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出生于1943年，是一个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他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他的兄弟John Negroponte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Nicholas Negroponte Nicholas Negroponte出生在纽约市上东城，是希腊船东的儿子，1961年他考取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瓦林福特（Wallingford）的预备学校：Choate Rosemary Hall（乔特·罗斯玛丽学校，住宿制的私立高中），之后他计划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以电脑辅助设计的特殊专攻成为研究生，并在1966年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系学士与硕士学位，同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系所任教，之后的数年除了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外，也以客座教授身份奔波于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以及加州柏克莱大学。
1968年他创办了麻省理工学院的Architecture Machine Group，结合实验室与智囊团以学习研究新的人机互动（human-computer interface）接口方式。1985年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催生，此是针对新媒体进行钻研的前瞻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同时也是个高科技练功房，专门在人机互动接口上的研发投入。
1992年，他以少数投资者的身份参与Wired Magazine的创刊，而在1993年至1998年间，他每月皆贡献一篇专栏文章在该杂志，不断重复论述一个基本议题，即是他的信念：“Move bits, not atoms.”，意思是“由原子的世界蜕变至位元世界”。
Nicholas Negroponte扩展延伸他过去在Wired专栏中写过的诸多想法到他最有销路的著书：Being Digital（数位革命，1995年）中，其中也包含他的知名推测：互动世界、娱乐世界、资讯世界终将合而为一。这本畅销书之后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来发行。不过评论家也质疑他的技术乌托邦（techno-utopian）想法，在新技术方面的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历史、政治、文化等现实因素。几年后.com泡沫发生后，此书便快速地过时。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正在介绍一百美金的膝上电脑（en:$100 laptop）到了2005年11月，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举办的资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简称：WSIS）中，他揭露了一部针对开发中国家的学童所设计的100美元笔记型电脑（也称：膝上型电脑），这个学童电脑专案是其更广远推行计划：One Laptop Per Child（简称：OLPC）的一部份，此一非营利的构想是由他与媒体实验室的成员所共同发起，期望延伸因特网的使用到开发中的国度。
此外，他也是多家公司的董事，如Motorola摩托罗拉、Ambient Devices等。同时他30年来也也投资超过30家的新创公司，如Zagats、Wired、Ambient Devices，以及Skype等。而2006年2月时他离开了媒体实验室，好更专注于OLPC的专案，而他们继任者，媒体实验室的新主持人是个企业家：Frank M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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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born December 1, 1943) ：MIT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主任、未来学家、《数字化生存》作者
主要贡献：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也是过去《连线》杂志的专栏作家。西方媒体推崇他为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之一，1996年7月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其著作《数字化生存》成为中国网络文化最重要的启蒙读物。
Nicholas Negroponte姓名（中文）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姓名（英文） Nicholas Negroponte
机构与职务 MIT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主任
出生年月 1943年
出生国家、地点 美国纽约
教育背景 1966年，获得MIT学士和硕士学位
职业背景 1993－1998年，《Wired》杂志专栏作家
1985年，共同创办“媒体实验室”
1968年，成立建筑机器实验室
Nicholas Negroponte1966年－至今 MIT教授
名言（著作） 《数字化生存》（1995年）
电子邮件（网址） nicholas@hq.media.mit.edu
Nicholas Negroponte (born December 1, 1943) is a Greek-American architect and computer scientist best known as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Emeritu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Media Lab, and also known as the founder of The One Laptop per Child association (OLPC).
Negroponte was born to Dimitri John, a Greek shipping magnate, grew up in New York City's Upper East Side. He i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John Negroponte, former United State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He attended many schools, including Buckley (NYC), Le Rosey (Switzerland) and Choate Rosemary Hall in Wallingford, Connecticut where he graduated in 1961. Subsequently, he studied at MIT as both an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 in Architecture where his research focused on issues of computer-aided design. He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architecture from MIT in 1966.
《IT史记》相关章节：数字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编辑本段回目录
今天未来学家可不是褒义词
Nicholas Negroponte搁在全球IT的视野下，尼葛洛庞帝入选《IT史记》肯定名不副实，比他更重要、更具影响的思想家和分析起码有10位以上。但是，作为一本兼顾中国视野的中文著作，尼葛洛庞帝的入选实在是顺理成章。因此，选择尼葛洛庞帝也在情理之中。
尼葛洛庞帝是互联网泡沫造就的最大奇迹之一，许多互联网英雄依靠一个点子、一份商业计划书、一笔巨额融资和一次上市来成就自己。而成就尼葛洛庞帝的也很简单：一个杂志（《连线》）专栏，一本书（《数字化生存》），一个实验室（现在早已经不是媒体实验室主任）。泡沫破灭以后，尼葛洛庞帝就彻底淡出主流。只在中国尚有一定的媒体价值，还依旧在神坛之上。
许多资料上都有这么一条：“1996年7月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其实这个标签贴得实在有些勉强。1996年7月15日出版的《时代》的确列入了那篇名为“靠未来赚钱”（Cashing in on Tomorrow）的大作之中。但该文的引言却是：“继托夫勒“未来冲击”之后的新一代职业预言家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只看到了蓝天！”文章的贬义远多于褒义！
其实，无论是听他的演讲，还是读他的书。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他对技术发展敏锐的直觉，以及由此而触发的智慧火花。但这种观点只是零散的点射，缺乏全面的把握能力，更不具备未来学家那种系统的理论广度和深度。与托夫勒那种恢弘的理论体系面比，更是相形见绌。而内容之中，不乏轻率、随意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缺乏理论上应有的严密性。
在1999年访华报告会上，尼葛洛庞帝当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电脑占卜者（cyber-soothsayer，时代周刊语）的身份。在会上，他提出了几个很具个人见地的预测数据：他认为99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将达1000万（不是我们通常预测的400万）。到200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可达10亿人，电子商务涉及金额可达1万亿美元，都比大家普遍预测的数据高2—5倍。他甚至大胆预言，五年之内，将会出现1美元以下的计算机。其实，尼葛洛庞帝一向具有数不惊人不罢休的气概。总认为别人的预测太保守。比如1995年葛鲁夫预测2000年PC销量为1亿台，而尼葛洛庞帝则表示反对，认为2000年起码可卖出5亿PC。如果要检验一下尼葛洛庞帝作为未来学家的成色和水平，那么我们不妨记住这几个数据。但尼葛洛庞帝本人显然并不看重几个数据的对错，他在意的是：任何一个问题，只有尽量夸张，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和重视！1990年，尼葛洛庞帝预测电视将成为家庭的主要信息装置，没过几年，他就承认自己错了，因为计算机发展之快出人意料，尤其是网络的崛起，使计算机的重要性开始远远超过电视。尼葛洛庞帝对自己的失误非常坦然。及时扭转了方向。
可以说，尼葛洛庞帝的周围从来不缺争议和批评。不少媒体实验室的赞助商也对他的文章颇有微词。甚至因此造成关系的紧张。一位不署名的同事，更在《纽约时报》上说尼葛洛庞帝是“吹牛大王”。90年代初，尼葛洛庞帝想与日本开展合作，帮助日本建造类似的实验室。报纸批评他不爱国，把自己“卖给了日本”。但也正是这种争议性，显示了尼葛洛庞帝的卓尔不群。也使这位号称旅行时“带两台笔记本，10块电池”的“网人”有了独特的价值。我想，随着尼葛洛庞帝进一步介入中国IT业，争议也会很快随之而来的。对我本人来说，我不喜欢被包装后的尼葛洛庞帝，而十分喜欢和欣赏那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真实的尼葛洛庞帝。
对我们大家来说，拨开表面的宣传，一定要明白：尼葛洛庞帝是人，不是神，甚至不是星。他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学者。
Nicholas Negroponte特立独行倍受争议的媒体实验室
IT业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媒体实验室，仿佛那就是产业的圣地，会一不留神创造奇迹。而大凡到麻省理工学院（MIT）参观的人会慕名而去或者被推荐去参观媒体实验室，因为这是学校一景。2000年5月，我自己也瞻仰了许久，而且深入内部，了解了许多正在进行中的项目，虽然不惊奇，却也有许多新鲜玩意。可惜，没能见到“室主”或学生习惯所称的“老板”——尼葛洛庞帝。要在他的老巢逮住这位在世界各地云游的神仙实在是太难了，连他的学生一年也见不到几次。
媒体“实验室”在1985年开办，“实验室”由著名的华裔建筑师贝律铭设计，由MIT第十三任校长Jerome B. Wiesner及MIT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共同创办。媒体“实验室”致力于研发最新的计算机科技，当中许多属于最前沿的科技发明，可说以概念性产品为主。“实验室”不同于其它计算机公司商业性质的研究院，实验室专注于发明而非将科技产品化。因此“实验室”里的发明很多都“不切实际”，如研究仿鱼类行为的氦气飞艇、悬浮于空中的立体影像、会交谈的计算机、被程序化的乐高积木……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创新活力，跳动着数字时代的脉搏，这就是媒体实验室的精神。
尼葛洛庞帝1943年出生，是混血儿，父亲是纽约的一个船主。“我3岁时就开始随父母周游世界，这给我的影响最大。而我在21岁时，已经走了很多的国家，于是我自认为我已经全部了解了世界，虽然这种想法井不对，但它却帮助我树立起了信心，让我能无视他人的批评。”
尼葛洛庞帝的数学非常好，同时也十分爱好艺术，他认为要两者兼得，最好的选择就是学建筑。其研究生的论文导师在计算机图形方面颇有造诣。尼葛洛庞帝又盘算：研究建筑设计的设计工具比仅仅设计建筑显得更有影响。于是，性格里一向有点妄自尊大（当然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大狂）的尼葛洛庞帝就开始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但在研究生期间，计算机如同第三者，插足生活，吸引了他的兴趣，促成了新的转向。
1968年，依靠美国军方的资助，成立了建筑机器实验室，写出了几本教科书。当然实验室的小型机，还只有8KB内存。1972年，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友罗伯特·诺宜斯（Robert Noyce（1927-1990））（即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处拿了一些256KB的内存，多余的用在彩电显示器的驱动上，显得格外奢侈。
Nicholas Negroponte1980年，尼葛洛庞帝开始为筹建媒体实验室四处拉赞助。他拿着一张文氏图四处游说，图中是三个相重叠的圆环，代表着实验室的宗旨是计算机、广播电视和出版业。后来演绎为交互世界、娱乐世界和信息世界之说。这三环后来被同事戏称为是：“婴儿长牙齿时咬的橡皮环。”
MIT所有实验室都是财务独立，完全依靠赞助，校方分文不留。而且有一规矩：不得偷猎资助。也就是说，给校方捐款的老朋友—如IBM、AT&T、DEC等巨头，底下的实验室就不得再游说。否则一个学校好几拨人都到同一公司要钱，不太象话。这逼迫尼葛洛庞帝不得不挖掘新朋友——出版公司，比如时代、华纳以及其他出版、电影、电视公司。这批公司成为媒体实验室最早的赞助商。
MIT还有一个更高的准则：不能剥夺学术自由。但媒体实验室很快向商业敞开大门， 而且打破常规，从AT&T、IBM、DEC等“禁飞区”中获取大量“弹药”。甚至把原来的出版公司都挤跑了。直到90年代，钟摆才摆回来，媒体公司与技术公司的赞助各占一半左右，出报纸的与造卫星的重新获得平衡。
近20年来，虽然有不少人批评媒体实验室不务正业，研究的是“儿童玩具”。但媒体实验室的确贡献了不少技术，比如计算机可编程玩具Lego/Logo，用于播放动画的QuickTime的早期研究，以及目前倍受关注的可穿戴PC和智能代理软件等等。
实验室列下一条很特别的规矩：只要你资助任何一个项目，就有权力共享实验室中所有技术成果。这种独特的开放性保证了钱财不断。一般说来，一个中等的赞助商每年要掏25万美元，只相当于自己养两名研究人员的费用，比较划算。因此媒体实验室格外红火。
因此许多人都称道，尼葛洛庞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Nicholas Negroponte“你们需要多少钱？”
每年，瑞士Davos都举办一个世界经济论坛，与会者均是全球大公司的CEO。令人惊奇的是，尼葛洛庞帝每年都列会参加，而且是多年的老会员。那么，尼葛洛庞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原来，该论坛的主席是尼葛洛庞帝父母儿时的玩伴。
参加论坛使尼葛洛庞帝有机会认识许多欧洲的大企业家。如今实验室资助中的1/4来自欧洲。而这些人全都是在论坛中结识的。尼葛洛庞帝的商业才能可见一斑。
但真正帮助尼葛洛庞帝走向主流社会，并声名鹊起的，并不是论坛会员的身份，也不是媒体实验室创始人的身份，而是《连线》杂志。
1991年，Louis Possetto和Jane Metcalf揣着一份颇具前卫目光的新杂志策划书，四处寻求投资，却四处碰壁。冷遇他们的有Doworak、ZD、IDG等人物及公司（这些后来都成了《连线》猛烈抨击的对象）。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他们与尼葛洛庞帝碰了头。当时Louis正在做Electric Word杂志。尼葛洛庞帝回到学校后，问同事Misky是否听说过这本杂志。同事说：“当然，我是它的忠实读者。”尼葛洛庞帝有了定心丸。
后来，Louis和Jane拿着投资建议书找上门来，尼葛洛庞帝问：“你们需要多少钱？”Jane报了一个数目。尼葛洛庞帝当即拍板。据悉，尼葛洛庞帝投资的数额为7.5万美元，是《连线》杂志拉到的第一笔资金。
尼葛洛庞帝觉得不太踏实，为保护自己的投资。尼葛洛庞帝在谈判中要求在杂志中开一个个人专栏，并且放在杂志最后一页。他解释说：“这样，如果杂志失败了，我也有一份责任。”
Nicholas Negroponte“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缺少过资金，我们的资金从没有紧张过，我们有超支的时候，但没有缺钱的时候。在20年里，我们已有几百项技术用于企业。我们多媒体实验室现在有400多人，他们有的是摄影师、有的是音乐师、有的是建筑师，等等，这些人都对计算机很着迷。”
“当初实验室只有五六个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整个多媒体项目多达250个，而研究人员达400人。我们不仅用人吸引了人，还用人吸引了资金。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出现过资金上的紧张，虽然有超支的时候。”
尼葛洛庞帝说，多媒体实验室的资金来源于赞助商，其研究项目的资金也来源于赞助商，因此，研究成果不需要靠版权，而是直接送给赞助商，ZO年里，有几百个技术用于企业。另外从实验室毕业的学生出去办公司时，也将一部分成果转化出去。“虽然我们上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来自于全世界130个企业、政府机构。为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多媒体实验室拒绝了10倍于上述基金的帮助”。如今，他的多媒体实验室的赞助商遍布全球，共有75家。
一本《数字化生存》定天下
第一份以时尚为基调的IT媒体就此诞生。其冲击力是十年中媒体业所少有的。《连线》也很快声名远扬了。《连线》杂志专栏作家的身份也很快成了尼葛洛庞帝的首要身份。
尼葛洛庞帝的专栏也引发热烈回响，批评和推崇皆有。既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读者，也常常赢得许多愤怒的邮件。比如，他提出学生应该“在游戏中学习”的观点，受到了许多教师的猛烈攻击，说他根本不懂教学。他以法国为例批评欧洲在数字化方面的落后，结果捅了欧洲的马蜂窝，怒火四起，表示“法国怎能代表整个欧洲”。在Marty Asher的帮助下（主要是重新组织文字），尼葛洛庞帝将93、94两年内所写的18篇专栏文章组织成书，于95年推出《数字化生存》。初版谨慎地印刷了10万册。不料大获成功，旋即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在全球开花。提倡数字化的尼葛洛庞帝在原子书籍的帮助下声名大振。1996年，由胡泳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立即掀起全国性的数字化和网络飓风，为尚处于数字化蒙昧状况的中国大众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教育课。本书英文版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书中认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这些发展将变革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Nicholas Negroponte尽管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未来预言，不如说是媒体技术的发展简史，但明净、幽默的文风以及闪烁才华的文笔，使其走出了狭窄的IT业，第一次成功地迈向大众。尤其是比特与原子世界的划分以及对计算机人性化界面的倡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连线》专栏作家成了尼葛洛庞帝出入各种场合的第一身份，其次是MIT教授，再者才是媒体实验室创始人，最后还是一位风险投资家。许多人建议他趁着势头，再写《数字化生存》的第二集。而且在《数字化生存》之后，他在四年中又累积了四十八篇专栏，足够编出两三本书了。但是他断然回绝。他表示下一本书可能要等很多年之后。显然，尼葛洛庞帝本人对这种成功的偶然性更加明白，也更有自知之明。而且《连线》几经倒卖，早已今非昔比。尼葛洛庞帝在写完98年最后一篇专栏后，宣布停笔，让出最后那一页页码。六年专栏作家的身份也划上句号。后来，《华尔街日报》评出98年应投入垃圾箱（trash）的几项内容中，尼葛洛庞帝不幸名列其中。
“至少给自己买了一个屋顶。”
尼葛洛庞帝身上的商业意识极浓。至今已投资20多家公司。他不是那种大手笔下注的风险投资 家，而是另一类称为“天使”的人。也就是说，是自掏腰包，以少量资金下注的玩家。颇有点四处播种、细水常流的精明。我不知道他投资的准确率如何？但我想不会太好。
尼葛洛庞帝至少有两次发财机会。但都擦肩而过。一次在早期，也就是他最早开始企业生涯的时候，那是一家名为ComputerVision的CAD公司。每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尼葛洛庞帝是投资者之一。但1990年，公司上层人事波动，尼葛洛庞帝被扔出了董事会，一气之下就把公司股票全卖了。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决策。若捏在手中，现在尼葛洛庞帝就是一个大富翁了。不过他用那些股票买下了他的第一栋房子。他戏称：“至少给自己买了一个屋顶。”
第二次机会就是《连线》。1996年，如日中天的《连线》寻求上市，初步将股票发售价定为12美元一股。市场价值达4.95亿美元，为其2500万美元的年收入的20倍。照这样的算盘，Louis将有6600万美元，Jane有6400万美元。尼葛洛庞帝具体不详，但肯定也有数千万之巨。
但这只是算术而已。由于扩张过猛，亏损过大，《连线》在数月内连续冲击数次，终未能成功上市，被迫取消。巨额财富灰飞烟灭。后又不得不将《连线》杂志出卖以还债款。而且杂志几度倒手，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创始人纷作鸟兽散。尼葛洛庞帝还占据着最后一个页码。但早已不受新主人的欢迎。终于，从1999年起，他的专栏也消失了。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Nicholas Negroponte“我1984年就开始使用计算机，当时用的是苹果机，我输进一个字，它就关机一次，计算机输入的速度是250K／秒，而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的速度是400兆／秒，只要我把它插到电源上，它就会不断地运作。我在这儿不是在批评微软，而是在举一个例子，微软几乎所有软件的新版本都比它过去的要糟糕一点。我们重新来提这个话题，我们要让计算机的功能和作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让计算机的造价非常低，可以在100美元以内。如果这一点实现了的话，对许多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种成本阻碍就会没有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通信的障碍，通信服务质量越差的地方，往往越贵，这种规律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在非洲打市内电话一小时要10美元，长途电话一分钟要花10美元；欧洲电话新的收费政策，完全违背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因为他们把电话收费改成按时间收费。正确的做法应按容量收费，应方便地用互联网，这才是符合互联网发展，这才能赚更多的钱。
如果有互联网的文化、合理的定价、再加上互联网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的使用和数字化将会有巨大的增长，而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娱乐上、还会体现在电子商务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间人会被取代。一斤西红柿如果值50美分，菜农却只得到5美分，其他的钱都让包装、分销过程给消耗掉了。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供货系统，比如在比特世界这个中间过程就不需要，你如果通过网上买股票及在网上订飞机票，也不需要中间商了。
如果要发展数字化，我的一个建议就要重视小学教育，如果不重视，到了大学再教育，这个过程是不应该走的。另外一个建议是制造低价的计算机，今后五年，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就要实现一美元造价的计算机。”
“互联网文化最主要的好处就是不可控制，也就是说让人们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在娱乐、信息和教育方面。在互联网上，国家的概念将不是那么重要。”
在尼葛洛庞帝眼里，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对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三，对权威健康地不尊重。
在自己的王国里，尼葛洛庞帝可以充分实践他的互联网哲学。
“从我们实验室出来的人，没有出现过一个富翁。与比尔•盖茨相比，我们连其财富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但我们当中很多的人拿着实验室的工资，同时也为外面的企业做顾问。每年也有25％的人员流动，现在是10％，两年以后，我们将计划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招人。”
这些人才一旦符合条件被招进实验室，尼葛洛庞帝就不再管他们，“我们对这些人从不管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也不给他们任何压力，不仅不管这些人是否在家上班还是在实验室里上班，（我们这些人在工作状态上是比特加原子式的——尼葛洛庞帝语）甚至不管他们一年到底出不出成果，也没有任何业绩考评。但是这些人往往常常不呆在家里，他们却更有兴趣到我们的实验室大楼来工作，因为那里有很多有趣的人，我们是人吸引了人。当初我们建实验室时是靠人吸引人，不仅是人吸引了人，还让人吸引了资金。现在也是如此。”
《数字化生存》撬动中国
Nicholas Negroponte被各类媒体追逐，被热烈的掌声包围，被如林的镜头蔟拥，天才精英扎堆的IT业内，大概除了比尔•盖茨外，在中国所获得的非凡待遇，大概再没人能与尼葛洛庞帝比肩了。若你亲临尼葛洛庞帝的访华报告会，你就能深深地感受到那种难得的追星氛围。恐怕在美国本地，也很难会有这样热烈的场面迎接他。这意味着，尼葛洛庞帝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意义。1997年2月，尼葛洛庞帝首次访问中国，当时做东的是风头最健的赢海威和张树新，而今却是迅速崛起的搜狐和张朝阳。几年来，中国IT业潮起潮落，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对尼葛洛庞帝的热度却丝毫未变，反而更加升温。
显然，在中国，尼葛洛庞帝作为启蒙者和预言家的身份已经逐渐淡去。但尼葛洛庞帝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专栏作家和畅销作家，也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一名未来学家，他更是一位技术领域的实践者和商业领域的活动家。从理论到实践，从文化到商业，这是近几年尼葛洛庞帝所完成的角色转变。与当年无人比肩的启蒙教育一样，尼葛洛庞帝推动中国风险投资和互联网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开始迈上了一个特别的高度。他所发起并投资的“搜狐”，已经成为目前国内最正宗的风险投资范本和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除了张朝阳操作有方，经营得当外，很大程度上，是尼葛洛庞帝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为后盾的。目前尼葛洛庞帝吸引的注意力，使其对国内信息业和电脑文化上的影响仍无人可比。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在为中国信息产业推波助澜。现在，尼葛洛庞帝的身份首先是一位风险投资家，其次是MIT媒体实验室创始人，然后才是未来学家。《连线》专栏作家的身份已成历史。这种新角色的变化寓意深长，也可能比过去更有意义，更有帮助。
而且，《数字化生存》之后，至今还没有一本书能够达到它的高度，并取代它的影响。中国数字化的启蒙教育有一位外国人完成，却没有后继者及时出现。这些无疑是我们的尴尬，更是我们的挑战。这一次，尼葛洛庞帝欣然接受了由国内人士组成的“数字论坛”的顾问聘书。“数字论坛”就是致力于促进国内数字化和电脑文化的发展。这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在报告会上，比特与原子的划分仍是他的主题。但也有几个观点比较新颖。比如超越技术范畴，提出了“文化数字化”（culture digital）的概念。也就是说，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也可以在数字化浪潮中捷足先登。尼葛洛庞帝特别以数字化不发达的意大利为例，由于意大利崇尚以小为美，有着发达的地下经济，并且有健康地反对权威的传统，使得意大利的文化十分数字化。在亚洲，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虽有发达的信息产品制造业，但文化很不数字化，这是发展的真正障碍。而中国是例外，因为中国人十分重视教育。同时他对越来越复杂的软件和电信的高收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为成本也是数字化的主要障碍，尤其是电信收费过高，是十分愚蠢的短视。
有些观点的确值得我们借鉴。
Nicholas Negroponte泡沫之后依然预测不止
尼葛洛庞帝认为网络公司股市的破灭，完全不能说明数字化生存不对，许多创办公司的人本来不应该拿到资金，却拿到了资金，形成了恶性循环。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网络公司虽然衰退了，但互联网的使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现状下，中国依然是最重要的投资地点，即将入世，是中国新经济类公司的重大机遇。
他对记者表示：“机会太大了，你们的新经济的公司不应只在国内发展，完全可以到国外去，中国公司的技术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先进。”
虽然自己投资于网络的资产缩水了90%，但尼葛洛庞帝当初的很多预言已经实现，比如模拟技术彻底让位于数字技术、大众传媒将演变成个人化的双向交流，现在这位未来学大师当然不忘自己的本行，他又开预测未来。他说，在未来芯片无所不在，你所看不到的地方，将有成千上万的微型处理器。比如小到放在药片里的微电脑，人吃下去后，电脑可以在肚子里分析病情定向投放药物。未来最重要的方向，就是生物技术与微电子技术的结合……
他最早预言网络并身体力行投资于网络，虽然现在遇到了很大挫折，但他对数字化生存的未来却更加看好。虽然尼葛洛庞帝先生的资产缩水了很多，但他早在九十年代初预言的数字化生存到今天已经实现了很多，宽带接口越来越多，液晶屏幕无处不在，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的方向。
什么对你影响最大？“伟大的人物。那些思考独特的人和从多角度看待事物的人。我小时候和年轻时都有幸能到很多地方旅行，当我去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有幸碰到具有新观念的人，准备为新的观念而干冒险事业的人。如果人们认为你有一个疯狂的念头结果却不那么疯狂，别舍不得去开发另一个高风险的疯狂念头，否则成功将是你最大的敌人。”
尼葛洛庞帝很肯定地说：20年之内，纸张和印刷机将被扔进历史博物馆！
不再是尼古拉斯的实验室
媒体实验室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不是无法发展，而是在过去十多年发展得太快。“实验室”出现惊人的“裂变”，由一变三，并且成长速度还在增长中。尼葛洛庞帝说：”刚开始时我们只有几个人，现在已有百多人。”膨胀过快使“实验室”面临很大的行政压力，毕竟里面的工作人员是科学家而不是深具市场触觉，富行政经验的MBA。
现在的媒体实验室分为3个研究中心：一为日本Sega(世嘉)公司投资2千7百万美元的研究中心，主力为第三世界儿童教育发展做研究，这种济世为怀的科研项目大概只有媒体实验室这种为兴趣、为理想而做事的科研机构才会做，也只有依照儿童习性，并懂得“用之于民”，有社会责任感的这问电玩公司才会做。两者合作，真是奇妙的配搭。第二个研究中心是着力发展电子智能发明。第三个研究中心则着力开发计算机辅助表演艺术先进项目研究，如最先进的人机接口等。
媒体实验室的不断扩张，令“实验室”里不少科学家担忧年轻的科研人员好高骛远，没有耐心做科研。他们更担心媒体实验室过往一些优良传统会消失。过往“实验室”人员规模小时，遇到问题开个会问题就好容易解决了。现在人员分散，各自为政，资深研究员说：“开会互享经验已不再有了。”
闻名世界的MIT媒体实验室除了因其“光怪陆离”的发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外，其创办人之一，被谓为媒体实验室之父的计算机科技界尼葛洛庞帝自然更是众人注目的焦点。他出任媒体实验室主管当然使两相得益，于两者的声誉都有增益。
Nicholas Negroponte不过，尼葛洛庞帝宣布退出媒体实验室决策层，群龙无首，一时人心惶惶，这所世界知名的计算机科研中心出现主管真空时期。尼葛洛庞帝对自己选择淡出态度松容，他说：”过往人们将媒体实验室等同于“Nick’s Lab”(Nicholas’Lab)，这是不对的，从第一天开始我就退居第二线，媒体实验并不是我私人的“实验室”。”现在对于由谁来顶替“教父”之位，尚无定论，不过当中也有声音说要将决策层分散。
由于媒体实验室并不以最终开发产品为目标，以科研为主，而非商业经利，所以亦有人表示“实验室”的发明不实际。不过“实验室”这种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作风，却令“实验室”长久以来的研究都没有特定的方向要跟、特定的路要走。今天，“实验室”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和记者来参观，因为“实验室”的产品甚少商品化，市场难以看到，游人对“实验室”里七彩缤纷、奇形怪状的发明都甚感兴趣……可是媒体实验室要走下去，一定要有一些比较清晰的科研路向，为此”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都甚感苦恼。
80年代家用计算机的功能还是很有限，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只能在科研机构，如媒体“实验室”里才能找到。语音处理、3D影像等依赖计算机功能的技术因此也只能在梦幻一般的“实验室”里有。现在几千元的家用计算机处理这些技术已胜任有余。另外，互联网的兴起使信息交流、科技创新都变得更容易，一位“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说：”现在一个十几岁少年借助PC和互联网，就可发挥出和我们一样水平的新概念。”
此外，新型科技公司，如dot com公司的蓬勃发展亦对“实验室”造成冲击。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现在亦开始“秘捞”，某些科学家会自立门户，将概念开发为产品，出现了不少由“实验室”衍生出来的公司。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赞助商的怨言，称其破坏了纯研究的形象。
不过，尼葛洛庞帝已经脱身而出，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显然，我们还不能低估他的潜在能量，一个新的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开始了！
尼葛洛庞帝：一个失败的伟大者 编辑本段回目录
统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家不同，尼葛洛庞帝不认为自己是企业或政府的一种替代，反而把企业和政府视为可调动的资产
Nicholas Negroponte“理智的人让自己去适应世界，不可理喻的人却坚持让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一切进步都依赖于不可理喻的人。”
尼克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再一次印证了萧伯纳的名言。从2005年发起OLPC(One Laptop Per Child，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非盈利计划并推出“100美元笔记本电脑”概念以来，这位有着“数字化教父”美誉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开创了IT行业一个“不可能”的历史，甚至可能开启PC产业自1981年IBM革命以来最大的变革。
OLPC启动时，WINTEL联盟两大巨头——比尔·盖茨和克瑞格·贝瑞特都报以公开的嘲讽，戴尔也曾认为100美元笔记本“根本不值得去做”。但如今，微软开始为OLPC推出的XO笔记本提供Windows操作系统，从不生产笔记本的英特尔则推出了被尼葛洛庞帝指责为抄袭的300美元笔记本Classmate PC；华硕2007年底推出的类似产品EEE PC更是掀起全球性热潮，打败Wii、iPhone等时尚产品，登上亚马逊销售排行榜首的宝座，让美国消费者牢牢记住了这个陌生的品牌；惠普、戴尔、宏、联想、TCL、方正、爱国者、技嘉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巨头们也纷纷开始行动，正在或将要推出类似的产品。
从OLPC的影响力来看，尼葛洛庞帝是成功的。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他以创造性的方式让企业和政府瞄准了原本不得其门而入的市场。低成本来自三方面联动的“完美风暴”。首先，XO笔记本的销售直接面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其采购数量必须高于100万台，这就通过规模经济保证了量产、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其次，XO笔记本绕开了WINTEL联盟，支持开放源代码，并获得了AMD、Google、北电、易趣、新闻集团、红帽等大企业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从而降低了成本，也为开发新技术提供了条件；第三，较低的产品价格会吸引发展中国家之外的消费者，比如正在销售XO笔记本的美国市场。
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家不同，尼葛洛庞帝不认为自己是企业或政府的一种替代，反而把企业和政府视为可调动的资产。这种自身定位的不同，让他创造出了奇迹——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牵动了产业链上下游所有巨头，推动了技术创新，改变了整个行业乃至世界。
Nicholas Negroponte但从OLPC的实际效果来看，尼葛洛庞帝又是失败的。善于推销理念的尼葛洛庞帝并不是一个好售货员。他公开表示OLPC的运营像一个“恐怖组织”，与供应商之间也摩擦不断。非盈利性质、发展中国家网络基本设施尚不完善、在不发达国家进行计算机安装与支持服务困难重重、XO笔记本成本依然在180美元左右徘徊，以及英特尔、微软、华硕等企业纷纷推出类似产品等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让势单力薄的XO笔记本越来越边缘化。面对更多的选择和更完善的服务，原本支持OLPC的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打起了退堂鼓。
随着盈利性的竞争者不断出现，OLPC计划本身很有可能失败，但尼葛洛庞帝的梦想却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变成现实。在OLPC计划启动之前，廉价笔记本似乎是天方夜谭，产业链上任何一个巨头都不肯也不能冒巨大的商业风险来进行创新，而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尼葛洛庞帝却依靠组织政府、企业双方面的力量，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在为填平“数字鸿沟”努力的同时开启了一个新市场，进而带动了整个PC产业的发展。
或许，在新一代“社会企业家”中，“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传统并不适用，因为他们紧密地联系起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人们对他们的期望越来越高，他们所要兑现的承诺实现难度也越来越大。社会企业家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不可理喻的人”必须更加“理智”，以适应更为开放和非个人化的环境。
尼葛洛庞帝欲为OLPC物色新CEO 安南成完美候选人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历经了英特尔的背叛，业界评论家讽刺批评等一系列打击之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正领导着OLPC（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组织向着目标艰难地迈步前进。现如今OLPC组织已经进行了一系列重组工作，尼葛洛庞帝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正在寻找一位OLPC项目的CEO，这位未来的CEO若是具备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那种把整个世界看作是自己事业的气质胸怀那就非常完美了。
Nicholas Negroponte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先锋总是以其奇思构想在IT业界享有盛誉。这其中有一个尚未实现的庞大构想，那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一个孩子、一台电脑”（OLPC）组织向1.5亿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孩子提供价格极其低廉的笔记本电脑。OLPC在尼葛洛庞帝的带领下离目标尚有一段崎岖之路要走，寻找一位CEO的任务迫在眉睫。尼葛洛庞帝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称，我正在物色一位CEO而我依然继续扮演主席的角色。他表示，“在过去三年当中我们更像是一个恐怖组织，完成了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如今我们要更加需要微软似的先进管理模式。”
尼葛洛庞帝称，OLPC将会把更多的XO笔记本电脑的硬件开发和支持以及软件的技术工作交给诸如红帽子和微软等高科技公司。OLPC将会把精力集中在开发原型以及新的理念。他表示，“到最我们不应该涉足于软硬件领域。”
英特尔的离去是OLPC的硬伤?
在今年一月OLPC与其成员及合作伙伴英特尔关系出现破裂以后，OLPC的运作使得尼葛洛庞帝大为头痛。英特尔指责OLPC阻止自己生产自家的学生PC；而OLPC则指责英特尔在政府领导面前诋毁其XO笔记本电脑。在业界批评家的指责下与英特尔彻底分手，要实现原先预定的目标对于OLPC来言无疑雪上加霜。英特尔售价为230美元学生PC的和其它公司的廉价笔记本电脑在OLPC曾经定位的发展中国家销售良好。现如今凭借着良好的售后支持人力优势，英特尔已经锁定了30多个国家的市场。
英特尔新兴市场部门战略总监TonySalvador表示，我们并不赞成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做法，单枪匹马开发的零散的市场。我们必须从长计议。
现已售出60万台应用于教育行业廉价电脑的NComputing公司CEOStephenDukker在提到尼葛洛庞帝时称：“他忽略了电脑的安装与支持服务的重要性和难度，因此他所说的廉价电脑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OLPC坦诚其XO笔记本电脑的成本并没有控制好。但它却一直认为在开源社区自愿者公司的帮助下，可以使电脑成本降至最低。为加速XO笔记本电脑的普及，OLPC想尽办法，诸如去年底推出的“买一捐一”的活动，个人购买两台XO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向贫困学生捐赠一台。此外，OLPC最近还发起了通过与各国的教育项目相结合来推动XO的普及。
完美的CEO候选人是安南？
其实尼葛洛庞帝自去年就开始为OLPC物色CEO，只不过最近几周加快了步伐而已。尼葛洛庞帝表示：“我并不是CEO，管理及处理细节并不是我的强项，我比较更适合制勾画未来的蓝图”。对于目前所有的CEO候选人都几乎来自PC产业，尼葛洛庞帝对此很是苦恼。他称完美的CEO候选人应当具备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那种气质。“把整个世界看作是自己的事业，而非市场。”目前这项工作已交付给SpencerStuart公司来处理。
尼葛洛庞蒂表示，我希望能够在四五月份找到合适的CEO人选。目前他正准备放弃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职位，而在这之前为OLPC工作并没有收取一分钱报酬。
尽管尼葛洛庞蒂遭受了业界尖锐的批评，但大多观察家则认为是尼葛洛庞蒂唤醒了整个世界，让人们开始关注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的联合创始人MuhammadYunus表示，我相信会有更多国家开始着手采购XO笔记本电脑以及其它厂商的廉价电脑，尼葛洛庞蒂完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格局，整个世界都应对他怀有感恩之心。
尼葛洛庞帝推广OLPC招疑 梦想家还是妄想家 编辑本段回目录
他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教父”，十年前那本《数字化生存》曾经中国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普及。
Nicholas Negroponte1997年，他自掏腰包，给了张朝阳第一笔投资2万美元，成就了今日的张朝阳和搜狐。
2006年，他来华推广“100美元电脑”，冀望由此帮助农村的儿童获得平等学习的机会，却遭受了来自四方的质疑。
尼葛洛.庞帝：梦想家还是妄想家？
文/ 本报记者 杨霞清 吴萍
摄影/本报记者 吴萍
3月31日，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尼葛洛.庞帝走下答谢晚宴演讲台，一批年轻的面孔向他拥去，拿着那本黑白版的《数字化生存》让他签名。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未能赶赴到十年前那场《数字化生存》引发的的思想盛宴，但对于尼葛洛.庞帝大名却是如雷贯耳。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吗？” 尼葛洛.庞帝惊奇的问。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退到宴会厅的最后一角，平静的给每个人签名，一一满足合照的要求。他当年也许都想不到，这本不厚的的《数字化生存》掀起了当时中国互联网的热潮，他本人被冠于“中国互联网教父”、“未来学家”等名号。
在宴会厅的中间里，嘉宾们正在传看一个蓝色的可爱的笔记本电脑模型。不错，这正是尼葛洛.庞帝此次访华所带来的礼物----100美元电脑。庞帝成立了OLPC（One Laptop per Child，一个孩子一个电脑）公益组织来推广这个计划。OLPC 计划是针对七个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儿童而启动的项目。各国政府从OLPC购买100美元的电脑（100万台起购），之后由各国政府分配给本国农村的学生。尼葛洛.庞帝认为通过电脑，农村的儿童可以进行数字化学习，从而有机会同城里的孩子一样获得世界上最新的知识。
但相比于9年前访华的风光，尼葛洛.庞帝此时或许有一点遗憾。尽管中国位列在七个国家名单之列，但中国政府是否要接受他的一份厚礼尚未可知。他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不知道在中国跟谁谈。跟很多部门都沟通过，但他们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把“100美元电脑”当成慈善事业的尼葛洛.庞帝或许无法理解中国政府的难处，100美元每台电脑尽管是当今广泛使用的笔记本价格的1/5到1/10，但100万台总价是10亿美圆，这笔资金将由哪个部门出？应用效果将会怎么样？这些问题都未可知，谁敢拍板这个项目？
正如很多人无法理解，一向关注互联网的尼葛洛.庞帝为何在互联网高潮到来之时，移情别恋于数字化学习，孜孜不倦的推广这个艰难的“100美元电脑”项目，他是一个梦想家还是妄想家？
广招质疑的慈善事业
美国麻省理工（MIT）教授尼葛洛.庞帝经常夹着书本走路去MIT上班，偶尔会坐地铁。在波士顿，尼葛洛.庞帝的住处离MIT仅十几分钟路程。最近，尼葛洛庞帝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主任的职位，出任美国OLPC（One Laptop per Child，一个孩子一个电脑公益组织）的领导人，以便更好的推广100美元电脑。
庞帝的“一个孩子一个电脑”的想法产生于2004年，并在2005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OLPC（One Laptop per Child，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计划。尼葛洛庞帝认为，100美元笔记本电脑可以生产出来，他希望全球的每个儿童都能拥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去获得平等学习的机会。
而且，庞帝强调这是一项慈善的项目，OLPC是一个非赢利的组织。此项活动展开后，凭借庞帝超高的人气和出色的活动能力。前期资金2000万美元从新闻集团、AMD、GOOGLE、REDHAT等九家企业募集而得，GOOGLE等巨头从参与到项目的启动。OLPC前700万台电脑敲定主要由中国台湾省的广达生产。计划产品明年2月投放使用。
目前，“100美元电脑”基本模型已经非常的清晰，采用Linux操作系统，搭载500MHz处理器（AMD）、1GB闪存、四个USB端口以及双模式显示屏幕，分别为全彩屏幕或黑白屏幕、日光可读模式，支持无线Wi-Fi功能，同时可以连接到手机网络，也能让多部计算机同时分享单一网络连结。笔记本将透过一般电源、电池或透过附属于笔记本上的手游戏杆以人力供电，使在远方没有电缆线的地区也能使用。
OLPC说，100美圆电脑所有软件硬件都是开源的，要由使用者自己来维护，并可在其上进行符合自己思维的创新。它可以改变学习的方式，拥有它的孩子可以到任何地方看最好的资料，麻院有1250门课程都是自由开放的，全球3亿孩子拥有OLPC后，都可以有机会尝到最好的东西。
“100美元电脑”构想一出，便遭到了四方的质疑。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微软的盖茨，盖茨在公开场合说，“如果你想要用户们真正分享电脑的话，必须有宽带连接的能力，使得人们可以远程帮助这些最终用户，用一个正而八经的电脑才能够正常读写文档使用，而不是像这个100美元电脑那样想要打字的时候还要用力手摇发电”。
英特尔副总裁兼渠道平台集团总经理 （Bill Siu）对此颇有微辞，他认为，100美元笔记本从功能上更像是PDA，而不是PC，通常情况下，用户购买PC的目的是访问内容和使用软件。然而，某些面向不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功能上十分有限，甚至不能加载软件，这限制了用户的使用热情。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贝瑞特曾直言：“我认为它的名称应该是‘100美元的小玩意儿’，事实上这类产品并不算成功。”
Nicholas Negroponte业界的质疑集中在以下几点，要使得整整的实现数字化学习的理想，必须有网络的连接，贫瘠的农村地区如何建立网络？拿到电脑后，农村孩子的是否能真正的学习？电脑如何维护？购买笔记本后相关服务与网络接入等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手摇发电虽然能够节约在电能方面的消耗，但是对于接近100瓦功率的笔记本来说，手摇发电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对这些质疑，庞帝似乎早就见怪不怪。当记者提到盖茨对100美圆电脑的评论时，庞帝说，“盖茨讲的有几件事情肯定是不正确的。比如说盖茨说手摇发电机不应该有，在偏远的地方没有电力供应肯定是不行的。第二是盖茨觉得芯片速度这么慢。我觉得现在的芯片如果你用WIN是很匹配的。但是如果小的芯片，性能比较好，用简单的LINUX软件，可能比现在的WIN系统更快。”
而有意思的是，外电报道微软曾与庞帝商谈过100美圆电脑采用WIN系统，但最后庞帝决定采用LINUX。因而有观点认为，微软与因特尔的反对，是因为被OLPC拒之门外。
无所畏惧的庞帝
尼葛洛.庞帝的学生说，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个无所畏惧的人，那便是他们的老师。
“一个孩子一个电脑”项目启动后，庞帝在圈定的七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埃及、泰国、尼日利亚、中国等）奔波。据他的中国弟子潘鹏凯介绍，庞帝跟巴西、泰国等国的总统、总理或者部长之间都是朋友，目前，七个国家中的大部分基本同意了庞帝的计划，明年初开始全面实施，大量发货。
“我们保证，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就会有具体的应用。”3月31日，尼葛洛.庞帝在清华大学“二十一世纪数字化学习”高峰论坛上说。
但是在中国，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最近两年尼葛洛.庞帝每个月来一次中国，频繁跟中国教育部等各部门都见面，“官员们都表示他们很感兴趣，但他们没有说做还是不做。也许只有胡主席或者温总理才能解决。” 庞帝说。
庞帝的另外一个苦恼在于，他几乎不用电话，习惯于邮件的交流。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传统问题，中国的官员显然对此还不习惯。
中国的儿童人数占了世界的1/4，庞帝要实现其“数字化学习”的理想，中国是不可或缺的一大块。当记者问到他的耐心会到什么时候时，庞帝说，“今年8月底。如果中国还是没有回应，可能会把转到其他国家。”
庞帝有时会带着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去柬埔寨农村里去生活一段日子。他说在那有一个没有水、电的小镇，每户人家平均一年的收入是47美元，儿童不能上学，他用电脑教他们学英语，第一个单词是GOOGLE，只要学会了这个单词，他们将来就可以得到任何他们想学到的东西。但对于中国的农村，他承认没有亲自去过。他认为，柬埔寨农村与中国的农村的情况差不多。这也许是他不明白中国政府为何如此谨慎的原因。在中国农村，儿童拿了电脑之后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启动这一系列系统工程等等，都是政府犹豫所在。
当记者问及在中央政府暂时没有进展后，是否考虑由地方政府或者其他资助方式推进项目时，庞帝表示还是希望采取由中央政府资助的方式。“中国、印度等中央政府都是很强大的，虽然决策的速度相对而言会缓慢些，但一定会成为主力。” 为推进这个项目，在每个国家都建了一个项目组，中国是目前惟一拥有项目组的国家。有传闻说李嘉诚有意赞助，但还尚没有最后定夺。
在庞帝眼里，OLPC是一个长期而美妙的计划，“我们目标还不是100美元，而是100美元以下，到2010年会让价格降到50美元。OLPC的电脑需求会在2亿台以上。”
很多人都认为100美元笔记本计划更像一个美好的梦，有着良好的愿望和“完美”的计划，真正要实现起来有点“痴人说梦”。但庞帝坚定不疑的相信一定能实现。他说，“如果不成功我也不觉得这是失败的事情。”
预言家与投资商的庞帝
说宝堂信息科技公司CEO潘鹏凯是庞帝在MIT的学生。潘鹏凯在MIT用七年时间拿下了博士学位。当潘毕业之时，已经得到了Google的Offer。但潘当时有创业的想法，与庞帝谈了五分钟后，庞帝当场决定拍板投资给潘鹏凯创业。在庞帝的影响下，其他投资商也纷纷注资。潘鹏凯说，超过一半的投资人他连面都没有见过，钱就汇过来了，这全都是因为庞帝的面子。2004年7月，说宝堂（Saybot）信息科技公司在美国波士顿成立。之后，在上海和美国加州设有分部。说宝堂公司的主要业务正是数字化学习，帮助中国人学好外语。
潘鹏凯的例子让人想起了10年前的张朝阳。1996年，一个在MIT读书的中国年轻人找到之前并不认识的庞帝教授，向他讲述了自己关于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想法。30分钟后，庞帝就决定投资2万美元给这个年轻人，让他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做互联网，这个年轻人就是张朝阳，那家公司后来变成了现在的搜狐。
除了上面两个例子，庞帝在全世界投资了50个以上的公司，他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投资家。
而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庞帝的是《数字化生存》。1996年，美国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被翻译成中文版。随后1997年2月，庞帝第一次访问中国。在中华大地上引起了关于互联网浪潮的大讨论，被人认为是中国IT业的圣经或者说是一缕曙光。从此"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力度闯进了中国普通人的视野和生活，那些早就知道原子的年青活跃的大脑，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从"原子到比特"的演变过程。
庞帝在麻省理工学院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很少打电话，更不用在纸上写字。每天深夜花几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这成为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早上起床吃早餐一样。每年都旅行30万英里，飞往全球各地发表演讲，参加研讨会，或成为各国政要及企业提供咨询。旅行时，他总是随身携带数磅重的电池，占据1/4行李箱的各种插头、插座和一部笔记本电脑。电子设备为他串联起麻省理工学院、他的家以及他当时所在的任一个地方。这便是他数字化生存的一部分。
Nicholas Negroponte链接一：
庞帝其人与中国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生于1943年，希腊裔美籍计算机学家，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
庞帝是一位希腊船主的儿子，出生在纽约，在MIT获得了建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66年他23岁时成为MIT的教授。1985年，创办了媒体实验室并任主席。他进行了很多风险投资，投资的公司有50多家，其中包括3家中国公司。1995年，他出版了《数字化生存》，该书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其兄为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现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尼葛洛庞帝(John Negroponte)。
1997年2月，庞帝第一次访问中国。借助《数字化生存》一书，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力度闯进了中国普通人的视野和生活。庞帝被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启蒙者。
2004年4月，尼葛洛庞帝第三次访华。与张朝阳等中国互联网的实践者一起展望中国互联网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之后，多次访问中国。
2006年3月，尼葛洛庞帝参加清华大学“21世纪数字化学习”高峰论坛，推广其OLPC计划。
联接二：采访手记：（800字）
为梦想而工作------尼葛洛庞帝趣事
师徒情深
尼葛洛庞帝步进媒体采访室，没有看到同来的他的老师西蒙。便问：“西蒙呢？”得知西蒙没有在被采访名单时，他非要让工作人员把他老师请进来。然后在门口等待他的老师一起就座采访。
庞帝的导师西蒙先生已经有80多高龄，满头银发。此次西蒙不顾长途旅行到场为学生助战，既是为师徒情谊，也是为理想。西蒙是一个反种族歧视的先锋，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人工智能学的创始人，早在60年代，他就发现小孩子通过编程序可以了解自己的思维过程，他强调计算机不仅仅是信息处理的工具。正是基于这样的基于这个理念，2004年庞帝产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电脑”的想法。
但在采访过程中，媒体几乎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了庞帝，西蒙在一边睁着圆圆的眼睛盯着庞帝，并不感到受到冷落。当问到对“一个孩子一个电脑”的前景时，西蒙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在场当翻译的是庞帝的中国弟子潘鹏凯。当记者好奇的问庞帝为什么他们三个人当时都带红领带时，庞帝笑着说：“他（潘鹏凯）复制我的”，潘鹏凯却笑着说：“他（庞帝）复制他（西蒙）的。”
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天真好奇”
主持人宣布采访即将开始，庞帝却站起来，走到一旁。原来他看到旁边的速录人员在不停的记录，前面有一个黑乎乎类似电脑的机器，他感到非常的好奇，一定要看个究竟。他看了好一会后，才不紧不慢的走回到椅子上坐好。
在很多人看来，100美圆电脑是“天大的梦想”，实现起来的难度之大难以想像。庞帝为什么要想去做这件事情？并且当作一项慈善的工作去做？因为中外语境的关系，我无法直接从庞帝那里得到答案。
庞帝的中国弟子潘鹏凯给了我一个答案。“Work for Dreams（为梦想而工作）。” 庞帝就像很多科学家一样，天真好奇，他希望能“影响世界”，并且相信一定能影响世界，脑袋里不会有“得失成败”概念，只会一个劲努力去做。我们很多人站在原地的原因是否因为过于精明把得失计算得太为精确呢？
尼葛洛庞帝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未来学家，但有一些人认为，他最出色的贡献不是《数字化生存》这本书，而是一句话：“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文/杨霞清）
《财富对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罗庞蒂 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们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创造未来
对话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主任 尼葛罗庞蒂
北京搜狐公司总裁张朝阳 中央电视台 上海电视台
′99财富全球论坛特别报道 财富对话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 陈晓楠
主持人：
“指点全球经济，畅谈中国未来”。欢迎再次走进《财富对话》。
Nicholas Negroponte 我是陈晓楠。
今天我们请到的谈话嘉宾是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罗庞蒂先生，我们先来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
大屏幕解说：……
主持人：
让我们现在就掌声有请尼葛罗庞蒂先生。
今天我们还有一位中方的嘉宾，他就是北京搜狐公司的总裁张朝阳先生。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词就是数字化，我想数字化这个词和您二位的姓名很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尼葛罗庞蒂先生，您也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上一次您来到中国的时候就给我们留下一句名言，说您不打电话，不发传真，不开会，只发E-mail或者是和人见面。那么刚才我在上台之前有一位朋友，想让我问问您，您家里有几台电脑？
尼葛罗庞蒂：
如果你说的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也许有五六个吧。
主持人：
有不同的分工吗？
尼葛罗庞蒂：
实际上没有分工，经常取决于它们放在什么地方，有的是在这一层，有的是在那一层楼上，它们没有特别专门的目的。
主持人：
每天屋子里每个角落都是电脑，不知道你每天有多少时间是和电脑在一起的？
尼葛罗庞蒂：
太多了。也许10个小时一天。每一天都10个小时，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都是10个小时。
主持人：
您和您的合作伙伴张朝阳先生，在这几年当中完全是通过E-mail来联系，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没有发过传真吗？
尼葛罗庞蒂：
我想从来没有和他打过电话，跟你打过电话吗？
张朝阳：
非常少。仅有的好像一两次。还是我打电话过去，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
主持人：
那我不知道张先生的生活，有没有像尼葛罗庞蒂先生的生活这么数字化。比如说这一次来上海的机票是在网上订的吗？
张朝阳：
不是。
主持人：
那么是排队买的吗？不会吧。
张朝阳：
是我们公司定的，可能是跑到我们楼下的航空公司订票的地方。
主持人：
是不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数字化生活还会碰到一些困难？
张朝阳：
才刚刚开始。如果楼下没有订票的地方，我们倒有可能通过网上订。就是说方便，如果某些东西特别方便，跟实际的人去竞争，如果这个更方便，就会采用。
主持人：
那么现在可能大部分的人的生活方式还没有数宇化，可能是因为给他们提供的方便便利还不够。
张朝阳：
对。还有一段时间发展。
主持人：
尼葛罗庞蒂先生上次来给我们留下五大预言，我想可能观众朋友都记得，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大概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拥有一美元以下的电脑，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会上网，比如说像一些家电——电冰箱、电视都会上网，另外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会越来越智能化。我不知道尼葛罗庞蒂先生这次来是否对您的这些预言作一些新的修正或者是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预言？
尼葛罗庞蒂：
实际上我想新的东西是现在变化的速度，换句话说，使大家都感到吃惊的不是说出现了一项新技术，或这项新技术会让机器变得更好或是更坏，而是变化的速度非常快，谁也没有能够想到变化会这样快。从我上次一月份访问以来，参加电子商务的人数和电子商务的量，中国官方的预测已经比一月份高了三倍，因此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这就是变化的量和速度。
主持人：
我不知道一美元以下的电脑，大家在多久的未来才能够看到？
尼葛罗庞蒂：
我们目前所做的项目至少要花五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如果我们能够，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制作一美元以下的计算机，那么这就会改变整个计算机领域的经济学。你或许可以吃计算机，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用计算机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像桌上这台笔记本电脑，不应只去想它怎么才能值一美元，而应去想它将用于什么地方，是不是衣服里头会织入一些线路？
主持人：
张先生，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奢望一美元以下的电脑，但至少是和脚踏车一样的电脑，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见到？
张朝阳：
我希望能够在几年里面能够有200美元以下的电脑，这样的话，我觉得电脑将会普及到中国的广大农村。一个巨大的市场。我觉得买几袋化肥的钱买一台电脑挺合适。
主持人：
实际上在美国，电脑的价钱也就是大家吃一顿饭的钱，是不是？
张朝阳：
不是的，现在还是一千多美元。
主持人：
很贵的一顿饭。
张朝阳：
很贵的一顿饭，一般吃一顿饭只要20美元就够了，所以现在来说电脑还是太贵了。这个我跟尼葛罗庞蒂的观点特别一致，就是说现在电脑太贵了，应该让它更便宜一些。
主持人：
我想您可能更希望看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您的业务就可以大大推展。
张朝阳：
将会有更多的眼球撞击搜狐的主页。
主持人：
您刚才谈到，有的电脑可能插在袖子上，是不是未来的电脑不像我们现在想像的这个模样了，它的形态会彻底地改变？
尼葛罗庞蒂：
也许这样想这个问题最好，今后的计算机更像空气一样，换句话说，你根本就注意不到他是在你周围，它会和其他东西合为一体，可能是家具的一部分，衣服的一部分，你不会注意到空气，除非空气没有了，你才注意到。我想计算机也是如此，除非它们不在了，否则你们根本注意不到它们。这并不是说你不拥有一些像电器的装置就能做一些事情，而是计算非常细，已经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食品的包装上面有一些条形码，向你说明里面包装的内容。如果这些条形码是一个计算机的话，而且编码会说话，当然不是说像你和我说话这种方式。实际上它可以告诉其他装置，它的身份，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在你家庭里的东西，其他东西，如冰箱会知道包装里面有什么东西，架子也会知道有什么东西，咖啡和糖可以说话。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模式。
主持人：
但是如果我们身边这些东西的智力在不断增长，您觉得对人是不是一种挑战？
尼葛罗庞蒂：
对人的挑战，并不在于这些东西会相互对话。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必须将系统做得非常简单，目前太复杂了，太难于理解了。如果你看到像大自然一样非常复杂的系统，复杂程度简直是太高了，而我们和它们的交往又非常简单，实际上我的门它比计算机要聪明的多。
Nicholas Negroponte 主持人：
我不知道张先生您对……
张朝阳：
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像空气一样的计算机或者就是在任何地方看不见的计算机如果相互交流的话，会不会对人造成一种挑战，会不会对人造成一种威胁，人觉得是不是太多了，搞得生活很不方便。
主持人：
因为现在是这样，我看到一些未来学家预测，将来人们很可能复制人的智力，复制人的情感，那么到那个时候人和机器的界限是不是很少，或者说没有界限。
尼葛罗庞蒂：
也许根本就没有智能上的区别，实际上计算机也许可能比我们更聪明。也许区别在于人有意识，我想这种区别可以使人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会受到电脑的影响。实际上，你周围有很多的机器都比我们强，机器可以把石头搬起来，把东西挪走。因此对于机器在智力上要强于人，我认为无所谓，但是它开始有意识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重要的是智能是分布式的智能，来自机器的社会，不是一个中央的智能系统。
主持人：
如果您的这个预言都能够实现的话，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尼葛罗庞蒂：
这个问题当中就含有讽刺的味道，因为数字化生活的一个方面，就是每天和另外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你要描绘一天这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因为每一天和另外一天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我们所做的生活都是同步的，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时间起来，工作时间也差不多，交通都很拥挤，下班回来大家做的东西都是以一种方式来做。而在今后由于有了数字化，就不像现在这么同步了。对我来说，最理想的生活就是不用定闹钟，不用被闹钟闹醒。有些人可能不见得非得知道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两者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工作最努力的。在数字世界当中一定要守纪律，不见得像他那么努力工作，他的工作太努力了。但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在今后的数字世界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受干扰。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首先为什么电话要响，大家可以想像为什么电话要响，如果你不在那儿的话，它响来响去有什么用呢？反正你也不在。但是如果你在场，它也不应该响，它应该自己来回答。然后比如说如果张先生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机应自己答复他，它会说主人正忙着。张先生就会说，实际上这一步很重要，你叫他一下，然后电话可能继续会说，是张先生打来的电话。这样就不会只是荒唐的电话铃声。也许张先生和我的电话可以对话，如果他现在心情不好，我也很忙，也许可以干脆让两个人以后再打电话。
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并没有介入。
张朝阳：
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就是说科学技术或者这种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选择，更多的选择，使得你们没必要早上都一块儿去上班挤这个公共汽车，或者挤这个交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你可以在一个山顶上办公，你可以半夜三点钟，你可以和别人同时进行，但也可以不是同时进行，但是同时完成。那么在这样一种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可找到你，或者是可以在某种方式让你做某种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来主动做任何事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时候，在这么多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你不会被这个选择。比如我现在，一天任何时候我永远在上网，所以你任何时候发一个电子邮件我都可以看到。如果是非常不好的消息，我会马上知道，马上影响情绪，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电子邮件，我可以很高高兴兴做一件事情，直到一个坏消息传来，我今天至少还可以高兴做这件事情，但是有电子邮件，有这样的技术，我如果完全被这种技术所主宰的话，我就一分钟都不可能安宁，因为任何一分钟，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任何一个事情，可能跟我有一点关系，可能造成我情绪上不稳定，那么在这么大的选择的情况下，人就有一种决定，现在是晚上时间，我不想工作，所以我不上网，而到早上我该工作我就上网。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这是一种巨大的选择，带来特别大便利，如果我们主动去选择，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的话，科学技术最后带来的是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更疯狂的一种生活。
主持人：
我不知道刚才二位给我们描述的这个未来的生活和我们想像当中的未来是不是一样，今天未来学家在这里，我想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来问一下，看看我们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
提问：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泰克帝国》这部美国电影，吉诺利微斯主演的。它那个电影就描述未来的生活。一个人早上醒来，就发现原来自己是给网络控制的，他原来觉得自己可以控制网络，结果是每个人都被网络控制了，所以我想请问两位数字化的专家，是不是未来我们有可能被网络控制。然后最后谁来拯救我们，是“皮黑客”来拯救我们吗？随便也想问一下两位对黑客的看法？谢谢。
Nicholas Negroponte 尼葛罗庞蒂：
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张朝阳：
没看过。
尼葛罗庞蒂：
我们都没看过这个电影。
主持人：
你觉得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尼葛罗庞蒂：
即使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我认为也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为什么？很简单，为了要实现上述情况，必须有一个中央控制，这个中央控制在互联网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是很多组成部分既独立又协作地运作，每一个部分的独立性，基本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安全的系统，无论是从军事方面还是从个人角度。从军事角度说，如果你炸毁了系统的一个部分，整个系统还会继续工作。破坏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破坏整个系统。从社会角度来说，也是同样一种情况。即使一个部件出现问题，或者说一个部件判断失误，或者其他部件产生一些不良动机，但是整个系统还会工作，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分散的数字化网络。
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问张总裁，因为搜狐网站的服务是比较特殊的服务，像这两年Internet网站方面的服务，应该说越来越火，特别是北京地区，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新兴的北京地区的网站，很多很多这样的比较雷同的、或者比较类似的网站，每天都在出来。可能在二三年以前，竞争并不是这么激烈，因为同类网站很少很少，但是二三年以后面对这么多同类型的网站出来，大家都有自己的招儿，都有自己的特色，你觉得搜狐网站有什么使你们保持不败的特性，如果假设说你们搜狐现在刚有这么一个主意，然后打算把它搞起来，怎么样做一个战略方面的安排，成为一个胜者，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张朝阳：
两年前，当我们推出搜狐的时候，网站的数量非常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频道，E-mail也特别慢，但是当时搜狐能够存在，能够生存下去，就因为竞争非常弱，现在如果我们再像那时候我们就没法活下去。现在我们只有当竞争起来以后我们得做得更好，别人都开始预备跑，大家都开始跑了，我们已经跑得很远，而且跑得更快，这样才能使我们保持不败的地位，我们特别欢迎现在这种的竞争，因为整个教育中国、普及中国互联网市场是大家共同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把这个全放在搜狐的肩头的话也未免太沉重了。那么这种激烈竞争以后带来最终受益的是用户，现在上网的话，大家这种目标，这种活动种类比两年前多得多。这是市场竞争导致这种繁荣的景象，如果现在我重新再开一个网站，我可能真得好好想想，不是说一拍脑袋想一个搜狐的主意就能够把它做下去，而且真得想想，到底怎么面对这么大的竞争才能赶上去，因为有这么多已经存在的网站了。
主持人：
现在谈到搜狐的问题，就是不仅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很多人说互联网，搞互联网的这些人日子并不是很好过，我不知道搜狐的日子怎么样过的？
张朝阳：
我还是用那句话：诚惶诚恐。我刚才也说我每天都在特定的时间来接E-mail，我不敢所有的时间都来接，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来接E-mail，我会一天都过不好日子，总是有好消息，坏消息，好消息，坏消息。有的坏消息就可能坏那么一会儿，一会儿又好了。所以做互联网确实是速度非常快，一种生存的压力非常大，这在业界大家都是这样，但是硅谷是这么走过来的，美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现在只不过走同样的道路，前景是非常好的，为了未来巨大的前景，我们现在要学会在这样一种压力下能够生存，而且越活越好。
主持人：
我不知道在这方面尼葛罗庞蒂先生是不是也给过你一些忠告，因为我知道尼葛罗庞蒂先生是搜狐的一部分资金的投入者是吗？
张朝阳：
最早期的投资者，现在还是股东之一。
主持人：
因为尼葛罗庞蒂先生是未来学家，是不是经常告诉你未来会很好的。
张朝阳：
我觉得因为——我替尼葛罗庞蒂先生说了——因为他觉得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是创造未来。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每天都在做事情，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来观察人们的行为，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来知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我们推出的每一个产品都要看用户是不是喜欢，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我们赶快推出来。比如我们最近推出电子商务，也是考虑到电子商务的机会已经成熟了，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网迷里面，他们对电子商务已经很喜欢，而且愿意买东西等等。我还是让尼葛罗庞蒂先生来说吧。
尼葛罗庞蒂：
也许开始做公司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特别是开办互联网公司，就是要意识到你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会错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还是会错，就必须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调整。失败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觉得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非常顽固地坚持这个想法最终走入死胡同。我注意到这么一个事情，搜狐为什么做得非常好呢？因为每次当它认识到必须要进行变革时它就会变革，这不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
主持人：
我想可能大家也都觉得互联网事业前景肯定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不知道走在这个美好前景的路上，障碍究竟是什么？
张朝阳：
你说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主持人：
中国。
尼葛罗庞蒂：
你想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吗？我觉得最大一个障碍，那就是成本了，这是很不幸的事情，这个成本太高了，比如说电信成本是非常高的，比如计算机成本非常高，所以说这是最大的障碍。这方面改善后，你会面临其他的障碍，比如说文化本身，必须得有很大的数字化群体。我不打电话，我也不接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认识的人都上网。如果他们都不在网上的话，那么他们早晚会上网。甚至我母亲也上网了，所以说应有很大的一个群体让你可以这么做。即使这个成本下来之后，也必须找到一个环境，必须扩大这一关键的群体，就像传真机一样，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有传真机的人很少的，没有什么用，这是下一个障碍。
张朝阳：
我可以从办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谈一下，我们进入市场经济才十几年，连做一个一般传统产业公司的知识也才刚刚开始积攒。我们国家产生一些特别著名品牌的道路是多么艰难，经常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一个著名品牌产生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纷纷落马，原因不是因为有什么大的政策改变，而是因为如何建立一个公司并让它健康发展的社会知识不够，这个反映到互联网更是这样，或者说夭折率非常高，甚至比其他产业更高。硅谷经过30年，如果从60年代到现在就是30、40年的这种实践，把该犯的很多错误都犯过了，所以说以一个整个社会集体的智慧来组建一个公司都是很通常的，都是在教科书上。你组建公司，你该怎么做，请谁怎么做，在中国这些知识都没有，所以我们就需要重新去体会去实践。那么一个失败了，然后写一本书，这个公司为什么失败，所以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公司失败的教训。当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不能老失败。我们说话就得去学习，学习的最好的方法是利用风险投资，中国现在不是没有钱，但是就中国，对于如何创造高科技企业来利用这笔钱现在还需要积累，因为他需要一段时间学习，要引入国际的风险投资。但国际风险投资的问题又是一种文化的隔阂。就是说在国内搞一个公司怎么让国际的风险投资来理解国内的情形，然后又来利用国际商积累了很多年这种集体办公司的经验，这就是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我发现包括搜狐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搜狐能够持续地不是说各领风骚三五年，而是互联网的话一年顶10年，所以搜狐已经领了很长时间的风骚。但是很多在国内的企业，如果在这方面做不好的话，很容易昙花一现，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主持人：
现在提到的是企业理念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客观存在的障碍。比如说像尼葛罗庞蒂先生提到的降低成本的问题？
张朝阳：
这个是跟尼葛罗庞蒂先生提的一模一样，就是关于带宽的问题，我们公司应付大量的流量，如果有时候看着搜狐比较慢的时候，那是因为带宽不够，因为访问人太多，我们每个月要花大量的钱去买这个带宽，这个钱从哪儿来？又从风险投资来，风险投资又这么难以得到，就面临特别大的挑战。所以带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花费。对于终端来说，很多家庭想上网，但是买不起计算机等等，跟尼葛罗庞蒂先生说的一模一样。
主持人：
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我想应该都了解，最近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举办72小时网络测试这样一个活动，有12个网民参加这个测试，他们在一间屋子里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所拥有的就是网络，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否已经知道这个测试的结果。
张朝阳：
我知道，可能尼葛罗庞蒂先生因为最近没有在国内所以不知道。
主持人：
你能预测一下这个结果吗？
尼葛罗庞蒂：
我实际上没有太明白，你能否解释一下。
张朝阳：
实际上是一个试验，比如说10个人，把他们关在一个屋里，关72小时没有什么东西吃，什么都没有，看看他们是不是能通过互联网活下去。比如说订了比萨饼。
尼葛罗庞蒂：
不在同一个房间吧？
主持人：
这个没有关系，反正他们是在封闭的房间里。
张朝阳：
可能是隔开的房间。
尼葛罗庞蒂：
实际上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他们在同一房间，他们能互相帮助。但如果说把他们关单间的话，我不知道没有吃的，没有灯那怎么办呢？
主持人：
具体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些现金和一些电子货币，我们要试验的是他们能不能通过网上来定购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食品、日常用品，甚至通过网上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
尼葛罗庞蒂：
终于明白了，我想关键看送货系统怎么样，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东西给你送过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低估了，如果没有很好的实实在在的送货系统，很多电子商务就不可能持续下去。我住的地方大多数时候送货系统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说你在那个小屋里待几周都可以活下去。
主持人：
我不知道张先生您对这个测试结果是怎么看的，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
张朝阳：
首先我对测试结果不太了解，这个也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实验，确实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
主持人：
确实对我们国家现在电子商务网上购物这样一个水平做了一个测试。
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下这个测试的结果。这12个人，只有一个人中途退出了，另外11个人坚持下来了，但是很艰难。因为他们首先很难订到需要的东西，即使订到也要三五天以后才会送来，如果是汉堡包早已经不行了。另外就是有关电子货币的问题，他们使用这个货币非常艰难，可能是电子货币系统问题，还有遇到种种问题。这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张朝阳：
是的，因为现在电子商务真正比较有规模的网站，能在食品或者一些生活必需品网上购买方面的提供还是很有限的，还有当时搜狐还没有推出电子商务平台。
主持人：
原因在这儿？
张朝阳：
那么我觉得即使你在网上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在网上提供这些东西的网站不一定能够活下去，原因是你现在把这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强迫他必须通过网上，但是一个网站电子商务能否成功，你要让人们做出自然的选择。他现在去到楼下商店去买一个“比萨饼”，还是说在网上让他给你送上来，这两个之间，他觉得去底下更方便。他去底下见熟人跟别人聊聊天吃点东西感觉挺好，所以说是一个市场的一种竞争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一切都靠网上进行，我们只能说来想一想人们生活中哪些东西确实不想到真实的商店去，那我们能够在网上给他，改善他的生活，让他觉得更方便，一切要从客户角度，我觉得客户是上帝，你让客户生活中稍微那么方便一点，你这个商业，你这个网站就有成功的希望。
主持人：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人们主要依赖互联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中国？
张朝阳：
这个也是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就说有大量的积累，比如大量的网站提供大量的内容，人们就突然会发觉自己每天生活中，越来越多有一些时间有些活动可以通过网上进行。你不能强迫人们去进行，你必须以一种潜移默化的让人们不知不觉的方式，如果网上是另外一片天地，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到，那人们就自然转过方向去到网络。这个确实需要特别的更加广泛的全社会的投入互联网，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不能只靠一些精英网站在那里苦苦经营，而是要全社会资金投入。要注意这一点。
主持人：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尼葛罗庞蒂先生？
尼葛罗庞蒂：
现在在美国，如果想买本书，最差的方式是到书店去买书，不仅仅要花你的精力到书店里去买，而且你个人也不知道书店有没有这本书，费用可能更高，可能还要付税，网上购书就可免税。当然有些情况下，你可能愿意到书店去，你不仅仅为买书，而是到书店去测览。如果你事先知道买哪本书就不用去书店。如果不知道，你可以去一趟，去看或者喝一杯咖啡，可能出于不同原因。所以这种电子书店和实实在在的书店并不是在竞争谁更有效率，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服务。你个人亲自去购物，这种感觉对很多人来讲是社会体验，你乐在其中，你到市场逛一逛，这种感觉更有价值，不是说买这本书或其他东西让你感到很有价值。
主持人：
我想，要达到你说的这一点，需要互联网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也需要它有一些新的经营策略，我不知道搜狐在这个战略上有什么新的设想？
张朝阳：
我们首先要让网上支付非常非常容易，不用担心你把你的身份证、信用卡号告诉我们觉得泄密了，或者以后怎么怎么地，也不用你填很多很多表，然后让你花费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再一个就是像他刚才说的我们会让我们选择一些商品。有时候觉得到一个商店去买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或者你到商店买是为了另外一种感觉，但是你以后还是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段，你还是需要在网上买，所以我们不是说把整个的真实生活一切全搬到网上，而是一个把生活中某一些能够让生活变得更方便的搬到网上，同时在网上也创造一种新型的行为，这种行为以前没有网的时候是不存在的。比如电子邮件，以前没有网不存在，比方说可能通过我们的搜狐首页来查自己的星座，来看自己的Luck day（幸运日，吉日），就是说可以有很多再创造。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的online（在线）消费群体，一个人他逐渐觉得上网是另外一种新型乐趣，一个企业怎么能在互联网上活下去，能活得好。重要的就在于不断来观察消费者的行为，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改善策略。
主持人：
那我们刚才谈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二位这次来参加世界500强财富论坛，我想首先问问尼葛罗庞蒂先生您对500强的企业，他们在新世纪数字化是如何看待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比尔·盖茨在他的新书当中提到数字神经系统，我不知道您对这种说法赞同吗？
尼葛罗庞蒂：
首先这些大公司非常庞大，保持大规模已不再有利，过去大家都想这么做。要做一个跨国公司，首先必须是一个大公司。但是互联网改变了这一点。搜狐公司可说是一个跨国公司，全世界很多人在使用搜狐的网站，很多海外华侨访问搜狐以便来寻找一些信息，所以呢，现在你可以很容易成为一个跨国公司，你可以有全球性的市场，你可以做原来大公司才能做到的事情。但现在大公司开始有点担心，大公司说我们保持这么大规模，花费太昂贵，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大公司已经分了家，使自己变小了，又开始了新的行业，所以所有大公司它们现在都在发生变化，他们都要电子化。所以比尔·盖茨说数字神经系统，这是个很好的词汇。它可以指无纸化办公，也可以指深奥复杂的数字文化的一部分。参加500强会议的这些公司，他们现在已经变得有些紧张，对未来不像五年以前那样感到自信。五年以前他们可能觉得我很庞大，我有这么多客户，我有这么多工厂，别人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那些大公司已经不这么想了，即使是最大最强大的公司也认识到，必须采取迅速行动。所以现在大公司动作已经快多了，正像你有时候看大象跑的很快一样。所以看这种事情挺有意思的。
主持人：
我们不知道在你看来，在下一个世纪世界500强前五位应该是什么行业的企业？
尼葛罗庞蒂：
这个确实取决于如何来衡量他们，衡量他们员工多少，前五强肯定来自服务行业，可能是大的饭店联盟；如果你仅看其经济规模，则有可能是大的银行集团。如果你看的是市场资本化，前几名有可能来自高科技领域。实际上你来看这个财富500强，你如果以一种方式看这些最大、最富的公司，那么大汽车公司可能排在前几名；但如果计算在股票市场上谁最值钱，这几家汽车公司都不在前几名。这看你怎么来计算。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行业如电讯业、娱乐业都在重组，在兼并或分化。数字化世界就是这么矛盾，数字化的东西可变得特别大，同时也可变得特别小。比方说媒体公司，你可能会发现有五大媒体公司，但却有很多媒体在活动。可以有五家大的电信公司，同时会有众多小的通讯公司活动，也可有三家大汽车公司等等。
提问：
我想问尼葛罗庞蒂先生一个问题，您是未来学家，您一般都是根据客观已经存在的现状和规律来预测未来人们生活是怎么样子，我想问一下你理想中的人类生活和你预测的人类生活一般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区别，你理想中的人类生活，是通过高科技的提高素质化和高科技在人类占的比重更大，还是说人们能够返璞归真？像不久前有一个国家，从部长到普通市民有一天都不用汽车，大家骑自行车去上班？谢谢。
尼葛罗庞蒂：
实际上在返璞归真和识文断字当中总是有一种混乱。所谓返璞归真的社会可以文化水平很高，只有一个方式能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是教育。没有其他任何手段了，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证提供最大限度的教育保证，那么很自然你就能提高生活的质量。当然即使受到教育也可以做傻事，然后怪罪科学技术使自己遭受苦难。但是从历史上来看，科技能够对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我看到听众都很年轻，40多年之后，你们很多人还能够在世，但是你回顾历史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我们可能忽视了科技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巨大作用。
我个人偶然想到，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们想创造一种系统，让儿童不想学习，让儿童不再有创造性，这时我们应发明学校。这说明学校不好，然而我们大家都上了学，觉得学校还行。但当你长大以后会觉得在学校学习还是挺有意思的，在学校学习实际上是开始和知识一起来玩耍，孩子们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学习，和我们的学习方式完全不同，这样你会发现生活的质量是发生了变化的，不见得非得要回到那种返璞归真的社会当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羡慕他们，因为大家说你看这种社会没有复杂性，一切很简单，没有这么多交通堵塞，这么多空气污染。太阳东升西落，每天他们都睡得很好，你自己可能没睡好，那么你可以开始抱怨，抱怨这个那个，但我们往往容易忘记，让我们生活不愉快的很多事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可能工作过份努力，可能做了这个或那个，但是我认为技术可以提高教育水平，这是价值所在。
主持人：
现在到这里，我们这个谈话，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告一段落，尼葛罗庞蒂先生有一句名言“不是我在预测未来，而是在创造未来”。我想这个未来也是通过大家共同来创造的。好，感谢二位再次来到我们演播室，谢谢大家。
创新的空气——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文编辑本段回目录
创新是低效的。创新行为通常都是无章可循、触犯众怒的，并要求打破旧习；疑惑和矛盾是滋生它的沃土。简而言之，进行创新公然违背了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违背大多数ＣＥＯ对公司的期待，违背国家领导人对国家的希望。主张创新的人就如屁股上的伤痛，让人厌烦。
然而，如果没有创新，我们注定要因为厌倦和单调而退化。创新如何发生？新想法源自何方？最通常的答案是：提供良好的教育体制，鼓励不同的观点，培养协作精神——这一切都不足为奇。而且，美国已经从满足以上几项标准中受益匪浅。但是为了保证新想法源源不断地产生，还有一些东西必须改变（高等教育的性质就是要改变的东西之一）。
良好创新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和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扼杀创新精神不需要公然进行。它可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比如人们散步时遵循默许的契约，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状况非常满意。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同一般的文化通过国民的品性孕育创新精神，而那些国民都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美国（所谓的大熔炉），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什么“文化”传统可言。在上个世纪中，美国人大约获得了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还制造了一股无人能敌的创新浪潮（从工厂自动化到集成电路到基因编码等），这股浪潮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轻视那些不停尝试但没有成功的人。实际上，很多风险投资家更可能投资那些起步较早而且已经失败过的人，而不是那些第一次创建公司的人。真正可悲之处是，人们不从失败中学习。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愿意听取年轻人的意见，这是我们特有的。在很多文化中，年龄所占分量太大了。经验比想象力更重要，尊敬异化成过度的谦卑恭顺。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根据年龄因素分配工作，这使得年轻人长期处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还记得下面这句话吗？“孩子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取意见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像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我只是随便举两个人的名字而已）这样的“孩子”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情况。他们在那么年轻时就获得巨大成功，这绝对是好现象。然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好。我尤其关心早期教育，不幸的是，它（通常）对创造力的培养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太热衷于为孩子们的成功而手舞足蹈了，以致我们没有真正去了解他们到底在学什么。其实，真正更应该让人激动的是孩子所犯的错误。甚至“错误”这个概念也应该引起注意。正如一些孩子们猜测的，风不是由树叶的颤动引起的。但这种猜想就很有意义，不应该被简单地忽略。实际上，消除对概念的误解是发现新想法的最好方法之一。这个过程和调试计算机程序相似，和作为学校教育基石的训练、实践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营造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很多工程方面的难题都是被那些不是工程师的人破解的。这仅仅是因为观察问题的角度比智商更重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观察角度不能使孩子们考上大学，也无助于他们在那里出类拔萃。学术奖赏的是深度。专家意见是由专家得出的，而这些专家都和他们的同行一起工作。各个部门和实验室都将精力集中在各自领域和子领域中。研究生，更不要说长期聘用人员，需要的是挖掘事实真相，然后在很窄的领域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治疗这种窄化和细化现象的药方是提倡跨学科研究，虽然“跨学科”这个词很老套，而且在一些前沿研究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跨学科实验室和研究项目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目的是解决横跨物理、社会科学、工程和艺术几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当时的想法是，利用各种知识的互补性，来研究跨越单一技能范畴的问题，非常好。但是最近，人们意识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给一些非常小的问题带来巨大的价值，跨学科的学术环境也能够激发出创造力。如果把事物背景、文化、年龄等的差异性最大化，我们就更可能得到和原先设想不一样的结论。
孕育新想法还需要另外两个因素。两者都与将“偶然发现”发挥到极致有关。首先，我们需要鼓励冒险。冒险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尤其困难，还会经常冒犯同事，并触犯团体发展的相关机制。这仅仅是因为冒险本身可能会显得相当愚蠢。面临困境的冒险者容易失败并遭到奚落，因此他们必须在身边找到支持，假如找不到，他们违反常理的想法将不被理解。
第二个因素是，鼓励心态的开放和观念的分享——这也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老套的目标。在数字泡沫的高峰时期，对计算机专家来说，做到观念的开放尤其困难，因为他们看到财富来自于不分享彼此的想法。学生们会把好想法保留到毕业以后。一个人把自己的牌盖得很严，另一个人也学他，结果很多实验室的价值和效率都下降了。还好，谢天谢地，数字泡沫已经破灭了。
不多年以前，贝尔实验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因而它能完成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包括一些所谓的“无价值”的理论研究。事实上，这些研究最终导致了信息理论的产生和宇宙电磁波的发现。而且整个世界都从中受益。ＡＴ＆Ｔ也做过些类似的贡献。不过，现在的贝尔实验室只是以前的影子，从1984年与ＡＴ＆Ｔ拆合，到后来与朗讯、ＮＣＲ拆分，贝尔实验室分化了好几次。并不是贝尔实验室才有这种遭遇。随着经济滑坡、公司削减开支，首先被精简的是那些高风险、成果对世人公开的研究项目。即使研究预算不下降，项目的性质也更倾向于发展性而不是创新性。假如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最终我们将遭受新思路匮乏之苦。现在，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把精力集中在提出新思路上。开发新思路几乎陷入了停顿状态。
在新出现的“新经济”中，研究和创新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出现在那些有多个项目和多种支持的地方。适于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大学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大学除研究之外，另一“产品”是“人”。然而，边研究边学习，可能要冒更大的风险，新想法的产生也可能更低效。现在，只有少数几所美国大学可以属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之列。更多的大学应该加入这个行列。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也应该加入。
产业发展需要利用基础研究的成果，正如前者利用其他条件一样。这意味着，创新必须要有前瞻性。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时，日本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现在的经济、贸易和产业部）资助了日本数家公司合作开展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方面的研究。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始终有效，它的效率还是可能比大多数公司预计的要高得多。成本是分摊的，不同的观点是分享的，即使在最困难的经济时期，创新也有存在的理由和机会。
勇于创新的人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跳跃思维的能力。通常这种能力只有那些有丰富背景知识、跨学科思维方式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会拥有。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IT史记》，方兴东、王俊秀，中信出版社，2004年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holas_Negroponte
http://blog.csdn.net/jcicheng/archive/2008/09/26/2984860.aspx
http://www.tobaccochina.com/management/intelligence/Case/20085/200851516523_302256.shtml
http://sh.sohu.com/20080307/n255582406.shtml
http://it.sohu.com/20060417/n24284730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