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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
　　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约1400－1468
　　约翰内斯·古登堡（又译作“谷登堡”、“古腾堡”、“古滕贝格”，约1400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1468年2月3日逝世于美因茨）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界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发明家谷登堡，一向被西方称作“活字印刷之父”，他在1448年用活字模浇铸了铅字，印刷出《四十二行圣经》，以后又印了《土耳其历书》。但是，确切地说，谷登堡只是活字铅印的发明人：最早的活字印刷技术，应当说，是中国人毕升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5年）发明的，他的活字用胶泥做成，他同时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　　

　　古登堡于1394年到1404年间出生于一个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和商人家庭。他家庭原来的名字是根斯弗莱希，但按照当时的习惯，他将他的名字改为他家庭的主要住址的名称（古登堡府）。尽管在中国活字印刷术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被发明了，但在欧洲他是这个技术的发明者。
　　从1434年到1444年古登堡住在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办了一个公司。1439年他为去亚琛朝圣做了许多金属的镜子，但由于在亚琛爆发鼠疫，这次朝圣被推迟到1440年。他的交易人觉得他们受了古登堡的欺骗，因此双方打到了法庭上。

　　关于古登堡的生平中只有很少确切可知。他发明印刷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他将当时已知的许多不同的技术有效地组合到一起。
　　此外他在斯特拉斯堡铸镜子的经验也为他的发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研究出了特别的作为字母的合金和铸造法。用这个方法他建立了一套字母库，用此他印刷了他著名的《古登堡圣经》和其它一些书记和文件。
　　在建立他的印刷厂之前他首先得为了筹备基金而奔波。他从一个当地商人约翰内斯·福斯特那里借了一笔高债来办这个印刷厂。由于两人对如何分配赢利以及如何命名他们的合办公司发生分歧，两人在法庭前分手。古登堡雇佣了彼得·瑟法做印刷厂的主持人，瑟法使得他的印刷厂成为第一家商业的赢利的印刷厂。
　　《古登堡圣经》一共被印刷了约180份，其中49份今天尚存。据今天的研究，他的这个项目不是一次经济上的灾难，而是他以此挣了不少钱。

　　以下是比较确切的关于古登堡的行踪的数据：
　　1394年–1405年 在美因茨出生
　　1430年 1420年、1427年和1428年有记录的他在美因茨
　　1430年 出美因茨
　　1434年–1444年 住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办过多个企业，一些与“印刷”有关
　　1448年–1457年 住在美因茨，印了他的圣经
　　1465年 美因茨的大主教保障他的经济来源
　　1468年 在美因茨逝世和埋葬
　　今天的古登堡的像都不是按他的原形画的。
　　

　　古登堡使用金属的字母将它们排列成印刷的书页，这个方式崭新的地方是这些字母可以被重新使用，过去的木刻的底板无法重新使用，它们只能印刻在上面的那一页，而无法用来印其它的页了。直到今天为止古登堡的圣经算做是印刷艺术中的一份珍宝。尤其它的排版非常美丽。

　　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受到非常快的普及。在50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就已经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1200多万份印刷品。
　　维克多·雨果称印刷术为世界上最大的发明。古登堡使用的字母由铅、锌和其它金属的合金组成。它们冷却得非常快，而且能够承受印刷时的压力。印刷本身是使用转轴印刷法，印的是纸和羊皮纸。
　　古登堡的印刷术使得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许多，印刷量增加。这为科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使得欧洲的文盲大量减少。

　　2004年12月8日的“国际文化专刊”上有一则报道，题为《对谷登堡的质疑》，说一个意大利人最近对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提出质疑，认为谷登堡印
刷《圣经》用的是雕版而非活字。还介绍说这个观点在学者和藏书家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学者认为他的试验只是哗众取宠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几句也许是“狗尾续貂”的话，因为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上所起的作用，恐怕只有20世纪后期计算机的发明才能与之相比拟。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从现有资料看，大概是通过侨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首先传播到中东（其时间可能早到公元8世纪），然后才传播到欧洲去的（时间晚得多，可能到13 14世纪）。在欧洲，也和在中国一样，起初是用雕版印刷。但和在中国不大一样，在欧洲它不大用来印刷书籍，主要是用来印刷纸牌、圣像之类的图片。雕版印刷的书籍在欧洲少而又少，远不像在中国那么普及，原因之一，大概是在中国雕版印刷一直采用手工操作，而在欧洲很早就使用了“机器”。从原理来看，那机器的发明很明显受到酿造葡萄酒用的榨汁机的启发。机器的使用有一个好处，就是印刷效率比较高；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用机器印刷压力很大，雕版很容易破裂。正由于这个缺点，雕版印刷在欧洲的使用远不如在中国广泛。

　　应该说，活字印刷的原理是不难想出来的，在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印章的使用是很早、很普遍的事，欧洲人也很早就有用火漆封信并加盖印章的做法。活字印刷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怎么制造活字。根据现有资料，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但由于造活字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黏土，强度不够，所以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得到推广。后来虽然使用过木活字和多种金属活字（包括锡活字、铜活字和铅活字），但效果都不理想。在中国使用过的金属活字里，最通行的是铜活字，但它有不易受墨，印刷出来的书墨色不均匀的毛病。

　　欧洲的活字印刷，现在公认是由德国人谷登堡（也译作谷滕堡，JohannesGutenberg，生年不详，死于1468年）发明的。我曾在《为什么是英语》一书里，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谷登堡的主要功绩，实际上是发明了一种适宜于铸造活字的合金，这种合金由一定比例的铅、锡和锑组成，既容易浇铸成形，又经久耐用。由于这个原因，它被叫做“活字合金”，有时也译作“铅字合金”，因为在所用的三种金属里，铅是最主要的一种；用它铸造的一个个活字（德语叫做“beweglichenLet鄄tern”，可移动的字），便是“type”（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原来的意思是模子、印模）。在印刷行业，这种合金沿用了五百多年，一直到计算机技术取代活字排版技术，它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谷登堡能够解决活字铸造问题，大概与他的经历有关。他虽然出生在美因兹一个城市贵族家庭，但很早就家道中落了，所以他做过首饰匠和宝玉石工匠，还做过制镜工匠。附带说说，几年前《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一篇题名《千年纪》的文章，说“1455年，哥德史密斯·古腾堡在德国印刷出版了《圣经》。”显然是把他的职业“金匠”（德语Gold鄄schmidt，英语goldsmith，音译便是“哥德史密斯”）误当作他的名字了。金匠是制作金银首饰的，而制作这些首饰所用材料并非纯金、纯银，实际上大多是金、银、铜的合金，视三种金属比例的不同，合金的颜色、光泽、硬度、韧性也就不同。作为制镜工匠，一项重要工作是往玻璃板上涂敷反光材料（通常是银汞剂）。这些经历不仅使他手巧，而且使他具备了相当的冶金知识。另外，欧洲人又有源于炼金术的喜欢做试验的传统，所有这些，对谷登堡发明活字合金应该都起了很大作用。

　　大约在1455年，谷登堡在他的家乡美因兹，印成了著名的拉丁文《42行圣经》。现在美因兹市中心有一个谷登堡广场，一座谷登堡纪念像和一个谷登堡博物馆。谷登堡圣经全书1,284页，每页两栏，每栏42行，每页共印字母约2,500个。边框和栏间都彩绘有装饰物，包括花草、鱼虫和仙女，还有白鹤、孔雀等飞禽，十分精美华丽。正文用的是所谓哥特体，字形粗黑，庄重古朴，所以这名字后来又被用指黑体字。

　　这部圣经是西方第一部活字印刷的完整书籍，当时印数不详，现在尚存的还有47部。不过应该注意，5年前（1445年）谷登堡已经承接过一次印书任务，那是一本14页的拉丁语课本，印了300本，每本1“Gulden”（德国古时用过的一种金币）。印这本小书，大概起到了为印那本1,284页的大书“热身”的作用。谷登堡能够大批量印书，与那时欧洲人已经学会造纸，昂贵的羊皮纸，已经被价格低廉得多的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取代有关。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和印刷术一样，造纸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叶传入阿拉伯，然后传到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1150年传到西班牙，再从那里传到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羊皮纸其实就是当“纸”用的羊皮，在学会用植物纤维造纸以前，抄写一部《圣经》至少得用三百只羊的皮，其昂贵不难想见。据记载，在谷登堡活字印刷以前，一部手抄《圣经》要值500“Gulden”，在美因兹那足够把半条街上的所有房子买下来了。

　　除此以外，谷登堡活字印刷能够取得成功，还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欧洲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纺织业就已经在使用印染技术，而印染与印刷，从原理上说并无根本差别，只不过一个印在布匹上，一个印在纸上。其二，在中国和整个东方，印刷一直都使用水溶性墨水，这大概与我们写字作画都用水溶性颜料有关，众所周知，中国画不是水墨画便是水彩画；而在欧洲，印刷从一开始便使用油基墨水，这大概与欧洲人写字用墨水，作画却很早就用油彩有关。这样，困扰中国人的金属活字不受墨的问题，在欧洲便没有出现。

一、什么是铅活字版
　　铅活字版印刷术，是用铅活字排成完整版面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这种印刷工艺技术是用铅、锑、锡三种金属按比例配比熔合而成，机器印刷，是一种比中国传统的铅活字印刷术更为先进的印刷术，我们也称之为凸版印刷技术。
　　凸版印刷术，是用图文部分高于空白部分的凸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中国发明并延用一千多年的传统印刷--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属于这类印刷术。而我们这里所讲的凸版印刷术，是指由西方传入的我国近代印刷术中的凸版印刷术。凸版印刷包括铅活字版印刷、以铅活字版为母版的泥版翻铸铅版印刷、纸型翻铸铅版印刷和照相铜锌版印刷，其中，以铅活字版直接印刷传入最早。
　　铅活字版直接印刷工艺流程如下：
　　字模镌刻→铸造铅活字→拣字排版→装版→印刷
　　若采用这种工艺技术印刷中文书刊，首先要解决中文铅活字的制作技术问题。中文铅活字制作的研究，早在铅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开始，现知最早的含有由活字排印的汉字的西文书籍是1585年印刷的《中华大帝国志》。此后，1804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巴罗（1764-1848)著的《中国游记》一书中也穿插了一些汉字，并于汉字后附有英文意译。

二、铅活字版的发明者——谷登堡
　　约翰·谷登堡 (1397-1468)是缅茵兹市一位具领导地位的公务员，发明用活字与机械来印制书籍的方法。
　　约翰·谷登堡熟知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的字模方式来制成印刷版子，但很快就察觉到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能移动，为能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使用溶化的金属铸造个别的铅字，为此谷登堡选用手写字体作为篮本，为了能模拟手写格式，使一般人不易分辨手写书籍和铅字印刷品的差别，他特地选用"textura"字体 (哥德体的一种)作为范本。
　　约翰·谷登堡为每个字母与每个符号制作一个钢模，压在软铜块上形成一个铜模，如此即可铸造大量的铅字。为此目的，约翰·谷登堡发明一种手铸工具，将铜模放置其中，只要倾入溶化的合金，字母与符号即可产生，这种合金包含铅、锑、锡与少许比例的铋金属，并于1450年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　
　　但仅是如此仍然不够，印墨也必须自行生产，为此他又发明了脂肪性的印刷油墨。然而这一切准备之首要工作，仍是要制造一部印刷机，为此，他又发明了木制印刷机。
　　经过三年的辛劳工作，四十二行拉丁文圣经终在1455年印刷完成，约装订成200册，每册有1282页，每本都是一样完好而美观。
　　从此，他的发明品很快地传遍全球各个角落，使全世界均能用这种印刷方式印刷有形的读物，从古而今，由远而近，世界各地均有目共睹。

三、谷登堡对现代印刷技术的贡献
　　谷腾堡的近代铅活字印刷术虽然是在比其早约400年的我国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影响下所创制的，但因其成功地发明了由铅、锑、锡三种金属按科学、合理比例熔合铸成的铅活字 ，并采用机械方式印刷而功勋卓著。西方各国以此为先导，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开创了以机械操纵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印刷史上的新纪元。
四、凸版印刷技术的发展
　　1．新式铸字机
　　十九世纪初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铅活字制作技术，在此后的发展中，铜模制作可谓日新月异，铅活字铸造也随之改进，并由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发展。起初，浇铸铅字用的是手拍铸字炉，后来改用脚踏铸字炉和手摇铸字炉，速度增至每小时铸字七八百枚。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引进"汤姆生自动铸字炉"，不仅铸字已日造一万五千余枚，且铸出铅字不必加工即可直接使用。至此，铸字技术已臻于成熟。
　　2．泥版、纸型铅版印刷术
　　泥版、纸型浇铸铅版制成的印版，通常称其为"复制版"。复制版的制作工艺，是首先按要求排成与铅活字版直接印刷完全相同的活字版，再以活字版为母版用泥或专用厚纸压制成称作泥型和纸型的阴文型版，然后用泥型或纸型浇铸铅版，最后用铅版(整版)作为印版装机印刷。这一工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标志着近代的凸版印刷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纸型是法国人谢罗于1829年发明的。到1871年，美国人B.B.Blackwell创用薄铅版，垫以木底印刷。纸型的发明应用，使凸版铅印技术趋于成熟。当时一副纸型可以浇铸铅版十余次。这样，铅活字版排好后，一经打成纸型，即可拆版还字，留存纸型待用。纸型不仅便于保存，且因其轻便，可以运往遥远的外地，多地印刷。为书刊、尤其是报纸的印刷与发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照相铜锌版
　　凸版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是照相术应用于印刷制版而出现的照相铜锌版的发明和应用。
　　照相铜锌版是照相术应用于印刷制版之产物。主要包括照相铜版和照相锌版，习惯上合称铜锌版。由法国人M.Cillot发明于1855年，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
　　照相铜锌版发明初期，为单色线条图照相凸版，图面无浓淡层次之分。1882年，德人Meisendach发明照相网目版，将照相制版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遂有单色照相网目铜版和二、三、四色照相网目铜版之创制，为照相制版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照相锌版和照相铜版的制作工艺大致相同，均首先将原稿拍摄成阴像底片，然后将阴像底片贴敷在涂有感光层膜的锌版或铜版之上进行曝光，曝光之后，底片上的图文即可转移到锌版、铜版表面，再经化学药液腐蚀处理，制成图文高于版平面的金属凸版，上版印刷。所不同者，锌版一般用于单色线条图画之印制；而铜版则多用来制作带有浓淡层次的图画，故需在拍摄底片时加上网目版，用网点来反映原图的浓淡层次。如需制作彩色图稿，则需采用三色照相铜版法，即在拍摄照相阴像底片时，在镜头前面(或后面)分次插入红、绿、蓝三原色滤色镜，并改变网目角度，拍摄出黄、品红、青三种分色底片。再用三张分色底片分别晒制三块分色铜版。这三块分色铜版经过腐蚀、修版之后，即可作为分色印版，逐 版套色印刷。
　　4．凸版制版、印刷机械
　　凸版印刷机械，主要包括凸版制版机械和凸版印刷机械两部分。其中，凸版制版机械主要是用于活字制作的铸字机械和用于翻制复制版的压型机，以及照相术用于凸版制版后出现的制版照相设备；凸版印刷机械则主要是各种凸版印刷机。这些机械设备，尤其是早期的比较简单的机械设备，因其在欧洲已在应用中，故多是直接来自西方各国或经日本传入中国。

　　1．纸的运用与出版发生不可分隔的联系，端赖印刷术的出现。印刷术带给出版业的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应是雕版印刷术成熟时期的作品。据信，我国在公元7世纪左右的唐代初期，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1040年左右，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板活字印刷术，1450年左右，欧洲人谷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谷登堡的印刷术是否受到中国印刷术影响尚存争议，但中国造纸术为谷登堡现代印刷技术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

　　毕昇的活字印刷虽然代有改进，中国古代先后产生过木活字、瓷活字、铜活字等印刷技术，但始终未获普及，雕版印刷一直占据出版主流。中国历代累积的有据可考的著作约有30万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清代，每种著作平均印数在100册左右，以此推断，自中国印刷术发明直至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古代印刷的书籍总量不过3000万册，而有清一代，中国人口已达四亿之众，无论是书籍印刷总量，还是人均占有书籍册数，都算不上丰富。究其原因，钱存训认为，相较西方的字母而言，中国汉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活字印刷难度很大，同时活字印刷出版又是一个高投入的产业，非得有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能维系其发展，在中国，恰恰是需求并不充足，批量生产的规模效应得不到彰显，活字印刷术无用武之地。反观西方，尤其是谷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谋求利润成为出版业的发展驱动力；盈利之后又会进一步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由此使得印刷术不断改进，出版业得以蒸蒸日上。

　　印刷术的发明是出版史上的巨大进步，它使书籍的制作成本大幅度下降，批量生产由此成为现实。据明代胡应麟和清代叶德辉的考证，唐初手工抄本的成本高昂，是印本成本的10倍。也就是说，同样的资金，可以生产出10倍于手抄本的印本，由此可以推断，雕版印刷的批量生产已经显现出规模的优势。到了五代和北宋，雕版工艺日臻成熟，加以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印书成为一个可以获利的行业。五代后唐宰相冯唐和后蜀宰相毋昭裔都曾组织人力刻印《九经》、《文选》等典籍。此外，毋氏还自己出资刻版来印制书籍，所刻书籍遍及海内，并通过印书集聚了很多财富，后世子孙因此而衣食无忧。官宦士大夫参与刻书成为一种传统，仅南宋时期就有陆游父子、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一百多位官员参与刻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但持传统道德观念的人士却因为朱熹的刻书有商业行为而对其大加挞伐。两宋时期，是中国出版发展史的黄金阶段。北宋时，有文字可考的刻书之地仅有30多处，到南宋时数量已激增至近200多处。技术的进步不仅使官刻繁盛，私刻亦飞速发展。浙本、建本、蜀本影响深远，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和眉山、山西平阳是著名的出版中心。刻书售卖因为有利可图，普通百姓纷纷热衷刻版印书，并将其作为谋生手段。许多家族世代以印书为业，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宋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社会教育水平最高、最普及的时期之一，印刷技术不断提高带来书籍和文化的普及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甚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得以形成、巩固和发展，亦有赖于斯。

　　2．书籍因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逐渐从神圣走向世俗。

　　在西方，印刷术发明前，欧洲的书籍出版也是凭借人工手抄，手抄书时代的欧洲，抄本内容单一，多为宗教典籍。抄本价格昂贵，能够分享书籍带来的智慧的人多是贵族和教士。据法国著名学者巴比耶的研究，印刷术发明后，从1450年到1500年，印刷业已经在欧洲250多个城市兴起，并逐步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书商和印刷商成为社会的“新宠”，凭借书籍出版和印刷他们往往跻身上流社会。据英国学者麦克格雷考证，1450年，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前，欧洲大约只生产过3万种图书，而从1450－1900年，短短四个世纪，就已出版了1125万种图书，图书生产能力增长了375倍，这个伟大的奇迹无疑是印刷术创造的。此后，印刷技术不断革新，18世纪末，英国人首先发明了耐用的铁质印刷机，19世纪初期，德国人柯尼希发明了蒸汽动力铁质印刷机，印刷速度和效率成倍提高，书籍的生产能力更加突飞猛进。

　　印刷术还使书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呈现方式的丰富化和多元化。手抄书时代，书籍已有插图，但因为绘制复杂，并未普及。印刷术发明后，批量生产节约了成本，插图本越来越多。尤其是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照相术后，照片逐步被运用到书籍中，相比以往在人工印刷机上的手绘木刻插图本书籍，蒸汽动力印刷机和照相术使书籍的品质有了根本上的飞跃。插图和照片的使用，使读者成倍增加，所谓“绘画是俗人的文字”，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看书，不仅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也为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市场。

　　其次，印刷术使书籍出版规范化，使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得以诞生。在欧洲，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生产是靠很多抄书坊，各个抄书坊有自己的风格和书体，手抄本也因此规格不一，尤其是抄写过程中有意无意的疏漏，这些都对书籍的有效传播产生了影响。印刷术发明后，印书坊在书籍出版过程中，自觉承担起规范版本和语言的责任。正如费夫贺和马尔坦所言，“印刷术带来的语言统合历程，对于德国写作语文的成形，贡献特别显著”。“书籍产业为谋取经济利益而鼓励书刊以民族语文出版，最后则助长了这些语文的茁壮，同时造成了拉丁文的衰微。……各种的方言，受惠于印刷机的力量而博兴，终究瓦解了万流归宗的欧洲拉丁文化。”英国的第一个印刷业者卡克斯顿在印制《百科全书》时说：“那种正在形成的英语，在各个郡是不一样的……我把这本书的规模压缩一下，翻译成我们的英语，不是用我们粗俗的语言，也不是用奇特的语言，而是用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语言。”事实上，印刷术的规范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书籍印刷的范畴，正如加拿大伟大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西方机械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由印刷术塑造的。”“印刷术产生了第一种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商品。同样，它也造就了福特牌汽车、第一条装配线和第一次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一切后继的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型。没有拼音文字和印刷机，现代工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言之，没有印刷术，就没有今日之世界。

　　再次，印刷术使书籍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为时空并重的媒介。从此，书籍的印刷和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空间也大大扩展。此外，印刷术带来书籍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改变了图书馆作为帝王权力象征的局面，打破了知识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状况，越来越多的纸质书籍充实到在世界各地广泛建立的公、私图书馆中，新的科学的图书分类法也因此而产生，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概言之，印刷术为出版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譬如，印刷术为蔓延欧洲的宗教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技术基础。印刷术革新使书籍内容的多元化、世俗化和批量生产成为现实，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均有书可读，带动识字率上升，整个社会文化水平为之提高，由此带来的知识普及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印刷机成为大众权力的重要表征，诚如英国自由思想家理查德·卡莱尔所宣称：印刷机“如同真正的弥赛亚一样走来，将大众从国王和主教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英国桂冠诗人骚塞也认为印刷术“把学问送到了普通人的手里”。印刷术又使书籍的印刷、传播速度与传播数量得以成倍提高，宗教新义能够更便捷广泛地深入人心。1409年，欧洲胡斯教派不满宗教现状而厉行改革，其宗教新理念未得广泛流播便以失败告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于谷登堡印刷术产生后的16世纪初，借助现代印刷术，他的宗教新义15天内就遍布德国的各个角落，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胡斯与路德，除却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他们的宗教革新一败一成，印刷术是决定其成败的重要一环。著名的美国媒体文化研究专家尼尔·波兹曼认为，路德的新教发展成了一种书籍的宗教，由此改写了欧洲文化的知识版图，印刷机推动的知识传播使北欧民众的文化修养和情感修养以及抽象思维能力开始赶超了地中海沿岸地带。可以这么说，印刷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它显示了巨大的道德力量。

　　印刷术还增加了科学书籍的出版，直接促进了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技类图书因内容需要往往要求附有大量插图，印刷术的进步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科技知识的传播提供了空前的便利。在中国，宋明之际，附有插图的印刷书籍大量出现，初刊于宋代的彩印本《营造法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利用印刷技术的进步插入许多直观的插图，是中国古代插图本科技类书籍的代表。尤其是《本草纲目》附有1100多幅药物图谱，对于人们阅读、学习、使用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16世纪初期，在欧洲人出版的书籍中，科技类图书已达3000种之多，占到图书总量的1/10。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在欧洲因传播的便捷而获得快速发展，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因印刷术的推动而来临。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印刷术是现代化数字技术的引线。因为印刷术，500年来，人类出版了越来越多的科技类书籍，这些书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又促使新的科技知识层出不穷，它们回馈了出版业，使得20世纪下半叶，一个全新的数字化传播时代悄然诞生。伊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而数字化技术的优势正预示着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数字文明型态的出现。

　　从文字的产生，到造纸术的发明，再到印刷术的运用，技术为人类的进步创造了条件，技术也推动出版业一路向前。技术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变革和进步，它在出版业留下的痕迹则是知识载体的趋向简易、快捷，不断更替超越。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在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技术构成知识，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提供物质表现，印刷术时代需要发明天才，数字化时代更需要科技英雄，历史需要蔡伦、毕昇和谷登堡，也渴望有更多的冯·诺依曼、王选和比尔·盖茨涌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是人创造了技术，但技术可以带给人的东西更多，落实到出版业，似乎尤其如此。