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谷歌在中国的600余名员工以及余下业务仍前途未卜。路透社
谷歌出走的过程，可以用“要走——不走——不想走——不得不走”这四幕剧来描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宋媛发自北京 3月23日傍晚，刚刚从沙尘暴走出来的北京城，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浓重的腥土味，位于中关村清华科技园的谷歌中国办公楼，尽管被玻璃墙幕包裹得严严实实，却也证处在另一场风暴之中。
此时，已有在大批中外传媒聚集谷歌中国办公楼前。为了维持秩序，保安们拉起了警戒线。本报记者致电的谷歌公关人士表示，“目前没有消息发布”。在此期间，有人拖行李从楼中走出，还有数名外国人在大厅内逗留、合影后离开。本报记者上前试图对偶尔出现的员工做简单的采访，昔日热情的谷歌员工要么装作听不见、看不见，要么得知是记者，便立即不再搭话，调头走开。
就在当天凌晨3时零3分，谷歌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德拉蒙德发表了名为《对中国的新策略：更新版》的声明，宣布将谷歌中国的搜索服务由内地转至香港，正式关闭谷歌中国的域名“google.cn和g.cn”，首页跳转到香港域名“www.google.com.hk”，该页面上显示的一句话是——“欢迎您来到谷歌搜索在中国的新家”。
至此，谷歌与中国监管部门之间长达两个月的争执划上了休止符。
员工一度被蒙在鼓里
如果重新审视谷歌退出中国风波的始末，大概可以用“要走——不走——不想走——不得不走”这四幕剧来描绘，而谷歌高级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在退出风波中则扮演着报幕员的角色。
除了宣布3月23日的正式退出声明，在两个多月前的1月12日，德拉蒙德就在谷歌官网上发表首次公开声明，表示有“来自中国的、对谷歌公司网络设备高度精密和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不愿再在中国运营“受到审查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并考虑退出中国市场。
对于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声明，谷歌中国员工夏春丰和他的同事们被“蒙在鼓里”，甚至连大中华区总裁刘允也毫不知情。
当天，在看到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发题为“谷歌威胁关闭中国运营及网站”的报道后，夏春丰明显感到，“这不是声明，这简直是‘下战书’。尽管谷歌和中国政府在网络审查问题上长期以来就矛盾重重，但没想到公司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对抗。”
谷歌总部战书式的声明过后，公司内外一片哗然。中西媒体就“谷歌退出中国”、“新闻自由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但夏春丰和他的同事们关心的是：谷歌中国何去何从？这毕竟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
1月13日上午10时许，为稳定公司员工情绪，谷歌创始人之一的谢尔盖·布林通过视频与北京和上海的员工就德拉蒙德在声明中所提到的内容进行了沟通，并保证将维护600余名员工的利益。
在1月17日晨的例会上，谷歌中国向中层以上的员工吹风，表示“已经与中国政府商讨保留中国研发中心、销售团队和手机业务团队”。涉及工作变动的部分员工将会得到妥善安置，如果员工愿意，还将会被派往东南亚和日本等地区的分公司工作。
既然谷歌去意已定，员工前途依旧可期。于是，谷歌中国的多数员工还是抱着相对轻松的心态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漫长的春节假期，夏春丰还带领家人一口气游览了东南亚6个国家。
商业谈判、外交途径都用尽
“公司的退出决策有些孩子气，其实大家都希望公司能全部留下来。但是，撕破脸之后，就再也没有脸走回头路了。”对于谷歌中国的出走，夏春丰认为，总部走了一招险棋，企图以“退出中国市场”威胁中国政府放弃对谷歌的“网络审查”，但没想到“中国政府根本不吃这一套”。
在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赵启正借用民间谚语规劝谷歌，“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句话有毛病，如果有好的草为什么要放弃？好马要吃好草，所以回头的马是聪明马。”谷歌这匹好马确实想吃回头草。
而在谷歌最初威胁要退出中国市场时，中国政府也曾多次坦诚表达挽留与劝诫之意。一位要求匿名的谷歌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谷歌总部的偏见和固执，使自己一次次错失了继续留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台阶。”
在外界看来，谷歌公司和中国政府的交锋仅仅是一次次措辞强硬的“声明”。其实，这背后却是多个回合的谈判与沟通。
在1月12日谷歌高级副总裁德拉蒙德威胁“退出中国市场”的次日，谷歌公司就开始寻求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谷歌邀请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向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转达了谷歌希望能够直接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的意向，这一信息被迅速传递给了国内，中国网络监管部门负责人与谷歌代表商定在达沃斯论坛上会面。
1月29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期间，谷歌首席执行官（CEO）埃里克·施密特与国新办和工信部负责人举行了商谈。据接近会面的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谷歌表示坚决不愿再“在谷歌中国的搜索引擎上继续进行搜索结果过滤”，希望允许谷歌在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内运行一个不过滤的搜索引擎；而中方负责人则对德拉蒙德谴责“中国信息自由”很不满，并且重申了严肃监管的立场——“外资企业在华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中国公众利益和文化传统，谷歌也不能例外。”
“达沃斯接触”无果而终，商谈仍在继续。夏春丰向记者透露，此后，谷歌公司至少派出过两拨人员到北京谈判，由于双方都坚持在达沃斯时候的立场、互不让步，直到“年检”期限的邻近，谈判依旧没有进展，谷歌只好选择离去。
所谓的年检，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相当于北京的“暂住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规定，只有年检合格，才有资格继续经营互联网业务。
撤掉Google.cn早有先兆
事实上，谷歌中国并没有多少实质的经营决策权。德拉蒙德在23日的声明中亦明确表示：“所有这些决定都是由美国的管理团队做出和实施的，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员工能够、或者应该为这些决定负责。自我们在1月份发布博客以来，尽管面临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他们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专注于服务我们的中国用户和客户。”
实际操控谷歌这个媒体科技帝国的只有三个人：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以及CEO埃里克·施密特。其中，两位创始人布林和佩奇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他们拥有超级投票权的B级股份，其相当于A级股份投票权效力的10倍。两人在公司股票上市前要求投资人不要买他们的股票，除非能认同他们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事风格。佩奇甚至说：“你买谷歌股票就是在我们俩身上下注。”
不过，这三位最高决策者在对谷歌中国的意见上也不尽相同。施密特最能接受商业逻辑导向，不会因为政治倾向而影响商业决策，佩奇的反应较温和，由于自身成长背景的因素，布林对审查的抵制最为强烈。
在今年最新出版的自传中，李开复曾描述谷歌最初要进入中国时的情景，“当我在山景城和布林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别担心，就算我们撤掉Google.cn，你招来的精英也一个不能少！而且就算真的到最后我们决定撤出，我们也会保留一个纯粹的研发中心！’听罢此言，我一方面对他的支持和承诺表示感谢，但另一方面我也真的惊讶他居然在考虑撤掉Google.cn！”
四年来矛盾的总爆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布林撤掉谷歌中国的想法由来已久，本次谷歌出走事件只不过是“四年来矛盾的总爆发”。
2006年4月，在谷歌决定正式进军中国市场的时候，最大的疑惑就是要不要接受中国的审查和过滤机制，谷歌公司董事会曾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辩论，最后勉强达成了共识：“我们的决定建立在相信Google.cn可以为中国用户提供更大范围的信息的基础上——虽然并不完美。”
当时，以谷歌创始人之一的谢尔盖·布林为代表的部分高管就对审查搜索结果持保留意见，甚至还恳请美国政府将网络审查列为双边及多边贸易议程的“中心元素”，这表明谷歌在华商业行为最初就带有“政治化”的倾向。
“事实上，谷歌中国在这些年的经营中，与中国政府的磕磕碰碰也不断。”夏春丰说，中国政府多次就谷歌允许用户通过其中国站点访问色情内容提出警告，而谷歌则回击说这是“信息自由”。
其中，最激烈的一次交锋发生在2009年，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在1月、4月和6月，三次对“谷歌中国网站仍存在大量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发出严厉警告，谷歌则置之不理。
“去年9月份。李开复离开谷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公司经营上与总部发生了矛盾。据说，总部就一直压李开复就‘网络审查’问题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前述要求匿名的谷歌内部人士这样透露。
欲撤还羞留“后门”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在宣布退出中国大陆之前，谷歌事先告知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迈克·哈默在一则声明中说：“谷歌根据其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理由作出了决定。”
哈默还指出，白宫尊重谷歌的决定，并且回忆说，奥巴马政府曾向中国政府表达了对于这一事件的关切，他强调美中关系“已经足够成熟，能够经受住分歧”。
如今，香港一夜之间成为了谷歌的避风港。
在3月23日的声明中，德拉蒙德明确表示，谷歌公司将继续运营北京研发部门，并向中国内地的广告商出售香港服务的广告。不过，其销售业务的规模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有多少中国内地用户能访问该网站。从长远来看，谷歌在中国的600余名员工以及余下业务仍前途未卜。
“谷歌中国寄居香港只是权宜之计，三年内谷歌必定会要求全身重返内地。”夏春丰对谷歌中国的前途并不那么悲观，他说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市场正以每年40%速度增长，这是一股强劲的吸引力，谷歌也无法抵御这种诱惑。
在他看来，谷歌选择退居香港这一策略就是为日后再次进入内地市场做准备，“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国家的外交机构和大公司被赶出中国大陆后，也是先退居到香港，再找机会回内地。谷歌选择不完全撤离中国，继续在华研发与销售业务，还可以从美国政府那里捞到不少好处，包括商业上利益以及扩大政治上的影响力。”
不过，《华尔街日报》认为，谷歌决定把中国用户导向其无需审查的谷歌香港网站，乍一看，这对解决因中国政府审查规定给谷歌造成的道德困境不失为一种良策。但此举面临的风险是，中国政府若动怒，只需简单封掉大陆与香港网站的通道，谷歌今后在中国的日子就极为艰难了。（应受访者要求，夏春丰为化名）
谷歌创始人布林详谈退出中国始末编辑本段回目录
他说，中国无所不在。我参加的会议中有五分之一包含了一些适用于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成分。
36岁的布林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在实施他记忆中苏联实施的镇压行为，也是让他改变主意的原因。布林在6岁时随父母逃离了苏联。他说，对那个年代的记忆──警察登门，父亲遭反犹主义歧视──让他更加认为，抛弃谷歌既定政策的时候到了。
1月12日，谷歌表示它将停止对其中国搜索引擎的自我审查，原因是遭受了网络攻击，并相信攻击是为了窃取中国维权人士的电子邮件。本周一，谷歌实施了这一政策，将其搜索引擎的大陆用户转到无需审查的香港站点。
布林说，网络攻击是压断骆驼脊背的稻草。知情人士说，随后谷歌公司内部就是否停止审查展开了激烈辩论。了解辩论情况的人士说，首席执行长施密特(Eric Schmidt)等人觉得谷歌应当在中国坚持到底，继续从内部推行它的原则，但布林和其他高管占了上风。
布林说，我们对此确实有过漫长的辩论，几次漫长的辩论。我们听取了所有的论点。当记者问及可否联系施密特和谷歌另一位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发表评论时，谷歌发言人说布林讲的话代表了整个公司。
谷歌接下来在中国会怎样，目前还不清楚。它的业务已陷入危险境地。包括香港传媒公司TOM集团有限公司(TOM Group Ltd)在内的一些合作伙伴停止了与谷歌之间的搜索协议，理由是它们要遵守中国法律。据招聘人员称，员工在盘算投奔微软(Microsoft Corp.)等竞争对手。
中国政府称谷歌此举是“完全错误的”。互联网专家怀疑，中国是否会让谷歌继续把用户对谷歌中文网站的访问转到香港。尽管谷歌没有审查香港网站，中国例行的互联网过滤工具却在对中国用户屏蔽一些搜索结果。
布林对谷歌早期同意在华审查搜索结果的疑虑可以追溯到他在苏联的童年时代。1979年，他和家人离开苏联，以躲避反犹太主义思潮。当时布林只有六岁，不过他说他记得在父母决定移民海外之后，警察到他家里讯问他的父母，这类记忆让他不时回想起对监视持续不断的恐惧。
布林说，直到今天，他和家人还常常反思移民海外的重要意义。他说，他的父亲曾想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不过由于种族歧视，最后成了一名数学家。他说，他享受着追逐自己创业梦想的自由。他的父亲成了马里兰大学的一名数学教授。
中国是一项重大考验。谷歌迫切希望参与其中，希望可以增加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它感知到新的商业机会。2005年，谷歌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高管们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在中国开设一个搜索引擎──此举可能要求他们事先过滤掉他们觉得中国政府认为反动的内容。
布林、佩奇和施密特一致认为，推出一个搜索引擎──并在网站上声明部分信息被去掉了──能让中国互联网用户知道信息受到了限制。
布林说，2008年底，就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审查变得更严格了。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有关部门还开始告知谷歌，它需要若干额外的许可证才可以运营业务。
去年，中国政府指责谷歌网站上有太多色情内容，迫使谷歌在一段时间里暂停了部分功能，谷歌进一步受阻。多年来中国时不时屏蔽的谷歌YouTube视频服务在中国无法再访问。
布林说，2009年底谷歌发现自己遭受了一场非常复杂的网络攻击时，谷歌仍在评估各项选择。布林说，在谷歌找到证据证明攻击的目的是为了侵入中国维权人士的电子邮件时，他终于受够了。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布林说，最后我想这就是你承受的底线了。所以，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显然超过了这个底线。
至于中国，布林说谷歌正在评估业务，包括仍在中国运营的业务，比如地图和音乐搜索服务。他说，我们步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会考察所有的服务。
他对更为激进的最终结果仍抱有希望。他说，我当然希望长期解决之道是中国大陆互联网的自由。
Jessica E. Vascellaro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chinese.wsj.com/gb/20100325/atc085706.asp?source=what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