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绿色发展编辑本段回目录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最大的挑战之一。所谓气候变化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大气成分的变化，引起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为因素主要是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如化石燃料的燃烧、土地利用的变化。
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在急剧增加。自1750年以来，全球累计排放1.1万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发达国家排放占80%，美国占26.9%居首位，而中国也已经居第二位，占8.2%。1950—2002年期间，中国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仍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可知，不只是美国负有减排的第一大历史责任，同样即使人均排放量仍然很少的中国也已经负有第二大历史责任。并且根据最新估计，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第一大国。因此，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中国也已经面临来自世界的越来越多的减排压力。
实际上本文需要指出的很重要一点是，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仅是出于对国际压力的反应，而是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要求。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到现在提出的绿色发展，这体现了中国人发展理念的创新，甚至也可以说是对世界的发展理念的贡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但同时又是一个契机，中国需要把握住这次发动甚至领导“绿色工业革命”的机会，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一、绿色工业革命的兴起
一方面可以说气候变化是人类目前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但另一方面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也将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最大的一次发展机遇，我们称之为“绿色工业革命的兴起”。那么这次“绿色工业革命”和前几次工业革命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之前的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依赖于化石能源，因此在经济总产出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增加。而绿色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人类第一次实现工业或者经济总产出提高的同时碳排放下降，甚至是“脱钩”。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包括核能的使用。
回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次发动“绿色工业革命”的前沿时刻。我们要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创新者和驱动者，这就是我们肩负的一个任务。而且这样一个深刻的理念应该被清晰地提出来并传递给社会。
回顾1750年以来全球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世界上至少已经形成了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是英国领导的蒸汽机革命，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启动了人类的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而中国恰恰在这个时期沉溺于清王朝盛世中，而且的确这也正是中国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的巅峰时期。但是，我们失去了第一次向工业文明、工业经济、工业社会转型的机会。
第二次是美国领导的铁路革命、钢铁革命、电力革命以及化石能源（石油）革命。但是这也促进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是大规模的排放。中国同样也在这场革命中失去了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主要发生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这场革命过程中，其实中国一开始是落伍者、边缘化者（Marginalized）。也正是在这场革命日益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了世界新技术的革命，并且打开国门开始改革开放，才使得我们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由此我国开始从落伍者变成了追赶者，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边缘化者很快成为了积极采用者、进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用户国、生产国和出口国。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一个新的技术创新国。
以上就是我们看到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的不同表现。另外如果从中国GDP占世界比重的变化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过程，如表1所示。在182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初期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发展的顶峰。此时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将近1/3，达到了32.9％，而此时英国的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5.81%。到了1870年，英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的GDP占世界比重已经上升到了9.1％，而中国则迅速下降到了17.2％。之后世界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开始迅速崛起。1870年美国的GDP相当于中国的大约一半，而到了1950年已经相当于中国的6倍。并且1950年的时候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降至历史的最低点，仅有4.5%。而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主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并积极地追赶，于是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也从1980年的5.2％迅速上升到了2006年的16.78％，也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
这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告诉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浩浩荡荡的潮流。当世界潮流来临之前或者是来临之中，我们必须要对外开放，积极地迎接并参与。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更是如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30年前邓小平同志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脱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体制和观念，而这一次我们实际上是要摆脱传统的发展模式和观念，来主动地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这次绿色革命最大的创新点也是与前几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要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即经济发展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不随之增加。具体来说，绿色革命也伴随着绿色能源、绿色制造业、绿色消费以及绿色住宅，等等。因此尽管目前中国因气候变化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和挑战，但是这同时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工业革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因此实际上历史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未来更不允许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不进则退，甚至进慢了也是退。我们现在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要把挑战转化为机遇。这就是现在的全球背景，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即将来临。
二、中国发展模式转变
在讨论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绿色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做出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需要去主动减排。实际上这是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而不只是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这也涉及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现代化？过去总是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盲目地追求发展还会产生“发展悖论”。这就需要认识清楚什么是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首先也需要讨论一下中国的自然国情。
(一)中国的“自然国情”
我们对于中国自然国情的认识并非一开始就具备的。1991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第一次对中国的“灾害国情”做了一个描述，作者本人也参与了。当时的提法就是中国是世界上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相对紧缺、生态环境相当脆弱、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影响损失巨大的国家。这是当时我国科学家的共识，但还不是社会共识，更不是政治共识。
当我们受到了自然界的严重惩罚之后，这个共识才逐渐形成。在我国受到南方雨雪灾害、汶川地震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之后，我们才形成了对自然灾害国情的政治共识。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谈到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自然国情：“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一基本国情。”①其实当胡锦涛讲这句话的时候，新中国已经建国快60年了。这段话并不是在新中国建国时1949年由毛泽东提出的，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
其实通过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已经是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受灾人口最多的国家。从1990年到2007年，全世界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平均每年大约2.1亿人，而中国占到了其中的1.1亿人，相当于全世界受灾人口的52.4%，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国情。正是这个基本国情告诉我们，中国本身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尽管在温室气体的制造和排放上中国是后来者，但是我们的受害却是最严重的。
另外从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量来看，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每年因灾害造成的直接粮食减产是380万吨，相当于当时每年粮食总产量的2.1%。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的直接粮食减产就达到了3 290万吨，相当于同时期年均粮食总产量的7.0％，因此我们可以视自然灾害为当前对粮食和农业的最大威胁。
再从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每年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就已经是相当高了。后来由于我国GDP规模迅速增大，所以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损失的绝对数还是在大幅度上升。例如，仅2008年的南方雪灾就造成了1 561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单位土地面积上的GDP越来越多，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也在提高，因此灾害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此外，灾害经济损失占当年新增GDP的比例同样也很高。作者本人曾经直接参与了“国家综合减灾防灾‘十一五’规划”，里面规定得很清楚，要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要小于1.5%，但是最近两年的实际情况已经超过了这个比例。
另外，以上列出的损失指的只是直接经济损失，并没有包含人员的伤亡数。实际上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因此我们也提出在“十二五”规划中应该有“两个明显减少”，第一是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明显减少，第二就是人员的伤亡数要明显减少。
(二)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首次明确提出要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回溯一下从那以来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是先成功后逆转。如表2所示。在“九五”时期（1996—2000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的影响，我国仍保持了8.63%的经济增长率，而且现在看来这也是比较符合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一个数字。而这个时期一个很好的现象是我国实现了能源消费的低增长，只有年均1.10%，从而使得能源弹性系数非常低。这一时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源消耗的增长只有0.127个百分点，因此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所“脱钩”。最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在下降，年平均下降2.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九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得到了转变。
然而很可惜的是在“十五”规划中，节能减排没有得到很好的强调，并且也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提出来。因此在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也出现了急剧的增加。如表2右边一栏数据所示，从2001到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与前一个阶段（1996—2000年）相比只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是资源代价和污染代价都是巨大的，例如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就比前一阶段提高了8.3个百分点，达到9.4％。因此我们称之为“高代价的高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净福利”应该等于名义GDP减去各类损失，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国在这一阶段的“高增长”其实是得不偿失。
中国目前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针对“十五”时期我国发展模式的逆转，2005年10月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首次做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尖锐地批评了“十五”规划期间没实现节能减排，也没能很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份报告当时给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针对“十五”规划期间的两个突出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单位GDP能耗上升，本届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定量指标，并且首次将其作为政府的约束性指标，通过法定程序在2006年由全国人大通过并正式开始实施。
过去30多年我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取得这些经济成就很关键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创造和维持了3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假如我们未来想要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则必须继续构筑新的国际和平环境，而这个国际和平环境本质上就已经需要中国能够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稳定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减排。这既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十二五”规划时重要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三、2050：中国绿色现代化
2050年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简单来说，就应该是绿色现代化。20多年前，也就是1987年的时候邓小平给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路线图，简称为到2050年的“三步走”战略。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战略家，他的伟大性就体现在能够提出这样既有长期宏伟目标又有脚踏实地精神的长期战略。当时邓小平就谈到，“到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1]。这段话的重要含义在于，我国领导人第一次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专业化语言去描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家目标。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当时邓小平同志是在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或专家给他提供科学研究依据和参考的情况下提出这些设想的！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中国梦是一个伟大的梦，是一条富民强国之路，既有相当的务实主义，又具有相当的理想主义。从他提出的前两步走设想来看，1987年我们提前实现了1990年的目标，1995年我们又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目标。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到2020年后不久我们将提前实现小平同志的2050年设想，实现人均GDP达到4 000美元的目标。因此我们作为后人就应该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为中国的2050年发展战略赋以新的内涵。对此我们提出，应该进一步建设“绿色中国”，实现绿色现代化。
“绿色中国”的建设是我们在参与讨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2009—2020）”时所涉及的。事实上“绿色中国”的建设不止是到2020年，而应该一直持续到2050年。那么，绿色现代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何更好地理解绿色现代化？这就涉及前面所提到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而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一问题。因此，受到邓小平同志思路和方法的启发，我们也提出了中国“绿色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2006年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根据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所确定的战略目标，这一时期需要将我国纳入科学发展轨道。这也是我国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阶段，我们希望中国争取能够在2020年前后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高峰。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需要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大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从高增长变成低增长，甚至零增长。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降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并提高服务业比重。
第二步，2020年到2030年是提前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也应该进入到二氧化碳大规模减排阶段，力争将203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2005年的水平，这个减排比例即使在全世界来看也还是比较高的。
第三步，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实现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我国需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进一步大幅下降，并且与世界同步。根据世界的减排路线图，全球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到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一半，因此中国也应该将自己205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一半的水平。
2000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签署了联合国MDG目标（千年发展目标）。MDG就是到2015年使得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例要比1990年减少一半。可以说中国已经能够在2015年之前提前实现这个目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对全球做出了减排承诺，可以预计中国也会提前实现上述那些减排目标。过去我们曾经对世界做出过重要的减贫贡献，而现在是需要中国对人类做出绿色贡献的时候了。
四、“十二五”规划的定位：绿色发展机制
随着“十二五”规划开始进入到设计阶段，我们需要思考整个规划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从2003年开始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研究，并在2005年正式为国家发改委进行设计。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期间，气候变化就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考虑的最大的限制因素和国内外制约条件。因此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成为国家核心发展目标和核心发展政策之一，这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巨大的机遇，并且还是重要的创新。我们提出来这一次“十二五”规划的创新性定位就应该是“绿色发展规划”。
那么在“十二五”规划中应该如何凸显绿色发展规划？前面说过绿色发展的核心就是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开始“脱钩”，那么在“十二五”时期我们需要进一步淡化和缩小经济指标。根据对过去几个五年规划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规划中经济指标比例的一个显著变化。在1981到1985年的“六五”时期，也就是当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的五年规划中经济指标占了60%以上，非经济指标仅占不到40%。但是到了“十一五”规划，经济指标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1%，非经济指标包括节能减排等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达到了将近80%。因此我们在“十二五”时期还会进一步缩小经济指标，并且强化和增加绿色发展指标，形成有助于激励和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绩考核体系。
接下来可以看看我们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具体的指标和设计，如表3所示。这是在总结和研究了“十一五”规划，以及我们在2008年8月和2009年的2月两次对“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的。
第一，首先我们必须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行节能的定量指标，即要求单位GDP能源消耗量下降20%。
第二，把原来作为次优先级指标上升为核心指标的包括“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该比重应该由目前的9%、2010年的10%提高到2015年的13%。这表示我们将提前实现2020年15%的目标。也就是说不用到2020年，在大约2016、2017年之前就能实现，而且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态势。
第三，比较重要的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在绝对量上减少10%。
第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这次等于是首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减排指标。实际上假如我们能够完成前面的第一和第二条指标的话，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可以超过20％的。因为首先单位GDP能耗下降了20％，同时消耗的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比重又进一步上升，从而综合起来就能使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超过20％。
第五，就是森林覆盖率。“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是从18%提高到20%，“十二五”期间我们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2个百分点。
以上是绿色发展的国家核心指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优先的指标，如表4所示。包括在“十二五”时期林木蓄积量增加5亿立方米，清洁利用煤炭比例无论是发电还是煤炭直接燃烧要提高8个百分点，空气质量特别是二级以上的城市提高5个百分点，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小于1.5%，绿色生态空间（定义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森林，第二是草场，第三是湿地，第四是水面面积）的比重要提高到57％以上。最后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环境污染治理的总投资占GDP比重，争取从1.22%提高到2%以上，如果这方面能够采取重大措施的话，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绿色发展，或者使“十二五”规划成为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上述指标旨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并且利用了可测量、可评估、可比较的指标，从客观上衡量了我国不同地区的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情况。因此，我们在对“十五”、“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以及在参与“十二五”规划的设计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就是把国家的发展目标用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进行表征。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5-216.
① 资料来源：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作者简介]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