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周定王五十四年(前455年)生，周安王七年(前395年)卒，战国时魏国(今山西南部运城一带)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关于李悝的名字，许多学者认为史籍中同一时期的李克，就是李悝．也就是说，李悝，又写作李克，或又名李克。李悝为魏文侯到武侯时人，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常和秦人交锋作战。桓谭以为李悝为文侯师，班固、高诱以为是文侯之相。李悝的生平事迹，已难确知其详，使他在历史上留下永久名声的，是他任魏文侯相时在魏国的变法改革。
李悝
政治主张编辑本段回目录
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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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 |
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经济政策编辑本段回目录
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 《汉书·食货志》有较详细的记载)。简单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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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 |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制定《法经》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悝为了逃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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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 |
《法经》兵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洽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③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④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 《晋书·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域、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
这是法家倡行法治的成功表现。李悝的《法经》，对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后世所效仿。《晋书·刑法志》便说：商鞅“受之以相秦”，而“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先秦思想学派的法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法学，均以《法经》为奠基之作，而它在法制史正的开创之功，更不容忽视。
《法经》早已不存，唯桓谭《新论》中有关于《法经》内容的简述，《晋书·刑法忘》也有类似的记载。《新论》已亡伏，桓谭介绍《法经》的一条保留在明人董说《七国考》之中，是今天了解《法经》的重要依据。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法经》，夹杂了天尊、佛像等语，当是误引他书所致，故难以凭信。
重农主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详，只能从《汉书》 “食货志”的记载略窥梗概。他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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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雕像 |
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商则国贫。”对于统治者来说，“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也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重农主义在商秧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他体认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而且“农少、商多”的结果是“贵人贫、商贫、农贫”，因而极力抑制末业(特别是商业)，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以达到“搏以于农”、“壹民于农的”的目的。史载商鞅的变法令云：
“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为了达到地尽其利，乃“开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举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认，宣布旧田制的终结，而造就了秦国的富强。兵法说“带甲数十万，民有余粮弗得食也。”无论是经由重商或重农而求得国家富强，都必须在统治者的掌握中才能发挥效用。所以统治者在求国力整体富厚的同时，也都进行积聚。戎王闻秦缪公贤，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秦缪公号为贤主，尚且如此，中人以下，更无足数。战国时代，各国之积聚以粟为主。苏秦说齐宣王曰：“齐粟如邱山”；说楚威王、赵肃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积聚的结果，当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由余在看了秦缪公的宫室积聚后，感慨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田制与赋税改革后，地租由提供劳役(助、藉)改征实物(履亩而税、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结果，虽有使税负公平的作用，却也使税率超脱了原有的限制。鲁哀公喟欢“二，吾犹不足”，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来得重。春秋晚年齐国的情况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也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户口不加，而租入岁倍，此由多课也。”
因此，列国争胜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国君而农民依然贫苦，上下之间分配的不均益趋严重，求均的呼声乃应时而起。
个人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悝的著作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儒家类《李克》七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术都属于法家范畴，故其大多数作品被列入法家类。由于他和子夏学派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有些作品不免带有几分儒家色彩，《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也不为无因。以上三种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晋或隋唐时尚有零简残篇传世。如《水经注》和《文选·魏都赋》注都引有《李克书》。由于《汉书》以李悝与李克为两人，后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
法家思想编辑本段回目录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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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 |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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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墓 |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