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科学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还有几位具备诺贝尔奖水平却不幸被遗漏了的女科学家有数学家爱米·内特(A.E.Noether)、物理学家丽斯·迈特纳、物理学家吴健雄、生物化学家周芷、生物化学家洛莎琳·富兰克林,天文物理学家约丝琳·贝尔·布勒尔,等等。
获奖领域 | 获奖年度 | 获奖者 |
物理 | 1903 | 居里夫人※(Marie Sklodwska Curie) |
1963 | 迈耶(Maria Goeppert Mayer) | |
化学 | 1911 | 居里夫人(Marie Sklodwska Curie ) |
1935 | 约里奥·居里夫人※(Irene Joliot-Curie) | |
1964 | 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 | |
生理医学 | 1947 | 科里夫人※(Gerty Radnitz Cori) |
1977 | 雅洛(Rosalyn Sussman Yalow) | |
1983 | 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 |
1986 | 蒙塔尔西尼(Rita Levi-Montalcini) | |
1988 | 埃利昂(Gertrude Elion) | |
1995 | 福尔哈德夫人(Christiane Nusslein-Volhard) |
1)来自性别角色的传统思维。传统上,科学被描述为客观的、事实的、不容置疑的,处理现象而不是人,难以用价值和文化衡量的,难于学习的,因而科学只是适合男性并被男性占领和控制的。
从小孩接受知识和教育开始,社会已经形成了男孩和女孩性别角色的差异性认识,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通常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认识强加给他们,使他们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女孩喜欢摆弄布娃娃,男孩喜欢摆弄汽车模型;女性被要求与母亲一起做家务事,男孩则跟父亲做修理一类的技艺活;男孩被鼓励大胆使用各类工具,女孩则被警告这些工具会伤人;女孩比男孩更爱好社会服务或者艺术;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认识到数学、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女孩总是低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能力,男孩则高估自己的能力;男孩通常控制班级的讨论;大家通常假定男孩对科学有更好的理解力;上好物理、数学课对男孩比对女孩更重要;实验作业时女孩表现不好是因为能力不够,男孩表现差则是因为运气不好;女孩倾向于对自然现象如天气、彩虹、月蚀与人的关系更有兴趣;男孩倾向于对这些现象本身如形成的机理和过程感兴趣。因此,女性在家里和学校就缺乏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没有对科学研究的自信心和强烈的欲望。
这种传统的角色定位一直会延伸到科学家的整个科研活动中,人们对男女科学家的同样的行为产生褒贬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男科学家敢做敢为,女科学家顶多是具有进取心;男科学家注意细节,女科学家吹毛求疵;男科学家发脾气是因为沉湎于工作,女科学家则是不讲理的母夜叉;男科学能坚持到底,女科学家不知道在何处打住;男科学家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女科学家则带有偏见;男科学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女科学家则固执己见;男科学家小心谨慎,女科学家则过于保守秘密。如果科学家作为管理者,男科学家是个坚定的上司,女科学家则会难于合作;男性表现的是权威,女性表现的是专横;男科学家情绪低落时别人会小心走过他的办公室,女科学家情绪波动则非常正常因为她正来例假。
2)来自家庭的压力。家庭对于所有工作的女性都是个棘手的问题,对女科学家更为麻烦。科学需要一个人把除了睡觉的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或者工作事务中,每周4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显得捉襟见肘,每天工作10个小时是司空见惯的事。女性对于家庭肩负更大的责任,要她们每周工作70个小时几乎不可能。科学家必须在年轻的时候(20岁~30岁)努力学习和工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创造力最旺盛,而且也是为他们能够长期在这一领域谋求职位打基础的时候。过去,男性通常会去找一个要么没有工作、要么只有简单的工作的女性做妻子,这样妻子可以做家务和照顾孩子,自己则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而这个时候恰恰是女性生育的最佳年龄,过了这个年龄生育可能很危险甚至不可能生育了。因此成功的女性科学家结婚年龄较晚,生育子女少。一般情况下,许多女科学家通常与男科学家结婚,如果他们专业相同或者相近,则容易出结果;相反,如果专业相差较远,则女性容易放弃自己的专业去支持丈夫的工作。在诺贝尔获奖者中,居里和居里夫人都从事物理学上的反射性研究与贝克勒尔共同分享1903年的物理奖;居里夫人的女儿依瑞妮·约里奥·居里和丈夫菲特烈·约里奥·居里因发现人工反射性元素共同获得1935年的化学奖;1947年科里夫妇因共同获得生理学奖。迈耶夫人的丈夫约瑟夫·迈耶也是一个知名的物理学家。而另外一些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可能选择独身,如麦克林托克和核裂变的发现者之一迈特纳。
3)导师的缺乏和科层组织的制约。年轻的女科学家应该选择一个男科学家还是女科学家作为自己的导师,区别有多大很难说。但是,一个好的女导师不仅是职业指导者,而且教会学生如何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教会如何协调家庭与事业的矛盾。当一个女科学家工作处于压力与紧张之中或者遇到困难时,她可能更愿意与同性科学家倾述并请求帮助。而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科层组织里,女性的升迁也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如果没有优秀的导师鼓励她们,没有优秀的导师评价与推荐她们,女科学家的成就会被低估,女科学家的论文和著作可能会不被认真引证,因此女科学家成功的难度就会加大。
关于这一点,科尔兄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如果把教育结构看成一个金字塔,塔基是小学,顶端是精英科学教育机构,登上金字塔越高,遇到的歧视越少。其原因是,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对人的评价标准就越明确,越合理;一个人在教育阶梯上攀登得越高,就越要求地位判定者和把关者在评价申请时持普遍主义的标准。因此,妇女可能在成长位科学家的奋斗过程中遭到歧视,而不是在成为专业科学家之后[1]。但是科学家成长需要环境和时间,一个不能在成长中得到机会的科学家怎么能进入科学家的高层?
对女科学家的职业歧视有时候比科学共同体的名誉分配不公严重得多。因此,直到20世纪20年代,很多女性虽然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不能在高校担任教师或者研究员。一些女科学家如居里夫人、内特工作了多年却没有薪金和职位。科里夫人直到她获得诺贝尔奖时还没有得到教授职位,迈耶夫人则当了多年的编外教员,麦克林托克虽然曾当选遗传学会主席,但也因不能获得大学工作而离开科学一段时间。埃里昂在成为正式研究人员之前10多年不得不作秘书的工作。
4)工作环境。女性处在一个由男人统治的工作环境之中,这个环境里有阻碍女性发挥能力的因素,例如性骚扰、男人对女性的家长式的作风、性别歧视等。当女性科学家和男性科学家合作时,女性的光芒往往被男性掩盖,男性科学家被认为时合作组织中的大脑,而女性只不过是胳膊。医学家认为在放射性免疫测定的发现中,是雅洛的男性合作者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当他的合作者死后,雅洛才建立起自己的名誉。据说,沃森和克里克未经同意就使用了洛莎琳·富兰克林的实验结果分析出了DNA结构连一声感谢都没有,更别说荣誉分配了。约丝琳·贝尔·布勒尔作为脉冲星的发现者的荣誉则全部被她的导师占去了。
首先,她们都热爱科学。在科学中她们度过美妙的生活。尽管她们有各种嗜好,如登山、音乐、读书、品尝美食、宗教信仰和抚养孩子,但是科学照亮了她们的一生。在她们的言谈中充满着“喜悦”、“满足”、“乐趣”等字眼,她们能够一如既往地从事科学是因为内心的牵引和对工作的热爱。科学使她们兴奋,因为她们正为20世纪科学最重要的突破贡献自己的力量。她们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新的领域。
其次,父母的赞成和家庭成员的支持有特殊影响。除雅洛外(雅洛的父亲是一个小业主),她们都出身专业人员或者学术家庭。她们的父亲有建筑师、工程师、律师、牙医以及大学教授。内特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培养了女儿的天才;迈耶夫人的父亲鼓励自己的女儿从事职业活动,希望她成为家族第七代教授。吴健雄的母亲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女权主义者。霍奇金夫人和富兰克林得到了母亲和婶婶的经济支持。居里夫人和她的妹妹达成了互相支持通过大学的协议,居里夫人后来又支持自己的女儿依瑞妮·约里奥·居里。与此相反,蒙塔尔西尼和富兰克林的父亲反对女儿的志向,麦克林托克则是母亲不赞成女儿成为教授。
第三,强调教育的宗教价值观是重要的。布勒尔市教友派信徒,这个教派虽然人数不多,产生了相当一批伟大的科学家。一半的获奖者具有犹太背景,犹太人的学习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有助于男性和女性从事科学,尽管犹太人在美国不到3%,却占到了美国培养的诺贝尔奖的27%。3个在美国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女性诺贝尔获奖者中,有两个是犹太人,而美国天主教教徒只有1个:麦克林托克。
第四,很多成功女人的后面站着一个男人。一半以上的女性科学家结婚生子。除了一个丈夫外其他人都支持妻子的科学研究,有时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居里先生和科里先生为了支持妻子而拒绝了一流研究机构提供的声望更高的职位。吴健雄和她的丈夫过着分居生活。三个著名的男物理学家鼓励新一代英国女性从事晶体学研究,霍奇金也在其中。迈耶先生承担了更多的家庭事务。埃里昂和乔治·赫庆斯的研究伙伴关系持续了数十年,雅洛与索洛蒙·贝尔逊也是如此。只有布勒尔是个例外,她的指导老师并没有成为她的真正指导者,从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指导。
第五,对女性科学家在制度上予以支持显著地展现出一个不平常的事实: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6位女性中,4位科学家与纽约的汉特学院(Hunter College)或者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有关。埃里昂和雅洛是汉特大学的大学生,纽约的优秀女生可以自由进入这所市立学校。科里夫人和蒙塔尔西尼的获奖研究则与华盛顿大学相关,那时华盛顿大学以给对工作女性同样自由的对待而闻名。女子学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后,好运气与好时代也非常重要。先驱科学家如居里夫人、迈特纳正好出生在欧洲大学对女性开放的年代,她们经历了第一代妇女运动,在欧洲和北美女性为争取选区权而奋斗,对女性行为的社会限制已经缓和,女性可以占领男性的传统职位。
除了早期的歧视之外,迈特纳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似乎没有受到特殊的压制。在柏林,学术界对妇女的偏见使她遇到了很多困难。她被迫在一间木工房工作,还被禁止她进入男性工作的实验室。1908年国家允许女性接受教育,这种局面就得到了改善。从1909年起,她就能够使用费歇尔的其他房间了。1911年,迈特纳有了第一个有薪金的职位,给普朗克当助教。1912年在研究所当上了科学副手,地位和哈恩的相同。1917年迈特纳和哈恩一样,在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研究部,哈恩为化学部主任,迈特纳为物理部主任,两人在工资上也差不多。1922年迈特勒成为德国妇女中第二个、物理学领域中的一个有资格在大学里担任无公薪讲师的人;1926年柏林大学把她提升为副教授,成为德国物理学方面的第一人。
1935年迈特纳和哈恩开始研究铀核在种子轰击下的变化。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迈特纳离开德国到了瑞典。哈恩和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一道继续对铀研究,他们发现了铀核可以变成比它轻得多的核子,并于1939年发表了他们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迈特纳的署名。此后,迈特纳和她的侄子奥托·弗里施(Otto Frisch)发表了他们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他们在论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裂变字样。
在生活的很多方面,哈恩都给了迈特纳以极大的帮助,但在荣誉分配方面,哈恩则显得不太公平。对于共同的研究项目,他们投入的研究力量大致相当,根据各自所受的不同的教育,哈恩侧重研究化学方面,迈特纳更多地研究物理学方面,因此两人的合作十分成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互补的合作者。但是在最关键的学术评价上,迈特纳明显地被哈恩抑制了。1918年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镨,虽然迈特纳几乎作了全部的工作,哈恩却是论文的第一作者。1919年德国化学家协会把它的费歇尔奖发给了哈嗯,只给了迈特纳一个哈恩奖章的复制品,这是一种感谢而不是承认贡献的奇特做法。
在做出核裂变发现的几个星期后,哈恩声称这只是化学上的一种发现,这几乎是在否认他以前与迈特纳的合作的很多工作。如果说哈恩的早期这种做法是受到政治的影响,因为迈特纳是犹太人,那么后来哈恩在既成事实面前就是任其发展了,无论如何给迈特纳多一分评价就会减少自己的贡献。1944年诺贝尔年度的化学奖授予了哈恩,荣誉不但没有给迈特纳,而且迈特纳还被德国媒体贬低为哈恩的一个低级的合作者,哈恩没有去就纠正。德意志科技博物馆在展览有关核裂变所使用的仪器时,只有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的名字,而对迈特纳只字未提。当1966年美国准备给哈恩、迈特纳和斯特拉斯曼颁发费米奖时,哈恩曾建议只给斯特拉斯曼发奖。
迈特纳从来没有结过婚,甚至也没有谈过什么恋爱。迈特纳是个害羞和沉静之人,也是一个非常重友谊的人,她不曾为自己的利益去斗争,只有物理学带给她一生的欢乐和意义。在平静的心态下,她活到了接近90岁,而与她同时代的很多科学家都早于她去世,如费米1954年、爱因斯坦1955年、依瑞妮·约里奥·居里1956岁、冯·劳厄1960年、薛定谔1961年、玻尔1962年、弗兰克1964年去世,哈恩也在1968年7月28日去世。迈特纳于1968年9月27日迈特纳在睡眠中逝世,真正离开了热爱一生、贡献一生的物理学。
当时美国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约瑟夫·迈耶先生(1946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到了把哥廷根,在弗兰克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与玛丽亚相识,并于1930年在玛丽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两人结了婚。
尽管在科学研究方面迈耶夫人表现出极高的才能,但在职业经历方面,迈耶夫人似乎并不顺利,并随着迈耶先生的工作变动而变动。婚后迈耶先生回到美国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迈耶夫人随丈夫也到了美国。1931~39年迈耶夫人一直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无薪合作研究人员;1939年迈耶先生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迈耶夫人则成为大学讲师。 1941~42年和1945 她是沙拉·洛伦斯学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兼职教师,其间参加过曼哈顿工程,与特勒一起工作。1946年成为迈耶先生担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全职教授,迈耶夫人也到了芝加哥大学担任无薪副教授,后来又接受了阿贡国家实验室的资深物理学家(兼职)的职位,直到1959年迈耶夫人才成为一名全时教授。1960年夫妻俩人接受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的职位。
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成为她科学事业的顶峰时期。在这里她一边指导学生论文,一边参加原子核研究所(现在被命名为费米研究所)的活动。研究所荟萃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包括费米、特勒等。研究所的活动始终面对物理学前沿,成员的兴趣十分广泛,从核物理和化学、天文物理学,从宇宙物理学到地质物理学。在这里她得到了研究经费,做出了对核物理领域的主要贡献—发现核壳层模型,并因此于196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物理学领域获奖的第2位女性。
1928年她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化学,1932年到剑桥大学师从贝尔纳。贝尔纳善于使用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来研究重要的复杂的有机分子。他团结了一批有朝气的科学家来研究特定的技术,在贝尔纳的小组里,多萝西大概是最有天才的,她比贝尔纳更为专注(贝尔纳后来从事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学研究,写出了经典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当多萝西开始她的研究时,晶体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它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的交叉科学。就是在这个时期,霍奇金和贝尔纳记录了一个球型蛋白的第一个X射线衍射模型。1934年她回到牛津大学担任结晶化学助教。因为是个女性,她曾拒绝参加教员化学俱乐部的研究会议。后来,她的天才和坚韧赢得了学生和教师的信任。
1937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并和托马斯·霍奇金先生结婚。霍奇金先生是一个非洲事务专家,他的父亲R.H.霍奇金后来担任牛津皇后学院教务长,他的堂兄A.L.霍奇金(A.L.Hodgkin)是196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1942年到1949年霍奇金夫人开始进行青霉素的结构分析。尽管有3个孩子和繁忙的生活,但她的恒心和天才产生了第一流的X射线分析结果。她的第一项主要成果是和查尔斯·布恩在1949年做出的,她发表了青霉素的三维结构。紧接着又发表了维生素B12(1956年)的结构和胰岛素的结构(1969年)。由于在维生素B12方面的工作,她获得了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她是63年来化学领域第3位女性获奖者。
在生活中霍奇金夫人和蔼可亲,对每一个人都热情好客。这些人包括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革命者、难民,以及她自己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多年来,霍奇金夫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几百位科学家一起工作过,创建了一个“国际联合家庭”。这个家庭成员包括英国25人,美国20人,澳大利亚10人,印度7人,加拿大6人,新西兰6人,以及其他来自瑞典、瑞士、意大利、智利、新几内亚、德国、荷兰、南斯拉夫、中国、日本、波兰、法国、尼日利亚和前苏联的人。对这些学生和同事,她把多重角色(教师、母亲、朋友和指导者)完美地集于一身,努力帮助、指导和鼓励那些与她有联系的晶体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
在政治上,她是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拥护者,是民族自由奋斗的强烈支持者,是第三世界发展的支持者,她对几个接纳共产党成员的组织签名表示支持。她反对战争的这些思想遗传自她的母亲,她的母亲的四个兄弟死于战争。当霍奇金夫人还是个小孩时,她的母亲曾带她参加过日内瓦联盟大会。
在1910年至1916年间,摩尔根 (T. H. Morgan) 的果蝇小组确定了基因与染色体的关系,染色体带有遗传成分。而康乃尔的遗传学研究重心是在美国传统农业植物-玉米,颗颗玉米粒都是表现遗传性征的图解。麦克林托克利用新的染色技术,在显微镜下发现玉米的染色体,在当时她是首先以此实验方法证明玉米的研究可以不只是育种及观察子代两方面,她开启了遗传发展史上的一扇窗。
1927年,25岁的麦克林托克获得了博士学位。1929年,她和柯雷顿(H. Creighton)发表了一篇论文,具体证明了基因确实是由染色体所携带,并且由于染色体部分交换,造成了自然界的不同型态,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声望。1931~1936年间,得不到常任教职的麦克林托克四处奔波,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发现X射线会使染色体裂开,接着染色体会进行自我修补、再裂开,她称此过程为裂-合-桥周期。
1936年她进入了密苏里大学工作得到第一份正式教职,但由于无法晋升专职人员,她在1942年进入了日后分子生物学的重镇-冷泉港。1944年对麦克林托克或是整个遗传学史都是关键性的一年,她成为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并在当年底荣膺遗传学会会长之职,也就是在这一年中艾弗里(O. S. Avery)、麦克劳德(C. Mcleod)和麦卡蒂(M. McCarty)3人共同发表的论文中,证明了DNA是最基本的遗传物质。
1945年起,她开始了著名的基因转位 (transposition) 研究,进入了属于个人、独立的科学生涯。1951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她报告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但台下无人能懂。科学界冷漠对待她的转位研究,大多数人认为她的报告艰涩复杂又难懂。直到 1960年代末,夏皮洛(J. Shapiro)和其它人在细菌中发现转位因子。麦克林托克不到一千倍的显微镜、神秘独立的个人风格、不受干扰及妥协的研究态度,使她逐渐与其它遗传学家分道扬镳,而独自跋涉。使她欣慰的是,尽管在研究生涯的后期自己被放逐到非主流体系之外,但她早年积累的学术声望给她提供巨大的帮助。即使她的研究艰涩难懂,总有部分学者仍相信她的成果。30年后,科学界给了她应得的荣誉。1983年,她独自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