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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中国电信业发展史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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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电信工业概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全国解放以前的年代里,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历届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新兴的电信工业方面,谈不上具有工业的规模。只有依靠进口器材进行仿制和拼凑装配的小型厂商。我国的电信教育起步亦较晚,约于1914年在上海南洋大学才开始设立电机课程,1920年才增设研究无线电理论的小组,因此人才缺乏,也直接影响着电信工业的发展。
    在十九世纪中叶,欧美各国已广泛利用电报、电话传递信息,电信事业已相当发达。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入侵,英国的东方电报公司,首先插手我国的电信事业,铺设海底电缆从香港到达上海。接着,沙俄架设陆线经西伯利亚进入我国东北。1869年,丹麦、挪威和英国合营的大北公司也铺线到达中国海岸。1870年,英商中国海底电报公司和大北公司,无视中国主权,未经清政府同意,即在上海开办营业处,经营电信业务。1879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传递军事情报,在大沽口炮台至天津之间架设电缆,试办电报。1881年,清政府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建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这是我国举办电信事业的开端。以后,各地陆续开展了电报线路的建设。
    1900年,丹麦人璞尔生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机,擅自架设连接天津和塘沽的电话线,次年又接通京津线路。1909年,清政府收买了德国架设的天津塘沽间的电话线路,自己经营京津间的长途电话业务。以后,我国电报电话事业有一定发展,主要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都有这方面的设施,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帝国主义的控制。
    民国初年,英国人首先在我国北京、上海、喀什、库仑等地建立电台,后又在天津、上海、福州等地设立专为船舶服务的长波电台。随着无线电应用技术的传播,各种小型的商业广播电台蓬勃兴起,为电信事业服务的电器维修行业应运而生,仿制电信机具另配件的厂商亦竞相建立。
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外国的收音机已大批涌进我国市场。沿海各大商埠,如上海、天津等地的民族资本厂商,在仿制无线电零件的基础上,组装收音机销售,从维修到制造,成为我国早期民族资本电信工业的萌芽。
    在电信应用技术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为了军事方面的需要,开始筹建电信工厂。如交通部办了电信机械修造所,资源委员会筹建中央电工器材厂和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等。但是帝国主义是不愿看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出现这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的。他们千方百计地控制原材料的出口,以遏制我国电信工业的发展,使一些初创的电信厂商的生产经营难以为继。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地方相继沦陷,工厂被迫一迁再迁。如中央电工器材厂和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由长沙、湘潭迁至桂林,以后再迁昆明与重庆。交通部的电信修造厂由南京迁至宜昌,再迁四川沪县。联勤总部的电信厂亦由南京迁至重庆。经过多次搬迁,各厂遭到很大损失。然出于抗战需要,各厂还是因陋就简地组织了生产,产品种类和产量还有所增加。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家已备受战争创伤,百废待举。全国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建设祖国,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忙于抢夺胜利果实,热衷于发动反革命内战。官僚资本集团又勾结美帝,大量倾销第二次世界大t战时期积存于太平洋各岛的剩余电信物资。此时国民党军队的通讯装备亦都改用美制产品,迫使国内电信工厂减产,甚至部分停产。例如资源委员会所属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的南京厂和天津厂,只能引进美国飞歌公司的成套收音机零件进行组装,成了为外商推销产品的组装厂,失去了自主生产经’营的能力。至于民族资本经营的电信器材厂商,本来财力微薄又几经沧桑,已元气大伤,依靠维修和制造简易电子元件来维持,到解放前夕,都已摇摇欲坠,濒临破产边缘。
    现将所收集到的一些有关旧中国电信工业的资料,经初步整理提供搞史料工作的同志们参考。旧中国的电信工业,主要集中于上海和天津等沿海商埠。从企业看,有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包括中外合营)及民族资本三类。现分述如下:

一、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

    1934年4月,国民党建设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以后逐步发展重工业建设。到1936年,开始筹建一批电信工厂,其中有制造电机、电线、电器、电话机及无线电机等各种器材的工厂。并即派人出国学习,引进工艺技术资料,采购生产设备和一些关键原材料。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在长沙、湘潭建厂,后迁桂林,并在昆明和重庆开设分厂。相继建成投产的工厂和它们的主要产品有:
    电机制造厂,它的产品有发电机、水轮机、变压器、马达、电表、各种开关及电控机件等。
    电线厂,它的产品有各种铜线、皮花线、电磁线、高压电力电缆和电话电缆等。
    电照厂,它的产品有各种真空及充气灯泡,部分型号的电子管,并试制成日光灯、水银灯、杀菌灯等。
    电池厂,它的产品有甲、乙、丙各组电讯电池、民用电池及汽车、火车用的蓄电池等。
    无线电器材厂,它的产品有手摇发电机、收发报机、收音机、广播电台。报话两用机等。
    有线电器材厂,它的产品有电话机、交换机及各种保安设备。
上列各厂,随着战局变化,多次搬迁,主要原料又依燧进口,生产发展都很缓慢。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资源委员会接收了一批敌伪电信器材制造企业。
    在上海地区有“中华电器株式会社”等四处,组成了“中央电工器材上海分厂”。
    在天津地区有“华北电线株式会社”等五处,加上北京
“东京芝浦株式会社北京工厂”等三处,组成了“中央电工
器材天津制造厂”和“中央无线电器材天津厂"。
    在沈阳地区接管的“满洲电线株式会社"等九处,组成了“中央电工器材沈阳分厂”。
    在汉口地区接管了“松下电业株式会社汉口电池工厂”,改建组成“中央电工器材汉口电池厂”。
由于美国大量倾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于远东各地的军用通信器材,市场出现供过于求,致使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被迫减产或停产。
    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厂的进步职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抵制和粉碎国民党图谋把工厂迁往台湾及破坏工厂的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大部职工租设备基本上都留在大陆,转而为新中国电子工业建设服务。解放时,由人民政府接管的原资源委员会电信企事业单位计有:中央无线电器材南京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天津厂、中央无线电器材总公司上海研究所、中央电工器材天津制造厂南厂、中央电工器材天津制造厂北厂、中央电工器材天津制造厂西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南京有线电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南京电照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电池厂等。
    除资源委员会以外,国民党的其它军政部门也开办了少数电信企业,其简况如下:
    1933年冬,国民党交通部在南京筹建“电信机料修造所”,1934年5月正式成立,并改名为“交通部电信机料修造厂"。它是当时唯一的有线电器材制造工厂,生产音响机,莫尔斯人工电报机等。抗日战争时由南京西迁宜昌。1938年再迁四川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交通部利用日本赔.偿的机器及美军剩余物资在上海筹建总厂,把沪县的厂改为分厂。
    1929年10月,国民党军政部于南京筹建“电信机械修造厂”,抗日战争期间先迁长沙,再迁重庆。解放前,该厂已改属联勤总司令部管辖,主要生产5W一500W无线电收发报机,15W报话两用机,小型超短波无线电报话两用机、四灯收音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国防部在天津接管敌伪义昌洋行电气工厂,改名为“中美无线电器材厂”,此厂主要制造微型无线电机,提供国民党特务使用。1949年1月天津解放,9月该厂即归并到电工二厂(即天津无线电厂)。
    1948年11月原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以“南京特种电信器材所”为基础,改组为雷达研究所。1949年5月杭州解放,由人民政府接管后迁回南京,当时有职工近1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占40%。该所的任务是检修和拼凑部分日式及美式雷达。
二、外资经营(包括中外合营)的企业

1.灯泡制造工业
    上海是我国最早用电地区之一,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每年从国外输入经上海销售的灯泡达五十余万只。为了剥削我国廉价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1917年美国摩根财团的国际通用电气公司首先在上海投资成立了“奇异安迪生电气公司",即“奇异灯泡厂”。该厂规模较大,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也较高,最高月产量达到六十余万只。外商眼见在中国投·144·资生产灯泡有利可图,纷纷参加角逐。
    1930年后荷兰菲利浦公司、德国亚司令公司、匈牙利太司令公司等都涌向上海投资设厂生产灯泡,并垄断了我国灯泡市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工厂全被日本接管。
2.有线电工业
    1918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与美国西电公司及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共同集资组成“中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为100万美元,其中,中国出资占47.5%。该公司在美国注册,向美国政府缴纳所得税。它除了独占上海电话事业的经营业务外,还代销美国国际电话公司的电器产品,并承揽了广州、汕头、杭州等九个城市的长途电话设施的安装工程和北京至天津等地的无线电电话安装工程以及全国各主要铁路的调度电话系统工程,同时提供这些工程所需的全部设备和器材。统计材料表明,1927年~-1937年的十年间,中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供应中国电话设备的总值占当时电话建设总投资的75%,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有线电行业。
3.无线电工业
    二十年代末,加拿大人圣路易(A,R,St,Louis)在上海开设亚洲电器公司,生产通信设备,并兼造变压器、.电动机及探照灯等。它曾为当时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银行生产两套短波无线电通讯网的全部设备(各包括十多部200W发射机)。日军侵入上海后,公司宣告停业。

三、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上海首先出现一批私人经营的电讯器材小厂,这与上海地区较早成立商业电台有关。当时,人民群众要收听广播,又无力购买收音机,只得买点电讯零件,自行组装矿石机、一管机。同时,由于商业发展和无线电爱好者学习的需要,出现了一批商业电台和业余电台。在这样的条件下,仿制电信器材的厂家纷纷开业。当时,比较著名的有:1923年开办的“亚浦尔电器行”,1924年开办的“亚美无线电公司”,以及1929年开办的“开利无线电器厂”,它们主要生产中周变压器、电容器、舌簧喇叭、耳机等无线电元件。交通大学教授张贡九、朱其清等集资于1926年创办的“三极锐电公司”,还能小批生产无线电机。但产品的主要原料,都依赖进口。
    三十年代初,随着有线电和无线电技术的广泛应用,电信器材销售量大增,又出现了一批作坊式的和工商兼营的小型企业,如三十年代初期开办的“国际电讯器材厂”、“华昌无线电厂”、“精美无线电厂”,三十年代中期开办的“中雍无线电机厂”、“信建蓄电池厂”、“信孚电机厂”,三十年代后期开办的“万里电机厂”、“亚尔电工社”、“华光胶木厂”,  “中央行”等。在这段时期,已能生产双连可变电容器、火花电容器、中频变压器等,虽数量不多,但有些原材料已仿制成功,不再依靠进口。当时,  “亚美无线电公司”和“中雍无线电机厂”,还合编出版了《中国无线电》杂志和其它无线电科普读物,对普及无线电知识起了推动作用。到1935年,亚美无线电公司除进口电子管外,采用国产元件已能组装出超外差式五灯收音机供应市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封闭中国人开设的电台,强令拆除收音机短波,无线电原材料来源中断,无线电器材厂商无法继续经营而纷纷转业或停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地区的电信电器工业曾一·146·度有所恢复与发展,新开办的有“中国自动电讯器材厂”(生产电话机和交换机)、“大中原电阻厂"(生产线绕电驵和电位器)、“天和电化工业社”(生产纸壳电介电容器)、“环球电器厂”(生产电位器)、“宏音无线电器材厂"(生产收音机)等。 
在天津地区,1930年成立“华生电池厂”,生产电池。此为天津地区最早的电信器材生产厂点之一。随后,一批销售和生产、维修电信器材的厂商相继开业,创办较早的有:“祥生电机行”(经销电器及无线电元件)、“隆声无线电商行"(经销唱机和唱片)、“中天电机厂”(维修电机及仿制磁石式电话机)、“同昌电器行”(经销无线电元件及收音机)、“中和有线电讯器材厂"(生产电缆分线箱、保安器)等;抗战胜利后开办的有:  “真善美电机行”(经销收音机零件)、“野玖瑰无线电行”(经销无线电元件并维修和装配收音机)等。但天津民办电信企业的命运和其它地区一样,好景不长,也由于美国倾销剩余物资及官僚资本企业从国外引进大批成套另件组装收音机销售,而在坎坷不平妁道路上苟延残喘。
    总之,旧中国的电信工业门类不全,规模不大,技术落后。但它毕竞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旧中国电信企业的从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新l中国电子工业建设的技术骨干,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红色通信发展记事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美丽的香山慈幼院理化馆旧址,今年3月23日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日子,香山电话专用局诞辰58周年纪念日,新的
香山电话专用局纪念碑也将在这一天揭幕,而“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香山电话专用局旧址”碑名与碑后面的那段文字将把我们重新带到58年前的岁月,带到中国通信历史上最值得泼墨和书写的那20年——1929年至1949年。因为这20年不仅成就了中国红色通信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为新中国通信事业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石。

    从一部电台到香山、中南海电话专用局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信息传递的方式和速度可能会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决定无数生灵的命运。

    1930年以前,我们党内的信件联系主要靠机要交通,费时且不安全。像从上海党中央到江西苏区,一个来回就需要两个多月时间,严重影响了各种战略措施的下达与实施。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无线电台。1928年秋,肩负重任的李强等同志开始边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边制作零件,边组装。半年过后,第一批收发报机终于装成。1929年,李强同志与报务员黄尚英又被派往香港建立电台。到了香港,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波长、呼号和时间,先收听上海党中央电台的声音,待双方都听到对方的声音后,开始正式通报。此次上海党中央与香港南方局的无线电通信,在我党通信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在长征途中,更有领导如此形容:中央委员加电台就等于党中央,足见通信地位之重要。

    1931年春天,为了沟通上海与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络,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位同志奉命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但他们在苏区却无法与上海党中央联系上,查找原因,发现是电台功率太小。在第2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缴获了一部100瓦电台,通过这部电台,他们终于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上海党中央与苏区的无线电通信从此正式建立起来,以前两个月才能互通一次信件的情况被后来的十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取代了。正是有了无线电通信,我们的红军队伍如虎添翼,战斗力日益强大;而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我党的通信事业也不断走向壮大。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初,中共中央准备将中央机关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迁往北平香山。出于保证中央通信的需要,北平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电信接管部部长王诤作出指示,务必在3月23日前建立通信专用局。接到命令,北平电信局的职工与军委三局电话队一道日夜奋战,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3月25日,香山电话专用局先后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泽东同志、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7月,随着周恩来副主席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决定组建中南海电话专用局。7月15日,中南海电话专用局竣工开通,局址选在成达中学院内,香山电话专用局的一批话务员也迁入中南海,成为中南海电话专用局的首批话务员。

    虽然香山电话专用局仅为党中央通信服务了4个月,但其与后来成立的中南海电话专用局却在我党的通信史上发挥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为纪念这段意义重大的历史,2001年7月1日,中共北京市电信公司委员会(现中国网通北京分公司)在香山电话专用局局址敬立了一座纪念碑。今年3月23日,北京网通又决定在此建立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将旧碑更换成新碑,意喻着更好地发扬革命传统,做强做大我国的通信事业。

    “要做革命的‘鲁班石’”

    1996年11月22日下午,在革命老区瑞金坪山岗,赫然出现了一群身穿红军服装的战士,一打听,原来是一群正在模拟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刻苦学习通信技术的官兵。

    70多年前,我军第一所综合性的通信学校——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就在这里诞生了。目的是培养更多的通信力量输送到各个战场,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以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学校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

    在1931年2月10日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一群十几岁的“小鬼”学员聆听了毛泽东同志上的第一堂党课。毛泽东告诉他们,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他说,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你们所做的通信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调动军队,做到随时撤得开,又收得拢。他还将无线电通信比喻为神话传说中的“鲁班石”。说到“鲁班石”,曾任香山专用局党支部书记、主任,中南海专用局党支部书记、局长的彭润田老爷子记忆犹新。他说,毛泽东同志告诉学员们,没有“鲁班石”,桥就砌不成。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苏区,要靠战士从空中架起一座桥梁连接起来。红军缺少了通信工作,就好比缺了这块“鲁班石”一样,你们要做革命的“鲁班石”。那以后,“做革命的‘鲁班石’”便成了所有通信战士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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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部电台到香山、中南海电话专用局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信息传递的方式和速度可能会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决定无数生灵的命运。

    1930年以前,我们党内的信件联系主要靠机要交通,费时且不安全。像从上海党中央到江西苏区,一个来回就需要两个多月时间,严重影响了各种战略措施的下达与实施。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无线电台。1928年秋,肩负重任的李强等同志开始边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边制作零件,边组装。半年过后,第一批收发报机终于装成。1929年,李强同志与报务员黄尚英又被派往香港建立电台。到了香港,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波长、呼号和时间,先收听上海党中央电台的声音,待双方都听到对方的声音后,开始正式通报。此次上海党中央与香港南方局的无线电通信,在我党通信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在长征途中,更有领导如此形容:中央委员加电台就等于党中央,足见通信地位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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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初,中共中央准备将中央机关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迁往北平香山。出于保证中央通信的需要,北平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电信接管部部长王诤作出指示,务必在3月23日前建立通信专用局。接到命令,北平电信局的职工与军委三局电话队一道日夜奋战,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3月25日,香山电话专用局先后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泽东同志、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7月,随着周恩来副主席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决定组建中南海电话专用局。7月15日,中南海电话专用局竣工开通,局址选在成达中学院内,香山电话专用局的一批话务员也迁入中南海,成为中南海电话专用局的首批话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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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革命的‘鲁班石’”

    1996年11月22日下午,在革命老区瑞金坪山岗,赫然出现了一群身穿红军服装的战士,一打听,原来是一群正在模拟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刻苦学习通信技术的官兵。

    70多年前,我军第一所综合性的通信学校——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就在这里诞生了。目的是培养更多的通信力量输送到各个战场,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以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学校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

    在1931年2月10日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一群十几岁的“小鬼”学员聆听了毛泽东同志上的第一堂党课。毛泽东告诉他们,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他说,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你们所做的通信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调动军队,做到随时撤得开,又收得拢。他还将无线电通信比喻为神话传说中的“鲁班石”。说到“鲁班石”,曾任香山专用局党支部书记、主任,中南海专用局党支部书记、局长的彭润田老爷子记忆犹新。他说,毛泽东同志告诉学员们,没有“鲁班石”,桥就砌不成。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苏区,要靠战士从空中架起一座桥梁连接起来。红军缺少了通信工作,就好比缺了这块“鲁班石”一样,你们要做革命的“鲁班石”。那以后,“做革命的‘鲁班石’”便成了所有通信战士的座右铭。

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始于1931年。在此之前,红军在游击作战中还未意识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红7军在1930年4月底曾缴获过一部电台,但在转战途中把它埋掉了。1930年以后,红军的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为了便于组织各地区部队配合行动,便有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要求。1930年9月彭德怀部队打长沙时,与黄公略部队只隔一条铁路,但互相不能通信。从那时起,红军感到非要建立无线电通信不可了。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中就有在战争中必须把缴到的无线电台和俘获的无线电人员一律保留下来,送总部处理这样的命令。

  其实,当时党中央也早已觉察到在革命战争和白区地下斗争中有发展无线电通信的必要。为了便于实现对全国各大城市党的地下组织和各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联系,党中央从1928年夏开始,就在苏联和上海挑选优秀的党团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将学成的一部分人员和装制的机器陆续往苏区输送。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中歼灭敌18师张辉瓒部的52旅、53旅,第一次缴获到敌师部的一部收报机(其灯座是弹簧式的),但发报机已经坏损。和这部15瓦电台在一起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随即参加了红军,他们成了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红军总部立即决定由他们开始办无线电训练班。当时,朱德总司令非常重视这项重要的起步工作,他几乎每晚都要来给几位报务员讲述革命道理和斗争形势。这期间,红军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了敌旅部的一套完整的电台和电池。

  有了这一部半电台后,还不能通报,主要就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国民党部队的译电机关和指挥官尚未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他们每到一地,电台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答地点时则又用明语,这是因为他们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他们的行踪和部署。红军的电台从开始成立起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主要工作就在这方面。敌人的泄密,又从反面提醒了红军,使红军认识到电台保密的重要性。因此,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无线电保密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性。

  1931年2月初,在江西宁都县小布,红军总部开办了第l期无线电训练班,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学员有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立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钟佩兰(女),共12人,都是当时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连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毛泽东总政委对这个训练班很关心,他和周以栗(当时总政治部代主任)常来作形势报告或给大家上党课。这批学员最后剩下10人,学了4个月,就分到无线电队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之前,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和机务员,如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青塘。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开始上机工作。歼灭敌28师公秉藩部时,又缴到一套100瓦的电台。于是决定把前一套电台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带到前方,跟随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行动,刘寅和曾三则带着新缴获的一套电台随叶剑英在后方,从此,前后方开始了无线电通信。接着在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曾三在机上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络。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在南丰县康都镇举办了第2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20余人,有邹毕兆、郑执中、欧阳枫等。同时,曹祥仁在红3军团也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7月,蒋介石分兵3路,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红军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作战中我红12军向黄陂东北大金竹方向移动,引诱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由敌军之间20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回到兴国境内集中。在转移途中,毛泽东为了防止电台泄密,就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伍答:“真空管。”毛泽东便决定由自己亲自携带真空管。他还问:“还缺什么电台也不能工作?”伍答:“电键。”于是毛泽东就要了电键让警卫员携带。后来,一路顺利,红军穿过了敌军包围。

  这次作战,歼敌毛炳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等部,红军又得到3部电台,随即将其配给红3军团、红3军和红4军。随红3军团电台的队长是吴如生,政委是杨光池;随红3军电台的队长是朱虚之,政委是杜平;随红4军电台的队长是陈宗泰,政委是肖华。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红一方面军已有6部电台,配在军委、总部、红3军团、红3军、红4军和红12军,其中除军委一部为100瓦外,余者都是15瓦。就在这时,上海党中央派的又一批无线电人员来到苏区,其中有朱邦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和王逸群等。

  在第三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之间,红军无线电通信有了飞跃的发展,那就是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部队一下子带来了8部机器和40多名技术人员,这些专业人员里有海凤阁、荆振昌、汪名震、陈士吾、刘光甫等。我们的电台陡然增加到14部。宁都起义后组成的红5军团及其3个军,各分配一部电台。

  宁都起义后,红军紧接着在福建省长汀办了第3期无线电训练班,这期学员30多人,有刘士庆(清)、钱江等。从这期起,训练班改称军委无线电学校,与无线电队分开,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后为曾三。这期(第3期)学员没毕业就开始打赣州,学校就迁至瑞金的洋溪村。从第6期起,学校开始包括有线班、无线班和司号班,还有一个训练鸽子班,一直办到第11期时开始长征。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主席。11月25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此时还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配给一部电台,用“cSR”呼号发新闻。在1932年一二月间,瑞金与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沟通了联络。二三月间,与湘鄂西苏区红3军沟通了联络。

  1932年5月,蒋介石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10月,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结束后,立即把“围剿”重点转向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1至3月红军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分电台,同来的有朱道松、周维、张瑞等。在此前后,中央苏区派肖英、徐萍带一部电台去湘鄂赣,派阎知非、江文先后各带一都电台去湘赣,并相互间沟通了无线电联络。可惜不久,湘鄂赣电台被破坏。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苏区建立了一所通信材料厂。此厂隶属军工局,业务上受通信部门领导,厂长涂作潮,工作人员有徐小弟、李长春和廖昌林等,有一部车床和钻床,主要工作是利用已有零件(宁都起义带来的材料)装配机器。

  第五次反“围剿”时,又增加了党中央一部电台,抽调那部100瓦电台专与上海党组织联络。到长征之前,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一共发展到17部电台。

  1934年1月军委成立四局掌管通信工作。后来四局与三局对调代号,通信部门从此便称作三局。三局下面分通信科、器材科和简易通信科。当时的通信科长是罗若遐,器材科长是涂作潮,简易通信科长是篪锦柱,三局局长是王诤。

  军委下面各部队有通信主任。通信主任只管有线电话,无线电台统由无线电总队领导,无线电总队最初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3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军委首长决定。无线电总队下设分队,只有红3军团的电台分队合起来组成一个电台大队。

  有线电方面没有固定编制。总部有个电话总队,约两个连,100多里被覆线;红3军团有个电话队;再下面,每个师有约二三十里被覆线;团里的器材多少要看缴获,少的只有七八里被覆线,作战时只能够架通主要方向。红军的有线电话是在1929年以后才有的,而真正建立起有线电话通信还要算在第一次反“围剿”时。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了3部电台,给刘伯坚、项英和江西军区,其余14部电台都带着长征。开始时运输队有200多人,器材100多担。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了几部电台给他们,后来红5军团、红9军团又带了一部分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去,结果北上时红一方面军只剩5部电台(一部在军委,其余在红1、3军团和干部团)。这都不是大机器,有时把收信管当发信管用。原来长征路上带着的100多担器材,到陕北后只剩下一担零件了。

  到陕北后,陕北红军有3部电台,加上中央红军带来的5部电台,共8部电台。配属在前方总指挥部1部,后方总部2部,新闻台1部,红1军团2部,红15军团2部。

  红二方面军在红2、6军团会合时只有2部电台,在湘鄂川黔时期先后缴获5部电台,长征到达甘肃天水附近又缴获一部15瓦电台。

  无线电通信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据王诤回忆,1933年1月浒湾战斗中,红军和国民党孙连仲、吴奇伟各一个旅共6个团遭遇在枫山埠一带。红1军团占据枫山埠与敌对峙,红5军团在长延庙与敌14师对抗,红3军团负责大包抄。战斗打响后,红1军团很快歼灭了当面之敌,而红5军团因放在前面的是新兵师,缺乏作战经验,在敌猛攻下节节后撤,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不幸牺牲。这时,红1军团为了要与红5军团夹击敌人,消灭其14师,乃由电台发了“cEM”信号给红5军团电台,要它无论如何不许移动。这时红5军团电台已突出在阵前,前面敌人已冲上来了,但因收到了我们的“cEM”信号,电台政委李白就勇敢地指挥监护班用轻机枪与敌战斗,掩护电台坚持工作。就在这短短时间里,我们把红1军团全歼敌人的捷报发了过去。这一消息由红5军团政委传到部队,立刻掀起了一个猛烈的大反攻,终于将敌14师击溃。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942radio.com/Museum/fa87d359-c33b-4877-9c61-be5a7d612147.html
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
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从半部电台开始,作者:王诤,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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