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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纪实编辑本段回目录1901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辛亥革命后，曾任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顾问。 传奇人生编辑本段回目录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因接掌堂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诊所、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890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在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当时山西巡抚毓贤，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由于形势日恶，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在办理太谷教案事毕之后，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该校资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Paul L·Corbin）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太谷宏扬教会事业。孔返国之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场得到一致赞成。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Sansi Memorial 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 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尚无现成的体育教材，他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由于课程内容新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视。太谷商会会长慕名前去礼请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商团团员。不久，太谷警局也请他担任顾问，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联系。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0月29日太原光复。此时太谷的清政府官员早已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孔自率一队登上北门，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两，使溃兵绕城外而去，从而使太谷免遭劫掠。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附近各县知道后，也纷纷仿效太谷的办法。当山西革命军和清军在娘子关交战时，铭贤的十多名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前方参加抗击清军，孔则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议告成。 经销煤油和服务桑梓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他们有两双儿女：长女令仪，1915年生；长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伟，1919年生；次男令杰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 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待机而出，由商而官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 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 10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逐往关外，对内仍坚持搞军事独裁，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以致内战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则要求蒋介石下台。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对此，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决定和蒋同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 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 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总管财政，扩展“国家垄断资本”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繁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随后，南京政府财政部和“债券持票人会”共同议定：本年由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共14.6亿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来说，达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外债，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债务信誉毫无，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障碍。孔和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务信誉，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条件。 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中央”；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孔祥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现实利益，运用他的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
1938年三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 保障供给有“苦劳”，“通胀”、“征实”民不堪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为了坚持抗战，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个方面，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 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 452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随工厂内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该会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在后方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近2000个，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月产值2000多万元，效益可观。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大量增加农贷，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年 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1941年度贷出之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畜牧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市担。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当“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随即于 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存和逃避资金；又令中、中、交、农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为了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1942年七月，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干中央银行。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得利用行款经营商业。抗战初期，财政部对法币的增加发行采取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但属于适应后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财政当局迟迟不能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用无限制照牌价供给外汇，来维持法币对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外汇资金得以逃避或被敌伪套购而去。后来虽然停止无限制供应，实施外汇清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基金很快又被套购一空。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 随着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的军政需用外，那种不体恤民众生计。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买办的封建的国家经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建立国库网。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由于采用上述措施，虽然征税地区日狭，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而工商业和民众的税负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祛除了一些“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等积弊。 二、田赋征实和举办专卖。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通过。随后，孔于六月份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施办法。改订财政收入系统，是把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控制力。 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和公粮，规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合征收稻谷二市斗。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每元改为折征稻谷四市斗。此外还有“随赋带购”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而四川、广西等省经过批准把“随赋带购”，改为“借粮”，更是不费一文便把农民的口粮强借而去。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2400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 655余万石。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政府的战时军、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的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带购”。“带借”，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赋税负担尽可能转嫁到佃农身上。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到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因而日趋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财政当局实施的“专卖”和“统制物资”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规模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产品，以搜括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卑劣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对于民族工业，政府有关部门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经营”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并。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占28个（吞并后停闭的15个厂矿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个。“四大家族”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 豪门国蠹，世人侧目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1、《二十五年来中国之工商》 相关链接编辑本段回目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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