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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宜孙

顾宜孙，结构工程专家、教育家，工程教育先驱。终身从事工程教育事业，建立了中国桥梁和结构学科，并为之发展付出了全部精力。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教授、专家和技术骨干。为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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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宜孙

顾宜孙，字睛洲，1897年 10月10日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其九世祖顾成天，是清朝雍正年间的进士，曾是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少年时的老师。成天公告老还乡时，乾隆为其退隐后的别墅题“东浦草堂”四字以赐，至今犹存于上海市南汇县惠南镇。以后列代均有先人设塾启蒙，至其父顾良壁，于宣统三年中举并拔贡，后回乡任南汇第一高等小学校长20余年。这所学校培育了张闻天、王艮仲等名人，因此，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15年顾宜孙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工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取清华学堂公费留学，同年秋赴美国，在康乃尔大学研究院作研究生，研究对象以结构工程为主兼铁路工程及力学。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与胡适同届，当时尚无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一铰拱桥的研究”，这篇论文曾刊登在康乃尔大学校刊上。因他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曾获“麦克劳”奖学金，并被推选为西格玛克塞（Sigama Xi）荣誉学会会员，还担任留美学生会纽约支会的社会工作。当时，在超静定结构的分析方法和手段方面尚处于早期状态，故其论文水平被评为优异而获奖给金钥匙的荣誉，时年仅24岁。1921年 7月至1922年 10月在纽约Moran-Maurice-Proctor顾问工程处任技术员，参加过哈得逊大桥、美国国家储备银行、华盛顿纪念碑等的设计，受到重视。但他感到为外国人工作没有意思，毅然于1922年底回国，应唐山交通大学之聘为教授，接替侯家源讲授结构方面的课程。1938至1939年曾短期为中英庚款董事会借用到云南大学任特约讲座，1939年又回到当时内迁在贵州平越（今贵州省福泉市）的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任教。那时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内迁的部分师生，也来到贵州，1942年校名改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他自1941年起任土木工程系主任，1945年起任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复员唐山，他仍任国立唐山工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教务长兼土木系主任、桥隧系主任；1963年又出任主管科研和研究生的副院长。

1948年曾当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1954年受铁道部滕代远部长之聘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被选为唐山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唐山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加入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唐山分社副主任委员。是政协河北省第一、二、三届委员，还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主要科学技术成就编辑本段 回目录

教书育人孜孜不倦

桥梁

顾宜孙具有渊博的学识，且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贯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他讲课全部用英文，课程包括结构理论、高等结构理论、圬工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钢结构设计、钢桥设计等并指导毕业论文。抗战期间很难聘到教授，他几乎一人挑起结构专业的全部课程，教学工作量畸重，还要担任行政工作。但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讲过一讲课后，即到办公室处理行政事务，从不迟到早退。每逢学期开始，他就给学生发一份亲自打印的教学进度计划，写出每堂课的讲授内容或课程设计进度安排，包括本学期期中考试的日期，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备课认真，将学生所应掌握的内容凝炼为包括各种符号在内的笔记。他讲课也很有特点，总是先在黑板上写出内容提要，待学生基本抄完再进行讲授。他讲解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容易掌握他的思路，教学效果极佳。他具有教师的高度责任感，在教学时特别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动精神。他主张基本内容一定要讲清楚，不敷衍、不含糊，要求学生基本功扎实，为将来发展储备后劲。他在对待学生的学习态度上从不迁就、不讲情面。而且他还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善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例如：他时常有意识地对一些繁琐的公式，说明推导原理后就让学生在课后自己推导，以此来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如：他常让考试题目体现某些基本原理的运用，只要学生认真听课并真正理解各项基本原理，考题就会迎刃而解。在培养学生方面他主张要有超前思想，他每年都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我国工程实际情况，更新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眼界。他出考题非常讲究，基本上能包括所授内容而且富有启发性。留给学生的习题，自己也先做好答案，以便随时检查学生的作业。在上设计课时，几十个学生的设计原始数据各不相同，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指导和答疑，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不使其影响下一步骤的进行。对上一周的作业，限期交卷，并在作业上注明收到日期，随后就逐份检查批改，在下一周上课前发给学生，对于有严重错误者，则让学生重做。

他在指导毕业论文时，常是开列内容涵盖结构理论、各种类型的桥梁或结构的研究、述评、分析或设计等各方面的数十道题目，由学生任选一题研究。论文类题是一人一道，设计类题有时可二人共作；也可由学生自找题目经他认可后进行研究。这不仅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且可联系实际，提高论文质量。

顾宜孙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他要求青年教师应打好扎实宽广的基础，不只是会一门课程，还应再专精一门，那才会有后劲。他给助教安排辅导任务时即是本此原则，常是一门基础课加一门专业课。升任讲师后便安排重点深入某一专业，但也不固定在一门课程上。他尽可能地帮助青年教师出国深造或到现场进修，以期培养有理论也能实干的接班人。

由于他博学多识和工作负责，在他循循善诱的亲切指导下，学生的业务能力大都很强，其中不少成为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苦心孤诣建立和发展桥梁和结构学科

顾宜孙在组织和领导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学科的设置。他随时关注国内外各大学土木工科必修、选修课程设置，课时多少等等，于1933年在《交大唐院季刊》第1卷第1期发表了他写的文章“土木工科课程之研究”。文中列举了国内外著名大学课程设置情况，作出比较分析，提出交大唐院课程设置的建议，据以制定和修订教学计划，选用新教材、新规范和新理论。使交大唐院的学生在校学习时能获得世界学科前沿的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我国大学的专业设置范围甚广，交大唐院土木学科起初只有一个土木系。学生在校涉猎土木系有关的各个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宽是其优点。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在校时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在某一个专业上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学习和钻研。以后学校开设了铁路、结构、水利、市政卫生和建筑五个专门组，指导学生在四年级时针对自己拟发展的方向选修课程，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或毕业设计项目。这样培养出来的土木学科各类专门人才很受设计、施工单位欢迎。顾宜孙在任院长、土木系主任的同时，一直是结构组（门）（含桥梁和建筑结构）的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批教师来到学校，专门人才众多。当时顾宜孙任教务长兼任土木系主任。他认为学校已具备逐步将土木系向更加专门化发展的师资力量，遂建议学校将土木系分成土木和结构两个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专家的作用，提高教学水平。他改任结构系主任。

为了更新知识，充实教学内容，将处于世界前沿的前苏联有关科技知识及时介绍给学生，他开始关注前苏联工科教学计划。为了直接阅读俄文文献，他不顾自己已近60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俄文。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从一个俄文盲达到借助字典能看俄文资料的水平。他多方收集前苏联工科教学计划，与当时欧美工科教学计划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后，择其善者而纳之。1952年 5月，为了快速培养当时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他参照前苏联将学科结合新产品设置专业的特点，将结构系改为桥梁隧道系，下设桥梁和隧道两个专门（以后改为专业），教师按课程建立教研组。顾宜孙任桥梁隧道系主任。这期间，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以身作则首先改用新教材、新规范和新理论教学，从而推动了桥隧系教学的全面改革。唐山交大桥梁隧道专业制订的教学计划，为全国有关学校所采纳。1956年又在桥隧系内设立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顾宜孙十分注意试验室的建设。他制订了详细的试验室发展、建设和实施计划。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逐步建成了材料力学、土力学、建筑材料、偏光弹性分析、工程结构试验室，招收研究生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桥梁和结构学科建成了。

中国建筑学会

淡泊名利为工科教育呕心沥血

顾宜孙1922年学成回国时，以他当时的学识和才能不难在大城市谋取职位，可他志在教育。他深知当时的中国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应尽快尽好地培养。他放弃了师长和亲人们要他留在上海的建议，接受康乃尔同学侯家源（唐山交通大学1918届）之邀，来到当时还较为偏僻的唐山交大任教。从1922年底起到1968年发现肾癌止，一共47年，他都以校为家，急校所急，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唐山沦陷，学校师生被迫南迁。他抛家舍亲，只身从上海乘船绕道越南进入昆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他的到来，便礼聘他在云南大学任中英庚款特约讲座。但当他得知交大唐院已在贵州平越复课后，即毅然放弃了云南大学的一再挽留和较优越的条件，在一年合同期满后于1939年春即赶赴平越。他和罗忠忱教授等齐心协力，苦心支撑着学校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当时的办学条件极差，薪金常常难以兑现，生活异常清苦，他所居住的房间仅能放一张床、一张书桌，书架也只好放在外面的过道上，没有电灯、煤油灯，晚上用菜油灯照明。即使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也从没放弃对自己理想的追求，也不放松对教学的严格要求，始终孜孜不倦于自己的教学工作。

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突袭贵州，进逼独山，校长罗忠忱不得不于12月初宣告学校就地解散，师生各自设法到重庆集合。前此数天，顾宜孙临危受命，毅然担当起打前站去重庆寻觅并筹建新校址的艰巨任务。他到重庆以后，奔走于茅以升等几位老校友及当时的教育部和交通部之间，经多方努力才在璧山丁家坳觅得交通部某培训班留下的几栋简易房屋作校部和教室，租下附近几栋民房院落作学生宿舍，另建几栋临时草房作教授宿舍。他日夜操劳，筚路蓝缕，计工估料，终于在1945年1月中旬接纳了所有逃难来渝的师生员工，并按计划开课，使学校得以弦歌不辍。这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不久，接替了年逾花甲的罗忠忱教授担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多方奔走，克服重重困难，操持着学校复员唐山。他委派伍镜湖教授先期回唐，将惨遭日本侵略军破坏的校园稍事修缮，增添了一些必须的校具，于1946年 11月恢复了上课，校名改为国立唐山工学院，他仍任院长。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前夕，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对进步势力加紧迫害，多次密电要求顾宜孙镇压学生运动。校方将黑名单透露给进步学生，使他们能及时隐蔽。那时的顾宜孙对学生的进步思想内心是认同的，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但由于当时的形势，使他不能公开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保护自己的学生，他感到工作难以进行，身心疲惫不堪，曾向教育部提出辞职不下十次，均遭拒绝。1948年 11月，唐山工学院大部分师生及家属南迁上海，迁沪后，仍有人主张继续南迁，甚至有人提出迁往台湾。在这关键时刻，顾宜孙和许多师生站出来顶住了这种倾向，坚持在上海等待解放。顾宜孙当时感到心力交瘁，于是接受校友茅以升等的建议聘请唐振绪校友为水利工程教授并代行院长职务。这样便稳定了南迁师生的情绪，保护学校免遭更大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积极发挥其作用，以其声望协助当时的学校领导多方面延揽人才，邀请各学科有关名师和自己在国外的学生回国执教，并以自身为例说服学生，打消他们思想上的顾虑。于是，许多学者均在此时应邀回国或来校任教，为学校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峡

正直的人生爱国的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他看到光明的前景，他对祖国、学校和自己都充满了信心，决心为祖国建设，为学校的发展更加努力地工作。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曾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总理说：“顾教授是唐山交大的知名教授，在教学改革中很有成绩”，后又和毛泽东主席握手。通过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触，更加深了他爱党爱国的信念：爱国就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拥护社会主义。在1957年整风中，他始终这样讲，也始终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初期，铁道部在1966年6月18日作出唐山铁道学院集中到峨眉“闹革命”的决定。此时顾宜孙已69岁高龄而且抱病，还是毅然从唐山来到峨眉。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他被扣上“走资派”、“祖师爷”和“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这三顶帽子正好从反面反映了他数十年献身教育事业的成绩。“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很多教授一样，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面对逆境他泰然处之。1967年唐山医院发现他的一个肾脏有了癌变，不幸于1968年 8月24日在上海离开人世，终年71岁。1978年 9月得以平反，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顾宜孙自奉俭朴。自抗日战争时起，其夫人、孩子长期居留上海，他一人在学校工作，在食堂吃饭。衣着也不讲究，1959年在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纪念会时，人民大会堂门卫对他的证件反复端详才予放行。后来他为了出席重要会议时不受阻才为自己做了一套新衣。他私生活甚是严肃，无任何嗜好，课余以打网球和桥牌或跳交谊舞自娱，并借以锻炼身体。

为了弘扬教育世家三百年来的家风和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当地政府在顾宜孙的祖籍建立“东浦草堂纪念馆”。馆陈主要内容包括顾氏家谱和九代教育工作者的姓名顺序，其中有顾宜孙的图片和遗物，如他在美国求学时的照片，1954年铁道部滕代远部长聘请他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的聘书和大桥的彩照，以及1963年4月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他为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的委任状。1994年4月上海电视台到东浦草堂纪念馆录了相，并在该台播映；1994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刊登了一篇“东浦草堂和它的主人”的文章。从此，“东浦草堂教育世家”之名便传播遐迩。

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堪为后世教育工作者的表率。唐山同学会以无限尊敬和景仰之情给他的颂词是：

巍巍高山，泱泱大水。

我师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