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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岁时记》是南朝梁代宗懔撰写的一部记载荆楚岁时习俗的著作，也是保存到现在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荆楚”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本指楚族或楚国，后以楚国的境域约相当于古荆州，故沿用泛称长江中游一带。宗懔祖籍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八世祖宗承迁居江陵，到宗懔这一代已经200多年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一个民族大迁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便利的交通使大量的流民迁入长江中游地区，大量迁入的流民又使荆楚地区尤其是江陵一带成为人口聚集的繁华地区。《隋书·地理志下》载：“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南齐书·州郡下》也载：“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荆楚岁时记》既是对荆楚地区岁时活动的记录，也是作者对自身及其家族亲历社会生活的记录。《荆楚岁时记》端午节条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端午节采艾悬门上以避邪气习俗在晋周处《风土记》中已见于记载，但所谓“采艾以为人”则最早见于《荆楚岁时记》，而其来源据其自注谓：“按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炙有验。”宗测是宗承之后第五代孙，为宗懔曾祖父辈。无疑此是宗氏家中口耳相传的轶事，并被历代沿袭承用。由宗氏发明的端午悬挂人形艾的习俗，到后世演变成悬挂艾人，又将艾人附会为道教的张天师，风行全国。
《荆楚岁时记》成书以后，促进了岁时节令文化的交流。在宗懔之后不久，隋杜公瞻就为宗懔书作注，并有意识地将《荆楚岁时记》所记南方风俗与北方风俗进行比较。后来，《荆楚岁时记》和杜公瞻的《荆楚岁时记注》一起流传，人们习惯上仍将其称作《荆楚岁时记》，从而使南北朝后期中国南北方的岁时风俗荟萃于一书之中，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许多原本只是荆楚地区地方性的节俗，正是通过《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进而成为流行全国的岁时节日，荆楚地区的岁时文化也就对中国岁时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尤其在梁代，由于帝王亲自带头崇信佛法，佛教取代儒、道成为社会主导性的宗教。受佛教信仰而发展起来的岁时节日最早在《荆楚岁时记》中得到记载，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有些中国传统节日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如腊日节戴胡公头、扮金刚力士驱傩等，这些变化生动地反映了外来宗教对荆楚地区民众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浴佛节和盂兰盆节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节日，腊日虽然消失了，但驱傩活动仍以“跳灶王”等形式变相沿袭下来。
《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渊源于荆楚地区的节日习俗，后来以各种形式流传到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岁时节令文化的一部分，这正是荆楚地区的岁时节令文化对中国岁时节令文化的贡献之一。《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载：“是日竞渡。”其下注谓：“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舟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端午节竞渡，本是由南方地区祭祀水神的仪式发展而来的习俗。在荆楚地区，屈原就是当时祭祀的水神之一。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柱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屈原是楚国大臣，忠君爱国而死，死后受到荆楚地区人们的怀念，认为他变成了水神，并立祠来祭祀。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在荆楚地区，水神人格化为屈原，因而祭祀水神的仪式发展成了纪念屈原的活动。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到现在。
《荆楚岁时记》一书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诸国。一般认为，早在奈良时代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到日本，在现存的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载有“《荆楚岁时记》一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据考成书于宇多天皇的宽平三年（891年），约相当于中国唐昭宗大顺二年。在稍后成书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书中，曾多处引到《荆楚岁时记》，如“五月五日节会事”条，就引有五彩丝系臂为长命缕等习俗。《本朝月令》一书是日本学者记载当时岁时习俗的专门著作，其之所以引用《荆楚岁时记》，是用以说明当时岁时习俗的源流，说明日本正是以《荆楚岁时记》作为岁时习俗的典范来学习仿效。实际上，《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许多岁时习俗都在日本流传。如《荆楚岁时记》载元日门前系苇索立松柏枝驱邪，现在日本正月挂在门上的“门松”与“注连绳”据说就是由其演变而来。《荆楚岁时记》所载元日饮屠苏酒俗，自平安时代流行于日本宫廷，后扩散到民间，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韩国，端午节像《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那样，挂艾蒿、吃粽子、赛龙舟，他们把宗懔的家乡视作中国岁时文化的故乡，上世纪90年代，曾特意派人到中国湖北江陵来考察端午习俗。在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时期，还都出现过仿效《荆楚岁时记》体例撰写的岁时著作《日本岁时记》、《东国岁时记》，并引述《荆楚岁时记》来说明本国一些岁时习俗与中国岁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通过《荆楚岁时记》我们可以追寻许多节日的发展演变轨迹。宗懔在《荆楚岁时记》序言中谓：“率为小记，以录荆楚岁时，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余事。”在《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20余种岁时节日习俗中，有些是汉代沿袭下来的，如元日贺尊，腊日祀灶；也有些是首次见于《荆楚岁时记》所载，如四月八日香水浴佛，七月十五营盆供佛。即使汉代沿袭下来的节日习俗中，其随时代变迁所发生的演变也有许多是首次见于《荆楚岁时记》中，如腊日驱傩由方相氏改为“金刚力士”。所记载的节日中，有些流传至今日，如元日、端午、重阳、除夕等；有些则已经消失，如社日、腊日；有些节日虽然消失了，但节日习俗通过新的节日仍在流传，如腊日的祀灶移到了小年举行。正是《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为我们探寻岁时文化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八世祖宗承迁居江陵，到宗懔这一代已经200多年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一个民族大迁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便利的交通使大量的流民迁入长江中游地区，大量迁入的流民又使荆楚地区尤其是江陵一带成为人口聚集的繁华地区。《隋书·地理志下》载：“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南齐书·州郡下》也载：“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荆楚岁时记》既是对荆楚地区岁时活动的记录，也是作者对自身及其家族亲历社会生活的记录。《荆楚岁时记》端午节条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端午节采艾悬门上以避邪气习俗在晋周处《风土记》中已见于记载，但所谓“采艾以为人”则最早见于《荆楚岁时记》，而其来源据其自注谓：“按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炙有验。”宗测是宗承之后第五代孙，为宗懔曾祖父辈。无疑此是宗氏家中口耳相传的轶事，并被历代沿袭承用。由宗氏发明的端午悬挂人形艾的习俗，到后世演变成悬挂艾人，又将艾人附会为道教的张天师，风行全国。
《荆楚岁时记》成书以后，促进了岁时节令文化的交流。在宗懔之后不久，隋杜公瞻就为宗懔书作注，并有意识地将《荆楚岁时记》所记南方风俗与北方风俗进行比较。后来，《荆楚岁时记》和杜公瞻的《荆楚岁时记注》一起流传，人们习惯上仍将其称作《荆楚岁时记》，从而使南北朝后期中国南北方的岁时风俗荟萃于一书之中，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许多原本只是荆楚地区地方性的节俗，正是通过《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进而成为流行全国的岁时节日，荆楚地区的岁时文化也就对中国岁时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尤其在梁代，由于帝王亲自带头崇信佛法，佛教取代儒、道成为社会主导性的宗教。受佛教信仰而发展起来的岁时节日最早在《荆楚岁时记》中得到记载，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有些中国传统节日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如腊日节戴胡公头、扮金刚力士驱傩等，这些变化生动地反映了外来宗教对荆楚地区民众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浴佛节和盂兰盆节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节日，腊日虽然消失了，但驱傩活动仍以“跳灶王”等形式变相沿袭下来。
《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渊源于荆楚地区的节日习俗，后来以各种形式流传到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岁时节令文化的一部分，这正是荆楚地区的岁时节令文化对中国岁时节令文化的贡献之一。《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载：“是日竞渡。”其下注谓：“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舟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端午节竞渡，本是由南方地区祭祀水神的仪式发展而来的习俗。在荆楚地区，屈原就是当时祭祀的水神之一。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柱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屈原是楚国大臣，忠君爱国而死，死后受到荆楚地区人们的怀念，认为他变成了水神，并立祠来祭祀。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在荆楚地区，水神人格化为屈原，因而祭祀水神的仪式发展成了纪念屈原的活动。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到现在。
《荆楚岁时记》一书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诸国。一般认为，早在奈良时代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到日本，在现存的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载有“《荆楚岁时记》一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据考成书于宇多天皇的宽平三年（891年），约相当于中国唐昭宗大顺二年。在稍后成书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书中，曾多处引到《荆楚岁时记》，如“五月五日节会事”条，就引有五彩丝系臂为长命缕等习俗。《本朝月令》一书是日本学者记载当时岁时习俗的专门著作，其之所以引用《荆楚岁时记》，是用以说明当时岁时习俗的源流，说明日本正是以《荆楚岁时记》作为岁时习俗的典范来学习仿效。实际上，《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许多岁时习俗都在日本流传。如《荆楚岁时记》载元日门前系苇索立松柏枝驱邪，现在日本正月挂在门上的“门松”与“注连绳”据说就是由其演变而来。《荆楚岁时记》所载元日饮屠苏酒俗，自平安时代流行于日本宫廷，后扩散到民间，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韩国，端午节像《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那样，挂艾蒿、吃粽子、赛龙舟，他们把宗懔的家乡视作中国岁时文化的故乡，上世纪90年代，曾特意派人到中国湖北江陵来考察端午习俗。在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时期，还都出现过仿效《荆楚岁时记》体例撰写的岁时著作《日本岁时记》、《东国岁时记》，并引述《荆楚岁时记》来说明本国一些岁时习俗与中国岁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通过《荆楚岁时记》我们可以追寻许多节日的发展演变轨迹。宗懔在《荆楚岁时记》序言中谓：“率为小记，以录荆楚岁时，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余事。”在《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20余种岁时节日习俗中，有些是汉代沿袭下来的，如元日贺尊，腊日祀灶；也有些是首次见于《荆楚岁时记》所载，如四月八日香水浴佛，七月十五营盆供佛。即使汉代沿袭下来的节日习俗中，其随时代变迁所发生的演变也有许多是首次见于《荆楚岁时记》中，如腊日驱傩由方相氏改为“金刚力士”。所记载的节日中，有些流传至今日，如元日、端午、重阳、除夕等；有些则已经消失，如社日、腊日；有些节日虽然消失了，但节日习俗通过新的节日仍在流传，如腊日的祀灶移到了小年举行。正是《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为我们探寻岁时文化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