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唯美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流行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它最初起于诗坛，后来渐及小说、戏剧，主要流行于英国。所谓“唯美主义”，就是以艺术的形式美作为绝对美的一种艺术主张。这里所说的“美”，是指脱离现实的技巧美。因此，有时也将唯美主义称为“耽美主义”或“美的至上主义”。
形成过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奥斯卡·王尔德作品：《坎特维尔的幽灵》唯美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先驱。他说：“美的东西就是永久的欢乐。”法国作家戈蒂耶是由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作家。他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主张纯艺术，追求形式美，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戈蒂耶成了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
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形成，具有两大要素：一是比德（1839-1894）的快乐主义的批评；二是莫理思（1834-1896）的生活艺术化的思想。比德认为，文艺批评家的职责不在于掌握知识，罗列材料，以满足正确的美的定义，而应该具有一种特殊气质，善于感受美的对象的能力，将自己同书本中的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中探讨得到的快感和乐趣，这才是审美批评的根本。莫理思认为，改造社会的目的是自由地伸展，就非使日常生活艺术化不可。任何文明社会，假如不能对它的成员提供这种环境，那么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德和莫理思的上述观点，奠定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英国诗坛中拉斐尔前派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以及史文朋（1837-1909）等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唯美主义运动。
唯美主义的真正代表是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他是唯美主义创作的实践者，又是唯美主义理论的鼓吹者。
就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说，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游离人生。“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之敌。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从实感产生。自然就是明白，明白就不是艺术。”一切拙劣的艺术都是从复归自然的描写和客观地描述人生而产生的。因此，认为凡是“回到生活和自然”的艺术都是坏的，艺术越远离现实、超脱现实越妙?quot;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
艺术对生活的作用而言，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再现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镜子，生活仅仅是艺术的学生，艺术是至高无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陷入了本末倒置的认识论。
从文艺创作的目的性上说，他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 不言而喻，王尔德散布的这些文艺思想是极其荒谬的。他颠倒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搞乱了人们的认识路线，企图诱导作家钻进资产阶级艺术“象牙之塔”，以挽救资产阶级必然没落的命运。小说《杜莲格莱的画像》是王尔德的代表作，也是唯美主义的旨在说明人生是艺术的模仿，破坏了艺术，人的生命就不存在了。
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c movement）是于19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一场组织松散的运动。通常，人们认为唯美主义和彼时发生在法国的象征主义或颓废主义运动同属一脉，是这场国际性文艺运动在英国的分支。这场运动是反维多利亚风格风潮的一部分，具有后浪漫主义的特征。它发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大致从1868年延续至1901年，通常学术界认为唯美主义运动的结束以奥斯卡·王尔德被捕为标志。
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唯美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坛颇有影响。本世纪三十年代，它曾流入中国，“新月派”文人徐志摩的诗，就明显地存在美唯美主义色彩，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所严厉痛斥。
英国的颓废派作家们受瓦尔特·佩特的影响非常大。佩特在1867年至1868年之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张人们应该热情的拥抱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颓废主义者们接受了这一观点。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辛和奥菲尔·戈蒂埃在法国推广了这一观念，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并声称艺术与道德之间没有关联。
唯美主义运动中的作家和艺术家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感观上的愉悦，而非传递某种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因此，唯美主义者们拒绝接受约翰·罗斯金和马修·阿诺德提出的“艺术是承载道德的实用之物”的功利主义观点。相反，唯美主义者认为艺术不应具有任何说教的因素，而是追求单纯的美感。他们如痴如醉的追求艺术的“美”，认为“美”才是艺术的本质，并且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唯美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包括：追求建议性而非陈述性、追求感观享受、对象征手法的大量应用、追求事物之间的关联感应——即探求语汇、色彩和音乐之间内在的联系。
唯美主义视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和雪莱为先驱，也受到了拉斐尔前派的影响。在英国，唯美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卡·王尔德和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这两个人都接受过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和唯美主义运动有关联的艺术家包括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和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唯美主义思潮对室内设计也产生了影响。唯美主义的室内设计师们喜欢以孔雀羽毛和蓝白相间的中国瓷器作为装饰。唯美主义运动曾经受到来自杂志《笨拙》以及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小歌剧《忍耐》的嘲讽。
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唯美主义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注入了新鲜活力和理论激情，而且还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形式、审美形式以及审美格调的多样化。
中国文学观念与批评的现代转型始于20 世纪初叶。随着林纾等人译介的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不断问世，中国的思想界和文艺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渴求中国文学变革的中国文坛为之耳目一新。人们试图摆脱固有的传统羁绊，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共同的话语系统。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和美学著作的热潮促进了中国文坛对西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全方位开放。蜂拥而至的西方文艺思想和文学流派，不仅包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大传统流派，而且还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尚未成熟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唯美主义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人们对唯美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缺乏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从广泛译介、直接拿来、合理吸收等三个方面探讨唯美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广泛译介，迅速传播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唯美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20 世纪初，随着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流派不断涌入中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冲击，发动了文学改良运动。虽然他们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学的根基，但他们所推行的“吾手写吾口”、“崇白话而废文言”等先进的文学主张以及鲁迅所倡导的“拿来主义”，强调了文学的实用性，加快了中国文坛对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全方位开放的步伐。
中国对西方唯美主义的译介首先是从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开始的。周作人翻译了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陈独秀在为苏曼殊小说《绛纱记》作的序中介绍了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作为五四新文化基本阵地的《新青年》、《新潮》杂志频频刊载王尔德的作品及其生平介绍。
中国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股“王尔德热”，王尔德的所有剧本、诗歌、小说以及理论文章几乎都先后被译介到中国。真正能体现出唯美主义美学思想的文论译介始于朱维基，他率先翻译了王尔德的《谎言的颓败》，林语堂则分五次翻译发表王尔德的另一篇文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此后，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小说月报》12 卷8 号，1921年），张闻天和江馥泉的《王尔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22 年），以及梁实秋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收入《文学的纪律》，商务印书馆，1928）等，则将王尔德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和初步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外，对英国唯美主义理论体系化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理论家和评论家瓦尔特·佩特也是中国现代文坛关注的焦点。最早介绍佩特文论的是署名子贻翻译的《文艺复兴研究集序》(1922 年6 月），郭沫若写有《瓦特斐特的批评论》（1923 年），张定潢翻译了佩特的唯美主义理论著作《文艺复兴时代研究》，刊于《沉钟》半月刊第一期（1926 年8 月）。20年代末30 年代初，对佩特的研究介绍有所深化，并扩展到佩特的创作与哲学思想。萧石君写有《裴德的哲学思想和英国世纪末文学》（《华北日报》副刊，1930 年11 月24 日、25日）。
据估算，从周作人翻译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20 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问世的西方唯美主义理论及其作品的译著和评介，就其数量而言，超过了除现实主义之外的任何一个西方文艺流派。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将西方唯美主义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史实一一列出，但唯美主义在中国的广泛译介和迅速传播，为中国现代文坛认识和了解唯美主义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唯美主义的“直接拿来，洋为中用”，使我们对唯美主义的批判吸收成为可能。
二、直接拿来，洋为中用
从文学观念来看，源于康德美学的唯美主义文艺观是矛盾的复合体，它既主张“审美不涉及利害”，又认为“依存美不能不涉及目的、认识和道德，因而是涉及功利的”；既强调“艺术绝对不关心现实”，又认为“艺术越抽象、越理想化，就越能向我们揭示出时代的特征”。唯美主义文艺观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被梁启超和王国维“直接拿来，为我所用”。
维新运动的失败，昭示了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重要性，借文学以推进思想启蒙、为维新运动补课是梁启超的基本思路。他流亡日本后既接触到了日本的唯美主义，更受到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启发。此后，梁启超陆续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民说》、《译印政治小说序》等文章，逐步形成了功利主义的文学观，重视文学的社会教育性、政治性和普及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梁启超的文学主张与康德“依存美不能不涉及目的、认识和道德，因而是涉及功利的”之观点有一定的联系。
王国维的文学观同样是在唯美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其理论直接来源于康德和叔本华，表现为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功能。王国维认为：“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也。’”毫无疑问，这是康德“审美无利害说”的中国白话版。“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王国维对“纯粹之美学”的共鸣，说明他在哲学基础上与源于康德美学的西方唯美主义思潮有着不自觉的契合。这使王国维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唯美倾向的倡导者，其《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等宏文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文学批评实践来看，唯美主义拒斥艺术堕落，捍卫艺术纯洁，维护艺术独立。“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白话文体的倡导和“人的文学”观念的张扬，使得中国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新文学倡导者对“文以载道”观和各种游戏文学的口诛笔伐，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文学的独立性，但总体兴趣集中在人的思想观念上，延续着晚清以来的文学启蒙的观念。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投射到文学观念上，一直影响着现代文学观念与批评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特点在于，它与古典文学批评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联系，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不依赖批评的纯粹性，疏于系统理论的建构，传统批评和人生伦理观、哲学观甚至社会政治观念交织在一起；二是强调作者的主观印象，重直觉，不作理性的判断和分析。
这两大特点和西方唯美主义批评可谓声气相通，佩特和王尔德等人的批评观就因为观点的矛盾性和理论的非系统性而屡屡为人所诟病，尤其是他们的主张不仅仅局限于艺术自身，还延伸到了生活的层面，文学上的“为艺术而艺术”、行为上的“为艺术而生活”、批评上的“为批评而批评”在唯美主义者那里三位一体，和谐共存。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唯美主义的批评观符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迎合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拿来”需要，从而使其渗入成为可能，甚或是一种必然。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特点还在于，其批评的兴趣主要不在于文学现象，而在于对环绕文学周围的社会思潮表现出强烈的敏感，注重文学外部规律的探求，由此发育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潮流，这也就决定了对西方文艺思潮借鉴的取舍倾向。“五四”以来，人们重点选取了外向型的现实主义，最终又服膺于马克思主义批评，重形式与审美的新浪漫主义则难以邀其青眼。这种整体趋向又为唯美主义在现代中国广泛深入的介入设置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