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罗阿图斯坦福大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惠普车库开往斯坦福的路上，会经过Facebook的总部。电影《社交网络》里，肖恩·帕克对马克·扎克伯格说：“是时候让帕罗阿图认识一下Facebook了。”其实，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是时候让Facebook认识下帕罗阿图了。”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帕罗阿图这座小镇是因为斯坦福大学而闻名。1876年，加州前州长老利兰·斯坦福捐出了他8000多英亩专供培育良种马的帕罗阿图农场，建起了斯坦福大学，崇尚个人奋斗、平等、务实的精神。这么多年来，斯坦福就像一块磁铁，从世界各地吸引最聪明的年轻人来到帕罗阿图。这里有山有海，阳光充足，空气干净，生活舒适，只要来到这里的人，很少有愿意离去的。
斯坦福很大，几乎占据了小镇一半的土地。也许是下雨的缘故，校园里并没有多少学生的身影。走在西班牙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之间，四周静谧得让人忘记自己正身处世界科技变革的心脏。触目所见，全是红色、黄褐色和绿色。红色，是屋顶的颜色；黄褐色，是砂岩体屋体的颜色；而绿色，则是校园中大片大片的草坪和树林，校园远处山坡上马场的颜色。在来到斯坦福之前，我们就已听说这里的人们习惯于叫斯坦福大学为马场，可若非亲眼所见，我们也很难相信这里真的有马场。
翻过马场一直往南走，就到了帕罗阿图研究中心(PARC)。如果不是指示牌上写着PARC，我们很难把隐蔽在如此寂静一角的建筑物和现代计算机历史联系在一起。还有谁会记得，激光打印机、个人电脑、鼠标、以太网络、图形用户界面、语音压缩技术等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计算机技术，其实都是在这个研究中心孕育出来的？
1979年，乔布斯在帕罗阿图研究中心第一次见到图形界面技术，立刻就有一种直觉，有一天所有人的电脑都应该是这样子。他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都这么相信。回去之后，他就将这一概念应用在苹果正在开发的麦金托什电脑上。多年以后，他在接受采访中提到，当时PARC其实给他展示了三种技术，图形界面、面向对象编程、以太网。早在1979年，PARC的科学家们已经用局域网连接了200多台ALTO计算机，互发E-mail。但当时乔布斯被图形界面彻底迷住了心神，完全没有意识到另外两种技术的可能性。
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得仿佛已经被世界遗忘。这大概就是超前于自己时代的悲哀。PARC的故事本来可以是乔布斯命运的另外一种版本。
多年来，乔布斯一直被视为硅谷的“预言家”。人们震惊于他在技术趋势的把握、文化潮流的走向，以及商业决策的判断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思维方式，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如何像乔布斯一样思考》。
但乔布斯不是没为自己的“远见”付出过代价。麦金托什是第一个正式上市的图形界面和桌面概念的计算机，但当时面对IBM-PC的激烈竞争，它的销售业绩并不好，乔布斯也因此被踢出自己一手创办的苹果。
他离开苹果后创办的公司NeXT，也是由于技术超前于时代，NeXTStep软件环境所要求的高档硬件配备导致整个系统的价格居高不下，以至于曲高和寡，几乎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NeXTStep又在互联网的历史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世界上第一台WWW Server便是当时在欧洲核物理实验室工作的蒂姆·伯纳斯－李在一台NEXTCube上开发出来的，第一个Web浏览器也是在NeXTStep系统上开发的。
1986年，乔布斯第一次看到Pixar的动画时，也是被计算机图形那种蛮荒时代的可能性所吸引。但在《玩具总动员》上映之前，Pixar一直是乔布斯沉重的经济负担，10年内累计负债5000万美元。他后来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维持Pixar的运转将如此昂贵，未必有勇气把它买下来。
乔布斯的故事，到底是“远见”的胜利，还是命运的阴差阳错？
1994年，在一次《连线》杂志的采访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思维方式：“创造力就是连接。如果你问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他是怎么做到某件事的，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看到而已，感觉到自己所走的方向，前方自然变得明朗起来。因为他能连接生命中的各种体验，然后把它们组合成一种新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或者他们对自己的经验思考得更多。”
这大概就可以视作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就像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的：“我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你在向前展望的时候不可能将这些片断串联起来，但在回顾的时候，这些点点滴滴会自然串联起来。你必须相信这些片断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串联起来。”
他重返苹果之后推出的每一个产品，从iMac、iPod、iPhone、iPad，乍一看都是彼此独立的，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和市场，但它们又有一以贯之的原则，比如简洁、优雅、感官与功能的双重享受。最终，这些产品都如河流入海，统一在iTunes的平台之下。一切如此顺理成章，就像乔布斯脑海中预先有一张完整的拼图，打乱了以后，以最佳的顺序和布局，一张一张地扔出来。每一片奇形怪状的小碎片都在它该在的地方。
帕罗阿图苹果店
帕罗阿图只有一家苹果店，位于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街道两旁有很多漂亮的店面和咖啡馆。雨后天冷，路人们几乎人手一杯星巴克。听说乔布斯经常会来这家苹果店看看。这里距离库布提诺的苹果总部不过20分钟的车程。如果你沿着韦弗利路一直走下去，没多久就能走到乔布斯的家。
这家店看起来和我们在北京看到的苹果店并无多大区别，因为来了一个旅行团，店内稍显拥挤。有个特设的儿童体验区，两个小朋友正坐在圆桌的两面，一人守着一台苹果机，安安静静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颜色，在电脑上信手涂鸦。我想象着如果这时候乔布斯跨进这个门槛，店里的这些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纽约时报》说，乔布斯在苹果最重要的角色是“品位制造者”。
重返苹果后，他搞出了五颜六色的果冻一样的iMac。比尔·盖茨后来看了他的演讲，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这些东西疯狂，“颜色？有什么大不了的？”
自那之后，苹果素雅的整体基调中，永远会夹杂一些跳脱的颜色。就像现在他们正在主推的iPad彩色外壳。一人高的不同颜色的展品像立起来的扇面一样摆放在玻璃橱窗前。从街上经过，一眼就会被这些简单明亮的颜色所吸引。
盖茨不是唯一一个对乔布斯的品位感到困惑的人。其实，你很难想象乔布斯在自己的书桌上放一台草莓红的iMac。就个人品位而已，他是一个崇尚极简主义的人。他在帕罗阿图的家布置得非常朴素，木质家具，Ansel Adam的黑白照片。如果完全放纵他的个人意志和审美情趣，苹果店里摆着的，可能都是NEXT那样的机器——像黑色大理石一样光滑，优雅，强大，但令人生畏，就像他给人的感觉一样。那样的机器能吸引约翰·卡马克，但不是普罗大众。
作为他的个人趣味与大众趣味之间的调和，我们才有了iMac、iPod，iPhone，iPad，还有Apple Air。他是这个时代最高明的欲望制造者。他的产品让人疯狂。一个苹果“粉丝”留下遗言，要求死后与他的iPhone一起合葬。Apple air如此美丽，如此轻薄，在技术上不仅毫无创新，甚至是以技术退步为代价。目前世界上最薄的笔记本其实是联想公司的一款机子，但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乔布斯和盖茨在精神上显然是不一样的。盖茨从骨子里是“极客”，而乔布斯则是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盖茨是典型的资本家，他在微软的任何一项决策，都符合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但对乔布斯来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无法忍受的，比如糟糕的品位、丑陋的设计。
七八十年代，当硅谷大部分计算机厂商都以朴素丑陋为美德的时候，乔布斯已经意识到设计的重要性。为什么计算机不能像保时捷一样，在审美和工程上都尽善尽美呢？
1982年，在开发麦金托什期间，他带领整个团队到巴黎的蒂凡尼博物馆参观，因为他认为蒂凡尼是一个懂得量产艺术品的艺术家。他还专程去拜访过宝丽来相机的发明者埃德温·兰德博士，当时兰德博士刚被踢出宝丽来，隐居在剑桥，将余生用于破解颜色密码。他告诉乔布斯，他希望宝丽来站在艺术与科学的交叉路口。这也是乔布斯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他看来，伟大的产品是“品位”的胜利，但“品位”并非纯粹的外观设计，而是学习、观察，将自己沉浸在古往今来人类发明的最美好的事物中，并将其应用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
不过，在制造世界上最有品位的机器这件事情上，乔布斯只相信自己。所以，他一直不肯将iPhone的操作系统授权给任何第三方手机商，哪怕Google正在利用Android的联盟攻城略地。一切好像回到了20年前微软与苹果之间的战争，而苹果是那场战争的输家。
不过，乔布斯似乎并不介意。也许他根本无意占有全世界。对他来说，有些东西比统治世界更重要，比如完美。
禅与东方
沿着帕罗阿图的中野路一路开下去，从北加州大街的交界处向右拐到韦弗利路上，就到了乔布斯家。
帕罗阿图是硅谷的富人区，随便一个小破房子就能卖上百万美元。这个小区更因为许多年轻的硅谷亿万富翁而变得炙手可热。每一幢房子都设计得很漂亮，有欧式乡村风格，也有日式庭院风格。相形之下，乔布斯的房子反倒显得很低调，从外面经过，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工斧凿的痕迹。但他们家的花园是小区中最大、最漂亮的，种了许多花、植物和草药。春天刚到，一树樱花开得正好。
远眺帕罗阿图山谷青翠，再看眼前庭院落英缤纷，原来乔布斯在Palo Alto过着一种相当诗意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癌症，他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在一次采访中，乔布斯给记者讲过一个关于费曼的故事。那是费曼生前的最后一次手术，他也是患了癌症，医生告诉他这次也许撑不过去了。费曼说：“如果是这样，拜托帮我把麻醉药给解除了，让我处于清醒状态。为什么？我想知道生命最后关闭时是什么感觉。”
对乔布斯来说，生命一直是一个令人眩惑的谜团。青少年的时候，因为养子身份，他不断追问，生命是怎么来的，亲生父母为什么要遗弃自己；30岁的时候，他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踢出局，再次面临生命的幻灭感；年近50岁，当他一步步到达事业的顶峰，却要一次次面临死亡。有人说，他剩下的时间很可能要以星期计算了。
一位佛学大师说：“在所有的意识中，常存死亡和无常的意识是最好的。”因为它时刻提醒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无从揣测，身为佛教徒的乔布斯是否真的如此坦然面对生死，是否真如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死亡极有可能是生命最杰出的一项发明，因为它去旧迎新。”
他是一个激情四射的演说家，但极少真正向世人袒露心扉。
1994年，《滚石》杂志的记者问他，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他说：“生命的目标是寻求启蒙，无论你如何定义，这个问题太私人，我不想跟你谈这些。”
当时他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一年前，他刚刚关闭了NeXT的硬件部门，裁掉了300多个员工。工厂满目废墟，办公用品和家具一一变卖，他的追随者不再相信他。失败似乎已成定局。工作狂的他甚至不怎么去上班了，大部分时间留在家里陪他2岁的儿子。那种幻灭感，可能并不亚于多年前得知自己的身份，或者多年后面对癌症。
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他谈到了这段经历，却说被苹果踢出来是他这辈子发生的最棒的事情，因为让他回到了“初心”——成功者的负重被初学者的轻盈所取代。“初心”是一个佛教用语，指“第一念头”，即人之初的真性情，一种包容许多可能性的心智状态。
乔布斯虽然自称佛教徒，但极少公开谈论他对“禅”的理解。他的很多传记作者都相信，禅对他的精神世界影响巨大。一方面，他本人脾气暴躁、没有耐心，要从佛学和禅道中寻求内心的宁静；另一方面，他将禅宗“无”的哲学应用到了苹果的设计中。iPad本身就是禅的一种隐喻：消灭了键盘、鼠标等一切附属，移动计算能力被简化到一个纯粹的屏幕上。就像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乔布斯最初对东方神秘主义感兴趣是在里德学院上学的时候。当时的里德学院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所学费奇贵的私立大学。60年代末70年代初，东方哲学潮流在这里非常流行，学生们热衷于阅读理查德·阿尔帕特、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等东方哲学专家的著作，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乔布斯很快就从里德学院辍学了，但还是整天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大量阅读佛教典籍，参加当地印度教派的聚餐，还拿毒品和饮食做试验。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成素食主义者的。
21岁那年夏天，乔布斯陪一个朋友去印度朝圣，结果失望而归。他们想寻访一位叫尼姆·卡洛里·巴巴的大师，却发现这位巴巴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而他的追随者一心想靠他的名气来赚钱。他非但没有找到所谓的精神启蒙，印度的贫穷和光怪陆离反而起到了一种去魅的效果。他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也许托马斯·爱迪生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比卡尔·马克思和尼姆·卡洛里·巴巴加在一起都要大。”
在创办苹果之前，他痛苦了很久，因为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去日本灵修，继续追寻个人生命的真谛，或者留在硅谷与沃兹一起创办苹果电脑。据说是一个叫乙川弘文的日本僧人劝他留下来。因为禅是一种自我内心的修行，不是非得跑到日本去。后来，这个僧人主持了乔布斯的婚礼，还担任过NeXT的精神领袖。2002年，他在瑞士卢塞恩为了救幼女溺水而亡。
改变世界
几年前，道格拉斯·布林克利，一位专门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说，比尔·盖茨的传记会有普利策奖得主来写，那是时代的正传；至于乔布斯嘛，他虽然是硅谷的重要人物，但顶多是个外传。
去年，乔布斯亲自选定了《时代》杂志的前主编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作为自己的传记作者。他从来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但基于自己的健康状况，也许他终于在考虑，自己到底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都是使用工具的，如果你给他们好的工具，他们会用这些工具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比如电脑。他曾经想象着，有一天，我们能在工具中融入亚里士多德或爱因斯坦的基本观点。想象一下，这将对年轻人的成长带来何等帮助？
他的一生，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工具，电脑、音乐播放器、手机、平板电脑……但是，他不无遗憾地意识到，这些工具的力量，恐怕无法与鲍勃·迪伦的音乐相比，它的生命无法与迪斯尼的《白雪公主》相比。100年以后，还会有孩子看着《海底总动员》而露出笑颜，100年后，谁还会记得iPod、iPad？如果可以，他愿意用所有的技术交换与苏格拉底共度的一个下午。
在接受《连线》杂志的采访时他说：“当你慢慢变老，会发现有些事情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外的。技术并不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出生，短暂停留，然后死去。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技术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一件事情，不是非得改变世界，才是重要的。”
假设把乔布斯从30年的历史中抽掉，我们今天的世界未必会变得更糟糕，或者更美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乔布斯，硅谷一定会比较无趣，我们的世界也会比较无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