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抢富士康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新闻周刊2010027期封面：争抢富士康
经历了连串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北上西进”的内迁计划似乎开始提速。在深圳厂区，富士康正在将近40万员工逐渐削减至10万～15万。
从深圳到河南，从昆山到重庆，富士康一路攻城拔寨，地方政府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为争夺这个巨型企业暗战不休。 对于深圳，富士康已是低附加值的鸡肋；而之于中西部，富士康却是GDP宠儿。中国的地域差异消弭了这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压力。
人们大多相信，富士康向内地城市的持续扩张，是为了追逐更低廉的劳动力和更优惠的条件。但在种种表象之下，富士康与地方政府的政企联盟之中，其实有着更为隐密的利益来源和利益分成模式。 借由富士康的北迁之举，透视这种分成模式，或许可以从中检视中国发展模式的深层秘密。
富士康北伐
现在看起来，富士康向内地扩张其实早在进行中，这次舆论的热议只不过是对此事的一次聚焦；聚焦之下，富士康态度暧昧，而内地众多省市和地区却展露出对这个巨型企业的极度渴望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郑州)
6月14日这天，从晚上九点半开始，15岁的小禹与舍友们瞠目结舌地度过了“人生最为震憾两个半小时”，他望着从楼上扔下来烧成火球般的被褥，听着暖壶、饭缸、铁皮脸盆砸落的声响，“半天不敢动弹”。
没过多久，一大群09级学生冲入小禹所在的2010级新生宿舍，二话不说，把他们宿舍里的暖壶等能制造声响的物件从阳台扔了下去，连一个烂拖把都没有放过。缓过神来的小禹走到阳台，借着楼下路灯的灯光，发现两幢宿舍楼之间的过道布满了玻璃碎片，对面的楼上仍有人吹着口哨，乱叫着投掷暖水瓶，被撕得粉碎的教科书如雪片般飞舞在空中。
自从13日得知要去富士康实习半年的消息，郑州交通技师学院09级的学生们就开始不消停了。按照学校的规定，最后一个学年是实习期，但他们的专业大多为汽修，与电子工厂并不相干。在学生们看来，富士康除了制造电子产品，还与“跳楼”有关。学生们当场表示不满，但老师告诉他们，这次是“政治任务”。所谓政治任务，老师的解释是，这是政府的战略。
在此之前，一个关于富士康要在郑州建厂的消息不胫而走，随后大量富士康招工告示贴遍了郑州的各个居民社区。居民可到居委会领取报名表进行登记，甚至每个居委会还有10个名额的招工任务。
近年来，河南省将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作为重大战略工作部署。在官方看来，富士康科技集团在豫招聘培训员工，有利于本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城乡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为承接产业转移储备技能人才。
在河南省内，一度传出消息称郑州、鹤壁、开封、南阳均为富士康落户本地而积极奔走。与此同时，其他省市也加入战局，天津、廊坊、武汉等成为富士康北迁的关键词。
“被实习”
在富士康的招工简章中，招募的主要对象为各级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实习学生、职业高中毕业生和未升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城镇各类求职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复员退伍军人、库区移民、被征地农民。
职校学生自然成为此次招工的主力，郑州几乎所有职业学校均收到上级通知，要求组织学生到富士康实习。在小禹所在的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学生们甚至听到“不去富士康就不发毕业证”的传言，而这一传言据称成为学生们集体闹事的导火索。
6月14日晚，一时间暖壶爆炸声此起彼伏，课本满天飞，更有情绪激动者将被子点燃。学校老师和保安尽管及时赶到，但均在远处观望，难以制止。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学保处处长王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并未强制学生到富士康，但实习是毕业的必修课，且有学分要求，如若不去富士康，可自行联系实习单位。
与之相比，郑州商业技师学校的学生似乎是这场风波的受益者，原本要求09级学生全部前往，但最终学校口风有所松动，有部分学生留守郑州，等待学校通知。他们所学的专业大多为财会、建筑、化工，与富士康的电子产业也无交集，但学生大多最担心的仍是不去富士康可能对毕业造成影响。
学生们似乎并不关心富士康是否落户郑州，也对简章中“郑州厂区建成后可返郑州工作”的说辞毫无兴趣。在他们看来，富士康流水线的工人只要稍作培训即可上岗，而技师，则要经过严格的专业学习，其竞争优势和职业前景显而易见。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一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为了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他们要苦口婆心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开导他们这次是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能锻炼个人能力，开拓眼界，增长见识，还为以后参与社会竞争打下基础，“即使富士康名声不好，但在这种企业经过磨炼你会多了不起啊，还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富士康在招工简章中承诺，入职基本薪资不低于1200元，月平均综合收入在1600～2300元，三个月考核合格者每月不低于2000元，平均收入在2500～3000元。同时，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加班时间平时每日不超过3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与学生们的不情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门庭若市，大部分报名者当场就递交了申请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仅数天时间，该报名点的报名人数就达1000人，大多为有过外出务工经验的青年。他们只需填写报名表，体检合格后，即可乘专车前往深圳富士康。
而此时，郑州交通技师学院的1100余名学生已坐上南下的列车，开始为期半年的实习体验。
引诱富士康
如今，身处富士康观澜和龙华产业园的河南学生已近5千人，其中包括郑州4所技师学院、7所职专以及地市学校的学生。据相关人士透露，郑州市最终招工名额为3万余人，河南全省达10万。
社区居民发现，与通常的招工告示不同，富士康招工的组织方并不是普通的职介机构，而多以社区的名义，或盖有政府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公章。在招工介绍的最后部分更是标明：凡参加富士康科技集团此次招聘培训并培训合格的员工，在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厂区建成后，根据本人意愿，可在深圳继续工作，也可回郑州厂区工作。
与此同时，鹤壁市与南阳市均发布了相关消息，富士康北迁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在富士康对迁往何地仍未表态之时，河南用大规模的招工行动向竞争者们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富士康迁豫只是时间问题。
早在几年前，郑州市便成立了由市长赵建才任组长的富士康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富士康的招商工作。郑州方面曾表示愿在土地供应、保障、税收、用工服务等各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优惠。郑州市教育、劳动等部门在组织招工中均全力动员当地职专院校学生报名应聘。
同时，南阳、鹤壁等市对引进富士康项目也都表现出极大热情。鹤壁市曾全力争取过奇瑞汽车项目，但项目最终落于开封，而此次鹤壁市制定了更加优惠的政策保证提供宽松的环境。南阳市则明确提出如富士康投资南阳，该市将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员工给予补贴，以缓解企业的人力成本压力。
然而竞争早已跨出河南本省，而成为河南、四川、天津、河北等地的省市间争夺。各地均开出了诱人的优惠条件。比如，曾于2007年成功引入富士康的廊坊市在此轮竞争中颇有心得，他们的优惠政策不仅包括税收、用水用电、供暖、劳动力供给，还承诺借助廊坊的东方大学城以及10多所电子技术院校为富士康培训员工。
同于2007年引入富士康的武汉，曾为富士康制定了17个重点配套项目的方案，包括土地征用，专用铁路线建设等。可以预见，在此轮竞争中，更为优惠的政策以及长年的默契合作将成为武汉的巨大优势。
成都为争取富士康项目耗时5年。期间四川省和成都市官员多次前往富士康总部，商谈入川事宜。2009年，富士康10亿美元的光电投资项目最终落户蓉城。
而河南在今年6月召开了“富士康科技集团在豫招聘培训员工动员协调会”，举全省之力帮助富士康招工。河南省政府还要求各级人保部门深入基层，介绍富士康招聘情况，并给各级政府均配有招工指标。同时还给予每人200元职业介绍费、每月100元就业生活费的补贴，并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富士康态度仍极为暧昧，对于多方示好均未明确表态。观察人士指出，富士康有静观虎斗、坐收渔利之嫌，但无论如何，北上已是大势所趋。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咨询研究所所长史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发展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已不适应广东沿海经济的发展。
随着广东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工的成本越来越高，富士康的运营成本大幅提高，它的利润空间随之缩减。从2010年7月起，深圳最低工资上调至1100元，富士康运营成本势必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往内地已成必然。
同时，富士康给当地带来的税收及附加价值呈下降趋势，但对于内地城市来说却仍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几十万劳动力对当地GDP和周边产业的拉动不容小觑。“在大学附近，每5个大学生就可以为校园周边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更何况几十万人的大工厂，这也是多个省市争夺富士康的原因。”史璞解释说，2009年深圳富士康解决就业超过40万人，对于内地中型城市来说，这个数字有着十足的吸引力。
以情动商
事实上，在多个省市的竞争中，河南优势明显。2010年7月河南省总人口达到1亿，成为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如今，在富士康几十万“大军”中，五分之一为河南籍员工。同时，郑州作为交通枢纽，物流快捷便利的优势也令其他竞争者难以媲美。
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按照郑州市“大招商、招大商”的部署，目前该市还成立了外来投资服务中心，建立无偿代理制度，对外资项目及亿元以上内资项目无偿代办各类行政审批手续。
作为河南省重点推进的15个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富士康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河南省省长郭庚茂曾在会上要求部下：“现在的一些项目，特别是大项目，好项目，往往多家，多市，多省在争，越是大项目好项目，业主投资越谨慎，往往提出各种条件，这就有一个决断的问题，所以在做好大量前提工作的基础上，必要的时候主帅出征，果断决策。”
他举例说，杞县为引进一个新能源项目，书记、县长多次南下登门拜访，最长一次在浙江呆了23天，最终感动了客商，成功引进项目。
其实，河北、湖北均是“以情动人”的“先行者”。由河北省委办公厅组成调研组就“富士康项目缘何落户河北”进行的专题调研透露，2005年3月，郭台铭的夫人病逝，廊坊市领导得知消息后专程到北京富士康所设的灵堂吊唁。
同年，武汉市为了让富士康落户江城，招商工作组曾耗费30万元制作了一部展现武汉特色和富士康未来发展蓝图的动画影片，而以博士为主的工作团队也把郭台铭的创业故事读得烂熟于心。据称，郭台铭看完影片当即表达了在武汉建厂之意。
如今，大打感情和服务牌渐成招商过程中的撒手锏。据知情人士透露，仅1～5月，郑州市就先后组织专题招商20余次，组建30多支小分队分赴北京、深圳等地一对一、点对点开展“南下北上”专项大回访活动，并广邀富士康等30余家企业260多人次来郑州考察，实施24小时小分队贴身服务，促进重大项目对接与洽谈。
“我们既要科学务实的态度，策划好项目，又要持之以诚，动之以情，运用市场机制，借力推动发展。”河南省省长郭庚茂指出。
他还特别强调要改善投资环境，切实为外来投资者搞好服务。“这是招商引资的基础和前提，很简单的道理，人家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受气的，只有为外来投资者搭建好方便快捷优质服务的平台，才能使客商想来，愿来，敢来，使外资企业引得来，留得住，能发展。”
郭庚茂语重心长地告诫官员们，对外招商要慎重承诺，做到有诺必践。
低调处理
不过，在富士康北迁被舆论炒得热火朝天之时，当地政府的种种举动却似是有意为该项目降温。
郑州市多个部门对于引进富士康项目均称不知情。6月25日，鹤壁市政府网站发布富士康在豫建厂及招工消息，但4天之后即发表更正声明，称招工属实，拟在河南建厂未经证实。与此同时，郑州市教育局发表于6月13日的《关于动员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业〈实习〉的通知》也悄然从其网站上消失。此前，一家本地网站曾进行民意调查，70%的网友希望富士康进驻郑州，有45%的参与调查者选择会去该厂工作，但有47%的人认为富士康来郑州后有再次发生跳楼事件的可能。但当记者致电该网站，网站负责人否认曾作过类似民意调查。
而悬挂于郑州市中小企业局门口的那块“郑州市富士康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牌子也被摘下了。摘牌的保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该牌大约摘于一个月前。但郑州市中小企业局工作人员说，该办公室前期大多是电话沟通，迎来送往，几乎没有实质性工作。“等有了实质性接触后，就交到商务局了。”而郑州市商务局局长助理李迎春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她并不清楚此间的情况，也没有富士康的相关消息。她说，商务局与包括富士康在内的500强企业都有联系，会进行信息互通。
而另一件蹊跷的事件是，6月29日，新华社报道称，郑州市政府一名发言人已证实富士康将在郑州建厂。但郑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李桂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华社的报道并不准确，宣传部门没有得到关于富士康在郑州建厂任何通知，“人民网上转载过，立马就删掉了”。
对于这家台资企业的可能进驻，郑州市台办经济处一位邵姓处长称也只是从网上看到消息。他告诉记者，部分台资企业来郑州投资会主动找到台办，台办会帮助其协调相关*、落地等手续。统一集团进驻郑州，台办曾全程参与，而至于富士康则没有任何消息。
史璞对此的解读是，做一桩大买卖之前都有一个潜伏期，如果舆论过于关注可能会影响双方出牌，所以双方均希望低调处理。
但据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7月10日晚11时左右，郑州市政府与富士康草拟了合作协议，富士康将在郑州设厂。而一位官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郑州市市长赵建才该时间确在深圳出差。
据新华社报道，郭庚茂曾多次会晤郭台铭，争取把富士康引进河南。 早在2006年底，时任河北省代省长的郭庚茂便与郭台铭会晤，就富士康电子信息产业(廊坊)制造基地项目进行会谈。在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郭庚茂与郭台铭多次会面，富士康科技集团秦皇岛科技园也在此期间开工建设。
郭庚茂在河北任职期间为引进富士康所作的努力可谓招商典范。上述那份“富士康缘何落户廊坊”的调研报告所总结出的“河北经验”，曾一度在全国不少地方引发“学习”热潮，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专门下发通知要求下级部门组织专项“学习”。
该调研报告称，河北省在确定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目标后，廊坊、秦皇岛等市即实施了“大项目攻坚年”“招商引资突破年”和“项目质量提高年”，把项目建设作为干部的第一责任，每季还组织一次项目拉练。
廊坊市每年筹集1000万元资金，用于项目工作专项经费，着力锻造一支招商引资的高素质团队；每名市级领导分包1个亿元以上大项目，从项目洽谈到竣工投产全程负责。同时，还成立了投资项目服务中心，以政府支持、市场运作、个性服务为运行模式，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3年前富士康科技园落户秦皇岛的签约仪式上，郭台铭的感言似乎给如今争夺富士康的省市开出了药方：“河北省从上层、中层到底层，大家理念一致、行动一致、服务一致。你们做事的细心、做事的认真、做事的精致，真是把我的心俘虏了。”
业内人士分析，郭庚茂主政河北期间两次成功引入富士康，也是此次郑州能胜出的关键因素。
落户郑州？
在郑州市郑东新区的河南郑州出口加工区中，两座并不起眼的四层厂房内，200余名工人正在加紧安装各类水电管线。在厂房的楼顶，“嘉奥运动器材”六个掉了漆的红塑大字仍很显眼，但厂房内却是空空如也。一位工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厂房很大，单栋面积达5184平方米。他们并未被告知这里将作何用途，却被告知务必于7月18日前完成水电工程。 工人们发现，刚刚建起的几个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门上印着“富士康”，厂区里还挂上了红色的标语：“坚决履行工期承诺，保证富士康按期投产。”
据新华社报道，郑州市已为富士康工厂预留了土地，该工厂一期建设将超过133公顷。然而，土地的优惠远不止于此。郑东新区投资优惠政策中明确规定：对经营理念新、管理手段先进和业绩良好的国际知名企业投资连锁商业、IT产业、物流业、会展业、大型娱乐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且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用地，经市土地审批领导小组批准，在缴纳一定数量保证金后，可采用“零成本”方式使用土地。
尽管有关方面至今未公开富士康郑州项目的资金规模，但根据富士康此前在各地的投资数额推测，富士康应该符合此项规定。
至今，河南官方仍对富士康建厂一事低调处理，然而大批的员工招聘和培训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场热闹的招商大戏中，郑州技校的学生表现较为冷淡。一名在富士康实习的郑州交通技师学院学生第二天改了QQ签名：“昨晚，郭台铭来了，开会河南厂的建设。”除此之外，他们对于郑州建厂似乎并不关心，一天12个小时的工作让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有些吃不消。尽管招工简章中说每天8小时，可没有一天是不加班的。
不过，学生们对于富士康的生活条件赞不绝口。宿舍里有空调，有人给洗衣服，吃饭顿顿有鸡腿。一个学生发短信给仍在郑州的同学：在生活上唯一的不足就是实习期太短了。
而作为学者，史璞说自己对富士康迁至中原持欢迎态度，对河南人民是件好事，但十几年来他也对招商引资有所忧虑：“各地的招商都是不惜成本和代价……希望各地方政府招商，要对招商有一个底线规范。” ★
(实习生沈茜蓉对本文有贡献)
富士康会搬去越南吗编辑本段回目录
选择迁往中国内地的代工企业，或许还有一些更隐蔽的利润来源，没有见诸人们的分析之中。这个来源，要到企业和地方政府达成的合约中去寻找
文/刘彦
全球最大消费电子产品代工厂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的工厂搬家，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其中，经济学家对富士康的分析尤为有趣。
在富士康搬家之前，有些经济学家们曾经断言，工人要求涨薪，会断送了富士康在大陆的投资，因为作为代工企业的富士康利润微薄惨淡，工资成本一点点地上浮，都会要了富士康的命。也有经济学家分析，富士康极有可能因为大陆用工成本的上涨而迁回台湾，或者迁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更久之前的2008年4月，《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的一个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断言，《新劳动合同法》这一会使“所有人都受损”的体制，将会导致“工业转移到其他廉价劳力的国家去。好些档次较低的在中国的工业投资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
富士康并没有把在深圳龙华的工厂搬到越南，而是要搬到河北廊坊等地。一年之前，张五常所预言的中国“工业转移到越南去”的现象也没有大面积的发生。而在今年6月份，富士康宣布了今年最低的薪资上浮幅度为30%，有些作业员和线组长调薪幅度甚至超过了66%。 富士康的行为，很显然，偏离了经济学家们的常规分析和常规预期。
土地租值的秘密
富士康是一个企业。企业对边际行为所做的收益成本分析，肯定要大大优于外在的分析者。外在的分析者如经济学家们，一定是遗漏了一些什么重要的成本，或者收益。
或许一个解释是，富士康还能承受得起目前的人力成本上涨。据富士康国际 (02038.HK)财报显示，2009年末，该公司平均每个员工的成本为2.78万元，而2008年末，平均每个员工成本为4.22万元，2009年比2008年低52%，整体上涨30%不算什么，66%的上涨仅属个别，不能算作普涨，因此，大不了富士康回归到2008年的用工成本水平。
但富士康财报还显示，2009年，富士康净利润3900万美元，下滑68%，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为5.9%和0.55%。而且，如果搬迁到内地如廊坊等地，其运输成本还有可能加大，而不是降低。这样的盈利状况，很使人担心富士康迁厂内地之后，还能有什么盈利的空间。
很显然，选择中国内地的代加工企业，或许还有一些更隐蔽的利润来源，没有见诸人们的分析之中。
这个利润，要到企业和地方政府达成的合约中去寻找。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曾指出，中国模式或中国30年持续增长的秘密，蕴含在中国的县域竞争中。正是中国2000多个县的横向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如同一个公司行为人，将最大的资产——土地产权出租获取租值，使中国经济释放了巨大活力。
在地方政府与企业类似于地主和佃农的合约结构中，政府出让土地的“租值”，指的是具体的土地出让金，增值税地方分成(17%的1/4)，以及“投资者带来的声望，要顾及行业是否与县里的其他行业合得来”等租值组合。有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以“负地价”来获取相对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优势。“当一个投资者到一个县考虑投资产出，县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或把若干年从投资者交出的增值税中的县的分成的一部分，送给投资者。”
在这次富士康选址的过程中，河南郑州、河北廊坊、山东烟台等地方政府，势必利用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免费代招工、水电补贴等竞争手段各显其能。尽管富士康态度暧昧，河南省发改委批给富士康郑州厂址的2000亩土地已然静置在那里。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的确如张五常所说，“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之后，经济不可能不增长。而土地成本和收益，在一个代加工企业那里，可能占据了巨大的份额。
到现在为止，富士康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包括深圳在内的十多个科技工业园，其中，仅在深圳的工业用地就达3450亩，其余各地也少则几百亩，多则几千亩，其工业用地总数可达数万亩。这是一笔目前尚在沉寂中的巨额资产，也是一笔升值空间巨大的价值宝藏。中国的工业用地价格极低而商业用地价格极高，就全国而言，一般来说，工业用地价格是商业用地价格的20%左右，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还低于这一比值。而富士康已经成为中国拿地最多的代工企业。
除了这些现在还不能变现的工业用地，富士康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利润来源。比如，据《经济观察报》近日报道，以“鸿海中国(大陆)总部”名义在2005年拿到的陆家嘴金融区B4-2-1地块(占地面积为1万平方米，地上部分建筑面积为5万平方米)，将要建造“富士康大厦”。
据该报记者调查，其当时的土地费用两笔，合计为4.05亿元。据此测算，楼面地价当为8100元人民币/平方米，这个价格是当时楼面地价的一半左右。时至今日，尽管该地产项目5年来还没有正式开工(地方政府也没有收回)，但楼面地价已蹿升至4万人民币/平方米。仅此坐等土地升值一项，这个“总部项目”便可为“鸿海大陆总部”赚得十几个亿的利润。
而注册资本30亿港元、位于深圳的香港轩盛投资有限公司，被诸多媒体指为富士康运作地产的业务平台。香港轩盛投资有限公司，意在整合“深圳、上海、武汉、成都、廊坊”等国内重点城市的优势土地资源进行综合成片开发。而这几个城市，恰恰也是富士康目前重要的几个科技工业园区所在地。
假设上述富士康运作商业地产的项目属实，那么，也许这样一种隐形合约结构或可进入人们的分析视野：富士康在某地投资工业项目，地方政府将以较低的价格将一部分商业用地出让给富士康，作为选择投资当地的回报。
富士康内迁之后，工资成本下降的空间不大。比如郑州的最低工资线，与上涨后的深圳最低工资线仅差200元。廊坊不过低300元，但配套设施并不完全，随着工人生活成本上升，工资上涨是迟早之事。加之物流运输成本的增加，如果不考虑土地、税收优惠和隐形的回报等因素，富士康的账其实划不来。
政企合约分成
富士康在全国各地方政府中选址迟迟未决，意在竞争更低的土地和一揽子负租值，已经不是秘密。但为什么，地方政府愿意以负地租的价格接受富士康几近苛刻的条件？
可能之一，地方政府愿意为了未来的收益而舍弃当前的利润，为了长远发展而自愿放弃土地和税收等一部分收益。对于某一个当地政府来说，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入驻，无论是对于当地的引资结构，促进就业还是相关拉动，都在其计算的范围内。地方政府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激励，使得合约结构变得扭曲。可以把地方官员看做是一个公司的代理人。地方政府官员一般是任期制的，不同的任期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任期时间越长，该官员越会考虑一些政策手段和当前方法的长期效果，反之则正相反。一般而言，长期的激励有利于代理人更好地经营企业，短期任期制更容易出现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排除一些官员可能因为短期政绩的因素，而压低地租的可能。毕竟对这一任官员而言，短期内让上司看到一个个巨大的企业落户当地是直观的，而长期的地租收益则缓慢得多，很多成本也可以分摊给下一任。而且，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几种固定“租金”，并不像物业税那样须每年上缴，而基本会在5年任期内征收完毕。也即，这“土地租约”并不是永久的，现任官员倾向于在任期内把这种价值兑现，不会留给下一届。因此，负地租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出于短期激励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对于接任的下一届政府来说，由于此前招商引资的直观政绩已被记到上届政府的账上，而且土地资源毕竟有限，于是势必发起新一轮的招商引资，以腾换企业。
极有可能，因为中国内地的土地价格和地方政府的目标不同(东部和西部的差别就很大)，中国这种地方竞争的模式，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被压低的权利？
富士康等代工企业为何要在全国各地广泛选择代工地点？其实，即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有一些差异，但差异也没那么大。相差最大的，仍然是土地以及隐形的一些优惠条件。而这些优惠，对土地不拥有较大处置权力的政府来说是无法做到的。这也是富士康不会选择越南等国家的关键原因。
或许可以说，是否拥有土地等要素的较大处置权力，才是中国地方竞争模式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另一个显著的因素是，地方政府通过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而不给予农民工这些城市新移民以市民的均等化服务等形式，间接压低了农民工的需求，从而改变着企业实际的用工价格。
假如农民也可以集中利用土地来建设工业园区，吸引投资，并获取租值，并展开园区环境和其他服务方面的正常竞争，而地方政府也不是经济的直接干预者和工业园区土地的买入卖出者，只是提供市场基本的规则和秩序，那么中国模式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观。
离开了地方政府的强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没有任何将农民土地强征为自己土地的能力，除非从自愿出售的农民手中购买。假设土地的交易主体是在中国农民和富士康之间进行，则农民一定会敏锐地将未来收益折算到地价中，不可能像地方政府那样“慷慨”。那么，富士康的土地成本必然上升。同时，由于农民富裕程度提高了，劳动力数量必然减少，劳动力价格也必然提高。这样的增长模式下，增长速度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快，但其增长将更为合理，也更为持久。
现行的中国模式是否持久，取决于中国是否还会在长期内延续这种压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来换取出口的“比较优势”。权利观念的改变和权利主张的程度，都会影响这一模式的持续性。假如中国能塑造一种建立在清晰产权界定之上的“权利发展模式”，那我将完全赞同张五常教授所言，中国的竞争制度，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 (作者为本刊主笔)
富士康代工帝国北迁之痛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深圳，40万人的富士康厂区正在逐渐削减到10万~15万。这个代工帝国几年里向东、向北迅速扩张的气势，正如它当年落户深圳时一样，“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而深圳市及厂区周围的居民们，或将面临转型之痛
本刊记者/刘炎迅 (发自深圳)
“这么大的厂子，还能没了，又不是地瓜，说刨就给刨了。”一个精瘦的小伙子叼着烟嘴说。 7月11日，一个日光猛烈的星期天，这个小伙子跟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坐在街口的草地上。路边，竖着一块石碑，粗砂砾石，刻着三个猩红的大字：富士康。
眼前，那块贴着一层一层招工启事的告示牌，指向路的尽头。100米长的水泥路尽头连着另一条路。那里是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厂区，也有人说是座城。
招聘冻结了
“富士康”石碑处，此前一直是个招工点，原本总是人潮涌动。不久前，当各路记者来采访连环跳楼事件时，还能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在此守候，他们被黄色的隔离带分开，面无表情，如同待价而沽的商品。
如今，只剩下斑秃的草地。
28岁的小伙子刘峰是湖北人，去年来这里打工，逐渐适应了此地的节奏，他对搬迁一事所知不多，“刚谈了女朋友，这不是给我添乱嘛。”他仿佛在说一件遥远的事情，“过一天是一天，都好说啦。”
对这些年轻的外省人而言，搬迁的影响远不及此前的跳楼来得强烈，“那时来了多少记者！围着你拉着你说话，而现在呢？”在他看来，事情的大小，在于记者出现的频率。“记者没来几个，事情不会坏到哪里”。
两个月前，这里就开始冷清。普工招聘冻结了。
对此最有感受的，是南门外周边小店的老板。此前这里最好卖的是矿泉水和面包，卖给那些长途跋涉来此排队应聘的年轻人。现在消停了，小店最畅销的商品变成了报纸，2元一份的都市报，一天能卖出去三四份，周末会多些，都是来草地发呆聊天谈恋爱的工人买去铺在地上。
原本小店周围还有些卖鸡蛋灌饼的流动摊子，或者卖煮熟的玉米棒子，据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卖几百个饼子和棒子不在话下。
也有不明就里的人过来，听说不招工了，有些失落。32岁的赵威就是如此，他打算来富士康闯一闯，“都说这里赚钱多，只要肯出力”。现在计划被打破，还没想好下一步，此刻就坐在草地上，拨弄着一把粉红色的雨伞，那是下火车后买的。
7月5日晚，郭台铭来到这里，在那座庞大的餐厅里，他“一改以前的严肃面孔，像一位慈祥的老人，温情但不失威严”地说，“富士康的外迁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公司对外迁的员工每个月还有额外的补贴。”
富士康新闻人发言人刘坤对此的补充是：“富士康部分事业部确实在向成都等地搬迁，但并不代表富士康将撤离深圳”。 鸿海公开数据显示，仅今年一季度，鸿海自台湾汇出赴大陆地区投资金额已累计达3.0359亿美金，涉及11个工厂项目，其中既包括深圳、上海，也包括中山、烟台、淮安、重庆等，暂时未披露投资河南的具体金额。
富士康大陆地区商务长李金明说，未来理想的格局是，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减至15万。
80家鸿海大陆子公司，如今在全国分成四个片区。这四个片区的先后形成，展示着郭台铭商业帝国的蓝图。
1988年，帝国在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首先形成华南片区；1992年，在以昆山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圈形成华东片区；90年代末期，则在以烟台为核心的环勃海城市，形成第三片区。
最近十年，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第四片区也渐成规模。 如今甚嚣尘上的搬迁事件，在业内人士看来，不过是继续完善后三个片区而已。
有专家说，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后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
余晖的味道
搬迁的复杂性，落实在具体的人，是难以一言蔽之的，有些在此工作三五年的人，已经娶妻生子，打算按照城市人的方式好好生活，他们的孩子还尚在襁褓，如今厂子要走，他们很难一走了之，但是留在这座城市，未来会怎样，他们不知道。
在龙华，富士康工厂的周围，有很多大型卖场和超市，周末时，年轻的工人会带着孩子来购物。一位超市营业员笑着说，估计没有哪座卖场会像这里，有这么多年轻的父母，这么多几个月大的婴儿。
多年的发展，让龙华镇和富士康彼此寄生，如今俨然生长成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城。吴晓勤今年23岁，是一个8个月男孩的母亲，她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算是把青春献给了这里，她的爱人是附近的本地青年。
在朋友看来，她算是命好的。如果一切不变，就在这个庞大的工厂之城里养家糊口也挺好。但现在，如果厂子搬迁，她需要重新打算了。
在网上，有网友问：“都说富士康的搬走，是一场城市内部的产业升级，果真如此，这些步入中年的产业工人，如何自我升级呢？”
因为富士康的搬迁，23岁的吴晓勤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中年。
有人跟她说，代工业在深圳已是夕阳产业，最终都会被淘汰，她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余晖的味道。 富士康的人力资源系统已经给员工们发邮件，号召川渝的员工申请回成都，但响应的人不多。 一些人开始跳槽。如今的龙华和观澜，涌动着莫名的躁动。
富士康一位刚跳槽的课长对媒体说，公司号召他去成都，安家费是10000元。然而，他夫妻俩在深圳已有了小孩，住在梅林关口，举家迁徙并不容易，为了留在深圳，他选择跳槽到华为。
陈江民是河南固始人，在深圳工作5年，“吃的喝的，都习惯了，你让我回家，我真不能接受。”有消息说，富士康的下一站可能在郑州，这一点都没让陈江民兴奋，郑州又怎么样，回老家还有几个小时路程，这样的距离，最是尴尬了。
他的几位同事，也已经跳槽到华为。陈江民有时抱着牙牙学语的儿子，留在深圳的念头就更加明确，“大城市机会多，儿子得有出息”。
而对于潮州人胡启周来说，北上是不可想象的，“想到北方的大雪和沙尘暴，就脑子抽筋地疼。”
今年5月，已有一些富士康员工迁往河北廊坊，公司为鼓励大家外迁，补贴3000元的安家费，但要一年后才发放。一位员工告诉媒体，他所在的部门，“已从8万人降到1.5万人”。 在过去两年里，陆续搬迁的目的地，主要是四川、河北廊坊、烟台等地，那些地方原有的厂区不断在扩容。已经证实的消息是，富士康手机业务将搬至廊坊，笔记本电脑业务将搬至重庆。
观澜厂区的厂子里随处可见被打包的机器，用巨大的木箱装着，有些很快会被拉走，有些则暂时搁置，堆在厂区角落。
整个转移的时间表，富士康方面至今没有完整透露，这不免引人猜测，也让一些工人焦虑不已。 “先安心工作，该搬的时候就搬。”龙华厂区G区办公室一位员工说，“此前员工对外传递了搬迁的去向，公司高层在内部发文彻查谁泄露了机密，表示要严惩，现在有什么动向，富士康也不再向员工透露。”
东环二路往龙华街道方向的路上，有很多餐馆，以川菜馆居多。老板说，很多人来此吃散伙饭，一拨一拨的。
连接厂区和外界的富士康专线小巴995线路，此前一个上午就能跑四五趟，总是人满为患，售票员说每天千把元的进账都是小把戏。为了增加生意额，995线路的小巴数量今年初还特意增加至30辆，却没想到，一系列的跳楼事件后，就看到报纸上不断说厂子要搬迁了。
另一班车，从罗湖汽车站开往富士康的352公交车，也是富士康员工来往于工厂与城市的摆渡，30多公里，48站之多，总是拥挤不堪，在车厢的中段还专门辟出一块地方，供那些带着大包小包的外省人摆放行李，他们就是坐这趟车来到富士康，而现在，真的能坐到底站“富士康工业区站”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此前的繁忙季节，这班车的服务时间甚至延长至凌晨4时。
而在龙华，连接厂区和宿舍区的巴士，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往那么繁忙。
陆陆续续有人走，就像以前陆陆续续有人来。
其实，富士康的搬迁早就开始了，只不过没有被过多关注。当今年连续的跳楼事件发生后，这些低调的转移才被大张旗鼓地曝光，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与跳楼事件有关，与加薪有关。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富士康自己的逻辑故事。
按照规划，富士康PCB事业群(主要生产笔记本、计算机、显卡)将以秦皇岛为中心，激光电事业群将以晋城为中心，深圳原来做CP事业群(主要生产游戏机等电子消费品)已完全搬至烟台。
2008年的某期《21世纪商业评论》曾分析说，深圳制造的软肋很明显。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 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
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 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现在手机产能转移到河北廊坊等地，的确缓解了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因为，廊坊开发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50 元。
“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东清湖村，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押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
在网上，有人还很乐观，说：“富士康走了，有可能伟创力会来，怕什么呀。”“来来走走，常规而己。”
伟创力是目前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已经在中国拥有25个厂区，它们大多选在了深圳、珠海、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实伟创力的内迁之旅也在进行之中。他们的目的地据说是江西，而不是龙华。
有人担心富士康的北迁会对深圳周边的房价产生影响。实际上，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多年的发展，让富士康与深圳这座城市变得纠缠不清。
上世纪90年代初，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在台湾只能算是一个二三流的电子企业，做的只是电脑连接件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小产品。
1997年，在龙华园区正式投产的第二年，鸿海的总营业额便达到了61.8亿元人民币，转过年来又突破125亿元人民币大关，2000年达到了230亿元人民币。之后鸿海富士康的年营业额每年都以50%的增长率在增长，2007的合并营收已达到了4000多亿元人民币，将从前的“大佬”们广达、宏、华硕通通抛在了后边。
一本关于富士康与郭台铭的传记里记述的一个细节是，1993年，郭台铭站在深圳龙华镇伍屋村的山头上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龙华镇周边的村民对此深有感触。富士康到来之前，这里几乎是远离城区的穷乡僻壤，富士康来了，一切斗转星移。
“抢建的房子到处都是”。富士康每年如饥似渴地吸纳流水线工人，其在深圳的员工一度高达近40万人，其中有20多万盘踞在龙华，如此庞大的人群，对龙华周边消费的拉升构成了直接的推动力。
村民们将房屋出租给富士康员工。曾有媒体如此描述：“一开始，周围村民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那种三四层楼高的小楼，但是不久就发现不够租的，于是拆掉建更高的，再不够，再拆再建，现在村民们盖的都是超过10层的高楼。”
村民们逐渐富裕起来，不少家庭拥有两栋以上这样的楼房，每月光租金收入就有五六万元，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轿车。
龙华目前人口约40多万，其中仅富士康人口就占了一半左右，现在，龙华区内，密密麻麻的“农民房”，与各类豪华靓丽的楼盘一起构成了龙华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图。
龙华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完善了各项城市功能，商家、超市、学校、娱乐设施，也带动了深圳关内居民到龙华居住的意愿。
2009年2期《中国外资》说，“这个从1996年开始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的制造体，就像一辆刹不住的跑车。”
富士康所在的宝安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居深圳六区之首，2007年，富士康在深圳数个企业累加的出口总额高达455亿美元，差不多占到了深圳对外出口的20%。
有学者曾说：“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山寨’ 文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业文化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研发文化， 构成了深圳制造学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内核， 只要这一内核继续完好无损， 并且内部相互影响， 就足以使深圳在未来能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
但如今，深圳似乎正有意识地改变这个“三位一体”。 龙华区政府人士说，在深圳市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吸收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经过20年发展，目前依旧以生产加工为主的富士康也与深圳市政府达成了 “职能转变”的共识。早在2003年，富士康就提出从“制造的富士康”向“科技的富士康”转型，龙华工业园未来的目标是加快从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引进研发中心的步伐，使其未来定位为“研发为主，小量生产”，届时员工人数将调整到10万～15万。
而转型，意味着会给龙华镇和深圳市带来阵痛。
比如从龙华分出的大浪街道有个叫龙胜的社区，那里就集中居住着数百辆货车司机，他们几乎都是为富士康或其配套企业服务的。 再比如刚刚投资100多万元盖起了一栋12层高楼的张天发说，投资盖楼的钱许多都是从朋友和银行那里借的。如果富士康搬走了，他不知道他的房子还能不能租出去。
就连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园区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每天原本有二三十例手术，现在这些医生也说，如果厂子搬走，周边十多家同等规模的妇科医院工作量都要小很多了。 ★ (实习生沈茜蓉对本文亦有贡献)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转移之路编辑本段回目录
富士康的北迁之路，顺应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范围之内“逐低成本而居”的转移之路。追逐人力、土地和运营的低成本，将附加值最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拥有大量更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并以此带动迁出地的产业升级，是大型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逻辑。
顺应这一发展规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过3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次，在20世纪60~80年代，日本、西德等国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身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三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将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国际鞋业巨头阿迪达斯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做是这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阿迪达斯在上世纪70年代， 从欧美转入日本、韩国。80年代进入中国台湾地区。而在90年代由于新台币升值、劳工成本上涨开始向中国内地转移。在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外包给独立的第三方工厂的同时，阿迪达斯集中精力运作品牌，专注在设计领域，紧紧抓住利润曲线附加值最高的部分。现如今中国是阿迪达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但由于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阿迪达斯开始考虑将生产线从中国沿海逐步扩充到东南亚。但由于当地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和政策法规不稳定等原因，在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上，中国内陆地区或许比东南亚的印尼、越南等地更具竞争优势。
事实上，当前在中国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比国际范围内还要更加明显。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EMS)伟创力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24平方公里工业生产面积中的三分之二布局在中国。
自1988年来到中国后，伟创力一度将深圳当做桥头堡，以此为根据地向全国扩张。随着深圳各项生产成本的增加，1995年伟创力将目光转向了发展相对滞后的珠海，并收购了生产印制电路板(PCB)的私有企业，把珠海斗门作为自己的基地。
而随着整个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与富士康一样，伟创力也开始布局自己的内迁之路：今年，5月31日，世界500强企业伟创力正式宣布计划在江西赣州建立电源生产及服务设施。
两个代工巨头，富士康和伟创力在内迁之举上的不约而同，或许昭示着中国大陆的内部地区，将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一次大举转移的目的地。 (实习生沈茜蓉整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