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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编辑本段回目录
波兹曼的媒介环境论 编辑本段回目录
电视媒介影响遍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许多媒体论者在其中察觉到公共话语面临的深刻危机。批评电视图像媒体妨碍和危害公共话语，一般有两个批判着眼点或论述途径。第一是批评电视传媒把公共话语变成消遣;第二是强调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这两种批评都把文字的萎缩与公共话语的萎缩联系在一起。
第一种批评以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的论述最为著名。波兹曼认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品都已经变成为与娱乐行业同类的附属品,……结果是,我们成为已经处在娱乐至死边缘的民族。”( Neil Postman ,1985:3-4)电视影响令公共话语陷入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境地,“我们的文化,它的信息、思想和知识特征都来自电视,而不再是印刷文字。” ( Neil Postman ,1985:28)电视传媒为我们提供“传媒喻说”(media metaphors),我们就用这些喻说来辨认世界，并将之感知为文化。( Neil Postman ,1985:10)由于电视传媒如此深刻地在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辨认和感知,它已经事实上左右了“我们的意识和社会制度”。 ( Neil Postman ,1985:18)几十年以前,电视刚出现的时候,不过是前一代现代技术传媒无线电广播话语的插图。但今天电视的作用已非同寻常，“公众所关心的每一种问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体育--没有不被放进电视的。这就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公共理解,没有一个不带有电视的偏见。” ( Neil Postman ,1985:78)
波兹曼是在美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中猛烈批评电视的。他认为,美国共和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公开辩论和公众对这种公开辩论的普遍兴趣。十九世纪林肯和道各拉斯间的公开辩论（Lincoln-Douglas debate）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普通民众都能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的辩论,并随后在他们自己中间展开辩论和演说。公开辩论和演说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之一。在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已经显现出演说和辩论的公共作用。这部历史著作中包括了许多以影响他人和公众为目的的演说。波兹曼认为,电视时代的美国人比起十九世纪来,积极思考公共问题的能力退化了,电视只适宜于表述一些容易表述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逐渐竟然变成了公众全部想要和以为值得表述的思想。图像令人的思维幼稚化，波兹曼特别担忧的就是这种电视图象代替文字所造成的公共思想退化。
波兹曼认为,以十九世纪的美国报纸为代表的文字是一种比二十世纪电视为代表的图象优越许多的公共交际媒介。只有文字传媒才能充分为公众提供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的信息。( Neil Postman ,1985:66)与此相比,今天的电视让观众对什么都只有一些浅尝辄止的了解,各种各样的世界吉尼斯纪录、稀奇古怪的事情,这种所谓知识对公众处理自己的日常问题并无帮助,美其名为“知识”,其实就是纯粹的消遣娱乐。这种信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既不能帮助人们了解现实问题的本质,也不能形成持续的理性话语。( Neil Postman ,1985:70,76-77)波兹曼认为,公共生活的话语必须借助文字形成具有“建议”(proposition)的内容, ( Neil Postman ,1985:49-50)也必须由此而具备公共话语“说明”(exposition)的形式。( Neil Postman ,1985:63)只有公共话语越多地运用语言文字,公众才越有能力作概括而抽象的思考。
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何谓媒介生态?何谓技术垄断?
1968年，媒介学者尼尔·波兹曼第一次提出了媒介生态一词，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在1979年，他又对“媒介生态”进行了这样的界定：
媒介生态是对信息环境的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交流的技术如何控制了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分类以及方向；由此，这样的信息构造或者偏见如何影响到了人们观点、价值和态度。
媒介生态学根本的关注点就是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并由此阐发以技术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如何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尼尔·波兹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建构正是围绕着技术的文化影响所展开的。他认为，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完全控制发生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所谓的技术垄断(technopoly)，是技术(technology)和垄断(monopoly)两个词的缩写，它是指技术对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所施行的独特控制。“技术垄断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同时也是思想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存在于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要在技术中寻求认可和满足，并且听命于技术。”也就是说，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技术就是要颠覆人类的传统信仰，使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都屈服于技术至高无上的权威。
二、技术垄断源起
尼尔·波兹曼从技术环境对人类物理世界和象征世界影响的角度，将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使用工具的文化、技术专业化和技术垄断，而这三个阶段也是文化存在的三种形态。
在17世纪之前，所有的文化都是使用工具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技术完全以工具的形式存在，而工具的发明、制造和使用，都来源于人类对传统、政治以及社会组织合法性的信仰。首先，在使用工具的文化中，技术被看作感觉器官的延伸，是为了完善感觉器官的功能，来扩大和增强感觉和行为的范围，从而更好地模仿和引导自然。也就是说，技术的使用是为了适应自然的特性，不会侵害当时文化的完整性，这也是使用工具的文化区别于后来两种文化的关键所在。当然，使用工具的文化中技术并非独立存在于其工具性中，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为信仰服务。技术是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的指引下出现和投入使用的，与当时的世界观有着高度的融合。也就是说，在上帝具有绝对权威的时代，技术是为信仰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技术只是生活的辅助，上帝和神才是指引生命的一切。
18世纪开展的启蒙运动同时也拉启了技术专业化的大幕，西方世界对于上帝的存在和权威产生了怀疑，开始运用理智来审视先前久已被接受的信条和传统。波兹曼认为，西方世界的技术专业化根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世界，因为那时产生了三项重要的，发明：机械表、活字印刷术和望远镜。机械表作为一种技术，带来了模式化的生产、规则的工作时间和标准的产品，并由此奠定了社会组织现代形式的基础。活字印刷术破坏了口语传统的认识论，改变了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使人类逐渐脱离了家庭、教师和神父的强大口语传统的影响，“摧毁了世界宗教社群的凝聚力”。新教改革与活字印刷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似乎也并非巧合。望远镜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空间概念，摧毁了地心说，并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观点。总之，新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快速进步和自由力量，使人们逐渐相信神权世界也并非无懈可击，上帝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观念的存在力量和意义都受到了动摇。技术专业化为人类带来了进步的思想，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人类与传统的必然联系。科学的神圣意义也越来越被世俗的有用性所替代。尽管如此，在技术专业化时期“工业主义的狂潮只不过是刚刚出现。对于改变内在生活的要求，去除使用工具文化的语言、记忆和社会结构，它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当时的人们相信。尽管自己已经几乎完全依赖机器，但工具仍旧只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会成为人类的主人。因此，技术专业化时期的文化“受到社会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控制，同时又被一种发明的冲动所驱使”，技术的工具性与上帝的权威和宗教力量并存。
在技术专业化时期，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世界观：技术的和传统的。技术垄断的出现，完全打破了这种相互抗衡的局面，传统的世界观逐渐消失。波兹曼对技术垄断起源的界定从两个方面获得支持。一方面，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了以科学方式组织的理想社会的恐怖情景，波兹曼认为小说中所描述的亨利·福特帝国的出现是从技术专业化向技术垄断转变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技术垄断的起源可以在19世纪著名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中发现”。孔德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即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即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孔德的实证哲学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科学发展的潮流。波兹曼认为在理论上，孔德所努力建构的实证主义正好预示着技术垄断时期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技术为人类提供了各种便利性，健康、舒适、富裕、快乐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为旧世界的习俗、传统和信仰提供了新的替代品，用青霉紊代替了祷告，用电视代替了阅读。用娱乐代替了思考。技术垄断文化是一个强调准确性、强调理性判断的文化。人类旧有价值观中的印象、直觉已经被技术话语所舍弃，思维过程也被简化成了计算。于是。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技术的价值观定义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要想提炼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概念，就必须把它在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所具有的一系列典型特征描述清楚。”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呈现技术垄断文化中的媒介生态，来进一步阐释技术垄断这一概念，并由此理解尼尔·波兹曼关于技术垄断的批判。
1 文化AIDS
波兹曼认为技术垄断的文化是以信息过载和无法筛选、评价信息为特征的，由此带来的是文化AIDS。信息过载是电子时代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波兹曼那里，信息过载远非带来垃圾信息，污染信息环境这么简单，他将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过载的影响扩大到了对文化机制的影响。
尼尔·波兹曼指出，信息过载并非出现于技术垄断的文化，而是起源于技术专业化的印刷时代。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后的50年里已经印刷了800万本书，涵盖法律、农业、政治、语言等各种各样的信息。事实上，从那时起，信息量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接受能力范围。信息曾经是帮助我们控制物理世界和象征世界的基本源泉，但人类的技术聪明一方面把信息变成了垃圾，另一方面却继续创造着信息的过度实用性。就像人身体的生物免疫系统对细胞增加的控制，所有的社会都会存在一些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机构和技术。他们的功能就是，在新与旧、刨新与传统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但是，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随着信息危机的日益严重，原有的信息控制机制逐渐丧失其作用能力。波兹曼这样描述信息与控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技术增加了信息的供应量，当这种供应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控制机制就会处于紧张状态。为了适应信息的增加就要强化控制机制；当控制机制本身成为一种技术时，它也就放弃了控制的职责，转而增加信息的供应量。由此，当信息量增加到无法控制时，文化免疫系统无法过滤更多的信息，信息的防御系统也同样面临着崩溃，“当信息防御系统崩溃时，技术垄断就会兴盛起来”波兹曼把这种信息过剩所带来的文化叙述的崩溃称作文化“AIDS”(反信息缺乏综合症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于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过滤信息，如何减少信息，更不知道如何运用信息。因此，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信息的不断增加不仅毫无意义，也是具有潜在威胁的。
2 童年的消逝
对于技术垄断所带来的信息观念、信息环境的改变，波兹曼最为担忧的是，这种信息环境会改变“童年”的本质。因为。“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
波兹曼认为，童年是有生物基础的，是一个社会的典型产物。在中世纪并没有与我们今天的童年相对的概念。那时的生命只有最基本的两种状态：幼年和成年，幼年结束于7岁。社会组织的这种形式是当时存在的传播体系的产物。在当时的口语文化中，说话是语言的唯一实践。传播环境是一样的，只要掌握了说话的技巧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任何信息。因此孩子和成年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空间，并没有受到单独的限制。古登堡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种传播环境，因为，要成为成年人就必须要掌握一定程度的读写能力，这就促成了现代学校的发展。阅读被视为通向文明之路的主要工具，走进学校掌握读写能力的儿童就成了未成形的成年人，于是学校学习成了童年标志性的特殊性征。之后的350多年，西方人一直保持着生命三阶段的思想：幼年、童年和成年。
但是新的电子媒介和图像革命使得儿童存在的三个主要的条件正在丧失：文字、学校和羞耻心。其中，波兹曼最为关注的是被视觉媒介破坏的读写能力和文字力量。今天印刷文字已经无法抵抗图像的侵袭，电视凭借其对各种声画技术的综合利用使观众逐渐屈服于其娱乐的话语力量之下。于是基于文字的概念的和分析的思考消失了，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象征世界和一套新的逻辑。在这个新的象征世界中，学校和教育对于阅读和理解能力的培养也变得不再重要，因为理解图像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才能或训练。令波兹曼感到痛心的是，电视(和其它电子媒介)重新创造了存在于14和15世纪的传播条件。因为电视是一个社会的暴露狂，不加制约地把所有的内容呈现给所有的人。儿童在收看的过程中，接纳了成人的秘密，并且在现代传媒语境中理解了这种秘密。正是在电视的帮助下。人类逐渐回到了，衣不遮体的蛮荒时代，尊严和秘密一起被消解。由此，作为保持童年特性的羞耻心逐渐丧失。一些社会结构。如家庭、医院、教堂等，是传统意义上进行秘密分享的场合，但是在电子媒介环境中，这些结构的既有功能被弱化，权威性也正在受到威胁。我们所有的秘密都在电视画面里被瓦解，也可以在这里窥视到所有人的秘密，传统意义上关于公共与秘密的关系土崩瓦解。
因此，波兹曼认为，童年在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垄断时期的消逝，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为童年的存在提供了绝少的理由和机会，电视所建构的传播语境鼓励我们硝除童年。波兹曼痛心疾首地说，“如果一个文化的科技使得再也不能对孩童隐瞒任何事物，我们怎么能说童年存在呢?”
3 教育的终结
渡兹曼最初是作为一个教育学者开始媒介生态研究的。因此他对技术，尤其计算机技术在教育中的蔓延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他认为，在技术垄断的权力空间，教育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教育和学习受到技术的操纵，改变了本来的性质。
当一种文化中信息模式发生重构时，我们才能看出它的智力偏向和社会偏向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例如，当书写出现之后，苏格拉底所推崇的口语文化就显示出其对于记忆、个人感觉及瞬间反应的文化偏向；当印刷术出现时。文字时代的人也开始努力维护书写所形成的知识的垄断。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信息环境中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如社会组织、智力倾向以及对真实和价值的感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监视和调整周围的信息环境。以便它固有的偏见和倾向无法控制我们年轻一代的智力和性格”。因此，学校就应该把自身的注意力放在信息环境上，尤其是要关注信息环境的结构，即信息的形式、速度、数量、方向等。关注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价值偏向。学校的功能就是要时刻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努力提供一种与流行的价值偏向相对立的价值观。但事实上，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学校已经逐渐丧失了这种能力。电子媒介的强大影响力破坏了学习、理解和思考的传统模式，同时也为学校不断注入新鲜的技术力量。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迅速转移了学生和家长对于学校教育的关注，甚至重构了学校围绕前电子的传播模式组织起来的信息系统。这就使得学校丧失了作为一个社会平衡机制的效用，社会也失去了一个可以回顾历史和理解价值的空间，由此，教育不仅不能为文化的偏执发展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也无法保持自身坚守传统，对抗技术理性的制约性力量。尼尔，波兹曼告诫我们，今天的学校正被一种教育的机械学观点或者说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观点所笼罩，学校与社会现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破坏了教育的独立思想。也为技术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波兹曼警告人们，“我们受控制的原因是，我们自己欢迎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压迫我们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当然就是技术。人类究竟应该何时从这种被催眠的状态中觉醒。并自觉地脱离受技术牵制的状态，或许正是尼尔·波兹曼提出技术垄断这一概念留给我们的思考。
自网友揭发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打砸抢烧事件”以来，西方媒体的诸多表现已令国人大跌镜，而近日CNN主持人的辱华言论更是使这一风波激化开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后者也明确表明了立场。从网上来看，国人表现得义愤填膺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将之同百年前八国联军侵华联系起来也属意料之中，当然这同西方世界那种长期以来将平等自由建立在他们所需要和他们所认同的标准之下是分不开的。
在这里,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是西方媒体，为什么是西方媒体的受众大放厥词、无中生有、丝毫不顾及事实真相，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这不免值得我们深思，以使国人莫被眼前的表象所迷惑，洞察其中深义，才好有的放矢，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针对这一问题，已故的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给了我们最好的注解，从他的观点我们看到：
首先：西方媒体的表现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他的著作《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见的真实再现，是尼尔·波兹曼对于娱乐至死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解。在这里“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的荡然无存”ⅰ，在西方媒体的塑造下，“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被娱乐得麻木不仁”ⅱ。当西方一些公众沉醉于借助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中藏独分子的无耻行径所能带给他们的种种变态的娱乐消遣时，对于西藏问题的歪曲宣传同事实真相的自相矛盾、对于奥运精神的真谛和他们助纣为虐，践踏和平的自相矛盾，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向这样的一群人解释真相已是多余，更何况去进行莫须有的“掩饰真相”。
其次：对于国内广大民众的严厉声讨之反映，西方媒体及媒体的受众无非多了一次娱乐自己的机会和借口（其实是意淫），增强了他们的傲慢与无知。我们用尼尔·波兹曼的观点分析一下政治、法律、宗教和商业几乎要纳入娱乐业的现象就会知道：
第一，“媒介即隐喻，即认识论ⅲ”西方媒体利用图片、广播、电视这些重要媒介正是在不断增强这一隐喻，塑造着一种认识论，而进一步扭曲了西方世界原有的理性文化----铅字文化。最能突出这一点的表述恐怕就是：“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声而制造问题。”西方媒体正是在创造这样一种信息所生存的伪语境而进行他们的文化活动。而伪语境的作用恰如CNN主持人的那套可恶说词配合抽屉了的画面，他并不提供任何有用信息，也没有意图去促使人们去做什么，唯一的用意就是配合生动的描述混合场面的图片去诋毁远在大洋彼同他们存在诸多不同，而缺乏交流的一个统一国家和人民，以获得区区瞬间的无耻娱乐快感；
第二，“媒介是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机器作为技术，总有自己内在的偏见ⅳ”，正像尼尔·波兹曼所认为的那样，西方世界的问题不在于电视，广播为他们展示了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他们看来，“新闻节目只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ⅵ。曾几何时，我们同胞中的一些人不是对与此类似的观点抱有极大的热情吗？国内有些栏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相当有一部分人对此拍手称快，他们也许简单地看到了乔治·奥威尔描绘的问题，却忽视了奥尔德斯·赫胥黎更具预见性的观点。“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赫氏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ⅶ”当西方国家邀请我们的海选冠军到访，我们的一些民众引以为毫时，他们可曾将现在西方媒体的丑行与之联系起来！我们看到娱乐业比商业更疯狂，它也正在追求其全球化，其势头不亚于商业。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能够独善其身吗！
再次，波兹曼总结的电视体现的三条戒律为
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在西方公众大肆污蔑中国人民的时候让他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民族政策，了解当前藏族同胞的幸福生活；
第二， 你不能令人迷惑，这意味着当你向西方公众解释的“西藏打砸抢烧事件”真相同他们脑海里片面的画面，无耻的语言冲突时，你已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第三， 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这意味着中国留学生在向当地媒体详细介绍事实真相时，西方媒体会极不耐烦的扬长而去，而去找那些听起来“畅快淋漓”的辱骂与污蔑。
这样一来我们该怎么做呢，结果可能如赫胥黎的预见：西方民主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尼尔·波兹曼也只是欣喜自己提出了娱乐至死这个问题，而没能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病态的娱乐社会时，我们是否先要审视一下自我，对于西方世界从电视时代回到铅字时代是一种历史倒退，而我们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真正经历全民的铅字时代，虽然印刷术的发明是我们的，我们在经历铅字时代向电视时代过渡的时候能否发挥后发优势，借鉴别人的衰落史，来提高自己的形象和实力，才值得国人花大力气关注，至于西方媒体的种种丑态，我们不妨将之视为一出弄剧，这并没有损害我们真正的形象，反而让国人认清了一些事实，如果我们处理得当会赢得世界人民的认同，让世界人民来做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清楚不能指望别人改善态度来提升自身，做好自身文章才是最重要的。
l 参考文献：[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l 文中ⅰⅱⅲⅳⅴⅵⅶ皆摘自《娱乐至死》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