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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战（英语：BattleofBaekgang日语：白村江の戦い朝鲜语：????），是中国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于663年发生的一次海战，战役以唐、新罗联军的彻底胜利和百济的灭亡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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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战

在中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倭寇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寇；新罗因与倭寇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寇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倭寇“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寇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认识到仅从辽东背后牵制高句丽的策略并不能解决新罗的危机。因此，决定开始对新罗进行全面的军事援助，并调整了战略方针，把进攻矛头直接对准百济。并确定了唐军与新罗军联手先击败百济，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与辽东方面的军队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总体战略方针。

660年，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新罗王金春秋的二王子金仁门为神丘道行军副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遣使至倭寇，请迎立在倭寇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倭寇乞求援师。

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倭寇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12月倭寇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倭寇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7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2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命令他从平壤撤军与新罗的军队会合，共同坚守，若金法敏（新罗太子）希望唐军留镇，就驻扎在新罗；如果不行，就乘船回国。但刘仁轨的意见是应该乘此机会灭掉百济和高句丽。他认为：唐朝要吞并高句丽，就要先消灭百济，然后再联合新罗一举征服高句丽；如先从平壤后撤，再放弃熊津府回国，则百济就会死灰复燃，以后再想得到这样的机会就难了。而福信凶残暴虐，而百济王子扶余丰猜忌心重，两人貌合神离，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可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派兵伺机出击，先后攻克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地，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终于打通通往新罗的粮道,保证了唐军的补给。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的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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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器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于是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是，唐高宗并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就胜于新罗，加上公元653年8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关系就更加密切，因此根本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这里也就是今天位于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区。后来日本将元日战争中的俘虏都称为“唐人”，大概就源于此吧。

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不久，百济发生聚变，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白江口之战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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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战

倭寇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援军向唐朝投降；倭寇之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倭国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逃回了倭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倭战争战争至此结束，倭寇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寇受到严重打击。倭寇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倭寇面对这种形势，为了自身安全，自撤军之后—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

倭寇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倭寇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倭寇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倭寇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倭国。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倭寇就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对中国充满敬仰之情，积极向中国学习，它的许多制度、文化习俗，都是来自中国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