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瑞 |
生平经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刘宝瑞(1915—1968)相声演员。北京人。自幼家境贫寒,曾随崇寿峰学艺,后正式拜张寿臣为师,学说相声。十四岁时,去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连兴茶社相声大会上演出,并常到广播电台播音,初露头角。
抗日战争前,刘宝瑞曾赴济南光明茶社演出,编演了相声《韩复榘讲演》,揭露当时山东省主席、亲日派直系军阀-韩复榘骄横昏庸、不学无术的丑态。民国二十九年(1940),他从济南回到北京,在西单启明茶社相声大会作艺,擅演《八扇屏》、《歪批三国》、《朱夫子》等“文哏”相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刘宝瑞赴南京、上海等地,与曲艺名家白云鹏、高元钧合作演出。他常演单口相声,经与南方曲艺同行切磋琢磨,使他的单口相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南方独脚戏及评话的艺术技巧,又借鉴电影、话剧的表演手法,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人们誉为“单口大王”。他是把北方相声艺术介绍给江南及港澳观众的先行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他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曲艺团。后调中央广播说唱团任艺术指导。1954年春节期间,他到北京郊区为农民演出,同年4月,他到琉璃河北水泥厂下厂辅导工人曲艺队伍。此后,他为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曲艺训练班坚持教学十二年,培养出大批青年相声演员。他对新相声的创作,对传统相声挖掘整理,对发展与提高单口相声的表演艺术,均作出重要贡献。
1959年夏天,他去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在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前沿阵地演出。为了体验部队生活,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持枪、卧倒、射击。他访问了侦察英雄纪瑞瑄,及时创作、表演了歌颂英雄的单口相声《神兵天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军事题材的单口相声。
六十年代初,他和侯宝林、马季一起,经常去北京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专场演出,并多次受到亲切接见。
刘宝瑞单口相声的代表作之一《连升三级》曾被编进中学语文课本,同时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介绍到国外。
刘宝瑞为人谦恭和蔼、诲人不倦。1960年,中央广播说唱团附设相声学习班,招收了十几名学员,由他负责辅导,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各专业文艺团体的骨干力量。为培养马季掌握传统段子,录制《找堂会》、《扒马褂》等段子时,他为马季捧哏,并将许多传统相声传授给马季和唐杰忠。1960年,广播说唱团挖掘整理传统相声,动员演员们口述笔记,刘宝瑞积极参加,他记录下来的单口相声文字稿及录音在全团数量上占第一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1968年10月8日下午,他在北京房山农场劳动时受到现场批斗,当晚逝世。
刘宝瑞的学生有周文游、殷文硕、高洪顺、唐杰忠等十三人。他生前口述的八十段单口相声,经殷文硕回忆记录,整理成文,辑为《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1983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名家点评编辑本段回目录
名家点评相声艺术素有“演员肚,杂货铺”的美誉,非熟知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不可。刘宝瑞堪称老一辈艺人中善使杂学儿的第一人……他的单口相声正如艺谚说的“装龙装虎我自己,一个人好似一台大戏。”——当代学者薛宝琨。
刘宝瑞先生最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单口相声方面,他继承老一辈艺术家张寿臣先生的表演风格,集单口相声之大成,他的艺术风格沉、稳、准、狠。观众听他说相声感到很舒服,耐人寻味。——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增瑞。
女儿评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左二刘宝瑞女儿 |
我父亲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也是对艺术追求不懈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向我讲过儿时的苦,更讲过共产党给他的甜,他给我讲做人的宗旨,强调为人的朴实。少年时的他,由于生活所迫,选定了从艺之路,拜在相声大师张寿臣门下,从他拜师之日起,他也就开始品尝旧社会艺人的辛酸——身份的卑微,世俗的白眼,黑势力的压榨,做人的艰辛……
在唐山演出,一场下来“零打钱”,轮到伤兵面前,放在笸箩里的不是钱,而是一把手枪。一贯以“胆小”闻名的父亲,忘记了自己的怯懦,扑向伤兵,咬住了伤兵的耳朵。做人的耻辱,多年的积怨一时迸发出来,就连所有观众都惊呆了,当然,后果可想而知。日伪时期,一场“君臣斗”把王八说成日本人的翻译官,被刘中堂提来面圣,听众开怀大笑,解了心头之恨,可出了场子,一把手枪顶在了父亲的腰间。父亲说的这件事使我悟到,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父亲居然也意识到了艺术是反抗的武器,是民众的喉舌,他能把最犀利的语言运用到相声当中,去讽刺卖国求荣的败类,如匕首投枪。坏人的反应正说明他击中了那些人的痛处,让仇者痛亲者快正是我父亲艺术的追求和人格的表现。
在他艺术臻于成熟之时,由于种种原因,他带艺南下,顺济南沿江而去,久居南京。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是他此举把北方的艺术带到南方,使其在南方的土壤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父亲把北方艺术与南方艺术相互融汇,虽不是惊天之举,但也是功德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就是他对国家的亲,对党的爱,达到了超乎常人的状态。解放前夕由于生活所迫他去了香港,在那里他的生活境遇有了较大的改变,有了自己的听众群体、立足之地。1949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就毅然立即返回祖国,加入进步艺术团体,写新、唱新、演新,报效祖国母亲。此时,他的艺术已广为国人所知,但他的笔记中却清楚地记着这样一段话:“我是旧社会过来的艺人,身上肯定有不符新社会的毛病,艺术上也会留下旧的痕迹,故此,我要认真学习。”话虽朴实,但既有起点,又有目标,更可贵的,是他自我反省的精神。
在他的艺术颠峰期,他多次走进中南海,为领袖和开国元勋们展示才艺。都知道毛主席爱听《关公战秦琼》,殊不知,主席、总理对我父亲表演的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学知识的相声更是情有独钟,《解学士》、《君臣斗》使这些伟人赞不绝口。
生活上我父亲是个潇洒的人,在艺术上他却是极严格的人。“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懂”是他的座右铭。六十年代初春节,徒儿拜年,一句玩笑话,“师傅,慈禧的厕所叫什么﹖”父亲当时语塞。初四他便冒着大雪,连续四进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后在故纸堆中查到宫女生活一节中提及慈禧的便厕在宫中叫“官房”。他不仅查了名称,连同使用中的规矩、附属用品都一一记下。正月十五与徒儿们再聚时,“官房”的来龙去脉便传到了徒儿们的耳中。
人民的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喜、怒、哀、乐、悲、恐、惊”中走完了他从九岁到五十四岁的道路。几十年里,他受过军阀、土匪欺压,受过达官贵人的白眼,受过生活无计的清贫,受过拜师学艺的艰辛,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切。而在他的一生中最不能让他忘却的是共产党把他救出了苦海,是共产党把他从一个贫苦艺人培养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现今父亲离我而去已经三十余载,但他的一句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孩子,记住听共产党的没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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