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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国际政治影响回目录

互联网开拓了国际政治新空间。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互联网以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作者首先以层次分析法梳理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即个人、国家与国际体系。其次,阐释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之运转核心,即国家利益、权力与安全,说明没有绝对的互联网自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上。最后,揭示互联网助推国际结构变迁之作用,即催化、同步和建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可促使某些社会因素推动国际政治中的变革;作为先进技术,可促使国际政治自身的进展与时代发展不断相互确认;伴随微博和社交网站出现的人人互动的交际方式,使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进化的条件在互联网世界中有所形成。

  一问题的提出与既有研究述评

  互联网诞生以来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国际政治的运转核心国家之利益、权力与安全的影响更为深刻。故此,探究互联网对国际政治影响之机理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缘由:

  第一,研究此机理是探讨互联网未来作用潜力的切入点。随着人类对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和深入,互联网的影响是互联网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它还具有哪些可待挖掘的潜力,成为人们展望未来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了解互联网本身,还要探明互联网影响的内在机理,从而做出分析与判断。这是我们解答互联网为什么能对国际政治产生广泛影响力问题的关键,也是探究这些影响力未来发展变化的线索。

  第二,研究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机理,有助于提高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适应性以及国家对于互联网政治意义的认知程度和实践理性。全球化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而互联网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非传统安全、文明冲突以及行为体多元化主题中的重要元素。因此,研究时代之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就不能回避互联网这一当代重要的现象。对于互联网影响之机理进行研究不仅要解答互联网对国际政治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国家应该如何回应等问题,还要回答互联网应该被如何看待,以便进一步回答国际政治如何通过互联网获得时代特征。基于上述两个缘由,笔者拟对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机理进行探究,从而揭示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系统的过程及效应。本文依据文献检索,从层次分析的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大致分为三类:

  关于互联网与个体的分析,主要成果集中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伦理学领域。在英语文献中,《第二生命》的作者详述了互联网上的个体生命特征。①

  在《一个更好的信息技术的未来:如何整合伦理、政治与创新》中,作者指出了信息技术在社会互动方面的后果。②聚焦个人层次的《信息与美国政治参与》一文,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信息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多的是认知意义上的作用。③

  关于互联网与国家的分析,主要是以全球化为视角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进行分析。在《网络与国家》一书中,作者阐述了网络治理的四个领域: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内容监管和控制关键互联网的资源。①

  《社会媒体与移动对线下民主来说意味着对参与分隔的超越吗?》一文则关注了移动媒体如何影响现实中的民主。②国内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是唐克超的《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析》。③

  关于互联网与国际体系的分析,主要是以现实主义视角进行的国家实力分析。在英语文献中,《移动沟通与社会:一种全球视野》一书探索了沟通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国际结构变化的可能性。④

  国内的研究较早且有代表性的是鄢显俊的《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缘起及经济特征》和蔡翠红的《试论网络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⑤

  国内外研究相比较,国外的互联网与国际政治研究偏重于互联网具体某项作用的定量分析;国内在互联网对国际政治作用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从互联网的特点、特性入手分析互联网作用;二是从某一领域或者某一侧面入手研究互联网在该领域或者该方面的具体作用。第一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是易于建立互联网与其他因素间的关联,但这样使得对于互联网之影响的判定与概括也基于特点式,缺乏对影响之背后的逻辑和发生过程给予说明。由于缺乏对于影响之机理的研究,互联网之于国际政治的深层意义无法得到理论揭示。采用第二种研究方法主要在于对某一专题做出详尽分析,其研究目的不在于提供一个概观的视角。如果我们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机理,就要综合分析国际政治的不同层次的系统如何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从而揭示互联网对于国际政治全貌而非具有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具体领域的机理。

互联网与国际关系 的图像结果

  二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个人、国家、国际体系

  互联网以其独特形式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相对于普遍存在的独立行为体而言,互联网是一个技术性实体,是一个广泛而便捷的沟通和交流的虚拟平台。但是,互联网作为国际政治范畴中的自变量之一,它以自身的独特方式渗透到各个行为体之中,以互联网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行为体的行为,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并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持自身的利益。互联网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影响,也必然投射到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即一方面影响互动的频率和范围,另一方面也增添了互动的方式。互联网通过对行为体之“内在”和行为体之“外在”施加影响,从而实现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概言之,互联网是自变量,国际政治行为体是中间变量,互联网对国际政治影响的结果是因变量。以下从三个层次梳理与阐释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

  (一)个人层次

  人性、组织行为和特性行为是个人层次的主要组成因素,它构成了个人感知、判断和行动的链条,互联网对个人的影响显示于这三个因素发生的相应变化。

  1.人性

  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假设——人性。人性包含认知、心理和生理三个因素。①

  在认知上,互联网并不看重信息的权威性,它甚至削减信息的权威性,使得信息碎片化,因而人群的一致性认知难以达成。错误的信息由于互联网通道的便利,较以往更容易俘获普通民众的感情。人们被能引起兴趣的信息所吸引,反之很有噱头的信息却可能无人关心。在心理上,互联网赋予人足不出户交往的能力,这使个人更大胆、更加自我和更急于分享各种信息。一旦个人变得孤立,个人的思考就有脱离权威的趋势,但同时在孤立中个人却渴望大众的关注和认可,这种矛盾会使得谣言更易风行,也更易破灭。虚拟的网络空间还可以为人的侮辱感、衰落感和绝望感等提供发泄的出口,但互联网对于个人的这些生理因素是否真正具有建设性作用,取决于政府是否注意到网络上的消极情绪并在现实中加以处理。当然,反政府势力也会看到这些情绪,有时它们会对此表明自己的看法或者进而鼓动,这些负面性的生理因素就可能会演变为现实中的破坏行为。

  2.组织行为

  互联网通过影响个人角色行为和群体决策行为②进而影响组织行为。首先,网络中个人角色行为的特点是匿名和彼此平等。我们有时难以考察某种言论出自何种立场,因此对于某种言论真实目的的判断变得更加困难。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社团管理之中,一旦现实中的社团转变为网络团体,这意味着现实中关于社团管理的法律被闲置,因为网络中的社团无需注册和登记。其次,网络中群体决策行为的特点是加强了集体行为的偶然性和对政府决策的限制性。互联网通过改变个体集合成群体的方式(即瞬间或广泛)使得集体行为的逻辑赋有偶然性增加的新特点。同时,网络民意可以成为制约政府行为的新生力量,对政府决策的限制性加强。

  3.特性行为

  除了人性和组织行为外,个人的特性行为也受到互联网的影响。特性行为包含个性、生理和精神健康、自负和野心、政治历史和个人经验、观念五个方面。①

  在个性上,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具有开拓和平等的精神,其行为更加自我且更加看重潮流。在生理和精神健康、自负和野心、政治历史和个人经验等方面,互联网透露出更多的关于政治候选人、政治领导者、他国等在这方面的各种信息,国际与国内政治考量必须面临信息相对于人的思考能力过分充足的客观情况,同时也意味着以往封锁或蒙蔽等政治手段的相对失灵。

  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力不同程度地影响个人的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发明,互联网基于计算机的发明,而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就是控制论。由此可见,通过互联网,个人被整合到一个巨大的技术实体系统之中,从一处传出的信息瞬间可以传遍整个系统。在此过程中,人是不自由的,个人成为自主的服从者。所谓持续不断的网络最新消息,主要是以大众口味为依托,有一定的隐蔽性,其中爆炸式的信息传播最为迅速,此时互联网起到了放大器作用。与此同时,个人的观念因为受到他人观念的过强干扰而缺乏一定的个性,互联网在此又起到了缩小仪的作用。

  4.综合

  关于人性的各种假定没有改变,但是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被综合化了。互联网不过是人性客观法则适用的另一个平台,它为个人建立了一个与公共交往的平台。现实主义的人性恶假设、自由主义的理性人假设、建构主义关于人性取决于身份和角色的假设、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取决于阶级的假设以及反思主义阵营关于人的无理性的发现,都是单一化的视角,即众多个人不论在人性上有多少种可能性,都仅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一种。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人际交往方式广度急剧延展,人际传播的间接性被打破,人际互动突破时滞性,由此带来多种人性假设的三明治效应,即众多人性假设不再作为一个整体被争论,而着眼于综合后的立体人性以及人性在群体中的碎片化、分散化、多元化及不确定性。

  随着人性的立体化和碎片化,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呈现不确定性增加的趋势。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建立的是个人与信息的直接联系,跳过了其他公共媒体的中介和过滤,在此状况下,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也呈现出新趋势,即集体共识将很难达成,而个人行为却由于信息快捷变得模仿风行、自我理性程度下降。

  这两种趋势统一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过近这一客观事实。在当今人与人的沟通方式中,在互联网空间内实现的会面仍是最快捷的,其他方式(如飞机、火车和徒步)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这种地球村的负面意义在于人与人的距离过近,在形成集体共识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能忽视;在个人决定自己行为时,却又不能不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

  (二)国家层次

  互联网通过国家层次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外交政策、政治文化和次国家行为体,它们是国家行为背后的必要链条,以下是这三项因素受互联网影响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1.外交政策

  互联网首先影响国家的硬性输出——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根据政府类型、领导者与民众的分歧、性别分歧、形势类型和政策类型的发展变化而会有所不同,下面从外交政策的这五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①

  政府制度的差别在现实中非常清晰,但在网络空间中却是模糊的。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使用互联网就必须遵守互联网规范,包括技术、设备及技术标准,这使得各国仅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而非具体的某种制度国家的身份出现成为可能。这种国家的网络身份,将会为各国求同存异的相处提供相适应的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民众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众不再是听从领导者对事件的转述与分析,而是几乎可以与领导者同时接收信息,他们自行判断并且乐意将这些见解发表在网络上。领导者反而开始关注网络上流露出的民意倾向,无论是国内方面还是国际方面。很多事件甚至在互联网上而非传统媒体上显现更早,反过来有可能引领传统媒体的视点。

  操作者在网络空间具有的隐身功能,使得性别、家庭、相貌等传统因素无法影响人们在互联网上的判断,唯一的依据就是言论本身。但这一差别所能造成的政策差别影响在互联网世界是非常微弱的,除非有研究证明某种人群更加倾向于在网络上发表意见,而另一个群体则倾向于沉默。

  对于不同的政策类型,互联网的影响效力不一。有些类型,互联网倾向于使民众变得激进,如民族主义相关议题;另一些类型,则使民众变得保守,如国内社会改革。其原因在于集体行动的逻辑使得在挑衅型行为中人变得更加放肆,在拒绝型行为中人变得更加固执。总之,都是更随心所欲、更无所顾忌,甚至超出个人行为的安全底线,因为互联网上的个人可以做到不以个人的名义来行动。

  2.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国家传播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的手段与工具。作为一种软性输出,互联网对软实力的影响更加剧烈。政治文化通过文化产品、自我标榜和信息开放三种途径进行传播。

  首先,文化产品多是以娱乐产品的形式出现,但是电影院观看的传统方式意味着观众所看到的电影都是通过政府审查后上映的。然而,互联网上的文化产品传播并非如此,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看到某些电影院中不能放映的电影资源。可以说,互联网使得不同国籍的民众更加暴露于不同文化的环境之中。

  其次,自我标榜途径也可以理解为宣传活动。有些国家的大使馆开启微博与所在国的民众进行交流,如中国发布的国家形象片也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然而,国际关系之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理论分析都没有涉及两国人民是否相互了解各自在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上产生何种差异的命题。但是,各国的实际行为透露这样的信息,即让外国更加了解本国文化,将有助于双方今后在各个领域的相互交往。了解途径不仅仅限于民众的被动接受,大多数国家开放自己政府部门的网站以供感兴趣的人自行查看。网民在此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是如何自我定位的,当然也可以看到其他国家关于某种文化的不同的评价。网民甚至还可以直接去国外网站看他国人民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国家等。

  3.次国家行为体

  输出途径确认之后,输出内容又受到互联网什么影响呢?国家领导人、官僚机构、议会、政治反对派、利益集团和人民,①谁的意见才真正代表国家利益呢?

  由于信息经过互联网而非传统媒体传播且具有无等级性质,因此没有哪一个次国家行为体能垄断对国家利益的解读,下面将通过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视角具体阐述互联网之于次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国家权力的自然来源属于国家本身,权力的无形来源则属于国家次行为体。②权力的无形来源一般包括国家意象、公众支持和领导能力。③

  自由主义者对这些无形权力则进一步强化。毫无疑问,互联网也能成为影响次国家行为体无形权力的因素。通过互联网,领导人可以增加自己与民众的互动,提升其亲和力,也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动员和选举筹款。有“互联网总统”之称的奥巴马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通过互联网以提升公众支持的绝好例证。其中,奥巴马的竞选资金主要来自于网络募捐,积少成多,最后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并最终获胜。有些国家的政府反对派利用互联网平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有些反政府组织还拥有自己的网站,等等。

  此外,建构主义认为权力还包括观念和语言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恰恰帮助那些弱小的次国家行为体获得相对于强势的次国家行为体的优势,这种权力还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弥补自己有形权力的弱势而战胜那些在实力上远远超过自己的国家。观念、语言和文字正是互联网输出的主要形式。通过互联网逐渐改变一国民众的既有观念,从而对未来政治产生潜在的影响,这是扩展至网络上的一种新的政治宣传形式。网络语言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心态与时代潮流,制造共同话语能够很容易打破国家间沟通的僵持状态,传播新词汇也可能引发另一国国内的政治动荡或文化冲突。

  4.综合

  图1中的金字塔模式表示等级式的国家结构中的信息流动,国家与次级行为体之间以及次级行为体内部在享有信息上不平等。图2中的花蕊模式表示平铺的国家结构中的信息流动,国家与次级行为体在享有信息上趋于平等。互联网使得信息自别国向本国流动的模式发生改变,即由花蕊模式代替金字塔模式。

  (三)体系层次

  全球的权威结构、国家间实力关系、经济模式、行为规范和交往社区这五个

  因素体现了在体系层次上可供个人和国家行动的各种秩序模式,下面所论述的这

  五个因素的变化展示了体系层次中国际政治受到的互联网之影响。

  1.全球的权威结构①

  互联网是否能提供新的、集中化力量,使得国际体系成为一种更为垂直的体系结构,这是每一次技术革新在国际体系变革方面可能担负的责任。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还是在国际政治实践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互联网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现实主义判定的国际体系的这一基本特征多多少少已经在自由主义、集体安全等理论和实践中有所改变。互联网如果被看作是虚拟的另一个全球性社会,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下,互联网世界是最彻底的。警察或者政府官员在网络中并不与他们在现实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应。政府规制的作用减弱,同时政府之外力量的影响增大,借助互联网的瞬息传播可以使国内问题国际化或国际问题国内化。例如,2011年的西亚北非变局展示了互联网在此方面的作用即国内问题借助国际舆论而发酵。在埃及和叙利亚,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网站既为来自国外的力量进行信息传递,也为来自国内的反政府力量起到了聚合作用,最终实现了这两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变革。至今,叙利亚的动荡依旧没有停止,继续发酵。

  全球治理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吗?这取决于互联网究竟要将现实中的国际体系改造为何种全新面貌。然而,就当今的国际体系来讲,网络空间的无政府状态恰恰证明全球治理的不可能性,互联网充当的仅仅是传播工具或手段。

  2.实力关系①

  信息技术是否会改变世界舞台上国家间的实力格局,正如工业革命之于西方的崛起、东方的衰落那样,或者核武器之于东西方两极抗衡的局面,这是技术革新在国家间关系方面可能担负的责任。下面将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视角回答此问题。

  此命题的变化符合现实主义对世界的观察。现实主义认为体系的变革发生在国家间的总体权力结构之中,而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十分现实,而且是和平的体系结构变化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关于极的现有理论将受到挑战,因为该理论并没有考虑借由网络形成的制衡与颠覆。此命题的变化也符合自由主义对世界的期待。

  它们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需要依赖新的行为体的力量,这些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之所以能够具备取代国家行为体的能力,就是能够超越传统资源和传统技术的限制。互联网是这些非国家行为体进行政治动员的场所和培养同道者的场所。

  3.经济模式②

  和平时期,互联网的主要意义在于对网络经济模式的开发。但是互联网的经济意义究竟为何,对此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其分歧如下:网络使跨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加深。相互依赖理论可以为这种趋势提供理论支持。自由主义者认为技术发展通过提高体系内部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最终将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激进主义者关注的是国际体系中的阶层分化以及中心边缘论、依附论,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是南北差距,这些问题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似乎变得更易解决。网络经济的货物全部来自现实世界,当然受制于现实经济,但是如果全球性的市场在网络上实现,那么个人会更有自主性地挑选产品,而不是从代理商的手中进行选择,这将有助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多元化发展,当然关于具体的运行规则,例如,如何鉴定商品质量、如何尊重国家的海关条例、如何退换货等存在操作上的困难。显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某些领域的大规模生产将受到挑战。

  4.行为规范①

  除和平交往行为之外,网络战争行为也已经有了萌芽。网络袭击这一新类型袭击的出现预示了新的世界性规范的产生。虽然有关互联网的全球性规范还未出现,但是各国已经就互联网话题交换意见。2011年的八国集团峰会讨论了网络议题。现实中的需要能推动互联网相关规范的诞生,甚至是互联网道德、互联网伦理都可能在未来发挥相应作用。由于国际规则难以统合各方利益的特点,因此新的国际制度的内容很可能是在关于技术和公共安全这两项具有公益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新技术一直都是新国际规则出台的前提,如核武器的出现造成了国际规则的根本改变,但是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特点,国际社会制定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规则。互联网技术不仅涉及计算机技术,还涉及加密技术、空间定位技术、通信技术等,对多种领域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系统支持,而且其技术革新往往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因此,互联网带来的新国际规则必定也是意义重大。新规则必须设计信息安全的内容,因为信息就是互联网的网络属性,一旦信息受阻隔,网络就会断掉;一旦信息错误,网络就会传递错误信息。

  信息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犯罪日益呈现追溯难但破坏大的特点,对国家利益形成了严峻挑战。互联网承担着军事指挥和分析计算等实际功能,一旦一国的网络系统遭到破坏,就会造成一国重要工作的运转失灵甚至瘫痪。网络战争就是通过摧毁敌人工作的功能性而非实体的仪器、建筑来达到破坏之目的。

  5.人人交往社区

  互联网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国际体系内部。建构主义并没有就如何实现自己关于世界国家的理想给出答案,世界国家的现实性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互联网为世界国家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新空间。通过网络建立的人际互动而形成的世界社会,更有可能与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并行不悖。

  各个互联网社区都在争抢会员,虚拟的世界社会生态向着多元化社区、差异化服务方向进展,因此必须看到在新空间中多元结构而非单一结构的固有属性。在互联网空间中,一定程度上正在再现国家形成的逻辑,只不过顺序可能是颠倒的。例如,“伊朗将于近期开始测试‘国内网’,距离切断国际互联网的方向更近一步。‘全国互联网’又名‘清洁网络’,目的在于取代国际互联网。伊朗政府说,‘全国互联网’不仅可以为消费者节省成本,而且还有助于维护伊斯兰伦理和道德标准。”①

  又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建设‘影子网络’,美国情报部门已研制出一种名为手提箱互联网的设备,可以让使用者不通过任一国家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传递信息。”②

  以上内容提醒我们,国家主义逻辑和无政府主义逻辑可能存在某种共生关系,不可能出现完全的自然状态,也不可能出现完全的世界国家。

  6.综合

  在非互联网时代的国际体系中,不同行为体分别在不同领域行动,因为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见图3)。但在纯粹的互联网世界中,对于同一议题,所有行为体都在同一平台上同时发出声音、展开行动,使得以前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层次被挤压,全球体系的多面性被展开(见图4)。

  对于国际体系的进化,源于对网络上的人际交往呈现无国界、无国籍特点的照看。传统的外交原则确实无法起到相应的规范作用,但关于是否开放全球性交往社区,目前各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作为与现实世界并存的虚拟世界,这使得建构于互联网平台上的目标不仅仅是权力,而是人与人的交际及个人才能的展示。世界社会的实现形态即时空一体化空间中跨国界的人人交往社区,通过人人社会显现出来,即使是虚拟的,也对解答世界共同体如何形成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当然,世界社会在互联网世界中产生,不能排除自然状态与国家生成的逻辑。

  三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之核心:国家利益、权力、安全

  通过以上对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分析层次框架中,互联网作用更显著地体现在国家层次上,因为在此层次上互联网的虚拟性表现得最为脆弱,其现实性则最为强烈,同时这一层次还是连接个人层次与国际层次的节点,互联网对个人和国际体系的某些影响可能并不直接体现于本层次而是直接体现在国家层次上,因此有必要单独对互联网作用下国家层次发生的变化进行重点研究。

  互联网对国家层次的影响,不能仅从互联网针对只属于该层次的侧面或者因素入手,而应该从属于国家层次但与其他层次相关的核心枢纽入手,符合这一条件的概念至少有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和国家安全,下面将重点从这三个方面透视互联网是怎样作用于国际政治之核心主权国家的。

  (一)国家利益

  互联网是国家利益凝聚的新场所。作为科技革命的产物,互联网的技术工具身份使它和任何一项技术发明一样,具有工具的中性特征,无论何人都可以使用且不会对不同的使用者产生不同的作用。但是,互联网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它就不仅仅是技术工具,也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工具,即追求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工具,也就具有了非中性作用。这种非中性身份又反过来影响其重要的使用者即国家行为体的行为。①

  因此,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国家将其利用好并发挥其有利的一面,必然能够扩大国家利益的空间范围,增强本国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破坏他国的互联网,使其不能利用这种能够增强他国国家利益的工具,或者利用互联网传播对其他国家不利的信息,也必然会给他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从而带来本国国家利益的相对增长。因此,互联网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具有正负相关性的特点。可以说,任何国家制定的互联网战略目标都是出于国家安全、经济扩张及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综合利益考量,美国同样如此,“利用连接技术的权力来推进美国对外政策议程”。②保障互联网安全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政治理论的各个流派都是以对国家利益的观照为基本立场。现实主义主张是权力决定利益。自由主义颠倒了现实主义观点的逻辑顺序,即利益决定权力。建构主义试图说明尽管未能清楚论证的观点则是利益来自身份和观念的影响。正如以上不同流派的观点在国际政治现实中被综合运用一样,互联网同时关注利益和权力的重要性,而在网络舆论中也适用身份和观念引发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这种国家利益对于国家实力和国家身份的融合性将在下面的实例中得到说明。拉登之死引发的互联网风暴,说明互联网不过是国家利益凝聚的新阵地,大国政治主导互联网中的国家间较量。据KeynoteSystems(一家网络流量检测商)①消息,本拉登死讯竟引发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移动网站宕机。②

  谷歌(Google)报告本拉登的搜索量在美国时间2011年5月1日晚一小时内上升了100万倍。③推特(Twitter)称,该网站用户在本拉登消息传出后发出的消息高达每秒钟4000条。④只有乌兹别克斯坦一国成为没有报道此消息的国家。⑤

  据新浪科技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一众政府官员一同在白宫现场观看袭击本拉登直播的照片,已经成为Flickr网站有史以来浏览量增速最快的图片,这张照片在奥巴马于2011年5月2日宣布本拉登死亡后,由白宫官方Flickr账户发布。

  Flickr对该照片的浏览量进行了追踪:该照片发布后5.5小时就已经吸引了39万次的浏览量,平均每小时7.1万次,7小时的浏览量达60万次,25小时浏览量为140万次。白宫Flickr账户浏览量平时为每天10万次,而5月3日却猛增至250万次”。⑥

  (二)国家权力

  权力与利益相辅相成,维护国家利益更多时候体现为追求国家权力地位的上升,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权力新的增长点与竞争场所。2011年5月底,“五角大楼得出结论说,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电脑破坏行为可构成战争行为。该结论首次为美国使用传统军事力量对付网络攻击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后的几天,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相关的一些网站陆续遭到黑客攻击。“互联网展示出来的力量史无前例”②,信息是一种权力,而互联网根服务器就是这种权力的基础设施。美国控制了全球13个根服务器中的10个,其中包括主根服务器。为了更稳固地拥有信息权力,美国在相关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网络空间政策评估》③、《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④、《网络空间国际战略》⑤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⑥等一系列互联网政策文件。奥巴马称,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的全盘计划”⑦,美国网络司令部也于2011年10月全面运行,美国互联网战略形成。⑧

  互联网中的权力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体。这使得对互联网中的国家权力分析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权力具有隐蔽性,易于掌握且具有杀伤力,但又依附于国家实力和现实中的国家间争端。由于它涉及国际争端,因此也与国家安全问题密切相关。例如,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遭到黑客攻击,黑客来自A国,他攻击该公司的缘由在于这是一家B国公司,而此时A国与B国发生了冲突,甚至是战争。当B国遭受来自A国的这种攻击时,其实A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或者说损失。这是因为这家公司在全球各个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并且信誉良好,而该公司中有许多的A国用户。此案例说明,互联网上的冲突行为更受全球相互依赖这一事实的制约,以至于界限分明地划分敌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三)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威胁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挑战之一”。①“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以及向美国公众提供至关重要的服务,美国将使用所有国家权力工具来保护网络空间”。②

  由此可见,互联网的发展使主权国家置身于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虚拟的信息世界之中,在这样的世界里,国家不仅要维护传统边界的安全,还要维护互联网主权边界的安全。这标志着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范式转变为以信息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范式。

  然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互联网主权的边界难以界定。对此,我们必须突破传统意义上对国家边界的理解。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边界的划分将不再依据物理的存在,网络边界将不再是固化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国家需要不断地向网络空间注入能量,才有可能保持自己已有的网络疆域的存在。能量均衡的外在表现就是网络疆域版图的基本稳定。一个国家的网络疆域不见得与其陆地疆域相吻合。前者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后者则保持长期稳定。维持前者的能量来源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国家网络疆域的大小与其综合国力的强弱呈正相关关系,即网络疆域大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强大;反之,则相对弱小。③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扩大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即互联网安全成为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同等重要的国家安全且关系着国家的生存、独立与发展,而互联网安全利益虽然属于信息范畴属性的国家安全利益,但同样成为与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安全利益、军事安全利益等同等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保障互联网安全就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这就要从根本上掌控国际互联网制网权。制网权是网络空间内的国家权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生存的根本保障,是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权力的新型构成要素。随着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网络权力的大小决定其在当前和未来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高低。应该看到,从互联网的内在架构至网络空间的存在,美国不仅掌控和占领全球网络空间制网权和制高点,而且居于短期内他国难以撼动的绝对优势地位。由此说明信息就是权力。④

  互联网是高技术的产物。①高技术自身兼有渗透性与政治性的两重功能,它可以在政治环境中发挥作用,兰登温纳(LangdonWinner)认为,“许多技术装置和系统包含着引导人类行为的许多不同手段的可能性。不管是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有意地或无意地,在社会选择建构中,技术影响人们如何工作、交流……在决定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就像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识水平一样,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拥有的权力的程度不同”。②

  互联网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手段与场域,“网络安全的风险也构成了21世纪最严峻的经济挑战和国家安全挑战”。③

  国家间在互联网虚拟空间内的较量,并不比现实国际政治实践中所要应对的冲突来得平和。以下实例从一个视角说明互联网影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2011年1月25日至2月11日(埃及时间),在总计18天的埃及“革命”中互联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此前,埃及经济总体上增长,民众虽然对政府有所不满,但事实上大规模游行之所以此时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互联网的助推力,尤其是脸谱等社交网站以及推特的作用毋庸置疑。互联网的传播能力使得国家治理结构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北非国家之间,尤其是各国年轻人之间得以迅速传递对政府及其执政者的不满情绪并触发抗议共鸣。当然,此前震惊阿拉伯世界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无疑是重要的导火索。互联网在埃及“革命”中无疑成为汇聚抗议力量的重要工具。它起到的不是原声传递的作用,而是制造了被来回鼓荡了数次之后且被放大的民众诉求,也成功地放大了反对派的力量与声音,促使反抗运动声势浩大并横扫全国,挑战并动摇了穆巴拉克总统执政的根基。随后,穆巴拉克采取了极端手段,先是采取屏蔽方式,继而切断全国的互联网及移动通讯。在此,展现了互联网的瞬间集合能力,即缩短了人们交流的物理距离,使得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到达同一地点,这在现实中减少了政治参与行为实现的障碍。

  由此可见,互联网促使行为体政治参与的行动更加迅速、社会变革的速度更加迅猛,最终以损失一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为代价。互联网影响下的国际政治现实仍然凸显现实主义的特质,即“安全是国家首要动机和目标”,④没有绝对的互联网自由,互联网已经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自由、平等和人权价值观的有效工具”。①

  这表明了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并无消失且依然存在。

  四互联网助推国际结构变迁之作用:催化、同步、建构

  除以上分析的各层次受到互联网的独立影响和互联网集中作用于国家层次之外,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这三个层次上发生的变化相互之间也在彼此侵染,而这三个层次交互产生的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本身受到互联网影响所产生的系统效应。三个层次交互产生的变化体现为互联网的三大作用即催化作用、同步作用和建构作用。在此主作用之下,互联网还具有多种根据结构和功能不同变化的具体分作用,这些分作用同时又反作用于主作用之上。

  催化作用指互联网作为催化剂为某些变革的原因消除时空滞后,从而避免系统效应,抵消了变革原因,从而使线性结果即国际政治变革发生。同步作用指互联网作为时钟不断地提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时代的发展,从而不断校准国际政治的时间,使之服从时代的潮流。建构作用指互联网作为一种时空一体化的平滑空间为世界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从而使世界社会的某些特征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虚拟空间现象。以下从国际政治实践受此三大作用的影响为切入点,展示互联网的各种分作用如何共同服务于各自的主作用,使国际政治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理论层面的影响。

  (一)催化作用:为现实国际政治变革因素提供实现机遇

  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具有可以加速反应过程但不改变反应本身的功能,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一个因素没有足够快速地启动自己的反应而形成相应的效应,社会系统的其他因素可能会加入进来屏蔽该因素与社会的接触。一旦时间被延误,

  原有反应不是相应延迟,而是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这期间社会的其他变化已经使社会发生了变化。

  对于社会系统来讲,催化剂的加速作用等同于使之发生的作用。互联网通过组织、布告、评价和交往这四个分作用对社会系统的国际政治方面起着催化剂作用,这不仅加速某些事件的发生,而且使某些可能不会即刻发生的事件发生了。

  1.组织

  互联网的组织作用表现为聚集同道者、联络人员和组织群体行为。互联网的这一特性作用既展示个人层次与国家层次的互动,也展示国家间通过个人层次所进行的博弈——国家层次与国际层次的互动。

  集体行动的行为体,既可以是自发的、一次性的,也可以是有组织的、长期的。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破坏力不仅与事件的起因有关,而且受组织者的组织能力影响。即使互联网不能决定事件的发生,但确实影响着参与者之间的情绪互动和组织者的协调能力,以至影响一次集体行动的成功与否。

  因为互联网在短时间内的联络能力所能召集的人群规模是过去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所以在现实的政治互动中,借助网络集聚的阵营势力经常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影响是构成性的,虽然构成性是建构主义用词,但是作为集体势力的构成,此因素却不是观念性的,而是物质性的,即不在因果解释结构中的物质性构成力量,能够助推一次政治行为的成功,而事件原本的缘由可能根本不足以使之在现实中获得对主流政治势力的成功。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势力性因素掩盖事件本身的能力,一方面可能会帮助正确的意见获得相应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使错误的意见占据上风,例如可能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使一次破坏行为能够以一种获得极大民意支持的姿态出现。

  2.布告

  互联网的布告作用表现为发布信息、亮明身份和反馈信息。发挥布告作用的互联网是一种媒体,而媒体固有的信息沟通作用,使它必然也传递着或是国家利益,或是国际合作、国际争端、国家安全的相关信息,如此互联网就将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不同层次上的信息进行交换。

  通过互联网,民众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个人、组织、国家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外发布消息,以达到迅速、大范围告知的效果。一国宣传自己的政策和形象,互联网是快而有效的渠道,关于一国的形象实际上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消息。例如,拉登死亡的消息最初来自互联网,且是一个非官方个人的微博,而传统媒体之后几小时才播出此消息,美国电视台得到白宫的通知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它已经失去在第一时间进行传播的优势。

  在传统的仅有电视台或报纸的时代,电视比报纸更有时效性,因此它是新闻的最先报道者。但是,随着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的兴起,那些事件目击者既不再无处可说,也不是仅能通过话筒传递他们的声音,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报道所见所闻。他们有时亮明自己在现实中的身份,有时则为隐藏,但无论其消息的权威性如何,总之,很多非常重要或权威的消息不通过权威渠道而公布了。关注度帮助一个消息传播,而不是一个消息的传播度影响关注度。关注度很大程度上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变量,很多以前根本不会通过媒体流露出来的消息,或不被允许传播的消息,现在则大行其道。

  3.评价

  互联网的评价作用表现为对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以及民生、权力、政府决策、国际形势等不同话题的评判,此评价作用已经不再仅仅是舆论引导民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民意引导舆论。

  互联网的这一特性显示为个人层次对国家层次的影响,就是说互联网能够整合民众对国家相关事件和政策的意见。主权国家都会通过网络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国家领导人也会通过网络与民众交流,国家公务人员的不法行为也会被曝光并遭到网民持续不断地批评,对某一案件的最终量刑也会在互联网上展开大辩论。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上,关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安全与发展以及海外经济政策走向、国家间的比较、国家的政治制度,甚至是文化优劣、种族歧视等问题,在互联网上都有分享、争吵和讨论并构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交织的声音阵营。这些阵营因存在于虚拟世界,与现实行动没有直接联系,与现实中的社团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些阵营的声音对现实中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情绪和心理却有直接影响,通过作用于这些观念因素,强化某些人的身份认同,引导形成某种利益共识或情绪共鸣,很有可能会形成对于现实中既有制度的某种观点的评判。源于网络的大众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被误导的,但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一旦形成,必然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因为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来自于大众的认可。

  4.交往

  互联网的社区作用表现为随着播客、博客、社交网站和微博的出现,互联网进入人际交往时代。互联网的这一特性显示体系层次如何与个人层次的互动。人人互动的世界正是建构主义以及英国学派对未来世界模型的判断,这一模型或者说这种国际社会的未来特征来自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这种理想的实现是由实名的交往社区和微博界面的出现而带来的。中国搜狐网站的总裁不止一次表示搜狐因为在微博业务上落后于新浪网和网易网而十分危险,以至于浪费自己之前和在其他方面积累的优势。①

  谷歌的副总裁也表示由于自己没有清楚找到互联网未来方向,以至于让脸谱网站在实名化方面占据先机而懊恼不已。②

  毋庸置疑,互联网的从业者已经达成共识,人人互动是一个全新事物,而且是互联网的潜力所在,这是目前其他任何技术和交际方式都不能做到的,即只要你之前关注过这个人或者你关注过与他相关的人,你无需到这个人的页面,就能看到他的消息。在互联网搭建的社区中,每个人都是全方位、直接地与你接触,而你也处于别人全方位的信息掌握之中。

  (二)同步作用:使国际政治现实具有时代特征

  同步作用是指互联网在此处启动了一种校准机制,不断地将互联网蕴涵的时代信息传递给国际政治内的各级系统,通过各级系统适应时代的努力,国际政治不断经历更新,更与时代潮流相符合。这一作用的发生和完成是通过各级系统面对同级、低级或高级系统时反应的变化而进行的,下面将分析从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再到折中主义在系统行为逻辑上的观点变化,这一变化过程符合各级系统自利动机的时代变迁,其中折中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特征,而互联网的相关作用与这一特征基本相符。

  在现实主义的世界生态逻辑下,人性是初始自变量,由此产生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蕴涵安全困境的逻辑,因此国家行为只能是追求权力的自助行为,故此国际体系又在国家间权力斗争中呈现一种均势。

  在自由主义的世界生态逻辑下,首先,行为体是多元的。无论是国家间还是其他行为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围绕这种相互依赖,双方甚至是多方展开博弈。由于博弈的复合性和多次性,国家或行为体行为呈现多元化,而国际体系的秩序基于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可以有多种选项。

  在建构主义的世界生态逻辑下,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互相影响;国内层次上,个人观念与国家认同相互影响;国际层次上,体系结构和单元特性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系统化的、历史性的关联机制。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一种分析折中主义。由于世界社会各元素的相互作用复杂化,世界生态逻辑呈现多种理论模型综合化的趋势。作为因变量的个人,跨国交流增多,但并不替代国家外交主体的地位;作为自变量的人性,呈现多元且模糊的特点。作为因变量的国家,变得更平等,但更不相似;作为自变量的国家,国家间能力差异减小,特性差异扩大;作为因变量的体系,从生存性秩序向交际性秩序转化;作为自变量的体系,呈现网状的全球化性质。

  这样的结果表明国际政治各层次一方面受大国的实力对比等传统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正在脱离传统力量的控制。国家仍旧负责安全和权力问题,但是非生存性的交际问题由个人选择决定。这意味着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的体系观点或许可以并行不悖。这种综合化趋势不是现实中的国际政治和互联网各自独立获得的,而是在两者的互动中获得的。

  (三)建构作用:为国际政治的进化提供实现空间

  互联网确实为世界国家的生成和国际范畴的消解提供了必要条件,并推动了这一趋势的现实进展。作为国际社会进化的推动力,互联网的建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四个分作用实现:

  1.世界空间扁平化

  在个人层次上,人性综合化从侧面展开。无论直接视角还是间接视角,人性都是各个层次分析和概念分析的基础,人性立体化、差异化这一特征是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所造成的首要改变,这种改变一直持续,反过来被自己造成的变化所加深。

  在国家层次上,不同领域相同行为体涉及领域重合。国家概念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国际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其他任何行为体都不能替代国家,它们仅仅是在一些国家可以退出的领域中扮演角色,但已经不是自由主义反抗现实主义的年代了,事实上,不是非政府组织在替代政府,而是国家越来越在各个国际领域被倚重。一方面,国家行为体的行动范围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全面铺开;另一方面,个人行为体的行为在逐步消解国家的界限,这可能是国家行为体地位动摇的真正威胁所在,国家的猛进与个人的猛进并存,而不是国家退、非政府组织进。在体系层次上,相对人的能力,世界变小。互联网的本质属性表现在一种虚拟空间,这个空间覆盖全球,但是在这里人与人、信息与信息可以直接互动,这解决了空间广度与空间密度存在的反对关系。这种变化从现象上看,只是表现为互联网的方便、快捷和功能的强大,但从逻辑上讲,它消解了一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矛盾关系。

  2.世界时间同步化

  在个人层次上,人际联络时间短。这是非常明显的变化,也非常简单,但意义很大,这使得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中介来实现沟通。以往的信件及交通方式,都意味着信息传递必须在空间上进行接触,而互联网实现的各种格式信息的实时传递改变了这一点,这种个人联系网络同时构成平面国家和平面国际。

  在国家层次上,国家更加开放,多元和一元的命题变得更加突出。时间同步化的前提是国家之间相互开放,互联网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想要获得互联网时间同步化服务,必须以先使自己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一员为代价。

  在国际层次上,国家间更加平等。世界上各种最新的进展,互联网上的每个国家都可以获得。即使是美国的最新产品,不向一些国家出售,但是别国还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多多少少了解此产品,从此视角分析,国家对于自己的进步是难以隐瞒的。人类的新进展通过互联网可以成为各国决策者、技术人员、商人等不同身份人的共同背景知识。

  3.人际社会现实化

  在个人层次上,个人特征的明确、立体使个人成为国际体系的行为体,而不仅仅是信息来源。这一点与人性所经历的影响是类似的,仅是在这里受影响的是完整意义上的个人。

  在国家层次上,各级行为体对于信息的距离相等,发布信息的能力在正常情况下相同,当然,拥有制网权的国家(如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国家的优势也逐步消失。作为国际社会的单元,国家有着特别地位,在互联网中,国家仍是高于各个部门的统一体,但是与各个部门一样,国家也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且受到各个部门的评价,而不仅仅是评判者,原本属于国内层次的行为体借助互联网隐身而成为国际行为体。

  在国际层次上,互联网社区可以是世界范围的,然而这种世界级别的跨国联系却以个人为主要单位。这种大范围社会的形成只有在互联网上可以做到。虽然互联网社区是虚拟的,但确实存在信息交换,而信息的内容则有现实社会的根据。

  4.国内国际领域合并化

  在此展示的是,一方面互联网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之间产生的影响是层次的合并,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层次间还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界限。在互联网世界,国家界限仍旧具有凝聚作用,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屏障作用。如何连接国内领域和国际领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难题,无论是国际问题影响国内,还是国内问题国际化,或者同样两者的概念即国内间(intermestic),都没有找到国内、国际领域合并考虑的前提条件,理论停留在了研究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作用的视野上。即使是国际事务日渐受到国内发展的制约,国际领域显示了自身独立性消失的趋势,但国内事务的自主逻辑却不见衰落的迹象。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所显示的时代特征则显示了国际与国内融合所缺少的另一半趋势即国家领域逐步消失的趋势。由于互联网空间以个人为主要行为体,比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更有力地冲击了国家行为体的主导地位。因为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仍然是一种非对称的治理结构,而人人互动展示的是完全对称的治理结构,从而在根本上冲击了国家边界。这呼应着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世界与建构主义的未来世界理论,即以个人为行为体的无层级的无政府状态。

  五结语

  以上所言的国际政治在互联网影响下经历的种种变化,包括个人变得孤立、沟通加快、集体行为更难达成、国家决策更受民意影响、国家间博弈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实现等国际政治的现实,这些等同于互联网同时代或者不同时代的其他事物,例如电话等通讯方式对个体、国家和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从此意义视角分析,互联网仅仅为行为体提供了一个新载体或新平台,虚拟空间可以与现实世界互动,成为人类不能接受其消失的一种真实的存在。互联网并没有替代现有国际社会的能力,也不能完成国际社会进化的任务,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社会的可能。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与国家安全仍然是现实国际社会的真实存在与主权国家的利益追求,例如美国已经把网络袭击等同于战争行为,英国、德国继美国之后相继制定了本国的互联网战略就是真实佐证。当然,还应该看到,互联网在现实社会中对国际政治的实际影响表明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与人的时空能力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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