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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

一宗普通案件为何成为法治事件“吴英案”标本意义分析

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后，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网民们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价值观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一场罕见讨论，一个普通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

新华社中国网事新媒体创意策划中心独家专访了八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专家学者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观点，从司法导向、死刑改革、以人为本的理念等多个角度，纵论“吴英案”背后法治、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制度纠结。

(一)“亿万富姐”被处极刑引发社会争论

1981年出生于浙江东阳农村家庭的吴英，2003年8月用2万元开办美容院起家，2005年3月开办东阳吴宁喜来登俱乐部，同年4月开办理发休闲屋，同年10月开办东阳韩品服饰店；2006年4月成立东阳市本色商贸有限公司，后注资人民币5000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酒店等在内的七家企业，崛起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此时的吴英，已经成为媒体关注对象，地方一家媒体对这位“亿万富姐”神乎其神的报道让其一夜成名，义乌、东阳等地民间资金争先恐后流入本色集团，甚至远在温州的银行也抢着为其贷款。这一年，吴英迅速登上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六，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

但极少有媒体注意到，本色集团成立之前，吴英已负债1400多万元，此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吴英先后注册了众多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按照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非法集资7.7亿元，至案发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鉴于被告人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为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吴英的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吴英办千足堂、汽车租赁等店时，注册资金仅14万元，已经向俞亚素、徐玉兰等人以每万元每天30到50元为回报大量借款，远远超过民间借贷利率。吴英所成立的公司均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效益，个别经营活动赢利极少，大多数是处于亏损的状况。在明知自己没有投资和经营能力，盲目投标江北地块，造成定金1400万元被没收，在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购买法拉利、宝马等豪车40多辆近2000万元，用集资款买的价值一个多亿的珠宝，为所谓的拉关系随意付给他人130万元。

《判决书》认为，虽然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害人仅有林卫平等十一人，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实吴英是通过虚假宣传、支付高额利息，误导社会公众通过林卫平等十一人把钱投给她自己。吴英明知林卫平等人是做融资生意的，他们的资金也是非法吸存所得。仅林卫平一人，所涉人员和单位就达66人。

“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的罪名是成立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我的一位朋友借给了吴英1.9个亿，现在血本无归，吴英如果不判死刑，那么今后的集资诈骗分子都不会被判死刑，这样做太不公平了！”杭州一位民营企业家对记者说。

但是舆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死刑后，短短半个月间，该案已经演变成一起法治事件，一个名叫“吴英案舆论汇总”的微博，每日高密度更新相关评论；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学者和一些知名律师致信最高院为其求情；有的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该死”投票显示，绝大部分投票者认为吴英罪不致死。

一起案件的法律裁定和社会舆论如此背离，实属罕见。

社会学者冯钢说，普通老百姓在网上的发言，都是从民间常识的角度来看司法判决。中国老百姓一直以来认同的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现在是没杀人也要偿命，但是欠的债没法还，两头不搭，不符合民间逻辑，所以老百姓不能理解，法、理、情三者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对案件本身如何定性和量刑，具体的裁判是否定性准确、量刑公允，作为围观者，从证据和程序等方面、并不适合发表意见，因为没有办案。没有办案就意味着没有全面审查过它整个事件真实的、全部的情况，也没审查过这些证据。“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从司法政策导向来看，对于吴英的犯罪行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调整才是真正有效的？法律到底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社会公平和秩序？”

(二)吴英案与金融制度

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市场经济仍有待发育完善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民间金融功罪交集的时代，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的对资本的渴求和现行资金供给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化和公开化的时期。这是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的经济背景。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两个市场的长期并存是不争的事实。1986年，浙江的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时至今日，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但是估计仅浙江一个省的民间流动资金大约在一万亿到两万亿之间，民资汹涌，行至浙江的许多小县城，可以看到满街俱是打着当铺、一分利寄卖店、投资资询公司旗号的民间借贷中介。

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但金融业总体上来说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制的行业，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可以说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企业今天的贡献。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的资金。但是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浙江省2011年底对2835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15%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13%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

在“从银行获得贷款需要接受何种条件”选项中，16%表示需要购买保险等理财产品，25%表示有较大幅度利率上浮，12%表示需要支付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26%表示所抵押的资产需要接受指定单位的评估并承担评估费等费用，仅有不到14%的企业表示不需要接受附加条件。这些额外支付的费用造成企业成本上升。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同样对这2835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

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许多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

专家们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吴英案”也不会受到如此众多的关注。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有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

“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民间金融急速膨胀，而监管追赶不及的时代。这是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的制度背景。”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说，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但对于民间融资行为，目前相关法律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更没有针对民间融资而设立的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

“当民间金融正常运行时，相关部门默许它存在；当出现问题时又严厉制裁，这个恶性循环应该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李有星说，“企业亏损或者资金链紧张是经营中的常事，这个时候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不是应该为企业提供保障？这是制度建设中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

据了解，在正常年份，民间借贷一般维持在15-25%的年利率，银根缩紧的情况下，则高达60%甚至更多，而这也是资金链断裂、非法集资案件爆发的前兆。

根据《浙江省非金融机构借贷报告》，2008年-2011年3月，金华市法院接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51件，集资诈骗罪案件数为14件；共中2009年情况最为严重，全市涉案7件8人，其中上千万规模案件4件5人。

2010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

(三)集资者和出资者的是是非非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回顾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抬会”，抬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这些老百姓对金融的东西知之甚少，有一个高额利息的吸引，大家就把钱交出去了。如果这钱拿不回来，是会波及到全家，甚至养命的钱都没有了，直接危害社会稳定。所以当时对非法集资打击非常严厉，也是这个罪名要定死刑的重要背景。

姜丛华说：“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浙江民资富裕的地区，现在参与非法集资的出资人都是谁呢？都是掌握资本、有判断盈亏能力、控制风险能力的人或者企业。他们往往套取银行贷款或者其他资金来获得高利，那这种逐利的风险投资能不能定为是被骗？如果是被骗，是不是说他这种利益需要保护？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司法导向，是保护哪些群体的利益。”

法学专家认为，在《刑法》中，当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时候，一般应该给予被告减轻或者从轻处理。在吴英案中，11名借钱给吴英的被害人实际上职业高利贷放贷者，案发后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司法机关判刑，其中仅林卫平一人，就先后借给吴英4.7亿元。

“吴英案中，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与其他诈骗案的对象可能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不同，吴英案中的被害人员很多是公务人员或者是长期从事民间融资的准专业人士，这些被害人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仍在求高回报的投机心理下参与集资，他们的过错性得到极大强化。”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高艳东说，“这个案件确实是非理性的经营者和不理智的投资者促成的，但是在这两种不理智之间，刑法应当保持最大的理性和冷静，在选择极刑的时候应当慎之又慎，考虑到吴英的道德谴责性，又考虑到被害人的过错性，更考虑到被害人本身的投机性。”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高艳东认为，当不得不用刑法对集资诈骗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时，必须要贯彻精细司法的原则。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在起草《浙江省民间融资问题研究报告》时曾经研究过许多非法集资案，“在很多案件中，被告非法集资来的钱的用途会比较复杂，有些钱可能用于经营投资，有些钱可能用于个人挥霍，如果用于个人目的的消费，那么可以认定为集资诈骗，如果用于投资经营，最多只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所有款项必须一笔笔精细化认定，最后再根据罪罚相当的原则公正审判。”

(四)“吴英案”议论背后是对制度改革的期盼

牛太升、钱水土、李有星等法学专家、经济学家认为，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需要进一步厘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导胡铭说：“比如说是否将借来的钱用于挥霍，是法律规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但是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民间借贷案件背后都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挥霍的身影，在温州或者浙江其他一些地方，高息借贷以后，相关资金用于包装、摆阔等与经营的策略常常有一定的关系。”

李有星等法学家建议，要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贷是合法的，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违法的，便于公众自我判断。同时建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例如出台民间融资管理办法、确立民间融资管理机构、服务机构、登记备案制度、信息监测统计体系、市场预警机制、规范民间融资组织和广告等等。

--需要治疗整个社会急功近利、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心态，让自食其力、有付出才有回报的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判决书》中写道，吴英承诺给放贷人的是高额回报，“而吴英从事的那些行业，明显不可能有这样的丰厚回报”，但是不仅放贷人相信，另外160多名集资者也深信不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义乌和东阳当地，集资者为了把钱送到吴英手中，还要开后门、托关系，这也是众多集资诈骗中司空见惯的情节。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说：“象病毒般蔓延的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态是吴英式悲剧的社会土壤，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假如整个社会不回到现实中来，假如实体经济至上还不能成为共识，吴英式的悲剧还会一再上演。”

二审审判长沈晓鸣向《法制日报》记者详解缘由

　　法制网记者 陈东升 法制网实习生 王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为什么要维持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呢？2月7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吴英案二审审判长沈晓鸣接受《法制日报》记者专访，详解个中缘由。

　　《法制日报》记者：二审法院为什么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

　　审判长沈晓鸣：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以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作各种虚假宣传，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 实际骗取3.8亿余元， 尽管认定的集资直接对象仅10余人，但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广，既严重侵害不特定群众财产利益，又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特别巨大，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符合我国的法律和死刑政策，所以二审维持了原判。

　　《法制日报》记者：请审判长介绍一下法院查明的案情事实。

　　审判长沈晓鸣：吴英是浙江省东阳市歌山镇塘下村人，曾经营过美容店、理发休闲屋等。2005年3月，吴英开始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向徐玉兰、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竺航飞、赵国夫等人高息集资，于2006年4月成立东阳本色商贸有限公司，而实际上此时的吴英已负债1400余万元。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钱财，吴英用骗来的5000万元注资成立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在同年7月至10月间，先后成立东阳开发区本色汽车美容店、东阳开发区布兰奇洗衣店、浙江本色广告有限公司、东阳本色洗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本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东阳本色电脑网络有限公司、东阳本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东阳本色婚庆服务有限公司、东阳本色物流有限公司等9个公司，并组建本色控股集团，子公司包括本色广告、酒店管理、洗业管理、电脑网络、婚庆、装饰材料、物流等。公司股东工商登记均为吴英及其妹，但是其妹并未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所以，实际上就是吴英一个人的公司。吴英用集资诈骗款虚假注册成立上述众多公司后，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但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公司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的社会资金。

　　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支付高额中间费为手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名义，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蒋辛幸、周忠红、叶义生、龚益峰、任义勇、毛夏娣、龚苏平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万元，用于偿还集资款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汽车及个人挥霍等，至案发尚有38426.5万元无法归还。

　　此外，吴英还用集资诈骗所得资金购买的房产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1月向王香镯、宋国俊、卢小丰、王泽厚、陈庭秀抵押借款共计6619万元，案发前仅归还1000万元，尚欠5619万元。因公司装修、进货、发售洗衣卡、洗车卡等，由相关单位和个人向公安机关申报债权总计2034余万元。2006年10月，吴英以做珠宝生意为名从方黎波处购进标价12037万元的珠宝，仅支付货款2381万元，其中大部分珠宝被吴英直接送人或抵押借款。

　　《法制日报》记者：有网民讲吴英是民间借贷，法院为什么要认定她集资诈骗。

　　审判长沈晓鸣：吴英的行为不是民间借贷，而是集资诈骗。理由是：

　　(1)吴英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非法集资。

　　第一，在案证据证实，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利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做煤和石油生意、炒期货赚钱、资金周转等各种虚假理由，如在向林卫平、杨志昴、杨卫江、龚益峰等人集资时，虚构合作投资广州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在向杨卫陵等人集资时，虚构炒铜期货赚了大钱，等等。但实际上，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纯属子虚乌有，炒期货亏损近5000万元。不但如此，吴英还用非法集资来的1600多万元给杨卫陵等人分红，诱使杨卫陵的下线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给杨并催促杨将钱给吴英，吴英从而又从杨卫陵等人处集得9600多万元。又如，在向周忠红、毛夏娣等人集资时，虚构做煤、石油等生意，并许以每季高达50%的利润分成。

　　第二，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买断东阳至义乌道路两边的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集团各公司宣传广告；支付保证金后，一次性签订大额购房协议、高调参与大宗地块竞拍，制造轰动效应，但事后又不购房、购地，分文不付；将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或随意送人，在公众面前制造暴富假象，蒙骗集资对象及他们的下线。

　　第三，一旦有中间人拉来资金大户，吴英即带其参观本色公司一条街，提供大堆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用诈骗款购买的房产证，从而使得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对吴英的财富信之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第四，到集资诈骗后期，为了应付挤满本色概念酒店的讨债人和继续集资诈骗，吴英还伪造了4900万元假的工商银行汇票和私刻了两枚广发银行业务专用章。

　　(2)吴英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第一，吴英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仍大肆高息非法集资。吴英本来就没有经济基础，自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已负巨额债务，其后又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地大量高息集资，根本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对巨额集资款又无账目、无记录，并向本色集团高管和员工隐瞒前述行为，致使他们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流向哪里去。

　　第二，吴英以高额利息或高回报率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吴英刚开始集资的回报条件就达到每万元每天30元至50元，且给介绍集资的中间人每万元每天10元或每季30-100%的好处费。但其并未进行经营活动，即使经营，也不可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到后期集资的回报条件是受害人说了算，吴英曾指示帮助其集资的人：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只要能拿到钱就行。

　　第三，吴英并未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吴英除了将少部分非法集资款用于注册传统微利行业的公司以掩盖真相外，绝大部分集资款并未用于生产经营。一是为了造成其守信誉和巨富的假象，骗取更多的钱款，吴英将部分集资款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一次性签订上万平方米的购房协议并交纳上千万的定金，但事后又不买房，参与竞拍土地将价格抬到最高拍得后就不支付余款，因此仅被没收的预付款、定金、保证金就达4000多万元；用集资款购买1亿多元珠宝，随意赠送他人、或摆在办公室炫富等，她曾对珠宝商说“我的钱太多了、不知怎么花”；还用集资款进行赞助等，欺骗群众。二是肆意挥霍集资款。吴英本人供认购物从不计较价格，经常到商场扫货，往往一次购买几十万元，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个人吃玩和购物花费就有1000多万元；吴英喜欢车，用集资诈骗来的钱购买法拉利、宝马等豪车40多辆共计近2000万元，其中一辆二手法拉利就用了375万元；还用集资款进行赌博。至案发前，吴英已四处躲债，根本不具偿还能力，造成巨额集资款不能归还，还有大量债务。

　　吴英的上述种种行为显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集资，一、二审法院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与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的刑法规定相符。

　　《法制日报》记者：有关报道上说，吴英案件虽金额巨大，但集资对象只11人，且为亲友，这是否可以认定为向“社会公众”集资？

　　审判长沈晓鸣：目前认定的吴英案的直接受害人虽只有11人，但从本案证据情况看，其中仅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4名受害人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人，而这些人的下线就更多了，涉及浙江省东阳、义乌、奉化、丽水、杭州等地，都是普通群众，因此，认定为向社会公众集资，是于法有据，合乎情理的。况且，吴英也是明知林卫平等人及下线的款项是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同时，判决认定的这11人并非吴英的亲友，而是通过集资过程中经支付高额的中间费认识的。另外，吴英还以各种形式的广告、签订大量购房协议等方式，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其一夜暴富的神话，以骗更多的不明真相的公众资金。故吴英的行为显属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具有公众性。

　　《法制日报》记者：有媒体报道，吴英在看守所内检举了多名官员，希望通过立功争取宽大处理，请问吴英是否存在立功表现？

　　审判长沈晓鸣：吴英确实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举揭发他人受贿犯罪事实。经查实的均是吴英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向公务人员行贿，尽管相关被检举人已经被处以刑罚，但吴英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

　　《法制日报》记者：二审宣判后，吴英的律师在网上提出吴英被判处死刑与 “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等因素有关；还有人在网上说，吴英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十几名东阳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审判长怎么看？

　　审判长沈晓鸣：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和法院审理过程中，都没有发现任何所谓与“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有关的情况，吴英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法院审理中也没有发现政府部门的干部写信或以其他方式上书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