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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1962后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沙湾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后种过地、放过羊，当过十几年乡农机管理员。劳动之余写点文字。大多写自己生活多年的一个村子。在这个人畜共居的村庄里，房子被风吹旧，太阳将人和牲畜晒老，所有事物都按自然的意志伸叶展枝。作者在不慌不忙中叙述着一种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
个人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和《风中的院门》(上海文艺出版社)。本书首版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天涯》《大家》《北京文学》《散文选刊》《南方周末》等报刊都作了隆重介绍，作者本人亦一鸣惊人，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
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于1998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新疆文坛的热切关注，多位评论家先后撰文对其创作进行研讨。接着，1999年10月，在国内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天涯》杂志的头题位置刊发了“刘亮程散文专辑”，并配发了李锐、李陀、方方、南帆、蒋子丹等著名评论家、作家的推荐文章。一时间，国内文学界为之哗然。湖北《今日名流》杂志随即对刘亮程做了长篇专访；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以“刘亮程和他的村庄”为题对其作了专访；《书评周刊》、《作家文摘》、《新华文摘》、《江南》等报刊也纷纷转载刊发刘亮程的散文及评论文章；在新疆压库1年多的数千册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也在一个月里被订购一空。2001年４月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被誉20世纪最后的文学景观。
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编辑本段回目录
摆在我面前的是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不同于其他作家所写农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不是站在一边以“体验生活”的作家的身份来写，而是写他自己的村庄，他眼中的、心中的、生于斯长于斯、亦必葬于斯的这一方土地。这就是《一个人的村庄》之命题和立意所在吧。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有一行字：“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哲学”，这是发人深思的题示。后工业化社会与《一个人的村庄》中的那种落后的生产面貌和贫穷的生活面貌之间，存在着何等尖锐的对立与鲜明的反差！从这一角度，有人会对这样的散文作品不屑一顾，觉得它太落后了。而我却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一个人的村庄》才突出了其醒世的、不可漠视的人文价值；突出了人类命运，家园史诗与人的灵魂档案的意义。“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真正已达到“五谷不分”的某些“新新人类”来说，刘亮程的书就是一本人性历史的“备忘录”。
“我在草中睡着，我的身体成了众多小虫子的温暖穴巢。”在《与虫共眠》中，你会体会到村庄中人与虫子的那种感情。“一年一年地听着虫鸣，使我感到小虫子的永恒。而我，还在世上苦度着最后十几个春秋。面朝黄土，没有叫声。”这样的释怀，便是“乡村哲学”的一种了。
写人的篇章就更深刻了。《寒风吹彻》写的是西部村庄的寒冷。“一野的寒风吹着我一个人，好像寒冷把其他一切都收拾掉了，现在全部地对付我。”刘亮程的散文中充满这类诗一样的语言，他是一位从诗转向散文的作家，因此，哲学思维能与诗性智慧相交织，形成他散文中特有的深厚与诗美素质。在这篇作品中，写到他曾将一位老人领回家中，以炉火温暖了他。但第二天还是发现那位老人已冻死在路边的荒野中。“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都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这一炉火，对这个寒冷一生的人来说，显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
刘亮程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新人奖，在获奖评语中有言：“他的语言素淡、明澈，充满欣悦感和表达事物的微妙肌理，展现了汉语独特的纯真和瑰丽。”这当然是对的，然而同时我感到“欣悦感”之外，还有一种悟透人生的深邃与悲凉，而这后者，是尤为感人的。
刘亮程的意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以《城市牛眸》为例的解读
平心而论，读刘亮程《城市牛哞》之类的散文篇什，内心深处所受到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作为散文界的一个异类人物，刘亮程以其对“人畜共居”的乡村生活的独特思考以及诗意化的艺术表达，给了读者全新的“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冯牧文学奖评委会对其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有如下的评价：“刘亮程的写作赓续着中国悠久灿烂的散文传统。他单纯而丰饶的生命体验来自村庄和田野，以中国农民在苍茫大地上的生死哀荣，庄严地揭示了民族生活中素朴的真理，在对日常岁月的诗意感悟中通向‘人的本来’。他的语言素淡、明澈，充满欣悦感和表达事物的微妙肌理，展现了汉语所独具的纯真与瑰丽。”应该说，这种充满学理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并非如他人所认为的是过誉之词。
刘亮程散文作品的数量并不很多，笔者在对所能寻觅到的刘亮程的所有散文作品的反复阅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粗浅的体会：刘亮程散文的出场意义，不仅仅是一种对乡村生活的人道解读之后所呈现出的素朴清新的美学个性，而是以其独到的乡村生活的心灵体验，以一种满蕴诗意的文化锐角、心灵思考的形而上的高度以及散文与诗歌在深层次的精神层面上的沟通与榫合，从而真正实现了散文文本对激情的渴望与审美的回归的本质要求。这无疑是对90年代貌似繁荣、实为平庸的机械复制式的散文创作的总体现状，实现了一次强劲的反拨。在经历了80年代中后期“小女人散文”对现实生活寻常琐事的世俗甜腻表现的虚妄，以及“文化大散文”滥觞于“审智”的沉重而失却散文本体“诗性”意义的描述的所引发的心灵孤寂之后，刘亮程散文适时地填补了人们阅读视野的单一与苍白，并以一种寂寞而又辽远的声音唤醒了我们业已沉睡已久的心灵。
《城市牛哞》是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的重头作品，也是在不同的读者在解读的过程中歧见纷出的作品。有论者认为刘亮程是“万物有灵论者”，“信奉佛家悲悯万物的世界观”，也有论者认为是“对城市文明的诅咒”和“对城市工业化的厌恶”等等。笔者认为，其实这些观点都局促于认识的单一层面，是过多的流连于散文文本表现内容的道德评判后产生的偏狭认识。作家所希冀获得的，并非是都市与乡村、赞美与批评等传统的二元对立，而是以一种高贵而又包容的生存俯瞰，表达对人间不平与历史蹂躏的深切关注，进而表达对一切生命尊严的维护与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望。而这一切也正好是寻常人在世俗生活的庸碌与无奈中常常乏失的内涵，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城市牛哞》从“我”偶然路过街心花园，看见花园中冒着热气的牛粪写起，于是引发了进入城市后的作家内心深处难于割舍的乡村情结，以至于“抓起一把闻了闻”，感觉“到一股熟悉的遥远的乡村的气息扑鼻而来，沁透心肺。”这个典型细节的刻画，因为有悖于常理，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有矫情作伪的成分，其实恰是十分精到的表达了作家与浸淫已久、同生共体的乡村的血肉联系，夸张的表达也恰好是痴迷其中的自由心性的真实流露，同时，这也是对进入城市的“牛”的命运之所以会产生悲悯心理的现实基础。
接下来的几段文字是本篇中最动人心魄的。作家自述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从乡下运来的一卡车牛，“并排横站在车厢里，像一群没买到坐票的乘客，东张西望，目光天真而好奇。”拟人化的对牛之情态的描摹，伴随了主体的想象，“杂糅了悲剧与黑色幽默式的喜剧”，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历程、一种因天真无知而愈显悲壮的集体命运。”（于君《散文讲稿》，群言出版社2003年1月版）惟其如此，当听到“熟悉的一声牛哞”，看见“一车牛的眼睛齐刷刷盯住了我”，感觉到牛认出我的农民身份，而且似乎听到了它们对自己的“议论”的时候，作家惊竦之余“羞愧得抬起头”的情感才显得尤为的沉痛与真诚。作家由此感慨万千：“牛只是作为肉和皮子被运进城里。一头牛从宰杀到骨肉被分食，这段时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胃口和消化速度。早晨还活蹦乱跳的一头牛，中午已摆上市民的餐桌，进入肠胃转化成热量与情欲。”一头牛见证了一个城市世俗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也揭开了城市文明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残酷的现实本质，这与“人畜共居的村庄”中“不是人跟着牲口走便是牲口跟着人走”的和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更令人心悸的是下面的一段超越现实层面的想象文字：
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这样的美梦呢？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里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血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
林贤治先生在《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一文中曾有如下一段感性评价：“这是狂哞，是撕心裂肺的声音。惊恐、愤怒、决绝，整个文坛听不到这种声音。没有一个来自乡土的作家，能够如此看待自己的出身、处境和命运。”这确实是一种沉痛至极而冲口而出的血泪文字，牛的命运具有了纵深感的象征的意味，而人与牛之间的角色互换与思考，将人的命运与牛的命运被神奇地叠化在一起，从而将牛的命运的悲剧象征意义扩展到了一个更为辽远的世界。这种由“对象”到“主体”的之间角色互置及人性理解，显然已经超越了佛家“悲悯”的层次，人作为万物灵长的中心性与优越性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所观照的是牛的命运的背后所隐藏着的人的命运的悲剧性，牛的命运也象征着人的命运，而不甘于沦为牛的命运的奋力抗争，不正是体现了崇尚独立与自由天性的一种绝好的真实写照！接下来的一段文字是激情跌宕之后的余绪飞扬：当许多次的看到“比人高大有力的牛”，“不挣扎”、“不逃跑”，“被人轻轻松松地宰掉”，作家由衷地从心灵深处发出呼喊：
我在心里一次次替它们逃跑，用我的两只脚，用我远不如牛的那点力气，替千千万万头牛在逃啊逃，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终逃进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让他们再认不出来。我尽量装得跟人似的，跟一个城里人似的说话，做事和走路。但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两种动物。我沉默无语，偶尔在城市的喧嚣中发出一两声沉沉牛哞，惊动周围的人。他们惊异地注视着我，说我发出了天才的声音。我默默地接受着这种赞誉，只有我知道这种声音曾经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喉管被人一个个割断了。多少伟大的生命被人们当食物吞噬。人们用太多太珍贵的东西喂了肚子。浑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变作一个咯或一个屁被排掉——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
读这样的文字，笔者内心的感受是复杂的。共同来自乡村的地域身份与文化标志，使得“我”与“牛”的区分已变得模糊不清，由“牛”的命运而引发的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充满了无奈而又悲凉的宿命的色彩。也许在作家看来，人与自然万物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出于对生他养他的人畜和谐共居的村庄和土地的感激，作家理应充分表达对与人共处的自然万物的尊重与理解。况且，在乡村，曾经在很长很长的时间之中，牛与农民的关系往往是脚下的那一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作家在一如既往地对与人共存的每一种自然生物表示深深理解的同时，对牛这种身份与其他生物有所不同的特殊生命的理解才更显得更为真切动人，以至于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已消解。同时由牛在城市中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中，也不难看出当代城市文明所引发的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与人的本质力量的无比软弱之间的巨大反差，从而使人们去反思以城市为中心并由此不断向外延伸、辐射引领时尚的现代生活方式。作家正是以这样的一种独特方式与姿态，以丰富复杂的自由心性去体察人间万象，并试图从中体悟一切有生的生命存在与同是自然生命一个特殊类别的“人”的真实关系。而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认为的是对“城市文明的诅咒”而发出的“战斗檄文”。
无庸置疑，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对立以及对这种对立的复杂理解，一直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的重要话题之一。例如贾平凹、刘震云、张炜等农裔作家，就在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评判与取舍上陷入两难的境地。贾平凹前期的作品就明显地表达出对封闭落后、甚至是愚昧麻木的乡村传统道德的批判，表现出走出乡村封闭禁锢的“觉醒者”的姿态，但在后期的作品中，作家开始逐步走出单一性地认同现代文明的时期，对乡村文明的依恋情感与现代文明的理性认识的纠缠，从而使其陷入情与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刻矛盾而不能自拔。发表于90年代后期的长篇小说《怀念狼》，更是表达出对人类现实社会的一种悲观与绝望。作家将希望寄托在狼的世界之中，希望原始的野性生命能够改造现实社会，而最终的狼的灭绝，也意味着人类原始生命力的萎缩与衰竭。而人的狼化（兽性化），则象征着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和对前景的一种担忧与恐惧。
而对刘亮程而言，其笔下的乡村始终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便对牛以及同样具有乡村身份的“我”进入城市之后将遭遇的命运抱有深深的警惕，一方面固然有对城市生活的功利需要而展开的对乡村和谐境界的蹂躏与破坏感到痛惜，另一方面则在心灵深处固守着对乡村净土的依恋而保持着一种可贵的心境。如果说贾平凹等所发出的是充满痛苦与绝望情愫的乡村挽曲，表现出的是一种即将面临历史淘汰的乡村文化的哀怨，因而在试图实现文化回归认同的同时满蕴着彻骨的无奈的话，刘亮程则是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守望着精神的家园，这个家园有着人与自然万物各适其所、相依为命的和谐，每个生命的存在都是一个奇异的景观，都有一部纷繁的心灵历史，都保持着卓然独立的坚韧，因而也不能为外部世界的蛮横所轻易改变。因为“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刘亮程《剩下的事情》）
惟其如此，作家为即将遭到屠戮命运的牛“在心里一次次替它们逃跑”的联想、发出“太普通、太平凡了”的“沉沉牛哞”的喉管“被人们一个个割断”的感慨以及对吞噬“伟大生命”的工业城市生活方式的指责才显得如此的振聋发聩，在痛彻心肺的情感抒写的背后，寻找与追怀一种“鲜活如我们古老的血液”、“永远不旧的东西。”
故乡的意义，在刘亮程的心中，始终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存之地，二是精神居所。作家曾如此说过：“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而对其后来相处的城市，作家也曾如此认为：“与乡村相比，城市生活不易被心灵收藏。一件事物要进入心灵，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作家无意要将乡村与城市作绝然的对立，因为“城市与乡村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之间真正区别在于“城市不断产生新东西，不断出现，不断消失，一些东西还没来得及留意它便永远消失了”，“但人的心灵却总是怀想那些渐渐远去的、已经消失的事物。”这不是单纯的恋旧，而是有感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功利需要对所存在的事物的自然生命过程的漠视与无情剥夺，而在乡村，每一个生命都有其赖以生长、存在的自然过程，因而作家才能对“大概要用五年时间，长满被人铲平踩瓷实的院子”的“自然”的“草”产生独特的心仪，以及对“带给土地的将是永久的刺痛”的“ 一根扎进土地的钢筋”的人为性的引发摈弃的情感。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文末作家坐在街心花园的一堆牛粪上的幽幽思索，与生长在城市的同行相比，“我唯一的养分便是这些牛粪”，“我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邀请我的朋友到一堆牛粪上来坐坐”，因为“饱食了现代激素”的他们，缺乏的就是这种“人类最本原的底肥”，而“没这种底肥的人如无本之木，是结不出大硕果的。” 刘亮程散文作品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其对所见现象的感悟显然已经超越了物象本身的层面，进而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意义的层面。作家沉溺于感激自然赋予自己乃至人类的那一份浑厚的血脉传承，用心灵去审视、拷问这种传承过程中的种种撕裂现象，其所追求的并非是规避现实的乌有之乡，因而也并非是消极的逃遁，而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与捍卫。
刘亮程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我所知道的刘亮程——张辉编辑本段回目录
采访刘亮程，我是约了他很长时间，我的听众您别误会，不是刘亮程拒绝，而是他一直待在乡下，我们没法见面。终于见到他的时候，他又准备第二天飞北京了。出于时间的安排，我和他约在他的住处附近。
在南湖小区门口，当一个约40岁出头的男子向我走来时，我知道他就是刘亮程了。我注意刘亮程，是因为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的颁奖，在一长串名单中，突然跳出了他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是咱们新疆本土的作家，这让我对他有了更想了解的欲望。于是我留心起他的文字和有他名字的文章，不留心不觉得，一留心竟一阵感慨：原来文坛上有多位知名作家、学者推崇刘亮程的散文--李锐说：真是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韩少功说：我多年来想写的一种文字，被刘亮程写出来了；林贤治说：关于乡土的散文，……集中于写一种哲学，一种心理文化，刘亮程是独步的；甚至徐怀中也不惜笔墨：你可以列举出你更为喜爱的多少位散文作家，可是你举不出有哪一位和刘亮程相仿佛……
或许还有很多推崇的评价，但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张辉觉得应该把这位自称"农民"的作家介绍给更多读者和听众。
在和刘亮程通上电话之前，我特意读完了他的两部散文集子：新疆人民出版社今年1月再版的《一个人的村庄》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风中的院门》。这两部作品的写作都没有离开他的那个村庄，那个度过他人生最初二十多年的小村庄：黄沙梁。在这个天山北部沙漠边缘的小村庄里，"房子被风吹旧，太阳将人晒老，所有树木都按自然的意志生叶展枝。"有个农民，终日扛着一把铁锨走在田野上，悠闲时东张西望，关心着村里的驴和村外的兔，忙碌的蚂蚁和离群的飞鸟，还有风中的落叶和地里的虫子……他是实实在在的农民的一分子。当他远远地回望这个村子的时候，他就成了"记载村庄历史的话载体，随便触到哪儿，都有一段活生生的故事"。
他就是刘亮程，一个放过牛，种过地，上过几年初中，当过10多年农机管理员，此后进乌鲁木齐城打工，现为《中国西部文学》编辑的40岁新疆汉。要说经历，其实他和他的村庄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们都没去写作，而刘亮程后来中断了这种生活，跑到别处，选择了写作。
刘亮程的写作始于诗歌。八十年代，正是文学如火如荼的好时候，只是在乡村，可看的书极少，不过这并不影响一个有所希望、有些梦想的年轻人。他找到一本《楚辞集注》，喜欢得不得了，尽管那时还只是一知半解，可屈原的文字和屈原的精神就这样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他写诗，一写十多年。他的诗也是写一个村庄，不过比之他散文中的村庄，诗歌中的村庄只是一个意象，有些飘忽、有些游移，暗含着年轻人的情绪。这些诗后来结集为《另一只眼睛》和《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和那些同样也写农村，但只是偶尔路过村庄，看到几个生活场景就激动不已，大肆抒怀的人不同，刘亮程在僻远荒凉的黄沙梁看到的是一大段岁月。他说，真正认识一个村庄很不容易，你得长久地、一生一世地潜伏在一个村庄里，全神贯注留心它的一草一物一事。这样到你快老的时候，才能勉强知道最基本的一点点。
如今进入了城市的刘亮程没有与乡村隔断，他仍时不时地回去一次，看看家人，看看脱落的墙皮、蓬生的院草……关注着他写作的朋友们，都期待着他能保持他这一份对生活的独特感悟，期待着他能真正走进"一个人的村庄"。
采访刘亮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语速一直不是很快，一边思考一边说话，他一句一句地说，就像是完成一件件不太简单的事情，在作家都忍不住去做秀的年代里，刘亮程的矜持让我看到了一个农民的风骨，他勤勤恳恳地建造着精神家园，寻找着人类灵魂的远地。当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他忽然夹杂着反问：“你们文学星河”这档节目的听众，经常给你们投稿，你会采用哪些文章？”呵，他好象真象个记者一样。
采访结束的时候，刘亮程说61路车直接就可以到电台，我不必打的的。当61路车缓缓开动的时候，他还站在车站，我看见采访中很少露出笑容的他，在安静的、却舒展的对我微笑。后来，我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朋友说，他们也采访过刘亮程，总体感觉他是个沉默如金的人。想想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对他多了几分感激，还有几分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