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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可以说是对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详细分析的伟大著述，同时，它也是一本当代青年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

作者：（德国）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
类型：文化比较专著
成书时间：1906年

马克斯·韦伯

1864年韦伯生于德国埃尔福特，出身于一个经营麻纺织工业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法学家，活跃在当时的政界，母亲是一个正统加尔文宗教信徒，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她对韦伯的成长影响极大。儿时的韦伯体弱多病，但智力过人。青少年时代的韦伯才高气盛，颇为自负。

1881年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之后转入柏林大学完成学业。188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开业律师资格。1891年任柏林大学法学讲师，1892年升为副教授，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受“社会政策研究会”委托，分析德国东部农业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发表多篇文章，开始其对德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具体分析。1894-1896年先后任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1897年韦伯因父亲去世，受到很大刺激，第二年得了神经衰弱症，在5年之间反复病发住院，研究工作一度中断。1903年他健康状况稍稍好转，就恢复了研究工作。由于严重的神经疾病，在1898-1917年整整20年间不得不脱离教职，至1918年韦伯重新执教担任维也纳大学教授。

一战爆发时，韦伯报名参军不成，在海德堡一个后备野战医院管委会任预备军官，义务组织9所战时医院。韦伯还曾以专家身份作为德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在会上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

1919年受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1920年6月14日年仅56岁的韦伯因患肺炎在慕尼黑去世。

韦伯虽然患有严重的神经性疾病，但勤奋治学，长年坚持学术研究。同时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韦伯曾与其他学人共同创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并担任编辑，德国社会学学会也是在韦伯帮助下建立的。

推荐阅读版本：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

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共七章。

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对这种现象韦伯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问题只能是：“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中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科隆大教堂

韦伯引证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里，但这些话确实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就是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1917年时代韦伯

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上自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的民主代议制度，下至体现理性化灵魂的股票、支票、债券等商业化手段，无不反映了理性主义的特点。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传统。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实际上，在原文中要找到对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根本不可能。通读全章，却可以隐约感受到一种倾向或一种独特的“精神”文明：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一个词语相联“天职”。我们可以在其它的文本中找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界定：“凡是在生产经济中，一群人的需要，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是通过企业的途径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就是资本主义。简言之，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从事资本核算的企业，即应用现代会计学，编制资产负债表，通过计算来控制生产效率的生产性企业，）。上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无疑可以抽取几个相当有概括性的关键词：理性、资本主义企业、资金核算、计算。可以说：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社会精神即韦伯所说的“个人或集体总的态度”或说“社会组织或个人态度问题”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是属于韦伯所界定的关于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中的一种：“伦理理性的行为”，这类社会行动可以根据行动所具有的对固有的自觉信仰来界定，如此，它是独立于任何功能动机的，仅仅受制于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标准。我想这一理想类型的定义无疑正是理解韦伯宗教社会最重要的钥匙。因为属于这一行动类型的人从事行动时“主观上常常认定行为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此不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及完成行动的条件是否具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动仅仅服务于他们的尊严、义务、美、信仰或是某件事情的重要性之信念，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不计任何后果、条件。虽然资本主义一经成熟，理性化充斥整个社会，人们便会抛弃上帝。正如《新教伦理》一书结尾时韦伯不无担心的那样：“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已从“价值理性行动”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韦伯悲哀地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这便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了，不是本篇所涉及的内容了。

　　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对圣经中Calling一词的误读，和客观上对禁欲苦行伦理观的削弱，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在下篇篇首，韦伯便引述了1647年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并通过对加尔文主义的总结归纳，敏锐地观察了加尔文主义对“预定论”的重中与提升。可以看到：“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他只有独自一个人走下去去面对哪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一基本教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教徒明白“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韦伯认为，“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样，虔诚的教徒们从幽暗的、“寂静”的教堂走向世俗生活，从“排斥世尘的禁欲观”走向“尘世内的禁欲观”。
　　既然说，上帝的救赎不在教堂里，那么，教徒们怎样在尘世中体现上帝的荣耀和表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呢？——有人说“善行”，其实“善行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时也成为了选民的标志。”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那么，除了善行还有什么东西呢？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便是达到拯救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之后的“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因经济活动不但忠实地达到将伦理合理化的要求，并与严格的合理性相结合。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它被认为是种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这也显示上帝笑纳他经济生活的方式”，与尘世外的禁欲观相比，尘世内的禁欲观将经济活动不仅赋予了宗教伦理的意义，并且它本身就借着给予经济活动的伦理的意义而合理化经济行为/活动，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
　　这样，我们毫不费力地将资本主义和新教论理联系在一起：价值合乎理性行动。新教论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的积累阶段，发现作者从文化精神宗教等方面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动力，我和同学们讨论后发现韦伯的著作是有一定客观性的，经济原因并不是促成历史车轮推动的唯一力量，新教伦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估计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分裂也许也是新教伦理和旧式的封建领主制度的斗争的反映，当时对于禁欲和享受还出于一种疑惑的状态中，如何把握这个度的问题引发了南北战争？当然，这只是我在阅读之后的异想天开，一切只是假设，需要我们阅读体验更多来证实。

　　实际上，在原文中要找到对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根本不可能。通读全章，却可以隐约感受到一种倾向或一种独特的“精神”文明：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一个词语相联“天职”。我们可以在其它的文本中找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界定：“凡是在生产经济中，一群人的需要，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是通过企业的途径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就是资本主义。简言之，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从事资本核算的企业，即应用现代会计学，编制资产负债表，通过计算来控制生产效率的生产性企业，）。上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无疑可以抽取几个相当有概括性的关键词：理性、资本主义企业、资金核算、计算。可以说：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社会精神即韦伯所说的“个人或集体总的态度”或说“社会组织或个人态度问题”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是属于韦伯所界定的关于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中的一种：“伦理理性的行为”，这类社会行动可以根据行动所具有的对固有的自觉信仰来界定，如此，它是独立于任何功能动机的，仅仅受制于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标准。我想这一理想类型的定义无疑正是理解韦伯宗教社会最重要的钥匙。因为属于这一行动类型的人从事行动时“主观上常常认定行为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此不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及完成行动的条件是否具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动仅仅服务于他们的尊严、义务、美、信仰或是某件事情的重要性之信念，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不计任何后果、条件。虽然资本主义一经成熟，理性化充斥整个社会，人们便会抛弃上帝。正如《新教伦理》一书结尾时韦伯不无担心的那样：“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已从“价值理性行动”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韦伯悲哀地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这便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了，不是本篇所涉及的内容了。

　　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对圣经中Calling一词的误读，和客观上对禁欲苦行伦理观的削弱，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在下篇篇首，韦伯便引述了1647年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并通过对加尔文主义的总结归纳，敏锐地观察了加尔文主义对“预定论”的重中与提升。可以看到：“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他只有独自一个人走下去去面对哪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一基本教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教徒明白“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韦伯认为，“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样，虔诚的教徒们从幽暗的、“寂静”的教堂走向世俗生活，从“排斥世尘的禁欲观”走向“尘世内的禁欲观”。
　　既然说，上帝的救赎不在教堂里，那么，教徒们怎样在尘世中体现上帝的荣耀和表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呢？——有人说“善行”，其实“善行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时也成为了选民的标志。”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那么，除了善行还有什么东西呢？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便是达到拯救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之后的“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因经济活动不但忠实地达到将伦理合理化的要求，并与严格的合理性相结合。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它被认为是种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这也显示上帝笑纳他经济生活的方式”，与尘世外的禁欲观相比，尘世内的禁欲观将经济活动不仅赋予了宗教伦理的意义，并且它本身就借着给予经济活动的伦理的意义而合理化经济行为/活动，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
　　这样，我们毫不费力地将资本主义和新教论理联系在一起：价值合乎理性行动。新教论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的积累阶段，发现作者从文化精神宗教等方面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动力，我和同学们讨论后发现韦伯的著作是有一定客观性的，经济原因并不是促成历史车轮推动的唯一力量，新教伦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估计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分裂也许也是新教伦理和旧式的封建领主制度的斗争的反映，当时对于禁欲和享受还出于一种疑惑的状态中，如何把握这个度的问题引发了南北战争？当然，这只是我在阅读之后的异想天开，一切只是假设，需要我们阅读体验更多来证实。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在西方，他的名字经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海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奉为当代社会学的三位精英。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极为丰富的著述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在20世纪很少有学者能像韦伯那样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他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其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就是宗教社会学。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是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这一系列的第一项研究，也是韦伯自己所建立的宏伟大厦的一块基石。

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弟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要回答各种批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韦伯的大量学术论文与专著正是在病重到逝世的十几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出版的。可以说，韦伯的重要成就，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在此期间做出的。韦伯在其短短的56年中写出了众多学术专著，但由于韦伯过早地去世，使他未能完成自己庞大的研究设想。韦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学，他创造性地框架了现代社会学的体系，他不仅仅在诠释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在经济史学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广泛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乃至音乐、艺术等各个学科。韦伯的社会学及其相关的主要论著有：《中世纪商社史》（188年）、《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国家法和私法的意义》（1891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神》（1904-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1906年）、《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1909年）、《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1911-1913年）、《儒教与道教》（1915年）、《印度教和佛教》（1916年）、《古代犹太教》（1917年）、《作为职业的学术》、《作为职业的政治》（1919年）、《城市社会学研究》（1920年）。韦伯去世后陆续整理出版的有：《经济与社会》（1921-1922年）、《音乐理性的及社会的基础》（1921年）、《政治论文集》（1921年）、《科学论文集》（1929年）、《经济通史》（1924年）、《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文集》（1924年）、《国家社会学》（1956年）等。

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你信仰什么，你就该生活什么。通过韦伯的论证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信仰作为个体精神世界的基石，对当代西方社会个体产生的巨大“聚变作用”。

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马克斯·韦伯；德国；文化；资本主义

《马克斯·韦伯评传》；《马克斯·韦伯传》；《马克斯·韦伯文集》

马克斯·韦伯；德国；文化；资本主义；学术；理性主义；世界历史名书；传世经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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