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资料回目录
姓名：汪丁丁
生卒：1953年
描述：中国经济学家
籍贯：北京
祖籍：浙江淳安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士（1982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199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同时兼任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和《财经》杂志学术顾问。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学哲学、经济学思想史、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制度分析基础、博弈论基础、微观经济理论、资本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个人概述回目录
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学院数学学士（1982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199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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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丁丁自称“漫游者”，在“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里漫游”。 |
职业生涯回目录
1953年5月生于沈阳，祖籍：浙江淳安；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做农活、机械修理、炼钢浇铸等工作；
1974年调回北京某电子研究所做工人，其间曾发明“抗跳键积分电路”；
1981年获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学位；
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教学与系统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1985年赴美国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
1986年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班；
19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转任（1990一1993年度）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东亚经济发展，文化与制度变迁”项目研究员；
1991年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博奔论基础，微观经济理论，资本理论，资源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1996年赴德国杜依斯堡Gerhard-Mercator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7年3月再返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经》学术顾问。
汪丁丁 渊博之魅回目录
10月的西湖“湖畔居”茶楼，正午的阳光刺眼。一直忙碌着的妻子小李放下竹帘，恰到好处地遮挡了阳光，又最大限度地保留着窗外的动人景致——微波荡漾的湖中，一片碧绿的荷叶在风中摇曳。
若按他的新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所论“个体幸福”的3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汪丁丁无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小李是他的人生伴侣、助手、秘书，和连接这个世界的桥梁与“缓冲”。朋友笑话他，离开他的小李，他什么都做不了。某次友人茶聚，小李有事提前离开，走前凑好两张纸币和几个硬币塞给他，因为“他都不知道怎么付钱给出租车司机”。
在小李全身心的奉献和相随下，汪丁丁得以心无旁骛地在思想王国里自由漫步，辗转于夏威夷、香港和欧洲等地。也只有在小李经营的精致生活里，他能保持一天五千字的“高速学术写作”。
“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这句汪丁丁热爱的格言，出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中国士人的精神传统中，从王阳明到梁漱溟、张君劢一路的“知行合一”可找到共通之处。
在梦幻和真实中，汪丁丁是如此思想、也是如此生活的。
一个复杂主义者的心智地图
接触过汪丁丁的文字和思想的人都会困惑于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读过多少书呢？
10月底，在汪丁丁的新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读书会上，他的好友、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周濂半开玩笑地说自己“陷入了知识的汪洋大海，差点不能活着爬上来”。
这本六百多页的大开本学术著作，在看似晦涩的学术语言包裹下，直指中国社会当下最敏感和最迫切的问题。它融合了脑神经学、认知心理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和神秘主义，扑面而来的知识模块，令人头晕目眩。万圣书园的经营者刘苏里说：汪丁丁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文艺复兴式的知识人”。
生于1953年的汪丁丁属蛇，按西方星相学，他的太阳星座落在双子。“属蛇，心灵敏锐，对外界敏感；双子座，天性不稳定，很难始终热衷于同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后天的哲学和数学训练，汪丁丁说自己的探求方向多半会像万花筒一样错综复杂，又会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进展不下去。
数学专业出身，1990年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在香港大学任教4年，受聘于北大、浙大。如果囿于被现代学术分工框定的轨道，汪丁丁本可归档于“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之列。
1990年代初期，他在经济类核心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系列带有原创性的论文，关于交易费用、关于演化论等研究，确立了他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家的“合法地位”。
1992年，留学于南半球的韦森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读到了汪丁丁的《评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受该文启发，加上杨小凯的建议，他开始关注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回国任教复旦后，他和汪丁丁成为学术志趣最有认同感的学界好友。
“丁丁是最早把制度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之一。”韦森说，“从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礼尚往来’、博弈论，道德的起源，最初几乎都是他提出来，国内其他经济学者开始跟进，然后在国内才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研究风潮。”
韦森说，在国内，丁丁被公认是对国际上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前沿研究跟得最快的一个。“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
2003年，汪丁丁和同在北大教授制度经济学的周其仁“分道扬镳”。他将之拆解为两个方向：一为行为经济学；一为新政治经济学。理由是他觉察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了”。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见——新制度经济学随后停滞了将近十年。该学派的领袖、1993年诺奖得主诺斯也在2005年后转向脑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向。
浙大经济学教授叶航曾说：丁丁在学术上的前瞻性，别人比不了。你要10年后才能意识到他写的那些文章的价值。
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如今掌握话语霸权的经济学只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小分支。在伦理学之下，还有自然神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在斯密之后，经济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探讨生产、消费、分配等领域的“显学”。但专业化分工后的现代经济学，安放不下汪丁丁的能量。1980年代在夏威夷读经济学博士时，他就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看“闲书”——对一个热爱哲学的人来说，课堂上那些探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知识“太简单”了。
他曾说：“陷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走不出来是很痛苦的，你会觉得能量过剩，没有地方发泄。经济学家就光凭那么一点东西，打算吃一辈子。”
在社会高度分工和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任由一颗好奇心去探索未知，是一件奢侈而有风险的事。汪丁丁在港大时期的同事、知名经济学者张五常曾含蓄地说：“他很好，就是像亚当·斯密一样，全方位地研究经济学不大容易成功。”
汪丁丁清楚走向“边缘”的危险，也曾为“随心所欲”付出代价。
在中国学术圈，他是出了名的勤奋。和汪丁丁有交往的青年学者刘业进说，他是“视学术为生命”的人，容不得半点含糊与应付。他也把自己和“职业经济学家们”区分开来。“哲学家是天生的，对基本问题的关注是一种性格，是命运的一部分。”在他视野里，好友陈嘉映是中国最富哲学气质的哲学家。
“他（陈嘉映）透过眼镜死死地盯着你看，然后狡黠地一笑，出其不意地抛出一个问题——把你难倒。”汪丁丁略低首，斜眯一只眼睛，模仿着赵越胜对青年陈嘉映的回忆，接着大笑起来。“文革”期间，他们都是工厂的青年工人。陈嘉映、赵越胜等人常聚在香山上讨论社会、革命等宏大话题，或胡言乱语或针砭时弊。
在公共空间，汪丁丁跨越于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文风曾引发过持续争议。批评者谓之“晦涩难懂”，经济学家邹恒甫曾公开说自己看不懂。2000年，一位活跃于媒体的青年学者曾以《走火入魔的汪丁丁》，对他猛烈抨击。而有经济学垃圾“清道夫”之称的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曾撰文《汗颜说丁丁》，大意是说自己尽管和汪丁丁的学术路径差异很大，但对他的哲学造诣非常钦佩，称赞他是一名“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学问家”。
1998年，汪丁丁在波士顿与世界知名经济学者萨缪尔森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对话。樊纲在自己的文集里提及此事，说汪丁丁是为数不多有资格与萨老进行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那次对话中，九十高龄的萨缪尔森也对经济学界专注于狭隘课题的风气进行了批评。
在汪丁丁的文字和思想中，你很难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解答。这种观念冲突的紧张感也贯穿于整本《新政治经济学》：效率与正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法治与人治，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理性与情感，一方面提醒要警惕人类的“理性自负”，另一方面也反对消极放任的社会演化论……
哈耶克曾把思想者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头脑清楚型”和“头脑模糊型”。前者涵盖了大部分杰出学者，他们表达清晰，思想体系周圆，能对各种复杂问题作出明晰而深刻的分析。后者则对于人们熟知一切的概念产生疑惑，习惯于从基础的思想出发，经常处于一种艰苦糊涂的思考过程中。拥有一颗“模糊头脑”的哈耶克称，他们是“社会思想进步的源泉”。
受教于汪丁丁多年的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中心博士生董加加说，汪丁丁有一颗“有洞见的迷糊头脑”：“他看问题时时常表现出一种复杂性，观点不那么明确。这是因为每当他自己得出一个观点时，他已经意识到这种观点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所以，他在表达观点时呈现出一种矛盾。”
汪丁丁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复杂主义者。“我不复杂，但是，看问题很复杂。”他把认识世界，特别对中国问题复杂性的理解，比喻为“瞎子摸象”，没有人能洞悉真理的全部。
这也引发了汪丁丁另一个令人费解、也招致批评的重要表达——“回到对话的逻各斯”。逻各斯（logos）是哲学名词，可浅白地理解为真理。因为每个人都只分享到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们需要通过交往和对话，来“逼近”真理的整体。
你怎样思想，就怎样生活
对汪丁丁而言，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是纠缠在一起的。
他的父母是早年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给了他一个充满自由和爱的童年。1969年，16岁的汪丁丁怀揣一本《电子路线》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不久，他从查哈洋水利工地上“逃跑”了。3个月后的一个清晨，他背着装满香肠、糖果的旅行袋，无奈地回到白雪覆盖的北大荒(600598,股吧)。
在团部的7天“学习班”接受教育后，汪丁丁被分配到连队的厨房打杂。他能用一根扁担挑4桶水，每天清晨从一里地外挑水灌满厨房的两口水缸，外加十天半月追杀一头肥猪。没几天，他就被师傅夸奖为“尿性”，意思是“能干”。在一位哈尔滨知青的小提琴声和他带来的《莎士比亚选集》中，惆怅的少年寻索到一些精神的慰藉。
在波谲云诡的1971年，汪丁丁“逃回”北京。赋闲在家的3年里，他读遍家中堆放的马列著作，数百本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各国历史、世界通史、希腊悲剧和罗马历史，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雨果、杰克·伦敦等名著。
大规模的“批林批孔”展开时，汪丁丁已在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的工厂当工人。他被指派参加领导工人“理论写作组”，自学了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
1977年高考恢复，汪丁丁第一志愿是北大世界史专业，最终被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最让他着迷的，还是哲学。在大学的图书馆里，他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和罗素的书，罗素让他认识了休谟，由休谟又到康德。这让他在欧陆哲学之外，接触到了美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
1980年代初，这个国家开始呈现出一些早春气息。应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要求，马洪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名为“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项目，参加这个项目的成员们如今大多是中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人物。因为缺一个懂数学的研究人员，汪丁丁被吸收进项目，他当时是中科院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的研究生。
在“人口与就业”专题组，汪丁丁负责建立中国“劳动与就业”的经济发展模型。那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他跑到商务部和物资部“蹭机”。此时还未成为他妻子的小李在商业部计算中心工作，坐在机房帮他敲数据。
第一次拿到的结果令他目瞪口呆——按“最优控制原理”得出的数据荒诞得离谱：到2000年，“就业”的数字翻着番地往上涨，每年要增加的就业机会高达数千万。
每天，“劳动与就业”组组长姜洪抱着汪丁丁的计算结果回家研究，从中找出一些合乎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后来汪丁丁对他说，你指导我读《资本论》吧，只要我懂得了经济学，我自己就可以把经济预测模型做好。
他对经济学的兴趣由此迸发，边读边写下《资本论》第一、二卷的读书笔记，并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建立了“两部类”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看了他的读书笔记，姜洪吃惊地说：丁丁真是很少见的学生。
在那些明亮的日子里，这个年轻人充满自信，觉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体系。等读到第三卷，他同样陷入了“价值转型问题”无法自拔——马克思到底是怎样推导出“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结论呢？
他把自己建的数学模型拿给马洪看，几经辗转，到了丁宁宁手中。有一天，丁宁宁把他约到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天才人物，苏联甚至有更多的天才人物，他们研究了那么多年《资本论》，对社会发展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有什么作用吗？他认为，这些研究没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被泼灭后，汪丁丁有些抑郁。在一名北大经济系学生的建议下，他开始读厉以宁著的《西方经济学源流》，“觉得里头没有什么哲学的东西”，接着又读高宏业翻译的萨缪尔森三卷本《经济学》。
1985年，他的导师——一位研究中国人口最优控制问题的学者把他带到位于夏威夷的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是一位韩裔教授，主动提出给他全额奖学金。一年后，汪丁丁转入夏威夷大学攻读经济系博士。
这个每门课都拿A的中国学生很少出现在课堂，偶尔去一回，总爱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指出老师讲课中的错误。等自己当老师后，汪丁丁说自己才明白这么做多么令人难堪。因为一门课期末得了一个89.5，他拦住教授质问，对方用讥诮的眼神打量了他几秒钟，然后说：这是他历来给过的最高分数。
汪丁丁说自己肯定是班上最用功的那个。夏威夷大学拥有全美排名前15的图书馆，他常常一天花十五六个小时在图书馆的书架间“漫步”，如同一名将军，知道麾下每一支部队的所在：资料地图存放在地下室，一层是参考书架和期刊阅览室，二层有数学物理生物的书籍，一直到顶楼的哲学历史文化和东亚各国期刊。
据汪丁丁的弟子总结，他没有师从过世界级大师，主要依靠图书馆和书店获取知识。进入网络时代后，他把握了这一知识分享、传播的新型工具，与各个学科的前沿进展“同步”。每天清晨8点，他的学生们刚刚起床，他已工作了几个小时，通过互联网检索完成各个学科、上千本学术刊物的文献综述和阅览。
“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只要有书、有时间就可以了。你看杨小凯的数学多扎实，他是靠监狱里自学的。”他微皱了下眉头：“但现在的孩子不行，自学的动力和能力都太差！”
1980年代初，杨小凯、钱颖一在北美组织召开“留美经济学年会”。汪丁丁坐飞机到美国东海岸，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在美求学经历。“结果发现哈佛也就那么回事，和学校有名没名没太大关系，大家都是靠自学。”
“张五常老说他很lucky，说自己碰到多少好老师，都是诺贝尔奖得主。说我不行，成不了亚当·斯密，因为你没有老师。这是遗憾，但反过来说，跟着一个名师也容易被害了，活在他的阴影下，永远超不过他。”汪丁丁说自己不属于任何门派，“我博学百家，哪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学说都有可取的地方。”
“文革”期间，他曾把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导言部分读了很多遍。他说，这让他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科学说到底都是不那么科学的，所以，必须时刻注意到科学的局限性。
同情之理解
王元化去世前，汪丁丁每年都会和妻子一道去拜访老先生。2000年后的某一日，他和王老，还有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坐在一块聊天。
张汝伦谈到哲学的重要性，认为哲学高屋建瓴，如果再“往下走”就容易走得通。身为文学评论家的王元化观点正好相反，“他说：逻辑不能穷尽一切，而且往往是有害的，你一定要观察真实生活中具体的表象、行为和情感，然后从这里面再提升抽象的理论。”这句“抽象上升到具体”，让汪丁丁“牢记一辈子”。2013年，他以此为标题，给周其仁的新书《改革的逻辑》写了一篇跋。
“在想象力的约束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建构许多逻辑自洽的体系”，但穷经皓首炮制出一套理论，若被认为与真实世界了无关系，那是致命的。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真实世界相关，而不应只是直面数据。
1990年代末，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进行大论战。应朋友之邀，汪丁丁写了一篇至今仍被引用的文章《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文中，他提出了“直面现象”的方法论：“大量地学习理论，之后可以有所‘悬置’，再以深厚的理论所塑造的知识传统和支援意识去直面现象，这样才可以有所‘体悟’。”
对于中国复杂社会现象的直面与把握，汪丁丁说自己得益于两位同属一代的友人——一位是“中国最优秀的调查家”、经济学者周其仁；另一位是“中国最杰出新闻企业家”：媒体人胡舒立。
1996年，汪丁丁回国任教。在北大朗润园里，遇上刚从美国归来的胡舒立。这位外媒眼中的“中国最危险女人”刚从别人手中收购了一个刊号。开车送汪丁丁回家的路上，她邀请他为草创中的《财经》(博客,微博)杂志写文章——从此，他和胡舒立团队合作了整整15年，先后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的学术顾问。
《财经》创刊头几年，暂住在母亲家的汪丁丁只要无事，就骑着自行车或坐3路无轨电车去《财经》办公室“义务上班”。他在编辑部赶稿子，参加编前会，旁听选题汇报，给新来的记者上课，跟着记者去采访社会边缘人，亲眼目睹了“小姐”们身上被香烟烫出的一个个伤疤……
截稿当晚，他常常充当“倚马可待”的写手，以半小时一篇的速度赶写评论。等凌晨3点新一期杂志送进印刷厂，副主编王烁累得在条凳上呼呼大睡，汪丁丁就在一边看书，坐等黎明到来。
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进入“腐败”高发的初期，军队经商、小煤窑矿难、黑帮、股市中的黑金操作……通过参与胡舒立团队的事业，汪丁丁说自己不再是林语堂自嘲的那种留洋归国人士——“坐在玻璃轿子里穿行在街市上，对中国社会看是看到了，但是不理解”。
在《财经》，汪丁丁参与主持“高端对话”，和吴敬琏、易纲、许小年、李剑阁等轮番进行有关改革和经济问题的讨论，话题涉及医疗、教育等等。1998年，他和吴敬琏有过一次“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两人谈到对中国出现“裙带资本主义”苗头的忧虑。
在汪丁丁的提议下，专注于主流市场的《财经》开辟了“边缘”栏目。“在主流市场外还有一些边缘的弱势群体。我们的自由主义不是简单的自由主义，它必须顾及到中国社会的底层，然后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他坚持写，一直写到繁重的教学让他再也没有精力兼顾。
在“边缘”，汪丁丁写过出租车份子钱、食品安全、卖血和教育乱收费，还有“英子”。英子是哈尔滨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她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先后自办“贫弱女子扶助所”、“爱心热线”，终因生计所迫转向色情电话服务。1998年，她被警方拘捕。
《英子》一文在海外引起反响。日本、美国以及在华的一些外籍人士打电话到编辑部，询问作者为何人，他们如何能帮助到“英子”。
汪丁丁提出的“复杂的自由主义路线”，也成为胡舒立团队对外标识的一个基本价值立场。“丁丁对中国现实有一种深切的关注，同时又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王烁说，“这和我们这种每日面对社会现实、关注制度变迁的媒体正好相得益彰。”
王烁如今是《新世纪周刊》执行主编。他与汪丁丁相识于1998年《财经》创刊之时。他认为，汪丁丁对于他们的首要价值，在思想交流层面。早期，他和胡舒立会和汪丁丁定期会面，谈论各种话题。“这种交流非常重要。”在1990年代末，关于改革有过一段比较剧烈的辩论时期，他和胡舒立从和汪丁丁的理性讨论中理解了不少。
随着杂志和胡舒立本人的声名日隆，《财经》在各界享有广泛的人脉资源。然而，王烁认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好找，像汪丁丁这样能和各种思想、观点进行“有效对话”的学者却非常罕见。
“在国内，对重大议题持不同看法、学术渊源不一样的学者很多。但是，丁丁有一种多元的学术背景，以及他的超然姿态，和现实的距离，使他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在国内经济学界比较被各方尊重与认可。”
每每和记者谈及胡舒立团队，汪丁丁都会用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词——我们。“没错，我们当然是要改变中国！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中国，参与变革，这是我长期参与胡舒立团队事业的一个个人目标。马克思说得很对：真正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书生的行动
“闲云野鹤”，是朋友们最爱形容汪丁丁的词。韦森说：丁丁是住在山上的人，“偶尔下山，到集市上来转转看看，然后又回他的山上去了。”但从2008年起，这位20年来在书斋里批判社会的学者转身成为一名“行动者”，投入到一场挑战现行高校教育体制的“革命”中。
在渤海之滨的东北财经大学，汪丁丁和他的同道们在进行着一项“跨学科”教育实验。它着眼于应试教育和分科教育制度的弊端，倡导一种“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教育，融合早期儒家教育和当代西方教育。用汪丁丁的描述，其目的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马克斯·韦伯语）。
构想形成自2002年。那时，汪丁丁回国任教数年，对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有了很多批判性意见。在浙大同事“请一顿杭州最好的日本料理”的激励下，他给时任浙大校长潘云鹤提交两份方案——《转型期中国社会学科研究纲领》和《跨学科中心的设想总纲》。
方案几年未见推行。在东财领导的支持下，汪丁丁把“蓝图”挪到大连。去之前，好友周其仁劝他：丁丁，咱们只管唱戏，大学就不要去碰了，你一个书生去做，会碰到很多问题。汪丁丁说自己就“不管了”，因为“说什么改造社会，都没有比教育来得彻底”。
从最初的师资招聘，到跨学科实验班入学的笔试面试，到课程内容的设计，他都亲自制订把关。按“遮蔽灵魂的东西都去掉”的主旨，实验班第一年只设基础课。除本校资源外，他们举办由外校教授主讲的跨学科系列讲座，请来大连图书馆的老学者给他们讲《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
实验班第一年就遭遇“滑铁卢”。2009年国庆节前夕，他们接到校方通知，实验班必须参加一周后的保送研究生考试。仓促应战，大多学生在考试中遭淘汰。
“可惜啊，其中有头脑特别好的。”汪丁丁痛惜。第二年，他们就学得聪明一些，“被体制征服了，调整课程，适当加大专业课比重，让他们能够适应保研考试。”接着又有新问题：跨学科中心不被允许按自己的综合评估标准来筛选保研名单。于是，“又刷掉一批德才兼备的”。
每年都有“鸡飞狗跳”的事件发生，师资、保研、直博、教学评估，各种资源的争夺与较量。这让毫无体制内经验的汪丁丁时常觉得力不从心。沟通，吵架，吵完再道歉。助手意味深长地敲打他：“汪老师，一减一可不等于零。”
“在我十几年的批判里，官僚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几年下来，我越来越感觉它是一个实体，各种既得利益盘根错结在一起，很复杂。”
最琐碎、最鸡飞狗跳的部分，都由妻子小李去处理。她是他们的“政委”，下属们如和他有不同意见，都去找她说。因为汪丁丁一听就骂，骂他们是维护官僚体制。小李的手机一直开着，了解情况，兼做思想工作。
跨学科中心主管教学的魏宝社觉察到汪丁丁这几年脾气、性格发生了微妙改变，“长进很大。过去一提到官僚体制，他立马就痛恨不已。”汪丁丁说自己也在学习中——政治妥协的艺术，权衡利弊的实践。“体制内的改革不能太极端，要一点点来，每年推动一点。”鲁迅先生也说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是要流血的。”
五年下来，当初纸面构想完美的蓝图在行进中已是不伦不类。汪丁丁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同事，不能清高，不能懒惰。“我们毕竟要从自己周围的工作开始改变吧？”
5年的学习和生活，也悄然改变了实验班学生的人生轨迹。
回忆起2008年进实验班的第一年，董加加说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晕乎乎的状态。“很不适应，这么庞大的知识一下子涌入大脑，有这么多课堂讨论，要做这么多预备功课，还有这么多作业，这么多团队项目……”
半年下来，他就觉得和同寝室其他院系的同学没什么共同语言了，“我们都成了异类。”“不谦虚地说，相比原来的同学和朋友圈，我的视野要开阔得多。”
大二学完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董加加一度觉得自己掌握了解释世界运行的完美工具。“现在，接触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我都会思考它可能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这是跨学科教育所倡导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08级实验班的陈慧用“奇妙”来形容5年的经历和感受。“现在，我们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2012年起，第一届实验班的7名在读博士开始参与跨学科中心的教学。他们合作向大二的师弟师妹们讲“行为金融学”，从为“一个家庭妇女的理财问题”求解的现实问题出发，用一幅巨大的“心智地图”，从头到尾贯穿起金融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学、统计学、行为心理学、仿真学等二十多门专业课的知识。
“小老师们”新颖的教学思路、活泼的课堂互动气氛，让最有跨学科背景的魏宝社“自愧不如”，也让汪丁丁感到几分收获的欣慰。这几颗他眼里“最抗折磨、就跟红军万里长征一样宝贵”的“种子”将在明后年毕业。他们将全部留校，成为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后备师资力量。
董加加认为，6年中自己最重要的命题，还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他曾向汪丁丁请教如何找到那个问题，“汪老师是一个好的领路人，但他没有给我答案。”
四十多年前，梁漱溟总结说自己一生被两大问题纠缠：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作为仍身处百年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汪丁丁心有戚戚焉。
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他洋洋洒洒论证“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从各个学科理论角度出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分配正义、社会福利等制度改良方案。最终，他却把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落脚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只要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最后的落脚一定是人生问题。”随着年岁渐长，汪丁丁认为不一定是信仰，因为“信仰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他把人生的头号问题归结为“文化使命”——你到底“化”在哪个文化传统里，“因为只有文化才能让你有精神生活。”
“你说完全化在西方文化里，至少我不是，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朋友们也觉得很痛苦。你说化在中国文化里，经过‘文革’，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扫荡光了，我们都是成年以后才开始读四书的。”
在人生满一个甲子的2013年，汪丁丁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长文《我的教育生涯》。他承认，在大连做的跨学科教育实验，是在科研上进行一种汇通中西的“新文化”创新努力，区别于完全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成功，那我就可以了却生死了。”
（参考资料：王元化主编《通向林中之路——我的故事》；《汪丁丁访谈：学术与人生》，叶航采访；《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教育实验汇报》,崔文杰整理。特别感谢东财跨学科中心高峰、崔文杰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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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个大市场。从我住的山上走下去五分钟，是所谓“街市”，相当于北京的“农贸市场”，只不过这里是双层的，楼下是刚收上来的青菜，刚卸了船的活鱼，楼上是大排档，现货现吃的热炒。相邻的街道，把口是中资的“南方国货”和美国牌子港人经营的“麦当劳”。沿街一直走，数不清的小商小店，服装海产电器古玩金饰居民楼旅行社影带出租股票代理，散步半个小时，就到“中环”了。这里的金融交易，每日转手动辄数十亿美元，每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每一次红绿灯信号转换，都涌动着摩肩接踵的西服、短裙、公事包和耳坠。形容香港人的生活，一个字而已——忙，各人有各人的忙法。卖报纸的早上忙，开饭馆的晚上忙，办刊物的月初忙，大学生期末忙，老百姓平常忙，庙里的和尚礼拜天忙，社会名流忙于应酬，女士们忙于跟潮流，没有钱的为利忙，有了钱的为身后事忙。在这个“大市场”里住了近五年的我，现在终于开始忙了。我忙着为我以前从不着忙的生计设想我“烦忙”的存在方式——我失业了。
我将告别香港，轻轻地，离开这个原本没有一片云是属于我的地方。
市场和分工哪个先出现，我没有历史地研究过。在蚂蚁和蜜蜂的社会中我们看到分工而没有看到市场，所以从进化论推断，我们人类社会的市场一定出现在分工之后。更进一步说，当分工扩展到由血缘关系协调的范围之外时，它找到了市场这个协调手段。以此来诠释哈耶克的思想，我可以说，市场是社会分工的扩展秩序。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由这种扩展造成的巨大差异了。
当商品是由血缘关系协调下的分工生产出来的时候，交换的双方首先了解和熟悉的是生产者，然后才是产品。在决定家族内部谁应当生产什么的时候，人们根据他们所了解的人的特点安排商品的生产。产品的质量是由人的质量得到保证的。当分工超出了家族和乡土联系的时候，人们不再能够或不再可能了解每一商品的生产者，人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通过商品的效用了解它的生产者。不是吗？我们在尊重比尔·盖茨之前，更确切地说(如果你从没见过他)，是在尊重这个名字之前，我们已经尊重了计算机的功用，计算机“视窗”，以及他所代表的整个软件王国的权威；我们在尊重克林顿总统之前，已经对美国的力量表示了尊重；我们在尊重麦克·杰克逊之前，不管欣赏不欣赏他的歌，已经对关于他的广告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性质表示了尊重。对于更复杂的商品服务，我们作为消费者就连通过商品效用去了解商品和商品生产者也不可能了，我们必须通过专家或听取专家的话语才能判断一种商品的效用，从而才建立我们对这种商品(和它的生产者)的尊敬。再进一步，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是专家，或谁是具有可以信任的资格的专家，来告诉我们某种商品的质量。于是专家们必须贴上让人认为可以信任的“标签”，例如著名学府的文凭，著名导师的弟子，著名刊物文章的作者，等等。最后的问题是，我们甚至根本不认识和不能理解那些著名学术天平上摆着的“符号”，那些语言是专家的语言。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对别人的知识表示尊重(否则社会就瓦解了)，但我们不知道那些知识是怎么回事(否则分工就没有意义了)。
在各种专业里面，事情也开始起变化。一些人成了收集数据的专家，对他们数据的需求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活就越好。另一些人成了制造模型的专家，他们想象出来的各色各样的因果关系越多，他们的模型就越需要抽象，他们就越要变成数学家或符号专家，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是专门养活这类专家的，例如五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和现在的哈佛大学。每一个细小的专业里都有几个“公认”的权威，他们负责给资历浅的专家贴标签，好让市场认得。这样节约了我们普通人大量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时间(成本)，社会进步了。当社会进步时，那个造成这种进步的制度，象所有生命体一样，就获得了复制自身的能力。“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它要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让所有的人都参与不断降低商品成本的竞争和献身给层出不穷的创新浪潮。“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同时又是一种退步”。先是工业品便宜了，因为大规模机器的使用；然后是农产品便宜了，因为大规模农场和服务体系的建立；最后是知识便宜了，因为成批生产出来的大学生和博士，还有按着同一尺寸裁剪的教授，服从统一标签的专家，和认购这些标签的社会。
当香港变得富裕起来时，造成这种富裕的制度也开始复制自身。香港大学的经费不再像政府福利事业费或任何非盈利机构的捐款那样源源不断而且不计较回报率了，现在公立大学和各个院系的经费必须按照注册学生的人数发放，按照私有制的方法分配资源。这种压力之大，就连一心想把香港大学经济系办成芝大经济系的张五常，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食人间烟火”，不仅力排既得利益集团之议，把经济学院改成了“经济金融学院”，而且现在每次开会必讲注册学生数，发表文章数，办公室面积或教职员名额等等数字问题了。“标签”，必须找到社会承认的标签。经济学是西学，香港社会承认的经济学专家的标签必须是“西方的”，必须是经西方著名刊物或著名导师注过册的，必须是能够与西方学术制度沟通的。因此，这里需要的教师，正如张五常近来强调的，要么是讲课的能手，动辄几百人听课；要么是发表文章的能手，在西方专业刊物上博取功名。只有这两种广告标签能吸引香港学生，能为大学带来经费。
做了多年“市场经济”的辩护士，凭我对市场的理解，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市场不再需要我。要我干什么呢？我讲的课学生勉强听懂或听不懂；我写的文章从来不是用外文发表的；我受的教育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没有名师或名校的招牌，也不可能凭我默默无闻的“名气”推荐学生去西方的名校或名师那里深造。了解我的人帮不上忙(因为这是制度和规则问题)，不了解我的人没有任何标签可以借助来了解我。一个没有站稳脚跟的市场经济也许需要我，因为我的辩护帮助它营造它自己的意识形态。一个如香港这样成熟了的市场经济不需要我，它不要任何人为它说话，它只让钱说话——“money talks”。
市场的原则是“平等”，它只见物，不见人，它不能容忍那个平等竞争的外在同一的尺度遭到破坏，它要求每个人在有权利追求自由之前，完成自我异化的苦役。我们应当赞颂市场的原则，靠了这个原则，分工得以冲破“家”的束约，物质财富的源泉有可能极大地涌流，我们的子孙有可能挣脱分工的奴役。有过一些时候，我怀疑我的信念是否虚幻：当我们的子孙过着我们难以企及的丰裕日子时，他们的物质欲望会不会以我们同样难以企及的程度压迫着他们的精神追求呢？诗，如果被遗忘得太久，会不会就象打火石或顶针，永远丢失了呢？
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说，探求知识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认识到我们心灵的性质最适于从整体上把握知识。他批评那种认为单独在一个方向上探索知识可以增进我们心灵的智慧的观点，他坚决认为知识开启心灵的唯一途径是让心灵在各个方向上探索，因为任何一部分知识都需要其他部分知识的配合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我把知识的这种逻辑结构称为知识论第一原则，并据以建立我自己的“后制度经济学(post-institutional economics)”，以区别于“老的(old-)”，“新的(new-)”，和“新后的(neo-)”制度经济学。
笛卡尔的原则并没有被所有的现代人遗忘。在与经济学相邻的历史学或社会学领域里，我们不时可以看到理论整合的努力，而每一次这样的努力总跟随着理论的分化和进步，然后是另一次的整合。只有经济学，以其惯常的“帝国主义态度”对待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时时打算以它严整的原理去整合那些已经被后现代和批判思维搞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系的观念和思路。难道经济学真的没有危机？真的不需要哪怕是瞟一眼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正在全力应付的“现代性”的挑战？
对经济学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决策者们，他们一直在抱怨经济学家的可怜的预测能力，他们说经济预测的准确性象天气预测一样吃不准，他们甚至发现经济预测与现实经济的负相关性(不过若果真如此，经济学家会非常满意的，因为那意味着高度的准确)。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理论经济学内部。那些被请去参加撰写英国《经济学杂志》两百周年纪念与预测下一世纪经济学发展方向的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们，让人惊讶地发现，他们都觉得目前经济学的方向基本是错的。我记得当我一九九○年见到这些文章时，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工具的抨击，我很幸运和难得地不在此列。在我看来，这两方面的批评说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经济学理论已经基本上脱离了现实世界问题。经济学刊物上的文章大多是研究经济学学术传统内部创造出来的问题(这也是与冯·诺意曼合写《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摩根斯坦的看法)。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有一次对我感慨说，经济学迟早会被金融学取代，因为经济学越来越没有用处！
一个没有内部紧张(tension)的学科，其危机必定是深重的，其命运必定是最值得担心的。经济学内部曾经有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曾经有过“两个剑桥之争”(围绕资本理论)，曾经有过“货币理论”之争，那是几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合理预期”学派只是佛里德曼对“凯恩斯革命”反击的回声)，二十年了，有谁能指出类似的意义重大的论争吗？我不知道经济学前途如何，但我从来不相信它是健全的，从我做学生的那一年起。它的病态首先表现在没有人“分工”做理论综合的工作，所以就没有人能够向希尔伯特那样提出后来指导了整个二十世纪数学发展的那些重要的“希尔伯特问题”。据说(一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教授说)芝加哥学派认为：经济学基本的理论已经由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建立了，我们后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把它修补得更完善并且推广它在实际中的应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的。因为理论体系的危机只发生在当它无法解释某种意义重大的事件时。二百多年来，市场经济基本上运转正常，经济学家看不到重新构造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在预测未来的意义上，经济学的危机已经发生了，从穆斯(John Muth)和鲁卡斯(Robert Lucas)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提出“理性预期”问题开始(他们不久就意识到经济学对“理性”的理解是成问题的)，从博弈论学家，在夏仙义(JohnHarsanyi)提出解决办法之前，面对不完全信息博弈不知所措开始，从阿罗(Kennith Arrow)证明，在相当苛刻的假设下，集体选择不可能是理性的时候开始。几乎所有非经济学家都看到，西方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妨叫做“后工业社会”的时代，那里的人们(有能力)厌烦大工业规律那种渗透一切的如卓别林《摩登时代》所塑造的异己力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已经为我们勾勒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基本冲突。(《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以及赵一凡译序)不仅如此，当非经济学家们忙着构想他们解决那个新时代的基本冲突的途径时(例如哈贝玛斯)，我们经济学家仍然经验地和谦卑地坚持“哲学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可是经济学家不愿意正视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正在多样化，从而人们相信什么样的解释正在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价值判断的影响。换句话说，基于“理性人”博弈假设的经济学将要面对的第一个危机是：均衡的基础是什么？经济理论的发展正在显示这样一种逻辑，先是人们意识到做为工具的“理性假设”可以把研究“物竞天择”的演化过程转变成研究静态的均衡和均衡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这是阿尔佛莱德·马歇尔首先注意到的)，然后人们意识到必须推行彻底的理性假设才能够避免发生逻辑上的矛盾(“合理预期”学派早期的发展)，再后来人们发现，必须以博弈模型取代一切传统的经济学模型(这是“合理预期”运动强调经济行为人之间通过相互猜测进行决策的结果)，这就是目前(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正在经历的事，在经济学的一切领域里，博弈论开始重写经济学(一九九四年博弈论和一九九五年“合理预期”学派分别得到年度诺贝尔奖只是整个事件的脚注)。最后，我认为逻辑的发展，就是人们会意识到博弈均衡的基础其实有赖于参与博弈的人们的信息结构和这些人对所占有的信息的“解释”——我称之为“知识结构”。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我想，经济学的另一次革命就降临了。那时经济学家将不得不重新学习，向所有现在的非经济学家学习，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理解”，什么是“意义”，以及什么是“传统”。
我曾经努力过，努力理解全部经济学思想，以及和它相邻相关的领域内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件。我知道了经济学的好与不好。七年前我的博士导师(Burnham Campbell， 他已经去世了)警告过我，不要试图重写经济学。当然，我的努力还没有任何结果——也许永远没有结果。“我探索过，我失败了，但我探索过了。”
我走了，平静地。在我书包里的一张纸上，写着系主任同意评审委员会辞退我的理由：“(1)没有英文论文发表。因为研究领域太广泛。(2)没有管理方面的贡献，虽然人品上乘。(3)没有特殊的讲课才能，虽然开过许多不同的课。”他不忘记加上他个人的评语：“此人集智慧，学术训练和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关心于一身，这在目前经济学家里实在难得……”我还没有找到前途——是去为一个也许需要我为之鼓吹的立足未稳的市场鼓吹呢？还是离开市场，去到遥远的异乡面对一片大海，一个寂寞和属于自己的世界？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1996年4月号的《读书》杂志的P55－61页上，署名为“丁定”。此文是汪丁丁在被香港大学经济系辞退后的所思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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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再谈脚踏实地的自由
假如一个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强烈的新闻效应，假如个人选择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当询问，这样一个“市场社会”，它的心理基础是否足够扎实？是否能够延续？是否不可能成为社会博弈的新的均衡？
若干年以前，我们论辩：自由不是飘浮在天上的理念，自由是一种真实生活，故而只在生活中才有所落实，这叫做“脚踏实地的自由”。大约三十多年前，哈耶克曾经感叹：自由若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奉持的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对任何个人而言，例如对苏格拉底而言，就都不会有自由。
一段关于脚踏实地的自由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经济学叙说，首先询问的是：在何种“不自由”状态中，我们将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一切关于“幸福”的感觉？哈耶克的回答是，根据我的理解，自由并不一定意味着快乐，甚至不意味着幸福，因为自由人的生活需要承受痛苦——例如，承受失业、竞争、为金钱而谋生的痛苦。因此，对经济学家来说，脚踏实地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权衡：在不同种类的痛苦生活之间，选择较好的那种生活。
经济学，像其他学科一样，有大道理，还有许多小道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稳态”社会里，你最需要知道的，是那许多小道理，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知道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学创立之初，在《政治学》和《伦理学》里面提出来的那些大道理。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迅速变革的社会里，例如中国社会，那么你最需要知道的，很可能首先是大道理，而不是那些对你而言显得格外琐碎的小道理。可惜，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是学生们从他们的西方老师那里带回来的，于是它被表述为一大堆西方老师们关心和仔细研究过的小道理。读到这样经济学，我们就难免产生“不合用”的感觉。故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更加亲切，是更切近我们关于人生选择的经济学。
所以，在各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比较不痛苦的，把它们称为“幸福”。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如何选择：
(1)懂得你自己的偏好，或者，效用函数。
(2)熟悉你周围的世界，或者，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集合。或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参与城邦政治。因为人的最高自由是通过政治行动来落实的。例如，你的各项权利，是通过你和邻居们达成了某种政治协议，才得到后者的尊重和维护的。
(3)在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集合之内权衡，找到那些最符合你的偏好的行动方案并加以落实。
上列人生选择处方，能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呢？经济学家说，在产权界定清晰的范围内，都适用。所以，人生选择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事前看清楚选择方案的集合的边界。越是在转型期内，个人选择的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诸项权利)就越是不能确定。因为，如上述，社会对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政治行动的结果。转型社会的诸种不确定性当中，最显著的是政治不确定性。
这样，经济学里面的“大道理”告诉我们，人生的可选择性，依赖于政治行动。这里，政治是广义的，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群体行为——社会选择理论是研究这类行为的新政治经济学工具之一。
社会选择理论也有它自己的大道理和许多小道理。其中，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大道理之一，可以翻译为这样的看法：一群人，如果他们的偏好太接近，差异太小，那么他们的政治行动将如同??分理性，十分有效率，却往往是不自由的——因为少数人表现出来的独特偏好会被忽视甚至遭到压抑。柏拉图对此感悟甚深，因为他的老师苏
格拉底就是被这样过于统一的大众偏好给投票表决处死了。这篇文章开篇引述的哈耶克的感叹，也是就苏格拉底之死而发的。
个人的自由，于是首先依赖于他周围是否有更多的个人愿意选择更自由的人生。杨振宁博士的私人生活，不论它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么不符合生活的“惯例”，毕竟，它是大众政治行动的后果之一——我们不是通过政治行动选择了市场导向的社会变革吗？我们不是至今仍然不愿意放弃市场社会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比较幸福的人生吗？那么，为了不那么自相矛盾，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可选择集合内独立选择呢？
另一方面，杨振宁博士和翁帆女士也一定会理解：在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社会里，毕竟，舆论也有它自己的偏好，会在它的可选择集合内作出独立选择。它若给我们任何一个人带来了痛苦，我们只能把这种痛苦看做自由生活的代价之一。
然而，这里报道的舆论倾向十分值得警惕。假如一个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强烈的新闻效应，假如个人选择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当询问，这样一个“市场社会”，它的心理基础是否足够扎实？是否能够延续？是否不可能成为社会博弈新的均衡？
例如，推而广之，我们是否将派一名警察到我们邻居家里去搜查“黄碟”、以便让我们的社会良心不受打搅？我们是否将立法禁止大学生情侣入住任何双人房间、从而不让我们习惯了的传统生活方式贬值？我们是否打算检查每一个人的日记、以免其中一些离经叛道的念头在日后毒害青年？
自由，一旦要成为脚踏实地的，就要求每一个人养成与自由生活相适应的道德意识——所谓“自由的精神气质”。一个不能养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民族，恐怕永远难以拥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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