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历史版本 :《我用微软改变世界》 返回词条

艾伦的回忆录叙述了他与盖茨早期的创业经历，直至1983年他离开微软。该书必将给现代社会最知名的商业伙伴关系之一增添一点争议。

——《金融时报》（英国） 　　我们的时代里，最具无休止的好奇心和广阔想象力的人物之一的故事，它用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永远的改变那个时代的。

——简·温纳，《滚石》创始人　　艾伦的故事在很多方面都是振奋人心的，他从一个连阿尔布开克市50美元的旅馆费用都支付不起的孩子，成长为了一个探索世界最大程度的延伸并且将金钱投入到他酷爱的喜好中的亿万富翁。简而言之，《我用微软改变世界》是艾伦自己眼中的不加任何修饰的生活故事，巅峰和低谷，吉他困境和争论，3艘游艇和2次与癌症的斗争。

——美国科技博客网站GeekWire 　　他再现了他们早期拼尽所有精力和激情的精神，提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画面，他们用什么方式创建了微软巨兽。

——美国彭博资讯（全球最大财经资讯平台）　　无论何时，当你有机会到达技术与创新世界中最伟大的创造性头脑之一的幕后，你只要跳上去就可以了。

——皮特卡洛，西雅图海鹰队主教练以及《WinForever》的作者　　一个伟大创新者头脑的难得一瞥，一次仅有保罗的朋友才有的机会，一个普通的美国男孩成长为历史上最富有的男人之一的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

——凯莉·费舍尔，英国著名斯诺克球员　　用任何言语来形容，保罗都是一个真正的冒险家。作为朋友，他拥有忠诚和慷慨的精神。他的想法帮忙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而目睹他头脑的工作方式就像是看一场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吉他独奏：你不知道他到底如何做到的，但是它确实震撼了你的内心。

——戴夫·斯图尔特，美国知名音乐人　　腼腆，谦逊，杰出……每一页都体现了保罗艾伦非凡的才华和慷慨的精神。

——博诺，爱尔兰摇滚乐团U2的主唱　　艾伦对于他的微软时期以及他与比尔盖茨复杂关系的描述，使得这本书极具阅读吸引力。

第一章 时机

第二章 根

第三章 湖畔中学

第四章 伙伴

第五章 华盛顿州

第六章 2+2=4！

第七章 MITS

第八章 合伙人

第九章 软卡

第十章 象棋项目

第十一章 情谊已尽

第十二章 警钟

第十三章 群雄争霸

第十四章 开拓者狂热

第十五章 第十二人

第十六章 太空

第十七章 吉米

第十八章 连线世界

第十九章 通信线缆

第二十章 探索

第二十一章 人脑图谱

第二十二章 探险

结束语

致谢

附：人工智能、数字亚里士多德、光环计划 

1974年12月的一个周末下午，我走在前往哈佛广场的路上，全然不知自己的人生即将发生改变。那天正下着雪，天气很冷。我已经21岁了，却身处迷惘之中。几周之前，女友去了3000英里外的西雅图——那里是我们的故乡，而我还要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度过三个学期才能毕业（过去两年中我已经休学两次了）。此时的我在一家名叫“霍尼韦尔”的公司里打工。这家公司在一座又脏又乱的住宅楼里，工作也没有什么前途。我还有一辆汽车，1964年的克莱斯勒“纽约客”，极其费油。若是到第二年的夏天再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我就只能先回去上学，完成学位了。

那段时间里，经常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是哈佛大学生比尔·盖茨。我们相识于湖畔中学湖畔中学（Lakeside School），是一家私立中学，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以北的哈勒湖区（Haller Lake）。——译注，那时他上八年级，我在十年级，从那时起我们就混在一起。我和比尔一起学会分析电脑编码，并在十多岁时就涉足了一桩后来失败的生意，肩并肩做着专业编程工作。正是比尔鼓动我来到马萨诸塞州，准备一同退学，共同创建一家科技公司。而后，他一转身又去上学了。比尔和我一样，都不安分，总爱尝试新鲜事物。

比尔和我一直在撒网般地找寻商业项目。我们想，最后还是应该写个软件，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才华的。有时我们在哈佛比萨屋里，一边享用咖啡或辣肠馅饼，一边幻想着未来的创业生活。有一次我问比尔：“要是一切顺利，你觉得我们的公司能办得多大？”

他回答道：“我想会有35名程序员的规模吧！”对我来说，那可真是个雄心壮志。

自从20世纪50年代集成电路技术面市之后，前卫的思想家们就曾设想功能更强大、价格更实惠的电脑问世。1965年，年轻的物理学家戈登·摩尔在《电子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预言。他宣称，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最多晶体管数量将会每年翻一番，而芯片的成本保持不变。在1968年参与创立英特尔公司之后，他又把这个定律略作修正，将更新周期改为两年——即便如此，增幅仍然是巨大的。类似的趋势很快在电脑处理速度和磁盘存储容量方面显现。摩尔定律体现出简单而深远的观察力，直到今天仍然正确有效。随着芯片技术的不断推进，电脑的运行速度会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便宜。

摩尔定律的精准性在1969年变得更加明显，而这时，我跟比尔刚刚结识了几个月（那时的我16岁，正在一台大型计算机上学编程）。一家日本公司比吉康为击败竞争对手，委托英特尔公司为一种便宜的手持式计算器设计芯片。按比吉康公司的设想，这台新型手持计算器需要12个集成电路芯片，而英特尔的电子工程师特德·霍夫却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了削减成本，将整个可运行计算机的元件集成到一个芯片之中——这个东西后来被称作“微处理器”。

在这些新型芯片面世之前，为实现一个有限的功能，比如交通灯、气泵、打印终端等，需要数以十计甚至百计的集成电路。而作为大型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之间的过渡机器，一台微波炉大小的计算机也是如此——一个芯片只具有一个用途。霍夫的这个发明远非多用途那么简单，用戈登·摩尔的话说，“现在我们能制造一个单一芯片，却可以将它卖给数千种的应用程序”。1971年11月，摩尔和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罗伯特·诺伊斯推出了价格200美元的英特尔4004微处理器，在《电子行业新闻》上的投放广告宣称：“这是集成电路的一个新时代。”

开始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4004微处理器，但当时我读大一，有大把的时间读杂志。对电脑来说，这是一个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新的型号面世。当我第一次得知4004微处理器时，对它的反应与一个工程师无异：它能有什么妙用？

第一眼看去，英特尔的新款芯片就像一个相当不错的计算器的内核。但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拥有一个真正的中央处理器（CPU）的所有数字电路，这是一切计算机的大脑。4004微处理器绝不是一个玩具。不像那些有具体用途的集成电路，这个处理器可以从外部存储器里运行一个程序。由于架构的限制，这个世界上第一款商用微处理器几乎算是一个芯片上的计算机，就像广告中所说的那样，它是计算机普及时代的第一个预言者。

四个月后，我仍在关注芯片的发展，这时我又看到了这个发展中必然的第二步。1972年3月，《电子学》杂志宣布，英特尔8008问世。这款处理器使用了8位架构（8位元处理器），比起4004，能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支持多达16千字节的存储空间——对一般程序来说，这已经足够用了。商业界将8008处理器视作一个低预算的控制器，可以用在交通信号灯或者传送带上（在这方面，我和比尔将它用在我们后来的刚起步的企业中，用于分析交通流量）。不过，我知道，只要有机会，这款第二代微芯片能做的绝非如此简单。

我的那些“大构想”都是按阶段性发展方式开始的，在这个方面，就像是英特尔的早期微处理芯片的升级。而后，我想到了几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前沿发现将去往何方？什么东西本该出现，却还未问世？我能发明一些什么东西，用于满足需求？这场改革运动，谁应投身其中？

无论何时，只要是我有所顿悟的时候，这些想法总是将两个甚至更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孕育出一种新的技术，并将具有突破性的广泛的应用带给众多尚未被挖掘的用户。8008微处理器面世几个月后，有一个灵感在我的头脑中一闪：如果一个微处理器可以运行高阶语言，运用通用计算机编程所必需的工具，那将会怎样？

显而易见，开始时我们需要使用的是BASIC语言BASIC语言，即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初学者的全方位符式指令代码”的缩写。——译注，这是相对简单的编程语言，比尔和我在湖畔中学初学电脑时就学会了。当时最新的微型计算机是数字设备公司的PDP-11，它已经能在16K内存上运行更为复杂的FORTRAN语言了。使用8008处理器上的机器速度可能会慢一点儿，但我认为，它的费用只是PDP-11的一小部分，却能实现其大部分的功能。这样，普通人也就第一次实现了买得起计算机的梦想，他们可以给办公室配备计算机，甚至给家里买计算机。运行BASIC的8008处理器向大量应用程序打开了一扇门，为无数客户服务。

所以我问比尔:“我们为什么不在8008处理器运行BASIC语言程序呢？”

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说：“因为它又慢又差劲。仅BASIC语言程序就会用尽所有的内存，功率也就不足了——那只是浪费时间而已。”我稍微考虑了一下，觉得比尔说得或许有道理。他接着又说道：“什么时候更快的芯片上市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我和比尔很早就形成了一种默契。我是那个“谋士”，那个在稿纸上描绘轮廓的人。而比尔会倾听我的设想，然后提出质疑，最后得出一个最佳的主意，接着付诸实施。我们的合作有种自然的张力，但大多数时候这种默契很有成效，运行良好。

在来到马萨诸塞州之前的很长时间，我就在琢磨新一代芯片，它的面市应该不会耽搁太久。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用它来制作电脑——如微型计算机，但是会很便宜，并颠覆整个市场。我为交通流量分析机器寻找本地供货商时给英特尔公司写了一封信，顺便询问了他们的未来计划。1972年7月10日，一位名叫汉克·史密斯的经理给我回信：

我们未来打算要生产某种芯片，淘汰现有的8008微处理器。我们的计划是生产一种新的家庭设备，面向高端消费者（8008微处理器止步于此，其他留给了微型计算机）。新型家庭设备的面市时间会在1974年年中。

我不知道伟大的芯片设计师费德里科·费金早就在敦促英特尔管理层着手研发“英特尔8080”微处理器。直到1974年春季，这一消息才在《电子学》杂志上透露出来。这款最新的微处理器支持的内存将是上一代的4倍，运算能力是其3倍，并更加容易运行程序。汉克·史密斯错了，8008很快就要被淘汰了。就像费金所说的那样：“8080微处理器真正创造了微处理器市场。4004和8008指出了微处理器市场的存在，但8080把它变成了现实。”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8080微处理器符合运行BASIC语言的条件。因此，我一读到这则消息，就立刻告诉比尔：“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芯片。”接着，我向他夸赞8080的优点，尤其是它的价格只有360美元。比尔也认为8080性能不错，价格合适。但从零开始编写全新的BASIC语言程序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从来没干过——事实上，即使是编写出来了，也没有计算机可运行它。也就是说，不存在需求市场。“你是对的，这个主意的确不错。”比尔说，“什么时候有了可以运行它的计算机，再来告诉我吧。”

我不断催促比尔重新考虑一下，趁着别人还没动手，先编写一个8080的BASIC程序。“我们现在就开一家公司，”我说道，“一味地等待就太晚了，我们会错过良机的！”我在1974年10月23日的日志中，是这样写的：“周一晚上与比尔会面，对为8080编写基本编译程序/操作系统可能会达成一致意见。”但那只是我的一相情愿而已，比尔还没做好准备，而我若离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进展。我之前来到波士顿的目的就是我们两人作为一个团队，要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

我们都知道巨变就在眼前，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会造成什么结果。直到这个寒冷的12月的一天，我们来到哈佛广场。

城外消息书店就在广场的中心位置，靠近哈佛合作社书店，我偶尔会到这里来找点儿书。街对面是布里格姆冰激凌店，比尔和我常到这里来吃巧克力奶昔。每个月我都会在书摊前稍稍停留，买《无线电电子学》和《大众科学》等杂志来看。我会忽略掉那些封面上大肆宣传自制无线电发射器的杂志，而买那些能吸引我眼球的来看。

跟大多数杂志一样，《大众电子学》出刊时间会提前一两个星期。我要找的是新出的1月份那一期，我就差这期还没有读过了。它的封面标题是这样的：

大突破！

世界首台微型计算机挑战商业计算机！

“牵牛星8800”可节省1000美元！

在这些大号字体下面有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灰色的盒子，它的前端控制板上是一排排小灯和二进制交换开关——就像我事先预想的那种样子。我其实不知道，杂志封面上的这台“机器”其实是一个空心的模型，它的真正原型因为美国铁路快运的罢工事件而未能及时运达，所以在最后一刻用它滥竽充数了。——译注考虑到这本杂志的读者大多喜爱价廉的自制设备，我认为它的内部一定是一个独立微处理器，因为大量的常规芯片过于昂贵。那么只有一个问题：里面的处理器究竟是能力有限的8008，还是增强版的8080呢？我猜——同时我也希望——它是8080。

我从书报摊的架子上抽出一本杂志快速翻阅。我的预感慢慢得到证实，在杂志第33页，牵牛星的另一幅照片旁边附有一句用于推销的大标题：

　　牵牛星8800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微处理器

——只需400美元即可拥有！

正文的首句话是H?爱德华·罗伯特和威廉·叶慈写的，他们来自这部机器的制造商MITS公司（微型仪器与遥感系统公司），而这句话也正遂了我和比尔的梦想：家家户户拥有计算机的时代——曾是科幻小说家们的热点话题——已经成为现实！“牵牛星”代表着“一种成熟的计算机，足以与市场上的微型计算机相匹敌”，但“只是一台彩色电视信号接收器的价格”。

第二段文字更加确定：“在许多方面，(牵牛星)都代表了电子设计以及思想方面的革命性发展……它的中央处理器是个新型的大型集成电路（LSI）芯片，要比前一代的集成电路微处理器强大数倍。”这个中央处理器就是8080。这就是比尔要的答复！我这样想道。

我甩下75美分买下杂志，一路小跑，经过6个泥泞的街区，跑到比尔住的哈佛大学卡瑞尔宿舍楼。他正在为期末考试突击复习，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如此。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还记得你是怎么对我说的吗？”我说道，心里有些自豪，仍在气喘吁吁，“要是有人用8080做出了电脑，就告诉你！”

“是，我记得。”

“哈，现在有了！”我说。我把杂志拿出来，炫耀道，“自己看看吧！”

比尔一边读着杂志，一边在椅子上前后摇荡着，这是他陷入沉思的习惯动作。我能看出来，他也被打动了。“具有扩展性，就像微型计算机。”他嘟囔着。一套“牵牛星”售价397美元，几乎跟8080处理器的零售价格差不多了，而基本款“牵牛星”只有256字节的内存，已经足够运行程序来控制灯泡的闪动。并且可以通过存储卡插槽进行拓展，加上一个输入/输出板和一个输入/输出盒式录音带在纸带和后来普及的软盘之间，20世纪70年代中期，录音带是微型计算机使用的领先的存储设备。——译注，或者一个租来的电传打字机。只花不到2000美元，就能拥有一台工作机器。合理的价格改变一切——不仅对业余爱好者如此，对科学家和生意人也是这样。并且，“牵牛星”好像是可运行BASIC这样的交互式语言的，这个主意在我的脑海中已经蹦跶3年了。

在我们眼前的，是第一台商用个人计算机。

比尔放下杂志，我们开始为下一步做计划。好消息是：我们的火车终于出站了，坏消息是：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及时坐上这列火车。尽管杂志里的文章很含糊地提到了BASIC和FORTRAN两种语言，但MITS公司是否已经有了或正在开发基于8080的语言，我们无从知晓。不管是哪种结果，我们都会完蛋。

抱着一丝希望，我们用之前西雅图交通数据公司的商用信函给MITS公司总裁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我们要推出基于8080的BASIC语言。没有得到回信，我们随即就给他打了电话。“你跟他们讲，因为你比我大。”比尔说。

“不，你来打电话。这种事情你在行。”我说。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比尔负责打电话，但在电话中冒充是我。可是，考虑到或许要与MITS面谈，我们的想法是，由我去见面。我留着胡子，看起来至少像个成年人；而比尔——虽说已经迈入20岁的门槛了，还是年轻得足以冒充高中学生。

“你好。我是爱德华·罗伯特。”

“我是波士顿的保罗·艾伦，”比尔说道，“我们为‘牵牛星’编写了BASIC语言，就要完成了，我们想把它带给您看一下。”对比尔虚张声势的水平，我十分钦佩，可又怕他过了火，毕竟我们一行编码都还没写呢。

罗伯特很感兴趣，但这样的电话他一天能接十来个。他告诉比尔，就像告诉其他给他打电话的人一样：第一个拿着BASIC程序走进他在阿尔伯克基市阿尔伯克基市（Albuquerque），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的城市。——译注办公室并能运行顺利的人，将会得到为“牵牛星”编程的合同。（爱德华后来再次谈起这个故事时，关于为何他最终选定BASIC，他用其独特的风格说道：“因为这连傻子都能很快学会。”）暂时他什么都不能做，他说。由于MITS还在调试“牵牛星”的内部存储卡，他们需要在“牵牛星”上运行一个BASIC演示版程序。他们会在一个月后完成调试，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次电话一共持续了5分钟。谈话结束后，我和比尔都看着对方。给微处理器编写一个语言，说起来是一回事，可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我得知，甚至连MITS自己的工程师对8080能否运行BASIC程序都心存怀疑。

如果我们当时没那么年轻，或者更明白事理，我和比尔也许就放弃眼前的这个挑战了。但是，那时我们正年轻，血气方刚的我们竟然坚信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00第二章根

在1940年的《阿纳达科人》上，用两张1/4版的肖像照展示俄克拉何马州中部的阿纳达科阿纳达科（Anadarko），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卡多县（Caddo County）的县治所在地，是美国印第安人的聚集地之一。——译注高中的学生最高荣誉。“全优男生”肯尼斯·艾伦金色背头，镜头前的他有一个方形下巴，笑得很自信。“全优女生”埃德娜·法耶·加德纳卷曲的头发垂在瓜子脸旁，即使照片是黑白色，也能看出她的眼睛闪烁着光。

我熟知这个面庞。母亲如今88岁了，已不再是年轻时的样子，但她眼睛里闪烁的活力却从未稍减。

我父母的童年在艰难中度过，到成年时，却又赶上了世界大战。他们有头脑，有抱负，但命运给予他们的成就太少了。阿纳达科是一个仅有5579人口的小郡，距俄克拉何马州西南70英里，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搬到这里。母亲热情奔放，身材娇小，在学校时参加过各种音乐团体。她在阿纳达科的公共图书馆上夜班，这份工作圆了她少年时的梦想：把世界上所有著名作家的小说至少读一部。父亲“山姆”·艾伦是学生会主席，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中锋，擅长奔跑（他的外号“山姆”就是来自当时一位著名的跨栏选手西林·山姆）。他是一个很合群的人，喜欢随大流。直到有一天，他开始在图书馆露面。父亲喜欢探险小说和西部小说，但他来图书馆的目的并非完全在文学上面。有一天，他来到母亲家门前，打算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

可是他并未成功。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父亲站在那里，帽子在两只大手之间传来递去，母亲则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刚读完的一本书。母亲和四个兄弟一起长大，从来不会在男孩子面前感到害羞，她只是压根都没想到该问问父亲来访的目的。父亲慌里慌张地憋红了脸，转身溜回了家。他真是应该再聪明一点儿。

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并且与朋友们一道去了毕业舞会，没有约一个男友。那天她过得很愉快。

3年之后，父亲和母亲订婚了。

我第一次回阿纳达科探亲时，被当地人的口音吓了一跳。父母在近30岁时离开了这里，再也没有回来。我还从未在他们任何一人那里听过这么重的鼻音和拉长的音调。母亲曾告诉我：“我们只是决心说规范的英语，我们就是那么做的。”他们跟随大批外出打工的人去了加利福尼亚，随后来到了西雅图，把原有的生活抛在了身后。我觉得他们是想实现更多的成就，为他们自己和未来的孩子而奋斗。

1953年，我出生了。母亲回到西雅图北部的拉文纳学校担任四年级的教学工作。母亲求知欲强，对人友好，笑容天真朴实，她是那种学生毕业十年后还能在街上认出她、跟她拥抱的老师。她朗诵时音调规范优美，在最具悬念的高潮部分刹住，让学生们极度渴望第二天的课程。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每当母亲给我讲睡前故事时，我总会求她多讲一章《海角一乐园》。随后妹妹朱迪出生了，比我小5岁。此后母亲就辞去了工作。我觉得这对她是很不好受的一件事。“我喜欢教书，”她曾说过，“教书不像是工作，更像是生活。”

父亲通过军人贷款在韦奇伍德买了一座房子，这是一片位于华盛顿大学北部的新开发地区。韦奇伍德是一个典型的西雅图住宅区：绵延的山丘，郁郁葱葱、点缀着果实的樱桃树，木质结构的房子占据1/4英亩的土地。没有繁重的交通，晚饭后很多父亲跟儿子就站在大街上互掷橄榄球。我们的邻居中有一个卡车司机，还有一对开餐馆的法国夫妻。我们家的房子是两层三居室，深灰色的墙板，尖尖的屋顶，一个小小的前院草坪，还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后院。

我们家还有一个地下室，这里是我们全家人兴趣的缩影。地下室的一边是洗衣机；另一边是我稍稍长大后的化学实验室；靠着第三面墙的是父亲的工作台，墙上的木栓板挂着他的各种工具。母亲的书摆满了两个大书架，放不下的就堆在地上，跟成堆的《纽约客》杂志放在一起。当母亲开始从廉价二手书店——“聪慧的一分钱”里淘书，每次回家都有所斩获时，这种藏书泛滥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母亲博览群书，从古典的到最新出版的都有涉猎：贝娄、巴尔扎克、简·奥斯汀、切努亚·阿契贝、内丁·戈迪默、林语堂……对整理家务一丝不苟的母亲来说，这个地下室是个例外。她数次答应清理地下室的藏书，却连一本《国家地理》杂志都舍不得丢弃。不过父亲还是赢了一把：有一次母亲把父亲叫醒，因为她不敢独自去卫生间。父亲抓住时机立下一个规矩：不准再买鬼故事书。

在上幼儿园之前，我就会认字了。我记得曾翻看绘图识字书，随着书页的图画进入视野，上面的字似乎都能理解得差不多。之后不久，在圣诞节时，我收到了一本超大的图画本，里面有4岁男孩都想了解的很多东西：蒸汽挖掘机、拖拉机、反铲挖土机、消防车……我每天都看这本书。母亲发现我的兴趣之后，请一个朋友教了我一些蒸汽机方面的知识，虽然很浅显，但我首次得到了一些模糊的概念：齿轮、传送带，以及其他所有使得机器运转的幕后元素。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很快我就祈求一本关于汽油发动机的书，随后发展到蒸汽轮机，最后读核电站和火箭引擎的书。每本书我都读得极为认真，虽然没有领会所有细节，却充分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从一些基础层面来看，那些曾经充满“魔力”的东西，也已经变得有理可依。我开始明白这些东西的运行原理。

3岁时，我就读于坐落在山脚下的帕金斯女士的音乐幼儿园，并且给她带去了一段悲惨的回忆。我讨厌亦步亦趋，若是发现了一本好看的图画书，即使是到了集体喝汤的时间，我也会丢下汤去看书。随后，我作为“自学成才”、严重缺乏管制的孩子转到了拉文纳学校。在幼儿园里，据我的成长报告记载，我需要“更加努力”地遵守学校纪律，避免乱动消火栓。上一年级时，我跟其他几个男生在衣帽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转盘，我们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就互相怂恿着上前转它，每天都转动一点儿。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失去了耐心，说：“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然后把它一转到底。

这一天对拉文纳学校来说是黑暗的一天：水槽坏了，马桶不冲水了，自动饮水机没水了，餐厅里的脏盘子堆成山。我先前那一转，把整栋大楼的总水阀关上了。而人们又找不到这座建于1920年左右的建筑的施工图，于是学校只好提前放学。

第二天早上，副校长来我们班，问道：“是谁把衣帽间的阀门关上的？”

我慢慢地举起手，说：“是我。”我觉得他一定很惊讶，竟然有人承认。

有些时候我会变得丢三落四。有一天下午，在躲避球比赛前，我放下了一本书。比赛完了，我就晃晃悠悠地回家了，忘了拿书。第二天校长把我找去问道：“保罗，你为什么把数学课本烧了？”这事当然不是我干的，是另一个孩子烧了我的课本，也许他很痛恨拖沓的除法算式吧。校长无视我的否认，把母亲叫到了学校。

母亲来了，表情严肃，正言道：“我们家里每个人都爱书，我的儿子绝不可能去烧书。”于是结案。我就知道母亲随时都是我的依靠。每天早上送我出门上学，她总用一种送儿子上战场的斯巴达母亲的语调对我说：“举起你的盾牌，前进！”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出门时腰杆都会挺直很多。

父亲的性格很像约翰·韦恩所饰演的角色：身高1米92，高大强壮，话很少，但有着一颗宽容的心，严格守信。他严肃、直率、慎重、行事理性。“（父亲）外表粗犷，内心温和，”我在高中时的一篇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坚实的目标。”有时候父亲也令我们惊讶。有一年万圣节，我和妹妹在街区里玩够了“不招待就捣乱”的游戏，走回家里，突然有一个披着白床单、戴着非洲面具的东西一声怪吼跳了出来，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吓傻了，尖叫着跑进屋里。两天后，母亲告诉我那个“怪物”是父亲扮的，我惊讶不已。

8岁时，我用蜡笔给父亲画过一幅肖像画，画上的父亲握着扳手，衬衣口袋里装着一把螺丝刀——他是一个实干家，不是空谈者。当你跟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生活在一起时，慢慢就会习惯依赖直觉并且懂得身体语言。当父亲因为一些事情不高兴时，我总能看得出来。

我们家的晚饭在6点钟准时开始。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拿着书到饭桌上边吃边读。但后来饭桌上就“禁读”了，因为母亲、妹妹和我三个人边读书边吃饭，而父亲又是默默地吃他的牛排（经历过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喜欢上了牛排，每周至少吃两次），气氛太过沉寂。父亲通常说话很温和，解决问题时用一种被我称作“命令语气”的腔调。若是你有一个好的理由，他会听信并宽容我们；但如果你没有在说好的时间里回家，那就没有宽限了。他对我们的要求标准很高，他教我们对人要真诚，要信守承诺。

父亲从没打过我们。他曾提到有那么一两次他要用皮带抽我，但在我真诚发誓会改正后，也就作罢了。这套服软的把戏在母亲那边就不管用了，她心肠软，但较情绪化。有一天晚上我求她做爆米花吃，她同意了，条件是我要整理自己凌乱的房间——这件事我已经答应了很多次，却从来没做。第二天早上，我的房间混乱依旧。母亲冲进我的房间，手拿一罐“快乐时光”牌爆米花，一下倒在我的身上，喊道：“这都是你的假话！”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我整理房间的习惯还是没有养成。

还有一次，我到家时超了宵禁时间两个小时，母亲变得狂怒不已。当时我还很小，她抓住我的腿把我倒着提起来，摇晃着吼道：“再不许你到外面闲逛又不告诉我们去了哪儿！”现在我还能记起当时的情形，零钱硬币从裤子口袋里掉出来，从我的眼前经过，然后叮叮当当掉在地上。

母亲是个天性合群的人，可以跟食品杂货店的收银员一聊就是10分钟。但她的丈夫是不太凑热闹的，而我扳着手指头都能算出他们邀请别家夫妻来家做客的次数。我记得曾有过一两次家庭聚会，别的就没了印象。母亲尽力保持着社会交往，她会邀请女伴喝下午茶或者组织一个读书会，这时她可以和朋友尽情地聊个够。

1960年，父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系统——华盛顿大学图书综合场馆的二把手——副主任。华盛顿大学挑选委员会要任命一个新的主任，最终由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学历更高的人得到了这个职位。每当父亲下午5∶30从单位回来，我会问他这一天过得怎样，而父亲的回答始终是——“还好。”

接着他就去花园，他是一个很懂得放松的人。在他的盆景松树、杜鹃花和移植的圣诞树（现在这棵树已经近20米高了）面前，父亲似乎总是最开心的。父亲会从后院开始他的园艺工作，一直到前院结束，这时院子里的草坪就全被割完了。父亲对园艺的热情是很令我开心的，因为我对草花粉过敏。星期天早上父亲会送我去幼儿园，回来的时候我们会买一棵日本枫树，还有新烤的苹果派。

跟父亲一起钓鱼，是我们最为亲密的时候。一次去太平洋海岸的旅行中，我钓到一条25磅重的大鳞大马哈鱼，父亲怕我被鱼拽到水里，不得不搂着我，把我“固定”在甲板上。每年的夏天，我们全家都会去双湖度假村过一周。在那里，我的工作是把鲑鱼的鳞刮掉，放到木柴炉上的平锅里烹饪。然后，我们一家玩皮纳克尔纸牌游戏，一直到夜里。

父亲的兴趣爱好不拘一格，但有所选择，他一生中真正的消遣方式有五六个，但也就这么几个而已。他给我讲拉丁爵士乐的代表人物史坦·盖兹、西班牙吉他演奏家安德烈斯·塞戈维亚、布尔克博物馆里的印度艺术。他有位朋友是当地的现代艺术家，而父亲最喜欢的客厅椅子位于一幅法国野兽派画家卢奥的作品下面，画上是一位手拿花朵的国王。中年时，父亲成了一个日本画和中国青瓷器的鉴赏家，他会在商店里逛来逛去，摆弄着一些精美的花瓶，嘴里嘟囔着：“真是太美了！”接着，他会把花瓶还给店主，半年后再杀过去把它买回家——如果不是太贵的话。

母亲可以同时阅读来自四个不同大洲的5本书，父亲读书则要花几个月时间来消化，比如《第三帝国兴亡史》和《八月枪火》。他总是读一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似乎要把它梳理清楚。父亲在二战最激烈的时候去过法国和德国，任501军需连的中尉，这段经历仍撕扯着他的回忆。母亲说，父亲曾是很活泼健谈的一个人，但戴着铜星奖章和对一位战死朋友的怀念从海外战场回来后，就变了样子。

父亲第一次问我的人生将怎样度过的时候，我还很小。有一句话就是他将自己精炼的智慧传达于我的：“当你长大了，有了工作，做你喜欢做的事。不论做什么，要喜欢。”以后几年里，他始终对我重复这句话，坚定不移。后来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按他说的做，别像他那样做。再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在事业选择上的矛盾挣扎。他一直认为，若是当初做了橄榄球教练，要比现在管理图书馆快乐很多。但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朝九晚五日光灯下的图书馆工作更保险、更实际。他的同龄人很多都是这样选择的。

但父亲希望我能做更好的选择。

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的官方目标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从事科学事业，私下的目标是向外界展示——美国已经在科技和太空竞赛方面赶上了苏联。但对我这么一个刚刚接触科幻小说的9岁孩子来说，“21世纪博览会”（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的官方称谓）包含的是另一层含义，也是我最喜欢的：未来。它就像是我醒来后发现自己那些最古怪的想法都变成了现实，而地点就在距离我家4英里的地方。

看着世博会的露天博览会场所慢慢成形，我像盼望圣诞节一样期盼着它的到来。我看见未来的交通，那银光闪闪的单轨铁路在1英里长的轨道上滑行；我看见未来的建筑太空针塔，在当时是密西西比河以西最高的建筑物，顶端有一个飞碟旋转餐厅。世博会一开幕，母亲就带着我跟妹妹朱迪作为首批观众游园。当天我还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头戴着心爱的有耳罩的合成橡胶帽子（那顶帽子我戴了两年，直到它融化在暖气片上），当时的我简直高兴坏了。

我们在世博园里从上午9点一直玩到晚上9点，大多数时间里，母亲和妹妹在大片的场馆里游览，我却只是待在科技馆里不想离开。我四处跑着，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下一个看什么？在太空博物馆（Spacearium）里畅游了银河系之后，我发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水星计划”水星计划(Project Mercury)，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1959年至1963年进行的航天飞行计划。——译注的太空舱，就是它把艾伦·谢泼德送入太空，让他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我上前仔细观察磁暴线圈磁暴线圈（Tesla coil），又称特斯拉线圈。——译注发出的6米长的紫色火花。在聚集了几千人的展厅前面，我看到一个身穿喷气飞行带的“宇航员”在巨大的嘶嘶声中离地10米多，向前飞行了近100米的距离，就像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空前绝后的优秀作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四大才子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傀儡主人》《异乡异客》《双星》《进入盛夏之门》《星船伞兵》《月亮是一个严厉的女人》等。——译注小说中的人物。那一天，现在与未来的界限似乎变得可以跨越。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母亲后来找到了我，带我们兄妹俩去了“明日世界”，我们还乘坐了“泡泡电梯”（我喜欢泡泡电梯，只是喜欢它的创意），那是一个透明的球形电梯。在美食中心，我吃了日式天妇罗炸虾，那是一种串在木条上沾有酱料的炸虾；我还吃了比利时松饼，这似乎是我吃过的最具异国风味、也是最美味的食物了。在猫王主演的电影《猎艳情歌》里，有这种松饼的特写镜头：一个超大的、方形的、铺满奶油并点缀着草莓片和糖粉的酥脆松饼。后来，我曾数次去过比利时，却感觉松饼没有这次好吃了。

那天晚上离开世博园时，我还是全无睡意，脑袋瓜里满是奇思怪想。在停车场里，我们又激动了一回：一辆大众甲壳虫停在了我们的别克车后面，挡住我们的车，致使我们无法将车倒出去。突然间，出现了两个彪悍的伐木工样子的男人，把母亲吓慌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过来帮忙的，为我们提供一些19世纪的“人力”帮助。他们搬起那辆小甲壳虫，挪到一边。我们随即开车回家了。

回想起来，从幼年时开始，我就不同寻常地接触到科学。我在周末开放参观日会去看大学的实验室，在那里，教授们和学生们展示着最新的实验成果。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我姑妈工作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见识到了他们是如何制作人造钻石、地震仪是如何记录地震情况的。碳定年法的先驱威拉德·利比将液态碳倒在我的手上，我没有被灼伤。利比解释说，这是因为一层薄薄的蒸汽缓冲了我手上每滴液碳的高热。

有一段时间里，大概是在四年级吧，化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圣云仙慈善会是一个充满宝藏的旧货商店，在这里我花50美分就能买到一件二手化学仪器。很快我地下实验室的书橱里就摆满了烧杯、试管和装着五颜六色化学试剂的容器。化学实验一直是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的，直到有一次我差点儿害死家里的宠物。

我家的宠物名叫杰特·布莱克·艾伦，是一只活泼的曼彻斯特梗犬，狗中的王子——聪明、机敏、喜欢讨好人。父亲喜欢从餐桌上给它找食物吃，总是很小心地将牛排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梗犬在英格兰是作为捕鼠犬被蓄养的，个性极度活跃，一旦父亲不喂食物给它，它就会跳起来祈求。开始的时候，看着它的脑袋瓜从桌沿一下一下露出来还挺好玩的，但是后来它就厌倦了，我们以后就在吃饭时把它关到地下室去。

有一天，我正在地下室里做化学实验，用“高乐氏”牌漂白水制作氯气发电机，中途被叫去吃饭。我们吃饭时，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又像被掐住脖子的窒息声。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边继续吃饭，一边随意交谈着，接着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比先前更大声，很明显是从地下室里发出的。我跟在父亲后面去地下室，他推开门，发现杰特躺在楼梯的最上层，颤抖着。而楼梯底下，就像是奥克弗诺基沼泽地的早晨一样雾蒙蒙的，半米多高的黄绿色氯气氤氲在地板上。杰特够聪明，它爬到楼梯高处，避开了这些有毒气体。

父亲打开地下室的窗户，使地下室的空气流通，说道：“以后做实验记得小心一点儿，保罗。”

但我还听到了他的话外之意：他没有阻止我做实验。在我们家里，孩子是被当成大人一样公平对待的。不论我们在尝试着做什么，都会得到父母的鼓励。他们还让我们接触巴赫、爵士乐和西班牙弗拉门戈舞。其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父母尊重我们，把我们看成独立的个体，让我们在未来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不久之后，我就开始买回关于如何制作小型电路的书籍、扩音器、无线电接收器、闪光信号灯……我常提着一个鞋盒子四处走，盒子里面装着电池、灯泡、开关，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半成品。五年级的时候，我把能找到的科学书籍都读遍了，还有一本被装订起来的《大众机械》杂志，那是从大学图书馆里“拖”回来的，我一次能狂看10到12期那么多。这些杂志常常将未来的汽车和机器人作为封面，那时的科技文化充满着对未来科技的设想和猜测，有些设想和猜测最终能成为现实。

六年级时，我开始接触电子学。随后，我找到了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个爱好也就变得更加有趣了。道格·弗默是我同学，他戴着又大又重的角质框眼镜，他家的房子在半山腰上，离我家有一个半街区的距离。我俩都喜欢物理和天文，可以在一起狂聊几个小时。我们所处的年代正是模拟世界濒于没落、数字时代即将降临的时候，所以我们对这两种潮流都稍有涉猎。

我父亲送我一个范德格拉夫发电机装置，我与后来成为雷声电子器械公司电子工程师的道格都很是兴奋。这个装置有一个皮带驱动电机，能在铅球上面发出静电，发出5厘米的电火花。你还可以将手放在铅球上，使自己的头发根根倒立，变成蒲公英的样式。我的“试错法”曾带给我无尽的痛苦：有一次，我同时握住了变压器的两根导线，差点儿被电死——当时我的肌肉被电击粘住了有10秒钟之久，好不容易才摆脱开，这是我第一次接近死亡边缘的体验。但我还是喜欢电子学，因为它的用途广泛，我用电子元件制作东西时，甚至都不需要说明书的指导。很快，我的兴趣从化学方面转移开了，那些瓶瓶罐罐开始堆积灰尘。

我在班里是名列前茅的学生，但还是比不上斯蒂芬妮·海泽尔，因为我在体育和拼读两科上都得了B，她却是全A的成绩。我在乐队里是小提琴的第三席，而她是首席，她为此自鸣得意。她聪明且超级自信，但我却觉得她是个小心眼的人。

有一天，我把一个粗制的变压器带到了学校。全班同学都排队来摸那个裸露的接头儿，在被轻轻电痛了一下后都发出咯咯的笑声。当轮到斯蒂芬妮时，我换了一条电线，还把电压从1伏升到了5伏。我知道这样不会伤着她，因为电流只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但这足以让她尖叫并让我挨老师的训。我心想，别的孩子都喜欢玩这个，怎么轮到你了就大惊小怪的？

但是转瞬之间，我的愧疚感就压过了满足感，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现在想起来还会心怀懊悔。

大自然的力量常常激起我的兴趣。当母亲给我讲她和父亲在俄克拉何马大学就读期间从一场龙卷风中逃脱的经历时，我听得神魂颠倒。父亲在二战结束后退役，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读书并取得学士学位。当时，母亲让父亲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的沟旁，但父亲没有听从她的建议，一路加大油门开到了阿纳达科。后来他们返回俄克拉何马大学，发现那棵大树被龙卷风吹得不见了踪影。

上六年级时，有一次我坐在一个临时教室里，参加管弦乐队的排练。突然我发现有点古怪：用电缆悬挂在屋顶吊灯上的挂饰像钟摆一样来回晃动着。老师一直聚精会神看乐谱，直到她抬头看到我看的东西，然后大喊：“大家快从活动室里出去！”我跑到了操场上，手里还拿着小提琴。看到柏油路面变得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弯曲起伏，我心想：这太诡异了。后来，我听说这次地震的震级达到了里氏6?5级。又有传言说，太空针塔的塔顶在这次地震中，以近5米的幅度来回晃动，这种晃法足以使旋转餐厅马桶里的水飞溅出来了。

我有一本1960年版《西尔斯圣诞愿望目录》《西尔斯圣诞愿望目录》（The Sears Christmas Catalog），是由百货零售商西尔斯商店在每年9月份发布的一本圣诞节购物目录册，供顾客在圣诞节购物季时使用。西尔斯在1993年终止在美国发行大型目录并缩小目录的内容量，并在2005年最终停止发行该目录。——译注，那时我快要满8岁了。书上面满是令男孩们心跳加速的好东西：一套小手鼓；一个“揭示微观世界”的学生显微镜；一套七件套的莱昂内尔电动火车，包括用于炸掉车厢的“导弹”；只要17?98美元就能买到一套布莱尼克K-30，这是一个“机械大脑”，可以计算、推理、做算术题、做逻辑题、解谜、玩游戏、编制代码，等等。

我从科幻小说上曾读到过一种叫做“电子计算机”的大型机器，这种机器能做很多奇妙的事。但这种印象一直是模糊的，直到我11岁时。当时，母亲在带我拔牙后，要奖励我，带我去了大学书店。我没去探险类书架，像《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飞行实验室》《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飞行实验室》（Tom Swift and His Flying Lab），属于美国青少年科幻小说探险小说系列。该系列共100多种。汤姆·斯威夫特是这个系列小说的主角，由爱德华·斯特拉特迈耶（Edward Stratemeyer）创作，并以维克多·阿普尔顿（Victor Appleton）的假名发表。——译注这样的书我早就读完了。我选了一本有关电子计算机的初级读本，这本书用最简单的术语解释了基础的双稳态电路，配有一张插图，图上是连接两个晶体管的触发器。在模拟技术上，提高输入放大输出就像是拧开自来水的水龙头。但在真正的数字装置上面，触发器电路的状态只有0和1，开或关。这本书剥去我对电子计算机的重重疑惑，开始教会我它们真正的运行原理。

几年之后，我随道格一起去了西雅图中心的一个科学工作室，也就是西雅图博览会场的前身。在这里，我协助他制作了一个有轮子的光控机器人，我们叫它“电子草履虫”。这个装置像极了一个缩小化的R2D2，而那时《星球大战》这部电影还很遥远。虽然电子草履虫机器人从未成功运转，但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制作精密的东西——远比制作过程更令我激动。这次经历再一次拓展了我对“可能性”的认知。

没有人能够永远当时代的弄潮儿；像保罗·艾伦这样，年轻时与比尔·盖茨一起叱咤风云，然后急流勇退，转而寻找个人的快乐和实现个人的梦想，已经是太过完美的人生。

　　《创意人生》

　　[美]保罗·艾伦著

　　Portfolio

　　2011年4月出版

　　当代美国商界最成功的两对拍档应该是伯克希尔的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以及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尽管前者合作超过四十年依旧莫逆于心，后者早在二十七年前便已分道扬镳，但两者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巴菲特和芒格联袂打造了美国历史上业绩最优秀的投资公司，盖茨和艾伦合力开创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赚钱的技术公司。巴菲特和盖茨都是习惯在聚光灯下频频露面的全民偶像，各家媒体会巨细靡遗地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有关他们的图书虽然不能说汗牛充栋，但也为数不少。芒格和艾伦相对而言则较为默默无闻，普通读者如果想了解他们的生平、爱好和理念，市面上可供选择的图书则是凤毛麟角，值得推荐的只有查理·芒格的拥趸彼得·考夫曼编纂的《穷查理宝典》，和保罗·艾伦亲自操觚而成的《创意人生》（Idea Man）。

　　和大多数自传不同，保罗·艾伦并没有在《创意人生》中过多地描写自己的家庭和童年，只是用第二章简单地介绍父母的情况。他母亲热爱阅读，“无论是贝娄或巴尔扎克，简·奥斯丁或钦努阿·阿契贝，内丁·戈迪默或林语堂”，这些人的作品她都看；受其母亲的影响，艾伦“上幼儿园之前就能自己看书” （第12页）。他父亲则性格沉稳、为人和蔼，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但也很宽容；每当艾伦在家做实验惹出麻烦，他从来不加以责备。总而言之，这个家庭“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第19页）。

　　小学毕业之后，父母将艾伦送进了当地的贵族学校：湖畔中学。正是在这个地方，艾伦发现了他最擅长的事情——编写计算机程序，并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伙伴——比尔·盖茨。第一眼见到盖茨，艾伦发现了这个人身上有三个特点：“他真的很聪明；他真的很好胜，想让你知道他有多聪明；他真的有恒心。”（第32页）

　　艾伦和盖茨实际上分属两个社会阶层：艾伦的父亲只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而盖茨的父亲是华盛顿州律师协会的主席，他的家豪华得让初次到访的艾伦“有点震撼”。艾伦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和做科学实验，而盖茨从小最喜欢阅读的是父母给他订阅的《财富周刊》。盖茨曾经拿着这份杂志，问艾伦：“你知道管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艾伦说他不知道。年仅十三岁的盖茨满怀期待地说：“也许我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公司。”（第32-33页）尽管有这些差异，但由于有着相同的才华和爱好，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计算机都是大型机（Mainframe），它不仅体积庞大，而且价格昂贵，只有极少数的政府单位、科研机构或者大型企业才负担得起。由于运转程序需要耗费许多纸张，也由于设备的稀少和昂贵，当时人们使用大型机需要按时付费。湖畔中学的计算机使用时间很快就不够热衷于编写程序的艾伦和盖茨用，但巧合的是，当地有一家计算机公司募集程序测试员，这对拍档双双应征成功，不但得到了无限时使用大型机的便利，也熟悉了它们的性能，并开始掌握一些计算机语言，比如BASIC和FORTRAN。

　　直到各自上了大学，艾伦和盖茨依然在寒暑假期间结伴为不同的公司打工，甚至还成立了一家销售交通信息软件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只有三个客户，从1974年到1980年，它的总收入是六千六百三十一美元，净亏损是三千四百九十四美元（第67页）。

　　这次失败并没有影响艾伦和盖茨继续创业的热情。1974年，在盖茨的怂恿之下，艾伦向学校申请休学，到波士顿寻求新的机会。那年12月，决定合伙成立软件公司的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某家比萨店里畅想他们的未来，艾伦问：“如果一切顺利，你觉得我们的公司会有多大规模？”盖茨回答说：“我觉得我们能请三十五个程序员吧。”（第2页）艾伦坦承当年他觉得盖茨这个目标非常远大。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年轻人正站在计算机发展历史的转折点，而他们很好地抓住了机会。

　　1974年4月，家用计算机之父亨利·爱德华·罗伯茨领导的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推出了基于英特尔8008芯片的新款微型计算机——牵牛星8080（Altair 8080），售价不到四百美元，这使得计算机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触手可及的可能。在《大众电子》（Popular Electronics）杂志上看到牵牛星8080的广告后，早已预见到计算机迟早会走进个人时代的保罗·艾伦立刻找到比尔·盖茨，谋划如何利用他们在BASIC语言上的优势，为牵牛星8080撰写一套程序。

　　后来的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艾伦带着盖茨编写的程序，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找罗伯茨，并得到了他的认可。为了和罗伯茨签署“牵牛星BASIC”的授权合同，艾伦和盖茨合伙组建了微软公司。在组建时他们发生了第一次股权上的争执。艾伦开始以为两人将会平分公司的股份，但盖茨却说：“你要一半是不对的，你在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领薪水，这BASIC几乎全是我在波士顿写的，但我一分钱也没拿。我觉得我应该占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第91页）艾伦虽然很震惊，但还是接受了，这为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随着家用计算机市场的迅速壮大，各家计算机生产企业对软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牢牢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最关键的举措是成功地和IBM签署了MS-DOS的授权合同），让微软在数年之间从一家小公司变成行业内的翘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拍档的互补性：艾伦专注于新软件的开发，而盖茨在销售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在微软规模越来越大的过程中，艾伦和盖茨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艾伦对待下属比较友好，能够平等地与他们探讨问题。而盖茨则完全相反，他喜欢以高压的姿态催促员工尽快完成任务。假如有人没有按时完成工作，盖茨会轻蔑地说：“我一个周末就能把这软件写完！”假如某个程序员有考虑不周的地方，盖茨往往会大吼：“这是我听过最他妈蠢的事情！”（第114页）

　　他们在技术方面也经常发生争吵，但真正伤害双方交情的，还是股权方面的纠纷。按照《创意人生》的说法，这种情况后来又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微软起诉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成功之后——这场官司直接导致亨利·爱德华·罗伯茨从此退出计算机行业，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当时微软刚走上正轨，软件销售蒸蒸日上，盖茨提出要重新分配股权：他想要占到百分之六十四。保罗·艾伦又是大吃一惊，但不喜争辩的他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最终还是答应了。艾伦认为双方占有的股份体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和一个律师的儿子之间的差别”（第103页）。

　　第二次是在斯蒂夫·鲍尔默加盟微软时发生的。鲍尔默是盖茨在哈佛的同学，当时在宝洁的市场营销部工作，并在斯坦福商学院进修。1980年4月，盖茨提出聘用鲍尔默，并分给他百分之五的股份，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多股份，鲍尔默不会离开斯坦福。艾伦同意了盖茨的提议，但几天之后，他结束度假回到公司，吃惊地发现盖茨给鲍尔默写了一封信，许诺给鲍尔默百分之八点七五的股份。艾伦当场大发雷霆，表示再也没兴趣聘请鲍尔默，并指责盖茨言而无信。后来盖茨坚持原来的想法，又同意多出来的股份从他那里扣，艾伦才勉强同意（第132页）。

　　第三次则是在保罗·艾伦病重时。1982年9月，艾伦被查出患有淋巴瘤。为了接受治疗，艾伦不得不中断他在微软的工作。但在休养期间，他总是忍不住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年12月，艾伦无意间听到盖茨的办公室传出盖茨和鲍尔默的说话声。他站在门口，想听听两人在说些什么，结果发现他们正抱怨艾伦几个月没有工作，准备通过发行期权的方式来稀释艾伦的股份（第164-165页）。

　　这几次纠纷让保罗·艾伦感到很失望，于是决意离开微软，哪怕盖茨写了很长的信挽留他。当然，他的决定也是受到淋巴瘤的影响：“如果我的病治不好，那么回到微软也白搭，那里有太多压力了。如果我能痊愈，那么我现在已经明白，人生苦短，不能总是过着不开心的日子。”（第167页）

　　离开微软之后，保罗·艾伦过了一段潇洒的日子。除了陪父母，就是到法国和新结识的女朋友吃喝玩乐。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永远随心所欲地、奢华地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1986年3月13日，微软第一次公开募股，艾伦一夜之间拥有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四年之后，微软股价的上涨使他成为十亿巨富；而到了1996年，年仅四十三岁的他身家已暴增到一百亿美元。

　　人但凡有了足够的钱，便能较为轻易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至少对保罗·艾伦来说是这样的。他喜欢篮球，于是买下了开拓者队；他喜欢橄榄球，于是买下了海鹰队；他喜欢音乐，于是组建了乐队；他喜欢出海和潜水，于是请德国最好的造船厂为他打造了一艘长达一百三十七米的豪华游艇。保罗·艾伦令人值得敬佩之处，倒并不在于他有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兴趣，而在于他能够将自己的兴趣和科学的利益结合起来，尽管他赞助的主要几个科研项目都显得太过超前。

　　他斥两千五百万美元巨资，帮助伯特·鲁坦研制出“太空船一号”（Space Ship One），而这背后的动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幼向往太空，希望有朝一日普通人也能够到外太空旅行。“太空船一号”创下了诸多历史记录：第一艘能够以三倍音速飞行的民用飞机，第一艘飞行高度超过一百公里的民用飞机，也是第一艘可重复使用的民用航天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国会禁止政府继续向外星文明搜寻研究所（SETI）拨款，该研究所面临关闭的困境，是保罗·艾伦伸出了援手，使那些执著于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外星人发出的信号的科学家能够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

　　如果说前面提到两个项目都有点另类，另一个由艾伦资助的科研项目的意义就容易理解得多。2003年，他出资一亿美元，成立艾伦研究所，聘请了许多顶尖科学家从事人脑地图的绘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光是绘制老鼠的脑图，就需要拍摄八千五百万张高清照片，能装满六十万G的硬盘——但对治疗大脑相关疾病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更为难得的是，艾伦研究所将这些三维脑图的资料放到网络上免费和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共享。

　　当然，离开微软之后，保罗·艾伦除了收购球队、赞助科研、四处游玩，也从事一些投资活动，其中不少是非常失败的。在艾伦看来，有的是由于不够有耐心，有的则是由于他自己“眼光太过超前”（第283页）。例如他曾在1993年买入美国在线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但1995就转手卖掉。这笔交易虽然赚了七千五百万美元，但如果他多等五年，等到时代华纳收购美国在线——这桩收购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蠢的并购”——他持有的股份将会价值四百亿美元！又比如他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预见到如今流行的三网融合，因而投巨资购买了一家有线电视公司，但最终却因为眼光太过超前而整整亏损了八十亿美元（第293页）。

　　应该说，作为一本传记，《创意人生》是非常优秀、非常值得阅读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或者道德上的启发，而是因为传主保罗·艾伦曾经做出的历史贡献，也因为他的杰出人生再次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亘古对立。

　　正如艾伦自己所说，他成年到现在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微软的八年和离开微软后的二十七年（第332页）。在微软那八年，以及之前在微型仪器和遥测系统公司的两年，保罗·艾伦个人的经历和家用计算机发展的历史完全是重叠的，《创意人生》的前半部几乎可以当成家用计算机的发展历史来读。家用计算机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不言而喻，而艾伦在家用计算机的普及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在如此重要的行业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仅从这方面来说，《创意人生》毫无疑问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献。

　　离开微软后，保罗·艾伦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没有前一段人生那么突出，但他认为，“我永远为我们在微软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但我的第二段人生更为丰富多彩，更真实地反映了我的本性”（第332页）。这是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难以逃脱的命运：当做着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时，他们往往并不快乐；等到终于能够享受人生时，他们对历史的进程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