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地址：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Coolidge Hall308 1737 Cambrideg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电话：(617)495-4046
传真：(617)495-9976
电子邮箱：fairbank@fas.harvard.edu
网址：http://www.fas.harvard.edu/fairbank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是美国东亚研究、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先驱，现在已发展成为以历史为主干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机构。其对华研究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不仅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历史、社会状况，而且还对其中所涉及的细节和边缘化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该中心从费正清时代就确立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挂钩的研究趋势。由此，加上其良好的学术声誉，使费正清中心的学者对美国对华决策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基本情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哈佛大学在美国是东亚研究的先锋。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对东亚的研究工作就开始了。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建于1955年。由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先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创建，最早称为“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udies)，费正清任该中心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费正清退休时，该中心改为现名。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西方世界中国通之前辈，费正清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费正清中心对东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都有深人的研究。但由于近年来，哈佛先后成立了亚洲中心和朝鲜研究所，费正清中心的主要研究领域就集中在了中国。除了中心主任、助理主任及几名辅助人员外，现奋终身研究员5人，短期兼职研究员100多人，访问学者19人，从事博士后研究的5人。其当前中国研究专家队伍自称在美国是最强大的。对中国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不仅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历史、社会的大方向，还对海峡两岸关系、中国外交史、少数民族问题、海外移民、中国的文化遗产等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以200l-2002年为例，来自美国各大学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兼职研究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多达100多名，其中仅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就有20多位。
费正清中心设有自己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已有20多年的历史。现有藏书两万多册，其中一半是中文书籍。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很齐全，很多国内刚出版的新书，就可在图书馆中查到。图书馆的另一个特色是收藏了一些未公开发行的文件、统计数据等。图书馆的书籍不外借，只限馆内阅读。
费正清中心的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基金会、社团和私人基金。其资金 与亚洲中心和朝鲜研究所的资金由一个办公室统一管理，苏珊·麦克霍恩(Susan McHone)是该办公室主任，另有两名助理艾琳·多诺万(Eileen Dono-van)和卡伦·克里斯托弗(Karen Christopher)。
中心的活动包括各种研讨会、年会、讲座等。
机构人员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心主任威尔特·艾德玛(Wilt L. Idema)，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编辑。侧重中国小说、方言文学及女作家作品的研究。在荷兰获中国语言和文学博士，并在荷兰任教多年。曾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荷兰文。
中国中心主任William C. Kirby费正清中心行政管理人员一览表
主任：威尔特·艾德玛(Wilt L Idema)，电话：(617)495-4046。
助理主任：斯蒂芬尼·范佩尔特 (Stefanie Van Pelt)，电话：(617)496-6691，电子邮箱：vanpelt@fas.harvard.edu
资金和管理主任：苏珊·麦克霍恩(Susan McHone)，电话：(617)496-1062
资金助理：卡伦·克里斯托弗(Karen Christopher)，电话：(617)496-3975
资金助理：艾琳·多诺万(Eileen Donwm)，电话：(617)496-9941
图书管理员：南茜·赫斯特(Nancy Hearst)，电话：(617)495-5753，电子邮箱：hearst@has.harvard.edu。
人事助理：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ster），电子邮箱：rafoster@harvard.edu
出版协调员：纳乌·帕特里克(Oona Patrick)，电子邮箱：opatrick@fas.harvard.edu
费正清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
威尔特·艾德玛(WIlt L Mem)：费正清中心主任、中国文学教授。
威廉·奥尔福德(William AHord)：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所主任。
彼得·博尔(Peter Bol)：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中国历史教授。
保罗·科恩(Paul Cohen，中文名：柯文)：韦尔斯利学院历史学教授
费正清中心研究员
卡特·埃克特(Carter Ecdert)：朝鲜历史教授
默尔 .戈德曼(Merle Goldman)：波士顿大学教授
安德鲁 .戈登(Andrew Gordon)历史教授
伊恩 .约翰斯顿(Iain Johnston)：教授，研究中国外交、世界事务。
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历史教授。
亚瑟·克兰曼(Arthur Kleinman)：皮博迪考古学和人种学博物馆馆长、社会医疗系主任。
菲利普·库恩(Philip kuhn)：历史及东亚语言文化教授。
李陆凡(音译，Leo Ou-fan Lee)：中国文学教授。
李葳仪(音译，wai-Yee Li)：中国文学教授。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前费正清中心主任、历史和政治学教授。
斯蒂芬·欧文(Stephen OMIen)：比较文学和汉语教授。
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J. Perry)：前费正清中心主任、中国史及政治学专家。
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中文名：陆伯彬)：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
Hue –Tam Ho Tai：中越关系历史教授。
杜维明：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
傅高义(Ezra F. Vogel)：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
Leonard Van Der Kuijp：藏学研究教授。
詹姆士·沃森 (Martin Whyte)：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教授。
马丁·怀特(Martin Whyte)：社会学教授
费正清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编辑本段回目录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成立于1955年，时称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当时费正清（Fairbank, John King）成功引进了卡内基基金和福特基金，开始了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两大系列课题的研究，使该中心迈出了最艰巨的也是最成功的一步。该中心不久就有了自己的教师和研究队伍，有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为美国和西方学者搭起了一座与东方文明接触的桥梁。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易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该中心从近几年开始不仅出版有关研究西藏的书籍，而且邀请藏学家访问、合作研究，并在2002年1月11—13日召开了主题为《当代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Tibet）的藏学研讨会。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梵文和印度学系、法学院协办。又于2002年4月20—21日召开了第二次藏学研讨会，主题为《冷战及其在西藏的遗产——大国政治与地区安全》(The Cold War And Its Legacy in Tibet: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Regional Security)，具体主办者为哈佛冷战研究计划、哈佛亚洲中心、美国和平学院。两次会议为政治性很强的学术会议，从各个方面探讨“西藏问题”，试图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这不仅加强了哈佛的藏学研究，而且扩大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影响。
费正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1907年—1991年9月14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Huron，是其父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一个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兹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193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1972年中美建交后的，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1948年出版《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ibrary)》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与赖肖尔和Albert M. Craig合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临终前两天将《China :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King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如果模仿美国电影名星范朋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也叫范朋克，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了。
费正清后来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
费正清此次来华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务是了解西南联大(主要是清华)的情况，也见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这些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还有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
费正清首先拜会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联大的三位常委之一，实际主持联大工作)，并走访了一些清华教授。当时美国驻昆领事馆在北门街唐继尧公馆，费正清访问了临时住在领事馆隔壁唐家旧戏台上的金岳霖(哲学家)，陈岱孙(经济学家)和陈福田等，住在“秦家祠堂”(应系金汉鼎家祠堂，在今师专校园内)里的张奚若(政治学家)，然后又由张奚若作导游，乘军用吉普车去北郊龙头村，看望住在那里的钱端升(政治学家)。本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是住在龙头村的，他们已于两年前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费正清只见到女建筑师为自家设计的住宅。钱端升的住宅在棕皮营，与梁家住宅离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设计的。金岳霖是单身，除北门街留有一个床位，他在龙头村梁宅旁也盖了一间耳房。“参观”之后，金岳霖、钱端升也随费正清一行回到市区，参加梅贻琦在家为费氏举行的晚宴。费氏的美国助手告诉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的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氏对教授们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制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
当时(1942年)昆明物价上涨，教授生活困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记中喜欢记账，今天来读，史料宝贵。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设司家营(龙头村偏南一里)，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记：“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每月包饭费四百元”。这就是说，一个教授的月工资只够交一人的伙食费。当时许多清华教授疏散到郊区，但北门街71号尚保留有各人的单间或床位，进城集中上两三天课，然后再回乡下。从浦氏日记看，北门街的伙食要好一点，“饭菜两荤两素，六七人吃尚够。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惟米饭不佳”，但“每月包饭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资全搭进去还不够。据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常委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教师薪俸等级》，“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
费正清到昆明五天后就打了报告，内中说：“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这的确有根据，他是位学者。
但费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他对问题的观察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政治。他在报告中写道：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物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费正清所注意到的这种斗争或较量，并非始于四十年代的昆明(陈立夫从1938年1月起才任教育部长)，早在国民党于二十年代末刚取得政权之时，这种斗争即已开始，领头的是胡适。梁实秋也冲了一阵锋，他写过一篇《论思想自由》，登在1929年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3期上，文章结尾梁实秋呼吁：“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罗隆基因为常写《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类文章，还被国民党抓起来过。
应该看到，这种斗争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独裁的性质，与一般民众不挂钩，局限性是明显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环，应当肯定。
费正清对这场斗争也是肯定的，而角度则大大的不同，他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的。他在报告里毫不含糊地认为：这种斗争“是一场现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针与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方针直接对抗而开展的搏斗”，斗争的一方是“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他们“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来昆明没几天就掌握了情况，毕竟是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不简单。
费正清在昆明逗留了一星期后去重庆上任。1945年底又来过一次昆明，当时美国驻昆领事费尔·斯普鲁斯曾邀请闻一多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费正清也在座。他在回忆录中对闻一多半年后被杀害作了这样的评论：“刺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导致了戴笠的军统和CC派用武力压服异己，以及消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的努力的不断升级。这种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1946年9月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他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由闻一多被害(1946年7月15日)而促成的，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的问题，他说“我的文章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二战结束后费正清仍然回到哈佛大学，一面教中国历史，一面大胆地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意见。从他1932年首次来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观点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权威。据说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相当影响。
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专访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 编辑本段回目录
21世纪经济报道特派记者 吴晓鹏
78岁高龄的傅高义（Ezra Vogel）依然是一个“工作狂”。
最近专心致力于邓小平研究的他经常会工作到很晚，给记者发邮件确定采访时间和地点时，已经是晚上12点15分了。
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既是“中国通”也是“日本通”，它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傅高义成为第一个到中央党校讲学的外国人。
8月18日晚，傅高义在波士顿的家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21世纪》：目前为止，对奥运感觉怎么样？
傅高义：先讲我个人的印象。我个人对奥运会评价非常高，我觉得准备非常好。
我再讲讲普通的外国人的感觉。普通的外国人都会承认，的确工业化发展很不错，现代化也是成功的。北京算是现代化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个人的关系也都很不错。美国报纸写了很多文章，派了很多记者报道奥运会。他们对普通市民的印象很不错。
所以我想基本上谈一个结论，外国人对中国奥运会印象基本是好的，但是一些问题存在，主要是他们不够了解，不够同情。
《21世纪》：你从一种历史的角度上来回顾一下东西方文化和外交方面的交流，这次奥运会在这种交流中处于什么位置？
傅高义：中国是一个发展很快的国家，中国是崛起的一个国家。中国的崛起也引发外国人两方面的看法，一个看法就是欢迎；二是恐惧，中国强大以后，外国人都有一点怕。
所以我想外国人对奥运会都有这两方面的看法。一是心想中国的确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将来会变得怎么样，还要有待观察，还没有下结论，这个是普遍外国人的看法。
这次外国派了这么多记者去中国，谈了一些中国的建筑，中国的美术，中国的习俗，中国的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多一点点，但是还不能说了解很多。中国不是只有一两方面的国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所以我想，奥运让外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我想这也算是一个进步。
《21世纪》：奥运会可不可作为一个节点，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标志性事件做一些比较，比如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傅高义：我1971年、1972年去过中国，中国当时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但是那时候外国人看不到普通的人和事，看不到普通人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只能看领导人是谁。1972年的时候，就是看尼克松和毛泽东见面。
但是这一次，外国人看电视，看了这么多老百姓的事情，更多了解了中国的情况。比如说在美国人口中，有3000万人看奥运会，这个等于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外交方面的，还有运动这方面的，还有音乐。看开幕式，可以学到一些中国历史的东西，我想这对于在外国普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文化，多了解一些普通的生活，扩大了解是很有帮助的。
《21世纪》：你觉得中国改革的道路下一步会走向何处？
傅高义：我觉得中国现在有很多新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非常了解。医疗问题，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教育问题，内地的发展不平衡。但是会不会解决，现在要看，会成功多少。这将是新的阶段。
从1978年到现在，基本是搞经济建设，特别在沿海，毫无疑问非常成功。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我想这些问题还存在，仍然有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