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激光打在志愿者的右手背上,照出一个直径2.5毫米的光斑。激光束的强度可大可小,要使接受测试的志愿者感觉到不同程度的疼痛,又要避免对皮肤造成伤害,这一切尽在张文彩的掌握之中。
一场神奇开始了。
32位志愿者的平均年龄是20岁,全部是来自高校的学生。在签署了符合心理所伦理原则的知情同意书后,他们被分成4组。首先要经过6-7次由低到高的激光刺激,度过一段痛觉适应期。
接下来,他们的身体会被连接上一部“穴位磁疗仪”。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博士张文彩告诉志愿者,仍然会对他们施加一个痛觉刺激,但同时,如果用这部机器对他们受刺激的手的合谷穴施加磁疗,就会有明显的止痛作用。作为对照,施加痛觉刺激时,只有第一、三组的磁疗机器在工作。
果然。仍然是220mJ的激光,但接受“穴位磁疗”的两组志愿者觉得:疼痛感确实降低了。
这是魔法吗?当然不。所谓的“穴位磁疗器”不过是一台普通的生理记录仪罢了,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两个组的同学觉得痛感降低,那是因为痛觉刺激真的降低了——张文彩悄悄地将一、三组的激光强度降到了120mJ。
这是欺骗吗?当然不。这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安慰剂效应可迁移实验”的一部分。
关键是建立信念
那么,最初的“穴位磁疗降低痛感”的现象就是安慰剂效应吗?也还不。这只是心理学家制造“安慰剂效应”的第一步:建立“信念”。
如果说“安慰剂效应”形容为心理因素对生理的影响,那么在获得这个效应之前,首先要以生理变化的事实在被测者的心理层面“建立信念”。在这个实验中,张文彩希望痛感的降低,使这些志愿者建立“磁疗仪器真的可以有效降低痛感”的信念,而她成功了,换句话说,志愿者(至少大部分)相信了。
然后,志愿者被告知,如果将磁疗仪器连接到他们颈后的大椎穴,还可以缓解负性刺激诱发的不愉快情绪体验。张文彩分别给他们看了200张图片,包括蛇、昆虫和残缺的肢体,同时记录他们的脑电成像,“在有施加‘磁疗’,也就是‘安慰剂’的时候,大脑中代表情绪波动的活动确实减弱了。”
“信则有,不信则无”。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人们习惯在困境中祈祷的时候如此安慰自己,久而久之,听起来更像一种有关拯救的缥缈传说。但现在,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种“心诚则灵”的现象是在他们的实验中切切实实发生了!——虽然很遗憾,在目前所有关于安慰剂效应的研究中,比较有把握的还仅仅是在“痛觉研究”的领域。
顺便提一下,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任何现象都不会孤立存在,疼痛也不例外。不舒服的痛觉还会引起情绪上的不适,因此在脑成像的图片上,当人感觉疼痛时,活跃的不只是感觉区域,还包括和情绪有关的认知区域。
简而言之,在痛觉研究中,“安慰剂效应”便是指“不愉快的感觉或情绪降低了”。研究表明,使用安慰剂确实促进了鸦片类物质的产生,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分析,这些物质是我们幸福感的源头,比如内啡肽。
至于安慰剂是如何促进了鸦片类物质的产生,一般认为有两种方式。
一是条件反射。1889年,在俄国一家军事医学院里,年轻的助教巴甫洛夫做了那个著名的实验,将狗分泌唾液与进食的铃声用“条件反射”的概念关联起来。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安慰剂反应”也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一种。以痛觉的安慰剂效应为例,当止痛片与止痛反应多次伴随出现后,止痛片便成了止痛的信号,不管这药片中是真正的药物还是安慰剂。再比如来自医生的关怀、白色床单营造的安宁氛围等等,这些环境也可以在广义上被称为“安慰剂”。
“但这种条件反射尚属于大脑无意识的范畴”。在张文彩看来,更重要的还是“预期”,也就是“建立信念”。在1962年Goldstein提出的“预期理论”中,心理学家假设“安慰剂效应”与患者“对病情改善的预期”有关。
一般地,要建立这种预期有两种途径:言语预期和强化预期。前者可以仅仅通过言语信息的方式,告知患者接受的治疗具有显著的止痛作用,而后者则是秘密操纵患者能感觉到的疗效。比如张文彩在实验中告诉志愿者“穴位磁疗”确实有止痛的疗效,便属于“言语预期”的范畴;至于悄悄降低激光刺激的强度,使志愿者相信痛觉的降低来自磁疗,就是“强化预期”的方法。
换个角度看,“建立预期”尤其是“言语预期”像一种说服传播,效果如何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可说服性,包括自信心、社会不安全感系数等因素。因此,“安慰剂效应”的程度也要因人而异。张文彩的实验中,能获得不错的安慰剂效应的比例一般在三分之一以上,但每次总会遇到一两位志愿者,安慰剂在他们身上基本上不发生作用。
同样需要建立信念,和“安慰剂效应”比起来,更有趣的是“反安慰剂效应”——戏谑点说,后者简直像一则披着学术外衣的诅咒。“如果我告诉你,要给你施加的刺激会令疼痛增加——你就会真的感觉更痛了。”这情形看着眼熟,让人联想起周星驰电影里,那个一听说自己中了“化骨绵掌”,便走得倾斜歪扭的韦小宝。
吵吵闹闹安慰剂
“痛觉”是安慰剂效应的研究最为成功的领域,但不是唯一。
1938年,安慰剂(placebo)这个词汇被首次用于实验处理,研究内容是“胶囊是否起到预防感冒的作用”。研究者(Diehl, Baker, & Cowan, 1938)将学生分成两组,给他们相同的指导语和不同的胶囊——安慰剂组的学生吃下的胶囊中只是乳糖,而非疫苗药物。结果发现,安慰剂组虽然没有接受到真正药物的治疗,却获得了与接受疫苗治疗效果相当的结果。通过这个研究,研究者在治疗感冒方面获得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安慰剂效应。
尽管如此,一直到20世纪中期,人们仍将安慰剂看成不可能伤害患者、对患者有安慰作用的一种低级欺骗。
直到1955年。美国科学家亨利·比彻(Hery·Beecher)第一个深刻认识到,安慰剂这一惰性物质对患者的有治疗作用。他回顾梳理了15个安慰剂控制的临床实验,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强大的安慰剂》,文中提到了他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35.2%的病人在使用安慰剂后病情得到有效改善。”
从这个数字看,假定有一个医学白痴勇敢地决定开拓医药事业,不问求医者所患何病,一律送上淀粉做成的药片——那么,他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可能捞取个“神医”的名声。
然而,这种作用毕竟有限。何况,临床医学上有严格的规定,一种药物的救治效果必须胜过安慰剂,否则不能称之为有效。
安慰剂效应的研究最早源自临床医学,但如今,在临床医学界,安慰剂正面临着巨大的伦理争议。有的研究者,比如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Ezekiel·Emmanue博士就不提倡使用安慰剂,他认为如果医生给患者开的药物不能被证明确实有效,这从伦理上便说不过去。但不少其他的医生觉得“It’s OK”,因为到目前为止,也没能证明它们有害。
除了争议缠身,安慰剂还像一位神秘的两面派:疗效有限,却无处不在。张文彩介绍道:“所有的公开治疗,不论药物为何,都包含了安慰剂的成分。”“隐秘治疗”可以证明这个说法:采用机器注射药物,被测者既看不到医生出现,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注射了药物——在这种情况下,治疗结果往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在一些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比如长期避孕药或抗抑郁症药品中,有很多便包含安慰剂的成分。以治疗慢性疼痛的药物为例,这类药物常含有吗啡,而吗啡多吃又会成瘾。此时,要获得治疗效果,又要尽量减弱副作用,安慰剂就该出场了。
【五花八门的安慰剂】
有没有可能,产生的疗效事实上来自作为安慰剂药物的本身?不会。
一种物质要被称之为“安慰剂”,首先要符合这样的标准:它是在人体内不会引起任何反应的惰性物质,完全不发生作用——至少要对某种特定的治疗完全不发生作用。
研究实验中使用的安慰剂,出于方便获取以及结果准确的考量,液体多为生理盐水,口服药片则多采用淀粉,如果是胶囊,胶囊里装的也是淀粉。
在记载中,最早的安慰剂实验中的主角其实是一根木棍。1801年,John· Haygarth首次报告了“安慰剂控制”的实验结果。在19世纪初,人们常用金属棍放在身体上来治疗疾病,认为人体可以通过接受金属电磁的影响来缓解症状。而Haygarth给5个病人使用了木头仿造的金属棍治疗,发现结果和用金属棍治疗相当,都是有4个人报告了“病情缓解”。事实上,今天我们知道,用金属棍的所谓“电磁效应”治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以今人眼光回望历史,金属棍才是真正的安慰剂,而那根木棍,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它“安慰剂的平方”?
当安慰剂效应泛化到社会文化中,还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现象。比如宗教中的祈祷,假如偶然一次应验后,祷告者便会建立起对“祈祷”的预期,以后再遇到危难仍会将希望寄托其上。再比如,“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如果人们发现某个咒语或神灵在一种情境中灵验,就很容易在其它一些情境中相信它的作用。或者,一旦某个品牌的一种商品在消费者中建立了信任,同一品牌的其他产品就很容易被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品牌……也是一种安慰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