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张忠培,（1934-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考古专家。湖南省长沙人,1934年生于长沙市。在长沙读小学,毕业于长郡中学。建国初期,考入北京大学。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1957年被选拔读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执教考古学约30年。历任副教授、历史系主任、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席。还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成员。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1987年调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馆员。作为1925年建立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第四任院长,他决心上不负祖先,对得起子孙后代,“故宫博物院决不能毁于我手!”他是中国知名的文博考古专家。曾主持过元君庙仰韶墓地等重要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著述颇丰,出版了《中国北方考古论集》、《元君庙仰韶墓地》等专著。
经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考古现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1957—1961年初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
1984年任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1988年10月－1991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自1958年以来，先后在陕西、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及内蒙古等地主持大规模的考古研究工作，填补了考古学上的一些空白，开创了史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私有制产生于母权制社会，母权制社会及其向父权制社会的过渡、演变与发展，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走向王国的道路以及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认识。撰写专著10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自80年代以来，应邀至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参加学术会议、讲学、主持讲座和担任客座教授。先后被吉林省政府和国务院定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现任故宫博物院教授，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考古学科规划组成员。
主要观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张忠培说：任何考古发掘工作都要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文物保护不仅是考古发掘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落脚点。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局限性，考古学也不例外，有些东西能挖，有些东西不能挖。我个人的意见是：国保单位一律不动，省保单位基本不动；现在的考古学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或不能采集全部信息的，挖完之后不能保存或基本不能保存的不能挖；不可替代的遗址、墓地，具有独一无二性的最好也不要挖。
对于即将全面展开的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的具体工作，张忠培说：为了配合基本建设，有些考古发掘是在不得已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另一种形态的保护。抢救性发掘必须是高水平的，水平高低怎么衡量呢？认为让别人看了发掘报告或记录能恢复到发掘前的原状才叫科学发掘。
张忠培建议，考古发掘要严格按照考古学的规程来发掘。遗址发掘要尽量找到原来人类居住生活的层面，比如说当时的路面，当时人生活的房屋及其布局等等。要全面采集信息，一块陶片都不能漏掉。
张忠培说：提倡多学科的合作参与，但要背靠背，不能面对面、“握手言欢”，你证明我我证明你，这样就失去了多学科合作的意义。
考察文物编辑本段回目录
研究讨论2007年6月23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在市考古所领导的陪同下，冒着酷暑考察参观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整理基地和文物库房。正在整理之中的傅家山遗址的出土文物引起了张忠培先生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趣，他仔细观察了一些重要出土器物，并解答了考古专业人员的许多疑问。最后，他对宁波的考古事业寄予了厚望，并对《傅家山遗址发掘报告》的早日出版提出了要求，希望该报告能成为继《河姆渡》发掘报告之后第二部重要的河姆渡文化研究著作。
张忠培先生在考察期间，先后考察了贺兰山岩画、西夏王陵、水洞沟遗址、青铜峡108塔、同心清真大寺、固原须弥山石窟等。考察完以后，张忠培指出，文物保护面临自然侵蚀、人为破坏两大严峻考验。就自然侵蚀问题，张忠培列举了固原须弥山石窟。他认为，须弥山石窟文物雕像风蚀、水浸现象十分严重。令人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找到罪魁祸首，无法破解侵蚀之谜，导致文物保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等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人为破坏方面，张忠培列举了青铜峡108塔。他说，108塔自1984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来，保护范围一直没有明确划定。根据1937年一张有关青铜峡108塔的图片，当时有一座庙宇遗址，应属于108塔建筑群的一部分。截至目前，这些部分已遭到损毁，只留下108塔。按照相关规定，文物保护有两层范围，在划定主体保护范围之外，还有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但108塔除了主体以外范围，却是各种经营场所。
就如何处理文物和旅游的关系，张忠培认为，应以保护为先导，利用为辅。搞经营活动必须是在有效保护文物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要依托文物保护进行，不能把文物沦为赚钱的工具。在“利用”上，“科学研究利用”为先，“旅游观光利用”在后，这个原则不能动。这方面，西夏王陵是一个好典型。2000年，国家向西夏王陵拨款1000万元，用于文物保护开发与遗迹挖掘。7年后，西夏王陵门票每年收入1000万元，解决了文物保护资金缺乏的困难，是一个关于“借鸡下蛋”的好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