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陷通胀焦虑编辑本段回目录
通胀焦虑 中产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
当CPI突破3%的通胀警戒线时，中产们也许感受不到这一数字带来的生活压力。
猪肉涨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涨了，可以买面粉；咖啡馆提价了，可以在家里喝；房价涨了，可以先租房。这些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幻觉”，以自身生活体验，认为通胀无所谓。
而如今，房租在多年稳定后也开始蹿升，根据媒体报道，一些城市的房租涨幅超过了20%，这个时候，中产们似乎一下陷入无处可避的境地。于是，曾经还可“隔岸观火”的中产们发现，这一轮通胀，火已经烧向了自己，CPI的上涨让一向对价格不够敏感的中产们开始觉得如此直接而沉重。
如果像有的经济学者说的那样，未来十年，世界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我们该如何避免自己的资产不缩水？况且如今，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的经济形势下，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通缩的声音也在耳边响起。为此，我们希望从七位知名经济学人的分析中，勾勒出中国未来经济的脉象，通过梳理这一焦虑，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中产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
中产阶层的焦虑或许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南都周刊记者_秦旺
就像本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决荷兰一般，没有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冠军的归属。而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局势，同样也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猜透，本来今年一季度中国创出了11.9%的GDP增速，人们还在担心中国的通胀压力，但随着欧元债务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们担忧的焦点又开始转变成了通货紧缩。
通胀压力不难理解，从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都处于一个破产和债务上升的过程，这也导致了发达国家消费欲望的下降，从而对严重依赖出口高速增长的中国造成了致命威胁。
于是，我们在2008年，发出令全球叹为观止的 “四万亿救市”计划，2009年开始，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让商业银行多出了9万亿新增贷款，甚至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有4.6万亿的新增贷款发放。
毋庸置疑，投资保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速，2009年，中国GDP投资拉动率高达92%，比2008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结果是“保八”成功，在黯淡的全球经济中独树一帜。
不过，这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货币数量增长，高于GDP增长20到30个百分点，这使得中国广义货币M2比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换句话说，中国用接近10万亿美元的货币，生产着5万亿美元的GDP，而美国只用 8.3万亿美元，就生产了14万亿美元的GDP。
如此说明一个事实，中国发行了非常多的货币。而货币发多了，同挣了更多的钱，完全是两回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只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会使物价上涨，中低阶层财富减少，导致人心不安。
两次恶性通胀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共发生过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由于此前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货币连年超发行，到1988年四季度，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为21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46.7%。
加之当年又宣布实施物价改革，等于让此前中国压抑了几十年的消费需求，一下子敞开。想象有一天，你手上拿着比原来多50%的钞票，同时还能自由购买原本需要凭票证供应的商品，你会怎么做？自然，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面抢购潮诞生了，20元的酒一下子涨到200元，人们纷纷抢购能买到的任何商品，连火柴和厕纸都供不应求。
第二次则发生在1993年。当时，全国金融业一片混乱，一些银行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就倒逼央行要钱， 银行间也大举拆借资金，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1%，到1994年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竟达到了惊人的24.1%。
今年5月，中国的CPI同比上涨3.1%，又一次超过3%的通胀警戒线。自2007年开始，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CPI以每年约5%的速度在上涨，那一年也是次贷危机发力的开始，正是在“救市”背景下，出现了大手笔刺激计划。
这些多发出来的货币，大部分流入了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汽车行业，通过拉升地产价格，加大石油消费，使得高企的房价和油价，成为增发货币的高能回收器，好处不一而足。
从地方政府而言，此举无异于过新年拿“利是”。不仅加速了城市化进程，政绩工程名正言顺。进而让地方摆脱了实业不振、GDP捉襟见肘的局面，让土地财政这一“公私皆宜”的模式，正式登堂入室。
一时间，各地的建设计划竞相以天价报出，西安才推出3000亿的建设规划，重庆就涨了一倍，最后湖北直接爆出12万亿的建设规划成为其中的翘楚。让人怀疑经济发展，只需要考虑的是胆量和气魄。
但是，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在出口依然疲软、内需未见起色的情况下，房地产只能继续狂飙突进。其中，北京在原有均价1万多的高价上，今年3月间，一路飙升至3万元左右，房价远远超过纽约的曼哈顿和东京的银座。
于是，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房价过高地区停止发放第三套房贷，二套房贷首付必须超过50%。而就在业界热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时，北上广深四城市房租价格又出现大幅上升趋势，打破了中国以往房价高涨，而房屋租金保持稳定的局面。
硬币的两面
以前买不起房，最少还可以租房，但现在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切切实实感受到生活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经过多年无限量供给后，终于在老年化的阴影下，看到“刘易斯拐点”的临近。
“刘易斯拐点”在经济学中，指的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将直接引发劳动力成本提高，近来，富士康加薪，东南沿海大规模的民工荒，以及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高等一系列事件出现，使中国又多了一道难题——未来几年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将成为通胀压力。
屋漏偏逢雨。年初刚经历了西南大旱，夏季又遇到了南方暴雨，中国夏粮连续6年增长后首次产量下降，反映到菜市场上，则是各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最后，输入性通胀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今年初，随着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国内煤炭、钢铁、金属价格上涨，一季度中国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40%。
于是，在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持续上扬的住房价格，在劳动力成本变得高昂，在粮食和能源因为各种原因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人们加重了中国进入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言：未来十年，中国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二季度以后，中国GDP坚挺的高增长速度突然遇到了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先后出现下滑：贸易顺差下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资产价格走低、发电用电量、交通运输等等指标开始徘徊不前。
急转直下的局势，原因在于当前急剧恶化的全球经济形势，随着希腊政府破产而引发欧洲债务危机，人们担心全球经济再次触底。事实上，欧美消费实力的萎缩，已很难让中国制造重振信心。
因此，中国经济很可能从“过热”变为“过冷”，也意味着中国眼前的挑战不是通货膨胀，而很有可能是通货紧缩。
在如此复杂局面下，6月底7月初，国务院9天内四度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也说明了高层对当下经济的忧心。在G20峰会全球重申经济低谷危险的背景下，调控政策变成了——“应重视宏观调控的松紧搭配，力促总量平衡和结构转换”这样意味深重的语调。
事实上，中国宏观经济调整面临着很多“非此即彼”就可作出决断的选择题，到底是控房价还是保“支柱”，是保增长还是控通胀，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是提高居民收入还是增加国家、企业收入，是扩大赤字还是增加税负， 货币应当收紧还是宽松。
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答案，高层的政策也越来越审慎。这让中产阶层陷入了越来越大的焦虑中。
如果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是否宁愿让资金躺在银行的账户上，也不要以高风险进入股市和理财产品市场，来博取并不一定能得到的高收益呢？又或者应该精打细算，严阵以待，防止通胀通缩并存下的滞涨，那样面临的很可能是大规模失业和减薪。
这类似于《等待戈多》这样的后现代多维解构状态。
之所以要重视中产的焦虑，乃是因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当中产阶层花费太多的钱用于食品、房屋、教育和医疗支出，喝咖啡、旅游和消费高档商品的需求，就将退居二线。当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持续受到损害，劳动阶层的储蓄又贬值的环境下，恐怕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仅难以实行，社会矛盾也将日益尖锐。
这就是当下大家为什么会纷纷寻求“内心安全感的追逐”。从这个角度说，中产阶层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而又危险的十字路口，理智的做法是不该坐等“戈多”到来，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一个中产主妇的账本
主妇：王亚蓝，32岁，媒体人士
主男：郑宪彤，34岁，外企市场总监
儿子：芮芮，2岁11个月
家庭平均月收入：18000元
家庭平均月支出：15000元
32岁的主妇王亚蓝有一个记账的好习惯，从2008年4月开始到现在，家里所有的开支往来都在她的账本里。2年多的账，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生活成本的高居不下，特别是最近6个月，越来越高的物价，让她这个家庭财务总管，不得不对小心翼翼地规划着生活，她要算好手里的每一分钱，还要保持生活质量不走下坡路。
讲述人_王亚蓝 记录者_石宴瑜(记者)
我的早上，通常是从早上开始。
“芮芮，起床了！要上幼儿园了！”现在是早上8点钟，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要送儿子去上幼儿园。
我住在广州海珠区时代廊桥小区，这个有500多户居民的小区，现在房子每平方米均价涨到1万元，是这座城市中产聚集之所，如果闭上眼睛不看附近乱糟糟的城中村，这里还称得上是个景致优美的小区。
关键词：幼儿园
从2008年开始，两年内，我搬了三次家。
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就是因为楼下的孙瑞雪幼儿园。这是一家民办幼儿园，每年2.8万元的学费，贵是贵了点，但我很认同园长的教育理念，权衡了一下，咬咬牙就花了。这算是我家月开支里的重头。
今年9月开始，全广州的幼儿园学费都要涨价。根据媒体报道，收费最便宜的小型私立幼儿园，一般每月要200-300元，在这轮涨价潮中也有小涨。比如，天河区新塘街小太阳幼儿园，从原来的300元/月涨到了360元/月。占半壁江山的中档私立幼儿园是本次涨价潮的“中坚力量”，涨幅达10%-100%。这类私立幼儿园原先收费一般为800-2000元/月，一年下来学费过万的不少。高端幼儿园则基本没有涨价，这类幼儿园多开在大型住宅区内，一年学费得3万多。
比较起来反而我们这间幼儿园不算贵了。前两天和小区的一个爸爸还聊起来，他女儿在附近的珠江御景湾幼儿园，每个月从1400元涨到了1700元，校车费、兴趣班什么的，还要另外交钱，他现在打算让孩子回小区上幼儿园。
关键词：伙食费
送完孩子上学，一般都是上午9点，我妈在这个时候出门买菜，我就要出门上班了。去年10月刚搬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我妈抱怨了很久，说这里的菜比滨江东的菜市场都要贵好多，当时我们全家一个月的买菜钱是1500元，所以我就调到了2000元，今年春节的时候，我爸也从老家过来，家里有三个老人，菜钱就涨到了2500元。有个住在对面罗马家园小区的朋友也说，沥窖村菜市场的菜确实要贵一些。
以前我们家在买菜、买水果方面从来没考虑过省钱，但是那时水果也没现在这么贵，今年荔枝刚上市的时候18元一斤！往年最贵顶多10元左右，涨得也太厉害了吧，吃的时候真有点心疼。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妈有时宁可走远一点，到小区附近的蔬菜批发市场买菜，米、面、油、豆类和调味品，我就开车到再远一点的瑞宝粮油批发市场入货，一袋15公斤的大米不过60多元，天气热家里的米也消耗得慢，我们这袋米都吃了快两个月了还没吃完。生活用品的牙膏、肥皂、牙刷之类的，我妈就坐一块钱的电瓶车到洛溪桥脚，那里有家长江百货，洗涤用品、家居用品、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价格比外面店便宜许多。
关键词：停车位
刚搬来这个小区的时候，我去物管公司租车位，那里的人都像大爷似的，爱理不理。小区里的车位大多都卖出去了，很多业主都有车，车位挺紧张，400元一个月的价钱很难租到位，今年开始，已经有业主把租金提到了600元一个月。好多业主索性把车停在小区门口的露天车场，那里才250元一个月，不过，这段时间什么都在涨价，露天车场的保管费也升到了300元一个月。
开心网上有个抢车位的游戏，上班我最头疼的也是找停车位。单位不可以停车，我就到处找位，附近公寓的地下停车场、街道临时的路边车场，甚至还违章停过银行门口，多的时候一天24元，少的时候一天7.5元，还要跟停车场的保安说好话。今年以来停车费的开支增加了，而且到处找位真的很烦，有时候我都想干脆把车卖了算了，还是坐公交上班省心些。
关键词：网购
下午去幼儿园接儿子一般也是我的任务，吃完晚饭，我就带着他到楼下散步。
芮芮最近喜欢和两岁的小妹妹瑶瑶一起玩儿，两个人绕着小区使劲儿跑，我就和瑶瑶妈妈阿霞聊天，一聊就说起涨价的事儿，阿霞家的开销比两年前翻了一倍，三口之家每月也要花上万元，两年前她还时不时去市区的天河城、广百之类的百货商场逛，现在她觉得商场消费太高了，把孩子的用品、玩具和大人的服装、鞋子的采购，都转向了网店。
我也是！我的衣服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基本上每件都不超过100元，今年我总共在网上买了5、6双凉鞋，最贵的也才两三百块钱，做工挺好的，穿得也舒服。
关键词：优惠券
邻居婷婷妈妈告诉我，她家的外出就餐都选在了物美价廉的番禺，已经很少到价格偏高的市区里消费了。这个是我们小区妈妈们交流后得出的共识，哪里优惠哪里去。
你留意过优惠券吗？便利店里有得拿，地铁里也可以打印，还有的直接通过手机下载。上周四，我打印了一张优惠券去买果汁，12元的果汁买一瓶送一瓶，相当于6元一瓶。
别笑！这些优惠挺有用的，有的出去吃饭可以打折，有的是买东西直接优惠。没生孩子之前，我对这类优惠一点儿兴趣都没有，那时花钱还非常随兴，只要是自己喜欢，都尽量满足自己。但是这两年压力越来越大，就希望钱能花在刀刃上。
关键词：什么都涨只有工资不涨
我们家的收入就是工资，这两年什么都在涨，反而我们的收入都没涨。有点无奈吧，能怎么样呢？全家人要吃要用还是得继续啊！
上周我到新港西路买碟，那家店我从2002年开始一直帮衬，老板突然告诉我他准备不做了，一问才知道那里的铺租翻了一倍，他这种小本生意根本维持不下去，他给我留了电话，说是找到合适的地方再继续。
这两年家里每个月根本攒不下钱，有时挣的还不够花，两年前我开始记账，知道了钱都花哪儿去了，开始收紧某些花费，该砍的就砍。今年4月，我家请的包月钟点工阿姨走了，改请了每周一次的钟点工，一下子少了1400元的开支。家里的固定电话也停了，手机够用了，能省几十元也是几十元。
说是开源节流，“源”暂时无处开，就先从“节流”上下功夫吧。我也有意地让儿子树立一种钱财的理念。每周五下午，带他到中华广场上音乐鉴赏课。上完课经过那里的玩具店时，芮芮看看里面标价昂贵的托马斯小火车，都会主动地说：“我们不要买这么贵的玩具吧！”
按照我们之间的约定，每个星期我会带他买一辆玩具车，就在敦和一家小小的店里。
一大家子我都得扛着，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怎么养老？又老又病怎么办？有时候会担心，到老了的时候会不会晚景凄凉？我真的看不到答案。
加租潮袭来
南都周刊记者_炫风 实习生 蒋丽娟 石萌萌 广州、北京报道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长居北京的张瑞这样向《南都周刊》记者描述他对房租涨价的无奈。去年6月，这个营销经理在牡丹园地铁旁与别人合租了一套两居室，一年后要续约了，房东却把他的租金每月从1300元提到了1800元。更无奈的是，当他向身边的朋友抱怨时，却发现，原来很多朋友租的房子都被提升了租价。
张瑞的收入并不低，但需要照顾父母，今年还要筹备与女朋友的婚事。“想要便宜，要住得很远。如果为了方便，你便要花更多的钱。”最终他选择了妥协，继续在涨价的房子里住下去——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年底将新开通的地铁线能到他顺义的老家，到时他或许可以结束租房的生活。
从今年4月开始，业内人士表示，始于北京，并迅速在上海、广州、深圳乃至中国更多城市蔓延的房租加价潮已经成为了中国都市里租客和房东们夏天关注的中心话题。7月12日，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就以“跟着市场走”为由大幅提升校内周转房的房租，引来上百老师的聚集抗议。
这场加价潮，不但引起了房东、租客、中介、专家们在网络和各大媒体上10年来的第一次大讨论，还引来了国家部门的介入：就在7月初，国家住建部公布“房租暴涨原因初步调研”，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房租上涨幅度并不严重”，并把主要原因归咎于租赁机构的哄抬。这样的论调立刻引来了中介机构们的质疑，正式把“加价潮”推向了“谁是大推手”的罗生门中去。
上涨打击了谁
从6月开始，各种房地产机构就以各种形式去描述这一轮房租上涨，而其中用得最多的是“数据说话”。
譬如，21世纪不动产的监测数据认为，“相比去年同期，北京整体的租金价格涨幅超过20%，月均涨幅达到 2%。” 在上海，美联物业资料称一些高端楼盘的租价上涨幅度在10%－15%，“涨幅明显且鲜有放盘。”
“安居客”高级市场总监唐皓对记者描述说，在各大城市里，北京的房租上升幅度最大，达到10%-40%，而上海约6%-11%，广州则基本上与去年同期持平，“只有合租租金略有上涨。”唐皓补充说，这场涨价潮是从北京开始的，而在各大城市的各种户型中，升幅最大的往往是那些被合租的大户型。
不过，哪怕对于基层中介或者房东来说，“看涨”几乎成了一致的观点。“在广州暨南花园，原本最低可以用2000元租到房子，目前至少要2500元。”一个广州中介营业员对记者说：“5月开始，租房的人就开始多了，而且肯定一直涨下去。”
对于租客们来说，来自政府的声音乐观得多。住建部的报告统计了“北上广深”四城市3到6月房租价格后得出结论，“3-4月份这4个城市房租上涨速度较快，5月份涨幅开始放缓，6月份房租已经开始出现下降。”
住建部同时提供数据表明：北京3-6月份同比上涨幅度超过了18%，但是每月环比上涨幅度不到2%。广州3月房租环比上涨3.3%，同比上涨16.7%，4月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19.3%。5、6月房租出现明显下跌，5月环比跌幅达5.7%，6月环比下跌0.5%。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纷纷开始对无房产员工发放或提高房屋租赁补贴，而未来都市人中的收入偏低者，成为了涨价潮中受影响最大的人群。在北京和广州，城中村改造导致了拆迁、刚毕业的学生，以及“蚁族”被迫迁徙到更贵的住房中去。
据北京媒体报道，拆迁令北京唐家岭的“蚁族”向回龙观等地区迁移，而附近新龙城的3居室，月租金已经上涨到3500元，比过去增加了1/6。
在广州，“原先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租房子，现在得到处找合租的，而且给的钱比以前还多。”在天河电脑城上班的李海发对记者埋怨说。他两个月前还在广州闹市的杨箕村居住，如今，几百元的城中村廉租房被推土机铲成了历史。
多位房地产机构的高层人士承认，相对于中高端的住房，低端市场的房租对租客们的打击要大得多。“几千元和几百元租金的房子，加几百元房租导致的租金上涨率，以及对不同层次顾客经济上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合富置业7月5日发布的报告提示了这种压力——“经过5月底、6月初一轮急速上升和需求释放，租金水平已接近租客可承受的最高临界点。”
涨价推手罗生门
房租上涨三个月后，媒体们在7月初展开了一轮“追根溯源”的行动。在之后的报道中，各路专家、机构给出了林林总总的观点：有的归结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有的归结为入城人口增多，有的说这是多了人“以租养房”，有的则斥责中介托市……
某个地产市场总监用“不靠谱”来形容这些讨论。“北京目前的房价、房租未来都会下调，因为都是在炒作。房租上涨，中介是导火线，根源还是市场机制。很多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年年都有大学生。”他对记者说，这次租金上涨的根源，是体制监管缺失等多方面原因。
一份记者获得的报告指出，自从4月房屋调控以来，部分中介因为房屋买卖生意下降，从房主处收租房子做 “二房东”，推高房租或劝说房主抬高房租，是房租上涨的主要因素。多位在广州中心城区有房产的房东向记者回忆说，近半年以来，多次有不同的中介以高价游说他们把房子全程代理，这与各地媒体的描述同出一辙。
以下是一个未经统计的理由：根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数据，北京某中介公司5-6月合计签约租赁18000套，经过人为地托升租价，可以比市场不变动的情况多获得3000万元利润。“仅个别大公司，一年在北京租赁代理赚取的利润就超过上亿。”
不过，包括中原等多个大中介机构都向记者否认了这种说法。他们普遍认为，囤积房源、哄抬租价的做法是中小中介机构的行为，而中小中介并没有大规模垄断房屋租赁市场的能力。进而有中介认为，“目前我们的利润来源主要靠二手房买卖，其次是新房的销售，而从房屋租赁业务中取得的利润只有10%，目前的情况下中介是被动地‘由售转租’。”
不过，“房租上涨”已经在影响房东们的放租期望值。从职证券业的刘星，月初成功租出一套天河东圃的房子，“原来是1700元，现在租出去是2500元。我的底线是2300元。”另一个广州人马志华的房子，在上月以比去年同期高10%的价钱转包给了一家中介，现在的他觉得是做了亏本买卖——“肯定没涨完，我要找一家出价最高的代理。”
寻找适租房
当房东们还在看涨的气氛中观望时，7月却可能成为这轮涨价的拐点。多家二手房门店的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至今，北京住房租赁市场已经和楼市一样，出现“停涨回调”。
在《南都周刊》记者的摸查中，目前暂时没见到房租回跌的具体例子。不过，根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中心提供的的统计数据，北京7月第一周的租金均价已比6月下旬下跌了3%左右。
关于房租涨升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在采访中，有中介的高层甚至直接向记者指出，个别不断发布统计数据的，在升价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中介肯定会成为政府打击的典型——尽管中介“充其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那些最迫切租房的群体，纷纷在房租走向未明的心态下搜寻“经济适租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附近，一些中介向记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正是大户型的群租房，这也导致了这种类型的单位价格一路提升。“合租始终摊分到自己头上的少一点，再贵一点也划得来。”刚从中大毕业，即将在一家汽车销售公司上班的何锦申对记者说，他和三个同学合租了一个大住宅单位，每人摊分平均700元。
当需求逐渐被市场消化，房租的价格也将失去上升的动力。安居客高级市场总监唐皓提示，最近一周，各地租客通过互联网租房的需求已经下降了30%。“过去的两三个月是平稳的持续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最近一周终于开始有了回调。”他说。
满堂红研究部则认为，目前广州的住房租金上涨已接近租客可以承受的最高临界点，在租金回归平稳以后，下一轮租金的实质上涨，将出现在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之后，——不过，“通货膨胀亦是租金上涨的隐忧”。
在商家真假莫测的说辞之外，各种因素仍在影响着租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容纳了大量未来精英的广州城中村改造正在深入，而拥挤了4万大学生和外地民工的北京唐家岭，被北京市政府列为50个“整治督办重点挂账村庄改造工程”之一，今年被明确必须拆迁整改完毕。在上海，每天有数十万内地游客参观世博会，即使很多房东把房子改成了短租房，这求大于供的市场也一直在延续。
不过对于那些必须租房的城市人来说，“无论是涨是跌，我还是要找房子住的。除了租以外，我还有其他路吗？” 何锦申反问记者。
比租房更离谱的是商铺
4月的“国十条”、“深十三条”把不少投资、投机资金从住房市场逼出，转向了商业地产，各大开发商也纷纷增加商业地产的投资了。
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统计认为，在2010年的上半年，截至6月24日，北京345个热点在租在售商用项目(商铺、写字楼)中，共有161个项目租售价格上升，占全部项目的46.67%。从区域上看，朝阳区内依托CBD、亚奥、东二环、燕莎等大型商圈成为涨势最快的地区。
广州商业地产市场的需求，也被相关商业机构描绘为“保持上升势头”。在一些专业市场，商铺的涨幅达到了50%以上。据仲量联行7月6日发布数据显示，广州第二季度商铺租金环比涨3.3%，同比涨8.7%；甲级写字楼的租金也呈大幅攀升的态势。
一个长期在广州中大附近经营商铺的人士，最近就在中介的游说下，将其承租价为25000元/月的商铺以37000元／月的价格转包给中介公司。业内人士则向记者透露，一些中介对此有价格炒作行为，但最终的市场走势仍然要看未来的供需才能判断。
一件风衣的“涨”声
南都周刊记者_周鹏 广东中山报道
7月5日中午，王淑惠(化名)满头大汗走进了一间茶餐厅。一脸忧愁的她还没坐下，就大声地说：“我就是想发发牢骚。”
这个体形略微发胖、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的中年妇女，是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一间港资制衣厂的生产主管，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熟悉工厂里每一道生产环节。任何款式的服装只要看上几眼，几天后她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样品来。8年多来，她一直帮香港老板操持着内地工厂，而工人们也习惯性地称呼她为“老板”。
最近她决心要辞职不干了。对这个年纪的女性而言，放弃生产主管的职务和每月5000元以上的薪水并不容易，但王淑惠说，自己别无选择。
3个月前，即使每个月能挣到2700元左右的工资，制衣厂的十几位熟练工人还是集体提出了辞职。王淑惠费尽口舌也未能挽留住他们——这些工人已经在四川老家联系好了工作，收入只比现在少五六百元。
随着沿海的工厂往内地转移(最新的例子是，富士康7月1日宣称其将主要生产线由深圳迁往河北廊坊，预计今年内将完成迁址)，以及内地工资的逐年上涨，珠三角长流不息的打工者洪流正在减弱。曾经人满为患的珠三角工业区正变得安静下来。
工人集体辞职一事让脾气越来越糟糕的老板抱怨不已。这家工厂为一个欧洲高档运动服装品牌提供代工，不少生产环节需要熟练工人才能胜任。一下子流失十多位工人，意味着工厂的生产进度马上就会慢下来。
老板从香港打了好几次电话过来责问王淑惠。他怀疑这位老员工是为了收受佣金而私下把工人转给其他工厂。这样的猜忌让自认为爱厂如家的王淑惠几近崩溃。“环境糟糕的时候，连人心都变了。”她唏嘘不已地说。
与去年相比，王淑惠所在的工厂今年接的订单并不少，但她说，“总是在微利和亏损间摇摆”。
这家工厂生产的一款风衣，市场零售价动辄上千元人民币。当这个价钱让那些逛商场的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时，其实，王淑惠的工厂只能从每件衣服上挣到20元左右的加工费。绝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品牌管理者和经销商的腰包。“我们挣钱跟搬运工一样辛苦”，王淑惠这样形容自己的行业。
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里，只有3到5个百分点的净利润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现在，这点利润也正在被不断攀升的原材料成本挤压得所剩无几。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9%，5月份更是同比上涨7.1%。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显示，从去年年初至今，国内标准棉价格累计已涨价近60%。而今年以来，纯棉、棉纱、化纤、丝绸等主要的服装原料价格至少平均上涨了20%。
王淑惠所在制衣厂的主要原材料是一种高档防水面料，这种面料从年初到现在的涨幅不下于20%。王淑惠说，有一次她的老板为了压低两毛钱的采购价，在电话里跟供应商“磨了半天”。
国外采购商似乎也不理会珠三角制造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中小型采购商，非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去承担成本上涨对生意伙伴产生的压力。
在珠三角，那些从事最低端的制造工厂里，悲观的情绪已经弥漫。
只要提到成本上涨，中山市华光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也有倒不完的苦水。
到他的公司每年需要大量采购磷酸、环氧树脂等化工原材料，去年至今的价格涨幅令他惊讶。周华用一串数字来进行说明：“去年的磷酸售价是3500元一吨，现在是5000多元一吨；环氧树脂去年最高价也没有超过12000元一吨，现在是20200元一吨，不久前甚至高达23000元一吨。”
这位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个头不高，一身休闲装打扮，完全看不出多年前曾经在工厂里干过苦力的痕迹。现在，他正与堂哥一起经营有上百位工人的中山市华光化工有限公司，为华帝、万和等众多家电、铝业企业提供金属防锈防护等化工类产品。这家公司去年的营业额超过7000万元。
但成本压力并不能水涨船高地转嫁给下游客户——周华的工厂要主动承担起其中的大部分。他说今年公司产品每吨涨幅只在300元—500元之间。直接的后果是，作为这家公司最主要产品——粉末涂料产品，已经连续三个月每月亏损25万元以上。
“我现在连续亏损三个月了，每个月要亏几十万元”，说这话时，周华端起啤酒杯闭上眼狠狠喝了一口，就像那杯冰凉的啤酒能浇去忧愁似的。
国内一家知名燃气具品牌往年每个月都会向周华采购上百吨涂料，但今年以来的采购量已经锐减了一半以上。“这时候再提涨价要求，客户很容易就流失了。”周华无奈地说。
争夺工人
那天下午，王淑惠冒险把记者带进了自己任职的那家工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工厂的生产车间通常是外人难以窥探的禁地。
不到两个篮球场大的制衣厂，位于一条满是三四层楼房的小巷里。走进堆满服装半成品的闷热厂房里，几十名女工正埋头对着缝纫机忙碌着，墙上的电风扇朝她们不停地摇着头。
“两年前，这里有差不多200名工人，现在只剩下不到80名了。”王淑惠小声说道。隔着两条生产线的地方，一位监工模样的中年男人正面无表情地四处巡视。
现在的年轻打工者大多不愿从事服装、玩具等单调乏味的生产线工作，纺织厂里的工人大多是30来岁的女工。王淑惠说，工厂有一个年轻人每天都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上班，他说自己要学习电脑，今后好跳槽。
“我都不知道今后谁来接现在这批工人的班。”王淑惠迷惘地说。
剩下的工人也人心涣散。一位看上去不到30岁的女工在剪裁一块布料，下巴上挂着的汗珠摇摇欲坠。“没什么前途，我不会一直呆下去的”，这是她对自己工作的评价。随即，“我也不想干了”这句话就像涟漪一样在周围的工人中响起。
王淑惠赶紧笑着说道：“不管怎么样，领一天工资还是要干好一天的活嘛”。工人们无人回应，一脸尴尬的她只好无奈走开。服装行业长期存在的招工不足现状，使得这位管理者在面对工人时不得不更加大度。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算上加班工资，王淑惠所在的这家工厂工人的月收入已经有2200元左右，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2700元以上。“一百名工人，每个人增加500元，工厂一年的人工开支就会增加60万元。”王淑惠说。在依靠廉价劳动力换取利润的制衣行业，这样的新增开支足以让不少中小型工厂老板陷入白忙活的窘境。
在工厂另一端，隔着老板办公室的玻璃门，能看见电脑桌上摆满了凌乱的文件，几根高尔夫球杆东倒西歪地斜靠着墙脚。蒙着灰尘的茶几上，一套做工精巧的褐色茶具同样蒙着灰尘。近半年来，王淑惠的老板到工厂办公的次数越来越少。
王淑惠往办公室里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成本上涨之后，很多老板都风光不在了。”一个直接的体会是，她很久没见到老板打高尔夫球了。
当工厂老板紧皱着眉头时，工人们正在享受着工资上涨后带来的变化。
两个月前，广东省全面提高了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平均高达21.1%。从5月份开始，中山市的工人们就欣喜地发现，工资单上的基本工资数额跟以往不一样了——770元/月变成920元/月。
在房租便宜的工业区里，新增的这笔收入足以明显提高居住环境的质量。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里一家外资电子厂的年轻工人陈胜鑫正是这样做的。
他在一间极度狭窄的出租屋里呆了两年后，最近搬进了一套大约30平方米，配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小公寓。这套位于5楼的公寓每月租金是380元，比原先那间贵了近一半。
这名年轻工人在工厂里从事产品组装工作。与去年底相比，他现在的月收入提高了差不多500元，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以上。而且，他相信自己的收入今后还会逐渐提高。“跟上一辈人相比，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说。
上个月中旬，在工厂林立的中山市东凤镇曾经出现了这样一幕：上百家制衣、家电、电子企业的招聘人员在马路上一字排开，顶风冒雨地招揽着每一个打工者模样的路人。有目击者说，珠三角的老板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卖力地争夺工人，“直到晚上十点钟还在吆喝，简直像抢人一样”。
在工厂大门、出租房外墙、马路边的电线杆上，一张张红底黑字的招聘启事异常醒目，在“待遇优厚，准时发薪”这类承诺后面，往往画着两三个充满渴求意味的大感叹号。但没人敢在招聘启事上写出920元的底薪。
“一千四五百元的月工资，你简直都不好意思跟工人说”，中山市华光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在餐馆里这样向客户形容现在招工的难度。
为了招到足够的工人，这个月初周华已经将招聘底薪提高到了2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多了500元以上)，而且加班时间另外计酬。
除了涨薪，他还向工人们免费提供带有空调的三人间宿舍。夫妻同在工厂工作的话，甚至能享受到“夫妻宿舍”的待遇。但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周华只招到了4名工人。
劳工短缺带来的议价优势，让一些熟练工人甚至不愿跟工厂签订长期劳动合约。依托老乡、熟人之类的关系，他们组成一个个小团队，通过中介牵线，直接到那些为了赶货而愿意开出高价的工厂里临时做工。他们意识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能争取到更多的财富。
最近几个月里出现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工人罢工事件，资方不同程度的妥协已经宣告了“血汗工厂”的时代正在终结。一同终结的，也许还有珠三角制造商低成本的发家致富门槛。
就在上个月，一位朋友找到了王淑惠。这个朋友正打算接下一份加工一万件高档服装的订单。由于生产工艺复杂，需要一批熟练工人才能胜任。朋友希望人脉广泛的王淑惠能帮上忙。
一个礼拜后，王淑惠的答复浇灭了朋友的希望——联合起来的熟练工人开出的条件是：每人每天底薪100元，加班时间另外计酬，工资每天结算一次。“没有还价余地”，王淑惠一脸可惜地说，要是在几年前，这个订单至少能挣到十多万元。
王淑惠的朋友最终放弃了订单，也放弃了借此机会开一间小型制衣厂的梦想。
不断攀升的制造成本和日益摊薄的利润已经摆出一道难题，工厂老板们要费尽心力去寻找平衡点。
人力成本的上涨，在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是高通胀的一个征兆。他说：“对于中国而言，高通胀状态还有一个明显因素，就是中国劳动力收入的提高，最近在深圳富士康和佛山本田配件工厂发生的事件正是标志。过去十年，中国是劳动力过剩时代，劳动力收入总额占整体经济的比例不足40%，而今后将大幅增加，可能达到55%-60%，这意味着工资将比整个经济上涨的还快，以赶上生产力，而当工资涨得比生产力还快的时候，通货膨胀就会发生，按我的估计，劳动力收入提高将带动每年产生5%，甚至更高的通胀率。”
逼出来的应对法则
已经有了因为涨价受到了市场残酷回应的例子——受成本上涨和房地产市场下滑的双重打击，中山的一家木地板工厂为了保证利润，将发给经销商的产品价格上涨了3到4个百分点。经销商倒是没有继续传递涨价压力，但他们会用另外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减少促销活动，控制议价幅度。市场的回应很直接——附近工厂的人说，木地板工厂的工人现在每周只上两三天班。
坐在周华对面的客户——中山金属包装行业的一家中型企业的厂长接过了话题。由于钢材价格攀升，他所在的企业去年在原材料采购上比前年多支出了上亿元的成本。但下游客户已经明确告诉他，如果涨价的话，哪怕降低自己的产品质量，他们也会选择另外的廉价供应商。“我们希望在成本压力上与下游各个环节共度时艰，但也只能是尽量沟通。”这位厂长说。
面对生存或消亡的压力，每个走在钢丝绳上的人都在叹息。但市场的变革，似乎也正在逼着珠三角制造商去想出新的应对方式。尽管这殊为不易，甚至充满痛苦。
2008年，周华的一位从事电缆制造的朋友去越南开设了一家工厂。他看到媒体上对越南劳动力成本低廉程度的惊呼之后，打算在那里复制自己曾经以此获得成功的事业。
直到现在，珠三角依然有不少工厂对越南的廉价劳动力充满向往。在中山市中山港第二出口加工区里，近期正传言一家有数百人规模的电子厂在打算迁往越南。
但去年年底时，周华那位在异乡挣扎了近两年的闯荡者失意而归了。除了捉摸不定的政府关系、远不如珠三角的产业配套水平，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那里的工人一到下班时间就准时走人，“怎么祈求都没用，别人根本不在乎加班费”。这让习惯了安排工人加班的中国老板始料未及。
朋友的经历让周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小型的工厂如果在国内都活不下去，就更别指望在国外找到生机。
不久前，周华跟堂哥成立一家贸易公司，正打算直接从国外原材料供应商那里采购产品。这将能绕开收取高额费用的其他贸易公司的盘剥。他们还跑去云南参股了一家原材料厂家，以保证工厂所需的某些原材料的供应。
此外，改变生产工艺，提高自动化水平也被看成是未来的方向之一。周华的客户之一——一家曾经有3000名工人的烧烤炉制造厂商，在改进了生产工艺之后，将工人数量降低到了1300人。“你想，这会节省多大的一笔开支啊。”周华两眼放光地说道。
而不久前，他在另一家客户的厂房里看到了六台新安装不久的机械手，客户告诉他，这些机械手可以减少30人的用工量。尽管这些高科技产品动辄数十万一台，但周华依然心动不已。“它们不会提出辞职。”周华说。
像所有珠三角中小型工厂一样，提升产品研发水平同样是华光化工有限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诸如杜邦、爱卡这类跨国化工业巨头的研发实力和定价权让周华羡慕不已。一个例子是，某种每公斤成本最多5毛钱的原材料，他要花费38元去进口。他别无选择。
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也正在被一些有眼光的制造商“拿”来应用。那家金属包装企业已在前年年底引进了六西格玛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曾经帮过诸如摩托罗拉、通用电气等世界一流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精细化企业管理模式)，严格的新模式一度让所有习惯于以往松散管理制度的人痛苦不堪。但现在，新的变化已经出现：新的模式除了每年可创造上千万元效益，产品质量也有了明显改善。另一个变化是，企业的出口市场已突破了传统的东南亚、中东地区，成功打入到了欧美及澳洲等高端市场，海外客户已由2008年底时的23家增长为现在的38家。
饭桌上，有人说这家企业负责海外市场的销售经理去年挣了近40万元。而且看今年的势头，年底时这个数字还能翻上一倍。
这让所有人都受到了感染。不久后，他们的话题转到了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上，饭桌上的气氛逐渐变得轻松起来。握手言别的时候，他们彼此拍着对方肩膀，大声地祝愿对方生意兴隆。
此时，陈胜鑫正悠闲地在一家小超市里享受空调送出的凉风，而王淑惠则正在向朋友打听哪里有适合她的职位。“大不了就去当工人好了，省得操那么多心。”她说。
通胀还是通缩？
南都周刊记者 _ 秦旺
2010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中国经济一季度取得GDP增速11.9%的成绩，这在全球无疑一鸣惊人，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普通家庭感受到的却是——凡是与民生消费，与钱袋子相关的，似乎都在“涨”。
物价已成为当下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不同学者对此又有不同解读，有人认为2010年中国存在巨大的通货膨胀；有人则认为目前中国工业产能仍然普遍过剩，因此不存在明显通胀的压力；还有人认为在欧元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这让中国的通胀变得温和可控。
在复杂的形势下，针对是“胀”还是“缩”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学家基本分为了三个阵营：警惕通货膨胀、警惕通货紧缩以及中间派。
我们希望通过对七位知名经济学者的采访，从他们的分歧与共识中，勾勒出中国未来经济的脉象。
一、中国是否处于通货膨胀时期？
陈志武：短期不会发生恶性通胀
长期来看，中国通胀压力依然存在，但是随着欧盟债务危机的深化，以及“新国十条”政策，这些因素对中国资产泡沫化都起到一定抑制作用，房价可能在下半年回落，工业制成品也将因为外需不振，价格不会大幅提升。所以，目前中国的通胀还处于可控制的状态，短期不会发生1988年以及1993年那样的恶性通胀。
不过，当下半年经济变得太“冷”了以后，就得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怎么做。如果仍像去年一样，选择大量增发贷款，继续往“铁公基”领域投钱，这将为高通胀埋下隐患。
谢国忠：未来十年全球面临通胀
2008年，我曾写文章表示，未来十年，世界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因为，全球经济正处在一轮经济周期的末尾，其特征是泡沫破裂和低速增长。而今年随着欧盟债务危机的发生，让下一次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使得凯恩斯主义思维方式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可能推迟退出，当这种思维方式给当前的世界经济开出长期，而且过量货币刺激药方时，利率会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从而不可避免发生通货膨胀。
龚方雄：面临的仍然是通缩风险
现在来看，中国的通胀比年初的预期要好得多。虽然5月份CPI突破了3%，但不用太在意短暂的通胀上升。到今年二三季度，通胀就将见顶，也就是4%的样子。之后，CPI会逐渐回落，并维持在3%以下，这应该很容易做到。
所以，我们不应夸大通胀风险。中国通胀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农产品，二是进口资源。农产品通胀的反应周期一般为6个月时间。而对原材料、进口产品通胀预期的管理，最有效的做法是让人民币适度升值，这样能抵消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压力。
相反，尽管上一波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巨额债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和消除，只是从私人的手上转到国家的手上。在全球GDP增长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仍然是通缩风险。
二、在“四万亿救市计划”的宽松货币政策下，多发货币对普通居民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金岩石：未来5年房价至少翻一番
2009年，中国广义货币总量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三倍，保证GDP完成了“保八”任务，达到9.1%的速度，可以说增发货币已是中国GDP货真价实的驱动器。货币发出去以后，一般有三个出口：其一是流向制造业生产领域，其二是流向消费品市场，其三是流向投资品市场。
在工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超额货币往往选择流入消费品和投资品两个市场，如果将消费品市场比喻为水桶，投资品市场比作水池(因为股市萎靡不振，目前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现在的情况是，货币大量流入了水池，因为让少数人在资产泡沫的盛宴中分流超额货币，可以起到抗击通胀的作用。假如货币大量流入水桶，去消费一揽子生活消费品，那么大部分人就会感到通货膨胀的威胁，并担忧失业。
资金流入水桶，让穷人吃不了饭，会带来社会风险。而资金流入水池，则会引起金融风险。看起来，政府选择了优先解决社会风险，将金融风险先放在一旁。所以，我认为在天量货币驱动国民经济高增长的模式，未来5年中国房价至少翻一番，北京、上海的房价很可能会突破30万/平方米。
陈志武：货币购买力下降
通胀发生后，同样的货币收入，相比以前，实际购买力肯定是下降的。所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都认为要抑制通胀，因为通胀一旦失控，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富有阶层往往通过自己的各种资源，能够躲避风险，比如拥有多套房产和各种财产收入的人，通胀将使他们按货币计算的资产价格往上涨。但对只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或者有部分财产收入的中产阶层，必然使他们货币购买力下降，因为工资不可能随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
曹凤岐：刺激计划不能急刹车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不仅仅是9.6万亿和4万亿的问题，这些钱大都投到基础设施建设里，你一刹住又形成了“半拉子”工程，所以不能急刹车。一旦急刹车，银行不良资产就会增多，刺激政策便会前功尽弃了。
所以，目前完全收回刺激政策对经济发展来说将是一个遏制，就业也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城市工资上涨缓慢、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我们还很难通过刺激消费来解决问题。从目前来看，恢复和发展才是硬道理。?
事实上，目前食品价格上涨，至少对农民是有好处的。想想看，生猪价格一上涨就加息，农民又贷不到款，还有谁愿意养猪，如此人们岂不是更没有猪肉吃了？
三、在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下，央行是否该实行加息政策？
谢国忠：必须加息，越快越好
中国目前的利率结构符合通缩环境，而完全不符合通胀。在低息环境下，货币供应只会迅速增长，结果是房产价格继续走高。但如果利率正常化，房地产市场就将缩水50%。因此，调高利率有利于防范危机，相反，任由实际利率为负，通胀将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加息，越快越好。
假如说担心加息后，银行出现不良资产，那么可以通过让银行扩大股本金的方式来解决。毕竟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会像十年前那样到40%的水平，只要银行今年和明年成功增加他们的股本金，应该可以渡过这一难关。
如果今年加息1.5个百分点，明年再加2个百分点，后年再次加息，中国即可实现经济软着陆，通胀就将得到遏制，否则我们还会看到工人的抗议。中国经济得不到平衡发展，对中国的收入分配调整也是不利的。
巴曙松：加息空间很小
加息空间很小，即使加息，幅度也是非常有限。因为利率政策是基于未来作的决定。在经济增长成为目前首要目标的前提下，如果外部低利率水平没有很大改变，而中国的利率出现大幅上涨，无疑会加剧货币政策的压力。
毕竟，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最大的难点在于三个目标之间的平衡：第一是增长，第二是调整，第三是管理通胀预期。毋庸置疑，三个目标之间，经济增长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目标。这就决定加息幅度有限。
何况在国内外热钱的注视下，加息会不会反而增强流动性，这也是监管层需要考虑的问题。而随着“新国十条”的出台，商业银行取消房地产信贷的优惠，这样的特殊措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同样能达到加息的目的。
曹凤岐：今年肯定得加息
今年肯定得加息，加息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而言的，CPI指数一旦超过3%、4%，肯定要采取直接加息措施，因为这时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但我希望下半年再加息，给老百姓缓一缓。利率调整实际上就解决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可它会把股市打下去，导致市场更没有信心了。
比如2007年股市好的时候，央行调节利率、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天股市反而会上涨，为什么？那是因为当时信心爆棚。而现在不行，可能还会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下跌。它意味着经济、金融、信贷全紧缩了，资金量肯定供应不足。现在不要动不动就说股市有泡沫，如果有那是一级市场有泡沫。
四、对中产而言，目前保护自身财富不贬值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谢国忠：看好能源股票和黄金
对付通胀，我比较看好能源股票和黄金。这两个领域符合保值预期，而且肯定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例如房价涨了三倍到四倍了，黄金的价格涨了一倍，那相对来说黄金更有价值了。
因为对大部分中产来说，房子都是买来自住的，房地产不像股票、黄金，交易起来非常麻烦。假如将空余房子出租，我听很多人都在说，出租的房子才这么一点钱，过了两三年收回来又要装修一遍，还不够装修钱，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回报的。
陈志武：不要买QDⅡ，投资美股
从保护私有财产、分散投资风向的角度，我建议可以将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进行投资。但不要买中国的QDⅡ，因为这是政策管制下的投资产品，并不符合金融投资产品的基本原理。
如今美国投资环境比前几年都要好很多。除了新能源，下一步经济增长动力将诞生在哪个领域，这个答案我无法给出，但我坚信这个领域的引领企业一定在美国，因为美国企业创新能力特别强。可以花心思买一些美国上市企业的股票，比如那些利润增长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的公司。
龚方雄：看好未来10年A股
过去9年，A股只涨了20%多，比不上房地产投资的回报率，但未来10年，这一现象将会改变。我看好未来10年的A股发展。
9年间，同为“金砖四国”，巴西股市涨了7倍，俄罗斯涨了6倍，印度涨了5倍。它们上涨的原因是资源价格上涨，而中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中国的产业基本都在中下游。
近期，随着通胀预期加强，国际金价一路攀升，国内投资者也大肆追逐黄金。而欧盟债务危机使得欧洲各国央行对欧元失去信心，也是目前黄金受到追捧的原因所在。但是，随着不乐观预期的消散，股市会走好，黄金将走弱。
与生活成本赛跑的误区
文 _ 苗子
中产阶级——以前人人羡慕的称谓，如今却是城市中最焦虑的一族，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杯具”。收入不菲，但高压力透支着他们的身体；家底不薄，但高房价吞噬着他们的财富。面对今年更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产们的财富往何处放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放银行怕缩水、买房子忧调控、入股市恐被深套...。.懂得赚钱的中产阶级们未必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守财奴”。
更糟糕的是，关于如何打理资产这样一个话题，永远也找不到标准答案。
既然“内忧外患”，通胀抑或紧缩未明的情况下，中产们打理财富还是遵循最简单的道理。不仅要懂得为“鸡蛋”选择正确的“篮子”，还需要为每一个“篮子”分配正确比例的“鸡蛋”。
中产们要知道三条最重要的理财纪律。首先，让现金动起来。今天的一块钱比明天的一块钱有价值，原封不动就会越来越不值钱。第二，安全比收益更重要。安全的一块钱比面临风险的一块钱更有价值。第三，一个“篮子”只赋予一个目标，安全、流动性和增值往往是不可兼得的。
聪明的人永远知道如何随季节播种。是的，你要守住“血汗钱”，就要在现金与资产之间找到支点。存款、房产、股票、黄金等等，是中产阶级们投资的首选，但也要擦亮眼睛，避免踏入投资误区。
四个误区
黄金不是“印钞机”
两年间，金价翻一倍，黄金疯狂令人眼红。最近半年来，黄金价格的飙涨再次印证了它是市场公认的最佳抗通胀品种。不过，投资的时候千万别把黄金当做“印钞机”来追捧，它骨子里是一种慢热的投资品。
作为跟随通胀上升的资产，黄金价格上涨速度往往要高通胀率几倍。不过，追涨黄金可能会阴沟翻船。
黄金作为保守型投资产品，更适合细水长流式的投资。要想驾驭黄金为财富增值，投资的法则还是应该坚持中长线投资原则，逐步建仓、逢低买进，买后应当立足半年以上的长线投资。预期年化收益率10%左右就已经到极致，别拿它与股票等高风险的投资品相提并论。
囤一间商铺等着升值
如今赶上房地产调控那就买商铺吧。调控之槌落下，飙升的房价虽略有收敛，却并没有走下神坛的意思，一二线城市的人们开始动起商铺的脑筋。尽管民间一直有“一铺养三代”的说法，不过动辄数百万的商铺投资却有着与住宅迥异的投资法则。
买商铺的一大忌，就是只注重物业升值而不问收益率，把“囤房养老”的观念用在了商铺投资上。但投资商铺不仅要考虑物业升值，更要考虑收益率。正常的商铺投资回报率，应该在8%左右甚至更高。通常而言，租金年收益率在6%以下的商铺，无论囤多长时间，你都有可能找不到买家而烂在手上。
股市就是“大赌场”
从2009年短暂的亢奋到今年以来的萎靡，在股海浮沉的投资者今年元气大伤。有人形容今年的股市是一个大赌场，十有九输。不过，如果相信未来通胀的可能性要大于通缩，那股市是你痛定思痛的选择，如今的赌场可能就是未来的金矿。
“在市场恐惧时贪婪”是赚钱的不变法则，眼光独到的话，就能淘到每年增长30%、不足20倍PE的股票。欧美股市历史证明，剔除通胀后的股票市场长期年均收益维持在6.5%至7%左右。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没有炒股的好技术，又受不了股市跌宕起伏造成的心理压力，可以考虑投资股票型基金或者采取逢低多买的“定投”式投资法，摊低了成本，同时也分散了投资风险。
别把保险当投资和储蓄
一说起保险就让人头痛。产品说明书总像天书般难懂，一般人视保险如雾里看花。有人把保险等同于储蓄，不论险种和自己的需求，投保追求时间越短、保障越实惠越好。有的人把保险当成投资，却不知保险的投资功能存在着诸多前提限制。
保险产品的主要功能是保障。重孩子轻大人，是很多家庭买保险时容易犯的错误。孩子当然重要，但是保险理财体现的是对家庭财务风险的规避，大人发生意外对家庭造成的财务损失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孩子。因此，正确的保险理财原则应该是首先为大人购买寿险、意外险等保障功能强的产品，然后再为孩子按需要买些健康、教育类的险种。而且在资金投入上，应该是给大人，特别是家庭经济支柱越多越好。
通胀是一个行动指引
通胀不仅吹倒了一些中产阶级的避风港，而且可能戳破他们关于价格和生活成本的想象。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将是一种常态。整体而言，我们的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今后一段时间，需求仍会持续增长，而供给增长有时会减速。既然如此，通胀将是一个中期趋势，它会在较长的时间内断续出现。
文_欧阳觅剑
“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这句话在高通胀的2007年和2008年颇为流行。它最早是一个理财观念，后来广泛流传，更变种为“跑不过刘翔，也跑不过CPI”之类。在那时，这句话是戏谑—中产阶级认为管理层控制通胀不力，也是期望—他们希望通过从股市等投资渠道获得较高收益。
现在通胀重现，2010年5月份的CPI指数同比上涨了3.1%(19个月来首次突破3%的通胀警戒线)，针对即将公布的6月数据，财新传媒调查显示，18位经济学家预测6月CPI同比涨幅的平均值为3.3%。于是，人们又想起了这句话，但它的含义可能发生了变化，它意味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而且是一种鞭策，一个行动指引——收入必须比CPI增长得更快。
而随着14余省市最近不约而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均在20%以上，富士康引爆的珠三角加薪潮似有扩散趋势，又使得许多人开始担心“加薪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什么让中产失去了避风港
2007年和2008年，拉动CPI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食品价格，它不会使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增加太多。因此，那时，一位报社评论部负责人需要正告他的评论员，警惕“中产阶级幻觉”，不能单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依据，认为通胀无所谓；实际上，通胀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他们对食品价格的微小波动很敏感。这从侧面反映出，通胀那时还没有对中产阶级形成压力。
居住价格是拉动CPI增长的第二大因素。在CPI统计中，居住这一项包括房租、装修、月供等。在2007年和2008年，装修价格随着房价而上涨，月供随着加息而增加，但房租相对稳定。房价上涨当然给中产阶级带来了压力，但稳定的房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买不起房可以先租房。
但2010年重现的通胀，房租上涨是主要表现。这使中产阶级陷入无处可避的境地，对于他们来说，通胀的压力变得更加直接而沉重。今年5月份的CPI分类指数显示，居住价格同比上涨了5%。而自4月份房地产新政以来，住宅交易量大幅下降，装修活动也随之减少，月供和装修的支出不可能有太多增长，无疑，居住价格上涨反映的主要是房租的增长。
居住费用可以说是中产阶级最大的一项支出。房租增加几百元，在总收入和总支出中占比并不高，但占灵活支出的“闲钱”的比例会较高。这意味着，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消费空间会被挤压，生活品质会下降。而且，“闲钱”的减少也使他们对食品价格的上涨开始变得更为敏感。
可以说，在2007年和2008年的通胀中，中产阶级还处在“隔岸观火”的位置，他们还有闲情逸致或讽刺或抱怨；而如今，火已经烧向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脱身——要跑得比火快。
本轮通胀不仅吹倒了一些中产阶级的避风港，而且可能戳破他们关于价格和生活成本的想象。相当多的人认为，很多商品的价格是因为炒作和操纵而上涨；如果政府加强管制，扼制投机性需求，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下来；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是非正常的、暂时的、短期的现象。因此，他们对涨价充满怨气，认为自己不应该承受高物价；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调控措施，降低价格和生活成本。
被认为存在炒作和操纵的价格包括房价，以及一些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价格。现在，这个名单里又加上了租价，炒作者是房地产中介。
央视就对房租上涨背后的“内幕”进行了揭批。央视记者上网发帖，假称自己要出租北京中关村附近的一套房子，租金每月2700元，要求年付。帖子发出之后，立刻有很多求租电话打来，其中大部分是中介，他们希望拿下全权代理，并报出了更高的月租，最高的一家中介开价每月3500元。短短几个小时，房租就被中介推高了30%。
但这种推断并不合理。中介拿到代理权之后，一般都是租给真正的租房人，而不是以更高的价格转手给其他中介。也就是说，中介能够推高房租，是以真实需求而不是投机性需求作为基础的。
通胀会在较长时间内断续出现
从房租上涨这个现象中，我们能看到需求增长对通胀的推动。城市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成为新的租房需求者。
在中国经济目前这个发展阶段，需求在持续增长，如果供给增长的节奏被打断，价格上涨就会变得剧烈。由此可见，需求增长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需求增长是受到了收入增长的支撑。本轮通胀面临加薪这一背景，正凸显了通胀与加薪(收入增长)之间的联系。
今年1月，江苏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福建、浙江等多个省市区随后跟进。媒体报道，今年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区市共有27个。知名代工企业富士康在6月份多次上调了员工的基本工资。而几家日资企业的工人也以抗议的方式要求更高的工资。这些事件让人们看到：产业工人的工资要涨了！
中产阶级没有这么大的动作，但数据显示，他们的平均工资一直在增长，这可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作为参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从2003年到200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增长了1倍。
关于目前通胀与加薪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之间还存在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加薪使生产成本增加，这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但现在主流的意见还是，加薪不太可能直接导致通胀。目前加薪幅度较大的主要是在出口行业中，这不会显著影响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而对于国内市场的产品而言，生产效率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完全可以消化加薪的影响。此外，国内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这也会抑制价格的上涨。
从生产和供给的角度看，加薪目前确实不会成为推高通胀的力量，但加薪会通过增加收入和需求影响通胀。自2003年以来，食品价格经常出现高增长，成为通胀的第一大因素，这与农民工加薪是紧密相关的。在今年的房租上涨中，生产成本并没有太多增加，但由于供给增长减速，需求增长导致价格剧烈上涨。
就整体而言，我们的工资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无论是农民工还是中产阶级，都还有加薪的空间。今后一段时间，需求仍然会持续增长，而供给增长有时会减速。既然如此，通胀将是一个中期趋势，它会在较长的时间内断续出现。
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并不是非正常的、暂时的、短期的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当然，在经历长期之后，供给会稳定增长而变得充分乃至过剩，而收入增长也会减速，到那时，通胀或许就不再是趋势性的现象。
通胀的背后是社会分化
加薪还会通过社会分化推动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
中产阶级的内部，存在着分化和竞争。在平均工资水平翻番的过程中，一些人收入增长快，另一些人收入增长慢，前者能承受较高的价格和生活成本，在资源的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后者就会感受到沉重的生活压力。以房租为例，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比较轻松地承受更高的房租，他们接受了加租的要求，使中介和房东的图谋得逞。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轻松承受上涨的房租，但如果他们抵制加租，中介和房东会把房子租给其他人。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造成一部分中产阶级生活压力上升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中介等谋利者的炒作，而是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和竞争。
中产阶级分化是中国社会分化的一部分。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主要是因为收入增长速度不同)，变得更加多元化。多元化使中国从“低价体系”中走出。在社会分化之前，大多数人都是“基层群众”，他们用较低的价格购买质量较差、区分度弱的均质产品(房子也是如此)。
在社会分化之后，不同阶层的人群以及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同人群，对产品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中产阶级更加看重品牌，更加看重质量，这就是所谓“消费升级”。为了获得差异性强的较高品质，他们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这是在通胀之外，中产阶级生活成本上升的又一重要原因；同时，这也是近年导致通胀的原因之一。
从我一个朋友着装的变化，我们能看到“消费升级”导致的生活成本增加。他2001年大学毕业。大学期间，他的衣服没有品牌；快毕业时，偶尔会买真维斯；毕业几年后，喜欢上了G2000和U2；现在则以Esprit为主。这十来年，在CPI指数中，衣着支出几乎一直是下降的，但他用于衣着的支出却是一直上升。显然，中产阶级生活成本的增长，远远快于通胀。
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是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原因。那么，对于中产阶级中的个体来说，应对通胀和生活成本增加的正确策略就是：增强自身能力，提高收入，不落在平均增速之后。
农民工的做法或许值得中产阶级学习。面对通胀，他们强烈地提出了加薪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些工人还进行了强烈抗议。但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和竞争程度比较大，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像同质性强的农民工那样团结一致地行动。他们加薪的目标更有可能通过个体行动而实现，例如谋求升职。
农民工还有一种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方法：去内地工作(一般是返回家乡)。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能降低生活成本。随着中西部地区逐步发展，二线城市也存在很多机会。我的一位同乡在北京开了一家小公司，创业阶段感受到了北京的生存压力。“北京吃饭和出行都比较便宜，但居住的费用太高了。”他打算去长沙创业，可以节省很多(住家和办公的)租金，而且员工工资也比北京低。他们向内地迁移，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忍受较低的收入，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则意味着平均收入的增长。
中产阶级和农民工为应对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努力——不论是加薪还是迁移，都会导致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而这又会成为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原因。收入增长推高生活成本，生活成本反过来又要求更高的收入，这个循环已经形成，并将在今后几年中持续。中产阶级所能做的，是尽量让自己跟着这个循环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