公司。
从下面一连串不很完整的公司名称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曼“硅谷之父”的称号确实名副其实：HP(惠普)、苹果电脑公司、SGI公司(SiliconGraphicsInc)、肖克莱半导体实验室仙童公司、Intel、Sun、C isco、Yahoo、Google……据粗略估计，在过去的50年中，硅谷之中由斯坦福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开办的公司。
健康的校企良性互动
尽管斯坦福大学促成了许多高科技公司的诞生，但它本身却没有开办任何校办企业。不是斯坦福大学名气不够大,而是斯坦福大学依靠其创新的理念和对外输送的大量创新人才支持了硅谷的发展,整体提升了美国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因为有了近水楼台的硅谷，有了充裕的经费来源，后起的斯坦福办学层次和水平提高之快令人震惊。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几乎与硅谷的发展同步，斯坦福在全美大学评估中的地位也扶摇直上，目前，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院以及主要的几个专业学院，都基本在全美的前5名之列。
显然，在此讲资历、论传统，斯坦福100多年的历史实在有些“浅薄”，或许正因为此，它也无意去与哈佛、耶鲁等比拼历史和传统，而唯一所凭依的就是发展实用科学和开发技术，即通过科学的商业化创造和积累财富，再转过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增强基础研究实力。而学校地位的攀升，又是学校吸引优秀生源、抬高门槛值的前提条件。
大学与产业之间的互动可以存在许多方面，最直接的就是大学培养出具有专业知识的学生却不断增强产业的人才资源，或者是有专业知识与创业知识和科研成果的毕业生(往往也加上他们的导师的辅助)自己创业，或者是大学通过继续教育计划帮助产业从业人员不断更新知识，还有就是大学与产业中的企业进行科研与教育的合作互动、出成果、出人才。本文着重讨论校企间的科研教育互动。
关键的目标是“健康的校企良性互动”。学校与企业可以看成一个校企系统。我们要以系统科学的角度和观点来分析高校与企业的联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设置与控制它们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系统，首先要有明确的系统目标，要清楚各个子系统所担任的角色、需要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们的收益。
首先，校企系统的目标应当是产生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企业、产品、就业市场、以及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推动。在这当中，学校主要负责人才的培养与科研的管理；而企业则负责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成功的产品、造就成功的企业、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就业市场。这种良性的互动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根本性的贡献。在校企互动当中，流动于两者之间的应当是高质量的科技信息，而绝不是金钱。只有这样的互动才是“健康、良性”的。
一定有人会问：“在校企互动中，企业的收益是明显的，那学校又有什么得益？”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学校的角色是培养人才。只有与企业紧密结合，学校才有可能知道对人才的需求是什么，才有可能接触到产业技术的现状与它的发展需求，而从中寻求潜在的科研方向与项目。企业则可以为学校的科研提供经费而作为他们使用科研资源和获取科研成果的代价。
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高等学府都以斯坦福大学为榜样，希望在自己的周围孵育出一个硅谷。限于中国的国情，世界首创的大量校办企业应运而生。然而，“成也校办，败也校办”。不是校办的话，当年很多企业不可能诞生与生存；也正因为是校办，它们成不了拳头企业、也出不了硅谷式的杰出企业家。
而大学也因为办企业，从管理层到教师，为了追逐金钱不务正业，贻误了教学与科研，培养不出优秀的学生。更有甚者，校办企业成为权力寻租、侵吞国有资产、金融腐败的演武场。在这种情况下，斯坦福和硅谷之间良性互动，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