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财富:社会生产如何改变生产与自由》编辑本段回目录
耶鲁大学出版社是一间好出版社,因为它“以服务人民为荣”:除了《文化软件》之外,另一位耶鲁法学院教授本克勒 (Yochai Benkler) 今年出版的新书《网络的财富:社会生产如何改变生产与自由》(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也获得了Creative Commons 协议下的使用授权。
该书内容简介:
With the radical changes i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that the Internet has introduced, we stand at an important moment of transition, says Yochai Benkler in this thought-provoking book. The phenomenon he describes as social production is reshaping market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offer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individual freedom, cultural diversity,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justice. But these results are by no means inevitable: a systematic campaign to protect the entrenched industrial information economy of the last century threatens the promise of today’s emerging network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n this comprehensive soci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networked information economy, Benkler describes how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re changing—and shows that the way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re made available can either limit or enlarge the ways people can create and express themselves. He describes the range of legal and policy choices that confront us and maintains that there is much to be gained—or lost—by the decisions we make today.
Lawrence Lessig 教授对此书不吝赞美之词:“就过去十年间我最关注的领域来说,这——迄今为止——是一本最为重要和有力度的书。”
下载地址:http://www.benkler.org/Benkler_Wealth_Of_Networks.pdf
开源经济模式之崛起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长期从事互联网的研究,并写过一些此方面的书。每当我试图窥探互联网的未来时,我发现我们往往难以把一时流行的风尚与蕴藏于内部的深刻变化区分开来。今天我尝试帮助大家看清这两者的区别。我们首先回到1835年,那时詹姆斯·戈登·本尼特(James Gordon Bennett)创立了纽约市第一家面向大众发行的报纸。那时候,他们需要五百美元的启动资金,相当于今天的一万美金。而十五年后(即1850年),同样是开设报馆,则需花费二百五十万美金。仅仅是十五年的时间,经营报馆所需的基本资金就从一万飞涨到二百五十万。而今天,互联网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今天我正是想通过这点来讲述一种新的社会生产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social production)。
要走进报业,你需要大笔的启动资金,有了资金的保障,你才能制造出资讯、知识与文化。如此一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分野:前者需如其他工业企业一样筹措资金,而后者则仅能从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下催生出来的报纸中间进行选择。
大家也许以为“信息经济” 这一说法仅仅适用于工业革命之后。其实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有信息经济了,不过它是要依赖于工业化,换言之,生产者需有能力筹措到二百五十万的资金,而到了电报、无线电传输、电视和大型计算机,所需的成本就越来越大。它们或者是基于市场、或者是由政府所控制的。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信息以及知识就是如此生产的。
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2002年6月前后,日本人第一次成功制造出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NEC地球模拟器,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轰动效应,还把美国拋在后头。两年后,IBM公司的“蓝色基因”超级计算机又打败了“NEC地球模拟器”。可是,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另一台超级计算机在运行中,它就是 SETI@Home, 而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它是由四百五十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计算机用户通过贡献他们闲置的计算机资源,相互连接而成的一个超级计算机系统,这一系统帮助美国宇航局分析太空无线电望远镜发来的数据。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从前人们要创造信息和知识,就必须依赖于强大的资本。现在,这样的模式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不是说经营这样的东西不再需要那么多资 本了,不是的。而是资本的所有者,以及筹资的方式,都正在发生变化,变得更为分散。生活在发达的经济社会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台电脑。要知道,它们跟网 路中的交换机是无本质差别的。而计算能力、存储能力以及交流能力可谓遍及网路上的每一个人,而这些则是我们这个时代进行信息、知识与文化生产的基本的资本 要求。它们分散在地球上约六亿到十亿的人口的手中。
这意味着,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活动的最核心的元素第一次分散到民众的手中——要记住,我们是处在信息经济时代。在我们这个全球最发达的国家更是如此。这跟工业革命以来我们所认知的一切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的民众掌握了信息经济时代所需的沟通能力与计算能力,而他们本身又是富于创造力、有智慧、有体验的——这是另一种重要的资源。后者恰恰又是千差万别的。你可以顶替一个人做某件工作,但是你们俩这间的体验是不同相换的,即使你们参照的是同样的工作指引。在特定的条件下,你会有你个人独特的处理方式。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个人对于这样的生产投入皆起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这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听得最多的是自由/开源软件的故事。我们不妨看看Apache服务器的例子。
1995年,有两班人看到了网络的诱人前景,决定建设更优的网络服务器。其中一群开发者只是众多不同背景的人的集合,他们看到这个需要,就决定一起编写一个好的服务器,并且要把代码公开出去。另一群开发者则来自微软。假如我跟你说,十年后,把一切代码公诸于众的开发者团队成功的占有了20%(即幻灯片显示出来的红色线条)市场份额,你一定会觉得很了不起吧。真的吗?你想想“迷你货车”(minivan),那是由一班工程师利用周末时间开发的一款汽车,还堪与丰田汽车相比呢!
事实是,前者占有了70%的市场份额,有很多电子商务网站也是运行着Apache的服务器。你想想,互联网时代的支柱之一是服务器,而70%的服务器市场都是Apache的天下,它成为了微软的主要竞争对手。Apache的战略目标是占据这一互联网的关键的山头。
开源软件开发的故事我们听得最多。但事实上,这类的事情在整个网路上都有发生。
美国宇航局曾做过一次试验,他们那时要绘制一副火星地图。他们想,与其让三四个训练有素的博士生来借助从火星上拍回来的图片来绘制,不如干脆把这项工作划分成不同的板块,上传到网上,让所有感兴趣的人在同一简单的网络界面下工作,这些志愿者只需花五到十分钟时间用鼠标点几下即可。六个月后,有八万五千位志愿者参与了制图计划,他们工作得比卫星图片的返回速度还要快,用宇航局的话说,就是“和受过专业训练的博士生制出来的地图之间难以辨别”。这正是把工作细化以及把计算分散化的结果。
假如你有一位宝贝女儿,她要写一篇关于芭比娃娃的文章,于是她到网上寻找相关的资料。她会找到Encarta,那是一个大型的在线百科全书,可是那上面除了定义以外基本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而假如你登陆encyclopedia.com进行查找的话,你只能看到”Barbie, Klaus.”这简短的几个字。
而假如你查阅维基百科的话,你会看到一篇原创的介绍。我不详细介绍维基百科,因为吉米·威尔斯(Jimmy Wales)就在这。这篇介绍跟你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看到的介绍是大体一致的,不过写作的笔法不同,还要关于芭比娃娃体态和芭比商业化的争论,还要芭比 是否为孩子的好榜样方面,两者的文字也大相庭径。
另一个方面就不仅仅涉及内容的制造,还涉及如何判断信息之重要性的问题(how relevance is produced)。
雅虎当初雇佣员工编制网络索引,以此而一炮打红。今天他们不再这么做了。
而“开放目录工程”(Open Directory Project)则是一个有六万多网民参与的开放的网络索引编制计划。每一位参与者仅需花一两个小时整理编写他们所关心的领域里的网站。他们的成果是公开的,没有任何人会声称拥有它,任何人皆可利用这一成果。它是人们出于社会以及心理动机而完成的一项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的例子也会发生在商业领域。比如,我们说到Google,它最大的创新在于Google懂得让网民自己来决定网页的重要性,Google把这一抉择权外包给了广大的用户,于是有了PageRank。此一技术的逻辑是,与其让我们的工程师或我们的员工决定网页排序之先后,我们干脆把这个决定交给我们的用户,不管他们出于虚荣或寻快乐或其他动机而点击了某个链接,或把某些链接关联起来,我们就把目光放在这些链接那里,让这些链接的排序得以上升。比如,要是你在Google搜索”Barbie“,你得到的结果依次是Barbie.com, adiosbarbie.com——这个网站上有所有型号大小的芭比娃娃的肖像,该网站排名如此靠前就是网民“投票”的结果。这样的搜索结果在 Overture的网站搜索里会排得很后,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付费式网页排序搜索引擎。你付给Overture的钱越多,你的网站就排得越靠前。
以上所说的都是与内容的生产以及内容的重要性有关,它们都是基本的人类表达。不过要看到,计算机本身是一种实体的东西,我们可以高兴的分享这一实体的存在。而事实上,我们还能共享看不见的无线资源。
以前,通常是一个人拥有无线网络的授权,然后向一定领域里的用户发送无线信号。这要看该地区的人是否同意那项使用协议,或者直接购买。而我们今天的计算机和无线电技术发展得已相当成熟,我们已经发明出了一种算法,可以让人们通过一种共享协议组建无线局域宽带网。其原理非常简单:当我不在用(无线网络)的时候,我可以为你传递信息;当你不在用的时候,你也可以为我传递信息。这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方案,不过在美国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部署这样的无线网络,当然是充分考虑到了公众利益的。
要是1999年的时候我希望建一个数据存储与提取的系统,这个系统要求具有TB级的容量,要能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还要求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连接上,在任何一刻都能承受一亿用户的访问,并且抗攻击、有效防病毒入侵。在1999年的时候,要建一个这样的数据中心恐怕需要花几年的时间,还要耗资上百万美元。事实上P2P网络正好具备这样的能力。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这样的网络会为人们盗取音乐资源打开方便之门,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P2P网络确实是一个分散的数据存储与提取系统,人们共享宽带与存储空间,使得这一系统成为可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种商业交易的框架。过去我们把经济活动划分为两类,要么是基于市场的,要么是不基于市场的。可以是集中的,也可以是分散的。比如价格体系就是基于市场的、分散的一种经济体系。而要是有人在系统中起管理者的作用,比如公司,这是属于市场范畴的。而假如监管者是政府或某个大型的非盈利机构,那就是非市场范畴的。要实现分散的社会生产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不是说社会本身的问题,而是经济结构本身的要求。
我们今天则看到了第四种框架的兴起,那就是社会化的共享与交换。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共同分享某种有益的东西,或为彼此创造某种东西。事实上我们一直都这么做,这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活动给我们的经济领域带来了影响。
这一新框架的特征是权力的去中心化。你无需像再去征询别人的同意,而那是一个以财货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每个人都可以去创造、创新和分享,可以是自己干,也可以与他人合作。明确定义的所有权是促成合作的一种方式,但它不是唯一的。
过去我们通过市场,以资本和协议来开展经济活动,而现在,最重要的经济活动都慢慢的走到社会化的框架之内。信息的自由流动决定着什么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也帮助人们寻找到最佳的人来干最合适于他们干的事情。还有,社会化的框架也是一种激励性质的框架。要知道,金钱并非永远是最佳的激励方式。比方说,宴席过后你在餐桌上留下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这并不能增加你下一次接受主人的邀请的几率。而假如你觉得赴宴这个例子不够生动的话,不妨想想性交的例子。
这一新型的经济框架还呼唤一种新的组织架构的产生。我们今天看到了许多“任务型组织”(task organization)的行事方式就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以往人们必须雇佣那些懂得行业知识的人,花某一段集中的时间来干某种活计。而假如你把任务切分细化,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鼓励人们去帮助你完成某件事情。因为任务细化以后,每个人仅需花五分钟的时间就能完成属于他的一部分。要是人们对那活儿感兴趣,或自信能从中体验到快乐,或着是获得某种认同,或得到某种社会归属感(比如参与编辑维基百科),人们就会很乐意抽出五分钟的时间来完成那一活计,而不是泡在电视机前面。
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正在形成。它正在为我们创造财富。要是我们通过对比,就能更清晰地看出:P2P网络正在对传统的唱片业界构成冲击,自由 /开源软件正在从微软那里抢夺市场份额,Skype也许会威胁到电信企业的生存,维基百科则正在对其他的在线百科全书网站发起挑战。
同样,这对于商业圈人士来说,也意味着新的机遇。新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行为的出现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机遇。比方说,以前你只会制造出优良的器械(well- behaved appliances),现在你可以把目光放到工具的制造上,你可以制造出开放性的工具。还有新的价值判断开始出现,人们心中的价值杆称上也多出了新的器物。你可以建立利于人们自我表达与相互合作的平台,比如维基百科,比如“开放目录工程”。你可以建立这样的平台,而这本身即可成为新的经济模式。你还会遇 到很多的冲浪者,他们看到你的计划有趣就会在半路加入,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人士纳入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因为你有这样一个信念,即一个相互连接起来的人群是可以产生出某种东西来的。他们的产出也将为我所使用,于是我就跟他们联系,最后我也会在他们付出之上贡献出我的产品。这听起来似乎很可怕,不过Google所做的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事情。IBM也是这么做,他们很过得挺不错呢。
所以我们说社会化生产是一个业已发生的事实,而非转瞬即逝的时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将主导我们的经济走向转型。这一切都源于互联网的出现。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化交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在个别的行业,这一模式比传统模式的效率高得多,因为可以获得的信息更准确,能找到的人更优秀,交通运输的费用更低。这样的模式是可持续的,并且正在飞速的成长。
可是,从负面来说,新的经济模式还在受到旧工业模式的制约,尽管旧有模式也在受到新模式的挑战。往后大家翻开报纸看到某个关于知识产权的裁决,或某个电信业的裁决,我敢说那将不再是关乎细小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与我们作为社会成员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自由密切相关,也与未来的信息、知识、文化的生产紧密相联。正是在此一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一场拉据战:是继续让现今的工业模式继续发展下去,还是让新的经济模式与旧有的工业模式同步发展,让历史的发展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
复杂度与人性
约柴·本科勒(Yochai Benkler)
天无绝人之路。
── 维·格雷(Wavy Gravy)
我们都曾见到过这一幕:志愿者们贡献他们的力量。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饮食、居住、交通、安全等各方面的社会问题,提出各种富有创意和灵感的方案。人们通力合作,修补着社会这张大网的破损之处。当天灾人祸打乱我们所处的系统时,社会为混乱所主宰。在此后的几分钟、几小时、几天内,人们手足无措。所能信靠的,惟有人类的智慧、毅力和我们共同拥有的人性。
我们常用“混乱”来形容受灾地区。当我们说当代生活处于混乱时,并不是这个意味。我们用“混乱”来形容当代生活异常复杂而变化迅速——与过去相比,甚至与并不遥远的过去相比。当然,生活从来就没有简单过。但事实说明,在当代,有多得多的因素在相互作用与影响:生活在深圳和班加罗尔(Bangalore)的人们,其日常行为将快速、直接地影响到从威奇塔(Wichita)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从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到悉尼(Sydney)的居民;而不管计划得多么周密,美国那些肆无忌惮的贷款者和草率粗心的借款人,都能够引发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灾难。复杂性正是源于这种实在的影响及其巨大规模。新事物在不断出现,而系统化地运用现有知识以形成新知识、用创新的思维进行创新、以及运用信息以获得更多信息,更是在广泛普及。知识将年复一年推陈出新。别忘了,从互联网的出现到现在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有这样两个特点,使得当代生活在某些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颇象一场慢镜头播放着的灾难片:第一、全球范围内人类行为的相互依存,第二、人类的创新在系统化的加速。正是这种不可预知性,使得建立一个系统,一个剥夺了人类本已胜任的能力系统,是不智之举。这些能力包括:观察、思考、创新、适应、讨论、学习、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很多系统呈现出松散的、以人为中心的模式:从脱离了享利•福特(Henry Ford)高度结构化生产模型的丰田生产体系,到由AT&T脱胎换骨而来的因特网,进而再到维基百科(Wikipedia)随时随地、渐进性地积累人类知识。这种积累方式,直到最近仍被人们认为太混乱而难以生效,有很多人甚至今天依然这样认为。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通过使工作人性化,能够使系统更好地运作。
走向现代化
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并不轻松。火车和飞机、电报和电话,所有这些把人们带进同一个互为因果关系的空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对这种日益增加的复杂性的解决方案是强化组织的角色,优化系统的设计。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这种思维方式带来了更加复杂的管理系统,包括明确的角色和职责定义,职权、沟通和控制职能的划分。
在商业方面,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rick Taylor)的“科学管理”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之后更体现在亨利·福特的装配线上。科学管理的宏愿是把要完成的事情定义到每一个细枝末节,进而通过监督和奖励予以强制实施。最终的结果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技术--装配线。这一想法是为了要消除人为错误和由于情况变化导致的变数。对于后者,是通过让人对系统不需要思考来实现。这就中和了人工操作的可变性。查理·卓别林(Chalie Chaplin)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塑造的装配线工人的角色,是对那个时代和对人性磨灭的最鲜明写照。
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变得越来越集权和官僚化。虽然不如本世纪中叶的集权状态那样野蛮,但建立由专家设计,实施监督和控制的做法却越来越普遍。其目的在于限制人类的贪婪、防止人为的错误和未知因素。这源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后建立起来、极为成功的官僚行政体系;脱胎于把欧洲从二战造成的物资匮乏泥沼中拯救出来的马歇尔计划;并帮助日本工业复苏。在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我们从AT&T电话系统、IBM大型主机这些本世纪中叶的奇迹中也能看到复杂系统的影子。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这种被高度管理的复杂系统显示了其高效,让当时的竞争模式彻底束手无策:从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到伴侣号(Sputnik)人造卫星,从沃森(Thomas Watson)的IBM到通用汽车。然而,今天反观这些典范,他们这种必然的成功却预示其代表的信仰一定会消亡。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指令控制系统的局限性,一种新的方法出现了;但最终证明它只是系统设计完美化的退变,而非放弃。这种设计仍旧排斥了人性的大部分。在这种系统中,代替了计划和控制的是完美市场的神话。它极度简化了人的本性,而是运用数学模型,去描述人类自私、理性的行为;去描述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人类,如何面对多样化的世界。这一方法被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然而,请看运用市场理论对下述问题的经典分析:为什么人们会使用或不使用避孕套呢?“不安全的性行为对女性或男性带来的预期效益(Expected Utility,EU)等于不安全的性行为的好处(Benefit,B)减去它的预期成本(Costs, C),即 EUm=B-C(1-Pm)(Pf),和EUf=B-C(1-Pf)(Pm)”。(译者注:m,f角标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难道从这么“宝贵”的分析中,你能了解任何关于人性的欲望、鲁莽、和无助么?难道能够减缓艾滋病的传播么?如果要维持完美市场论的完美,只有通过臆造这种极其空泛的关于人性的模型,臆造这种唯经济有效曲线适从的模型,并且忽略掉任何不能通过价格表述的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如同官僚政治,完美市场也取得过成功。但同样,它作为人类系统设计方法的局限性也日益明了。
工作、信任和游戏
完美的定价需要完美的信息。完美的信息原本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在一个持续快速变化、拥有复杂的全球交互的世界里,这更变得象一场渐渐远去的梦。取而代之,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渐远离控制或者完美定价机制的系统的崛起。这并非没有控制,也并非没有市场,也不是说用来协调人类行为的哪一种方法将会消失。这些在管理之下的系统,日益与松散的组织结构相互交织,利用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社会关系,吸引和聚集更丰富的人类贡献。硅谷公司的着装风格和娱乐文化,比如Google员工每周可以有一天时间去实现任何他们喜欢的想法。这不会使这个美国最具创造力的地区成为一个游乐场,也不是以牺牲生产力为代价让员工满意,反而使得人和社会更加投身于创新--这一从长远来看,唯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维基百科使得除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外的所有商业百科全书黯然失色。它不是依靠巨额的IPO,也没有雇佣最聪明的员工,只是建立了一个开放、富有吸引力的机制,让人们一起学习,追求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复杂、不可预测的世界中,这个结合了人类个体、学习和适应性的系统,与管理之下的系统是迥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就象全新的丰田模式与大众汽车的不同,或是互联网与AT&T的不同那样。新系统的标志是:(a)对权威的定位,相对于系统边缘元素的能动力;感知环境、发现机会和挑战、做出回应的能力恰恰存在于边缘(b)对人性的强调:互信、合作、判断和洞察力;(c)交流是永恒的主题;(d)松散耦合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对象和进程之间的规则和依赖性的联系都不紧密;行为和交互可以通过多个系统同时发生;容许失败、调整;可以重定向以适应变化和进行学习;或是从一个系统转变为另一个系统去寻求解决方案。
请首先思考一下,丰田汽车的模式是如何战胜泰勒和福特的。泰勒模式是这样一种典型:它试图去度量和定义生产系统中所有的人力和资源。科学管理的宏愿是建立一个单一、完整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所有与人有关的变量(这些是怠工、人为错误的根源)能够被分离出来并加以控制。福特模式继承了这种愿景,把管理知识嵌入到了由大量严格的任务明细和规则指导的技术平台--流水线。而与之相比,在丰田生产方式中,角色分工要少得多,角色定义也更模糊;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均可执行所有的任务;他们受到鼓励去尝试、提高,允许他们失败、并进一步适应。而最为首要的是沟通。这样的系统是基于信任与合作。企业通过管理控制系统进行管理,但同时通过团队合作和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机制体现其功能。甚至有超越丰田模式,更松散耦合的体系,比如台湾的ODM制造商。
再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的另一个代表--互联网。恰恰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本书才得以问世。我们会将之与全盛时期AT&T的设计理念加以比较。与互联网不同,AT&T的网络是被充分管理的。上世纪中叶,该公司甚至拥有对网络最终端的电话机的所有权,甚至争论是否需要禁止顾客将未经授权的电话连接到系统。(表面上,这是为了确保网络功能正常和了解用户行为。实际上它的作用是排斥竞争对手,而与上述两个目的毫无关系。)这一做法确实产生了收益。但是任何有意义的技术创新都需要管理层的批准,并需要对整个网络进行重构。而反观互联网,从设计之初,就把通用性作为最高要求。网络硬件只是根据标准化的寻址信息来分发数据包。数据处理工作,比如把个人通讯(一封信或者一首歌,一个视频或是一个软件)分解成数据包,则是由互联网的周边设备来完成的。这些周边设备就是每个用户的计算机。互联网带来了令人惊叹的高速创新,这一点有目共睹。但同时也造成了网络安全性的某些漏洞。
这些漏洞导致人们开始争论是否需要一个新系统来管理互联网。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对互联网上信任和安全的质疑,恰恰起因于这个网络最初的设计者之间多少存在相互信任。因此有关网络安全的责任,被从网络本身,转移给了网络边缘的节点。当互联网发展起来,用户变得形形色色,信任(对于系统中的个体是合格的、无害的,或者至少是真诚的)下降了。这种下将带来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可信计算(Trusted Computing)”,在技术系统中植入安全机制。不只是在它的核心网络元素中,而且在它的周边设备中。比如说,一台“可信任的计算机”将不会运行它的主人想要运行的程序或文档,除非它已经从其他地方得到了授权:可能是版权所有者,反病毒公司,或者雇主。这被认为是阻止版权侵害、防止系统瘫痪、和保证公司安全的最有效的方法(这是实施此类系统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可信计算”模式完全违反了与互联网以人为中心、松散耦合的设计理念。一反让位于终端的个人来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这样的系统种植的信念是:机器或技术系统是可信任的,而他们的使用者--人类,是恶意或无能的,或者二者兼备。
人类重新介入
泰勒模式(Taylorism)、AT&T的贝尔体系(Bell system)和信任计算都在试图去除人的个体因素,并代之以设计完备、紧密结合的系统。即利用系统的规范和规定控制和指导人的操作和学习。在这些系统中,人的自主性、学习、交流和适应性即使没有被清除,也被降到最低。系统的知识来自外界、来自设计者和初始设计,来自于本身不受系统约束的管理者或系统设计者对系统性能的观测。相反,松散耦合的系统坚决摒弃了这种等级的控制,而是为人类自主性、试验、失败、交流、学习和适应提供空间。松散结合是新系统的核心。这种系统设计的特征便是为人类自主性提供空间,而对系统自身的许可或者限制则相对弱化。系统设计师,为人类自主性创建了一块领地,承认设计和计划的局限性,并相信通过系统中个体的自主活动,系统能够逐渐学习并完善。
随着现代生活日益错综复杂,我们需要在系统设计中重新植入人的因素。必须将我们的灵魂放回系统内部。如果多年的人工智能研究给了我们启示,那就是带给人类真知灼见的事物往往无法复制和组织。位于这些新系统中心的是能够进行判断、尝试、学习和适应的人。但是允许人类自主性的同时,也要为人类的缺陷提供空间。虽然这种理念与 20 世纪的主流系统设计截然不同,我们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建造一个新的系统。它支持人类的社会性——考虑别人及其需求的能力,选择与社会利益一致的目标而不是利己主义的能力。未来的挑战在于怎样建造一个系统,它允许我们最大限度地进行探索、试验、学习和交流。这样才能够促进合作,并使得人类扬长避短。在这个网络信息经济时代,许多社会化生产合作的人类实践,如自由软件、维基百科、创作共享(Creative Commons)向我们提供了真实的证据:以人为核心的系统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成长壮大,正如创造这些系统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成长壮大一样。
相关链接编辑本段回目录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freesouls.yeeyan.org/complexity-humanity-by-yochai-benkl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Yochai_Benk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