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招工陷困编辑本段回目录
今年春节前，因为没有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务，刘宝玉(化名)不得不去成都富士康工厂“顶工”。机关领导对她说，“招不到人，只能自己人去”。
身为公务员的刘宝玉今年26岁，皮肤白皙，经常笑眯眯的。但回想起那段在富士康的日子，她脸上立时没了笑容，“这事儿特别荒唐，同学、同事们都笑我说是不是去富士康跳楼了。”说这话时，刘宝玉显得非常小心，生怕路过的人听到。
自从成都2010年引入富士康这只“金凤凰”后，许多四川公务员在年底考核中就多了一项内容——能否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务。成都富士康是中西部迄今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是四川省1号工程，也承载着成都实现信息产业跨越发展，打造几千亿元IT产品产业链的希望。而在引入富士康时，除了优惠的税收、用地等条件外，四川省政府还承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条件：帮助招募一线劳工。
一年多过去了，这项劳工招募承诺远没有当初政府设想的那么简单，除了垂直下行、各地市摊派，一些如“买人头”式的灰色市场行为也已浮现出来，政府在招工难以达标下处于窘迫的两难境地，以至于像刘宝玉这样的公务员也被迫顶包进厂，以完成政府许诺的用工名额。
政府招工
刘宝玉在成都富士康待了约一个月。在此期间，从四川省各地由当地官员带队前来工作的队伍屡见不鲜。有一天，她看到从绵阳一下子来了四五百人，其中就有大学生村官。那个大学生村官看了看她，彼此心照不宣。只有在富士康干满15个工作日后，政府才算完成一个名额指标。
4月19日，富士康深圳总部一行政工作人员介绍，“成都工厂一直在进人，但一直都没能满足需求。每天进3000到5000人很正常。有时每天甚至以万为单位招聘员工。”该行政人员承认，一线劳工的招募一直由政府部门操作。“富士康只是把需求人数随时报给四川省劳动部门(富士康称之为‘1号办’)，由他们统筹社会资源，不断招聘新人进入工厂。”四川省专门召开了两次富士康成都项目人力资源招募工作会议。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对招募工作要实行一票否决制。
以四川泸州叙永县龙凤乡为例，龙凤乡提出将富士康招募工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每完成1人奖励(公务员个人)600元；超额完成任务的每超1人奖励1000元；完不成任务每差1人扣500元。
刘宝玉说，上级下达的招聘任务，并非全年不变，而是随着富士康生产情况的变化随时追加。这造成了基层工作的慌乱，“大家都有抵触情绪”。
去年三季度末，泸州古蔺县东新乡发文说，“因富士康成都项目产品的市场订单增加，按各级分配落实名额比例，县政府下达我乡新增21人(原任务数45人，共66人)，现将调整后的目标任务下达各村，请各村务必抓紧时间完成富士康招募工作。”东新乡下辖10个村，此番任务追加后，呐喊村原任务5人，新增3人；民主村原任务5人，新增2人。
招募完成后，当地政府还要组织护工队，将务工人员移交给富士康。达州渠县要求，要在本单位选派年富力强、有经验、有责任心的干部全程护送，确保万无一失。广元市要求，在广元至成都途中，警车开道，救护车随行。
因为各地与1号工程对接的招募工作小组，均配置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公安局、扶贫办、团委、妇联以及工会等部门，这使得招募小组能够及时调动政府资源。去年全年，泸州为富士康成都基地输送了1.2万余人，招募任务超额完成。也正是在这一年，成都富士康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平板电脑。
招工困境
在产业规模上，成都富士康的发展非常惊人。“深圳龙华富士康用10年达到的规模，成都富士康只用了3个月。”在成都周边的郫县与新都区，原本利用率不高的工业园区，正在被富士康的供应商填满。
出于成本的考虑，富士康有意识地将订单优先安排在成都工厂。只有在成都产能吸收不了的时候，才派给深圳龙华工厂生产。“主要是因为综合成本比较低，”该富士康行政人员说，“比如人工成本较低，成都市给予的土地、税收(在保税区)、免费宿舍、免费班车、免费招聘工人等很多优惠政策，导致的综合成本很低。所以生产都是尽可能优先安排给成都生产。能节约很多成本。”
富士康原本规划成都基地将逐渐取代深圳龙华，成为其代工帝国的主要生产基地，但2011年的人力资源严峻形势，正在导致其放慢投资步伐。
一位已经离职的富士康管理者说，去年国庆期间许多工人离职要走。大家都很迷茫，当时厂区在传言iPad3 的订单被华硕拿去了。上述管理者说，拿我们物流部门来说，很多一线现场的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到了3个月就走人。
他说，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与宣传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来承诺8小时，加班2个小时，实际上要加班四五个小时。薪酬待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线流水线，有时就只拿1300元。”
“富士康目前一线工人批量流动，导致成都工厂良件率不如深圳工厂。报废产品较多。富士康为此也很着急。”富士康行政人员说。
成都基地最高峰时有12万人，2011年10月份下降到了9万人，现在总人数维持在6万人上下。每当人员不够时，富士康中央人资部门就会不断给政府施压，“人不够，快点送人来”。“政府承诺和答应给我的，就是要满足，否则我们是可以撤资的。”该富士康行政人员说，“富士康投资在成都建立产业基地，人财物都付出了巨大成本。当地政府当初答应我们的，要设法满足我们的人力需求。”
在富士康的压力之下，四川省“1号办”每天疲于应付这些人力招聘工作。为此，广元市旺苍县劳动保障局长不得不先后6次赴陕西，开展跨省招募。
部分地方政府也将日常公共服务与富士康招工任务捆绑在一起。4月16日下午，宜宾市宜宾县商州镇丰岩村一位村民说：“政府讲，如果家里没有亲属在富士康上班，1万元的危房改造补贴就要扣掉1000元。”
而一位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抱怨说，感觉自己就是人贩子。2010年，他曾经招募、护送川籍工人去深圳龙华培训，到了2012年再“护送”年轻人去成都郫县富士康工厂上班。
该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说，现在政府骑虎难下，一些其他的企业也开始要求政府，套用省富士康成都项目人力招募模式，以下任务的方式要求劳动保障部门予以完成。
人头贩子
在政府负责全权招募的情况下，“人头贩子”应运而生。该富士康行政人员说，“人头贩子”介入富士康招募工作，最开始只为了满足富士康对员工的数量需求。但是流动率特别高，招来的人待一个星期甚至一两天就走掉了。“新进工厂15天之内的人，离职的特别多。什么都发给他，却卷包走人了。给富士康造成很大浪费，入厂培训、工衣下发，都需要成本的。”
刘宝玉听说，每招到一个人，省政府就给予1500元补贴，这1500元由各市县劳动局层层抽成过后，最终“人头贩子”能拿到500元每个人头。但此种说法本报记者未能获得官方证实。
刘宝玉也做过类似的事。她说，“这事情我也做过，花1000块或者800块，找个人去富士康上15天班。”
4月20日，在郫县红光镇托普学院，富士康招募中心，一个“人头贩子”说，如果你手头有三四百个“人头”，我可以出价每个人200块。“当然有些人也会出价300元或者400元，但那样的话，派200个人进去工作，回头拿到钱款却只算150人，(其余的钱)被上面人黑掉了。”“人头贩子”说，去富士康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那60元体检费用都由政府财政支付。
大约在2011年4月份，政府和富士康改变策略，对富士康短期离职者建立了“黑名单”，杜绝其再次进厂。该政策出来后，富士康入职数量大大减少。
后来，对于人员短缺的情况，政府不得不修改“黑名单”政策，“对于社会招募员工准予二次面试和二次入职。二次面试即过去曾参加面试未合格人员，可在1个月后再次参加面试；二次入职即过去曾入职后自动离职人员，可在面试合格后再次入职。”
政府还把富士康成都厂区招募员工的年龄上限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初中学历。但就如刘宝玉这样的公务员也会使些手段，“我们当然不会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她说。而成都龙泉驿区一位张姓招募人员说，对于这些打短工的人，单纯为完成政府指标的人，我们都告诫他，面试时千万不要说实话。
富士康见闻
刘宝玉12月初到达富士康，头两天是集体培训，然后是部门培训。“工厂管理者会放映宣传片，告诉大家富士康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刘回忆说，宣传片放了大概有20多分钟。
公务员去成都工厂的好处是，可以拿两份工资，富士康的工资和政府的工资。但连续一个月的夜班工作，压垮了刘宝玉的身体，“从富士康领来的1130元工资都付到医院去了”。
一天，刘宝玉见到一个男孩在不停地呕吐，脸色苍白。男孩也许因为天气冷的原因，导致身体不适。刘宝玉问他多大，他说15岁。此情况并不鲜见，一些职业技校把年轻学生派往富士康做学徒工。
临近春节，刘宝玉以请病假的名义离去。当时很多人要辞职，但任务紧，病假并不好请，工长说，看你工作表现好才准假的。后来，工长打来多次电话催他回去上班。
刘宝玉天性乐观。在富士康，一天开会，工长问他为什么总是笑眯眯的？刘宝玉说，我就是这样，觉得日子挺开心的。工长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个年龄应该考虑家庭、孩子、父母，26岁了怎么可能快乐呢？
刘宝玉不喜欢富士康，“记得饭不好吃，晚班的肉很咸。”工作期间，领导安慰说，正在与富士康协调，让你们早点回家。等刘宝玉出来见到同事时，大家都开玩笑说，你跳楼回来啦！
报告称地方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代富士康招工编辑本段回目录
富士康再次因为其用工制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北京时间3月30日凌晨，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以下简称FLA)发布报告称，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存在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如加班时间过长、拖欠工资以及薪酬不足以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费用等。
同一天，由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20所高校参与的《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也对外发布，
《调研报告》特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在针对富士康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滥用公共资源、以行政命令手段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的现象，助推职业学校沦为职业中介。
调研组负责人、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对本报表示，富士康用工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政府招工、学生工、工伤瞒报、加薪泡沫等六大问题并未在FLA的报告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FLA的报告侧重于富士康在工时和工资方面的违法行为，而我们的报告在关注前述问题的同时，还关注了富士康存在的政府招工和学生工的问题。”潘毅对本报介绍。
本报获悉，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台湾大学等大学组成的调研组，自2010年6月份以来，对富士康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并先后两度发布报告，近日发布的报告为其第三份年度调查报告。
“两岸三地”高校调研组发现，随着富士康生产线从沿海向内地扩张，富士康日益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这种青睐不仅体现在土地、厂房、税收、海关等方面的优惠上，在制造型企业用工荒的背景下，亦体现在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为富士康招募工人方面。
《调研报告》称，在对重庆、成都、郑州以及南宁富士康工厂的调查中都发现了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为富士康招工的现象，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以河南为例，省政府将富士康的用工需求作为招工指标层层分解，下达给各级政府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且在财政上给予大量补贴。
根据潘毅介绍，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题为《河南省扶贫办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省贫困地区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以扶贫的名义将为富士康招工的任务下达给各地方政府。该文件显示，当年的9、10两个月内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2万人，招募对象主要为职业学校在校的实习生以及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
为了完成招工任务，该文件还规定了招工的奖励措施，其中职业介绍补贴为每人200元发放给职业介绍机构，就业人员每人给予600元生活补贴，同时省政府还对于组织到富士康工作和实习的单位给予奖励，仅前两项补贴合计就高达1600万元。
“要满足富士康在该地高达十数万人的用工需求，地方政府为此投入的公共资源还远不止于此。”《调研报告》称。
在成都、重庆和南宁等地的调研组也发现了类似情况。报告指出，“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无论是富士康还是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职业学校，因为那里有数量可观、年轻廉价的学生劳动力。”
地方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代富士康招工？
在一份2011年12月30日南宁富士康《隆安县进一步做好富士康科技集团劳动用工服务工作方案》的文件中指出，为了“帮助富士康南宁项目缓解劳动用工紧张的问题”，该县成立了副县长牵头，包括人社局、宣传部、教育局、经信局、财政局、总工会、团委、妇联、各乡镇政府组成的“隆安县促进富士康南宁项目劳动用工项目劳动用工工作领导小组”。
《调研报告》称，为完成上级所分配的420人的招工任务，该县将重点放在“校企合作”上，要求“引导学校积极开展短期培训，及早制定招生、培训计划，与企业对接”，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9月份学校开学期间，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就业”，并指定隆安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责任单位。
潘毅表示，之所以选择职业学校是因为职业学校隶属于政府教育行政系统，更加有利于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招工指标下达至学校并要求其完成。
《调研报告》认为，对于职业学校来说，他们一方面通过向富士康输送学生工而获得不菲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同时也完成了就业指标、兑现了就业承诺。而作为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则基本上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以“实习”的名义被送进工厂的。
《调研报告》认为，在政府的推动下，职业学校成为富士康们的劳动中介机构，职业技能的提升则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