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版本2:华强北 返回词条

华强北建筑群

华强北是深圳的重要商圈。华强北的建筑群，最远处的高建筑物便是赛格广场，与赛格广场隔华强北路互相对望的华强电子世界 。狭义的华强北指从深南路起，到红荔路止的这一段华强北路及两侧。广义的华强北指东起燕南路，西至华富路；南接深南路，北抵红荔路的一片区域，有时还包括深南路路南的临街建筑，如统建楼和世贸广场等。这片区域大约南北长930米，东西宽1560米，面积约1.45平方公里。从行政区划上，华强北属于福田区。华强北是中国大陆交易额最大的商业街，是大陆最有影响力的电脑硬件、电子元件市场之一，也是一个业态十分丰富的商业街区。地理位置

华强北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深圳特区的中心位置，东面是深圳市政协，西面是深圳中央公园，深圳中心商务区，以及市政府，亦在老深圳人认可的深圳城区内。华强北拥有深圳的地标之一赛格广场，为世界最高钢管混凝土结构大厦，也是深圳第二高楼。

华强北电子世界

华强北是由始建于1982年的上步工业区改造而来。当时由于深圳特区成立不久，因此城区面积很小，上步工业区相当于市郊。当时原电子工业部、兵器部、航空局、广东省电子局等单位迅速进驻，成立了一系列的电子工业企业，并建成了爱华、京华、华发等大厦（此处现在已不属于人们通常认为的华强北）。这时，还没有华强北的概念，此处以电子工业生产为主。

198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和电子工业部以省市所属的电子企业和部属电子企业为基础，吸收其他部门所属电子企业参加，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1988年1月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1988年3月28日成立了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当时由来自深圳本地和内地的160多家厂商以及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此时形成了华强北的雏形，上步工业区也从一个工厂区变成了一个国内举足轻重的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

此后，电子产品一直较为畅销。1995年4月深圳国际电子城专业市场正式开业。1997年万商电器城、大百汇商业城开业。1998年与赛格大厦隔华强北路相望的华强电子市场开业。华强北逐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电子产品的生产及批发零售中心。与此同时，深圳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并且上步工业区由于深圳的迅速发展，这片地区慢慢成了市中心而地价大涨，使得不少工业企业纷纷外迁。

由于电子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及第二产业的退出，电子市场对周边相关配套行业需求越来越强烈。华强北的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发展，以酒店及商场为代表的服务业入驻，兼有向商贸、办公、银行、证券、房地产、餐饮及其他行业，华强北变成以商业、办公为主导、兼有部分居住的综合区。1994年，万佳百货入驻华强北，标志着华强北真正衍变成了城市商圈。

1998年开始，深圳市和福田区政府共同投资4500万元人民币对华强北商业区进行了首期改造，12个改造项目于1999年10月全面竣工。此外，由商家进行改造、装修等产生的投资总额达4亿元人民币。2004年底，深圳地铁一号线开通，设有华强路站，出口就在华强北，更加速了租金上涨速度，而且人流越来越密集，因此产生了诸如区内交通拥堵和停车位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对第二期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据统计，华强北共有各类专业市场23个，专业市场面积超过深圳全市总量的1/5，其中经营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场有14家，是电子配套、家电、珠宝、钟表、服装等专业市场聚集的商业旺区。每日的客流量在50万人次以上，日资金流量达10亿元人民币。目前华强北的铺位租金是深圳最贵的地方之一，据估计，华强北的租金10年内涨了10倍。

大巴：101、105、113、204、209、213、215、222、223、228、301、310、311、320、370路公交。

中巴：420、423、433、453、462、507、511、427、429、431、432、434、439、442、450、451、455、456、465、483、514、541路公交。

的士：由火车站出发约人民币45元。

湘鄂情中航苑店

湘鄂情中航苑店占地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其湘菜:以刀功精妙、形味兼美，长于调味、酸辣著称。如“酸辣肝尖”“鱼籽鱼泡”“干锅肥肠”“农家小炒肉”“剁椒鱼头”等。

鄂菜，也独具特色，汁浓、芡稠、口重、味纯。主料为藕和荷叶的“荷塘秋色”热菜中的“明珠海参武昌鱼”、“刁子鱼”颇受食客欢迎。粤菜，以清淡为主，爽滑、嫩。如“清蒸鱼”最为著名。川菜，以麻辣为主，如“水者鳝片”。煨汤，具有湖北农家特色的百年煨汤，完全利用民间传统煨汤方法，以瓦罐为器精配食物，加入天然矿泉水，置入直径一米的缸内，以上等木炭恒温达7小时，其味鲜香醇浓，营养滋补，去湿清热，食后令人难忘。

整个大楼共三层，拥有一个可容纳二千人同时用餐的营业大厅，有风格迥异、装修别致、环境优雅的包间二十一间，餐厅布局采用歌剧院式结构，宽敞明亮，情侣雅座、商务台、宴会席错落有致。九个大小不同的厨房为客人提供风味纯正的地方物色佳肴。

一楼大厅有一个中小型舞台，上面摆设着几百年历史的编钟文物，向人们展示着古代荆楚文化底蕴。现可在大厅欣赏到演艺员精彩的表演，在这种色、香、味、形俱佳的氛围中，客人们一边品尝着自已钟爱的家乡菜和南北美食，一边轻松惬意地欣赏高雅怡人的音乐，真是难得一求的享受和境界。

中航苑店自2001年12月28日试营业以来，以其中西合璧的特色装修、体贴温馨的微笑服务、香酥可口的美味佳肴而深受人们的喜爱。适合结婚喜宴、公司聚餐、大型商务接待、同学聚会、老乡重逢。

多年前，山寨手机借联发科芯片之力，一举崛起，横扫全国。但在智能手机时代来临后，一直在模仿的山寨厂商玩不下去了。这似乎原本就是山寨的宿命，虽然还有很多可模仿的对象，但这条路是越走越窄了。

萧条的华强北

5月的一天，眼见已到中午，吕志平的手机柜台前，还是空无一人。“这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一边叹气，一边玩起了电脑游戏。

吕志平的柜台位于深圳华强北的龙胜手机批发市场内。三四年前，这个商场比现在热闹很多。宽不及一米的过道，人们需要推搡着才能前进。而现在，这个卖了五年山寨手机的年轻人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开张了。

位于深南大道北侧的华强北，因为生产山寨手机而名扬海内外。这条并不宽的马路两边，二十多个电子市场密集相连，市场的每一层都被分隔成无数个柜台， 如蜂窝一般排列。这里常年车水马龙，手持电脑整机、手机、电子元器件的商贩来回穿梭，拉着拖车的快递工人吆喝着上货卸货。人群中不时闪现的各种肤色商人， 让这里看起来像个世界集贸市场。

像吕志平这样的个体户守着的柜台，是华强北淘金的重要据点，也是最具特色的经营模式——与别的地方论档口出租不同，这里的铺位按米收租，一个三五平方米的柜台，由两到三家共享。摆上一个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卡西欧牌计算器、一本皱巴巴的记账本，就成了个门面。

档主们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每个人的背后，可能就有一家工厂或者一家专业公司。吕志平的名片背面，印着他在农行、工行、建行——几乎所有的银行——的开户账号。账号下面有一排小字：“专业生产、销售各种品牌手机”。

在深圳华强北和北京中关村等大型消费电子集散地，山寨手机曾经一度“占山为王”，但现在，它们正在失去一线阵地。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山寨机出货2420万台，比2009年的3320万台下降27%，增长趋势明显放缓。

而山寨手机的幕后推手——大陆山寨手机芯片主要供应商台湾联发科技(MTK)上月末刚刚发布的一季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MTK收入198.67亿元新台币，同比减少39.3%，实现净利润30.65亿元新台币，同比大幅下滑72.3%。

由于生意一直很好，华强北常常一铺难求。但现在这种局面也在改变。在吕志平的左边，一个空出来的柜台上，贴着一张用红纸草草写就的招租广告。“以前一个摊位转让费就得十几万，现在不收转让费，还没人要。”吕志平说。

而在与吕一墙之隔的高科德通讯数码广场，开发商借四周年庆的名义，从2010年11月开始，全面下调租金。一楼柜台，中庭位置，由1680元/m2降到了 1500元/m2，其他位置，也有100-200元降幅。“我们因为做得早，还有一些老客户，但也只是勉强维持。”在华强北做了十几年快递的程玉松 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做的是山寨手机的国际快递，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快递量陡然跌了一半，此后每况愈下，2011年前几个月又比去年同期跌了三 成。

盛极而衰

“山寨”这个词的意思曾经是“山中的城堡”，但现在被用以指代一切模仿、复制、抄袭的假冒产品。据传，“山寨”一词最先来自深圳。1990年代，这 个毗邻香港曾经的渔村以地利之便，开始走私手机，进而发展到模仿制造。一开始，生产厂家不敢在手机上署地名，只能印上“SZ”两个字母，久而久之便被喊成 了“山寨”。“山寨”并非自手机始，也不会到手机而终。山寨手机的制造者，此前掘金的市场是DVD、MP3等(高峰时，一度涌现出两三百个让人眼花缭乱的 MP3牌子)；手机之后，便是MP4，MP5，游戏机，数码相机，上网本，平板电视等——但凡价格敏感、更新换代较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几乎都有“山寨” 版的存在。

但造就了山寨辉煌时刻的是手机，其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台湾联发科公司推出的手机芯片解决方案。2003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这款被业内称为 “Turn Key”(交钥匙)的低价芯片解决方案，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将摄像、MP3、视频、触摸屏等多种功能全部集成于手机 芯片之上。厂商采用这一方案，只要加个电池和外壳就能生产手机。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业大佬介绍，早期走上“山寨”之路的人，很多是正规手机厂商的一些研发和管理人员。2002—2004年间，国产手机经历 短暂繁荣后突然掉入冰窟，南方高科、科健、易美等一批红极一时的厂家轰然倒地。这些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部分进入其他品牌厂家，更多的是自己另起炉 灶。但由于资金和实力不济，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地下工厂”。

后来，国产手机持续低迷，市场份额由早期的50%以上，掉到2007年的30%左右，而且亏损严重，这一行不再是香饽饽。而干“黑手机”虽然风险 高，却有利可图。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加入进来——其中不乏一些资金雄厚的企业老板。2007年10月，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黑手机”漂白， 进入山寨行业的人更多了。

山寨手机成本低廉，不交税，也不参加入网检测(检测费用一般是一款手机三十多万，另外，送交入网检测一般都要等一个半月以上，对一天一个价的手机来说，是极大的成本消耗)，不需要打广告，搞促销。一款同样型号的手机，山寨的价格只有正牌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而山寨手机在设计上也极富想象力。一辆微型奥迪轿车模型，翻过来就是一部带摄像头的触摸屏手机，在其“车头”的前灯里面，竟然暗藏着一只手写笔；一 款有着早年“大哥大”风格的手机，因为其上端的天线能在瞬间释放出强电流，而被称为“防狼手机”；一个“手雷”握在手里也不用害怕，只要一掰，它马上就可 以拨打电话了。更极致的表现是，震耳欲聋的8个喇叭或是被某个高僧开过光，都成了手机的卖点。

凭借着巨大的价格优势和出位的设计，山寨手机迅速占领市场。吕志平记得，在最疯狂的时候，他们必须半夜两三点到工厂守着，排队抢货。而一位山寨手机工厂的员工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她一个月要加两百多个小时的班。

被智能手机时代抛弃

由于做山寨手机的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吕志平回忆，三年前，一台手机的利润是一两百元，而现在，则是8—10元钱，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

和吕在同一个市场的朱旺对此有着更直观的感受。他做的是手机电池生意，三年前，一块电池至少能赚1元钱，现在则降到了2—3毛。他揶揄，别看自己卖的是高科技，其实已经和卖白菜没什么区别。

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更是让一些山寨厂家开始了粗制滥造。在巴基斯坦，甚至发生过山寨手机集体“死机”事故。而一些宣称终身保修的手机，三个月之后，连厂家都找不到了。

而加速到来的3G时代，则给了山寨手机们致命一击。

2007年，当苹果以外形和界面极简单却有极丰富应用的iPhone这一真正的破坏性创新开启智能和3G时代后，盛极一时的中国山寨机的末日警钟便已敲响。

由于苹果采取的是“终端+软件+应用”的商业模式，山寨所依赖的外形和功能优势被彻底颠覆。现在，没有人想要能开酒瓶的手机，人人都喜欢能下载应用、玩游戏、看视频的手机。

山寨的创新能力似乎已到穷途。最近被网友广为转发的一条微博戏谑道：现在，iPhone用户有三大爱好：游戏、拍照、发微博。山寨用户也有三大爱好，不过依然是——凤凰传奇、凤凰传奇、凤凰传奇。

虽然联发科非常清楚，自己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3G芯片上复制2G时代的成功，但知易行难，直到如今，其也没有推出一款真正“质优价廉”的3G芯片。

而握有芯片核心技术的高通，在3G时代几乎享有了绝对的话语权。这导致3G芯片的价格居高不下，山寨机最核心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

在与数据消费紧密结合的3G时代，电信运营商以各种形式的补贴拉低3G智能手机的价格，甚至可以实现“零元购机”，以此吸引消费者进入自己的网络。这无疑对无法获得补贴的山寨机施加了更大压力。

“山寨”的去处

对于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山寨产业，深圳市政府的态度颇为微妙。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深圳市市长的许宗衡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规范引导‘山 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后一度引发争议。一些代表认为，政府如此表述，有支持侵权行为之嫌，建议删除。经过数轮讨论，在最后 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山寨”一词被换成了模棱两可的“初级创新产品”。而“走模仿开发创新路径”也被改成了“提升品牌，自主研发”。

其实，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一些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山寨厂商也意欲从良。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易事。因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山寨的命运往往不受自己控制，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模式变迁以及联发科这样的芯片集成商的进化速度，都可能让它死于非命。

2008 年，上网本风行一时，一些山寨厂商高调上阵，当年3月，甚至在深圳召开了“中国首届上网本暨山寨本产业高峰论坛”。一些打算打自主品牌的山 寨厂商放言：“中国山寨上网本将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但仅仅半年时间，上网本就被一个更新的产品——平板电脑所淘汰，一些投入巨资的山寨厂商因此而血本 无归。

深圳市政府也曾试图清理过这个市场。2008年前后，媒体曾掀起一股揭露山寨产业黑幕的报道热潮。舆论压力之下，深圳市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华强北“清场”。此后每逢3·15，都要检查一遍。

为了逃避检查，一些山寨厂商甚至将工厂放在山上，工人则每天车接车送。一位在山寨手机厂工作的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她在打工期间印象最深的， 除了加班，还有应付检查。她记得有一天晚上10点，突然有人报信，检查的来了。老板下令，关灯，原地趴下。她们就这样趴了两个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大运会临近，严打之风又紧，“保护知识产权，成就和谐大运”的条幅在深圳华强北随处可见。

然而，据吕志平透露，这些“严打”，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几乎每一次清场，他都会提前接到通知，只要不将那些冒牌机明目张胆地摆到柜台上，就没事。

“这么大的产业，深圳怎么可能真正查？”吕志平反问。在他看来，如果山寨垮了，华强北也就垮了——粗略统计，这个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山寨大本营，营业额早已超过千亿，仅就业人员就有二十余万。而其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所创造的产值和就业更是无法统计。

(应被访者要求，吕志平、朱旺为化名)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 发自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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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莎莎_华强北演义 http://www.sznews.com/tqb/20050727/ca1761563.htm

[2] 深圳特区报 2005年07月27日

[3] 深圳新闻网 http://www.sznews.com/n2/ca1491603.htm

[4] 深圳商报 2005年3月17日

[5] 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3/200349/gd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