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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

格鲁贤（Grosier）法国人。修道院长是卢浮宫圣路易的议事司铎，后又在珍宝库中任国王兄弟蒙西埃的图书馆馆长。他因于1760年7月在《优雅信使报》中发表了一篇用法文诗句模仿的《霍拉斯颂》而开始了其文学生涯。格鲁贤也如同德拉波尔特一样是费内伦在《文学年鉴》中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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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贤修道院长是卢浮宫圣路易的议事司铎，后又在珍宝库中任国王兄弟蒙西埃的图书馆馆长。他因于1760年7月在《优雅信使报》中发表了一篇用法文诗句模仿的《霍拉斯颂》而开始了其文学生涯。格鲁贤也如同德拉波尔特一样是费内伦在《文学年鉴》中的合作者。在费内伦于1776年去世之后，他继承了此人的事业并于1779年复兴了那家已名声扫地的《美术学报》。他也曾先后于《法国故事报》和《世界传记》中工作过，于《世界传记》中发表了《孔子传》。格鲁贤在从事这些报人活动的同时，又在40年间研究中国的历史、美术和文学。1775年，他买下了收藏于里昂原耶稣会士图书馆中的冯秉正《中国通史》的手稿，于1777—1784年间与豪特拉耶合作出版了12卷。1785车，当时正任卢浮宫的圣——路易的译事司铎的格鲁贤修道院长为《中国通史》出版了1卷补遗，即第13卷，其中包括《中国及中国人的法律、风俗、习惯、科学和艺术全志》(《中国志》)。此书在大众中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同一年就再版并被译作英文和意大利文。格鲁贤接着又对这卷补遗作了补充，从而形成7卷本的第3版，自1818年起陆续出版。同时，他又为改写《中国通史》而工作，以便使此书具有一种现代形式。

格鲁贤的《中国概述》如前所述，最初是作为冯秉正《中国通史》的第13卷于1785年首次出版，但随后又数度单独发行，分别在1785、1787年和1818—1820年有过三个独立法文本，1788年和1789年分别在伦敦和莱比锡推出英译本和德译本，英译本又于1795年再版。《中国概述》从内容、结构、材料来源以及作者身分上看都是一部类似《中华帝国全志》的作品。此书第一卷讲述中国分省地理、少数民族、属国、自然条件、气候物产，第二卷讲述中国的政府、法律、宗教、风俗习惯、经济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单从目录上看与《中华帝国全志》没什么区别，从篇幅上看远不及《全志》丰富。如果说《耶稣会士书简集》与《中国论丛》分别对应着18世纪前后两个阶段在华耶稣会士的生活与写作，那么《中华帝国全志》与《中国概述》分别是在欧洲的耶稣会士(或前耶稣会士)对这两个阶段的总结与提炼。不仅如此，正如《中国论丛》与《耶稣会士书简集》仅具形式上的可比性而在内容上有鲜明差异，《中国概述》虽然继承了17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人种史写作传统，但它与《中华帝国全志》相比，立场与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

格鲁贤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立足中国人的材料甚至中国人的观点。这种倾向首先见于他负责出版的冯秉正的《中国通史》。

格鲁贤大有为中国宗教平反的意图，且不论其中包含的索隐主义解释法是否正确，至少冲破了礼仪之争的樊篱，甚至冲破了利玛窦那些小心翼翼的界限，竟提出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不是偶像崇拜者这一与以前各种意见都有违背的观点，似乎想通过使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相靠近而赋予中国宗教平等地位。另外，钱德明与格鲁贤尽管因耶稣会士身分的限制不能接受圣经以外的人类起源说，而只能把中国人的起源追溯到诺亚后的新人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承认中国人是一个具有4000多年古老历史的独立的民族，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起源于埃及说。所以说《中国概述》中有相当明显的倾向中国文化的意味，而这种倾向常常是当放弃或偏离欧洲本位心态时才能具备，前引钱德明沉湎于中国文献之状况的意义恐怕正在于此。

格鲁贤对《诗经》有着比安文思更准确的介绍：《诗经》收录了300篇诗，选自卷帙浩繁的书，孔子在公元前484年修订并重新安排了这些诗篇。

格鲁贤对被其他耶稣会士轻蔑的中国医学也多一些好感。他说中国人的医学研究始于其国家建立之时，神农是第一位记录有关药用植物的数量和药性的人，被中国人视为医药的发明者，中国人有数不胜数的关于医药的书籍，当前没有一个国家能自诩有他们这么古老的医学传统。格鲁贤承认中国医学家不是熟练的解剖学家，也不是高深的哲学家，但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就足以令欧洲的行家吃惊，主要是脉搏和草药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