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丰，高级工程师。直隶（今河北）赞皇人。１９３４年毕业于兵工专科学校造兵系。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德国柏林技术大学机械系，获德国国授工程师学位。１９５２年回国。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六局副总工程师，山西柴油机厂副总工程师，第五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中国兵工学会第一届理事。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领导了坦克工业研究和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领导完成了兵器工业部电子计算机中心的建设任务。１９５６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87年9月，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Karlsruhe University）维纳·措恩（Werner Zorn）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的帮助下，王运丰教授和李澄炯博士等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ICA）建成一个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20日向德国成功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1990年11月28日，在王运丰教授和维纳·措恩（Werner Zorn）教授的努力下，中国的顶级域名.CN完成注册，钱天白任行政联络员。从此在国际互联网上中国有了自己的身份标识。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联接，中国CN顶级域名服务器暂时设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祖国的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今天，我们讲爱国就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振兴中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孝心。
王运丰教授在1988年“计算机联网讨论会”上发言
我国著名内燃机专家王运丰，1938年留学德国，以后又留在德国工作，成为西德内燃机专家。当他从报纸上获悉祖国大陆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便毅然决然地和不愿来中国的德籍妻子离婚，丢下六间一套的房子和全部财产，带着三个小孩（分别为7岁，5岁，2岁）与一吨的图书资料回到祖国，担任国家坦克专家局的技术领导职务，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作贡献。可是，在那人妖颠倒的十年动乱中，他竟被污蔑为“德国特务”，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成天搞担煤劳动。即使在那飞来横祸倍受屈辱的日子里，王运丰仍然抱着“母亲可以一时错怪她的孩子，但儿子不能不爱母亲”的崇高信念，对祖国的爱坚贞不渝。
1975年，王运丰还在“靠边站”，一位老上级请他到南京帮助筹建电子计算机站，当临时工。他从大量的技术资料中，发现外国某公司提供的电子计算机，跟合同中规定的型号不一样。这是一套拼凑的旧设备，连正规的出厂合格证书都没有。可当事的干部说：“我们已经验收了。而且支付了货款的95%”，甚至告诉他：“客人是我们请来的，你别谈电子计算机的问题。”
王运丰为这种奴颜婢膝感到震惊。为维护祖国的利益，他坚决反对丢人现眼的洋奴哲学断然说：“我们不能听任外商欺骗！”
就在这时，外商为先发制人，放出风声：“我要上法庭告你们！”这给王运丰带来很大的内外压力。真闹出事来，这位尚在靠边站的临时工必然是罪加一等。然而，王运丰坚持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对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委屈，凶险全置之度外。他以大量的资料和确凿的数据，坚持据理力争：“我们决不能用人民的血汗钱买一台废物，更不能让外人把中国人当作废物。
王运丰终于以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高度的责任感战胜了外商的欺诈，（外商不得不同意重新更换一套原装的电子计算机产品）同时也以他的赤子之心和渊博的科技知识教育了无知的干部，维护了祖国的利益和民族尊严。
“德国特务”——祖国啊，我为不能为你献身而痛苦！ 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运丰在柏林，有待遇优厚的职业，是西德内燃机专业的国授（国家授予）工程师；有相亲相爱的柏林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有六间一套的住宅，每间房里都有大幅的地毯和贵重的家具。他爱这个被“他的事业加上她的爱情”经营起来的“美妙的家庭”。这一切，是令人羡慕的，也是使他留恋的。王运丰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视妻子的爱情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当妻子劝阻他回国未成而赌气回东柏林娘家后，他这样豁达的人也跌进了感情的深渊。是什么力量使王运丰毅然抛弃在柏林的优裕生活和挚爱的妻子而回国的呢？是那张“祖国寄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接到报纸后，“他简直不是看报，而是吞！他一口气把那条喜讯吞了下去，然后才久久地品味着，陶醉着……”下定决心：“当然喽，回国去！”新生的祖国在召唤他这个海外赤子。柏林妻子的柔情和伤心的泪水，都无法把王运丰留在异国。他带着三具幼小的孩子回国了，把悲痛万分的妻子留在她自己的祖国。王运丰心中的信条是：“祖国高于一切！”
王运丰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和满腹学问，为新中国做贡献，“天安门前的阅兵行列里，开来了一辆辆中国制造的轻坦克、水陆两用坦克和装甲车。王运丰坐在观礼台上，像父亲欣赏儿子那样，向坦克倾注着全部的情和爱”。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坎坷的。“十年浩劫”开始了，“一辆卡车载着造反派拆洗了他的。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这个全国先进生产者的相片，抄走了好几箱书。书是他的影子。人一旦连影子都给剥夺了，将是怎样地凄苦！另一辆卡车拉他游街、批斗”，“又是一辆卡车把他送往蔚且监督劳动”。
像王运丰这样的知识分子，最痛苦的，莫过于被剥夺了为祖国工作、献身的权利。在凄苦伤心的日子里，他回忆起为祖国刻苦学习、拼命磨练本领的情形；在他被造反派判为德国特务时，他想起了虽然和他离了婚，但仍深爱着他的柏林妻子在困难时期到中国来劝他再回德国去，而他却让妻子一个人含着泪走了的情形。这些回忆是痛苦的，但他并未灰心、消沉，也没有感到委屈，有的只是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机会而撕心裂肺的痛楚。
王运丰终于解放了。当他“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时，他的感觉犹如一个刚走出监狱的人，来到充满阳光的天地里……他的知识和才能，原先就像是一群拥挤着给关进笼子的小鸟，现在要把它们统统放出来，让它们冲天而起，展翅飞翔了。唉唉，要干的事情太多了。60多岁的人啦，他恨不得把每一分钟的时间拉长”。“是呵，只要能为祖国工作，他什么都可以不计较——贫困、委屈、凶险、一切”。王运丰疯狂地工作，工作，为的是夺回失去的时间！他累了，太累了，他病了！他绝不怕死，“但是他最揪心的，是他的才能没有得到预期的、真正的发挥”。还不健全的用人制度，错误路线的流毒，像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他，使他的膀子甩不开。他有许许多多美好的设想，而实现起来可真难啊！王运丰是祖国母亲一个赤胆忠心的儿子，他理解母亲：“母亲老了，往往有些怪癖，好在祖国母亲现在是又古老又年轻；既有老人的涵养和怪癖，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冲动。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关心的不是母亲给了我们什么或给了多少，而是我们是否帮助了母亲！”“母亲可以一时错怪她的孩子但我不能不爱母亲。”只有像王运丰这样把“祖国高于一切”奉为最伟大而又最平凡的真理的赤子，才有这样宽广的胸怀和深挚的情爱。
新中国“坦克之父” 王运丰 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运丰，高级工程师。直隶（今河北）赞皇人。1934年毕业于兵工专科学校造兵系。1945年毕业于德国柏林技术大学机械系，获德国国授工程师学位。1952年回国。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六局副总工程师，山西柴油机厂副总工程师，第五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中国兵工学会第一届理事。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领导了坦克工业研究和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领导完成了兵器工业部电子计算机中心的建设任务。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87年3月，荣获德国总统颁发的“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
一代留学生的楷模 --- 王运丰
我国著名的武器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华洪堡学者协会会长王运丰先生于1997年4月29日仙逝，享年83岁。王先生在漫长的一生中，为祖国和人民做过许多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堪称一代留学生的楷模。王先生于1934年毕业于南京兵工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在金陵兵工厂任技术员，他目睹中国武器落后的情况，决定赴德留学，专攻武器制造。1938年，他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选读内燃机专业和铸造专业。由于祖国缺少各方面的人才，他发奋学习，立志要多掌握几门技术，又学习了电工专业及焊接和机械专业。1941年，王运丰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德国洪堡研究金。当他取得各项文凭和学位证书时，祖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位三十岁的海外学子正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踌躇满志，准备回国振兴民族工业。不料，祖国大地上，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了，他痛心地看到，曾经并肩打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两军对垒。他虽然归心似箭，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遥望着故乡，他留下了，在柏林观望着，期待着内战的结束。后来，他在异国结婚成家了，钟爱的妻子是柏林人，孩子也出世了……。在战后德国的经济起飞中，他抓住机遇，凭着聪明才智，在西柏林创办了自己的工程技术设计事务所，很快就取得成功。他被选为华人工程师协会主席及华侨总会负责人。
1951年，从祖国首都寄来了一份《人民日报》，刊载着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号召海外知识份子回国参加社会主议建设。他回忆道：“周总理的讲话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读完报，当即下决心回国。决心下了，但做起来多么不容易。当时，我个人的工程设计事务所已有相当的规模。1950年我就有了汽车、洋房和银行存款。对我来说，丢下这些财产并不难，困难的是，我已有了德国妻子和三个年幼的洋孩子。我爱国，我的柏林妻子也挚爱她的祖国。这个共性使我们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妻子一气之下，先是回了娘家，后来只好离婚。在法官宣读离婚判断书时，她在法庭上当众失声痛哭；两个男孩判给我，女儿判给她，后来，我把女儿也带回国，希望借助母女之情，使她回到我身边……”1952年，王运丰先生回国了，是第一个从德国归来的知识份子。他单身一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吨重的外文书回到北京。
回国后，他最初被任命为坦克专业局技术负责人。当时，我国的坦克制造还处于半手工业状态，依靠苏联定货和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王运丰先生接手工作后，苏联专家服气地说：“有了王先生，我们可以回家了。”他用二三年的时间，编制了坦克生产中几千个部件的工艺规程，并指导和训练技术人员，很快就使生产规模化；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全部取销苏联定货，制造出了全部国产化的中国坦克，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
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的许多工厂陷入困境，王先生终年出差，到各地的工厂解决技术难题。在最困难的1961年，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领导劝阻他，因为那里是重灾区。他回答说：“我刚从那个地区出差回来，那里的老百姓，有的已经吃树叶了。那里的大工厂停工待命，上万名职工需要帮助，正是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这些人。”在三线地区，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他依然是单身，家没有管，三个孩子常常挨饿，而他还把自己仅有的粮票拿去支援工人们。不久，他患了营养不良性关节炎及脊椎硬化症，几乎要瘫痪了。不久，妻子从柏林来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但是，妻子在北京一年多，他却有八个月在外地出差。妻子看到她的孩子学习很成问题，又由于外表像外国人，常常被围观甚至受到歧视，物质上也很困难，于是向他提出一家人一起回德国。她恳求说：“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也为你，你的身体需要治疗，需要营养和休养。”他虽然深感内疚和痛苦，还是对妻子说：“现在，中国有几亿人都吃不饱，我不能走。不把工业建设搞上去，这么大的国家，人民将永远吃不饱，我不能这样走开。”妻子只好孤身回德国了。他本来可以在欧洲过富裕的生活，拥有中产阶级的财富，但他却自觉自愿地和祖国人民一起共度困难岁月。他说过，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德国人、欧洲人的爱国主义是很不同的。这是很深刻的体会。的确，“祖国”这两个字对王运丰先生，对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中国知识份子有着超凡的魅力。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融进“祖国”这两个字中，前仆后继，使这两个字充满了中国的人文内涵，体现着中国知识份子所特有的人生境界。
一代留学生的楷模 --- 王运丰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王先生在这黑暗的时间隧道中受难十年！这时，他是“德国特务”，“他老婆还来北京串联，搞特务活动”。在被“批倒”“批臭”以后，造反派荷枪实弹把他押解到山区劳动改造。他回忆道：“在荒山野岭中，那些年使我最痛苦和愤慨的是，看到现代中国遭受的这厄运。我清楚地看到战后欧美工业、科技飞速发展的情况，又看到中国的现况，自己也白白地浪费了时光和生命。在寂寞中我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工作，然而总理已重病缠身；我又不顾安危给复出的邓小平写信，不久邓小平又下台了。……1975年，一位老上级复出工作，他把我这个‘德国特务’保出来，‘借用’到南京筹建计算机站。”这样，他开始了一项全新的，他所不熟悉的工作。他不愧为一位德国洪堡研究金学者，扎实、渊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触角，使他很快地就做出成绩，外国公司的专家惊奇地说：“纵使中国遭受这样的‘革命’，却还有人才。”只要有机会，王先生就能将他过人的才智用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
上图为1988年“计算机国际联网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合影，第一排左二为李澄迥、左五为王运丰。文革后，他把解放的喜悦化为实际行动。他看到，计算机对中国建设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时间去伤感，1978年，他就受命重返德国，利用以往在德国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关系，为引进计算机技术奔走。1980年，在他的领导下，兵器部建立了第一个大型电子计算机中心，从国外引进了工程设计的结构分析应用软件。为我国推行结构分析方法的应用创造了条件。1982年，在他的带动下，第一个中美科技信息电子电传机检索中心建成，从而结束了为一条科技信息跑遍全国的落后状况。为加速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他先后邀请了数十位国外的计算机专家来我国讲学。他自己也多次主持我国计算机专家们的学术会议。在八十年代初期，能做到这一切谈何容易。堪称有胆有识，王先生不愧是我国计算机技术应用和推广的开路先锋。其后，他又带领国内专家与德国合作，共同设计，使我国率先建立了自己的超微机设计技术，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举措。由于王运丰先生在中德科学技术合作方面所做的特殊贡献，1987年3月，他荣获德国总统颁发的“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
王先生自学生时代起就决心为振兴祖国而做出一番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他写过数以百计的各种建设书，报告书。早在1979年，他在一份建议书中提出发展旅游业及综合利用煤炭资源和全国各种能源的规划问题；1981年在建议书中阐述了以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紧迫性，建议把“信息技术”列入“七五”规划中；后来，也因他的建议，成立了“开发海南岛专家咨询小组”，从而加速了海南岛的建设。
作为一代留学生，他沐浴过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他深知西方文化及科学技术对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意义，也深知出国留学人员所能发挥的作用。从五十年代起他担任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后来任留德国同学会会长等职务，为发挥我国留学人员在祖国建设中的作用，做了许多努力。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倾注全部爱心和热情筹建“中华洪堡学者协会”，以团结海内外一切华人洪堡学者，共同为祖国，为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做贡献。该协会成立以后，由于众望所归，他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在洪堡学者协会所举行的大小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豁达乐观、神情安详的学者主持会议，虽已八十高龄仍敏于思维，积极进取。王会长“老牛自知夕阳短”，默默地为协会做了大量工作。王会长决非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欧洲的科学和文化，珍惜在欧美度过的时光，尤其珍视以洪堡研究金在德国从事科研工作那段时光。盗西方科学技术之火，献给祖国母亲。他的这种把对科学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献身结合起来的人生选择和人生境界堪称是一代中国留学人员的楷模。王会长今春以83岁的高龄无病而终，安详地离去，胸前系着他最喜爱的那条领带——黑绿两色的洪堡学者领带，象征着亚·冯·洪堡的理想——科学属于全人类。我们要向王运丰会长学习，把个人的才智、理想，对科学的追求与祖国的繁荣富强以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结合起来。
见证：中国首封电子邮件鲜为人知的故事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首封电子邮件打印件，内容译成中文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资料图片)
中国首封电子邮件打印件 30年IT印记：独家探访
视频:寻找首封邮件
2008年11月，北京车道沟10号，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在这个靠近西三环的幽静院落里，一些退休多年的老人不时能遇到一些不速之客的探访，深秋的大院看起来比往年多了些热闹。
时值外界热议“改革开放30年”，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这话题的一个关键元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编撰的中国互联网大事记也始于这封邮件。1987年9月20日，这封邮件正是从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发出。在某些意义上，该研究所成了中国互联网应用的发源地。
旧地重走已物是人非
该所大院中有一座绿树掩映的小楼，所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21年前在那里发生的故事。但如今，当年的很多人都已找不到。环绕小楼踱步间，忍不住会滋生“人面桃花”的感慨。
李澄窘教授，原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当年亲历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发送，如今已是90多岁的高龄。李教授目前随儿子移居美国，听力不好，无法接电话；眼也花了，从北京发到美国西海岸的邮件，需要儿子的帮助才能读。
阮任成，当年研究组成员之一，如今退休在家。由于事情已过去多年，老人并不是十分愿意跟外界重提这段往事。曾有媒体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沟通，仅获得与他3分钟的交流机会。
措恩，当年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教授，帮助中国首封电子邮件成功发送的重要功臣，如今身居德国；安·玛丽，帮助中国在国际上找到首封电子邮件原件的重要功臣，如今身居美国。在接到新浪科技辗转多道的连线之后，他们才明白当年的这些举措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21年前的记忆：首次发送遇挫
1987年9月14日晚，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一栋小楼里，十几位中、德两国科学家围在一台西门子7760大型计算机旁，试发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
这台7760是措恩教授从德国拉到的“赞助”之一，当时中国尚未有能力制造这类大型计算机。与今天的电脑相比，这台方头方的机器颇有些“古老”的味道。键盘很硬，敲起来响声大作。措恩坐在电脑前，大家围着措恩，笑容满面又情绪激动。
那时，中国还没有成为国际计算机数据通信网CSNET的成员，因此计算机只能先通过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大学，“中转”之后再和国际网络连接。
蓝色的屏幕，绿色的字体，措恩仔细地往计算机里敲着邮件地址以及内容。当时邮箱的地址跟现在的地址写法不太一样，很多邮件系统都是自行开发的，自己能识别就行。
邮件内容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内容是李澄炯教授提议的“越过长城，走向世界”。邮件左侧是以措恩为首的外籍专家名字，右侧是李澄炯、技术顾问王运丰教授等中方代表名字，一共13位参与人。
措恩输完邮件内容，敲下回车键，坐那一动不动，等着信号。但怎么等，也没等回来。大家开始重新检查计算机的软件系统和硬件设施，后来找到原因，是一个数据交换协议有点小漏洞，导致邮件未发出去。
6天后的1987年9月20日，项目组再一次试发邮件。20点55分，发送键再次按下，与上次相比这次大家都很紧张。过了一会儿，计算机屏幕出现“发送完成”字样，众人鼓掌庆贺。
德国大学的服务器顺利收到这封本该在一周前收到的邮件，并转发到国际互联网上，中国互联网在国际上的第一个声音就此发出。
后来据有关方面粗略估算，这封电子邮件耗费了人民币40-50元。在当时，这是一位教授大约半个月的工资。
王运丰响应号召学成归国
领导建设了中国兵器工业部电子计算机中心的王运丰教授已于1997年4月辞世，他当时还是该中心早期互联网研究技术顾问。
王运丰教授早年在西德留学。1952年，周总理说国家需要你们，你们赶紧回来。在这种背景下，王运丰教授从西德学成归国，回来后一直致力于中德两方科技交流与合作。
在CNNIC互联网发展研究部高级研究顾问王恩海看来，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成功发送，完全建立在中德合作的基础上，否则这邮件可能要滞后数年才能发出去。
当时，中国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技术发展受很多条件的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信息接入持有戒心。1986年12月，王运丰教授联合相关部门与德国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打开了中德双方科技信息交流的大门。
而由于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研究所属于军工单位，王运丰教授同时倡议并成立了一个更学术性的机构--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以方便跟国外机构的交流。
1987年9月14日晚，项目组成员围在措恩旁试发首封电子邮件上述协议签署之后，德国开始往中国派遣专家，直接派到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双方共同成立了一个项目组，随后包括清华在内的32家中国大学与科研院围绕它组成了一个协会，这些举措都对中国计算机以及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德国“白求恩”，措恩
1983年，王运丰教授在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会上遇到了措恩，这位对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成功发送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人。
两人都对计算机兴趣浓厚，后来一直保持紧密联系。每次在国际会议中碰面都会长聊，这种联系一直维持到1986年中德签署上述合作协议，然后双方开始切入“名正言顺”的携手合作阶段。
在许多中方研究人员看来，措恩教授是一位非常不错的国际友人。凭自己私人关系，他联系并说服德国巴辅州政府联系到西门子公司，对这个项目提供了赞助，其中就包括那台至关重要的西门子7760大型计算机。
据一些长期关注该项目的研究人员介绍，这个合作项目持续了好多年，没有赞助经费肯定做不起来。设备也是个难题，当时的计算机设备不像今天这么普遍，要先跟上级部门申报，国外准备好设备之后，绕道海湾地区，一趟下来就能折腾好几个月。
在这些过程中，措恩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白求恩”。对中国非常友好，做事不求回报，一心希望通过互助加快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当时中方也非常信任他，这种信任在王运丰教授授权他到德国帮助注册中国.CN顶级域名就可见一斑。
在CNNIC的档案库中，如今还保留着措恩当年的日记，随性并且简单的文字记录了当年这个热情洋溢的小伙子远赴中国支援互联网事业发展的喜怒哀乐。
多数时候，措恩在日记中写工作的进展：今天我干了几件事情，明天将要干什么事情。今天我们遇到什么难题，怎么解决。或者是，今天遇到了哪些苦恼，晚上加班干到了几点等。
1987年9月14日晚，第一次邮件发送失败，措恩很失落，在日记中毫不掩饰自己失望的心情。为了给精神减减压，他决定去旅游。出去转了一圈，但心里整天惦记着工作，时刻在打听北京方面的项目进展。
当年9月20日，从北京传来邮件发送成功的消息时，措恩正在澳门，收到消息后非常高兴，连夜在澳门起草新闻稿，对外宣布中国邮件发送成功，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情。措恩把新闻稿发给了李澄炯教授，李教授转给新华社记者，稿子最后发到了人民日报的英文版头版。
美国“志愿者”，安·玛莉
2002年下半年，CNNIC外籍高级顾问安·玛莉(Ann Marie)受CNNIC委托，开始查找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的下落。由于我国官方资料中有关第一封邮件的信息几乎没有，这工作对安·玛莉而言近乎大海捞针，非常困难。
接过这项任务后，安·玛莉多次从美国打国际长途向中国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咨询，只得到邮件与德国有关的答复。在美国南加州信息部门的帮助下，转机开始出现。
安·玛莉从上千万条数据信息中查找到，邮件最先被发送到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她旋即赶往卡尔斯鲁厄大学。
在卡尔斯鲁厄大学，安·玛莉见到了措恩教授。让她惊喜的是，时隔那么多年，措恩教授还在电脑中完好地保存着那封邮件，其细心程度令人惊叹。
经过简单搜索，中国首封电子邮件穿过十几年的岁月，在安·玛莉面前展现开来。邮件内容为“Across the Great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发送时间是北京时间1987年9月20日20时55分。
安·玛莉将邮件打印出来带到中国，交由CNNIC收存。如今，这封邮件的打印件依然完好无损，王恩海数日前向新浪科技展示时也忍不住感激安·玛莉当年的努力。
几年前，安·玛莉到北京，与李澄炯教授等人见了一面，也都对第一封电子邮件能穿越岁月的洗礼完成保存下来而唏嘘不已。
安·玛莉如今长居美国，数日前接到新浪科技的越洋电话时，惊讶的声音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当年她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时的热情。被告知第一封电子邮件项目已进入诸多主流媒体“改革开放30年”的主要报道选题时，安·玛莉不胜感慨。
历史收藏者，CNNIC
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的编撰者，王恩海耗时一年，通过多方走访、资料收集以及直面当事人等方式，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时期进行了考证和梳理，还原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2007年，已退休的措恩热情不减当年，策划了一个“中德第一封邮件开通纪念”的聚会。他把一批当时参与其中的中国老人，包括当时提供设备、技术支持的人全都请到德国，共同为这一事件的20周年而庆祝。
对于这次聚会，CNNIC方面高度重视。在王恩海看来，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意义早已超出它本身的实用价值，而是见证了中德两国科技界当时冲破阻力、携手共进的岁月，更见证了中国这个互联网大国在20余年时间里悄然并且迅速的崛起。
(采访/整理：全智、韩枝、连巍，新浪科技甘利、向东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