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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个人荣誉编辑本段回目录
个人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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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逝世。
名字由来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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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钱三强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钱玄同，不满4岁就开始天天站在祖父的书桌前认字背书。青年时代，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学习。回国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到北京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他由于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竭力主张推翻清朝统治。随后他又与陈独秀、李大钊、严复、胡适等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一起，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是进步刊物《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和轮流编辑。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为培养钱三强，在他7岁时，父亲送他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北京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的姓）。
孔德学校是一所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也很重视。而且孔德学校师资力量较强、阵容整齐，老师们的水平足以胜任高中教学工作。可以说，钱三强童年时代得到的教育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钱三强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老帅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兴趣广泛的学生，对音乐、体育、美术，钱三强都有两下。刚进初中，年方13岁，就成了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在比赛中，他的拼搏精神和集体意识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一次，一个体质不如钱三强的比较瘦弱的同学给钱三强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当时还叫“秉穹”的他为“三强”。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秉穹的父亲钱玄同看见了。
“你的同学为什么叫你‘三强’呀？”钱玄同风趣地问道。
“他叫我‘三强’，是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就称我为 ‘三强’。”秉穹认真地回答了父亲的询问。
钱玄同先生一听，连声叫好。他说：“我看这个名字起得好，但不能光是身体强壮， ‘三强’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都进步。”
在父亲的肯定下，从此，“钱秉穹”就正式改名为“钱三强”了。
人生转折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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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给变化万千的世界增添了色彩。三强决定学习物理，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求读在吴有训教授门下。清华大学享誉国内外，培养出一代代优秀学子、国家的栋材。校内充满浓厚的学术空气，教学严谨，学风端正，激励着三强以顽强的精神，刻苦攻读。他以吴有训教授的作风为楷模，吴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教学方法滋润着三强的心田。
1936年钱三强以毕业论文90分的优异成绩毕业。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钱三强大学毕业后，便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做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钱三强能在这样的高师手下工作，心中感到无比欣慰。
刚刚开始工作，严老师交给他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和管理图书。钱三强不因工作的繁杂细小而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完成老师交给的每项工作，把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序，受到大家称赞。人家照相，他就帮助冲洗、放大，还用照相底版做分析研究工作。渐渐地钱三强能够独立地、熟练地进行照相底片的分析，并掌握了照相技术。
一个周末的下午，同学们都离开了实验室，只剩下钱三强一个人留在那里做分子光带分析。从南京开会回来的严老师进了实验室，看钱三强仍在聚经会神地工作，又看了看分析的数据结果，与国外的资料数据大致相同，心中无比高兴。他更加喜欢这位年轻人了。
一天，钱三强在图书馆查资料，严教授匆匆走来对他说：“你会法语吗？”钱三强说：“初中学过。”“还记得吗？”“忘了不少，查查字典能查资料。”
“那好，我考考你。”严教授说着，便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法文杂志：“你念一段，再翻译过来。”钱三强按着老师的话去做了。严老师很满意地说：“还行嘛。”这时才告诉他：“中法教育基金会，要招考公费留学生，你把手中的工作整理一下，用主要精力准备迎接考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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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收拾行李，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就要离开重病在身的父亲，离开关心他抚育他的老师，他依依不舍。芦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又增加了他心头的沉重。他犹豫不决，不忍离开自己的故土。父亲忍着离别的痛苦劝导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学的东西会对祖国有用。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男儿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留洋求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钱三强，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在法国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他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不断做出成果。1938－1939年他与I·约里奥－居里合作，用中子打击铀和钍得到放射性的镧同位素，这对解释当时发现不久的核裂变现象是有力的支持；1944年他首先从理论和实验上确定了50000电子伏特以下的中低能电子的射程与能量关系；1946年与人合作，首次测出了镤的α射线的精细结构；1946－1948年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发现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现象从实验与理论两方面作出了全面的论述，经过十几年的考验，已得到公认。他对核裂变现象的研究成果，为各国物理学界所重视。1948年回国，历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科学院副院长，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人的一生有几个11年？然而，钱三强的这11年，是收获巨大的11年，是决定他一生的11年，也是他难忘的11年。
1937年9月，钱三强在导师严教授的引荐下，来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该实验室是居里夫人创建的，居里夫人谢世后，由锕的发现者德比爱纳教授任主任。但是实际上是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纳主持。
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就是钱三强的导师。伊莱纳像她的慈母居里夫人一样，潜心于科学研究，忘我勤奋，作风严谨，品格高尚，待人谦和、热忱。在这样一个导师的教导下学习，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钱三强的住处距实验室较远。每天，天蒙蒙亮，钱三强就起床，匆匆吃点东西，赶乘地铁，到实验室，一直很晚才回住处。每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学习，钱三强并不觉得辛苦与单调，反而感到特别的充实愉快。
钱三强在实验室里主要是做“物理”工作，而放射源是要用化学方法制备的。因此，他很希望兼作“化学”工作。
一天，约里奥—居里夫人问钱三强：“钱先生，那位化学师你不是认识吗？如果你回国做放射源，就需要学会‘化学’工作，你就去和她学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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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师葛勤黛夫人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学技术专家。她放手让钱三强独立做钋的放射源。钱三强一丝不苟仿效着化学师的方法开始工作。化学师每隔一段时间便过来询问指导。接着，又连续让他做了4个放射样品。做完后，化学师帮助钱三强测完放射源的强度，并告诉钱三强：“成了，3个基本一样，1个略微差一点，但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化学师的评价，对钱三强的工作做了肯定。而他的勤奋与好学，又赢得了化学师和同伴们的信任，同时也使他获得了真诚的合作。这一来就大大拓宽了他的科学研究领域。不久，他写出30多篇科研论文。
为了使钱三强有更多的学习机会，约里奥—居里夫人又提议，让钱三强到其丈夫约里奥先生主持的法兰西学院的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学习，并允许他一段时间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到那里工作。
在约里奥先生实验室工作，不仅向先生学到科学技术，还学到他的科学思想、科学道德。这使钱三强受益终生。
1939年1月的一天，约里奥教授让钱三强看一张照片，原来这是一张用云雾室拍下的铀受中子轰击后产生裂变的碎片的照片。这是当时第一张直接显示裂变现象的照片，是十分珍贵的。
不久，约里奥—居里夫人又邀请钱三强和她合作证明核裂变理论。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
1940年钱三强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钱三强是幸运者，能在两位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的教诲下学习、工作，使他很快进入了科学研究的前沿，还使他亲眼目睹了人类一次伟大的科学发现——核裂变。
1946年春，钱三强与他的同行合作，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铀核特点，而且使人类能进一步探讨核裂变的普遍性。导师约里奥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为此，1946年底，钱三强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
报国心切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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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也把自己要回国的打算告诉了导师约里奥。听了学生的要求，身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约里奥满意地说：“要是我，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钱三强又去向约里奥的夫人话别。约里奥—居里夫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
导师的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钱三强临行前，两位导师在自己的花园里为钱三强夫妇饯行。1948年5月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带着丰硕的科研成果，带着导师的重托和法国同行的深情厚意，离开了巴黎回国。还随身带着一份珍贵的文件，这就是导师给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与工作的鉴定。
鉴定是这样写的：“钱先生表现出科研人员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在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这些素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他已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他心智敏慧，对科学既有满腔热忱，又有首创精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实验室学习并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我们曾委托他领导几批研究人员，他用自己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困难的任务，并受他的法国和外国学生的爱戴。”“我们的国家对于钱先生的才干业已承认，并先后赋予他重任，先是任命他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接着又聘任他为研究导师。他同时也是法兰西科学奖的获得者。”“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他具备了研究组织工作的领导者所特有的精神、科学和技术素质。”
1948年夏，钱三强带着法国朋友的友谊和祖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回到了阔别了11年的祖国，迈上了新的里程。为了祖国1949年3月的一天，钱三强忽然接到一个通知，他要作为代表到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钱三强想：这次去巴黎开会如果能遇到约里奥·居里老师，请他代为订购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以及图书资料该有多好。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代表团联系人提出，需要约20万美元。4天后，钱三强接到电话，请他到中南海。
在中南海，等候钱三强的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热情接待了钱三强，并说：“三强，你的想法很好，中央研究过了，决定给予支持。清查了一下国库，还有一部分美金，先拨5万美元供你使用……”听了李部长的话，钱三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埋怨自己太书生气。战争还没有结束，城市要建设，农村要发展，国家经济困难……哪有那么多外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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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拿着这沉甸甸的美元，钱三强思绪万千，深深感到科学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钱三强先后担任了副所长、所长职务。
1955年1月14日，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应周恩来总理召见来到了总理办公室。周总理听取了李四光介绍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又听取了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总理全神贯注地听完后，提出了有关问题。最后告诉钱三强和李四光，回去好好准备，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情况，可以带些铀矿和简单的仪器，做现场演示。
第二天，钱三强和李四光来到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已经坐着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了，毛主席开宗明义：“今天，我们做小学生，就原子能问题，请你们来上课。”
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以及与原子能的关系。钱三强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中国这几年做的工作，并做了演示。大家看着实验，会场十分活跃。主席点上了一支烟，开始做总结：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不来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会后，大家用饭，毛主席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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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讽刺变动成了动力，愤怒化作力量。中国科技工作者没有被吓倒。“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成了中国人民的誓言。钱三强作为原子核物理专家，和无数科学工作者一样，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组织起数万名科学工作者及技术工人，向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进军。
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周光召在国外召集数十名海外专家、学子，联名请求回国参战。他们归国后先后参与主持了理论的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
为了研究一种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领导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4年的努力研究成功，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4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同时成功地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在原子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中，浸透了钱三强的智慧与心血。他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呖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三次受挫编辑本段回目录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一段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我们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也很严谨的人。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他对我有了一点信任，就热情地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
他谈到，党的有些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了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党的有些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往往认为这些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被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不久我赶到北京，老科学家和我热情地谈了六次，每次约三个小时。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他诚恳地讲出了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1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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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时，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谈到当时的情景，钱三强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他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
因此，钱三强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并且还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自认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早在反右派运动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种不太协调的气氛。二机部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则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革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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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大家都互称“钱公、李公……”表示尊重。这位助手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也参加了会议，这位老革命对那个年轻助理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助理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
领导们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毕业后放弃了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回国以后，国民党要员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他是如此衷心拥护党，怎么可能反党呢？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反右派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钱三强的右派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他才侥幸没有被扣上“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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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工作。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知人善用，积极引荐。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让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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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做了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但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这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严重。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认为他不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此外，还有一条理由：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他不能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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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1978年秋，我去全国人大办公厅拜访刘伟同志时，他仍在愤愤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钱三强的计划也就没实施。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是充满感激的。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是无法忘记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还照了相，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一些领导经过细心研究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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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三强 |
回忆这段经历，钱三强专门给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斗争。”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在自己与同志们的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会为个人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在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时，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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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1.更多资料：http://www.lifeall.com/Memorial/MemorialDefault.aspx?MemorialID=132
2.钱三强纪念馆:http://www.eelove.cn/memorial/index3.php?id=qsq
3.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7/content_694704.htm
4.http://www.cas.ac.cn/search/member_base/details.asp?memberno=21
5. http://www.pep.com.cn/czwl/czwljszx/czwlbwg/czwlxj/200406/t20040621_9038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