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1823年12月22日,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圣雷恩村。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七岁那年,法布尔回到圣雷恩开始上学,但那一段儿时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历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1833年,法布尔一家来到了罗德兹,其父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生计。四年后,一家人又移居到图卢兹。法布尔进了图卢兹的神学院,但中途退学,出外谋生,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后来,他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奖学金,并在三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文凭。
毕业后,时年十九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
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此后,他又跟随着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
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于茜草粉末。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
后来,法布尔应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并一住就是十余年。
在这这十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十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期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两人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因此夭折。同时,一大不幸降临到法布尔身上: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惟一与父亲兴趣相投、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儿子儒勒年仅十六岁便离开了人世。此后,法布尔将发现的几种植物献给早逝的儒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对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尔的爱好之一。1878年,他曾以沃克吕兹的真菌为主题写下许多精彩的学术文章。他对块菰的研究也十分详尽,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它的香味,美食家们声称能从真正的块菰中品出他笔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尔买下了塞利尼昂的荒石园,并一直居住到逝世。这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但却是昆虫钟爱的土地,除了可供家人居住外,那儿还有他的书房、工作室和试验场,能让他安静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观察与实验中去;可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地。就是在这儿,法布尔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和科学札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如今,这所故居已经成为博物馆,静静地坐落在有着浓郁普罗旺斯风情的植物园中。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
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
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
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1915年,将一生奉献给昆虫研究的学者法布尔逝世了,享年九十二岁,他在钟爱的昆虫的陪伴下,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然而他仅有的几张照片,以及他所留下的朴实优美的文字,仍能让读者们瞥见这位学者的身影:一位和蔼老者,鹤发童颜,目光敏锐而纯真,一副法国南部乡间的朴素打扮,头戴宽边遮阳帽,脖系方巾,手里握着他的宝贝捕虫网;不用开口,他嘴边常挂着的舒心微笑,就仿佛已经在邀请您进入他的昆虫世界。
《昆虫记》原著书名可直译为《昆虫学的回忆》,副标题为“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共十卷,每卷由若干章节组成,绝大部分完成于荒石园。1878年第一卷发行,此后大约每三年发行一卷。
原著内容如其名,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对昆虫的研究记录。作者数十年间,不局限于传统的解剖和分类方法,直接在野地里实地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种类繁多的昆虫进行观察,或者将昆虫带回自己家中培养,生动详尽地记录下这些小生命的体貌特征、食性、喜好、生存技巧、蜕变、繁衍和死亡,然后将观察记录结合思考所得,写成详细确切的笔记。
但《昆虫记》不同于一般科学小品或百科全书,它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
首先,它并不以全面系统地提供有关昆虫的知识为惟一目的。除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以外,作者利用自身的学识,通过生动的描写以及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昆虫的生活与人类社会巧妙地联系起来,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认识体系搬到了笔下的昆虫世界里。他透过被赋予了人性的昆虫反观社会,传达观察中的个人体验与思考得出的对人类社会的见解,无形中指引着读者在昆虫的“伦理”和“社会生活”中重新认识人类思想、道德与认知的准则。这是一般学术文章中所没有的,但却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的是,《昆虫记》不是作家笔下创造出来的世界,所叙述的事件都来自于他对昆虫生活的直接观察,有时甚至是某种昆虫习性的细枝末节。
其次,虽然全文用大量笔墨着重介绍了昆虫的生活习性,但并不像学术论著一般枯燥乏味,本书行文优美,堪称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语言朴实清新,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和诗意。作者对自然界动植物声、色、形、气息多方面恰到好处的描绘,令读者融入了19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迷人的田园风光中。作者在描写中使用大量栩栩如生的比喻,此外,他凭借自己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在文中引用希腊神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字里行间还时而穿插着普罗旺斯语或拉丁文的诗歌。法布尔之所以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并曾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提名,除了《昆虫记》那浩大的篇幅和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优美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想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昆虫记》融合了科学与文学,这也意味着它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文学的感性。书中不时语露机锋,提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试图在科学中融入更深层的含义。
作品中的理性成分体现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法布尔在对昆虫的观察研究中,反复试验,并考证多方资料,对主流学术观点敢于质疑,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竭尽自己之所能对知识结构不断探索和补充,对自己的观察结果不轻易下定论,同时表明自己的怀疑态度与自身的局限。他在观察昆虫之余抒发感想时,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自大,机械化社会的野蛮,话语间时常讥讽人类僵硬不化的成见,并谨慎地对社会现状进行冷静的思索。
这部作品中的感性成分,不仅反映在作品的内容与语言表达上,甚至还反映在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从行文来看,作品充满了拟人化的昆虫生活,从用人类着装来形容昆虫的外部特征,到用婚礼来象征昆虫求偶交配的过程,再到对它们在自然界所做贡献的歌颂,作者的情感随着昆虫的命运而变化。此外,在研究记录之余,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提及自己清贫乐道的乡间生活、所居住的庭院、外出捕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膝下的儿女,乃至他的家犬,这正符合了“回忆”二字,充满了人情味。而作者在研究与思考过程中,使用野外实验法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活着的昆虫,悉心观察生命,这与解剖分类相比,本身就带上了感性的色彩。他在许多观察之后的想法也无不与生命有关,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之上。
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感性基调以及动力,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一种对生存的清醒认识;一种对生活的深厚感情。而科学的理性就是得到了这种感性的支持,才能持续下去。作者由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而产生了对生命的好奇,于是在观察中认真体验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并陶醉其中,乐此不疲,这继而又支撑了学者一心探求真相的科学精神。
如果说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般文学作品或一般科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那么严格来说,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以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法布尔是个博物学家,“非专业”的昆虫学家;其文学手法也不能超越当时所有卓越的文学作品。在作品中,人作为观察者,用文学的笔调让昆虫带上了“人性”的色彩,却不足以成为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专著。总之,单独从昆虫学、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都是有局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承认,将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历史上并非只有法布尔一人。然而,《昆虫记》以自己的特色,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与声誉。
《昆虫记》并非刻意写就,而是作者自得其乐地观察与写作的成果。这便定下了作品的基调: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无时无刻地反映出作者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一如其朴实清贫,但宁静美好的乡间生活。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不变的,但给读者的思索却是灵活可变的,他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是给读者带去了知识、趣味、美感以及思想的享受。
《昆虫记》原著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汉译本,引发了当时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到了九十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出现了多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甚至全译本。
本译本从原著的十卷中选取部分章节,主角都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昆虫,如蚂蚁、蝴蝶、蟋蟀、蜘蛛等,并且特别集中了原著中文学性、可读性较强的片断。《昆虫记》原著长达十卷,每一卷均由许多章节组成,每一种昆虫所占的篇幅不尽相同,而且有关不同昆虫的章节之间并无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它不同于小说,不受情节的局限。这种结构体裁,决定了精选本仍然能葆有原作的风格与趣味。此外,节选本精练的篇幅,也可以使读者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以轻松的心情享受阅读的快乐。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两位译者共同完成。《蝗虫》、《蟹蛛》、《彩带圆网蛛》、《蟋蟀》、《胡蜂》、《绿蝈蝈儿》、《朗格多克蝎子》、《萤火虫》等章节由刘莹莹译出;《迷宫蛛》、《克罗多蛛》、《黑腹狼蛛》、《蝉》、《红蚂蚁》、《螳螂》、《大孔雀蝶》、《小条纹蝶》等章节由王琪译出。全部译文由陈伟先生细心修改订正,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忠实法文原著的整体风貌和表达特色。
一、法布尔传略(王光)
1823年12月22日，法布尔降生在法国南部阿韦龙省圣雷翁村一户农民家中。其父安杜瓦纳·法布尔能言善辩，好打抱不平；其母维克陶尔·萨尔格性情温顺，和蔼可亲。但他们是个山乡穷户。
法布尔四岁左右，父母送他到祖母家生活，暂时减轻家庭衣食负担。天真的孩子爱上了祖母家的白鹅、牛犊和绵羊，迷上了户外大自然中的花草虫鸟。
长到七岁，父母接他回家，送他进了村里的小学。校舍条件极其简陋，一间正规房间，一间房顶阁楼。正规房间既当教室，又作厨房、饭堂和睡房，门外就是鸡窝猪圈。老师虽有责任心，却经常无法正常教书，因为他还兼任着本村的剃头匠、旧城堡管理员、敲钟人、唱诗班成员和时钟维修工。
初入学堂，法布尔很不适应，26个法文字母让他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但小法布尔求知欲望格外强烈。他常有机会跑到乡间野外，每次回来，兜里装满了蜗牛、贝壳、蘑菇或其他植物、虫类。
大人一心向往城市生活。法布尔十岁时，小学还没读完，只好随全家迁到本省的罗德茨市去住。父母在那里开了个小咖啡馆，同时安排酷爱学习的小法布尔去罗德茨中学，只随班听课，不在校食宿。这期间，为交足学费，法布尔每逢星期日便去教堂，为弥撒活动做些服务工作，挣回少许酬金。整个中学阶段，法布尔家为生计所迫，几度迁居，又先后在上加龙省的图卢兹市和埃罗纳省的蒙彼利埃市落脚。少年法布尔不得不出门做工谋生，致使中学无法正常读下来。他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强记勤问。到了15岁那一年，他只身报考沃克吕兹省阿维尼翁市的师范学校，结果被正式录取。
从阿维尼翁师范学校毕业后，法布尔谋得同省卡庞特拉中学初中教员职位，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起初，他教数学。一次带学生上户外几何课，忽然在石块上发现了垒筑蜂和蜂窝，被城市生活禁锢了八九年的“虫心”突然焕发。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到一本昆虫学著作，细读之后，一种抑制不住的强大动力萌生了，他立志要做一个为虫子书写历史的人。那一年他不足19岁。
研究昆虫的决心下定了，但维持生存的职业是教书，法布尔仍须为现实问题苦斗。他先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考，拿到高中毕业资格的业士证书。以后又坚持业余自修，通过各门考试，取得大学资格的物理数学学士学位。24岁的法布尔，由政府教育部门调派到科西嘉岛，担任阿雅克修市中学的教员。他一面努力任教，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做动植物观察记录。四年后，他被调回阿维尼翁市，担任中学教员。他心目中有个理想：有朝一日能在大学讲课。
两年后，法布尔仍靠自学，取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又过一年，31岁的法布尔以两篇优秀学术论文的实力，一举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两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关于兰科植物节结的研究》和《关于再生器官的解剖学研究及多足纲动物发育的研究》。就在同一年，他在《自然科学年鉴》发表了长期积累的成果──《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观察记》博得广泛赞赏，法布尔出色的观察才能令人折服，人们公认他不仅纠正了以往权威学者的错误，弥补了前人的疏漏，而且阐发了独到的见解。法布尔的昆虫学文章，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34岁那一年，他发表了关于鞘翅昆虫过变态问题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之精、理论意义之大，令同行刮目相看。法兰西研究院向他颁发了实验生理学奖金，肯定他在活态昆虫上的研究具有不同于昆虫结构解剖学的价值。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格外关注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待1859年《物种起源》问世时人们读到，达尔文称他是“难以效法的观察家”。
博学的法布尔老师，又发现一种从茜草中提取红色染素的工艺，当地政府准备采用他的技术。可是没想到，经过数年周折，工厂主最终建造的是一个人工合成茜红色染料的车间，没有实现他想利用茜草自然资源的“工业化学梦”。这期间，帝国教育部曾以杰出教师的名义为他授勋，主要表彰他在教师岗位上也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为此还受到拿破仑三世几分钟的接见。放弃化工计划后，为实施教育部长教学改革方案，增设自然课内容，法布尔给女大学生不定期作了一些讲座，听课者越来越多。出于保守、偏见和妒嫉，一群有身份的政界、教育界人物无端指责他是“具有颠覆性的危险人物”，宗教界顽固派攻击他“当着姑娘的面讲植物两性繁殖”。最后由房东出面，强令法布尔全家搬走。法布尔决定离开阿维尼翁这座城市，决心今后再也不想登什么大学讲台。这一年是1870年，法布尔已经46岁。
法布尔携妻室子女进入沃克吕兹省境内，在奥朗日市找到一处安身的家。先丢了饭碗，再花销路费，生活没了着落。一向腼腆的法布尔破天荒开口“求钱”，向只有几面之交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密尔(旧译“穆勒”)诉苦，这位英国朋友几年来在阿维尼翁侨居。密尔先生慷慨解囊，法布尔一家度过难关。此后五年间，法布尔主要以撰写自然科学知识读物为生，他的卓越文才开始显露出来。他出版了不少读本，其中包括《天空》《大地》《植物》等讲解性作品，也包括《保尔大叔谈害虫》这样的系列故事性作品。
1875年，长期思考后，法布尔决定远离城市喧嚣，加紧实现整理旧资料、开展新研究的昆虫学工作计划。他带领家人，迁往乡间小镇塞里尼昂。小镇各方面条件较差，甚至没有像样的学校。他鼓励小儿子：在这里能锻炼出强壮的身体和强健的头脑，比在故纸堆里更能发现美和真。经过四年努力，整理二十余年资料而写成的《昆虫记》第一卷，于1879年问世。
1880年，法布尔的宿愿终于实现：他用积攒的一小笔钱，在小镇附近购得一处坐落在生荒地上的老旧民宅，进一步研究活虫子的计划即将变成现实。他精神舒畅，用当地普罗旺斯语给这处居所取了个风趣的雅号──荒石园。年复一年，荒石园主人穿着农民的粗呢子外套，吃着普通老百姓的清汤淡饭，尖镐平铲刨挖，于是，花草争妍，灌木成丛，一座百虫乐园建好了。他守着心爱的荒石园，开足生命的马力，不知疲倦地从事独具特色的昆虫学研究，把劳动成果写进一卷又一卷的《昆虫记》。他就是这样，孤独、欢欣、清苦、平静地度过了35年余生。
《昆虫记》是以大量科学报告材料和文学气质艰苦写成的巨著，文体基本为散文，主体内容集中在昆虫学问题上，同时收入一些讲述经历、回忆往事的传记性文章，若干解决理论问题的议论，以及少量带科普知识性的文字。一位饱经沧桑、追求不止的昆虫学探索者的优势，在这部巨著中得到充分发挥。十卷二百二十余篇，内容丰富自有公论；可其工程之艰难，恐怕只有作者本人才最清楚。法布尔这样说：“散文写作”比求解方程根来得“残酷”。
第十卷脱稿时，他原来不打算把《菜青虫》《萤火虫》两篇编进去，因为这两篇是为计划之中的第十一卷写的。就在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85岁的老身子骨支撑不住了，而且耳聩眼花，手指僵到难以正常写作的地步。最后，他心中埋没了“第十一卷”的念头，毅然将两篇文章定为第十卷的增补篇。1910年，他已过86岁，第十卷问世了。他抱着书，拄着拐杖，装上放大镜，一步三摇，流连在“荒石园”中，仍想再把《昆虫记》写下去……但老人的心愿难以实现了。
就在这一年，家人以“从事《昆虫记》写作五十周年”之名，邀集法布尔的挚友和学界友好来到“荒石园”，为他举行一次小型庆祝会。法布尔倍感安慰，热泪盈眶。消息传出，舆论界大哗大惊：法国人居然把隐居“荒石园”中的这位值得骄傲的同胞忘得如此轻松!法布尔不在乎这“疏忽”，他正开始筹划出版全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并亲自为这一版本写下一篇短短的序言。序言结尾是这样几句话：“非常遗憾，如今我被迫中断了这些研究。要知道从事这些研究，是我一生得到的惟一仅有的安慰。阅尽大千世界，自知虫类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即使能让我再获得些许气力，甚至有可能再获得几次长寿人生，我也做不到彻底认清虫类的益趣。”
新闻界造起宣传声势，“法布尔”的名字四处传扬；“了不起”“最杰出”“伟大”一类赞扬声此起彼伏，荣誉桂冠一个接一个飞向老人；“荒石园”热闹非凡，赶往参观、慰问、祝贺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普通读者，有学界要人，也有轿车成行的政府官员。能令法布尔为之动心的消息只有一个：那一年里，自己作品销出的册数，是此前20年的总和。后来，法布尔的小石膏像四处出现；再后来，法布尔的大型塑像相继剪彩揭幕。老人一辈子未识光彩荣耀为何事，此时下意识地摇着头，颇有莫名其妙之感。近90岁的老翁，操着诙谐的口吻对老朋友说：“这些作法，也太‘神乎’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天比一天临近末日。”
离92岁生日只差一个月了，法布尔卧在床上，静候生命里程这又一标志性日子的到来。那是1915年11月的一天，他平静得像一位藐视死神的勇士。这时候人们发现，他已悄悄地长眠了。一位以昆虫为琴拨响人类命运颤音的巨人，从此消失。
法布尔去世不到十年，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出齐。他的女婿勒格罗博士，将介绍他一生的文章结集出版，续作《昆虫记》第十一卷。
法国文学界曾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为称号，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诺奖委员们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议，便传来法布尔已经离世的消息。然而，这一光荣称号被人们传颂开来。
人们曾称法布尔是“昆虫观察家”，到晚年公认他为“昆虫学家”；他去世后，人们在一段时间里称他为“昆虫学家、作家”，后来又把他称作“作家、昆虫学家”。这些称号，对法布尔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二、法布尔与《昆虫记》 (邹华)
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自法文本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为这出“昆虫总动员”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至此，距周作人、鲁迅最初的介绍已近80年了。
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他们给昆虫工人命名，却不知道这个工人生产的是什么。昆虫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与习性等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法布尔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他的这种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统势力的责难，他辩驳道：“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昆虫记》卷二)
在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昆虫们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种族的生存而斗争。法布尔也一如他所挚爱的昆虫一样，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当法布尔从他的“荒石园”中捧出浓缩他一生研究昆虫的成果──《昆虫记》，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世界震惊了。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昆虫记》卷二)
这也遭到正统派的指责，说他的文字不庄严。法布尔说：“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编者注)的语言中借来的。”(《昆虫记》卷二)更何况那是一个“风格即人”的时代。当布封喊响“风格即人”以后，整个18、19世纪，博物学家大都热衷于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学性著作。法布尔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风格上下功夫，但《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态。法布尔的风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样：朴素而真实。
请看法布尔描写宽厚的蝉在七月的一个下午钻了一口水井，却被侵略者抢占的情景：
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东张西望地转悠着。它们发现了这口井，井边渗出来的汁液把它暴露了。这群家伙一拥而上，开始还有一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到匆忙赶到甜蜜的井口边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
那些个子小的为了走近清泉，便钻到蝉的肚子下，蝉宽厚地抬起爪子，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那些大一点儿的昆虫，不耐烦地跺着脚，迅速地吸了一口就退开，到旁边的树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胆地回来。它们越发贪婪了，刚才还有所收敛，现在已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凿井人从泉水边赶走。
在这群强盗中，最不罢休的是蚂蚁。我曾看见过它们一点一点儿地乱咬蝉的爪尖，逮着正被它们拉扯的蝉的翅尖儿，爬到蝉背上，挠着蝉的触角。一只大胆的蚂蚁就在我的眼皮下，竟然抓住蝉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来。
这个巨人给这些小矮子烦得没了耐心，最终放弃了水井。它朝这群拦路抢劫的家伙撒了一泡尿逃走了。(《昆虫记》卷五)
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
贫穷和偏见困扰了法布尔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学和数学天赋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赢得掌声和荣誉，过上梦想中的好日子。他之所以执著而艰难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那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说：“我是圣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亲手触摸耶稣伤口始信其复活。──编者注)难于对付的弟子，在对某个事物说‘是’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铁证下归顺听从为止。”(《昆虫记》卷七)求真，使他把昆虫研究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必须通过反复的观察和实验来探究昆虫世界的真相；求真，使他如孩童般天真，敢于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实验质疑权威理论。法布尔在研究树莓桩中的壁蜂时发现，他观察到的事实与优胜劣汰的理论相悖，于是，他戳了进化论一针：
如果优胜劣汰这个据说是支配和改造着世界的著名规律言之有据，如果最有天赋的真的把最没有天赋的从世界这个舞台上排除掉，如果未来是属于最强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庭自从它们在树莓桩里挖洞以来，它们本应该就让那些固执地要从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而全都由善于从侧面凿洞的强有力者来代替的。……可是，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优胜劣汰规律的巨大意义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是每当我想把这个规律应用于观察到的事实，它却使我空忙一场而得不到任何证据来解释实际的情况。这个规律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在事实面前却是装着空气的球。 (《昆虫记》卷二)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19世纪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行其道的世纪，法布尔发出这不合时宜的声音，正是求真的精神给了他勇气。
洋洋洒洒二百万字的《昆虫记》，不仅详尽地记录着法布尔的研究成果，更记载着法布尔痴迷昆虫研究的动因、生平抱负、知识背景、生活状况等等，尤其是《阿尔玛实验室》《返祖现象》《我的学校》《水塘》《数学忆事：牛顿二项式》《数学忆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忆》《难忘的一课》《工业化学》这几章。如果换一种眼光看，不妨把《昆虫记》当作法布尔的自传，一部非常奇特的自传，昆虫只不过是他研究经历的证据，传记的旁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