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行动与美国自由回目录
美国面临着在安全与自由之间的权衡取舍。当不安全感达到最大时，自由受到的威胁最严重，因此适度的妥协有时可以防止更大的损失。
自从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进行的监听行动——收集数量浩瀚的美国公民与非公民的电子通讯数据之后，人们一直很关注他的个人境遇。
但即便在俄罗斯批准他临时避难之前，更重要的议题却是美国公民自由的境况。美国是否如俄罗斯等国指责的那样，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点很重要：区分在公众辩论中被搅到一起的两个问题：针对外国人的电子间谍活动，以及针对本国公民的国内监听。
在斯诺登揭露之前，网络间谍活动已成为美国与一些国家双边关系的主要争议点，它指控那些国家以空前规模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对方则声称自己也是无数网络入侵的受害者，而且这些入侵很多都源自美国。
双方都不无道理。美国的政策是不窃取知识财产，但一些国家的政策显然并非如此，与此同时，它们的政府都在不断入侵对方的计算机，以偷盗传统的政治和军事机密。间谍活动并不违反国际法（尽管它往往会违反各种国内法），不过美国声称窃取知识财产违反了国际贸易协议的精神和条文。
窃取知识财产的国家并不在少数，一些如今对美国的监听活动表现得义愤填膺的美国盟友，也一直在对美国做同样的事。据美方说法，它查看非美国人的电子邮件时，是在搜寻与恐怖分子有关的线索，而且往往会与盟国共享搜寻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监听可能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受益。导致 2001 年“9·11”恐怖袭击的部分计谋，毕竟是由一个生活在汉堡的埃及人策划出来的。
但美国人并非没有罪孽。正如斯诺登曝光的信息所披露，美国曾监听正在准备贸易谈判的欧盟代表的通讯，此举不会产生互惠效果。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奥巴马应当予以谴责。
对俄罗斯等国来说，将间谍问题与公民自由问题搅在一起，指责美国虚伪是一种有用的策略。只是这些指责来自法治很弱、对互联网审查严格的国家，听上去比较吊诡。
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境内的两大监听行动。就公民自由而言，查看一个外国人的通讯内容比较不会引起争议。争议更大的行动，是国家安全局查看美国公民通电话的拨出和接听方，并将这些数据储存起来，以备日后可能的内容检查（按理需要征得法庭许可）。这种用于存储“大数据”的技术能力，引出了涉及侵犯公民隐私的一系列新问题。
监听行动的辩护者指出，这些行动符合现有法律和美国宪法的制衡哲学，因为它得到了立法和司法分支的批准。反对者则说，1978 年根据《对外情报监听法》（FISA）组建的法庭，是为大数据出现之前的时代设计的，现行做法也过度引申了“9·11”袭击后通过的《爱国者法》的条款。
反对方呼吁制定新法律。现有的法律框架上月在众议院以 217 对 205 票被勉强保留下来，最有趣的是两党的内部分歧——反对派联盟由保守的茶党共和党人与自由派民主党人组成。
这一议题必定还会重新被提起，有议员正准备提出针对 FISA 法庭相关条款的多项修正法案。
斯诺登的披露与其说展示了虚伪和对公民自由受侵蚀的无视，不如说激起了一场辩论，它显示美国仍在遵守其民主原则，虽然是以传统的混乱方式。美国面临着在安全与自由之间的权衡取舍，两者间的关系比乍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当不安全感达到最大时，自由受到的威胁最严重，因此适度的妥协有时可以防止更大的损失。在美国内战的极端情况下，即便像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捍卫自由伟人也中止了人身保护法。这类决定可能要到后来才被视为错误或不公正，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初期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
在“9·11”后的 10 年中，公众情绪的钟摆向安全一边摆幅过大。由于未再发生新的重大恐怖袭击，它已经开始荡了回来。近期的 ABC 新闻频道与《华盛顿时报》联合民调显示，39% 的美国人表示，保护隐私比调查恐怖威胁更重要，远高于 2002 年的 18%。
讽刺的是，斯诺登揭露的监听行动似乎有助于预防新的大型恐怖主义事件，例如对纽约地铁的一次炸弹袭击。如果是这样，它们或许还避免了更严厉反恐措施的实施，使得目前这场辩论才有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