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破解欧洲科技创业落后美国之谜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月《经济学人》杂志刊登文章《欧洲科技企业家开花》，文章以硅谷为参照，指出了欧洲科技行业目前的发展 态势，总结了当中的一些问题。纵观全球，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学人》花大量文字来描述欧洲风投的现状，可见风投对于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文章还总结了 欧洲科技产业不振的五大原因，争议了政府在推动产业中应扮演的角色。对于中国发展科技产业来说，本文有参考价值。全文如下，略有删节。
如果提到处在美国硅谷的欧洲科技公司，一种反应可能是可怜中杂有轻视。德国软件公司SAP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吗？曾经。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吗？在 智能手机上翻船了。移动网络设备商领头羊爱立信？被中国企业追击痛打。
欧洲的慢中求发展
至于谈到创始型企业，你还真得坚起耳朵寻觅。什么时候伦敦的在线音乐服务公司Spotify能闻名美国？为什么吸引成千上万人的在线游戏公司 Playfish改嫁艺电。Skype控制了10%的国际长途电话，它的下场又如何？
最近一家法国公司vente-privee.com让加利弗尼亚恼火，它是“私人快速消费”的领袖：在限定时间内你可以用7折的价买到迪奥（法 国奢侈品牌）与普拉达。今年该公司的营收会达到8.5亿欧元（1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四分之一。迄今它有了几十个模仿者。一些硅谷企业家也在说要搞家类 似的公司。在科技领域总是有无数的恭维。
你可能会开玩笑说，美国总是最后发现欧洲。比起美国人的态度，欧洲企业家的潜能变化之快更重要。这几年，欧洲出现了适合年轻公司的宽松环境，许 多的企业家、经验老道的风投、必要的基础设施建立，甚至还包括法律公司和公关公司，它们使环境改变。在过去，欧洲在这方面极弱，而在互联网与科技领域它又 更显重要。
尽管如此，如何让欧洲的科技产业足够大，大到让企业家、风投和立法者能实现梦想，这依然是个大难题。他们的梦想是：不只生产创意，更要将创意商 业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拥抱各种创新，颠覆旧产业，诞生新产业。
欧洲领先的VC莫扎特资本合伙人Hermann Hauser说，十多年前他投资的公司大多由第一次创业的企业家带领。当时，要找到一个有成熟想法的风险投资家都很难。今天70%的CEO会重复成为企业 家，现在有了许多成熟的风险投资家，他说：“进步是很快的，尤其是在剑桥。”
另外一些领域也在发展。欧洲有一个集群，这点有些类似硅谷，但辐射的地区更广。剑桥像是圣克拉拉（美国的芯片基地），伦敦Sand Hill大道是风投的集中地，柏林让人想起了旧金山。
多样化增强
在过去，欧洲的多样化是一个优势，文化语言的冲突比技术的健康混合更具优势。现在公司开始发现它，资本提供者也重视它。伦敦一家风投公司创始人 Danny Rimer说：“从不同国家来的人擅长特殊角色，比如法国人就长于用户界面。”他认为随着美国互联网控制力的下降，欧洲的技术更有价值，比如在设计和品牌 化方面。
Playfish联合创始人Kristian Segerstrale更是看到欧洲多样化的优势，他说：“如果从第一天开始就准备国际化，你就必须建立一个好模式适应于将来全球化，像互联网就是这 样。”
一位法国企业家Loïc Le Meur于2005年创办了LeWeb会议，它吸引了250名参与者，大多是美国人。去年12月，人数达到原来的10 倍，上台演讲的有许多欧洲人，包括MySQL前任首席执行官Marten Mickos，meetic.com（欧洲著名婚恋网）创始人Marc Simoncini，Skype创始人尼克拉斯·赞斯特罗姆(Niklas Zennstrom) 。Loïc Le Meur说：“现在成功的故事很多，你再也没有必要为自己是个企业家而保守。”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本身已经转身成了风投。当然，伦敦的老VC也没有闲着。2000年以来，一些基金在美国开业，业务繁荣，比如Accel合伙人 子公司就在欧洲投了42家创始型企业，Accel合作人Kevin Comolli说：“硅谷在创新上不再垄断了。”
尽管如此，欧洲的科技地盘依然比硅谷小得多：2009年欧洲公司收到22亿欧元的基金与创始型资本，与今年一季度美国的资本相当。欧洲所以落后 于美国，主要是它起步晚，基数低。为了让企业家精神发光，一些条件必须创造。伦敦商业学校创新研究院执行董事Jeff Skinner说：“它像是细胞，每一个都依赖于一切。”
欧洲落后的五个原因
欧洲的缓慢与迟钝至少有几个原因，它们听起来真是这么回事。
首先是企业家自己，欧洲从不缺少拥有好创意的人才，只是这些企业家看起来更喜欢造产品，而不太喜欢赚钱。他们看起来不太冒险，不太主动，也可能 是不太贪婪。欧洲员工在拿公司职工优先股权时居然要让人来劝说，美国VC一听就笑了。
没错，这的确与欧洲的许多条件有关，但它也的确反应了激励问题。在欧洲办一家公司要面对长时间的高风险，回报却比美国要低。在美国，失败的创业 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在欧洲则被当成是职业死亡。在一些国家甚至立法防止一些破产的人运营公司。另外，由于收税过高，股票比起薪水毫无吸引力。比如在德国， 股票就是立刻要收税的。
第二点，欧洲更分散。在硅谷开个会可能只要打个车就行，欧洲的企业家要坐飞机去。更重要的是，与美国的创始型企业不同，欧洲没有一个巨大的本土 市场，它无法让公司飞速成长。尽管欧盟拼尽全力要成立单一市场。
第三点，欧洲企业家要面对众多的官样文章。在西班牙，按照马德里FON创始人Martin Varsavsky的话来说，劳动法让创业实验艰难。FON主要从事Wi-Fi基站业务。炒人很贵，必须付强制性的解职费。论资排辈严重，年轻的新手第一 时间就跑人。公司也很难从非欧盟国家拿到员工工作许可证。硅谷则不同，它们多大由移民运营，这些移民来自中国、印度和欧洲。
第四点，欧洲缺少成功创业公司，不仅是缺少VC，更重要的是缺少经验，缺少让创意变成金钱的经验。在美国，由于大学基金和其它研究机构对科技感 兴趣，VC们也愿意提供财务支持。欧洲缺少这样的资金，它只相当于美国的8%。美国的风投自己曾运营过创业公司，它们用成功来繁殖成功。欧洲则大多是银行 家和律师，它们没有多少运营经验，也不愿冒险。即使如此，它们还是比美国的大学也好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天使投资者愿意投资于初期公司的原因。
第五点，欧洲消费者帮助甚少。他们不像美国人那么爱冒险，他们宁可拿个合同，到哈费大学当访问学者。在美国的大城市，人们希望尝试新的服务，比 如Twitter与Foursquare。大多的欧洲人羞于网络购物，它们担心支付信息安全。
最后，时间无情。欧洲的科技企业比美国晚几十年，最早起步还是在1990年代，刚好是互联网泡沫形成时。欧洲网络破碎，VC停止向创业型公司提 供资金，媒体尽情嘲笑互联网。
还需要除草和施肥
欧洲采取了一些方法来走过困难。
官僚政治不是欧洲企业家的唯一麻烦，这些日子，它们最大的问题是找到合适的员工。
手机设备无线电芯片商Icera老总Stan Boland说：“让人们从剑桥到布里斯托尔上班是个挑战（两地相距240千米）。”欧洲缺少技术与商业混合区，人们大多呆在自己的家里。
尽管欧洲已经进步，但还是没有产生一些世界级的领袖企业，更别说和Google和Facebook一样的企业。在早期，欧洲企业就把自己卖给美 国人。CBS2.8亿美元收购了Last.fm，EA 4亿元收购Playfish。
对于这些有几个可能的解释。欧洲VC会引用一个“退出选择”，只有极少的欧洲创业公司有希望在自家长大。在欧洲没有类似纳斯达克之类的股票市 场。另外欧洲的IT公司宁可自己研发，也不太愿意收购。欧洲也缺少能运营创业公司的管理者。
大家可能会问政治应该怎么帮忙？答案可能是：不要做那么多。
伦敦商学院Skinner先生说：“你不可能建立一个生态系统，你必须孕育它。这些事情要时间，现在的欧洲如同1990年代的硅谷。”
哈佛商学院Josh Lerner不赞同此说，他认为在过去政府也帮助过IT产业，特别是在早期，公共基金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以色列，国家也提供帮助。
欧洲用各种方法阻止公共资金注入VC。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联合运营欧洲投资基金，它是基金之上的基金，因此不喜欢创业公司，更喜欢与基金合作。 在法国，市民如何要投资VC基金和创业型公司，必须交各种各样的税。
（桥望）@搜狐IT
大陸正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未來要以科技創新作為經濟成長的動力，而愛爾蘭用創業帶動科技創新的成功經驗已成為歐盟的典範，頗值得借鏡，特別是愛爾蘭如何四管齊下同步從政策、部會組織、社會共識、資源配置著手調整國家體質。
爱爾蘭是台灣產學界最常引述的“三蘭”國家(芬蘭、荷蘭、愛爾蘭)之一，多數觀點是彰顯它經濟的“小而美”，以及資訊等產業高度成長的傲人之處。
身為愛爾蘭國家政策與諮詢局(Forfas)科技與創新政策處長，海蓮娜‧阿契森(Helena Acheson)在台訪問期間一再強調“愛爾蘭是小國”、“經濟規模很迷你”、“我們很窮”等，來表明愛爾蘭不能浪費共有資源，既定的政策不能施行無效，人民不能有違背社會共識的行為，好共創美好的明天，與台灣人好掛嘴邊的“大台灣”形成強烈對比。
Forfas是愛爾蘭政府依循歐盟的創新系統邏輯與氛圍，於1994年成立的常設機構，負責協調各部會產業、科技與創新等新興議題的發展。
海蓮娜和多位海內外顧問，負責企業、貿易、科學、技術與創新政策的諮詢，以促進愛爾蘭廠商和外資企業在科技暨創新領域的實際行動。
發展科技創新
政府帶動民間企業 
Forfas內部只有三個業務單位，分別為科技處、競爭與創新處、企業處，作為與授權機構之間的協調視窗，但它不是一個孤獨的機構，可授權不同單位去執行，包括地方政府機構、促銷愛爾蘭產業與企業的“愛爾蘭企業”(Enterprise Ireland)、吸引外資駐愛投資的“愛爾蘭投資與開發署”(IDA Ireland)，以及著力基礎科學研究的“愛爾蘭科學基金會”(Science Foundation Ireland)等，驥期由公共部門帶動企業與民間社會，加速跟上科技創新的趨勢。
攸關愛爾蘭科技研發的國家發展計畫向來以六年為規劃期，例如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for 2000─2006，投資520億歐元在全國的基礎建設，其中25億歐元指定科技研發暨創新項目專用，建構愛爾蘭的創新系統。
在學界方面，透過愛爾蘭科學基金(Science Foundation Ireland, SFI)的主導角色，把經費與資源集中於資訊與通訊（ICT）、生物科技兩大策略研究領域，成就愛爾蘭最新的產業創新群聚。
愛爾蘭規劃的新世紀藍圖：Strateg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Innovation 2007-2013，把87億5千萬歐元的龐大預算配置在科技創新的領域，與她一再表示愛爾蘭貧窮，大異其趣。
愛爾蘭有自知之明
厚植經濟品質，不拚貿易量
愛爾蘭不大，土地面積七萬平方公里，約台灣的二倍大，但其中不乏小島、海灣，農牧土地為4萬3千平方公里，多數是用來放養綿羊群；人口約430萬人，實際勞動人口不到2百萬人，因為上了年紀的退休人員不少，愛爾蘭不可能成為世界經濟大國。
2005年國內生產毛額為1,600億歐元，進出口貿易總額逾2,330億歐元，貿易順差211億歐元，佔GDP13％；人均所得3萬8千餘歐元，即使一直喊著人均超越台灣的韓國，轉換成歐元也不過1萬2千餘元而已。
愛爾蘭政府明白，不必以地狹人少和國力雄厚的英、德競賽，與其追求高貿易量，倒不如厚植經濟“品質”。
愛爾蘭位於歐洲西北角的小島，地理位置和資源產出相對弱勢，向來被視為歐洲的落後地區，經濟上必須仰賴英國的眷顧。
西元1846年連續發生十年大飢荒，徹底改變愛爾蘭的發展，上百萬愛爾蘭人外移美利堅新大陸，開啟愛爾蘭政治與經濟的新局面。1948年愛爾蘭正式脫離英國獨立，自己當家作主，使得政策能夠有一貫性，順應經濟發展和科技變化。
愛爾蘭於1973年成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1)會員國，在歐洲安全暨繁榮的保護傘下，接受歐洲共同體的金援改善經濟結構，也開始採行與歐陸市場相同的商業規則，使得愛爾蘭製品出口機會大增，奠定經濟的穩定發展。
轉型
從製造業到軟體開發
在1980年代，愛爾蘭主打低工資和優惠稅率，吸引外國組裝和製造業進駐設廠；不過1990年代的勞工及經營成本等壓力，使得資訊電子製造業對愛爾蘭的投資意願大減，愛爾蘭的發展重心因此轉向軟體開發。海蓮娜認為，就是這次的經濟“重挫”，讓全愛爾蘭人願意攜手，一起思考國家的未來，也學習到珍視、善用資源的重要性。
歐盟官方分析，愛爾蘭近十年來的經濟繁榮，歸功於四個因素：1.穩定經濟成長；2.政策營造商業氣氛，吸引外國投資案；3.歐盟結構基金的補助；4.開發進步的社會夥伴關係，建置出創新的群聚氛圍。
在科技政策的研究領域上，愈來愈多的學者對於創新系統(Innovation System, NI)的理論脈絡進行研究探索。學者Carlsson, Jacobsson, Holmen & Rickne 指出，系統是由組成元素(component)、關係(relation)及特性(attributes)三者所組成。
組成元素是系統的運作零組件，其可為個人、企業、金融體系、大學、研究機構及公共政策制定單位。關係則是串連上述組成部分，各個組成部分的特質或行為會影響整體的特質或行為，同時，每個組成部分之特質或行為也會依賴於系統中其他或多個組成部分的特質或行為。
調整國家體質四管齊下
政策、部會組織、社會共識、資源配置
在愛爾蘭個案中，藉由各領域的參與和貢獻，建構起國家系統，“朝野上下的思維走在跨國企業的行動之前，”海蓮娜說，這是愛爾蘭克服產業空洞化的方法能為小國翻身的科技創新，不是只有產業界要推動，舉凡教育、文化、農業、內政每一領域的人力與經費都要一起來做，為國家體質進行調整。
以歐盟顧問身分協助愛爾蘭轉型的克萊爾指出，所謂的“調整”不是政策面而已，必須從部會組織、社會共識，以及資源配置同時著手。
綜觀這十年來，愛爾蘭上下認為最驕傲的努力成果，是政府財政赤字從占GDP的82％，降到現在的30％；失業率從12.2％，縮減為4.4％，這還是因為開放歐盟新成員國中東歐及印度等技術人員的居留申請；而企業界最在意的公司稅，則從40％調降到12.5％，個人稅也同步逐年減少。
愛爾蘭經驗成為歐盟的典範，尤其2004年5月升格為歐盟成員國的10個中東歐國家，因為剛由計畫經濟轉為自由經濟，加上現代的工業與商業環境尚待建立，對於數度翻身的愛爾蘭，存有特殊的憧憬，期待能夠複製愛爾蘭的經濟活力。
於2004年上半年擔任歐洲聯盟輪值主席國期間，愛爾蘭總理阿亨(Bertie Aherb, T.D.)就提出，輸出“愛爾蘭經驗”到新夥伴國的行動計畫，協助歐盟新成員秉持創業精神找出邁向工業奠基、知識經濟的發展模式。
綜觀來說，愛爾蘭掌握“長期投資教育”、“鼓勵創業精神”、“督促產學合作”、“國際產學聯網”，形成興旺的資通訊、生技、軟體產業群聚，自我提升產業價值鏈，拉大創新研發的儲存能量，成為中小企業的創業天堂；其次，愛爾蘭並不因為追求國際前瞻技術，就放棄內部區域特有的資源與微型產業，這是知識經濟尋求過程，兼顧科技人文與創新技術的重要性，所創造的高附加價值，成為各界參考的重點。
歐洲第一創業國
十人就有一人創業
由於愛爾蘭的創業成果帶動經濟傑出的表現，已成為OECD國家中最具創業精神的代表，《2005年全球創業評鑑指標報告書》特別出版愛爾蘭別冊(the Irish Report of GEM)，詳述這個歐洲第一創業國的實況。“每十位愛爾蘭成年人，就有一位投入創業的行列。”
愛爾蘭企業貿易暨就業部長(Minister for Enterprise Trade and Employment)麥可‧馬汀(Micheal Martin)表示，愛爾蘭與歐陸國家截然不同的商業環境，主要是它的文化根本上就支持創業精神，才能衍生出眾多活潑的創業活動，“我們能有和美國人相近的絕妙點子和創新動力，一點都不令人驚訝。”
根據GEM的調查，七成的愛爾蘭人認為創業精神是職涯最重要的選擇，而企業經營之所以能夠成功，八成的愛爾蘭人認定是創業精神所帶動的。
愛爾蘭企業潛力開發公司(Enterprise Ireland's High Potential Start-Up Unit, HPSU)經理雪麗說，數量充足的新創事業群，由政策導引聚焦到新興的高成長領域，能把企業力順利轉換為產業型態，愛爾蘭的官方單位扮演了應有的關鍵角色。
消彌政策與行動的落差
對於今天的表現佳績，海蓮娜一語道破：克服政府政策“規劃與實踐的鴻溝”。她說，回顧1970、1980年代的政府政策，可以發現“政府該做的‘政策提出’，其實都做了”。例如愛爾蘭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科技局，也編列經費在科技發展計畫，還把歐盟資源與愛爾蘭的國家政策相互結合，以開發產業研發能力、奠定大學的研發基礎環境等等。1989年至1999年的十年期間，愛爾蘭本身編列加上歐盟的支助，總經費達到9億6千萬歐元。
“在科技日新月異下，過去的投入顯然不足。”海蓮娜指出，2000─2006年相關經費累計有25億歐元，政策佈局從過去獨立性的個別計畫，整合為國家型計畫，套用較具智慧的“策略性政策” (Strategic Policy Intelligence, SPI)，有意在經費充足的前題下，以更完善的工具來落實行動。
以SPI作為政策推動的工具，價值在於能為決策過程提供不同的實踐方法，主要維繫在以下的三項要素：
1.在一個具體的架構下，進行前瞻技術分析，以及技術開發的潛在預測；
2.新開發技術從共通性技術、或問題導向來切入，其結果融入技術評估的決策過程；
3.前瞻技術的考量，著重在技術開發對於大範圍的衝擊度。
簡單言之，是以一套既定作業流程，讓科技預測的前導工作不會失焦，而且能把理想與現實結合，讓政府的決策確實有執行的方法。愛爾蘭政府提出的2000─2006年國家發展計畫，早在1998年就要求愛爾蘭國家科學、技術與創新委員會(ICSTI)著手進行前瞻科技的預測，把資源一點一滴凝聚起來，再從中挑選出精華部分，作為國家發展計畫(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NDP)的核心項目，“政府才能依此編列經費，或向歐盟提出建議案。”海蓮娜認為，技術開發是長期工作，顧全大局和議題聚焦或有衝突，一旦決策層確定經費的配置，幾乎就決定了一切。
從附圖的箭頭走勢，可以瞭解SPI所追求的務實目標，對於去化政策與執行的落差，具有實際的效果。
奈米愛爾蘭的應用創新
2000─2006年國家發展計畫的持續推動，愛爾蘭總理阿亨強烈推薦在保健、農業和海洋三項產業的成功發展經驗，“這讓我們對於接下去推動知識型社會建置計畫，有更紮實的基礎。”
企業貿易暨就業部長馬汀指出，“創新”是新計畫的特徵之一，無論是科技研發、投資行動，或是經濟競爭、社會塑造等，都以創新為核心，“即使是醫療或環境技術的發展，重點都是以創新來提升生活品質。”此一構想，遠比傳統愛爾蘭所做的工作難上許多，政府為此在經費編列上暴增三倍，預計在目標達成的2013年前，需要87億5千萬歐元，最終將使“研發的愛爾蘭”成為全世界眾所皆知的愛爾蘭形象。
創新的科技、國際級的研發，都是愛爾蘭國家計畫確立的未來發展方向，Forfas負責各部會能夠精確執行，海蓮娜帶領的科技與創新政策處，現在就要在國家創新系統(NIS)及國家發展計畫(NDP)雙架構下，提出具體可行的最佳實例，“奈米愛爾蘭”(Nano Ireland)即是其中之一。
海蓮娜指出，奈米技術已確定是未來世紀的核心科技，美日等科技大國積極投入、也陸續宣佈許多研發成果，技術遙遙領先，“愛爾蘭再怎麼追趕，都不可能超越他們”。
愛爾蘭先坦承自我的弱點，以此作為科技政策規劃的大前題，再著手構思“愛式奈米技術”藍圖，包括與現階段科技研發成果結合的前瞻建言，整合教育、農業、醫療、交通等部會所認可的技術需求，政府的投資經費能力範圍，以及歐盟研發總署規劃的奈米技術項目等多元、多重的能耐與需求，都一併在計畫細項規劃中納入考慮。
“奈米科學”(Nano Science)和“奈米技術”(Nano Technology)看似是雙軌發展，海蓮娜說，由於愛爾蘭上下已經決定“不放重兵”在純(PURE)科學領域，因此技術應用的思考，就順理成章地串起兩邊的交流，“要帶給整體經濟與社會，從根本改變起的機會”，社會架構中的所有參與者都有責任負起溝通的義務，同時表現出合作的誠意，好讓政策藍圖有確切的落實可能。
跨領域整合、社群彼此溝通，是愛爾蘭人完成“奈米愛爾蘭”的工作精神。其實，這更是愛爾蘭繼續進步、成長的指南針。一介小國，敢於胸懷科技創新的大志氣，愛爾蘭一定會做到。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13731.htmhttp://www.taihainet.com/hxsy/sssh/2008-03-19/22976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