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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 |
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日本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出生在大阪。幼年父母双亡，后祖父母和姐姐又陆续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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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 |
成名作小说《伊豆的舞女》（1926）描写一个高中生“我”和流浪人的感伤及不幸生活。名作《雪国》（1935～1937）描写了雪国底层女性形体和精神上的纯洁和美，以及作家深沉的虚无感。其他作品还有《浅草红团》（1929～1930）、 《水晶幻想》（1931）、《千鹤》（1949～1951）、 《山之音》（1949～1954）和《古都》（1961～1962）等。川端担任过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1957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获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以非凡的锐敏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于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众多的成绩、荣誉和地位面前，川端康成在《夕照的原野》一文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荣誉和地位是个障碍。过分的怀才不遇，会使艺术家意志薄弱，脆弱得吃不了苦，甚至连才能也发挥不了。反过来，声誉又能成为影响发挥才能的根源……如果一辈子保持‘名誉市民’资格的话，那么心情就更沉重了。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
在川端获得殊荣的背后，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内容……
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川端康成未留下只字遗书。但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1972年在工作室自杀去世。已有多部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
【生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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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 |
1899年
6月14日生于大阪市北区（川端自写年谱为6月11日出生）。父亲荣吉，是个开业医生，爱好汉诗文、文人画。母亲阿源，是黑田家出身。传说川端家是从北条泰时（第三代执权）那里传承下来的。川端是家中长子，康成有一姐姐，名叫芳子。
1901年2岁
1月，父亲因肺结核病去世。康成随母迁居大阪府西成郡丰里村大字三番745番地黑田家。
1902年3岁
1月，母亲也因感染结核病而辞世。由祖父三八郎（后户籍名改为康寿）、祖母阿钟抚养，回原籍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字东村盖新房居住。姐姐芳子则寄养在大阪府东成那鲶江村大字蒲生35号姨父秋冈义一家。祖父经常算卦，著有《构宅安危论》、《要话杂论集》等遗稿。一个时期还曾计划独自调制新汉药出售，并留下了印有“川端青龙堂”字样的包药纸。
1906年7岁
康成入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普通小学。由于他体弱多病，故经常缺课，但他的学业成绩优秀，作文在全班首屈一指，显示出过人的才华。9月，祖母阿钟辞世，此后与祖父相依为命。
1909年10岁
7月，姐姐芳子患热病，并发心脏麻痹而死亡。康成因病没能参加葬礼。他与芳子自1902年分别后，只见过一面。
1912年13岁
3月，普通小学六年级毕业。在小学时代开始广泛地阅读图书馆的书籍。4月，以第一名考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每天从家里到学校徒步约5公里的路程，身体得到了锻炼。
1913年14岁
升中学二年级时，他的志向要当个小说家，他博览各种文艺杂志，尝试写新体诗、短歌、徘句、作文等，并装订成册，题名为《第一谷堂集》、《第二谷堂集》。他的题为《滴雨穿石》的作文还保存了下来。
1914年15岁
5月，祖父辞世，康成成了孤儿；9月，由西成郡丰里村母亲娘家黑田秀太郎收养。他开始写《十六岁的日记》，将祖父弥留之际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还写了《拾骨》、《参加葬礼的名人》、《向阳》等写生式作品，记录了有关祖父病逝前后的事情。
1915年16岁
1月，开始过宿舍生活，经常出入学校附近的书店。他的读书范围非常广泛，从白桦派到谷崎润一郎、上司小剑、德田秋声、《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外国作家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河夫、斯特林里堡、阿尔志跋绥夫等的作品。为此，他欠了书店很多书债。”
1916年17岁
4月，当了宿舍的室长。与同室的小竺原发生同性恋。是年春天，开始给当地的小周刊《京阪新闻》投稿，发表了《致H中尉》、《淡雪之夜》、《紫色的茶碗》、《电报》等短文。此外他还向《文章世界》、《秀才文坛》、《新潮》等杂志投过稿。是年秋天，经由川端岩次郎出售了宿久庄的房子，以支付祖父的欠债以及康成所欠书店的款项。
1917年18岁
3月，茨木中学毕业后上东京投考第一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寄居在浅草藏前的表兄田中岩太郎家，补习之余，经常去浅草公园。3月末，经表兄秋冈义爱的介绍，造访了新进作家南部修太郎。9月，入一高英文科。同班有：石滨金作、酒井真人、铃木彦次郎、三明永无等人。预科三年都过着寄宿生活。他阅读最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的作品。这期间写了一篇追悼辞世的英语教师仓崎仁一郎的作文《肩扛恩师的灵枢》，发表在大贩《团栾》杂志上。
1918年19岁
7月，返回大阪，寄宿在蒲生的秋同家。10月末，初次去伊豆旅行，与巡回艺人一行邂逅。此后约十年，他几乎每年都到伊豆汤岛旅行。
1919年20岁
是年，认识了今东光，受到东光的父亲武平的影响，对心灵学（神智学）产生了兴趣。经文艺部委员冰室古平的举荐，他在第一高等学校的《校友会杂志》6月号上，发表了《千代》。
1920年21岁
7月，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同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英文学科。与同班同学石滨金作、酒井真人、铃木彦次郎，还有今东光等人策划发行《新思潮》（第六次），为此第一次拜访菊池宽，此后长期受到菊池宽的照顾和恩惠。是年伊始，除了读日本作家的作品之外，还广泛阅读了包括森鸥外翻译的《各国故事》在内的翻译作品。
1921年22岁
2月，第六次《新思潮》发刊。4月，在第二号上刊载了《招魂节一景》，获得菊池宽以及各方面的好评。是年秋天到冬天，发生与本乡一家咖啡馆的女招待伊藤初代从恋爱、订婚和遭撕毁婚约的事情。基于这种体验，他写了《南方的火》、《篝火》、《非常》、《她的盛装》、《暴力团一夜》、《海的火祭》等作品。这期间，一度住在浅草，在菊池宽家里，经菊池介绍认识了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和横光利一。12月，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南部氏的风格》（评《湖水之上）），第一次获得了稿酬。
1922年23岁
2月，开始写文艺月评《本月的创作界》（《时事新报》），成为后来从事近20年评论活动的契机。6月，从英文学科转到国文学科。自4月至6月，以千代事件为素材写了《新晴》。夏天在伊豆汤岛，写了《汤岛的回忆》（未发表），这是后来的《伊豆的舞女》和《少年》的雏形。翻译了高尔斯华绥的《街道》、丁尼生的《死的绿洲》、契河夫的《戏后》等外国作品。
1923年24岁
2月，成为由菊池宽于1月创刊的《文艺春秋》编辑同人。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与今东光一起去探望芥川龙之介，三人经常到受灾现场了解情况。他的名字登载在是年首次出版发行的《文艺年鉴》上。
是年，发表了《林金花的忧郁》（1月）、《精灵祭》（4月）、《参加葬礼的名人》（5月）、《南方的火》（7月）等。
1924年25岁
3月，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科毕业。由于中途曾转过专业，学分不足，承蒙藤村作主任教授的照顾，通过了毕业论文《日本小说史小论》，刊登在《艺术解放》3月号上。5月，接受征兵体格检查不及格。7月，同当时的新进作家们石滨金作、片冈铁兵、今东光、佐佐木茂索、铃木彦次郎、十一谷义三郎、中河与一、横光利一等筹备创刊同人杂志，由他起名为《文艺时代》，10月由金星堂发行创刊号。他和片冈铁兵负责编辑至12月，并负责与发行者金星堂的联络事宜。他们以《文艺时代》为阵地发起新感觉派运动。
是年，发表了《篝火》（3月）、《非常》（12月），以及第一部掌篇小说集。
1925年26岁
是年，大半年时间呆在伊豆汤岛的汤本馆。5月，初次与松林秀子邂逅。他最初的作品集《骑驴的妻子》将由文艺社出版，虽然已经出了校样，可是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以未能问世而告终。
是年，发表了《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1月）、《新感觉派辩》（3月）、《十六岁日记》（8月）、《第二短篇集》（11月）、《第三短篇集》（12月）。
1926年27岁
是年大部分时间在汤岛的汤本馆度过。这期间，他迷上了围棋和台球。4月，迁至营忠雄家，开始与秀子一起生活。与横光利一等成立了“新感觉派电影联盟”，拍摄川端唯—一部电影剧本《疯狂的一页》。这部影片被评定为是年的优秀影片，获得了全关西电影联盟颁发的奖牌，但是商业性上映则是失败的。
是年，发表了《伊豆的舞女》（1—2月）、《第四短篇集》（4月）、《感情的装饰》（6月）。
1927年28岁
3月，金星堂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作品集《伊豆的舞女》 。同月，随笔小杂志《杂记手册》由文艺春秋社创刊（片冈铁兵编辑），康成参与该同人杂志。4月5日，为出席横光利一的结婚典礼，阔别7个月又上东京。此后就决定在东京住留，并从汤岛把夫人接回来，在府下杉并町马桥租了间房子，建立了新居，不回汤岛了。5月，《文艺时代》停刊。月底，为改造社的“一元丛书”做宣传去关西旅行讲演。6月，作为文艺春秋社的“文艺讲演会”的讲师，与菊池宽、横光利一等人去福岛、秋田、山形地方作旅行讲演。8月，在《中外商业新报》上初次发表连载的新闻小说《海的火祭》，12月，迁居热海。
是年，发表了《招魂节一景》（2月）、《梅花的红蕊》（4月）、《柳绿花红》（5月，后与前者合成《春天的景色》）、《第五短篇集》、《处女作作祟》（5月）、《关于掌篇小说》（11月）等。
1928年29岁
3月，“3·15”事件，法西斯当局大举逮捕共产党员的第二天，窝藏过被追捕的林房雄和村山知义。5月，开始喜欢养狗。7月，去明治大学夏季文艺班讲学。
是年，发表了《三等候车室》等掌篇小说。
1929年30岁
4月，成为刚创刊《近代生活》的同人。是年起，写了许多文艺时评。9月，开始经常去浅草，拜访了作为日本最早的轻松歌舞剧场，还结识了舞女们，做了大量的采访笔记。12月，开始连载他的第二篇新闻小说《浅草红团》，由此获得社会的反响。10月，成为《文学》杂志（崛辰雄编辑）的同人。《文学时代》12月号刊登了川端秀子的文章《谈谈我的丈夫》。
是年，发表了《新人才华》（9月）、《浅草红团》（12月至翌年10月连载）等。
1930年31岁
4月，接受文化学院文学部长菊池宽的聘请。担任创作科讲师，每周讲一次课（任职至1934年3月）。还兼任日本大学的讲师。依然经常前往浅草。4月底至5月，为了出席文艺讲演会，他去四国旅行。6月，掩护了秘密前往苏联前夕的日共藏原惟人。加入了中村武罗夫等十三人俱乐部。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喂养许多狗。还经常去参观画展。
是年，发表了《我的标本室》（4月，收入掌篇小说47篇，作为新兴艺术派丛书一卷出版）、《针、玻璃和雾》（11月）等。
1931年32岁
12月2日，与秀子正式办理结婚手续。是年，送舞女梅园龙子学习西方舞，认识了古贺春江。
是年，发表了《水晶幻想》（1月开始连载）、《浅草日记》（1月）、《仲夏的盛装》（6月）、《伊豆序说》（2月）等。
1932年33岁
3月，伊藤初代前来造访川端家。是年，观看了许多舞蹈表演会。从夏天起，饲养了许多小鸟。
是年，发表了《致父母的信》（1月）、《抒情歌》（2月）、《慰灵歌》（10月）等。
1933年34岁
2月，《伊豆的舞女》由五所平之助导演，拍成电影（田中绢代主演），这是最早的一次。此后至1967年止，《伊豆的舞女》在他生前共拍了五次电影。10月，成为文化公论社创刊的《文学界》的同人，并参与策划编辑工作。9月10日，古贺春江逝世，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写了《临终的眼》。
是年，发表了《禽兽》（7月）、《临终的眼》（12月）等。
1934年35岁
1月，被列名为文艺恳话会成员。6月，赴汤泽途中，在水上站看到落水骚动，得到启发就写了《水上情死》，从8月起在《现代日本》上连载，很快就被改编成剧本，10月尚未连载完，就拍成了电影（胜浦仙太郎导演，若水绢子主演）。9月，开始连载《浅草红团》续篇《浅草节》。12月，去汤泽。开始写《雪国》连载。
是年，发表了《虹》（3月开始连载）、《文学自传》（5月）、《水上情死》（8至12月连载）、《浅草祭》（9月至翌年2月连载）等。
1935年36岁
1月，担任文艺春秋社创设芥川奖、直木奖评选委员。第一次评选，与落选的太宰治之间发生了龃龉。1月，《雪国》开始分期连载。是年他出现反复发烧的症状。3月，《浅草的姐妹》被改编拍成电影《少女时代的三姐妹》（东宝前身PCL电影制片厂出品），并让梅园龙子初次公演。9月，赴新泻县汤泽收集《雪国》续篇的素材。12月，近居镰仓。同月，赴上诹访，搜集写作《花之湖》的素材。
是年，发表了《雪国》（1月至翌年12月连载）、《纯粹的声音》（7月）等。
1936年37岁
1月，成为新创刊的《文艺恳话会》的同人，负责编辑了《日本古典文艺与现代文艺》特辑。1月，前往伊东温泉搜集《花之湖》的创作素材。2月，原作《谢谢》改编拍成电影《谢谢先生》并首映。12月，参加刚成立的镰仓笔会（久米正雄会长）。
是年，发表了《意大利之歌》（1月）、《花之湖》（l—6月）、 《花的圆舞曲》 （3—4月）、《芭茅花》、《火枕》（《雪国》续章）、《夕阳下的少女》（12月）、《少女开眼）（12月至翌年7月）等。
1937年38岁
6月，汇总分别刊载在各杂志上的《雪国》各章进行修订，由创元社出版单行本。7月，《雪国》与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青春篇》一起，获得了第三届文艺恳话会奖。8月，在轻井泽集会堂为文化学院夏季讲习会作了题为《文学》的讲演（《信浓的故事》，刊于《文艺》10月号）。是年至1945年，每年夏季都在轻井泽度过。在那里写了《牧歌》、《高原》、《风土记》等作品。开始喜欢照相和打高尔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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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 |
1938年39岁
6月，观看“本因坊秀哉名人引退围棋”战局。（6月26日，在芝的红叶馆开局，后来对奔的场地改到箱根、伊东，12月4日终局——8月15日至11月17日休息），并在《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观战记。7月，获得许可设立财团法人“日本文学振兴会”，他被选任该会理事（理事长菊池宽）。7月，去轻井泽。8月，到八岳高原富士见疗养所，探望吴清源。是年开始陆续出版川端、武田麟太郎、间宫茂辅等三人编辑的《日本小说代表作全集》（每年两册）。
是年，发表了《我写围棋观战记》（10月）等。
1939年40岁
1月，赴热海观看木谷、吴三轮大棋战的第一回。去伊东探望本因坊名人。在伊谷奈与对局间歇而来此地的吴清源进行了两天推心置腹的交谈。这期间，转写围棋观战记，并以下围棋、象棋和搓麻将等形式，与本因坊名人、木谷和吴等人交往。2月，当选为菊池宽奖评选委员。7月，在日本女子大学作了《关于作文》的讲演，深入参与了广泛意义上的作文运动。这件事连同1936年他宣告停笔不写文艺时评，显示出川端对待战时体制的一种独自的姿态。是年，《少女开眼》拍成电影（新兴电影）。
是年，发表了《故人之园》（2月）、《观战记》（2—3月，木谷、吴三轮大棋战第二局）、《美之旅》（7月开始连载）等。
1940年41岁
1月，去探望住在麟屋的秀哉名人，并与他下了两盘将棋。两天后名人猝死，拍下了名人的遗容。5月，为了收集前一年已开始写的《美之旅》的素材，参观了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6月，为了收集《我的浅草地图》，走访了阔别许久的浅草界限。6月至7月，先后去箱根、三岛、小夜的中山、兴津、静冈和东海道旅行，兼及收集《旅行的诱惑》的材料。7月8日，出席在大喂讲堂召开的“文艺枪后运动”的讲演会，演讲题目是《事变作文》，并对梅园龙子的朗诵附加解说。10月，参与发起成立日本文学会。
是年，发表了《母亲的初恋》（1月）、《雪中火场）（12月，《雪国》续章）等。
1941年42岁
4月，接受《满洲日日新闻》的邀请去满洲（同行有：吴清源、村松梢风）。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围棋大会。9月，应关东军的邀请，与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大宅壮一、火野苇平、高田保等人一起再度去满洲，先后访问大连、沈阳、抚顺、黑河、海拉尔、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9月底访问结束后，为了研究满洲决定自费留下，独自留在沈阳，并把夫人接来，10月，与夫人一起访问了北京，会见为“文艺枪后运动”而前来的小岛政二郎、片冈铁兵、佐佐木茂索等。后来，又去斋家镇、张家口、天津、旅顺等地参观，最后返回大连。在得到临近爆发战争的情报的熟人关照下，于11月30日回到了神户。8天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是年，发表了《银河》（8月，《雪国》续章）。
1942年43岁
4至5月，为了写《名人》（《八云》）及其他作品而去京都。6月，编辑《满洲各民族创作选集》（创元社），写了编者的话。10月，作为日本文学报国会派遣作家，从轻井泽前往长野县伊那，访问一留守农家，为《读卖报知》写了报道。12月，读了战死者的遗文，并写了感想文章《英灵的遗文》。
是年，发表了《名人》（8月）、《日本的母亲》（10月）等。
1943年44岁
3月，去大阪处理收养表兄黑田秀孝的三女儿麻纱子（户籍名政子）做养女。5月，养女入户口，以此为契机，他撰写了《故园》，但由于时局严峻，写作不顺利，终于未完成。4月，为了在《满洲日日新闻》上连载的《东海道》，从镰仓到京都，沿途下站搜集素材。
是年，发表了《故园》（6月开始连载）、《父亲的名字》（8—12月）等。
1944年45岁
4月，以《故园》 、《夕阳》等，获得了战前最后一届菊池宽奖（第6届）。6月，任日本文学振兴会设立的“战记文学奖”评选委员。接受联防组长的委派担任夜警四处巡逻，在连续过着这种生活的条件下，他读了许多王朝古典著作，诸如《源民物语》等，重读了志贺直哉、森鸥外、夏日漱石等人的作品。还从旧书店购买了《大日本佛教全书》等古典文献。8月，他出售了轻井泽的一幢别墅，以支付生活费用。
是年，发表了《夕阳》（3月）、《一草一木》（7月）等。
1945年46岁
4月，作为海军报道班成员去鹿儿岛县鹿屋的海军航空队特攻基地采访。1946年发表的《生命之树》等作品，就是运用了这个时候的一些体验写出来的。5月，开了一家出租书屋——镰仓文库。从鹿儿岛回来之后，热心地协助做文库的工作。8月15日，与夫人、女儿一起在自己家里听了天皇的8·15无条件投降的广播。9月，镰仓文库开始作为出版社进行工作，他与久米等人担任董事。
1946年47岁
1月，接受三岛由纪夫的访问，并向《人间》杂志推荐三岛的《香烟》。4月，与大佛次郎、岸四国士、丰岛与志雄、野上弥生子等人创办了“红蜻蜓会”，藤田圭雄编辑儿童杂志《红蜻蜓》，日本实业社发行。10月，迁居镰仓长谷，终生居住在这里。
是年，发表了 《感伤之塔》 （2月）、《雪国抄》（5月，《雪国》续）等。
1947年48岁
2月，出席笔会的重建大会。越发关心古代美术，在镰仓文库的工作间歇，常去参观美术展，与美术界交往的机会也多了起来。10月，发表《续雪国》（《小说新潮》），至此经历了13年完成了《雪国》最后定稿。
是年，发表了《哀愁》、《续雪国》（10月）。
1948年49岁
6月，继志贺直哉之后担任日本笔会第4任会长（至1965年10月）。11月，受读卖新闻社的委托，去旁听了东京审判。
是年，发表了《再婚的女人》（1—8月）、《未亡人》（1月）《少年》（5月—12月）、《东京审判的老人们》（11月）、《雪国》定稿本（12月，创元社）等。
1949年50岁
4月，担任恢复的“芥川奖”评选委员。5月，开始连载《千只鹤》。7月，担任新设的“横光利一奖”（改造社）评选委员。9月，以日本笔会会长的名义，给威尼斯国际笔会第ZI届大会发去贺词《致威尼斯国际笔会第21届大会）（发表于《人间》10月号上）。11月，应广岛市的邀请，与小松清、丰岛与志雄等代表日本笔会参观了原子弹轰炸受难地。8月开始连载《山音》。担任战后第一套文学全集《现代日本小说大系》（65卷，河出书房）的编辑委员。
是年，发表了《千只鹤》（5月至翌年12月）、《山音》（5月1954年4月）等。
1950年51岁
4月，与23名笔会会员赴广岛、长崎视察。在广岛举办的“世界和平与文艺讲演会”（日本笔会广岛之会）上，宣读了“和平宣言”（这个宣言以“武器招徐战争”为题，发表于《王将》杂志7月号上）。8月，为派遣代表参加爱丁堡的笔会世界大会（8月15日起开IO天）所需经费，他写了呼吁募捐的文章。12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舞姬》。是年，经营了多年的镰仓文库倒闭。
是年，发表了《天授之子》（2—3月）、《虹》（3月至翌年4月）、《舞姬》（12月至翌年3月）等。
1951年52岁
8月，《舞姬》由新藤兼人改编，拍成电影（山村聪、高峰三枝子等主演，东宝）。
是年，发表了《玉响》（5月）、《关于〈浅草红团〉》（5月）等。
1952年53岁
1月，《浅草红团》由成泽昌茂改编拍成电影（大映）。2月，获1951年度艺术院奖。8月，《千只鹤》由久保田万太郎改编成歌舞伎，在歌舞伎座上演（花杉P章太郎等主演）；12月，由新藤兼人改编拍成电影（大映）。10月，赴近畿参加文艺春秋30周年纪念讲演会。前往畿地方（姬路、神户、和歌山、奈良）旅行，随后应大分县的邀请，去九州旅行，漫步了九重高原。翌年6月又重游，决定把九重作为《千只鸽》的续篇《波千鸟》的背景，但是放采访笔记的旅行包丢失了。因此《波千鸟》没有写完就告终。是年，任“小学馆儿童文化奖”文学部门的评选委员。
是年，发表了《日兮月兮》（1月至翌年5月）、《新文章论》（4月）等。
1953年54岁
6月，参加角川书店的讲演旅行去九州。夏天，战后第一次去轻井泽。是年，《山音》由水木洋子拍成电影（东宝）。9月，《浅草故事》由岛耕二导演兼政编拍成电影（大映）。11月，与永井荷风、小川未明被选为艺术院会员。同时还担任了复办的野间文艺奖的评选委员。
是年，发表了《河边小镇的故事》（1—12月）、《水月》（11月）、《吴清源谈棋》（8—12月）等。
1954年55岁
1月，开始连载《湖》。3月，《伊豆的舞女》由伏见晃改编，第二次拍成电影（松竹）。担任“岸日演剧奖”和新潮文学奖的评选委员。4月，《山音》出版，并于12月获第7届野间文学奖。8月，写就西川流名古屋舞舞蹈剧本《船上艺妓》，由西川鲤三郎任艺术指导，先后在名古屋御园座以及其他各地上演。这部作品后来于1957年作了若干修订，由宝家歌舞团上演。9月，赴米子、松江参加文艺春秋讲演会。同月，《母亲的初恋》八田尚之改编拍成电影（东宝）。1948年起开始出版的《川瑞康成全集》16卷本全部出齐。是年起，开始服用过量安眠药。
是年，发表了 《湖》 （1月—12月）、《东京人》 （5月—翌年10月）、 《离合》 （8月）等。
1955年56岁
1月，《河边小镇的故事》由衣笠贞之助导演兼改编拍成电影（大映）。同月，写就舞蹈剧《故乡之音》 ，先后在新桥演舞场以及其他各地上演。l月，爱德华·塞登斯特卡节译的《伊豆的舞女》，刊登在《大西洋月刊》日本特辑号上。11月，在东宝剧场举办的“文艺春秋500号纪念会”上作了讲演。
是年，发表了 《青春追忆》 （1月—1957年1月）、 《彩虹几度》 （1月）等。
1956年57岁
1月，出版《川端康成选集》（10卷，新潮社，11月出齐）。2月，《彩虹几度》由八住利雄改编拍成电影（大映）。4月，《东京人》由田中澄江改编拍成电影。11月，匈牙利发生动乱事件，以日本笔会会长的名义去电表示同情。是年起，以赛登斯特卡翻译《雪国》、八代佐地子翻译《千只鹤》在美、德出版为契机，他的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出版逐年增多。
是年，《生为女人》（3月—11月）发表。
1957年58岁
3月，与松冈洋子赴欧洲出席国际笔会执行委员会，会后访问了欧亚各国，邀请代表出席东京大会，5月回国。4月，《雪国》由八住利雄改编拍成电影（东宝）。9月，主持第29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
是年，发表了 《风中的路》 （1—4月）、 《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1月）等。
1958年59岁
1月，《生为女人》由田中澄江改编拍成电影（东宝）。2月，任国际笔会副会长。3月，由于对“国际笔会大会在日本召开做出了努力和成绩”，获战后复办的第六届菊池宽奖。6月，去冲绳旅行。11月，因患胆结石，住进东大医院木本分院外科，翌年4月出院。
是年，发表了 《弓浦市》 （1月）等。
1959年60岁
5月，在法兰克福的第30届国际笔会大会上获歌德奖章。9月，《风中的路》由矢代静一改编拍成电影（日活）。11月起出版《川端康成全集》（12卷，新潮社，1962年8月出齐）。是年，在他长期的作家生活中，第一次没有发表任何一篇小说。
1960年61岁
5月，《伊豆的舞女》由田中澄江改编第三次拍成电影（松竹）。5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美。7月，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巴西圣保罗主办的第31届国际笔会大会，8月归国。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艺术文化军官级勋章。
是年，发表了《睡美人》 （1月至翌年11月）等。
1961年62岁
为搜集材料和执笔写作《古都》、《美丽与悲哀》，在京都市左京区下鸭泉川町25号租下房子。5月，去新泻、佐渡旅行。11月，获第21届文化勋章。
是年，发表了 《美丽与悲哀》 （1月至1963年10月）、《古都》 （10月至翌年1月）等。
1962年63岁
2月，出现安眠药药物成瘾症状，进东大医院住院，连续10天昏迷不醒。4月，由新派剧团在明治座上演《古都》（川口松太郎改编，松浦竹夫导演）。10月，他继下中弥三郎之后，参加了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11月，《睡美人》获第16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是年，发表了《落花流水》 （10月至1964年4月）以及《秋雨》等掌篇小说。
1963年64岁
4月，担任财团法人日本近代文学馆监事。还担任近代文学博物馆委员长。他与大佛次郎、久松潜一共同监修10月举办的近代文学史展。1月，《古都》由权藤利英改编，将拍成电影（松竹）；6月，《伊豆的舞女》由三木克己改编第四次将拍成电影（日活）。
是年，发表了《一只胳膊》 （8月至翌年1月）， 《喜鹊》 等掌篇小说。
1964年65岁
6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奥斯陆召开的第32届国际笔会大会。归途历访欧洲各国，8月归国。6月，开始断断续续连载《蒲公英》 。
是年，发表了《蒲公英》（6月至1968年，未完），《久违的人》等掌篇小说。
1965年66岁
4月，日本广播协会（NHK）根据他的《玉响》改编成同名的电视连续剧，并开始播出。10月，他辞去自1948年以来已担任18年的日本笔会会长的职务。11月，举办日本笔会创立30周年纪念祝贺会，会上他接受了后任的芹泽光治良会长以及其他人对前任会长的慰劳。同月，他出席了伊豆汤岛温泉建立《伊豆的舞女》文学碑的揭幕仪式。《美丽与悲哀》（筱田正浩导演）、《雪国》（大庭秀雄导演）分别由松竹拍成电影。
是年，发表了《玉响》 （9月至翌年3月，未完）等。
1966年67岁
1月至3月，因患肝炎住进东大医院。4月，日本笔会总会为了表彰他多年的功绩，赠予他一尊由高田博厚制作的胸像。8月，《湖》由石堂淑郎改编拍成电影《女人的湖》（松竹）。是年，没有重要的新作发表。
1967年68岁
2月，与安部公房、石川淳、三岛由纪夫就中国“文化大革命”，联名发表了《为了维护学问艺术自由的呼吁书》。《伊豆的舞女》由井手俊郎改编第5次拍成电影（东宝）。4月，担任新开馆的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顾问。7月，养女麻纱子（政子）与香男里结婚，入户籍（8月，在驻莫斯科日本大使馆举行结婚仪式，10月14日，在国际文化会馆举行婚礼宴会）。8月，任日本万国博览会政府出展恳谈会委员。12月，赴札幌看女儿的新居。
是年，发表了 《一草一花》 （5月至1969年1月）等。
1968年69岁
2月，在《关于非核武装向国会议员们的请愿书》上签名。6月，参加了日本文化会议。7月，担任今东光竞选参议院议员的选举事务局长，还跟随在东京、京都等地作街头演讲。10月17日，作为日本人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11月，笔会主办获奖纪念祝贺会。12月10日，出席斯德哥尔摩的授奖仪式，12日，在瑞典科学院作纪念讲演《我在美丽的日本》。是年，辞去艺术院第二部长职务，又被授予故乡茨木市的名誉市民名誉称号。1月，《睡美人》由新藤兼人改编，拍成电影（田村高广等主演，松竹）。
是年，发表了 《我在美丽的日本》 （12月）等。
1969年70岁
1月6日，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赴欧洲旅行回国。同月27日，接受了众参两院的祝贺决议。1月29日，第一个孙女诞生。3月，赴夏威夷大学作日本文学的特别讲授。4月，旅行期间，与索尔仁尼琴一起被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4月至6月，各地举办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纪念“川端康成展”（每日新闻社主办），为此而临时回国。5月，在夏威夷大学作《美的存在与发现》的特别讲演。6月，被赠予夏威夷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同月回国，被授予镰仓市名誉市民的称号。7月，在驻伦敦日本大使馆分馆举办“川端康成展”。9月，作为文化使节，出席“移民百年纪念旧金山日本周”，并作了《日本文学之美》的特别讲演。是年，《日兮月兮》由广濑襄改编拍成电影（松竹）。4月份起，开始第五次出版他生前最后的19卷本全集。
是年，没有发表小说。
1970年71岁
5月，设立了“川端文学研究会”（会长久松潜一）。6月，出席在台北举办的亚洲作家会议并作了讲演。接着6月29日至7月3日，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京城召开的第38届国际笔会大会，并致了祝词。7月，汉阳大学赠予他名誉文学博士称号，他还作了《以文会友》的纪念讲演。
是年，发表了《长发》 （4月）、 《竹声桃花》 （12月）等。
1971年72岁
3月，为支援秦野章竞选东京都知事到处作街头演说。4月16日，诺贝尔财团专务理事访问日本，他陪同该专务理事访问京都。4月17日，呼吁和平七人委员会在京都会合，听取藤山爱一郎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5月，举办了“川端康成个人图书展”。因健康欠佳，整个夏天都在镰仓度过。9月，在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发表《恢复日中邦交呼吁书》上签名；12月，在《反对第四次防卫计划的声明》上签名。10月9日，第二个孙子诞生。年底起，为日本学研究国际会议募捐等事而奔波。12月，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24日，他出席了题为《日本人变了吗——冲破‘脱’现象》的电视讨论会。
1972年
1月，出席文艺春秋创立50周年举办的新年社员见面会，并作了讲演，以《但愿是新人》为题发表在《诸君》上。18日，出席了呼吁和平七人委员会会议。3月8日患盲肠炎入院做手术，17日出院。4月16日夜，在逗子的玛丽娜公寓含煤气管自杀身亡。5月27日，由治丧委员会长芹泽光治良主持，在青山斋场举行了日本笔会、日本文艺家协会、日本近代文学馆“三团体葬”。由今东光赠予戒名：“文镜院殿孤山康成大居士”。9月起，日本近代文学馆主办的“川端康成展——其艺术与生涯”，在全国各地巡回展出。10月，创设了财团法人“川端康成纪念会”（理事长井上靖）。11月，日本近代文学馆内开设“川端康成纪念室”。
1981年
为纪念川端康成逝世10周年，新潮社出版新版《川端康成全集》（35卷，另增补2卷，全37卷）。
【创作作品】编辑本段回目录
川端康成一生写了100余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许多散文、随笔、讲演、评论、诗歌、书信和日记等。他的创作，就思想倾向而言是相当复杂的，并且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他战前和战时的创作，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描写他的孤儿生活，抒发他的孤独感情，描写他的失恋过程，抒发他痛苦感受的作品。《精通葬礼的人》、《十六岁的日记》和《致父母的信》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由于所写的是他本人的经历和体验，所以往往具有描写细腻、感情真挚、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但也由于仅仅写他本人的经历和体验，并且自始至终充满低沉、哀伤的气息，所以思想高度和社会意义受到一定局限。
另一类是描写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物，尤其是下层妇女（如舞女、艺妓、女艺人、女侍者等）的悲惨遭遇，表现她们对生活、爱情和艺术的追求的作品，《 招魂节一景 》、《 伊豆的舞女 》、《温泉旅馆》、《花的圆舞曲》和《雪国》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比较真实地再现出这些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不幸，比较充分地表达出她们的痛苦，作者对她们报以同情和怜悯。一般说来这类作品在思想价值上要超过第一类作品，其中如《伊豆的舞女》和《雪国》等名篇更是如此。他战后的创作尤其复杂。一方面，他仍然沿着《伊豆舞女》和《雪国》的道路前进，继续写作表现人们正常生活和感情的作品，其中或反映出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或表达出对普通人民的同情态度，或流露出 作者积极 健康的审美情趣 ，如《 舞姬 》、《名人》和《古都》等堪称代表。但另一方面，他又写出一批以表现官能刺激、色情享受和变态性爱为主题的作品，从《千鹤》、《山音》到《睡美人》、《一只胳膊》，他的作品、故事情节越来越离奇，在颓废的道路越走越远。他的创作，从艺术表现来说也是相当复杂的，并且也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他在实际创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有的作品采用纯新感觉派的写法，极力强调主观感觉，热心追求新颖形式，另有一些作品却没有采用纯新感觉派的写法，主要使用朴素、简洁的白描手法。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他又被新心理方义和意识流小说所吸引，相继写出两篇纯 属模仿式的小说——《 针与玻璃与雾 》和《水晶幻想》；但后者中途辍笔，并且其后再也没有写过这类作品。由此可见，川端不满足于单纯模仿，不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决心另辟新径。所谓新径，就是将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道路。经过长期探索，他在这条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雪国》起笔于1935年，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准备发动全国侵华战争的阴云密布时期。在这时期，他们对日本国内加强统治，轰动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被镇压下去，与之对立的新感觉派文学，包括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从另外一面受到影响。《雪国》这部作品的发表，足以说明这一严酷的现实。《雪国》开始是以描写各个章节内容的短篇形式分别发表于各种刊物上的，后来随着形势更加险恶，从1937年以后即基本上停止发表。直至战后才又略加修改补充，出版最后完成本。主要原因大致是，它既未追随日本帝国侵略政策，歌颂侵略战争，也未像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那样。正面批判和反对侵略战争，描写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它把背景设置在远远离开东京的雪国及其温泉旅馆，并以那里的“五等艺妓”（实际上是妓女）驹子和游客岛村的邂逅为题材，表现了他们的性爱生活和游览活动。作家以富于抒情色彩的优美笔致，描绘年轻艺妓的身姿体态和音容笑貌。并巧妙地用雪国独特的景致加以烘托，创造出美不胜收的情趣和境界，使人受到强烈的感染。诸如，列车行驶在皑皑雪原，夜幕开始降落，然而尚未将雪原全部覆盖起来，大地还留着一片模糊的白色。坐在火车上前往雪国去会驹子的岛村。正从车窗欣赏这蕴含着一种神秘感的黄昏美景，忽然一张同这衬景非常调和的影影绰绰的面孔和一双明亮而不十分清晰的眸子引起他无上的美感，他仿佛被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征服了。驹子陪岛村一夜温存之后，清晨时镜梳妆，红颜黑发，受到窗外白雪的烘托。岛村欣赏着，未免感到心旷神怡。精神恍惚。
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语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
总之，川端的作品同其笔下的人物——主要是年轻妇女——一样，具有很强的魅力，这又同他的唯美主义倾向和执着地追求所谓“日本的美”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本来，一个作家，既然生活在现实社会，即便是唯美主义的美的追求，也不可能是世外的梦呓。这就是说，有时他们也会在现实社会发现比较接近真正的美的东西，如川端笔下的“伊豆舞女”同高中学生之间的纯洁的感情；然而，很多时候，由于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他们又会以丑为美。《雪国》摆脱那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的现实，美化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卖淫制度——雪国温泉旅馆“五等艺妓”同嫖客之间的厮混，这就不能令读者感到满意。即使日本帝国主义，由于《雪国》所表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男女关系会消磨所谓“国民的战斗意志”，对之也不表示欢迎。
【主要作品】编辑本段回目录
《椿》
《十六岁日记》
《名人》
《高原》
《伊豆之旅》
《伊豆舞娘》(いずのおどりこ） 1926年，描写一个高中生“我”和流浪人的感伤及不幸生活。
《浅草红团》 1929年～1930年
《水晶幻想》 1931年
 |
| 川端康成 |
《舞姫》
《雪国》（ゆきぐに） 1935年～1937年
《千只鹤》1949年～1951年
《山之音》 1949年～1954年
《古都》（こと） 1961年～1962年
在中学课本中还选入了他的作品《父母的心》
【诺贝尔文学奖】
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致授奖辞，突出地强调：
“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
“川端康成先生的获奖，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安德斯·奥斯特林最后宣读了奖状题词：“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
川端在瑞典文学院礼堂作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获奖纪念讲演，他通过禅宗诗僧希玄道元、明惠上人、西行、良宽、一休宗纯的诗，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的小说，《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的古典传统，以及东洋画、花道、茶道的精神，深入细致地介绍和剖析了“日本美的传统”。其后种端两度赴美在夏威夷大学和它的分校分别作了题为《美的存在与发现》的讲演和在出席旧金山举办的日本周活动期间作了题为《日本文学之美》的讲演。这三篇讲演稿也是三篇美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日本文学的传统美，成为川端康成的日本美论、日本艺术论，构成了他的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在川端文学中独放异彩。在这些成绩、荣誉和地位面前，川端康成在《夕照的原野》一文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荣誉和地位是个障碍。过分的怀才不遇，会使艺术家意志薄弱，脆弱得吃不了苦，甚至连才能也发挥不了。反过来，声誉又能成为影响发挥才能的根源……如果一辈子保持‘名誉市民’资格的话，那么心情就更沉重了。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
【伊豆的舞女赏析】编辑本段回目录
选自《川端康成小说经典》,《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早期的代表作，自1926年问世以来，评论、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日本的研究者作了很多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但从作者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特征及表现风格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伊豆的舞女》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通过对《伊豆的舞女》的分析，来展现川端文学独特的“佛典”思想特征。
由于受佛教的宇宙观影响，川端康成的人生理想显得既气势恢宏，又虚无缥缈。川端康成主张以佛教视野和宇宙宏观思考人生，却又对佛教的传统观念、感情因习不屑一顾。他主张把人生放大诠释却又避而不谈现实。如此等等，反映在文学中他主张表现手法的革新，即文学革命。也正是他的这种人生观、宇宙观与文学观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川端康成文学（简称川端文学）的底流。这种底流首先表现在他的初期文学（1923年—1933年）的作品中。
川端康成的创作动力是来自人生的悲痛和寂寞，但川端康成并不想让读者在这种痛苦的气氛中窒息，而是让理想的光彩照耀读者苦痛的心，使之得到救助。他在《文学自传》中曾谈到：“用我的风格去歌颂东方古典（佛典）的虚幻。”（注：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文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他还曾就其文学本质论述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注：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文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川端康成如上所述的“东方古典（佛典）的虚幻”、“心灵”上根本不同的“虚无”等，是文学创作上的理想表现。具体地讲，就是心灵受到压抑、煎熬时产生的“博大”的“求助心”。（注：东山魁夷、吉村贞司著，叶谓渠译：《我的道路》，《世界文学》1988年第6期。）“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所有的人本来就具有平等圆满的佛性。（注：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论》，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这一室町时代的禅宗大同思想基础上的自我解放，就是苦难、寂寞之心得到解脱的一种境界。让理想的光彩照耀读者苦痛的心，使之得到救助，这就是川端康成早期文学的思想特征，也即“佛典”文学思想。
川端文学思想特征的形成，首先源于他的人生经历。川端康成刚满2岁父亲即病故，3岁时母亲也离开人世，7岁时祖母病故，后来他被寄养在姨妈家，在他10岁时姐姐也因病死去，15岁时祖父又病逝。这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使沦为孤儿的川端康成形成了所谓“孤儿的根性”。他曾在《文学自传》中剖析自己：“我自幼是个孤儿，受人照顾太多。许多人都宽恕过我，我自己也不曾对别人怀有恶意。”他还谈到：“我刚到东京时，我很爱看失火的场面。大地震后，我一连十天半月，天天都带着水和饼干，到处游逛灾后的遗迹，脸都晒黑了。……我想去的不是欧美，而是东方的灭亡的国家，或许我是个亡国奴。再没有什么人间的形象，比地震时逃亡者那源源不断的行列，更能刺激我的心。我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欣赏托尔斯泰。可能是由于我是个孤儿，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哀伤的、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从川端康成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孤儿根性”使他的性格具有了“无怨无恨”的孩童般的稚朴、明亮的一面，又使他的性格具有了“亡国奴”般的痛苦和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同命相连等伤感、阴暗的一面。
川端康成的“孤儿根性”血肉相连般地融化在他的人生观及文学思想中。他在《文学自传》中写道：“早在十五年前，我脑子里就已构思了一部题为《东方之歌》的作品，又想把它写成天鹅之歌。用我的风格，去歌颂东方古典的虚幻。也许我没能写出来就死去，不过我一直想写它，只有这点我希望能够得到理解。”川端康成把“佛典”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把它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是别具慧眼，有其自我认定的含义的。在佛教看来，“人生是苦的，人生是一切苦恼的总合。但当人们认识到佛教的真理，了悟人生的真谛，就会进入一种烦恼灭尽，‘常乐我净’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入灭’或“涅磐”的光明前景和理想境界。”（注：杨曾文：《佛教的起源》 ，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川端康成以此为自己的创作宗旨。这一创作宗旨指导下的川端文学，是带有明显的孤儿伤感禀性和为悲哀和寂寞的人生创造理想与生的力量的川端式“佛典”文学特征。
《伊豆的舞女》充分体现了川端式的“佛典”文学特征。日本学者伊藤整在评论《伊豆的舞女》时，曾有过精辟的阐述：“反复读一下《伊豆的舞女》可以随处发现这篇作品同川端今天的创作在脉搏上是相通的。可以说这相通之处在《伊豆的舞女》中只是处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不用说，读作品时，虽然在这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获得一次又一次真正的感动而深入了下去，但掩卷时获得的总的感动不是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获得的，而是构成这篇作品骨骼的情节和情景的甜蜜性，是青春的抒情。残忍的不回避的目光不漏过丑恶的全过程，在最后的目的地，一定要抓住纯洁和美。川端这一创作精神，游弋在贯穿始终的抒情气氛中，因而被深藏在作品的内部。”（注：伊藤整：《川端康成的艺术》，《文艺》1938年2月号。）
《伊豆的舞女》的主题是通过主人公青年学生的主观意识表现出来的。一位孤儿出身的大学预科生去伊豆旅行，途中与流浪艺人结伴而行，其间，对一位14岁的舞女产生了似恋非恋的爱慕之情。在青年学生的主观感觉、体验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印象系列：(1)中风老人的印象；(2)流浪艺人的印象；(3)茶店老板娘、旅店老板娘的印象；(4)孤儿及老奶奶的印象。这几个印象系列是由青年学生的主观意识有机地统一起来。中风老人的病痛，被流感夺去父母性命的三个孤儿及失去儿子、儿媳的孤苦老奶奶的可怜；受人歧视的流浪艺人印象中又可分为落魄潦倒的荣吉，流浪奔波而孩子早产夭折在旅途的荣吉的妻子千代子，哥哥不让但又无奈还是做了舞女的熏子，迫于社会风习自己也看轻女人的阿妈，离开故里亲人只身做了舞女的百合子等。这苦难、悲哀的印象，同“因孤儿根性而扭曲了性格”、“不堪令人窒息的忧郁而来伊豆旅行”的青年学生孤寂、忧郁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都在青年学生的心灵的湖面上泛起了水花，使青年学生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礼与升华。
第一次是因熏子的纯洁而产生的。青年学生在向茶店老板娘打听今晚那些艺人的住处时，老板娘“含有过于轻蔑的话语”使青年学生想到：“要是那样，就让那位舞女住到我的房间里来吧。”（注：《伊豆的舞女》，《昭和文学全集9·川端康成集》。）对于文章中的“我”即青年学生的遐想，有一些日本研究者认为这是“邪念”；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超越了色情堂堂男子汉的正义感，即不含邪念的保护意识”；也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兼而有之。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在青年学生的眼里，开始一直错把熏子看成是“成熟”的女子。当从舞女的无拘无束、无邪无欲的神态上，青年学生明白了她还是个未成熟的“孩子”时，脑子里澄净得好像被擦洗过一样，笑容久久停留在脸上。（注：《伊豆的舞女》，《昭和文学全集9·川端康成集》。）这里，作者把初恋的少女的纯洁视作一种人生理想来渲染的。
又一次心灵的撞击及情感的升华，是青年学生和舞女之间的感情交流。在共同的旅行中，流浪艺人们对青年学生越来越表现出信任、感激的情感。青年学生“既不猎奇又不含轻蔑之意，我完全忘了他们是属于流浪艺人那一种类的人。我这一寻常的好意似乎渗透进他们的心田里”。因为人们寻常对流浪艺人是猎奇的、蔑视的。因此，这一寻常而又超乎寻常的“好意”换来的是舞女对青年学生的赞扬：“是个好人啊！”“这话语带有单纯而坦率的韵味，是天真自然是轻轻抛出的带有感情倾向的声音。”（注：《伊豆的舞女》，《昭和文学全集9·川端康成集》。）这赞扬使青年学生有了自我确认的信心：“连我也毫不做作地感到可以把自己叫作好人”。青年学生感觉体验到的环绕舞女的社会气氛是悲哀的，而自己“孤儿根性”的心灵底色本来就是悲哀的，因此形成了《伊豆的舞女》悲凉的基调。然而，在这种悲哀的氛围中，舞女和青年学生在心与心的交流中都互相得到了慰藉，从而使两颗自卑的、灰暗的心变得自信、明亮了起来。这一心理变化，作者在《伊豆的舞女》的结尾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这时我的心情是美好的、空虚的。明天我将带着老奶奶到上野站去买前往水户的车票，这也是完全应该做的事。我感到这一切全融为一体了。……我的头脑变成了一泓清澈的水，它一滴一滴溢了出来，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我心里快活得甜滋滋的。”
引文里出现的“空虚”、“头脑变成了一泓清澈的水”、“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等，实际上是在悲哀中由于人们心灵的相互交流、相互抚慰而产生的和谐、幸福的一种理想境界。这也就是《伊豆的舞女》的主题的深层内涵。
川端的早期文学作品是立足于人生的悲哀和寂寞来构思的，其本质是通过“佛典”的幻想境界的创造给悲哀寂寞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他这一文学特征不是“超现实的形而上学的纯理念的”，而是主观自省（包括自救）和客观审视（主要是对被侮辱被损害人物的社会环境的揭示）的融合。在以哀伤颓废为基调这一点上，它的道德归向和理想闪烁是主题的核心。这大概就是诺贝文学奖授奖委员会称赞川端康成的作品“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的主要原因吧。
被选编入苏教版教科书中的《父母的心》也是川端康成的优秀作品！其构思之奇特，文笔之巧妙，堪称一绝，深受人们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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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仿佛只有脚离开现实，遨游于天空中了！
2.我在根底上是东方人．
3.死亡等于拒绝一切理解
4.女人在未坠入情网前,是不知道男人下流的
5.人是不断消失在过去的日子里的
6.美，一旦在这个世界上表现持来就不会泯灭。--《不灭的美》
7.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觉已经发现的美。--《美的存在于发现》
8.一切艺术都无非是人们走向成熟的道路。--《纯真的声音》
9.驹子撞击墙壁的空虚回声，岛村听起来有如雪花飘落在自己心田里。——《雪国》
10.美在于发现，在于邂逅，是机缘。
11.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丽。
12.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
13.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14.人们在庭院的草坪上放焰火。少女们在沿海岸的松林里寻觅秋虫。焰火的响声夹杂着虫鸣，连焰火的音响也让人产生一种留恋夏天般的寂寞情绪。我觉得秋天就像虫鸣，是从地底迸发出来的。
15.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棠花未眠
16.生并非死的对立面，死潜伏于生之中。
17.美丽与悲哀中，庆子说的——女人的恨，不就是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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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的主人公驹子经历了人间的沧桑，沦落风尘，但并没有湮没于纸醉金迷的世界，而是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勤学苦练技艺，追求过一种“正正经经的生活”，以及渴望得到普通女人应该得到的真正爱情，因而她对岛村的爱恋是不掺有任何杂念的，是纯真的，实际上是对朴素生活的依恋。但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在那个社会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作家写岛村把她的认真的生活态度和真挚的爱恋情感，都看做是“一种美的徒劳”。对驹子来说，她的不幸遭遇，扭曲了她的灵魂，自然形成了她复杂矛盾而畸形的性格：倔强、热情、纯真而又粗野、妖媚、邪俗。一方面，她认真地对待生活和感情，依然保持着乡村少女那种朴素、单纯的气质，内心里虽然隐忍着不幸的折磨，却抱有一种天真的意愿，企图要摆脱这种可诅咒的生活。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个艺妓，被迫充作有闲阶级的玩物，受人无情玩弄和践踏，弄得身心交瘁、疾病缠身乃至近乎发疯的程度，心理畸形变态，常常表露出烟花女子那种轻浮放荡的性格。她有时比较清醒，感到在人前卖笑的卑贱，力图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决心“正正经经地过日子”；有时又自我麻醉，明知同岛村的关系“不能持久”，却又想入非非地迷恋于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种矛盾、变态的心理特征，增强了驹子的形象内涵的深度和艺术感染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相当准确的概括。
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中力求体现日本的传统美，《雪国》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更重视传统美是属于心灵的力量，即“心”的表现，精神上的“余情美”。《雪国》接触到了生活的最深层面，同时又深化了精神上的“余情美”。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种种悲哀，以及这种悲哀的余情化，是有着这种精神主义的价值，决定了驹子等人物的行为模式，而且通过它来探讨人生的感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强作自我慰藉、以求超脱的心态。作家这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富有情趣韵味，同时与其人生空漠、无所寄托的情感是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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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 |
这期间，川端康成还以他熟悉的动物世界为题材，创作了《禽兽》（1933）。小说描写一个对人失去信任的心理变态者，讨厌一切人，遂以禽兽为伴，从中发现它们爱情纯真的力量和充满生命的喜悦，以此联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寡情。作家意在抒发自己对人性危机的感慨，呼唤和追求人性美。但作品拖着烦恼、惆怅、寂寞、孤独的哀伤余韵，表露了浓重的虚无与宿命的思想。这篇作品表现了人物瞬间感受和整个意识流程。但又非常重视传统结构的严密性，故事有序列地推进，在局部上却采用了延伸时空的手法，借以加强人物心理的明晰变化，更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在借鉴意识流手法和继承传统手法结合上所作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此外还写了《花的圆舞曲》、《母亲的初恋》，以及自传体小说、新闻小说，青春小说《高原》、《牧歌》、《故园》、《东海道》、《少女港》等。由于受到战时的影响，他背负着战争的苦痛，一味地沉潜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徘徊在《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世界里，在艺术与战时生活的相克中，他抱着一种悠然忘我的态度，企图忘却战争，忘却外界的一切。他离战时的生活是远了，但他从更深层次去关注文学。他根据战争体验，结合自己对日本古典的认识，加深寻找民族文化的自觉，对继承传统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进一步通过古典把目光朝向“民族的故乡”。
战后，川瑞康成对战争的反思，进一步扩展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审美意识中潜在的传统的苏醒。他说过：“我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除了这种自觉和希望以外，别无其他东西。”“我把战后的生命作为余生，余生不是属于我自己，而是日本美的传统的表现。”也就是说，战后川端对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依恋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追求更加炽烈。他已经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思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问题。他总结了一千年前吸收和消化中国唐代文化而创造了平安王朝的美，以及明治百年以来吸收西方文化而未能完全消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应该“从一开始就采取日本式的吸收法，即按照日本式的爱好来学，然后全部日本化”。他在实践上将汲取西方文学溶化在日本古典传统精神与形式之中，更自觉地确立“共同思考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桥梁的位置”。
川端康成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作家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量，培育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气质，并且使之流贯于他的创作实践中，使其文学完全臻于日本化。同时他的作品呈现出更多样化的倾向，贯穿着双重或多重的意识。在文学上获得最大成就的，可算是《名人》、《古都》、《千只鹤》和《睡美人》等作品。
《名人》同《雪国》是珠联璧合的佳作。他在《名人》中，一反过去专写女性感情的传统，而完全写男性的世界，写男性灵魂的奔腾和力量的美。作家塑造秀哉名人这个人物，着眼于“把这盘棋当作艺术品，从赞赏棋风的角度加以评论”。他十分注意精神境界的描述。所以《名人》虽然也写了棋局的气氛和环境，但主要是写人、写人生命运，而不是单单写棋，它突出地展示了秀哉名人在对奔过程中所表现的美的心灵。这部作品是川端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学模式——报告小说，他运用了名人告别赛的记录，对生活载体作出真实直接的再现，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想象的翅膀；但它又不是一般的报告文学，而是运用小说的艺术手法，在事实的框架之内，也容许作家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并不摒弃审美主体的意识渗透，而作出适当的虚构，将真实的纪录部分和靠想像力虚构的部分浑然融合为一体，以更自由、更广阔、更活跃和更多样的艺术手段，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世界。
川端出于对传统的切实的追求，写了《古都》（1961—1962），在京都的风俗画面上，展开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川端康成为了贯穿他创作《古都》的主导思想，借助了生活片断的景象，去抚触古都的自然美、传统美，即追求一种日本美。所以全篇贯穿了写风物，它既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又为人物的塑造和感情的抒发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成功地塑造了千重子和苗子这两个人物形象，描写了男女的爱情关系，但其主旨并不在铺展男女间的爱情波折，所以没有让他们发展成喜剧性的结合，也没有将他们推向悲剧性的分离，而是将人物的纯洁感情和微妙心理，交织在京都的风物之中，淡化了男女的爱情而突出其既定的宣扬传统美、自然美和人情美的题旨。这正是《古都》的魅力所在。
作者在《古都》里对社会环境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对社会、人际关系的认识和体验也是比较深刻的，这正是战后生活的赐予。他通过姐妹之间、恋人之间的感情隔阂，甚至酿成人情冷暖和离别的痛苦，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着身份等级和门第殊隔，揭示了这一贫富差别和世俗偏见所形成的对立现实。作品的时代气息，还表现在作者以鲜明而简洁的笔触，展现了战后美军占领下的社会世相，比如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景物失去古都的情调，凡此种种的点染，都不是川端康成偶感而发，而是在战后的哀愁和美军占领日本的屈辱感的交错中写就的。当时，他对于战后的这种状态，一如既往地觉得悲哀，也不时慨叹，但没有化为愤怒，化为批判力量，所以也只能是一种交织着忧伤与失望的哀鸣，也许这仍然是作者对时代、对社会反应的一贯的独特方式。同时，小说里还流露了些许厌世的情绪和宿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宣扬“幸运是短暂的，而孤单却是永久的”。对川端康成的小说创作来说，《古都》所表现的自然美与人情美，以及保持着传统的气息，都具有特异的色彩。
自从《雪国》问世以来，川端康成的不少作品，在孤独、哀伤和虚无的基调之上，又增加了些许颓唐的色彩，然后有意识地从理智上加以制约。如果说，《伊豆的舞女》和《雪国》是川端康成创作的一个转折，那么《千只鹤》和《山音》又是另一个转折，越发加重其颓唐的色调。《千只鹤》对太田夫人和菊治似乎超出了道德范围的行动、菊治的父亲与太田夫人和近子的不自然的情欲生活，以及他们的伦理观等，都写得非常含蓄，连行动与心态都是写得朦朦胧胧，而在朦胧中展现异常的事件。特别是着力抓住这几个人物的矛盾心态的脉络，作为塑造人物的依据，深入挖掘这些人物的心理、情绪、情感和性格，即他们内心的美与丑、理智与情欲、道德与非道德的对立和冲突，以及深藏在他们心中的孤独和悲哀。也就是说，他企图超越世俗的道德规范，而创造出一种幻想中的“美”、超现实美的绝对境界。正如作家所说的，在他这部作品里，也深深地潜藏着这样的憧憬：千只鹤在清晨或黄昏的上空翱翔，并且题诗“春空千鹤若幻梦”，这恐怕就是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吧。
《千只鹤》运用象征的手法，突出茶具的客体物象，来反映人物主体的心理。川端在这里尽量利用茶室这个特殊的空间作为中心的活动舞台，使所有出场人物都会聚于茶室，这不仅起到了介绍出场人物，以及便于展开故事情节的作用，而且可以借助茶具作为故事情节进展和人物心理流程的重要媒介，并赋予这些静止的东西以生命力，把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茶具写活了，这不能不算是艺术上的独具匠心的创造。如果说《千只鹤》用简笔法含蓄而朦胧地写到几个人物的近乎超越伦理的行为，那么《山音》则是着重写人物由于战争创伤而心理失衡，企图通过一种近于违背人伦的精神，来恢复心态的平衡，以及通过一个家庭内部结构的变化，来捕捉战后的社会变迁和国民的心理失衡。作家塑造的人物中，无论是信吾的家庭成员还是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几个人物，他们的性格都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战后的艰苦环境而被扭曲了。但作家对此也只是哀伤，而没有愤怒；只是呻吟，而没有反抗。准确地说，他是企图用虚无和绝望，用下意识的反应，乃至无意识的行动来作出对现实的反应。尽管如此，作品还是展示了战争造成一代人的精神麻木和颓废的图景，还是留下了战争的阴影的。如果离开战争和战后的具体环境，就很难理解《山音》的意义。
从总体来说，川端康成写《千只鹤》和《山音》这两部作品的主要意图，似乎在于表现爱情与道德的冲突。他既写了自然的情爱，又为传统道德所苦，无法排解这种情感的矛盾，就不以传统道德来规范人物的行为，而超越传统道德的框架，从道德的反叛中寻找自己的道德标准来支撑爱情，以颓唐的表现来维系爱欲之情。这大概是由于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受到不安的情绪困扰，企图将这种精神生活上的不安和性欲上的不安等同起来，才导致这种精神上的放荡吧。
《睡美人》让主人公江口老人通过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手段来爱抚睡美人，这只不过是以这种形式来继续其实际不存在的、抽象的情绪交流，或曰生的交流，借此跟踪过去的人生的喜悦，以求得一种慰藉。这是由于老人既本能地要求享受性生活，而又几乎近于无性机能，为找不到爱情与性欲的支撑点而苦恼，以及排解不了孤独的空虚和寂寞而感到压抑。这种不正常成为其强烈的欢欣的宣泄缘由，并常常为这种“潜在的罪恶”所困惑。所以，川端康成笔下的江口老人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临近死期的恐怖感、对丧失青春的哀怨感，同时还不时夹杂着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的悔恨感。睡美人和老人之间的关系既没有“情”，也没有“灵”，更没有实际的、具体的人的情感交流，完全是封闭式的。老人在睡美人的身边只是引诱出爱恋的回忆，忏悔着过去的罪孽和不道德。对老人来说，这种生的诱惑，正是其生命存在的证明。大概作家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性无能者的悲哀和纯粹性吧。老人从复苏生的愿望到失望，表现了情感与理智、禁律与欲求的心理矛盾，展现了人的本能和天性。而作家的巧妙之处，在于他以超现实的怪诞的手法，表现了这种纵欲、诱惑与赎罪的主题。另一方面，作家始终保持这些处女的圣洁性，揭示和深化睡美人形象的纯真，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女性美。其作为文学表现的重点，不是放在反映生活或塑造形象上，而是着重深挖人的感情的正常与反常，以及这种感情与人性演变相适应的复杂性。《一只胳膊》实际上是《睡美人》的延长的形态。
从这几部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他在文学上探索性与爱，不单纯靠性结合来完成，而是有着多层的结构和多种的完成方式，而且非常注意精神、肉体与美的契合，非常注意性爱与人性的精神性的关系，从性的侧面肯定人的自然欲求，以及展现隐秘的人间的爱与性的悲哀、风雅，甚或风流的美，有时精神非常放荡，心灵却不龌龊。其好色是礼拜美，以美作为其最优先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将好色作为一种美的理念。当然，有时候川端在写性苦闷的感情同丑陋、邪念和非道德合一，从而升华到作家理念中的所谓“美的存在”时，未免带上几分“病态美”的颓唐色彩。而且其虚无和颓废的倾向，带有一定的自觉性。他早就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很多时候是在一种文化烂熟到迈一步就倾向颓废的情况下产生的”。
川端康成这几部晚期的代表作品，在表现人的生的主旋律的同时，也表现了生的变奏的一面。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深入挖掘人的感情的正常与反常，以及这种感情与人性演变相适应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渲染病态的性爱，或多或少染上了颓伤色彩。但又将这种颓伤编织在日本传统的物哀、风雅、幽玄和“好色”审美的文化网络中，作为川端文学和美学整体的构成部分，还是有其生活内涵和文学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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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 |
作为纯文学作家的川端康成还另辟新径，写作了一些介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中间小说，反映战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河边小镇的故事》、《风中之路》写出了战后时代变迁之中的男女的感情世界，以及他们或她们的现实的悲哀。《东京人》以一个家庭产生爱的龟裂故事，反映了战后东京人的爱的困惑与孤独。《彩虹几度》以京都的风俗和情韵为背景，用哀婉、细腻而生动的笔触，叙说了像彩虹那样虚幻而美丽的异母三姐妹的爱恋与生命的悲哀，尤其是展示了姐姐由于恋人死于战争而蒙受莫大的心灵创伤和扭曲的畸形心态。《少女开眼》则以盲女复明的故事为主线，牵出盲女姐妹坎坷的命运，反映了当时上层阶级对平民阶层的压抑、歧视和侮辱的现实。
这类作品的内容大多是以战后为背景，在字里行间隐现了对战争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的现实的不满。比如《日兮月兮》写了战争给朝井一家造成夫妻离散、儿子战死的不幸，还写了在美军占领下，日本传统的茶道、传统的纺织工艺，以及传统的生活习惯失去了真正的精髓，感叹日本文化遗产失去了光彩，大大地动摇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灵世界。作家面对这种状况，发出了“总不是味儿”的慨叹！《河边小镇的故事》通过青年店员这样一句话：“日本战败了，被占领了，可是燕子还是从南国飞回令人怀念的日本，没有变化。从外国来的家伙的态度，不也是没有变化吗？”作家以燕子喻人，并同美占领军对照，说明日本人怀乡的精神没有变，美军占领的态度没有变。他还巧妙地利用在战后的日本仍找到“龙塞”的情节，表明日本表面变化了，日本还是存在，日本还是不会灭亡，从中发现了在美军占领下潜藏在日本深处的真实，日本深处的古老文化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东京人》开首就对美国的原子弹政策，特别是对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以及战后投资十亿美元在冲绳修建核基地的政策加以抨击。还写了东京站前旅馆专辟外国人休息室，墙上悬挂着日本地图，却规定日本人不得入内，而年轻的美国大兵却可以夹带流着泪的日本女子大摇大摆地走进去，艺术地再现了日本山河横遭践踏，日本人民惨遭迫害的形象，作家对此不禁发出“真令人气愤！”的声音。
归纳来说，川端文学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表现了人文理想主义精神、现代人的理智和感觉，同时导入深层心理的分析，融会贯通日本式的写实主义和东方式的精神主义。二是传统的自然描写与现代的心理刻画的融合，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乔伊斯的意识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又把自身与自然合一，把自然契入人物的意识流中，起到了“融合物我”的作用，从而表现了假托在自然之上的人物感情世界。三是传统的工整性与意识流的飞跃性的融合，根据现代的深层心理学原理，扩大联想与回忆的范围，同时用传统的坚实、严谨和工整的结构加以制约，使两者保持和谐。这三者的融合使传统更加深化，从而形成其文学的基本特征。
川端康成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东方美、日本美的基础上，与他对东方和日本的传统的热烈执着是一脉相通的，其美学基本是传统的物哀、风雅与幽玄。
川端文学的美的“物哀”色彩是继承平安朝以《源氏物语》为中心形成的物哀精神，往往包含着悲哀与同情的意味。即不仅是作为悲哀、悲伤、悲惨的解释，而且还包含哀怜、怜悯、感动、感慨、同情、壮美的意思。他对物哀这种完整的理解，便成为其美学的基本原则，它在川端的审美对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经常强调，“平安朝的风雅、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他的作品中的“悲哀”，就大多数表现了悲哀与同情，朴素、深切而感动地表露了对渺小人物的赞赏、亲爱、同情、怜悯和哀伤的心情，而这种感情又是通过咏叹的方法表达出来的。即他以客体的悲哀感情和主体的同情衷感，赋予众多善良的下层女性人物的悲剧情调，造成了感人的美的艺术形象。作家常常把她们的悲哀同纯真、朴实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最鲜明的最柔和的女性美。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少女的悲哀是非常真实的，没有一点虚伪的成分。这种美，有时表面上装饰得十分优美、风雅，甚或风流，内在却蕴藏着更多更大的悲伤的哀叹，带着深沉而纤细的悲哀性格，交织着女性对自己悲惨境遇的悲怨。作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暧昧对象和自己的距离，将自己的同情、哀怜融化在对象的悲哀、悲叹的朦胧意识之中，呈现出一种似是哀怜的感伤状态。可以说，这种同情的哀感是从作家对下层少女们的爱悯之心产生的，是人的一种最纯洁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源氏物语》所体现的“物哀”“风雅”成了川端文学的美的源流。
尽管川端受《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的影响，多从衷感出发，但并非全依靠悲哀与同情这样的感情因素的作用，也有的是由于伦理的力量所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悲剧。他塑造的某些人物，在新旧事物、新旧道德和新旧思想的冲突中酝酿成悲剧性的结局，他们一方面带上悲哀的色彩，一方面又含有壮美的成分，展现了人物的心灵美、情操美、精神美，乃至死亡的美。这种“悲哀”本身融化了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他笔下的一些悲剧人物都表现了他们与家庭、与道德，乃至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这种悲壮美的成分，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哀怜。川端的这种审美意识，不是全然抹煞理性的内容，它还是有一定社会功能和伦理作用的，这说明作家对社会生活也不乏把握的能力。这是川端康成美学的不可忽视的一种倾向。
当然，有时川端康成也将“物”和“哀”分割出来，偏重于“哀”，而将“物”的面影模糊，着意夸大“哀”的一面，越来越把“哀”作为审美的主体。他让他的悲剧人物，多半束缚在对个人的境遇、情感的哀伤悲叹，沉溺在内心矛盾的纠葛之中，过分追求悲剧的压抑的效果，调子是低沉、悲悯的。特别是着力渲染“风雅”所包含的风流、好色和唯美的属性，并夸张审美感受中的这种感情因素，把它作为美感的本质，乃至是美的创造。因而他往往将非道德的行为与悲哀的感情融合，超越伦理的框架，颂扬本能的情欲。在他的作品中，《源氏物语》所表现的王朝贵族那种冷艳美的官能性色彩是很浓厚的。川端的这种审美意识，决不单纯是个人的感觉问题，也是时代所支配的美学意识，它具体反映了战后这个时代的社会困惑、迷惘以及沉沦的世态。作家将这种日本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同自己的“悲哀”融合在一起，追求一种“悲哀美”“灭亡美”。尤其在西方“悲观哲学”“神秘主义”的冲击下，川端在这种日本美学传统的思想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据，从而也找到了东西方世纪末思想的汇合点。这明显地带有颓废的情调。
川端继承日本古典传统的“物哀”，又渗透着佛教禅宗的影响力，以“生—灭—生”的公式为中心的无常思想的影响力，在美的意识上重视幽玄、无常感和虚无的理念，构成川端康成美学的另一特征。
川端康成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本人也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中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也是相通的”，“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他认为汲取宗教的精神，也是今天需要继承的传统。他向来把“轮回转世”看做“是阐明宇宙神秘的唯一钥匙，是人类具有的各种思想中最美的思想之一”。所以，在审美意识上，他非常重视佛教禅宗的“幽玄”的理念，使“物哀”加强了冷艳的因素，比起“物”来，更重视“心”的表现，以寻求闲寂的内省世界，保持着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但这不是强化宗教性的色彩，而是一种纯粹精神主义的审美意识。
因此，川端美学的形成，与禅宗的“幽玄”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在其审美的情趣是抽象的玄思，包含着神秘、余情和冷艳三个要素。首先崇尚“无”，在穷极的“无”中凝视无常世界的实相。他所崇尚的“无”，或曰“空”，不是完全等同于西方虚无主义经常提出的主张，即指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而是以为“无”是最大的“有”，“无”是产生“有”的精神本质，是所有生命的源泉。所以他的出世、消极退避、避弃现世也不完全是否定生命，毋宁说对自然生命是抱着爱惜的态度。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般的梦境更丰富多彩。”所以，川端以为艺术的虚幻不是虚无，是来源于“有”，而不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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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 |
由此可以说，“空、虚、否定之肯定”，贯穿了川端的美学意识，他不仅为禅宗诗僧一休宗纯的“入佛教易、进魔界难”的名句所感动，并以此说明“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对‘进魔界难’的心情：既想进入而又害怕，只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同时他非常欣赏泰戈尔的思想：“灵魂的永远自由，存在于爱之中；伟大的东西，存在于细微之中；无限是从形态的羁绊中发现的。”从《十六岁的日记》、《参加葬礼的名人》，到《抒情歌》、《禽兽》、《临终的眼》等，都把焦点放在佛教“轮回转世”的中心思想——“生—灭—生”的问题上，企图通过“魔界”而达到“佛界”。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这种宗教意识，其中包括忠诚的爱与同情，有时依托于心灵，有时依托于爱，似乎“文学中的优美的怜悯之情，大都是玄虚的。少女们从这种玄虚中培植了悲伤的感情”。在他的审美感受中，自然最善于捕捉少女的细微的衷感变化，没入想象和幻想之中，造成以佛教无常美感为中心的典型的“悲哀美”。他的作品也自然更多地注意冷艳、幽玄和风韵，有意识地增加幻觉感，以及纤细的哀愁和象征；还常常把非理性贯彻在日常生活、常伦感情中而作出抽象的玄思。正是这种宗教意识的影响和潜隐，形成川端的“爱”的哲学和“幽玄”的审美情趣，它既偏重微妙的、玄虚的，而又以冷艳为基础，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
川端美学的依据，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他以感觉、感受去把握美，认为美就是感觉的完美性。而且常常把感性和理性割裂和对立起来，把创作活动视作纯个人的主观感受和自我意识的表现，孤立绝缘的心灵独白，以为主观的美是经过“心”的创造，然后借助“物”来表现的。这与禅宗的中道精神是相通的。由此他特别强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将“空”“色”的矛盾对立包容在“心”之中，可谓“心中万般有”。所以他的小说作为矛盾结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包括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等等都是同时共存，包容在一个绝对的矛盾中，然后净化假丑恶，使之升华为美，最终不接触矛盾的实际，一味追求精神上的超现实的境界。对他来说，实际生活就像陌生的隔绝的“彼岸”世界，最后不得不走上调和折衷的道路。这是川端康成审美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川端的“幽玄”的审美情趣，如果剥去其禅宗“幽玄”的宗教色彩的外衣，也可以看出其“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的朦胧意识的合理强调和巧妙运用。他按照这种审美情趣，着力在艺术上发掘它的内在气韵，造成他的小说色调之清新、淡雅，意境之朦胧、玄妙，形象之细腻、纤柔，表现之空灵、含蓄和平淡，富有余韵余情，别有一种古雅温柔的诗情，让人明显地感到一种“幽玄”的美。
从审美情趣来说，川端康成很少注意社会生活中的美的问题；就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美，也多属于诗情画意、优美典雅的日常生活，比如纯洁朴实的爱情的美。他更多的是崇尚自然事物的美，即自然美。在审美意识中，特别重视自然美的主观感情和意识作用，他说过：“看到雪的美，看到月的美，也就是四季时节的美而有所省悟时，当自己由于那种美而获得幸福时，就会热烈地想念自己的知心朋友，但愿他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这就是他所说的：“由于自然美的感动，强烈地诱发出对人的怀念的感情”；“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在日本这是包含着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至人的感情的美，是有其传统的”。他强调的不仅要表现自然的形式美，而且重在自然的心灵美。
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文中，他通过道元、明惠、良宽、西行、一休等禅僧的诗作，去探索日本传统自然观的根底。他引用明惠的“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和“山头月落我随前，夜夜愿陪尔共眠”“心境无边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的诗句，来说明他的“心与月亮之间，微妙地相互呼应，交织一起而吟咏出来的”，“具有心灵的美和同情体贴”。他“以月为伴”“与月相亲”，“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的月亮为我，而没入大自然之中，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甚至将自己“‘清澈的心境’的光，误认为是月亮本身的光了”。这种“看月亮为我”的心物融合，可谓达到了“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 ）的境界。
从这种自然美学观出发，川端在描写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时，经常是采用白描的手法；而描绘对象、事物、情节时，则更为具体、细致、纤巧，并抹上更浓重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他写自然事物，不重外在形式的美，而重内在的气韵，努力对自然事物进行把握，在内在气韵上发现自然事物的美的存在。
川端审视自然事物之美，首先表现在对季节的敏锐的感觉。他的一些小说，是以季节为题，比如《古都》的“春花”“秋色”“深秋的姐妹”“冬天的花”，《舞姬》的“冬的湖”，《山音》的“冬樱”“春钟”“秋鱼”等等，写了对四季自然的感受，忠实再现四季自然本身的美。而且以四季自然美为背景，将人物、情绪、生活感情等融入自然环境之中，同自然事物之美交融在一起，以一种自然的灵气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气氛，将人物的思想感情突现出来，形成情景交融的优美的意境，使物我难分，物我如一，将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加强了艺术的审美因素。
对自然事物的美，川端不限于客观再现自然事物的美，也不限于与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联系，而且还与民族精神文化发生联系，使自然事物充满着人的灵气。这种灵气不是指客体自然事物，而是指主观的心绪、情感和观念，自然只不过是通过笔墨借以表达这种灵气罢了。譬如《千只鹤》中的茶道、 《名人》中的棋道等就是与人的心灵息息相通，与传统的文化精神息息相通，蕴含着人的复杂的感情和起伏的意绪。川端康成积极发掘传统文化的情韵之美，追求在这种美中传达出人的主观精神境界和气韵，形成他的审美情趣所独具的个性。
回顾川端康成创作的全过程，他是从追求西方新潮开始，到回归传统，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运用民族的审美习惯，挖掘日本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汇合，形成了川端康成文学之美。也就是说，他适时地把握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和技巧，同时又重估了日本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调适传统与现代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使之从对立走向调和与融合，从而使川端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用川端本人的话来说，“既是日本的，也是东方的，同时又是西方的”。可以说，川端康成这种创造性的影响超出了日本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艺术性方面，这一点对促进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性。可以说，他为日本文学的发展，为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68年诺贝尔基金会为了表彰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三岛由纪夫评论川端康成时写了一段话，它不仅对于认识川端文学，而且对于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发展内在的规律性和外在的必然性具有普遍的意义，现抄录如下：
“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混淆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当然，由于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越是贴近日本，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不能单纯地用回归日本、回归东洋来说明，因为这与每个作家的本能和禀赋有关。凡是想贴近西洋的，大多不能取得成功。”（ 《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