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春旺（1938年5月－），男，汉族，北京市人，196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8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
基本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贾春旺姓名：贾春旺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出生：1938年5月生
籍贯：北京市人
1958年至1964年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核物理专业学习。
1964年至1966年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师兼校团委学习劳动部副部长。
1966年至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劳动。
1972年至1976年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师、办公室主任、政治处副主任。
1977年至1978年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党委常委。
1978年至1982年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党委常委兼学生工作部部长，共青团中央委员。
1982年至1983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
贾春旺1983年至1984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兼海淀区委书记。1984年至1985年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
1985年至1998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党委书记。
1992年被授予总警监警衔。
1998年3月18日出任公安部部长。中共第十二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法委委员。
1998年至2002年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2002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2003年3月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年１２月当选中国检察官协会会长。
2006年10月25日当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届联合会主席。
2008年12月任中国检察官协会名誉会长。
其代表言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贾春旺贾春旺：严查刑罚执行与监管活动中的职务犯罪
“从办案情况看，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腐败问题多发易发环节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月17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监所检察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把查办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职务犯罪工作作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受理罪犯及其家属和相关人员的举报、控告，注意从刑罚变更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不正常现象背后发现腐败问题，依法查处其中的职务犯罪案件。
贾春旺:健全检察机关监督机制 促进公正执法
2007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作了关于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机制、促进公正执法情况的报告。他要求全国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主题，在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监督机制、促进公正执法上不懈努力。
贾春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
十七大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十七大期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胡锦涛同志所作的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高屋建瓴，论述精辟，通篇闪耀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光辉，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性。
贾春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七大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了正在召开的十七大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指出，检察机关要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司法保障。
各方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个真抓实干的人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史展厅里，记者看到一个做工精巧的建筑模型，那是按比例缩小的清末大理院。清末大理院曾作为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署(院)第一任检察长罗荣桓和第二任检察长张鼎丞的办公场所。它原来位于北京司法部街72号，是一幢漂亮的德式建筑。1958年，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动工兴建，清末大理院被拆除。如今，这座建筑被“搬”进了人民检察史展厅里。在展厅里还依次陈列着罗荣桓、张鼎丞、黄火青、杨易辰、刘复之、张思卿、韩杼滨、贾春旺共八任检察长的大幅照片及介绍文字。
站在展厅里，一名检察干部告诉记者，以他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二十多年的观察，历任检察长的中心工作都与国家大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贾检任职5年来，锐意改革、真抓实干，这是他和同事们的真切感受。
那么，“锐意改革、真抓实干”从何而来呢？
1958年，贾春旺跻身清华大学实验核物理专业的优秀学生中。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一批批清华学子铸就了为国家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人生理想和人格品质；时代风云将他们培养为胸怀远大、踏实肯干、严谨细腻、求真务实的一代。
2003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曾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公安部部长的贾春旺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其时，65岁的贾春旺与走进清华校园时的自己之间，已跨越了45年的漫漫时光，但是那种踏实肯干、严谨细腻、求真务实的精神却始终伴随着他。
记者在许多场合里听到过检察官们对贾春旺由衷的敬重和赞许。
2003年5月，贾春旺在全国检察机关教育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
2003年12月22日，全国检察长会议确立“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提出“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工作总体要求。
“这一工作主题的提出，绝不仅仅是个语言概念。”一位省检察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检察机关的所有工作，事无巨细，都紧紧围绕着这个工作主题，这个工作主题引领出一系列的创新配套制度，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大家目标明确、有奔头。”
说到实干，在贾春旺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记不清他有多少次深入基层检察院去调研。一位工作人员笑着对记者说：“你现在就要统计数据，那真得去翻翻5年来的调研记录了。”
一个精力充沛的人
“有一天我7点半开车到单位，以为挺早了。”一位检察干部回忆说，“可一看，贾检的车已经停在停车场里了。”
“贾检如果没有外出活动，总是早早到机关上班，全机关人所共知。”另一位检察干部告诉记者，贾检经常加班，周六、周日常常到机关来。
3月10日上午，贾春旺在全国人大作工作报告时，记者留意计时。当他声音洪亮地念完报告全文，时间显示全程整整44分钟。
“贾检的声音从不疲惫。”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十几年的一位检察干部回忆说，“许多次，在我们看来贾检应该是很累的，比如开了一天的会，讲了许多话，晚上又要参加外事活动。但他只在吃晚饭前显露出片刻的疲惫，一旦进入到外事活动中，他的精神状态与最初一样饱满，看不出有什么疲惫。贾检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倪英达的记忆中保留着这样一张时间表：
2005年2月27日至28日，全国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会期短暂，27日又是个星期日。航班飞抵厦门已经是中午12点多，下午3点30分，贾春旺冒着大雨走进晋江市检察院看望干警，工作座谈持续到晚上6点，贾春旺冒雨返回厦门已是晚上9点多了。次日上午9点40分，贾春旺在会上刚讲完话，就驱车1小时前往漳州市人民检察院调研。下午3点30分，贾春旺来到了漳州市最小的基层院———华安县人民检察院调研……
一个平易近人的人
2003年发生的一幕情景，至今鲜明地留存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干警的记忆中：
春节前，门头沟检察院举报电话响起，值班检察官与举报人约定大年初三面谈，哪知道来人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的贾春旺，贾春旺在交谈中得知该院一名法警生活困难，当即决定前往法警家中表示慰问，并把一份慰问金送到他手中。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张小平清楚地记得：
2004年4月8日上午9点，传达室告知她有几位检察院的客人来访。她匆忙赶去，没想到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一行4人。随行人员说，贾检希望随机旁听一次公开开庭的刑事案件，以了解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情况。贾检不愿打扰任何人，不愿给二中院增添任何麻烦，所以没打招呼。贾春旺对张小平说，“我只是一名普通旁听者”。
9点30分，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一处助理检察员高翔走进法庭，目光扫过旁听席的刹那间心里一颤，旁听席上坐着贾春旺检察长。
两个小时后，庭审结束。贾春旺走过来与高翔和书记员罗颖亲切地握手。
“贾检问我和书记员多大了，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哪里人。看到我比较瘦，贾检又关切地问是不是工作太劳累了，嘱咐我要注意身体。”
走出法庭，在回办公室的路上，高翔接到院里打来的电话，是贾春旺要与他就刚才的庭审交流意见。贾春旺在电话中再次肯定了高翔的表现，同时就庭审中一些细节问题谈了他个人的看法和意见。高翔记得贾检对他说，今后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情况或有什么想法，对检察工作有什么建议，对全国检察工作有什么希望，都可以直接与他联系。
高翔说自己最初有些紧张，不知什么时候忘却了。
一个谦和慈祥的人
经常跟随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出席会议或出访，一位资深摄影记者对贾春旺有着如下印象：
“镜头里记录的贾检，与工作生活中的贾检是一致的。贾检着装非常仔细，下基层院调研或去视察必穿检察官服，打好领带，佩好检徽，注意言谈举止，是个心细周到的人。”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暂时迁至皂君庙四号办公期间，一位女检察干部下楼取文件，从电梯走出时看到贾检在电梯口等人，当她抱着一撂文件返回，贾检还在，见她走来，贾检伸手帮她摁下电梯上行键，她连声说：“不好意思让领导帮忙。”贾检只是笑笑，示意没关系。
2007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因公牺牲检察官特别补助金、特别慰问金发放仪式”在院党组会议室举行。8位因公牺牲的检察官家属代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相对而坐，气氛静谧而凝重。
聆听着身旁一位因公牺牲的检察官的女儿的发言，51岁的陈雅丽实在忍不住盈眶的热泪低下头去，她不愿让坐在对面的贾春旺检察长看到，却又阻止不住汹涌奔突的心绪……
陈雅丽的丈夫、福建省南平市检察官赵必铭，2006年6月6日因公殉职于洪水之中。
轮到自己向在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介绍丈夫事迹、诉说思念伤感时，不知陈雅丽是否发现，对面凝神聆听的贾春旺也湿润了眼眶。
表面看来，贾春旺是个严肃的人，但很多熟悉他的人都说“贾检脾气好”。
那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一次群体表彰会后，受表彰的有好几十人，当时有人提议与贾检单独合影，贾春旺欣然答应，几十人依次合影花费了不少时间。一旁的工作人员担心贾检累着，可贾检始终笑容满面，直至与最后一人拍完合影，才挥手与大家告别。
不过，好脾气的贾春旺也有动怒的时候。在一次纪检工作会议上，贾春旺谈到廉洁自律的话题时离开讲稿，提到某些败坏检察队伍声誉的违法事件和违法干警，声色俱厉地说要将那样的“害群之马”清除出检察队伍。记者这些年多次聆听过贾春旺在会议上讲话，从没有见过他在讲话时这样动怒。
贾春旺：仕途千里终须一别编辑本段回目录
贾春旺在2007年两会听取代表意见
大洋网3月7日报道 一位法律时评者说，他是一个没有话题的人物。多数人认为贾春旺的低调与谨慎与其多年在安全部门工作形成的风格有关。
一位内部人士说，与以前主抓队伍建设不同，贾春旺重新让检察机关回到了业务的路子上。
检察院探索外部监督机制的勇敢之举赢得了社会赞许，也为贾春旺个人赢得了务实的声誉。
贾春旺力图从战略高度强化检察权，随着他的全身而退，他的继任者又将如何重拾这个老问题呢？
贾春旺简历
1938年5月出生，北京人。
1958年至1964年，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核物理专业学习。
196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4年8月，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参加工作。
1966年至1972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劳动。
1982年至1983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团市委第一副书记、书记。
1983年至1984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兼海淀区委书记。
1984年至1985年，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
1985年至1998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党组书记、党委书记。
1998年至2002年，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2002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2003年3月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003年12月当选中国检察官协会会长。
2006年10月25日当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届联合会主席。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3月4日，作为首席大检察官，贾春旺为39名省级检察长颁发了大检察官证书。
一位在场的记者说，像往常一样，贾春旺在发言前，向大家鞠了一躬。“当背景音乐响起，我看到的是一个70岁老人的谢幕。”
贾春旺，这三个字在中国三十年的政坛历史中代表着一种长久稳健的力量。
作为“内阁部长”，他历经三届政府，并连任五届中央委员，是少见的“常青树”。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团委干部，1980年代中期成为国家安全部部长，在这个敏感的位置上任职长达13年。
1998年贾春旺调任公安部部长。四年后，他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党组书记。次年，贾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003年，贾春旺上任不久，全国政协副主席、老检察长张思卿举行了一次特别宴会，邀请了在京的历任最高检检察长。受邀的还有贾春旺夫妇和肖扬夫妇。这次聚会，被理解为是对贾春旺的隆重迎接。
贾春旺在就任之初，被寄予厚望。贾春旺和肖扬，因其背景，被外电判断为“两高”逐步专业化的标志。
身在高位的贾春旺一直以来未能给外界留下鲜明印象。这与他鲜有露面和表达有关。一位法律圈中人用“平淡”来形容他，另一位法律时评者说，他是一个没有话题的人物。多数人认为贾春旺的低调与谨慎与其多年在安全部门工作所形成的风格有关。
贾春旺的夫人、清华大学教授俞靖芝曾说，贾到国家安全部工作后，与家人达成默契，严守纪律，不过问他工作中的任何事。带回家的文件看完后都要锁在保险柜里，第二天就带走，绝不留在家里。这种习惯坚持至今。
即使在与社会联系紧密的公安部工作时，也很难看到他的信息。他将这一习惯保持到了最高检，贾春旺上任伊始便对宣传部门的人说，不要宣传我。后被劝说身为检察长负有宣传检察机关之责后，他才慢慢接受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报端。
过去五年，贾春旺到底做了什么，难以被外界所了解。但检察系统的人士却能够对此各抒己见。
一位内部人士说，与以前主抓队伍建设不同，贾春旺重新让检察机关回到了业务的路子上。贾上任两个月后便公开讲，队伍建设说到底都是为了推动业务工作，不能把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搞成“两张皮”。
重提业务价值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贾春旺上任后便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主题。
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决定了检察院有权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导致法律层面出现了检察权大于审判权，检察院凌驾于法院之上的问题。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不断的问题。
低调的贾春旺以高调重申“强化法律监督”，表达了检察院的立场。2003年4月，他在浙江调研时鲜明地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搞三权分立。”
贾春旺在最高检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上表示，检察工作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法律监督职能发挥得不够。他还说，“有人把司法工作包括检察工作中的问题夸大，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根本制度不科学、不合理，实质上是主张把三权分立那一套不加分析地拿来，用于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
一些内部人士一致认可了贾春旺五年中所做的三件大事。这包括：治理整顿超期羁押、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和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尽管后两者在基层实践中因观念和经费问题难以完全理想开展，但检察院探索外部监督机制的勇敢之举还是赢得了社会赞许，也为贾春旺个人赢得了务实的声誉。
最高检监所厅前厅长陈振东非常怀念退休前的那一年，那种疲惫不堪又热火朝天的感觉。2003年5月，媒体披露了广西谢洪武案。谢洪武被当地公安部门自1974年6月至2002年10月超期羁押28年。谢洪武34岁入狱，出狱时已62岁。28年的牢狱生活使他失去了语言、记忆功能，生活凄凉。
这个报道触动了贾春旺。陈振东说，贾春旺治理超期羁押的决心就是来自这篇报道。贾开会时反问与会者，“把你们关28年是什么滋味？”
那场持续了两个月的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活动留给社会的热度依然可寻。一位法律圈内人士说，这些年超期羁押问题的确有了明显改善，最高检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
然而过去五年中，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受贿案，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公款出国旅游事件，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受贿、挪用公款案——这些检察长“落马”的丑闻不仅让整个检察系统蒙羞，也使得公众深知中国反腐之路任重道远。
正因如此，在贾春旺几乎是“两会”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的大检察官颁证仪式上，他语态诚恳地要求各省检察长严格要求自己。
“他不强势，他是一个细腻的人。”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说。这些细腻被很多人记在心里：在党组会上，他扬起一张A4纸说，这么好的纸应该两面用啊；在下乡考察的路上，他把自带的桔子分给同行者充饥；他问一位跟会采访的疲惫的记者，这么晚还有车回去么？
贾春旺力图从战略高度强化检察权，随着他的全身而退，他的继任者又将如何重拾这个老问题呢？(南方周末) (本文来源：大洋网 作者：赵凌)
刘子明谈创办四通公司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4年中科院一批科技人员与四季青乡联合创办四通公司，我作为四季青化轻公司的总支书记，参与了四通公司的创办。
当初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科学院人才成堆，没事干，国家每年拿出了很多经费，很少出成果，就是出了成果也是摆在那儿，转换不成生产力。人才得不到充分地发挥，薪水也很低。因此万润南他们感到这种模式不合适，不满足当时的现状，急于探讨一条集科研和生产一体的路子。这样，他们就找到了海淀区政府。
1984年3月20日，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给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打电话，探讨四季青是否能和万润南合作。当天晚上，李文元叫上我，一起去海淀区政府。
1984年3月20日晚7时，在区政府228会议室，我们和万润南他们第一次见面、座谈。四季青一方参加的有乡长李文元；四季青化轻公司线路板厂厂长李文俊，当时线路板厂为北京无线电厂收录机的集成电路板印刷、打孔，我们认为这就是高科技了，所以听说人家是中科院的，搞高科技，就把李文俊也带过来了，再有就是我。对方参加的有万润南，科学院计算中心的软件工程师；万达邦，万润南的父亲，他原来一直在清华大学搞财务工作，1984年他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叫印辅盛，这个人前期参加了几次会议，后来他没有在四通工作。
贾书记给双方做了介绍以后，我们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流。这次交流，主要是看在区领导的面子上。当时四季青有人议论说：“这些人俩肩膀扛一个脑袋就来了，咱们这就出钱？”因为所有投入的钱都是四季青的，大家心里打鼓，我们觉得是贾书记出面牵线搭桥的，对万润南他们还比较放心。
第一次交流比较顺利。万润南说他们吃、住、工作在海淀，想为海淀区的产业革命作点贡献。海淀区知识分子成堆，科研成果也不少，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努力的方向，四季青有场地、有资金、有劳动力，他们有技术，优势互补，一定能搞起来。
沈国钧也谈到国家对科学院提出的要求，他说今后20年科学院要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现在国家每年支出科研经费8亿元，这几年也出来了一些成果，关键的问题是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双方合作就是要搞知识密集型产业。
李文元简单的介绍了四季青的基本情况：1984年四季青的总收入是1.7亿。四季青乡的乡镇企业主要有三个锅炉厂，都是搞低压小锅炉的，一个是采暖炉，一个是蒸汽炉；两个环保厂，生产旋风、脉冲、螺旋、布袋除尘器；一个汽配厂有三个单位，生产锻件、液压件、消声器等产品，这些产品的附加值很低。有一个锅炉厂从南到北摆的全是锅炉，卖不出去，产品不合格，最后都按废品处理了，就是卖出去赚一点利润，还不够损失的。所以四季青想要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急需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进行合作，能够生产一些新产品，替代那些傻大黑粗的老产品。他表态愿意合作，并希望在调整四季青企业的产品结构方面得到科研人员的支持。随后，双方简单的谈了三个问题：
一是合作形式。万润南他们提出不以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名义合作，因为当时中关村已经有十几家公司，包括华海、科海，这些公司大部分是与学校、科学院合作的，企业性质是集体或是全民的。万润南认为那种合作形式条条框框太多。他们要求四季青以招聘技术人员的形式进行合作。当时我们就基本上同意了。
第二个谈的是开发什么产品。主要是由沈国钧和万润南他们说，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开发计算机技术。因为在1984年，咱们国内大机器多，价格比较昂贵，小的单位用不起，用的单位少。他们定的发展方向就是开发小型微处理器，要在软件上下功夫，让机器增加功能，特别是汉字处理功能，目的就是小单位能用得起。
第三个问题就是双方义务。四季青负责场地、设备和资金，他们负责开发、经营和管理。
第一次初步谈了这些，因为晚上七点才开始，谈谈就到夜里十二点了。双方约定在3月22号再详细的进行会谈。
3月22号晚上7点，还是区政府的228会议室，我们双方展开第二轮会谈。确定了企业名称、企业性质、组织机构和分配原则。企业的名称确定为“北京市四海新兴产业开发公司”。企业属于四季青乡办的，万润南他们是四季青招聘的。企业性质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权企业。当时四季青的管理办法是每年总公司给企业下任务，下边的企业要向总公司上交利润，然后再由总公司按照规定，定一个分配指标。即使企业亏损了，到年底也不少拿钱，没有收入、没有利润也保分配。万润南他们认为这种模式不合适。所以就定了一个有自主权，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的一个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工资、奖金、津贴都要和收益挂钩，没有收益就没有报酬。按当时说法就是扔掉了铁饭碗，端起了泥饭碗，没有收益，连饭碗都没有了。确定的组织机构，是在董事会领导的经理负责制，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突破，四季青就从来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当时就是书记说的算。双方还商定，由四季青负责提供场地、负责注册、负责银行的开户，提供电话、提供交通工具，提供办公用品等。
当天晚上重点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的经营方向，就是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到底是什么？万润南他们提出发展无公害、能耗少的知识密集型企业，主要是针对当时四季青的企业状况提出来的。另外我们还提出他们要为调整四季青企业的产品结构做出贡献。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句话，当时可能谈不成。几次谈判都强调，要调整四季青的产品结构。还有就是充分吸引人才，把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人才聚集起来。那时，说一个月六七十块钱不要了，上四季青来，还真是没有那么多人有这样的胆量。六七十块钱在当时也算高工资了，一般人不可能轻易扔掉这个铁饭碗，所以提出吸引人才的问题。这次谈完后，我们约定万润南一行人于3月25日到四季青参观。
3月25日，万润南他们来到四季青，我和李文元全程陪同。那天来的人有：万润南、万达邦、沈国钧、印辅盛、王晓霞，还有刘海平、龚克、吴本浔。龚克和刘海平原来是国有企业计算机三厂的，都是工程师。我跟李文元陪他们参观了四季青的锅炉厂、啤酒厂、服务加工厂、西山塑料厂、门头村穿板厂，还有线路板厂。下午，在四季青乡进行座谈。在这次座谈中，确定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为什么叫四通呢？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解释说这个名称有四通八达的意思，有事业顺畅的意思，有路通四海的意思，吉利。同时还包含另一个含义，“四通”的英文名字为STONE，英文是石头。他们说就把四通公司当成问路石、铺路石。知识分子语言比较丰富，就定下来叫四通。另外讨论了董事会和经理问题，议定董事会由11人组成，四季青出4人，对方出7人；四季青出任董事长，对方出任总经理；对方出主管会计，四季青出出纳；办公地点暂时定在车道沟的线路板厂内，待条件具备时迁至中关村。分配办法：公司形成的利润，40%留给公司，用于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60%上交四季青乡。这60%中的40%返还公司作为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然后再给他们40%作为四季青下拨的发展基金，因为四季青当时是一级核算，所有形成的利润都要走这个上交下拨的手续，四季青只留下20%的利润。另外就是有关的合同章程、制度、分配办法等等，让我和万润南两个人负责起草，然后再提交双方讨论。这以后我和万润南几乎天天在一块，经过几次商讨，4月2号，就章程、合同、分配办法，我和万润南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我去送给区领导审查。四季青也开了不少会讨论这件事，决定委派我具体负责操作四通成立这项工作，因为想把这个项目安排在李文俊的厂子，所以李文俊也开始参与四通公司的运作。
四通是四季青的企业，它是双方的一个企业。开户注入的2万元资金是由化轻公司从四季青总公司借的。对于这2万元，后来不论是报道还是讲话都提到过，但含义变了。这2万元开户资金，是借给这个企业的，不是借给万润南个人的。这和万润南他们几个人借钱就不是一回事。如果说万润南他们七个人要到四季青去借钱，那白云海也不会借给的。当时白云海和于志云两位负责四季青的财务。四季青要注册这么一个厂子，于是，我才能从总公司财务那儿先拿2万块钱，去开户。经过了这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 1984年5月11日就办下了营业执照，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一般的说法，四通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16日。但是它实际的注册日期是1984年5月11日。
1984年5月16日在四季青的外宾接待室，召开了四通公司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贾春旺和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总经理任德生、财务副经理吴志宇、副经理张彦忠、办公室主任任树德、工业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杨勇清和我。科学院方面的有科学院的领导李润斋、万润南、沈国钧、万达邦、刘海平、印辅盛、龚克、李玉、石俊民、王笑言、廖仲武、康小梅、李龙坎，其中李玉是万润南的媳妇，这些人后来都被纳入四通的创始人了。
这个会由任树德主持，李文元宣布四通公司成立，并且宣布了领导班子组成名单：
董事长：李文元
副董事长：沈国钧、刘子明、刘菊芬、张彦中
总经理：万润南
副总经理：沈国钧、任树德
在这个会上，贾春旺和李润斋都讲了话，对四通的成立，表示祝贺。
四通公司实际上是由化轻公司跟他们合作创办的，因此四通公司开始成立的时候，办公地点就安排在车道沟线路板厂内。当时我公司有一个小丰田蓝色的小面包车，就把这辆车提供给他们用。那时乡镇企业是不允许买车的，咱们是趁着赞助第二届农民运动员机会，买了车以后先上农民运动员服务一个多月，然后车才归四季青。
6月29日，根据经营的需要，四通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在副经理这个位置上增加了人，同时明确分工。沈国钧负责产品开发部；我负责特区事业部，当时想到深圳去做生意，我就在深圳大学建了四通分公司，后来万润南的弟弟万润龙被派到那儿去当经理；任树德负责财务管理；王安石没参加四通成立大会，这时被任命为副经理，负责贸易，就是现在的香港分公司；刘海平负责实业部；李文俊负责行政事务。
6月29日开完会以后，我马上找李文俊谈话。他是四季青线路板厂的厂长。那时候，谁也不能保证四通一定能办成功，还得跟他做工作，让他去四通工作。7月1号李文俊到四通上班。再有就是李建力，我也是在6月30号找她谈的，让她到四通担任出纳。李建力现在还在四通，还是总出纳。当时缺乏工作人员，我们就动员自己的孩子去四通工作。
四通公司成立后，当时的观点就是先搞贸易，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工、科、贸结合，先贸后工，如果没有贸易部赚点钱，工业也搞不起来。第一批贸易就是进了一批苹果II计算机，七八千块钱一台。从四通成立到年底，当年形成的收入是976.2万，主要就是卖苹果机的收入。营业税交了29.9万，毛利润142.6万，这个毛利润跟工业企业的毛利润还不一样，这个毛利润里还包括工资，没提工资成本，另外交了47.1万的所得税，留给公司是76.4万，其余的四季青拿走。年底，经区政府协调，四通公司由车道沟线路板厂搬到了中关村自选市场临街的二层铁皮小楼上。
四通觉得税收太重了，所得税47万，营业税将近30万。当时海淀区有一个政策，接收一定数量知青的企业，可以免税三年。但是这个政策不适用于农村乡镇企业。区里就帮着四通公司协调免税的事情。1985年，在这个四通公司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四通新技术开发总公司，是原四通公司的上级，直属区政府管辖，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四通在1985年主要的攻关项目就是MS-2400中英文打字机。在开发MS-2400的过程当中，万润南他们相当刻苦，七八个人在他的那个小两居室，也就五六十平方米大小，整天搞开发，吃面包、喝可乐，满屋子的面包纸、可乐瓶子。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软件搞出来了。搞出软件以后，万润南去日本引进机壳。1985年MS-2400试制成功，当年就实现收入3000多万元，大约是3200万。
1986年媒体报道了MS-2400中英文打字机试制成功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八九千块钱一台的打字机，两个月就订出了五六千台。《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青年报》、《经济参考》就做了大量的报道。1986年，四通的收入突破了1亿元，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企业了。
我认为四通所以能够在当时一两年之内，能够有这么大的进展，首先是一个机制问题。没有了铁饭碗，就增加了员工的危机感，不干就没有饭吃。其次就是在经营方面、管理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在用人制度、分配制度方面，我认为当时的四通的办法比四季青的要新。比如项目承包，给人家搞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刨去直接的成本以外，不包括工资，所产生的毛利润30%归项目负责人分配，这样，就极大的调查起员工的积极性。
四通的分配制度，一度引起各方面的议论，说四通分配太高了，引起了中纪委的关注，派人下来调查。中纪委来了几个人找我谈话，谈分配问题，说四通分配特别高，这里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我就给他们解释，当时定这个分配政策的时候，我调查了位于北坞的北京电机厂一分厂，他们的工资分配占毛利润50%以上，四通定在30%不算高。现在说四通人一次性分配拿那么多钱，只能说明人家的效率高。跟他们这样解释以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6年以后，我逐渐从四通公司退了出来，1990年我调到海淀乡工作，对四通的情况就很少了解了。
四通是怎么成立的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四通公司创始人 印甫盛 （齐忠编辑修改后稿）
1984年5月16日下午，在海淀区四季青乡会议室举行四通公司成立大会，当时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时任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时任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万润南、沈国钧、刘海平、石政民、王晓霞、龚克和我等十几个人。为什么选5月16日这样的敏感日期？有人常常问起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日期是万润南同我商定的，万润南的儿子是5月16日出生的，我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住的宿舍是5号楼16号房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人戏称我们是"5.16"分子。
"文革"过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动，深圳特区的创办，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第一批科技人员下海办公司，使我周围的朋友们也开始动心。
同年3月，刘海平（他当时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吴本寻（他当时在中科院院部工作）和王晓霞（她当时在北方交大工作）来找我和我的夫人刘菊芬(她当时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工作)，聊起机关的一些工作，觉得非常压抑，有劲使不出，想离开这种环境下海办公司。我们聊得很投机，但是，真正离开机关丢掉"铁饭碗"还是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怎样办公司。
刘菊芬说:"先摸摸情况，再找贾春旺商量商量。"当时京海公司已成立，我们以为是北京和上海共同办的公司，就骑车前去拜访，一打听才知道是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人员同海淀区合办的。我们觉得有希望，刘菊芬就给贾春旺打电话，贾春旺在电话里说:"这是好事啊。"晚上他就骑辆破自行车来到我们家，当时我们住在魏公村小区。贾春旺说:"你们要搞公司我支持，但你们跟我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我们得想想这事怎么办？"
在我们家谈的时候，我还把万润南叫来。万润南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给排水专业的，毕业后分到承德铁路局，后来当老师，曾任承德铁路中学教导主任，他同李玉结婚后，因照顾两地分居调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我建议他改学软件，鼓励他说:"你逻辑思维能力强，没问题。"
当时计算机还用机器指令编程，万润南很聪明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中科院从台湾请来的专家陈三智非常欣赏万润南，介绍他去日本学习一个多月，很快万润南在计算机软件编程方面已经很有一套，并当上课题组长，课题是为中科院机关搞的项目管理系统。
1983年下半年，中科院要正规化，规定课题组长必须具有副研以上高级职称的专家才能当，万润南当时只有中级职称，自然要从课题组长这个位置上下来。中科院让他在1984年下半年，到美国去当访问学者。这时他正在学外语等待出国。万润南知道贾春旺，贾春旺不认识万润南，这次他们互相认识了。
过了几天，贾春旺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到区委会议室开个会，我和刘菊芬、万润南去的，我们是第一次到他办公室。老式的办公楼，楼道里黑乎乎的，办公室在朝阳的房间，进门右手边是张单人床挂顶蚊帐，再往里走靠窗户有张小办公桌，贾春旺面朝西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有几把折叠椅，我们每人抓把折叠椅刚准备坐下，秘书来说李乡长到了，大家到会议室去吧，这里太小。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四季青李文元乡长，还有他弟弟李文俊。贾春旺把我们几个人介绍给李乡长，他说:"你们可以合作，由李乡长给区里写报告。"
李文元介绍乡里的一些工业，供我们选择。第一次会议很短，商定星期天我们几个人到四季青乡参观。星期天我和刘菊芬、万润南、吴本寻、王晓霞、刘海平等人骑着车到四季青乡政府，李乡长在那等着我们，他找辆面包车把我们一起拉上，在海淀昆玉河西边参观锅炉厂和几个乡办厂。
李文元饶有兴致地带我们参观，中午在乡政府食堂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有五六个菜，饭随便吃，这是我们办公司以来第一次在外面吃招待饭。
我问李文元:"这顿饭多少钱?"
李文元说:"不用交钱。"我坚持要交钱，李文元没有办法，他说:"你们实在要交就每人交两角钱吧。"吃过饭后又接着参观。参观结束以后，万润南天天晚上都到我们家来。贾春旺也骑着车来过好几次。晚上商量，白天万润南去跑海淀区政府、四季青乡、工商、税务办公司注册手续，因为我们都在上班，万润南脱产补英语，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我们先商量公司叫什么名字，想了好些都不理想，有天晚上万润南在我们家，我说:"名字得有个"四"字，取四季青的一个"四"字。"
"四"字后面是什么呢?想了好多字都不好，到后半夜3点多，从已选的诸多字里筛选出"通"字来，取四通八达之意，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英文名是后来万润南根据"四通"发音从英文中找的词，英文叫"Stone"，中文是石头的意思。
万润南得意的解释说:"石头很好，干不好当个铺路石，干好了就是金光四射的钻石。"
四通的徽也是万润南在深圳看到一家公司徽后，受到的启示，回来画给大家看，我们都说好就这么定了。
办公司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注册资金，当时李文元愿意借给我们10万元，我不同意借这么多，只借两万元。公司办不好赔钱，就得个人掏腰包还，当时大家工资都很低，怕还不起。
其次是商量谁来做，当时贾春旺、万润南和我们夫妻俩人在我们家商量，我当时提出一个方案，请贾春旺当名誉董事长，李文元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贾春旺不同意，他说："我帮你们把公司办起来，但不能出面，印甫盛也不能当总经理，部队惹不起（当时我在部队工作），李文元可以当董事长。"
我说："那就万润南当总经理，刘菊芬当副董事长，我当高级顾问。"
万润南说："我9月份要去美国，现在没有事，帮你们跑跑腿，干几个月不好弄，把两万元搞丢我赔不起。"
我说："只有你干了，我在后边帮你，先干吧！"
贾春旺拍板说："就这样定吧。"
为增加公司的名气，万润南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为此我和万润南到他的岳父,时任科学院党委书记李昌家吃饭见于光远，他很健谈同李昌的夫人冯兰瑞谈了很多宏观经济方面的话题，万润南提出请他当四通的名誉董事长，于光运很痛快答应了。
讨论公司人选时万润南推荐沈国钧，沈国钧在中科院计划局主管万润南承担的课题。刘菊芬推荐石政民，当时他在气象局工作。四通成立时，刘海平和石政民都当过副总经理。
四通公司刚成立时李文元借给两万元，还借给一间房，-部电话，这间房位于紫竹院路，在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西边。我每天晚上都去，主要是商量做什么，万润南主张先到深圳弄点新东西到北京卖。这方面主要靠罗征启，他当时是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他们跟香港联系很方便，弄了几台娃娃机，也没有卖出去。我偏重于技术，想搞项目，石政民把中学同学段永基介绍过来，段永基是清华大学工化系的，在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他们有个项目叫爆炸喷涂，用爆炸方式在钻头上喷涂上一层金属，钻头就会坚硬耐磨，当时这种喷涂钻头主要靠进口，我们觉得这项技术很有商业价值，我去该所，段永基很热情介绍，并提出愿意"下海"到四通公司来，文革时期，我和万润南在清华大学里都是"老四"，段永基是"老团"，（注:这是"文革"时期清华大学两个著名的造反派"四一四派"和"团派"的戏称）为办公司就不讲派性欢迎段永基加入。
李文元借的两万元快花光了，正愁搞什么挣钱呢，万润南了解到科学院计算中心从日本进口一批打印机，不能打中文卖不出去。万润南请了一名技术人员，给400元加班费让他编个软件，安在打印机上就能打中文，计算中心的这些打印机每台加价几百元很快就卖掉了，四通获利20多万元，第一次尝到技、贸结合公司机制的优越性。
为了面向市场，我又找李文元在中关村要个门市，经多次争取，李文元将四季青在海淀乡菜市场的一间门市房和电话借给四通公司，位置就在中关村黄庄邮局那里。从此四通公司在中关村有了自己的门市。龚克（她原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当了首任门市经理，经营计算机、打印机等各种零部件和元器件。万润南提出要让顾客来这里，就能把想买的东西一次买齐，所以门市东西要全。当时四通公司每月有人去深圳，有资金、有渠道、有机制、有思路，尤其是有服务意识，发展很快。龚克带领销售人员，坚持树立顾客第一的思想，一位顾客在门市看货不小心刮破衣角，龚克立即上前道歉主动掏钱赔偿，她说："欢迎光顾四通门市，是我们的商品摆放不当，非常对不起。"令顾客十分感动。
1984年8月，四通公司的经营势头很好，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讲了支持民营企业的一些思路，传到四通后大家很受鼓舞。
9月份，万润南还是如期去美国当访问学者去了，他到美国仍然放心不下四通，每天打长途，对要学的东西已经没有兴趣，在美国呆了一个多月，终于下决心告别了访问学者生涯，回到国内回到四通。
1984年底，四通公司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万润南提出"泥饭碗"的机制、先做人后做事、顾客第一的服务理念，得到四通同仁的广泛认同，每天都有不少人到四通来求职。公司在贸易上采取一些促销手段，也引起社会上的反应。对四通怎么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营企业怎么看，也引起高层的关注。
1985年3月，北京市委办公厅的调查组来到四通。其原因是中科院有人联名向中央写举报信,说四通、京海、科海、中科四家公司是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组织，要求中央查处。邓小平同志还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不久，李文元被通报，被迫辞去四通董事长的职务，在四季青乡做了几次检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陈元打电话给刘菊芬，他说:"你也被通报，要主动找领导汇报。"
我们当时听到这消息，有点惊讶，为什么通报之前不找本人谈话呢？经过几天的思考，做好两种准备，如果领导找谈话，又是批评，又是处分什么的，就背水一战"下海"算了。如果领导表示理解，要挽留就辞去四通的职务。
刘菊芬正在犹豫的时候，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副局长刘美生找
她谈话，询问办四通公司的情况，并无批评之意，指出刘菊芬正在负责软件工程中心的项目筹备工作，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不要分心，并安慰说:"只要辞去公司职务就没有事。"
当时刘菊芬也舍不得丢下软件工程中心项目，就听刘局长的劝告，辞去四通公司的职务。
万润南听到这些消息后，3月份决定从科学院计算中心辞职，一心一意下海办公司。我们同万润南在这期间见面时都很忧虑，不晓得公司还能不能办下去。
6月份的一天，万润南晚上来到我家，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们说:"检查组找他谈话了，高度评价四通，账目很清楚，四通开创了民营企业的方向，他们要向社会宣传四通。"
从此四通迎来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四通故事（08） 贾春旺 编辑本段回目录
公司成立三周年时，贾春旺到会祝酒（1987年，北京）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公司法。办公司从哪里着手？这是个问题。当时，无非是两种模式：一是从天上掉下来；二是从地里长出来。去找一个有名气的大单位挂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老沈比较倾向这种模式。
老印主张从地里长出来，建议找一块地盘，从头靠自己干起来。我赞成老印，觉得这样踏实。
其实，在这次东总布聚会之前的三天，1984年3月9日，我就和老印找过当时在海淀区当区委书记的校友贾春旺。
那时候的贾春旺，还没有后来当大官的富态，细细的瘦条个儿，一脸的旧社会，为人非常低调。刘菊芬一个电话，就把他召来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到魏公村老印家里，和我们促膝而谈。首先，他对我们办公司的想法表示支持。但那时候办事情，什么都强调组织对组织，这样才名正言顺。例如当时的科海公司，就是科学院和海淀联合办的，所以叫科海。后来倪振伟办的海华，就是海淀和清华联合办的，所以叫海华。而我们只是几个个人，如何和组织挂上钩，颇费思量。他恳切地说，这事他要再想想办法。
1984年3月14日，五天以后，贾春旺想到办法了。他专程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到东总布来找我面商方案。虽然贾春旺和我是初识，但他和李玉的姐姐楼叙真、姐夫陈清泰，可是多年的铁杆老朋友。贾和陈曾同时在校团委工作，两人同住一个宿舍。
贾的方案是他出面找四季青乡或东升乡，让我们和乡里合作。我一听就理解了他的苦心。实际上是他以自己作为区领导的名义担保了我们这些个人，让我们和区管辖的乡来合作，避开了我们不是一级组织的难题。
我立即表示赞成。后来我把贾的建议转告了老印和老沈，他们也没有异议。
又过了五天，1984年3月19日，贾春旺来电话，通知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和四季青乡方面的人士会谈。
这件事从启动到尘埃落定，总共十天时间。在那个年代，绝对的高效率。贾春旺的朴实、勤政、诚恳和聪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仕途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离不开他始终如一的低调。
那时候，他拼命地工作。记得有一次他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最想做的，是找一个地方，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喝一杯酸奶。”
若干年后，有人画了一幅关系图，编派他是贾庭三的儿子，编派我是万里的儿子，都纯属无稽之谈。就说春旺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北京郊区农村的孩子。大家还记得文革年代，北京大兴县大白楼出了个“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王国福吧？我们的春旺同学就出生在那旮瘩附近。
贾同学也是从一辆破自行车开始，“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最高检察长，不容易啊。
（2009-03-26 15:4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